《三国演义》【摘要 书评 试读】- 京东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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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ame(src='//www.googletagmanager.com/ns.html?id=GTM-T947SH', height='0', width='0', style='display: visibility:')《三国演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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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研究
关羽，在“圣”与“人”之间徘徊
——观新编京剧《关圣》由陈亚先、田沁鑫、关栋天等联袂创作的新编京剧《关圣》，在观众的期待中亮相于天蟾逸夫舞台。
关羽的故事，经历代相传，不断敷演，流传十分广泛。特别是罗贯中《三国演义》问世后，这个“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集忠信、仁义、勇武等品格于一身的人物形象更是备受推崇，由侯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圣，关羽的地位不断提高，实现了从“人”到“神”的转化，成为中华民族完美道德精神的象征。以“关帝”、“关圣”、“武圣”为主人公的戏曲作品，向来非常丰富，京剧舞台甚至形成了以演关羽为主、以关公红脸形象为特征的“红生”行当。《关圣》以关羽为主角，通过对这位忠义诚信的英雄形象的再塑造，呈现与传播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具有积极的文化意义。
关羽戎马一生，战功显赫——温酒斩华雄、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义释曹操、刮骨疗伤、战长沙、单刀赴会、水淹七军、战庞德……如何在众多历史和传说中加以合理的取舍，组成连贯的故事情节，恰到好处地彰显关羽的人格特征，是创作的关键。《关圣》选取了桃园结义、在曹营、斩蔡阳、古城聚义、义释曹操几个典型片段和场景，组成一个清晰的故事发展脉络，串联起关羽忠义诚信的一生。比如“桃园结义”永不背义忘恩的盟誓，为表现此后剧情、人物的精神品质做了很好的铺垫。关羽为了不负兄长之托、保护二位皇嫂，只得暂且归降曹操，虽受厚待与笼络，但均不为所动，在得知刘备去向后便“封金挂印”，“千里走单骑”，义无反顾追随兄长。这一特殊经历不仅没有给他留下骂名，反而使他忍辱负重的可贵精神更加令人激赏。在“古城相会”一段，编导让关羽面对蔡阳的逼迫和三弟的斥责，在两难境地中挥泪斩杀蔡阳，尽显其重情、重义的仁义之心，使其舞台形象更为丰满，显得真实可信。全剧最后是华容道再遇曹操，关羽不忘曹操当初的隆情厚谊，经过一番矛盾挣扎，他冒着违背军令的惩处义释曹操，足见其义重如山的品格。正如《三国演义》中所赞“拼将一死酬知己，故令千秋仰义名。”
在三国故事中，关羽和曹操通常是作为正反两方面的代表人物而形成鲜明对比的，因而发生在关羽和曹操之间的故事，也最能体现关羽的形象和人格精神，激起人们的赞赏和崇敬之情。《关圣》主要围绕这条主线，在关羽降曹、离曹、释曹的一系列境遇、曲折中，抓住人物在矛盾、纠葛中的道德言行和表现，完成了对关羽舞台形象的塑造，而关栋天激情四射的唱白，表情动作的细腻变化充分揭示了人物的心理，使其形象更加鲜活。20年前，编剧陈亚先曾刻画了曹操与杨修这两个性格鲜明、富有光彩的艺术形象。20年后，陈亚先又将曹操同关羽一起作为主要角色来刻画，表现出曹操与关羽既是敌对阵营、又英雄相惜的特殊关系——他赏识关羽“真义士也”，对于关羽决意离去颇为无奈、慨叹刘玄德“何德何能”。追与不追、杀与不杀，以及他日重续旧情的约请，曹操的所思所为、无一不对关羽忠义诚信的品格起了很好的烘托作用。笔者认为，若在挖掘、表现关羽与曹操之间的故事演变、矛盾冲突和感情纠葛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戏剧性的营造，充分调动唱念做打的优长、完全可以将该剧演绎得更加精彩。
然而全剧却把较多的表演空间留给了两位丑角——土地公婆，让他们发挥串联场次、评点解说的作用。两人插科打诨，从人物评说、剧情点拨到对时下各种热点现象、流行术语进行调侃。这种类似“海派清口”的表演贯穿全剧始终，难免有喧宾夺主之嫌，削弱了故事本身所具有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如此安排，也许为了阐释、突出关羽的忠义行为，使今人与古人进行跨越时空的沟通。这种意愿虽好，但剧作人物塑造和总体气氛的营造，始终是应被首要考虑的关键因素。
关羽的被神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这种现象基于人们对关羽精神人格的不断升华、对完美人生境界的追求。当今社会，神早已走下圣坛、将关羽作为“人”的完美形象刻画好、塑造好，让观众切实感受到一种可贵的精神和永恒的人格魅力，便可完成对历史文化的阐释和当代象征意义的构建了。倘若只将关羽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去图解，并通过丑角附会之类与剧情缺乏内在关联的形式去展示关羽由“人”而“神”发展的过程及其现象，便收不到应有的效果。传统戏剧向来是通过搬演忠奸善恶的故事发挥着娱乐民众、开启民智、传承文化的作用，无论哪个阶层的观众，都能从舞台上获得自己的体验和收获。如今的观众，接受力、判断力和感悟力已大为增强，而《关圣》讲述的又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插科打诨的运用，画龙点睛式的点化犹可，过多的戏说笑侃则无必要。这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锦上添花，用得不好则可能流于庸俗。试论《三国演义》关羽形象类型化与多样性的统一——对于关羽“义绝”形象的补充
内容提要&《三国演义》一书成功的塑造了关羽“义绝”的形象，但同时也展示了其性格的多样性，从而使得关羽形象具有类型化与多样性相结合的特点。关羽之“义”有着极为丰富而复杂的内涵：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仗义；有对国家和刘备的忠义；有知恩图报的信义；有对败军心存善良的仁义；有不愿乘人之危的侠义。同时，关羽之勇也是作者极力想要表现的性格方面：温酒斩华雄，单刀赴会，水淹七军，刮骨疗毒，等故事至今脍炙人口。然而在关羽身上也同时具有居功自傲、刚愎自用等性格弱点。
&毛宗岗曾这样描述关羽形象：“青史对青灯，则极其儒雅；赤心如赤面，则极其英灵。秉烛达旦，人传其大节；单刀赴会，世服其神威。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酬思之谊重。……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并且毛宗岗将关羽定义为“义绝”。通过小说中的一些典型情节，关羽的形象的确可以定义为“义绝”，且成为类型化人物的典型，这一点也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但是从《三国演义》整体的故事来看，在关羽身上却不仅仅有“义”这一个特点，如文中某些篇章情节也描写了他的刚愎自用，骄傲自负等性格弱点。
一、“义绝”
“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酬思之谊重。”毛宗岗据此对《三国演义》中关羽进行了“义绝”的定义，除此之外，关羽的“义”还体现在其它事上：有抱打不平的仗义，如在桃源三结义（第一回）中，叙说了关羽出逃在外的原因是杀死了欺凌乡里的恶霸；有对国家和刘备的忠义，如许田围猎（第二十回）时，关羽要斩欺君罔上的曹操，但顾虑到可能威胁刘备等人的性命而放弃。另有如为了刘备二夫人的安全而降汉不降曹（第二十五回），且为寻兄千里走单骑；有知恩图报的信义，这一点主要是通过“斩颜良”（第二十五回）、“诛文丑”（第二十六回）；有“华容道放曹”（第五十回）、对败军心存善良的仁义，；此外关羽之义还体现在不愿乘人之危让黄忠回去换战马的侠义，等等。
二、关羽性格“义绝”之外的其它方面
<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6.0font-family:华文新魏;color:#、智勇双全
温酒斩华雄中（第五回），华雄先后的斩了诸侯联军四员大将，而关羽却在倒下的酒凉之前将华雄的头带回，以此夸张和对比的手法来展示关羽之勇。“斩颜良”（第二十五回）和“诛文丑”（二十六回）对于关公神勇的表现手法与此类似，颜良和文丑都是骁勇善战难逢敌手之辈，却被关公轻易斩杀。过五关斩六将（第二十七回）也是关羽之勇的又一表现和其业绩的重要组成部分。
单刀赴会时，去之前，将东吴众人比作“江东群鼠”，只带了十数人跟随；去之后，关羽从汉室基业的角度证明荆州当归于刘备所辖，使东吴众人哑口无言；在返回时，不但与周仓演了一出双簧，更是挟持了鲁肃，令其副将不敢轻举妄动，为自己安全离开东吴提供了保证，凸显了关羽的智谋、勇气和凛然不可侵犯。
而另一件使关羽的智谋得到凸显之事，便是水淹七军，在此一战中，关羽充分利用了天气的变化和影响以及地形的因素，同时还有对敌军的了解，这一战使其名震华夏，孙曹为之胆寒。（详见第七十四回）
另外，提及关羽之勇，刮骨疗毒（第七十五回）一事则更可谓是妇孺皆知。关羽笑着拒绝了华佗先将手臂缚于大环之中的建议，然后一面与马良下棋，一面刮骨。在“悉悉有声”的刮骨过程中关羽“酒食肉肉，谈笑奕棋”并在治疗完毕后，大笑道：“此臂伸舒如故，并无痛矣，先生真神医也！”真可谓豪气干云。
<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6.0font-family:华文新魏;color:#、关羽的性格弱点
“性格的成因与环境有关，”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位的提高，关羽争强好胜的性格特点逐渐显露出来：平定益州时与同为刘备手下大将的马超争胜（第三十五回）；刘备做了汉中王以后，因不服自己与他人并列“五虎大将”，竟提出不合理要求（第七十四回）；对于自己的部将，他不善涵容抚绥，稍不如意，便加训斥，显得极为不睦人情：“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将军仕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轻己。自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对于盟友，他缺乏应有的尊重，动辄恶语相加，“（孙）权遣使为子求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权大怒。”孙权后来袭取荆州，占据长江，可以看做是对刘备集团背信弃义的报复；在白衣渡江一节（第七十五回），驻守荆州时，随军司马王甫曾提醒关羽提防东吴来夺荆州，但关羽却由于看不起东吴，根本不把王甫的话放在心上，仅仅增加了几座烽火台，而后又因骄傲轻敌，且在东吴赞誉之下放松了警惕，以致中了吕蒙与陆逊的计谋，大意失荆州，并最终丢了自家性命。
三、对于关羽形象的总论
在关于《三国演义》中人物形象是否类型化的讨论中，傅继馥先生曾经在1983年提出：“《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重要人物形象是古代文学中类型华艺术典型的光辉高峰和不朽的范本。”并且对于什么是“类型化艺术的典型”，傅继馥先生也给予了我们一个判断标准：第一，“重要艺术形象都有一个主要特征，它表现得非常突出，并在形象内部诸因素中占有决定性的位置。”第二，“人物的主要特征及其他因素基本上稳定不变，缺少纵横诸方面的发展变化，处于古典式的静穆状态。”第三，“人物形象的内部诸因素处于古典式的和谐中。形象回避了性格的复杂性。”
结合之前的论述，桃园结义，降汉不降曹，千里走单骑，义释黄忠，甚至包括为曹斩颜良诛文丑和华容道放曹等事，都可以看作是关羽“义”的体现。借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关羽的性格之中“义”的突出性，甚至他日后性格上的变化及所犯的军事上的严重错误，也都可以理解为是他被“义”束缚了思想，影响了正常的思考与判断，但也正因如此才使得关羽的形象有了明显的类型化的痕迹，并使其在民间备受推崇。
我们说关羽这一形象具有明显的类型化痕迹，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关羽的性格“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统一体，笼罩着强烈的悲剧气氛”：
（1）他忠于蜀汉，忠于刘备，立志于“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并为此奋斗不已：对刘备尽忠尽义，将生死、功名置之度外，桃源结义，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可谓义薄云天。但是，他又不能明确最起码的敌我界限，而是以“义”和道德作为行为处世的原则，如华容道释放敌酋曹操。
（2）他能够审时度势，将事情处理的既有原则又有谋略，下邳被围，为了二位嫂夫人的安全，他“降汉不降曹”，但是他又自以为是，不能顾全孙刘联合抗曹的大局，贬损孙权之子（“虎女安肯嫁犬子乎？”），破坏了两家的联合。
（3）他富于谋略却又刚愎自用，单刀会和水淹七军显示了他非凡的智慧和谋略，但随着功绩的显赫和地位的提高，关羽开始轻敌而导致丢失荆州、败走麦城，并最终丢了身家性命。
（4）他不计利益得失，却又贪慕虚名，在曹营之中时，曹操曾赐他锦袍美女、宝马良驹并予金银厚禄，他却丝毫不为所动，坚持挂印封金，往千里之外去寻刘备，但是他又要求在别人眼里能凸显自己的地位，为虚名所累。
总而言之，关羽形象是具有类型化性格的痕迹，但是不能简单的看作是纯粹的类型化，在《三国演义》一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关羽性格的多样性。应该说《三国演义》是一部“运用典型化理论创造了具有个性化性格特征的典型群体的文学作品。”所以，可以说关羽的形象是十分复杂而鲜明突出的，可以看作是古代形象塑造中由类型化向个性化的转变。
[1]毛宗岗《读三国志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2月第1版，第2页.
[2]石昌渝《论〈三国演义〉人物形象的非类型化》，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
[3]冒勖、叶胥《三国演义的悲剧特色》，《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一期.
参考文献：
（1）《三国志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2月第1版
（2）福斯特《小说面面观》，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2年版
（3）杜景华《论三国演义性格强化的特点》，《三国演义学刊》第一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7月第一版
（4）沈伯俊、谭良啸《三国演义》辞典，巴蜀书社，1989年6月
（5）陶诚《毛宗纲的典型形象塑造论〉，《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8月第一版.关公如何从战将走上神坛？中国的关公信仰究竟分布多广，信众几多，只要看看中国关帝庙的分布便可知道：从黑龙江到台湾、海南岛，从东海之滨到西藏拉萨，随处都可以找到关帝庙。如果向海外伸延，在“汉字文化圈”的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乃至海外华人聚居区，也都建有关帝庙，而且规模都不小。古人有言：“山东文圣人，山西武圣人。”文圣人指孔子，武圣人指关公，两者并驾齐驱，均以德行著称于世，由此可见关公在民间信仰中的地位。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关公还被尊为商业的保护神，视为“武财神”，居于文武财神之首。在民间社会，关公被作为村落保护神和家庭保护神的地方比比皆是。
　　中国民间信仰多神，这众多的神在其神格没有固化之前，多数在民间只是以信仰的方式传承。民间信仰是造神活动的基础，也是关公崇拜的灵魂，没有信仰，就没有众多的神出现在民众的生活之中，也不会有那样多的关公庙、关公祠出现在各地区和各民族之中。
　　民间的造神运动不是一时一地的产物，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这种历史过程有许多的铺垫，在一种信仰氛围中才可以完成。在关公信仰和造神运动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三国演义》。但就以《三国演义》成书的过程而言，也绝非由罗贯中一人独自创作完成，他的创作素材来自如下几个方面：民间传说、坊间平话、戏剧创作、稗官野史以及陈寿的《三国志》。《三国演义》正是在这些素材的基础上加工创作而成，只不过《三国演义》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和所表达的思想，对民间的造神运动提供了契机。但究竟是哪些因素促成关公从战将走上神坛，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关公由人到神的演变
　　关公在民间有许多称谓，关老爷、关帝，关王、关爷、关圣、关夫子等。他本是三国时期蜀汉武将，姓关，名羽，字云长，今山西运城解县常平村人。史书记载：关羽亡奔涿郡。和刘备、张飞桃园结义，协助刘备建立蜀国政权。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在与孙权的战争中失败被俘拒降而遭杀害。
　　关羽死后，并非立即成神。从某种意义上讲，关公的成神不像一般的民间造神程序那样由民间发动，而是由上层发动的。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关羽被封为“汉寿亭侯”，死后又被后主刘禅追谥为“壮缪侯”。按照古老的习俗，凡是历史上建功立业的人，死后如得到封赐，都要建祠祭祀。不过大约从魏至唐，尽管有封赐，但关羽在民间的影响不算太大。唐时或见于传，称关三郎，为人鬼之流。唐末范摅《云溪友议》云：“蜀前将军关羽守荆州，荆州有玉泉祠，天下谓四绝之境。或言此鬼助土木之功而成，祠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说明在唐代前后，已有对关公的祭祀。到了宋代中叶，由于道教将关公纳入自己的神系，情况就大不相同，关公信仰不断加温。到了明代，特别是《三国演义》自元末明初出现后，关公信仰影响扩大，关羽的忠义形象深入官方和民间。明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神宗朱翊钧不仅封关羽为帝，而且敕封其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尊为护国佑民之神。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清代康熙皇帝西巡途经解州时拜谒关帝庙，亲书“义炳乾坤”匾额。雍正皇帝追封关羽的祖父、父亲为公爵。乾隆、嘉庆、道光对关羽的封号陆续增加，最后成为“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忠义神武关圣大帝”。统治阶级表彰关羽精神的核心，也是民间所能取得共识的道德准则，最终归结于关公形象的价值取向——“忠义”。“忠义”作为官方和民间在价值取向上的共识，使得关公成为一种符号和载体，寄托了官方和民间过多的诉求。也只有神才能承载这样多的诉求。
祭祀仪式是关帝信仰的核心
　　关公从降生到死后，民间的联想丰富多彩，如“磨刀雨”的传说、关公的脸为什么是红的等等。这些民间传说通过形象化的讲述，表达的是民众对关公事迹的评价，也对关公事迹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公成神后，修建关帝庙祭祀关公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其活动也变得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一座关帝庙，就是一方风俗民情的展示；一尊关公像，就是千万民众的道德楷模和精神寄托。
　　有庙必须有祭祀，祭祀必须有相应的时间和祭祀仪式，祭祀仪式始终是关帝信仰的核心。祭祀分民祀和官祀。民间祭祀表达的是民众信仰热望，比较松散，只要有诉求，随时随地都可以到庙里烧香礼拜。官祀是大型祭祀，比较正规。自从关羽被历代皇帝加封之后，对关公的祭祀就上升到国家大典的位置。据《关帝志祀典》载：“明嘉靖年间，定京师祀典，每岁五月十三日遇关帝生辰，用牛一、羊一、猪一、果品五、帛一，遣太常官行礼。四孟及岁暮，遣官祭，国有大事则告。凡祭，先期题请遣官行礼。”清代后期，祭祀关帝的典礼达到极盛。咸丰三年（1853年）将关帝正式脐列为“中祀”，祭关要“行礼三跪九叩，乐六奏，舞八佾，如帝王庙仪”。
　　现在关于祭祀的仪式已经十分模糊，无论民祀与官祀，都已不甚清楚，失去了祭祀仪式的规范性、庄严性和严肃性。特别是将严肃的祭祀活动变成官方举办的文化节，关帝庙似乎成了文化娱乐、文艺表演和洽谈贸易的空间。
关公信仰与非遗保护
　　关公文化是一种大文化。目前山西解州关公俗信已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说到关公文化的保护，我想应该从三方面着手。
　　首先，应恢复重建关公信仰的仪式。社会在发展，今天不可能恢复古代的祭祀仪式，但是俗信不是一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仪式文化是它必备的内容。所以作为关公文化，如果宫庙祭祀仪式已经消失，就不必强求，但民间的祭祀仪式是必须加以保护的。
　　其次，要保护民间关公信仰的生态环境。民间社会保存了很多关公信仰习俗，这些习俗是以什么方式传承的，要做田野考察，将其记录下来，作为保护的参考。不然只是重建关帝庙，就没有任何意义。如果考虑和旅游相结合，那就更要重视关公文化的内涵，使这种文化能供旅游者分享。
　　第三，要保护民间的关公传说。全国的关公传说浩如烟海，要通过田野作业用心收集。年）五月，刘备攻占汉中，六月底攻占了汉中东三郡西城、上庸、房陵，从而打通了从汉中到襄阳这段汉水，七月初关羽就率荆州军兵伐襄、樊。这三次战役如此地紧密，绝非偶然的巧合，而是刘备为跨有荆益的完整战略安排。
略论《三国演义》中关羽的“忠义”内容提要&《三国演义》中的关羽，是一个以义重如山而闻名的绝伦超群的人物，义是他最突出的美德，被清代毛宗岗称为“义绝”。本文论述了关羽忠义形象的形成，关羽忠义的内涵及特点，关羽是历史上忠义的理想化的完美典型，最后指出关羽的“义”，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关键词&关羽 忠义 局限性《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反映封建社会政治生活的优秀长篇历史小说，书中所涉及的“忠义”观相当复杂，表现忠义的地方也很多。小说的第一回，就以“宴桃园豪杰三结义”作为开篇，安排了作品的主要正面人物刘、关、张的出场。他们萍水相逢，互相爱慕，在共同的政治理想的基础上结为“譬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的异姓兄弟。“桃园结义”成为全书的开端，从而确定了人物的关系和全书内容的重点。在《三国演义》许多章回里，也多次的以“义”为题。例如，“勤王室马腾举义”（第10回），“会古城主臣聚义”（第28回），“关云长义释曹操”（第50回），“张翼德义释严颜”（第63回），“诸葛诞义讨司马昭”（第111回）等等。《三国演义》还塑造了许多忠义英雄形象，其中关羽的忠义形象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崇敬，并受到封建统治阶级尊崇、神化，甚至各民族的统治者都把他作为忠、义、勇的化身，尊为天上的神灵。
一、关羽忠义形象的形成
&&&&1.关羽忠义形象的雏形在民间艺术中早已出现，在宋元时期的许多作品中被不断完善。
&&&&宋代张耒《明道杂志》载：“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导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颇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可见，民间艺术皮影戏中的“关公为忠义殉难”感人之深。《三国演义纵横谈·元代的三国戏》提及关羽忠义的戏有《关云长古城聚义》、《关云长千里独行》、《刘关张桃园结义》。在元刊《三国志平话》中有“桃园结义”、“关公付印封金”的内容。
&&&&2.关羽忠义形象在《三国演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塑造。
在陈寿的《三国志》和其他史书中均无“刘、关、张桃园结义”的记述。而在元杂剧中虚构了“桃园结义”之事，不过杂剧中所描写的结义故事，只停留在“祸福同当”、“英雄识英雄相见恨晚”的基础上，思想境界显得不高。在《三国演义》刘、关、张桃园结义的誓词中特别点出“虽然异姓，结为兄弟，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充分说明他们结义不仅具有共同的思想基础，而且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且符合时代要求，这里关羽的忠义形象被塑造得更加为人民群众喜爱。
二、关羽忠义的内涵及特点
&&&&忠义思想是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组观念，是数千年封建社会中人们立身行事的根本，是思想道德行为的准则。忠、义这两个概念有一般内涵和特定内涵两个方面。从一般的涵义说，忠是指对别人尽心竭力，如“为人谋而不忠乎”；义指的是合理的，如“信近於义”。从特定的内涵说，忠就是对君王尽心竭力，对君王绝对服从；义，是指对别人，尤其是对朋友讲究信用，永不变心。
&&&&《三国演义》中的关羽，是一个以义重如山而闻名的绝伦超群的人物，义是他最突出的美德，被清代毛宗岗称为“义绝”。对于关羽的义，我们应当怎样去认识呢？美国汉学家罗伯特·鲁尔曼认为，关羽的义“事实上有多方面的涵义，彼此很容易纠缠不清，成为解不开的死结”，“尽管官方传记编写人如何解释，这位英雄人物仍表现出人生的复杂。”（《中国通俗小说与戏剧中的传统英雄人物》）他的这一看法有一定的道理。关羽这一人物形象的形成，曾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漫长过程，因而获得了历久不衰的生命力。在他身上，融聚着我们民族特有的传统道德观念和精神，反映了古代人民独特的审美意识。
&&&&关羽的忠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突出桃园之义；二是强调个人道德品质修养。
&&&&关羽信守桃园之义，书中主要是通过他和刘备、曹操三者之间的矛盾关系来体现的，这就是“关羽降曹”至“古城聚义”这几回的内容。
&&&&关羽降曹历史上确有其事，《三国志·关羽传》记载：“建安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奔袁绍，曹公禽羽以归”，说明关羽曾被曹操活捉过。到了《三国志平话》，关羽降曹就有了具体情节。先是关羽被困于一孤山，再是张辽劝降，在“关公自小读书，看《春秋左氏传》，曾应贤良举……曹公爱之”的美言下，关羽提出降汉不降曹等三个条件。这就要说明他不是被打败活捉的，而是暂时栖身。但是关羽这样的英雄主动投降毕竟脸上无光，他投降的原因也不太明确，缺乏说服力。于是在《三国演义》中，演变成关羽真正为义而降：张辽先去说降关羽立即以义拒之：“吾今虽处绝地，视死如归”，“吾仗忠义而死”，态度异常鲜明。张辽则抓住关羽“义气深厚”的特点，针锋相对地摆出战死而造成的三大不义：一是“当初刘使君与兄结义之时，誓同生死”，而今欲死，必背当年之誓；二是“今战死，二夫人无所依托”，“兄负却使君倚托之重”；三是“不思期共使君匡扶汉室，拯救生灵”。如此看来，拼命而死是有负于刘备的，为大不义，不死才能与刘备共同实现桃园之誓，才是大义，而要不死，只能投降。但是关羽是一个英雄怎能轻易投降呢？于是关羽理直气壮提出三个条件：“降汉不降曹”；养赡二位嫂嫂；“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总之，是有条件的投降。
&&&&关羽降曹是否失节呢？关羽所处的三国是一个群雄并起的乱世，正如书中人王粲所说，是“天下大乱，豪杰并起”，“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各派政治势力为了称霸中原而殊死争斗，耍尽阴谋诡计，互相欺骗和利用，今日为友，明日为敌的现象屡见不鲜。即使刘备这样的仁义之君，不也是先后投奔过刘恢、公孙赞、陶谦、曹操、袁绍吗？这正是时势使之然。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关羽投降曹操也就不足为怪了，更何况关羽降曹只是权宜之计，最终还是为了回到刘备的身边，对这一点他并不隐瞒，而是严正声明，光明磊落。关羽这样做，不但取得了刘备、张飞的谅解，也被曹操所接受，这正是关羽高于其它忠义之士的地方，也是他赢得重义美誉的原因。关羽有条件的降曹，是长期以来人民群众根据自己的愿望加在关羽身上的，这对强化关羽重义性格是关键的一笔。
&&&&如果到此为止，关羽的义还是表现得不够充分，于是便又敷衍出不见史籍而流行于民间的关羽“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故事。曹操为了留住关羽，千方百计地对他施以厚恩，“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赠送金银美女，封侯赐爵，还特意赠送异锦战袍和赤兔马。但关羽却把旧袍罩在所赠新袍上，不忘“兄之旧赐”，获赤兔马，也是因“若知兄长下落，虽有千里可一日见面”而喜悦。这两个情节，生动地反映了曹操和关羽之间若即若离的复杂微妙的关系。处在曹操厚恩之下的关羽，如果只是一味地无动于衷，那就不是“义气深厚”了。故书中又写关羽虽然“心在汉”，却也并非没有思想斗争，他曾对张辽说：“吾足知曹公待我甚厚。奈吾受刘将军恩厚，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可见他内心还是很不安的，因此他要“立效以报曹公，然后方去”，否则就不是重义之士。关羽为曹操杀了袁绍大将颜良、文丑，但仍感到“尚有余恩未报”。当他最后离开曹操时，留下一封饱含深情的辞信，流露着无限的感慨：“三思丞相之恩，深如沧海，返念故主之义，重若丘山。去之不易，住之实难。事有先后，当还故主。”这才是重义的关羽离开曹营时的真实的思想反映，足以说明他在曹营确实经受了一场忠义的考验，也惟其如此，才更显现出他对刘备“义不负心，忠不顾死”的披肝沥胆之志。
&&&&在封建伦理道德中，君臣关系属于“三纲”之首，它的具体体现就是忠。孔子说：“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事君，能致其身”，（《论语·学而》）都是要求臣对君尽忠，死而后已，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君为臣纲”一直被奉为万古不变的最高信条。在封建道德观念中，忠又常和义联系在一起，义，有时指兄弟关系，“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有时也指君臣关系。在《三国演义》中，忠义占有突出的地位它不但是区分正面人物、反面人物的主要标志，而且是维系尊卑上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规范。按照封建正统观念，忠又是高于义的。关羽的忠义观却是“忠中有义，义中有忠”，而且又常常是义在忠之上。关羽为了刘备，不但做到“降汉不降曹”，“身在曹营心在汉”，而且还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历经艰险投奔了刘备。最后他兵败麦城，在性命攸关之际义正辞严地回拒了诸葛瑾的劝降，“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改其节”，“身可损，名可垂于竹帛也”，终于为刘备尽义而死。很明显，关羽对刘备的义，包含着一个新的因素，这使它从维系尊卑上下关系的原则中下降到一般人中间，成为他们在患难之中互相扶持、同甘共苦的精神纽带，这不能不是对“三纲”的突破。清代章学诚正是在这一点上指责《三国演义》：“《演义》之最不可训者，'桃园结义’，甚至忘其君臣，而直称兄弟……”当然这是针对“桃园结义”不是史实而是虚构而言的，但这正是《三国演义》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一个方面。
&&&&关羽重义还体现在他的道德修养上。在《三国演义》中，关羽的一言一行，无一不符合儒家所提倡的道德修养的最高标准。
&&&&在封建伦理观念中，义往往成为评价一个人行为的标准，这一点董仲舒表述得最明确：“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义者谓宜在我者”，都是要求人们自觉地用义来约束自己的言行，遵守封建的伦理纲常。它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对待“义和利”与“志和功”（动机和效果）关系的态度上，而关羽在这两个方面都堪称榜样。
&&&&1.关羽的忠义是重义轻利的。
&&&&他真正做到了“正其谊不谋其利”（《汉书·董仲舒传》），“大丈夫重义如泰山，轻利如鸿毛”（傅玄《傅子》）。他“挂印封金”即是最好的例子。其次，在志与功的关系上，关羽又“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他义释曹操。曹操在赤壁之战中败走华容道，遇到奉令拦截的关羽，即以“言而有信”提醒关羽当年立下的“以死答之，乃某之志”的誓言，又引用“古之人，大丈夫处世必以信义为重”的《春秋》经义来攻心，关羽“低首良久不语”，最后长叹一声，放走曹操。这一情节是经过作者加工改写的。在《三国志平话》中，曹操虽以义来劝说关羽，但关羽却不为之所动，申明“军师言令”。曹操绝望之中忽然“面生尘雾”，这才得以脱险。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把老天的功劳算到了关羽的头上，而关羽也就因此而获得了“彻胆长存义，终身思报恩”，“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酬恩之谊重”的美名。
&&&&2.关羽的忠义体现了作者的审美理想。
&&&&关羽义释曹操，曾被人指责为敌我不分，是从个人角度出发不顾政治原则、不顾大局的行为。其实，如果从突出关羽的义这一角度看，关羽释曹是最能体现作者创作意图的。评价一个人行为的善恶，看重动机不管其效果，这是长期以来儒家所提倡的道德规范，关羽义释曹操，正是这一道德的生动体现。关羽既“报主之志坚”，又“酬恩之谊重”，这看来似乎是矛盾的两方面，如今都在“义”这一点上得到统一。孔子言杀身成仁，孟子言舍身取义，都是讲当义和性命相冲突时，就以生命换取义，而关羽正是这样做的。毛宗岗对这一回评点：“拼将一死酬知已，致令千秋仰义名”，一语道破关羽义释曹操的实质。经过这样的艺术处理，关羽重义的品质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从而实现了作者的审美理想，同时也满足了当时群众的审美需要。这就是“关羽义释曹操”的故事至今还活跃在戏曲舞台上，保持着旺盛生命力的原因。
毫无疑问，关羽的义，是属于封建道德范畴。对封建的道德观，我们可以进行具体的分析，并非一棍子打倒了事。《三国演义》的成书，曾经经历过几百年的民间艺人的集体创造，是在民间说话、戏曲艺术的基础上产生的，然后经过罗贯中的加工编写。它既体现了作者独特的审美理想，又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感情和愿望。在书中许多人物身上，倾注了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人民，尤其是新兴市民的思想感情，带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具体到关羽对刘备的忠义，既有符合“三纲”中君臣之义的一面，又有突破“三纲”的“名为君臣，实为兄弟”的一面，而且后者较之前者影响更大。从关羽的道德修养来看，他重义轻利，不屈服于任何环境，真正保持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的伟大人格。这应是封建伦理中民主性的精华。
三、关羽是历史上忠义的理想化的完美典型
&&&&关羽的“义”决不是一般义气，而是披肝沥胆，义无反顾，比泰山还重，比生命还珍贵，它经受了各种严峻的考验。作者宣扬关羽的“义”，贯穿了刘、关、张从结义到尽义的整个过程。尤其是关羽追随刘备，“效死勿去”，并非真正受恩图报，因为那时的刘备还处在角逐沙场、漂泊无定、甚至常无立身之地的艰难逆境。他们患难相扶，祸福同当，这就体现了人民所理想的义气，符合人民群众的道德观念。
关羽的义的内涵是如此丰富，致使这一人物在历史上同时受到了统治阶级和广大群众的赞扬。一方面，他被封建统治者一再推崇，进爵封庙。同时，中下层知识分子也向往关羽和刘备“君臣加兄弟”的关系。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崇尚他的重义品质，往往以此来鼓舞自已在患难之中同心休戚，组织队伍与统治阶级抗争。关羽这一人物，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我国古代文学中独具特色的一个光辉的艺术典型。
四、关羽忠义的历史局限性
当然，如果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三国演义》中关羽的“义”，也是片面的、有害的。这种“义”一般说来是建筑在以个人为中心的脆弱的基础上的，常常缺乏原则性。只要有恩于我，不管是朋友也好，敌人也好，都以恩义为重。不能负“义”。为了“义”，可以不顾一切，不惜采取错误的行为，造成严重的恶果。所以它体现在关羽身上就会出现降曹、报曹、放曹，敌我不分、为敌效力的情况。对这种历史的局限我们必须作出科学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够正确地对待历史文学遗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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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叶维四.冒炘《三国演义》创作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从“温酒斩华雄”看“无中写有”的叙事谋略《老子》曾说：“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意思是说，成就和充盈到了“大”的境地，它就可能出现好像欠缺或空虚的形态；声音和物象“大”得超出了人们的视觉和听觉范围，也就听不到其音，看不到其形了。同样的道理，在叙事作品中，如果写“有”写到极度，就应该转化为“无”。这个“无”实质上是“有”的极致，隐含着“大有”。《三国演义》中写关羽的出场，为了显示他非凡的神威和勇武，采用的就是“无中写有”的叙事谋略，这个“无”实际上是用“有”很难表述，故转而写“无”，采取“大有若无”的表达方式，取得了实写无法比拟的叙事效果。
在《三国演义》中，关羽是作者极力推崇的人物，他的忠义、神勇、儒雅被渲染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小说第五回“发矫诏诸镇应曹公破关兵三英战吕布”中关羽勇斩华雄，是显示他“威镇乾坤第一功”的时候，当然要浓墨重彩。故而作者先渲染华雄如何勇武，如何连挫十八路讨伐董卓的诸侯，如何打败江东猛虎孙坚，如何在汜水关前连斩数员大将，以此为关羽出场张本。但是接下来关羽出场该怎样写呢，如果也着眼于“有”，写他和华雄交战，战不几合就斩华雄于马下，那么此时读者眼里的关羽也不过是一个“超级的华雄”。换句话说，当以“有”写关羽有点力不从心的时候，作者匠心独运，转而着眼于“无”：
飞马来报，潘凤又被华雄斩了，众皆失色。绍曰：“可惜吾上将颜良、文丑未至，得一人在此，何惧华雄？”言未毕，阶下一人大呼出曰：“小将愿往，斩华雄头献于帐下。”……操曰：“此人仪表不俗，华雄安知他是弓手？”关公曰：“如不胜，请斩某头。”操叫酾热酒一杯，与关公饮了上马。关公曰：“酒且酌下，某去便来。”出帐提刀，飞身上马。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震，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正欲探听，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置于地下，其酒尚温。
很明显，这次交战的“焦点”应在关羽身上，但作者不是从关羽的角色视角、也不是从阵前将士的视角去看，而是从帐内诸侯的视角去看去听。因此“听得关外鼓声大震，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却看不见关羽交战时的雄姿，甚至难以预测谁胜谁负，只能是“众皆失惊”。这就是在写“无”，实际上“无”比“有”更丰富，它包含“大有”。关羽的神勇在“无”中被写得淋漓尽致，虎虎生风。
叙事过程中着眼于“有”是常规，着眼于“无”是反常规，大体以常为主，以反常为副，常中有反，反极归常，形成互动互补的流动状态。叙事之妙，在于把某一谋略运用到极致，却又防止元气泄尽，写“有”达到极致时，转而写“无”，写“无”达到极致时，转而写“有”。如果说《三国演义》第五回写华雄的本领是着眼于“有”的话，那么写关羽的神威则是着眼于“无”，而接下来的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则又是在“有”上写尽了刘、关、张的勇武和吕布无人可挡的盖世武艺。在叙事过程中，只有这样才能起到有无相生，虚实掩映的审美效果。如果一路实写摞着实写，不求虚实相济，没有空灵之笔，反而容易变成俗笔、死笔。
&论《三国演义》之“义”
——义的类型剖析（一）内容提要&《三国演义》之“义”有多种类型，有正反之分。它与小说的战争、外交、人物性格和情节等有密切的联系，在作品中的作用非同一般。本文重点论述忠义、仁义、礼义、正义、信义等“义”的正面类型。
&《三国演义》与“义”是密不可分的，小说共120回，几乎每回都有“义”的表现，有的回目中“义”的描写多达数次，涉及众多的人物，并且与战争、外交、性格、情节等紧密联系，揭示了作品的主旨。可见，“义”在作品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一提及《三国演义》之“义”，人们普遍认为就是“忠义”。实际上作品中的“义”有多种类型，有正反之分。为澄清认识，有必要对“义”进行一番诠释。下面分而述之，本文先论述正面类型：
小说用了大量篇幅展示了忠义这一类型，忠义的表现又分为几个方面：
（一）反废立、反篡逆
这是忠义的一个方面表现。作为臣子，忠君是天职，反废立、反篡逆是忠臣尽忠的写照。小说第３回就写了董卓欲废帝，立陈留王，问诸大臣意见，荆州刺史丁原推案直出，立于筵前，大义凛然，怒斥了董卓，忠义之心可嘉，然而不久却被董卓收买的吕布砍下了首级。董卓又一次会集百官议定议定废立之事，若有不从者斩。此时中军校尉袁绍挺身而出，与董卓刀锋相对，也着实令人敬佩。第44回，刘表死后，蔡与蔡夫人等商议，假写遗嘱，令次子刘琮为荆州之主。幕官李珪则劝刘琮定万全之策，请大公子刘琦为主，并怒骂了蔡废长立幼的阴谋行径，被蔡喝令左右推出斩首，但李珪至死大骂不绝，尽了忠臣的天职。第66回写曹操欲自立为王，在献帝面前大不敬，伏完与穆顺得到伏皇后密书后，商议密图曹操，后来虽由于事败而被杀，但毕竟留下了忠义报君的美名。
（二）骂贼、讨贼、杀贼
这是凸显忠义的另一表现。当乱臣贼子残暴无道时，一些忠义之士便以正义的言行与之针锋相对。第４回当董卓乱行废立之事后，尚书丁管愤怒高叫：“贼臣董卓，敢主欺天之谋，吾当以颈血溅之！”[1]P32后被董卓下令处斩。不久校尉伍孚见卓残暴，愤恨不平，一日拔出藏于朝服内的短刀直刺董卓，被董卓用手抠住，伍孚被吕布揪倒，口中仍大骂董卓“罪恶盈天……吾恨不车裂汝以谢天下！”[1]P34至死骂不绝口。第６回董卓遣使欲与孙坚结亲，孙坚大怒说：“董卓逆天无道，吾欲夷其九族，安肯与逆贼结亲耶！”[1]P49同样正气凛然。第19回张辽被曹操俘获时说的“可惜当日火不大，不曾烧死你这国贼”[1]P74也表现出了对奸贼的痛恨。第23回太医吉平毒杀曹操事败被擒，仍痛骂曹操“乃欺君罔上之贼，天下皆欲杀汝”[1]P209，虽遭严刑却不招供，最后撞阶而死，忠义可嘉。第31回曹操骂刘备背义忘恩，刘备则说“汝托名汉相，实为国贼！吾奉一辈子密诏，来讨反贼！”[1]P273可谓是正义凛然。第36回，徐母被骗至许都后也厉声斥骂曹操是“汉贼”，并取石砚打曹操，后自缢身死，表现了忠贞刚直的品格。
（三）竭尽忠心
忠义在小说里更多的表现为竭尽忠心。开篇的桃园结义，刘、关、张三人结义时“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宣言就表现出了对汉室的忠心。紧接着第２回写谏议大夫刘陶和司徒陈耽冒死谏帝罢免二常侍，忠心可鉴，却被后者谋杀于狱中。第７回长史耿武谏韩馥莫引狼入室，韩馥不听，耿武便与关纯伏于城外欲刺袁绍以保冀州，虽反被袁绍大将颜良、文丑砍死，但死得忠义。与耿武忠心为主相同的是蜀川的黄权、李恢和王累，他们力谏刘璋莫迎刘备入川，而刘璋却一意孤行，王累竟用绳索倒吊于城门上，自割断其索，撞死于地，以表忠心为主。第16回，张绣偷袭曹操营寨，典韦身无片甲，中了数十枪，依然死战。曹操赖典韦当住寨门而得以逃奔，最后典韦血流满地而死，曹操感其忠心，痛哭奠之。
关羽是忠义的典范，其忠义的突出表现就是对刘备的竭尽忠心。从屯土山约三事、受新袍不弃旧袍、拜谢曹操以赤兔马相赠（知兄长下落，可一日而见面矣）到得知刘备消息后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五关斩六将，最后会古城主臣聚义，真正做到了义不负心，忠不顾死。
孔明是一位忠义贤相，“从他手握羽扇，离开隆中，踏上辅佐刘备征程的那天起，便对蜀汉政权忠心耿耿，毫无二心”[2]，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真正做到了为蜀汉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蜀汉阵营中还有许多次要人物在危难时刻同样有竭尽忠心的表现，如刘备兵败彝陵之际，蜀祭酒程畿招呼水军赴敌，无奈敌众我寡，程畿部将劝他快走，而程畿誓不临阵脱逃，最后拔剑自刎，被赞为“身留一剑答君王，博得声名万古香”[1]P713。当后主准备降魏之时，其子刘谌宁死不从，力劝后主背城一战，同死社。后主不听，刘谌万般无奈之下，便决定先死以见先帝于地下，到昭烈庙哭拜后自刎而死，成就了忠义的美名。
吴国竭尽忠心的人物也有很多，除了周瑜、鲁肃、诸葛瑾等等一生都在为辅佐孙权竭心尽力外，小说最后一回还写了吴丞相张悌，当时晋兵顺流而下，势不可当，东吴已岌岌可危，人劝张悌遁去，而张悌声言以降为辱，决心死于国难。当晋兵杀入时，张悌奋力搏战，死于乱军之中，堪称以死效忠的典范。
袁氏阵营中竭尽忠心的人物也比比皆是，如33回，曹操打败了袁绍及其长子袁谭，将袁谭首级挂于城门外示众，并下令若有敢哭者斩。然而王修却冒死前来哭祭。当曹操问他怎不怕死时，王修说“我生受其辟命，亡而不哭，非义也。畏死忘义，何以立世乎！”[1]P289并表示若能让他收葬谭尸，即便受戮也无恨了。此番言行充分显示出了对故主的忠心耿耿。袁谭战败被杀前曾派了辛评去见曹操约降，曹操不准，并想留用辛评，可辛评说：“丞相差矣。某闻'主贵臣荣，主忧臣辱’。某久事袁氏，岂肯背之！”[1]P288一片忠心可鉴日月。
竭尽忠心在小说中还表现在许多女性身上。如貂蝉为报王允的恩养，不惜以青春和美貌为代价，周旋于董卓与吕布之间，完成了王允的连环计，除掉了董卓。曹魏方面有文叔妻和王经母。
蜀汉则以马邈妻和刘谌妻为典型。当马邈作好不战而降的准备时，其妻李氏知道后先唾其面责骂其不忠不义，等马邈果真降时遂自缢身死。刘谌的忠心不屈前面已述，而崔夫人同样不逊于其夫，当得知刘谌的想法后，崔夫人感其夫君的忠贤，遂触柱而死，以表忠心。
（四）宁死不降
降与不降在小说中通常是衡量忠义的一个标准，许多人物用生命对这一标准进行了验证。分别有袁氏阵营中的沮审配，蜀川的张任，曹魏的庞德，吴国的于诠，蜀汉的傅彤和傅佥等，都宁死不降，忠义不屈。
仁义也是小说着力展示的一大类型。
由于拥刘思想的影响，作家把仁义的表现更多的赋予了蜀汉集团，以大量的笔墨刻画了刘备这一仁义君王的形象。从小说一开始张飞怒鞭督邮后，急忙赶来喝止的刘备就首先给人“终是仁慈的人”的印象。接下来通过写其收留吕布、不杀吕布、不以的卢马妨人、不强留徐庶、义辞荆州主、携民渡江、不害刘璋性命、不追究降魏的黄权等等，使刘备成为了仁义的化身。关羽的义释曹操，张飞的义释严颜，孔明的义释孟获等作品都冠之以义，都体现出了仁义之举。
吴和魏也有仁义的表现，如吴将吕蒙破荆州后，传令宽待随关公出征的将士之家，虽然目的是使关羽军中各将皆无战心，但其恩惠仁义却不容否认。还有奸雄曹操，虽奸诈、残忍，但作品也展示了他令人欣赏的一些表现：如仁至义尽地对待关羽，击败袁绍后宽容地将诸人与袁绍暗通的所有书信焚毁，在百姓逃避差役又自首后能劝他们尽快藏避以免被擒获等等，都体现出其仁义的一面。
礼义在小说中表现为守礼、重礼节、讲礼让、礼贤下士等。
如陶谦的三让徐州与刘备，刘备再三地推辞，直到陶谦死后才权领徐州事；吕布来投靠时，刘备又欲将徐州牌印礼让与吕布。这前前后后刘备似乎也有违心之嫌，但其对礼义的注重是有目共睹的。礼贤下士在刘备身上也表现得很充分：善待徐庶，使之倍感恩重，身在曹营心在汉；三顾孔明于毛庐，使之出山辅佐建立功业；礼待张松，使之献出西川图。
关羽除了忠义、仁义之外还谨守礼义，当年降曹时曹操欲乱其君臣之礼，使关公与二嫂共处一室。而关公乃秉烛立于户外，自夜达旦，令人敬服。曹操也有注重礼义的一些表现，如刘、关、张在关羽斩华雄后受到袁术忌恨而离开，曹操却暗使人送了牛和酒抚慰三人，此前曹操就能不计贵贱，对他们以礼相待。在立嗣时，能沿守立长立嫡的传统礼仪，避免了不必要的纷争。而且他自始至终也未敢代汉自立，这是礼义在约束着他。
礼义也表现在各军事集团之间的外交礼节，如赤壁之战后，刘备准备了礼物让孙乾送与周瑜，周瑜随后也备了礼物亲自去回谢。周瑜后来被孔明三气而亡，但孔明仍不失礼节而亲赴柴桑吊丧祭拜。
正义在小说中主要通过对战争的描写表现出来，正义与否是衡量战争性质的一面旗帜。
小说最初发生的讨伐董卓的战争是由曹操发起的，曹操为聚集力量，不惜发了矫诏，强调了战争的正义性，因此应募之士，如雨骈集。官渡之战前，袁绍对出师是否有名很感忧虑，谋士间也就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郭图认为“兵加曹操，岂曰无名……？与刘备共仗大义，剿灭曹贼”[1]Ｐ193，许攸、荀湛也说“讨汉贼以扶王室，起兵是也”，郭图还进一步提出了“以明公大义伐操，必须数操之恶，驰檄各郡，声罪致讨，然后名正言顺”，最终肯定了出师的正义性。
当曹操与袁绍争战时，刘备乘虚攻许都，曹操急忙引兵杀来并责骂刘备背义忘恩，刘备则说：“汝托名汉相，实为国贼！吾奉天子密诏，来讨反贼！”[1]Ｐ273并于马上朗诵衣带诏，声明出师的正义性。尽管后来寡不敌众，战败而逃，但正义的旗帜始终飘扬。
赤壁之战也可看作是正义与不义的较量，最终正义一面的孙刘联军打败了发动不义之战的曹军，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彝陵之战是否正义是颇引争议的。笔者认为，刘备为报关羽之仇而发动的这场战争并非舍大义就小义，他的誓言“先灭吴，次灭魏”说明了他目标很明确。与其说刘备最终殉的是义，毋宁说他殉的是理想。这场为理想、为忠义信义而战的战争，是高尚正义无疑的。
刘备死后，“孔明义无反顾的肩负起'恢复中原，重兴汉室’的大任。其《出师表》和六出祁山时表奏的'克复中原，重兴汉室’、'剿灭汉贼，恢复中原’等高举的是大一统的正义旗帜，在一次次征伐途中迎风飘扬。只可惜五丈原长星坠落，'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3]
小说对信义也很推崇。
先看刘备一方：曹操围攻徐州时，孔融请刘备一同解救，刘备觉得兵微将寡难以轻动，就让孔融先行，自己打算去别处借了兵马随后再去。孔融担心地交待"公切勿失信。刘备回答说：“公以备为何如人也？圣人云：'自古皆有死，人无信不立。’刘备借得军或借不得军，必然亲至”[1]P91。后来果然守信而至。关羽在曹营得知刘备下落后，随即挂印封金，离开曹营去追寻刘备，是不背旧盟，固守信义的典范。孔明在五出祁山时，遭到司马懿联合西凉大军夹击，形势危急，又正好半数蜀兵到了换班回国之际，杨仪建议先将换班军留下退敌，待新来士兵到后再换，但孔明却说：“不可。吾用兵命将，以信为本，既有令在先，岂可失信。吾今便有大难，决不留他。”众军士听说丞相如此讲求信义都极为感动，纷纷留下，最后大败了敌兵。这是孔明讲求信义取得的效果。
曹操也有讲信义的表现，当关羽离开曹营后，程昱劝曹操追而杀之以绝后患，而曹操说：“吾昔已许之，岂可失信！”[1]P232并在赶上关羽时说：“吾欲取信于天下，安肯有负前言。”
另外还有太史慈，在投降后决定去收拾余众共助孙策，众将都认为太史慈此去必不来了，而孙策说：“子义乃信义之士，必不背我。”众皆未信。可第二天恰近日中时，太史慈竟引兵准时到寨了，众皆服孙策之知人，也见出太史慈对信义的讲求。
参考文献：
[1]罗贯中.三国演义[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2]符丽平.天命观与《三国演义》孔明形象塑造[J].成都大学学报，2006，（6）.
论《三国演义》之“义”——“义”与战争的关系[J].成都大学学报，2009，历史与演义：周瑜的赤壁火攻属于吴人虚构一，“赤壁之战”的历史演变
《三国志演义》以战争描写著称後世。明人评价《三国志演义》，向有“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的褒誉，清儒章学诚归结为“七实三虚”之说，遂成定谳，而为後世文学史、小说史乐于引用。其间偶有争议，亦仅限于《三国志》与《三国志演义》文史之异同，而鲜有谈及其中的“三虚”，是否另有素材来源的问题。本篇另辟蹊径，探讨《三国志演义》中的“实中之虚”与“虚中之实”，以见其增益部分中的宋元事实，似未有专门拈出此节者。故冒昧成文，并就教于海内外君子。
“赤壁之战”是《三国志演义》的重要情节之一，不仅因为它是直接构成“三国鼎立”的要素，而且直接描述在毛宗岗120回本中占据了8回之多。事实上从三国故事形成以来，有关“赤壁之战”的诗歌便不绝如缕，如盛唐李白“二龙争战决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此破曹公。君去沧江望澄碧，鲸鲵唐突留馀迹。一一书来报故人，我欲因之壮心魄。”&如晚唐胡曾“烈火西焚魏帝旗，周郎开国虎争时。交兵不假挥长剑，已挫英雄百万师。”&一直到苏轼著名词作《念奴娇·赤壁》及前後《赤壁赋》。破曹英雄都锁定在周瑜身上。
戏剧囿于舞台及脚色限定，很难直接表现战役全景，故元杂剧有《隔江斗智》，&专门描述诸葛亮与周瑜既联合又相互算计的曲折过程，间接表现了“赤壁之战”的设谋、实施和胜利，把戏曲从矛盾中塑造人物的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转为後世小说承袭发展。《三国志》中雍容大度的周瑜形象亦因此改塑，作为诸葛亮智高一筹的陪衬，变成小肚鸡肠，嫉贤妒能的典型。而明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则发挥了小说叙事不受三维空间局限的特长，以大段篇幅，反复穿插，全景视野描写的“赤壁之战”，遂成中国小说史上最成功的战争描写。
最近有人统计，毛本《三国志演义》中有关“赤壁之战”的描述文字共约37，900字，“其中的故事绝大部分为虚构”，故称“赤壁之战——《三国演义》中虚构故事为最多”。&洵非虚言，也顺理成章成为本篇论述的中心。但“赤壁之战”到底被虚构到了什么程度，尤其是其核心情节是否符合史实，前贤也曾论及，如钱锺书论及《孟德新书》时，以为：
“《三国演义》写赤壁之战，黄盖苦肉计诈降，周瑜佯醉骗蒋干，皆使曹操堕术中；征之《三国志·吴书·周瑜传》，黄盖诈降而无苦肉计，蒋干作说客而无被骗事。《演义》所增诡计，中外古兵书皆尝举似。《孙子·用间》篇：'内间者，因其官人而信之’，何延锡注引李雄鞭扑泰见血，使谲罗尚，尚信之，即《演义》第四六回周瑜之挞黄盖；又'反间，因其敌间而用之’，萧世諴注谓'敌使人来候我，我佯不知而示以虚事’，即《演义》第四五回周瑜之赚蒋干。”
所论甚是。只是关于《三国志演义》增益谋略“诡计“，远非此端。试举一例，这就是《三国志演义》小说描述的经典战役“赤壁之战”，与宋金元水军在长江与崖门四次水上战略决战的比较，以窥其馀。
二，史实辨疑：从《三国志》到《资治通鉴》
1，《三国志》的矛盾记叙
首先的问题是：以三国时代的的造船技术和系泊水平，是否能够在长江中游形成後人从《三国志》传述的大规模战略决战？我们不妨回溯一下史籍的记述。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一》比较简略：
“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憙救合肥。权闻憙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
不但讳言失败，更未提及“火攻”致败，而是归于战役“不利”之後的“大疫”。可以理解。王粲《英雄记》言：
“曹公赤壁之役，行至云梦大泽中，遇大雾，迷失道。”
也绝口不提烧船之事。又《江表传》：
“周瑜破魏军，曹公复书与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疫。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得此名。”
还说是曹操自烧其船。裴松之于此节注言：
“《山阳公载记》曰：（曹）公船舰为（刘）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军既得出，公大喜，诸将问之，公曰：'刘备，吾俦也。但得计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无类矣。’备寻亦放火，而无所及。孙盛《异同》评曰：按《吴志》，刘备先破公军，然後权攻合肥，而此记云权先攻合肥，後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吴志》为是。”
可知早在南朝，策划并实施赤壁“火攻”的所有权人究竟是刘备还是周瑜，已经发生了疑问。且“放火”不仅限于江面，还有追及陆上之说。尽管孙盛挑出的逻辑矛盾,导致後世《吴志》作为信史之价值上升，&但也不能回避“刘备先破公军”问题。《蜀书·先主传》亦言：
“曹公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乃释辎重，轻军到襄阳。闻先主已过，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及于当阳之长坂。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先主斜趋汉津，适与羽船会，得济沔，遇表长子江夏太守琦众万馀人，与俱到夏口。先主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
增加了刘备等人先“大破其军”，然後再“焚其舟船”的细节，复以适值“大疫”，才击退曹军的。而《吴书·吴主传第二》则言：
“是时曹公新得表众，形势甚盛，诸议者皆望风畏惧，多劝权迎之。惟瑜、肃执拒之议，意与权同。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馀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
从文字上看，失利以後“烧其馀船以退”的还非刘备，而是曹操自己。
只是在《吴书·周瑜传》中描述到曹操的“结船为阵”，和联军攻势的“以风助火”，细节也比较详尽：
“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备走舸，各系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还保南郡。”
说得最热闹的其实是裴氏为《周瑜传》加注的《江表传》：
“至战日，盖先取轻利舰十舫，载燥荻枯柴积其中，灌以鱼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龙幡於舰上。时东南风急，因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盖举火白诸校，使众兵齐声大叫曰：'降焉！’操军人皆出营立观。去北军二里馀，同时发火，火烈风猛，往船如箭，飞埃绝烂，烧尽北船，延及岸边营柴。瑜等率轻锐寻继其後，雷鼓大进，北军大坏，曹公退走。”
不知为何，与其引用曹操致周瑜书的说法颇有矛盾。
2，吴、魏当时“鼓吹曲”的描述
此外，《周瑜传》的说法也只是孤证。即便同书《黄盖传》中，也仅以“随周瑜拒曹公于赤壁，建策火攻，语在瑜传”敷衍道之，而未言及其它，即是一疑。沈约所撰《宋书·乐志四》裒集有“吴鼓吹曲”十二篇，其中涉及周瑜参与“赤壁之战”的歌辞为：
“《乌林》者，言曹操既破荆州，从流东下，欲来争锋。大皇帝命将周瑜逆击之于乌林而破走也。汉曲有《上之回》，此篇当之。第四。
“曹操北伐，拔柳城。乘胜席卷，遂南征。刘氏不睦，八郡震惊。众既降，操屠荆。舟车十万，扬风声。议者狐疑，虑无成。赖我大皇，发圣明。虎臣雄烈，周与程。破操乌林，显章功名。”
亦未提及“诈降”、“火攻”等关键情节。从证据价值来看，这首歌辞系赤壁之战胜利後的“当时鼓吹”，创作时间无疑早于陈寿志传甚至《吴书》的写作年代，而该歌辞的收存者沈约的实际年代，亦与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先後踵接。&结合前引《三国志》魏、蜀、吴主各传记叙，即面对同时或稍前之四项基本一致之史料记载，《吴书·周瑜传》的描述是否真实，就很值得质疑了。
3，王粲《英雄记》的记载
至于周瑜“火烧赤壁”的真实情景为何，亲身参与过“赤壁之战”的王粲在《英雄记》中两段平实叙述，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解开这个历史之谜：
“周瑜领江夏，曹操欲从赤壁渡江南，无船，乘簰从汉水下，住浦口。未即渡，瑜夜密使轻舡、走舸百所艘，艘有五十人移棹，人持炬火，火燃则移船走去，去复还烧者。须臾烧数千簰，火大起，光上照天，操夜去。”
“曹军至江上，欲从赤壁渡江，无舡，作竹椑使部曲乘之，从汉水来下，出大江，注浦口，未即渡，周瑜又夜密使轻舡、走舸百艘烧椑，操乃夜走。”
也即是说，曹军所乘只是木筏（簰、椑）。&而周瑜则是采取夜袭方式，遣船烧簰，使曹军欲渡不能。这种说法仍然有“火攻”事实，但与《魏书》、《蜀书》及《吴书·吴主传》记述相去不远，惟与《周瑜传》描述大相径庭。从证据学的观念上看，王粲所记似乎亦稍胜一筹。
但《周瑜传》所载之“黄盖诈降”、“结船为阵”、“东南风急”相继成为“火攻”要素，也是这一场“以弱敌强”的战役发生戏剧性转变的关键，因而为历代史学家、文学家珍爱，辗转相沿，成为定说的。故而杜牧赋诗，特意标举“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深宫锁二乔。”&请注意，杜牧此诗作于晚唐，已与李商隐“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所述三国人物故事以传说形式流行民间的时代相同。
现今史学界多以为历史上的“赤壁之战”，发生在湖北蒲圻市（今称赤壁市）北约38公里的长江南岸。而《英雄记》所载因有“从汉水下”、“从汉水来下”之语，被认为是支持“黄冈赤壁”说的，因而为唐後学人诗家所不取。&揆诸情理，曹军既不习水战，当然不会选择水面宽阔的地带，进行战略决战的。
《三国志》虽然成于陈寿一人之手，但是三方的资料却来源有自。正是因为陈寿尊重了各方资料所载，而没有用《魏书》的正统观念统摄其它，所以受到後世史家的称赞，号为“良史”。但推想《三国志》关于“赤壁之战”说法何以会出现这样的歧异，或者与《吴书》好以“眩言”自大有关。比如南下曹军的数量，《吴书·吴主传二》叙及赤壁战事时，裴注有言：
“《江表传》载《曹公与权书》曰：'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权得书以示群臣，莫不相震失色。”
这里的“水军八十万”开始谈及决战可能的规模问题，也是三国小说戏剧铺张之由头。复引《江表传》注《周瑜传》：
“及会罢之夜，瑜请见曰：'诸人徒见操书，言水步八十万，而各恐慑，不复料其虚实，便开此议，甚无谓也。今以实校之，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军已久疲，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尚怀狐疑。’”
等于自释其疑。但由于话分两头，令人无所适从。如结合前述《乌林》曲中“舟车十万”之说，实与刘孙联军的实力差别不大。
又曹操荆州之争征伐的主要敌人，本为刘备，除了前引《三国志》诸说之外，还可以由《宋书·乐四》裒集的“魏鼓吹曲”《平南荆》觇之，其辞云：
“南荆何辽辽，江汉独不清。菁茅久不贡，王师赫南征。刘琮据襄阳，贼备屯樊城。六军庐新野，金鼓震天庭。刘子面缚至，武皇许其成。许与其成，抚其民。陶陶江汉间，普为大魏臣。大魏臣，向风思自新。思自新，齐功古人。在昔虞与唐，大魏得与均。多选忠义士，为喉唇。天下一定，万世无风尘。”
注曰：“汉第八曲《上陵》，今第八曲《平南荆》，言曹公南平荆州也。”明确指出此役敌人实为刘琮与“贼（刘）备”，而非孙权。比照前引《魏书》、《蜀书》及裴注所引《山阳公载记》，也都是写刘备正面接敌，而《吴书·吴主传二》亦止写“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可知引发荆州归属问题的“赤壁之战”，是曹、刘互以为正面对手，孙吴不过是偏师突袭而已。
吴鼓吹曲《乌林》中则述“虎臣雄烈，周与程。破操乌林，显章功名”，不再提及刘备。这或许是与他们强烈的自尊心有关。吴人载记每好“眩言”，夸大其词，笔者曾在《〈乐府诗集〉所辑〈关背德〉〈通荆门〉看三国历史上的荆州之争》中“蜀疑其眩”一节有所分析，不赘。
我疑心《周瑜传》描述的“赤壁之战”，实际上是吴人争功，以塞实“借荆州”之说，为日後偷袭关羽造成借口而编造出来的。&或者换一种说法，这条资料其实是三国历史虚构化、故事化的起始，甚至迳称为三国故事“小说化”的发端，亦无不可。
4，王濬楼船下益州
由唐人所撰《晋书》对于王浚伐吴的记载看来，《周瑜传》的有关“赤壁之战”的描述也值得怀疑。正如前述杜牧之诗还写到了“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歌咏的却是象征三国时代结束的“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这次曾经在长江中下游有过小规模水战，除此次及类似的隋平陈之外，中国历史上直至宋金，都没有发生过值得一提的水上战役。
据《晋书》载，“武帝谋伐吴，诏浚修舟舰。浚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馀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又画鹢首怪兽于船首，以惧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但虽然他“造船于蜀，其木柿（木屑）蔽江而下。”这曾经引起了下游的警惕，“吴建平太守吾彦取流柿以呈孙皓曰：'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终不敢渡。’”只是孙皓不听。太康元年（280年）二月王濬大军克复丹杨（今湖北秭归东），进逼西陵峡，顺流而东时，吴人还是在水上尽最大努力设置了障碍：
“吴人于江险碛要害之处，并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馀，暗置江中，以逆距船。先是，（襄阳太守）羊祜获吴间谍，具知情状。濬乃作大筏数十，亦方百馀步，缚草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铁锥，锥辄著筏去。又作火炬，长十馀丈，大数十围，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锁，然炬烧之，须臾，融液断绝，于是船无所碍。”
可知即便冬季长江枯水期间，木筏逞顺流而下之势亦非无用，兵不血刃，即顺利平吴。而铁锥遇筏而拔，铁锁遇火而化，不中用的反而是东吴的锚碇和铸铁技术。此时距建安十一年（206年）发生的“赤壁之战”时，不过六十馀年。推想当时赤壁战时曹军果若“船舰首尾相接”，铁索亦应遇火而化，未必坚若盘石。而船舰一旦荡开，当然不可能出现“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的壮观场景。
5，中国科技史提出的困惑
但是《吴书·周瑜传》及《江表传》的精彩述说，似乎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只谈长江“北岸”、“南岸”，不提江水之“上游”、“下游”。盖缘曹军所据西北，无疑为长江上游。“大江东流”之势能，在水战之中可否忽略不计？是否可与“东南风急”之动能对等抵销？笔者不是船舶专家，不能妄下定评。但《吴书》此番描述的周瑜火攻，虽言顺风，却不顺水，故必须逆流而上。如不考虑成熟的锚碇技术以及风帆问题，则长江水域能否进行如此规模的水上决战，实可怀疑。即以今日技术而言，水翼船、摩托艇容或能之，即便其他老式机动船只在长江中游逆流而上，想要达到“往船如箭”的程度，也是不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是，《江表传》中出现了一句“中江举帆”，为《三国志》原文所无。按《江表传》为晋人虞溥所著，见《晋书》列传第五十二。但这部著作是在他死後，儿子虞勃渡江，才献给晋元帝司马睿（276～322）,藏诸东晋秘府的。&如以东晋政权建立的建武元年（317年）而论，已距“赤壁之战”（207年）一百一十年，距陈寿（233—297）编《三国志》（约从泰始十年，即274年升為著作郎开始）也有三十馀年。所叙既非亲见，亦非可能访于亲历之人。从介绍虞溥善文章词赋特点看来，“中江举帆”一语应当是“以意补之”，同时亦不排除其子虞勃或者後人增饰润色的可能。盖缘帆以风为动力，于是“东南风急”成为文学想象中东吴船舰所以能够溯流急上，“火攻赤壁”的主要动力来源。而後世所以增饰诸葛亮“借东风”，凸显他的“神机妙算”，其实不过是突出此战关键的“能源专家”。这正是原史不明，需要补苴罅漏的地方，也为後世小说戏曲铺张此事增添了依据。可惜如果引入中国科技史的历史考察，就会遭遇到麻烦。
又《吴书·吴主传二》引《江表传》曰：
“权于武昌新装大船，名为长安，试泛之钓台圻。时风大盛，谷利令柂工取樊口。权曰：'当张头取罗州。’利拔刀向柂工曰：'不取樊口者斩。’工即转柂入樊口，风遂猛不可行，乃还。权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万乘之主，轻于不测之渊，戏于猛浪之中，船楼装高，邂逅颠危，奈社稷何？是以利辄敢以死争。’权于是贵重之，自此後不复名之，常呼曰谷。”
如果孙权所乘为帆船，则逆风“大盛”，须急落帆，而非逆风行船，或者掉头回返，其理至明。则知当时孙权所乘之船，动力源亦为橹篙之类。
大约读惯了”孤帆远影碧空尽”、“沉舟侧畔千帆过”、“过尽千帆皆不是”之类诗词的原因，很多人把船帆在中国“自古有之”视为当然。其实在科技史上这还是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有论者言：
“我国发明帆的时间，现在已无法知道了，但是我国使用帆的历史至少已有三干多年了。在商代遗留下来的甲骨文中，就经常能够发现帆的文字，这些文字写作Ⅱ、丹等形状，好象张开的帆。从甲骨文关于帆字的字样，我们可以推测早期的帆是属于固定装置的方形帆。固定装置的方形帆制作简单，但是它只能有效地利用从船尾方向吹来的风，就是顺风。”
这倒正类黄盖所率趁“东南风急”火烧曹营使用的帆船。可惜语焉不详，并没有提供进一步实物图形甚至文字的证据。
按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帆”作“[马+风]”，从马从风，表示是用于车驶之风力。汉末刘熙《释名》才首次解释为“随风张幔曰帆，使舟疾泛泛然也。”&显然已用于船行。刘熙就是汉末三国时代的人，但究竟他是在描述习见技术，还是耳食之言，尚难骤定。此外还有人据东汉马融《广安颂》中有句云：
“然後方艅艎，连舼舟、张云帆，施蜺帱，靡飓风，陵迅流，发擢歌，从水讴，滛鱼出，蓍蔡浮，湘灵下，汉女游。”
认为是“对风帆作了生动的描绘”，说明“汉代帆船已很普遍了”。&但此赋显为时空两维，不受限制之夸饰描绘，而非实用技术之描述。比如“靡飓风”时能否“张云帆”，就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何况“帆”字何时出现，也应经过考究。
李约瑟曾专门论述过中国帆船及锚碇技术的发展，评价甚高。他以为就帆船技术而言，最早出现在古埃及，中国古代则多谓“舟楫”，动力系统是篙桨橹，见其《中华科学文明史》缩略本第三册，有关论述散见如下：古埃及帆船（300页），中国舟楫（80、230－231、299页）、帆船改进（217－218页）。按李氏对中国帆船技术特多好评，故特置第五章《推进（帆：中国在纵帆发展中的地位）》详细论述唐宋元明的技术，但在意欲上溯前期时却遇到疑惑，他在分析广州出土的一艘东汉陶船结构时，屡次惊讶于“桅在何处仍是一个谜”，“遗憾的是寻找桅和帆装的全部证据已经遗失”。（118页）在全书结论部分，也谨慎地用“至少在三世纪後”、“应该是二世纪和三世纪”以及“汉代以後”这类词语概括言之。（300－301页）但都明显迟于“赤壁之战”的发生。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数字博物馆（http://shipmuseum.sjtu.edu.cn/zhuti...治侍忉嵛男?邸?/a&
最早明确介绍帆具作用的，则是三国晚期吴国人万震描述海外贸易的《南州异物志》言：
“外徼人随舟大小，或作四帆，前後沓载之。有卢头木叶如牖形，长丈馀，织以为帆。其四帆不正向前，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风。风吹後者，激而相射，亦并得风力。若急，则随宜减灭之也。邪张相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行不避迅风激波，安而能疾。”
性急的船舶专家又从这段描述推导出许多斩钉截铁的结论：“汉代由于船舶尺寸增大，巳开始在船上采用多桅多帆；用卢头木叶织成的帆当属于硬帆，厚而硬；'其四帆不正向前’证明硬帆能利用侧向风力了。汉代已注意到多帆的相互影响，根据风向和风力大小要随时调节帆的位置、角度和帆的面积，中国式便帆可利用本身的自重迅速落帆，而不象西方大软帆需众多人力将帆卷起绑扎在横桁上，紧急时可能要砍桅以保证船的航行安全。”
但是且慢，首先需要厘清的是船主“外徼人”究竟是何许概念。《汉书·地理志第八》：“越嶲郡，武帝元鼎六年开。……绳水出徼外，东至僰道入江，”&《後汉书》：“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国，东接交址，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南史》卷七十八《夷貊上·海南诸国》言：“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诸国，往还交易。其市东西交会，日有万馀人。珍物宝货无不有。”
按《老子》：“故恒无欲也，以观其妙；恒有欲也，以观其徼。”王弼注言：“徼，归终也。凡有之为利，必以无为用；欲之所本，适道而後济。故常有欲，可以观其终物之徼也。”宋人陈景元言：“大道边有小路，曰徼。”元人吴澄言：“徼者，犹言边际之处，孟子所谓端也。”可知“外徼”或“徼外”实为边邻与我贸易往还之国，即所谓“化外之地”。
这样看来，万震描述的帆船并非东吴所拥有，显然也因为是新见异物，所以他才用那样艳羡口吻来描述的。又文尚光将《南州异物志》中“外域人名船曰舡。大者长二十馀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船舶史家也顺手移来当作“三国时孙刘联军赤壁大战的起楼三层的斗舰”&，完全忽视了”外域人”的说法，和南海、长江的区别，恐怕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但既然能够看到帆船，官员又着意重视，中国人模仿起来也就不成问题，而且很快就将“船帆”用于实用，并持续改进以致而大为兴盛的时期，显然是在东晋以後，而自宋迤明，最为成熟。&别看从赤壁之战到东晋渡江只差百十年时间，但是像风帆这类简易适用技术的引进和发展，会是日新月异的。《古今乐录》介绍，齐武帝“数乘龙舟，游五城江中放观，以红越布为帆，绿丝为帆[纟+乍]，鍮石为篙足。”犹为当时时髦举动。《唐书·乐志》曰：“梁改其名为《商旅行》。”&如果有学者能举出实证，证实三国时期长江流域已有成熟的船帆技术，则可以对李约瑟的有关论述作出重要修正补充，亦为功德无量之事，亟请提出，以为佐证。
此外就锚碇系泊技术而言，古代中国一般是“采石为碇”，仅利用碇石自身的重量来固定船舶，力量有限。故赤壁战时曹营是否有能力”结船为阵“，泊于长江之滨，尚属老大疑问。西晋王濬平吴，即是一例。後文再叙。至宋代始出现“木爪石碇”，即利用木爪扎入泥层，类同木桩作用，固定船只的力量也因此增大了好几倍。1975年在泉州湾曾经发现并出土有一杆宋元时期的大木碇，残存长度达七点迤呙祝?厦嬗邢道律?桶岔值５脑部祝?褂杏锰?考庸提崴?粝碌男饧！Ｖ劣谔??氖褂茫?蚴敲鞔?葬岬氖铝恕?br
/&&中国船帆与锚碇的起源流变，虽为专门技术问题，但若不加考虑，历史学的叙述便无可依托，以其事涉专门，故不欲弄斧班门，只希望提请专门家注意。
6，宋人的历史综述与文学想象
由于周瑜火攻破敌的传说唐时已盛，故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六五综合《三国志》及裴注诸说，重在厘清“赤壁之战”之前因後果，而对战役本身的描述，也基本采用了《吴书·周瑜传》的说法：
“（刘备）进，与操遇于赤壁。时操军众已有疾疫，初一交战，操军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十艘，载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预备走舸，系于其尾。先以书遗操，诈云欲降。时东南风急，盖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馀船以次俱进。操军吏士皆出营立观，指言盖降。去北军二里馀，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瑜等率轻锐继其後，雷鼓大进，北军大坏。操引军从华容道步走，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刘备、周瑜水陆并进，追操至南郡。时操军兼以饥疫，死者太半。操乃留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守江陵，折冲将军乐进守襄阳，引军北还。”
同时苏轼《前赤壁赋》写“赤壁之战”，铺叙曹操“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云云，正是以宋时船舰作为蓝本，逞其对于“当然”想象之“姑妄言”。&而《念奴娇》一句“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也是未历战阵的文学语言，却为後人铺张此役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亦为後世《三国志演义》所本。男不看《三国》——《三国演义》人物点评《三国演义》，全名《三国志通俗演义》，顾名思义，讲的是关于三个国家的故事，是历史纪录的艺术改写，中国老话说，“男不看《三国》，女不看《西厢》”或说，“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往往越是否定，越容易勾引人的好奇心:到底为什么不要读呢?
故事是这样的：大约千八百多年前的东汉末年，皇室衰败，群雄并起，争霸天下。纷乱之中，曹操，刘备和孙权三个人手段高明，在各自的勇将智士拥戴下，打败了很多对手，分别建立了三个国家，即:魏，蜀，吴。这三个国家之间又相互进攻，征战不休，造就了很多名将，涌现出无数能人志士。几十年过去，曹操，刘备，孙权以及他们手下批批杰出的人物相继辞世，不久，蜀国被魏国所灭，旋即，魏国被司马炎篡位，改国号为晋。最后晋灭吴，统一了中国。
《三国演义》的中心内容是演绎各集团间的种种矛盾斗争乃至战争，这一切都是通过复杂的故事情节来完成的，而在讲述这个个曲折的故事时，作者又总是以人物为中心。因此，这本书使很多历史人物在中国家喻户晓，最突出的要数刘备、曹操、诸葛亮、关羽等人了。但既然是小说，就不免带有作者的主观想象和爱憎。书里的一切是经过了艺术的虚构、渲染或改头换面的，不能把它当历史来读。所以这里我们抛开真相，来看看罗贯中笔下的这几个形象。
不难看出，罗贯中是想把刘被塑造成名仁义君主的，这跟他向主张皇室正统有关。在争霸天下的群雄中，刘备是东汉皇族后代，人称刘“皇叔”，所以罗贯中把他作为正面主角，用了很多细节来烘托他的仁义宽厚。比如刘备的“哭”，罗贯中几乎无时无刻不写刘备的哭：请诸葛亮，哭得衣襟尽湿:怜庶民，刘备大恸；慰虎将，边哭边摔儿子;脱虎口，哭拜新娘子;白帝托孤，泪流满面……但是，物极必反，在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作为群雄相争的主要人物之的刘备，经过了那么多战争的磨炼，见过那么多的生离死别，竟然还那么爱哭，就显得十分可疑。不知裴松之，难谈罗贯中关于三国时代的曹操、刘备、关羽、诸葛亮等人物，陈寿的《三国志》都为之立了很生动的传，虽然还不可能像后来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所描写的那样活龙活现，栩栩如生。
这些历史人物，尤其是与他们相关的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重大战役，历来是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也是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取之不尽的题材宝库。
但是人们往往误认为，凡《三国志》未载，而《三国演义》加以敷演的，即非事实，皆系罗贯中虚构。进入此一误区者比比皆是，举不胜举。
按陈寿《三国志》是所谓正史。陈寿原任蜀汉的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司马炎建立晋朝，陈寿被荐为佐著作郎，继升迁为著作郎。他著《魏书》《蜀书》《吴书》，共六十五篇，称为《三国志》，得到广泛好评。陈寿亡故，范頵等上书朝廷，说此书“虽文艳不如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于是朝廷派洛阳令到陈寿家中抄录全书，予以保存。
在陈寿编著《三国志》的前后，文人的史书著作极多，有综合性的《魏氏春秋》《九州春秋》《献帝春秋》《先贤行状》《魏晋春秋》等等，有记载某一地区的人物事迹的《江表传》《襄阳记》《零陵先贤传》《益部耆旧传》《吴录》《吴历》等等，还有专为曹操个人写的传记《曹瞒传》等等，种数多，形式也并不完全一致。
正因为陈寿的《三国志》虽然质量不错，但传记篇数有限，又较简略，而且仅有传记，缺少《艺文志》《食货志》等部分，读起来总觉得不够充实。到了南北朝的南朝宋文帝时，即命中书侍郎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
裴松之完全知道《三国志》的语言文字并不艰深难懂，他的作注，所用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书比较少些，主要是补充或引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上搜旧闻，傍摭遗逸”。他所引用的史学著作，据缪钺先生统计：“则为一百五十余种，其中有百分之九十几现在早已亡佚。”由此可见，裴松之为保存三国史料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现在，试举三个世人多以为完全出于罗贯中虚构的例子，以说明裴松之注《三国志》的影响：
一、京剧《捉放曹》，题材来源于《三国演义》，但罗贯中没有杜撰故事，所据乃自裴松之所引的两部书：
《世语》曰：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为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孙盛《杂记》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悽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二、京剧《华容道》，题材来源是《三国演义》，其部分内容，也是根据裴松之所注的《山阳公载记》：
公船舰为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
则曹操兵败赤壁之后，在华容道受困确有其事。罗贯中根据这一情景，虚构了关羽奉命在此阻击，曹操已临绝境，关羽为报当年在曹营所受礼遇之恩，佯作摆开一字长蛇阵，让了曹操一条生路。这一虚构在一定程度上也还符合逻辑推理，既描绘了关羽的性格，也使曹操再一次露出了狼狈相，从而让读者和观众得到了难以言喻的满足。
三、京剧的《空城计》，照搬了《三国演义》，其根据则是裴松之所注的《郭冲三事》：
……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偪，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开四城门，埽地谷欲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猬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
因为诸葛亮一生谨慎，司马懿认为他断乎不会冒这样大的风险。诸葛亮和司马懿互相猜测对方的计谋煞是有趣。最后还是诸葛亮凭冒险而免于溃败，自然大快人心。
根据以上三个例子，《三国演义》的题材选取乍看似乎以《三国志》为主，实际上用裴松之所注（所引）的材料更多些。关羽华容道“义释曹操”则未见于裴松之注。但这种情况不多。至于诸葛亮的借东风、关羽的玉泉山显圣等等，则不仅是虚构的问题，而是典型的迷信糟粕。这是作者的历史局限性决定的。
史学家、文学家往往苛责罗贯中的虚构，“戏说”历史的一群又往往用罗贯中作了大量虚构作挡箭牌。因此我想，有必要在此作些说明和解释。“三国”为什么这样红
——“三国演义”专家沈伯俊访谈“许多人认为，《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是谋略。我认为，这种看法的确未能跳出前人特别是‘茶馆说书人’的窠臼。”&
“三国热”继续热着
且不论关于《三国演义》的各种新著多如江鲫，就是前不久刚刚辞世的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据说其晚年最大的心愿也是把《三国演义》搬上银幕。
辞旧迎新之际，权威的《三国》专家沈伯俊先生又有新著问世。这位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四川三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三国演义》已有26年，整理过6种不同版本的《三国演义》，先后发表专著十余部、学术论文170余篇。日前，在他的新著《你不知道的三国》出版之际，记者对他做了访谈。]
“三国”研究举步维艰
新民周刊：去年七八月间，您曾受邀赴日本参加《三国志》研讨会并作主题报告；出席日本《三国志》学会成立大会并主持“第五届中国古代小说文献与数字化研讨会”。这一系列国际学术活动显然和您在学界的影响有关。那么，您所任职的“中国《三国演义》学会”是因为“三国热”而出现的吗？有这么一种说法：易中天红在中国，沈伯俊红在日韩，是这样吗？&
　　沈伯俊：呵呵，易先生走红中国是事实，但说我在日本韩国和他一样红，不是事实。事实上，我的书虽然在日、韩卖得很好，但还不算畅销书。那里的畅销书也许永远不会火爆到我们这样的程度……至于“中国《三国演义》学会”，那可是个“资深学会”咯，成立于1984年，第一任的名誉会长还是陆定一同志呢。
新民周刊：为什么这样一个“人民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