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垃圾到底中国经济何去何从从,政府部门能不能管理一下,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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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垃圾到底何去何从,政府部门能不能管理一下,苦恼………………………………
我有更好的答案
😌什么何去何从,接着盖房嘛,山都挖去建房了就有地方搞填埋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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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不用你操心
你快去考个公务员
我真心想为祖国的环境做出点事情。
我真心想为祖国的环境做出点事情。
考上公务员你也就知道为啥这事没人管了
我考不了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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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日本手工匠人的伤心往事  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以不动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大幅缩水,日本经济增长从此陷入长期停滞不前,被称为“失去的十年”。2006年日本NHK电视台制作并播出了八集系列纪录片《日本群像:东山再起的20年》,曾一度引发日本国内广泛的社会反响。其中该系列的第七集《中日对决-制造工艺人的攻防战》曾给本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对美元开始大幅升值,其结果导致日本出口竞争力大幅萎缩,沉重打击了当时的日本制造业。模具行业是整个制造业的基础,日本是世界第一流的模具强国,曾占据世界一半市场被称为模具王国。马来西亚马哈蒂尔首相就曾认为日本制造业的强大就在于模具制造。但是随着日本模具企业的制造成本越来越高,结果导致日本国内模具订单骤减,就连日本本土采购商为了降低成本,也不得不将目光投向海外。为了生存,大批日本模具企业选择来到中国大陆投资建厂。
  鼓励一下,希望楼主不忘初心,贵在坚持。
  @zhengj-01-01 10:34:38  鼓励一下,希望楼主不忘初心,贵在坚持。  -----------------------------  谢谢,天涯还是善良的人们更多一些,所以我才一直喜欢这里
  由于模具制造需要长期技术的积累,其中很多都是企业的机密。而当时的中国大陆普遍缺乏技术熟练的模具制造工人,所以日资企业不得不从日本国内高价聘请技术人员来华指导并培训中国员工。该纪录片采访了一位十年前从日本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传授技术的模具工匠八柳敏夫。镜头中的八柳敏夫已经是一位七八十岁的花甲老人,身上带有日本手工匠人特有的那种严肃、坦诚以及不苟言笑。八柳敏夫回忆自己来华授徒的日子,说自己的工作是提高中国职员的技术,而自己当时面对的则是一群连最基本的模具概念都没有的中国年轻人。他耐心地向自己的中国学生传授了有关模具的一切,从设计直到最后工序的全部技术,并讲解日本人是怎样做技术的。除了手把手指导刚进厂的新员工,八柳敏夫还用自己丰富的经验教会他们如何加工一些较为复杂的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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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谈中八柳敏夫非常苦恼地说,中国工人虽然很聪明也非常勤奋,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的缺点,那就是爱跳槽。往往在日资企业接受企业培训后不久,一旦认为自己学会了技术,便很快一批一批的离去。  “怎么说呢,不能说是政变,是和这差不多的做法,接受了日本企业的培育,但只把企业视为学校或者训练场。”  “对此的愤慨,要不是亲自教他们的人,我想是无法理解的。”  “当时真的不想再教下去了,毕竟是一种技术流失嘛!”八柳敏夫坦诚的说道。  作为一名日本人,八柳敏夫很难理解中国人喜欢跳槽的这种行为,因为在日本人的传统思维中,一个人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同一家企业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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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没有了?  
  抢位置坐下,看似要火的节奏!
  在华日资企业长期以来一直受技术人员的流失所播弄,仅八柳敏夫所在的公司,目前共有员工四百人,而花费数年好不容易掌握了高度技术的中国人职工,十年中竟有六百人挂职而去,而且接连设立起敌手公司,连客户都被他们夺去。   “无论怎样倾力传授、呵护到头来都会跳槽,成为竞争对手。”中国的这个现实,直到现在依然时刻令八柳敏夫烦恼。  “好几次都不想再教了,跳槽到别家,就会造成技术外流,不过这种愤恨不平,不是积极的想法。”八柳敏夫说道。  八柳敏夫如今很担心日本的后辈们会因此而受累,他承认这已经成为他自己无法摆脱的烦恼。  这种想法并非空穴来风,从日企辞职离去的中方技术人员中,很多人干脆创立了自己的模具加工企业,反过来与自己曾经的老师,即在华日资企业展开竞争。在短短二十年的时间内,中国的本土模具企业竟然发展到三万家。而与此同期,日本模具企业的集中区域,位于东京大田区的九千家模具企业中,却有三千家模具企业倒闭、停业,工厂旧址纷纷变成了公寓。  一方面是中国模具行业的迅速崛起,另一方面却是日本模具行业的快速衰落,二者对比如此之鲜明。  对于日本模具企业而言,这二十年,是过去始料未及的饱尝挫折感的痛苦岁月。作为后起之秀的中国模具企业,利用自身廉价的劳动力优势,逐渐在国际模具市场抢夺一席之地,并大有赶超日本模具之势。由于惨烈的价格竞争,模具生产单价骤降三成,对本已艰难的日本模具业形成更为巨大的生存压力。
  太少了,多发点啊,先收藏了。
  顶,喜欢独立思考的帖子
  06年我第一次看这部纪录片时,我还清晰地记得纪录片中那位日本日进精密的社长来到中国考察,他听说无锡有一家最大的本土模具企业——国盛精密,通过引进最先进的设备,培养技术能力,制作了大量模具,希望亲眼目睹一下对方的技术实力。  当他进入中方的加工车间时,脸上的表情顿时停滞了几秒钟,车间里密密麻麻的排列着一台又一台最新式的大型加工机械,即使在日本也很少见,都是每台价值数千万日元的高价机械,其中最大的一台自动机械价值超过一亿日元。由于中国政府把模具行业指定为国家重点产业,主动援助企业的发展,并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所以中国本土模具企业发展速度十分惊人。  国盛精密厂长戴品荣介绍说,目前熟练工手艺的八成都可由眼前这类自动机械来替代,这意味着手工技艺领先的日本,正面对由自动化所带来的惊人技术进步的冲击。最令日方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些自动机械加工的精度可以精确到一微米,即千分之一毫米,而这已经是日本模具手工匠人登峰造极的精度。  在整个参观过程中,日进精密的社长自始至终都黑沉着脸,那种感觉无法用语言描述,仿佛整张脸上写满了两个大字——绝望。  那一刻带给我的是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那种自豪感是一百部《亮剑》也给予不了的。真正的复仇不是抗日神剧中杀死多少鬼子,而是在对方最自豪的领域,让对手感到彻底的绝望。  而这家中国本土模具企业国盛精密的厂长戴品荣先生,十年前恰好就是八柳敏夫的爱徒,如果日本人知道这个噩梦般的中国对手,竟然是由自己一手教出的,不知会是怎样复杂的心情。  作为日本最具盛名的模具企业——日进精密的社长,当被问起十年前日本模具人眼中的中国对手时,苦着脸戏称中国当年连被日本模具人蔑视的资格都没有!  “中国几乎没有被放在眼里,十年前的话,中国算什么,真的没人会想到中国。”日进精密社长一脸无奈地如实说道。  作为日本模具业最后的坚守者,日进精密多年来始终坚持在日本本土生产的战略。但是面对订单日渐减少的压力,两年前也不得不做出战略改变,高难度的模具依旧由日本工场制造,而把亏损制品移到人工低廉的中国来生产。  “没有办法,一切都是为了生存,不这样做就没有工作。企业不拼搏就会被竞争淘汰。”日进精密社长用极其悲壮的语气说道。  日本企业为了生存而进入中国的这二十年,由此而引发的技术流失和价格竞争,如今正使日本企业陷入苦境。  纪录片的结尾再次参访了八柳敏夫,虽然知道总有人会跳槽,即使如此也希望培育出能制造出模具的工匠,这就是八柳先生的目标。  “的确是有点左右为难,那为什么日本企业还要进入中国呢?既然这样就要竭尽全力!虽然那种集体大跳槽的行为,确实是令人可叹的,他们在今后的人生中,我想也会明白这一点的。”八柳敏夫最后意味深长的说道。  时间一晃而过,眨眼间就到了2016年,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无知少年,就如同今天的中国与日本也不再是十年前的中国和日本一样。中国的GDP总量已经差不多是日本GDP的两倍,毫无疑问的跃居世界第二位,而于此同步的是,中国制造几乎遍布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华为更是将全世界同行虐成狗!  当然,我们也遇到了一些新问题,比如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速开始放缓、制造业成本优势逐渐消失等等,还有就是与日本当年几乎一模一样的房地产泡沫。  于是当我有幸再一次观看这部纪录片时,感谢十年岁月带给我的磨练,让我洗尽铅华,看到了很多以前忽略的地方,更领悟到了一些以前无法理解的东西。  “支撑起日本制造业的,是朴实无华的作业的积累。”这是该部纪录片中,我个人最欣赏的一句话。每次重温这句话时,总会带给我许多心灵上的触动。我认为这才是日本制造业能够成功的真正秘密,就如同支撑起今天中国制造业的,是那些朴实无华辛勤工作的中国工人一样。如果今天的经济学家不能站在这一高度上去看待并思考中国经济,那么任何企图寻找中国经济未来出路的所谓之努力,最终注定将只能是徒劳无功的!
  第二章 跳槽引发的思考——假如我们都错了呢?  通过前面八柳敏夫先生的话,我们能够了解到一个十分有趣的事实,那就是早在90年代甚至更早的时候,中国大陆企业员工的跳槽现象就已经十分严重。这种跳槽行为不仅单指中国员工从外企跳槽,事实上,中国员工在本土企业中的跳槽现象更为普遍,这种如同家常便饭一样的行为,成为一个时至今日仍旧困扰中国所有企业家的共同难题。  有人可能认为跳槽只不过是员工的个人行为,是一个无关痛痒的小问题,不会对宏观经济本身产生多大的影响。那只能说明这些人太幼稚了!他们对这种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某些规律认识不够深刻,对其所引发的一系列恶果尚不能感同身受。  这可能跟不同人的社会经历有关,比如说我自己,我记得2012年刚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那会儿,也曾经天真的认为跳槽只是员工个人的选择,与经济发展本身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在构思写这本书的2016年,我的这一想法就已经彻底改变了。四年多的工作经历,促使我对一些以前从来不敢质疑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观点,产生了强烈的怀疑,社会实践告诉我,有很多东西根本不是经济学书本上说的那么简单。
  下面我就以自己曾经亲身经历过的两个行业作为例子,来说明跳槽现象,究竟是如何深刻影响其所在行业的发展。  第一个行业是国内防水建材行业。  防水建材行业是一个很小的行业,2012年中国建筑防水行业的销售收入也不过仅仅2,000多亿元,甚至都比不上恒大、万科等大型房企一年的销售额,所以它不像房地产、银行、互联网等行业那样被人广泛知晓,绝大多数普通人对这个行业基本上没有什么印象。但是防水行业却是中国民营化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同时也是国内同行竞争最激烈的行业之一。这个行业内部市场竞争充分,不存在巨头垄断的现象,行业前10位企业所占市场份额仅为10%,更不存在像中石油那样的大型国企。因此其最具有代表性,最能代表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中国民营制造业。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几乎就没有现代化的防水产品,当时所谓的防水材料就是如油毡布之类,这种简陋的防水产品在今天的专业防水人士眼里是根本不可想象的,简直就如同原始社会一样。改革开放之后,由于中国人逐渐富裕起来,开始追求改善居住条件,市场的需求迫使中国逐渐引入国外的防水技术和生产线,大量的防水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防水行业作为一个正式行业,这才算是正式开山立派。
  拜读,看起来是十年磨一剑的作品。O(∩_∩)O~
  90年代以后房地产开始逐渐火热,而地方政府也加大了对基础建设的投资,于是催生了对防水建材产品的大量需求。在此期间,出现了一大批国内著名的防水企业,比如东方雨虹、深圳卓宝、广东科顺、潍坊宏源、盘锦禹王、辽宁大禹等等。这一时期成为中国防水行业的黄金时期。记得以前在盘锦禹王实习的时候,一个家在盘锦本地的同事,同时也是我的师弟,大家聚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曾对我说,说当年厂子最辉煌的时候到什么地步,厂子里面工人生产防水卷材,军队负责在工厂门口站岗......  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防水行业本身与房地产紧紧绑在一起,是房地产最重要的“晴雨表”。网上很多朋友经常讨论关于中国房地产究竟什么时候崩盘的问题,其实房价崩盘这个事情,问专家都不如问我们干防水的,真的,远的不敢讲,未来两三年的房价我们大致还是可以确定的。以2016年为例,2016年我本人所在的防水企业比过去任何一年都要忙,七月八月九月是每年的旺季,车间里的工人加班加点干活,一个个累的要死要活,这个咱们就不提了。就连11月份这个北方绝大部分建筑工地停工,东北三省的防水企业按照往年惯例应该放假的月份,我们企业为了完成客户交给的订单竟然把假期向后整整推迟了一个半月,就连在这行干了三十年的老师傅都极少遇到过这种情况。听完我说的这番话,你们觉得中国房地产短时间内可能会崩盘吗?说老实话,可能性其实真的很低。  虽然表面上中国防水行业发展的红红火火,乍一看热闹非凡,但是实际上中国的防水企业存在着大量的内部问题,比如说老板文化素质基本上都很low,low到不可思议的地步。还记得当年在盘锦禹王实习的第一个月,公司老板亲自给我们一群实习生开会,大会非常正式,场面极其肃穆,请千万记住以上这两点!老板一边气势恢宏地向我们谈着自己的人生理想以及公司未来十年的长远规划,一边当着我们所有实习生的面掏出一根烟,以一种极其熟练地姿态把烟点着,然后在一片烟雾缭绕中继续吹着牛逼......尼玛!这么正式的场合老板竟然抽烟?!我去!这老板还敢更不靠谱一点吗?!几天之后我就自己主动辞职走人,一个人坐火车去北京加入了茫茫的北漂大军。  企业老板文化素质低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导致企业容易转变为家族式企业,厂子里老板家亲戚一大堆,连食堂大妈都比公司主管有权利,该管的没人能插得上话,不该管的总有人在背后偷偷捣鬼。家族式企业由于管理理念落后,导致公司人事不稳定,内部权力斗争激烈,公司里几乎没有人能安下心来好好工作。韩国的三星就是最好的例子,2016年诺大的一个三星电子帝国,由于管理层内部混乱以及产品质量问题所引发的召回事件,眨眼之间就元气大伤。这就是家族式企业的弊病,我记得郎咸平曾经在一次电视节目中,称亚洲特别是东亚、东南亚的家族式企业,比西方的股份制企业更具有优势。后来真正混过社会我才明白,郎咸平这哥们纯属在扯淡,家族式企业这个东西,在能力强的第一代企业家手中,崛起的速度确实很快,但是当第一代企业家老了退休由第二代接班后,由于第二代能力普遍下降,其衰败的速度更快。家族式企业本质上就是赤裸裸的“人治”,遇到像任正非、柳传志、宗庆后、马云这种“雄主”,企业很快就一飞冲天,一个行业内的帝国神话就此诞生。但是一旦企业的精神教父也就是第一代创业者去世或退休,企业开始进入第二代的“熊主”模式,企业就像开外挂似的死得那叫一个快!无论曾经看上去多么辉煌的商业帝国最终都会很快黯然倒下。相反,西方的股份制企业虽然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却彻底改正了“人治”的弊端,成熟的现代公司管理制度保证了一个公司的高层管理团队成员本身一定是最优秀的,就像苹果公司一样,虽然乔布斯死了,作为继任者的库克开创性可能略显不足,但作为守成者却绰绰有余。虽不像乔布斯一样是个天才,但是人家最起码是个人才,其综合素质都可堪大任。再比如说微软,人家比尔.盖茨干脆连管都不管,十几年安安心心地做自己的首富,每天钓钓鱼、逗逗狗、嫖嫖娼...结果呢,微软不也照样发展的挺好嘛!
  @娄小云
10:11:30  06年我第一次看这部纪录片时,我还清晰地记得纪录片中那位日本日进精密的社长来到中国考察,他听说无锡有一家最大的本土模具企业——国盛精密,通过引进最先进的设备,培养技术能力,制作了大量模具,希望亲眼目睹一下对方的技术实力。  当他进入中方的加工车间时,脸上的表情顿时停滞了几秒钟,车间里密密麻麻的排列着一台又一台最新式的大型加工机械,即使在日本也很少见,都是每台价值数千万日元的高价机械,其中最大......  -----------------------------  @红尘独步
00:18:27  06年,呵呵。模具的加工机械很重要,是精度的保障。但没有高性能模具钢,造出的模具未必比低一级的机械制造出来的模具好。  模具最终是为了批量生产产品,除了精度之外,模具设计也很重要,模具设计是降低制造成本,提高产品合格率的最重要技术。  模具三个最重要的要素:成本,精度,寿命。  -----------------------------  原来阁下是位内行,了不起,很希望中国模具行业有一天能够成为世界最强
  楼主这贴是说华为宇宙第一。中国例外,不管世界其他国家如何崩溃,中国一枝独秀!没有信心的人要有信心  
  楼主的文章点出了当下企业实质性的问题,急功近利,赚快钱,无长远规划,玩政治性游戏,等等,一句话,企业生存环境堪忧,甚或无环境,是目前要命的。
  你就是不要房租,和淘宝卖一样的价格,你能干得过淘宝么?你一天有多少销量????连淘宝的零头都不到,你喝西北风么????
  让我们重新回到防水行业,家族式防水企业往往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而忽视公司长远的发展。为了追求利润,老板选择长期压低员工的工资,这种不正常的薪酬制度,最终导致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大量外流,而企业则通过不断招新人,经过短期培训后上岗,来代替离去的老员工,以此维持着低工资制度。这种表面看似平衡的过程,却并非如当事人想的那么简单。  一方面是房地产前所未有的火爆,房价像坐着火箭似得向上窜,地方政府手里握有大量土地出让金,开始疯狂投资基础建设。防水市场产品需求以几何数增加,一大批“淘金者”纷纷涌入投资创办新的防水企业。另一方面,旧的防水企业由于企业管理落后,再加上工资水平长期调整不到位,对工资待遇纷纷不满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试图寻找更高工资的雇主。二者如同干柴烈火一样,几乎一拍即合。短短几年时间内就先后出现几百家新的防水企业,行业内人员流动性之大,新企业出现之快,令人瞠目结舌。  但是随着产能的不断扩大,新的问题出现了,由于市面上防水产品都相差不多,在产品度高度相似的情况下,拼价格就成为了唯一的法宝,于是全国的防水企业不约而同地选择不断压低价格,同行之间的厮杀用惨烈形容丝毫不为过,价格战的结果是企业利润率也随之大幅降低。
  据中国建筑防水协会调查统计,目前中国的防水材料企业总数超过1400家,如果再加上大量无证生产的防水企业,则中国防水企业总数将超过2000家。但是由于技术人员的持续流失,防水行业的产能大多都是以新企业为单位增加,而不是同一企业以增加生产线的方式增长,这一点很难用银行不愿向民营企业发放贷款来解释。因为防水行业国企很少,大家都是中小民营企业,你贷不到款,那我也贷不到,大家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不存在厚此薄彼的问题。  防水行业是一个轻资产的行业,入门门槛较低,工业用地、厂房、生产线、机器设备等都很容易齐备,但是涉及产品配方等技术性问题,却绝非一日之功,如果没有技术人员的帮助,很难想象新成立的防水企业能够如此迅速地突破技术壁垒。
  第二个行业是有机合成或者CRO外包。  与防水行业相比,有机合成或者CRO外包是一个技术含量更高的行业。像我这种先后从事过防水行业、CRO外包两种工作,同时具备这两种工作经历的人不多,你会发现向防水行业的人解释有机合成的工作是一件很难的事,你永远都不可能对防水行业的人解释明白有机合成是一种什么概念,相信我!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对我个人来说,二者只是谋生手段不同罢了,但是对于这两个行业本身来讲,可能就是天与地的差别。在防水行业能遇到个二流大学的硕士就不错了,但是在CRO外包......以前刚到北京工作时,去公司食堂吃饭的时候特别不习惯,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坐在你对面的可能是什么人,什么德国留学归来的博士、印度留学归来的博士、英国留学归来的博士、美国留学归来的博士、加拿大留学归来的博士,最差的也得是香港大学的博士。后来见得多了,慢慢的就麻木了,之后回到东北工作,面对的大多都是国内985学校的博士,还真有点不太习惯,跟他们一起工作的时候,感觉一个个脑袋跟木头似的!说句老实话那档次下降的真不是一点两点!  CRO外包行业几乎没有国企的存在,全部是外企和民企的天下,其对一线员工的专业技术要求往往比其他行业更高,相应的,其行业的技术壁垒自然也就更高,总之,它绝不是一个有钱任性就能随便进入的行业。因为在有机合成这个行业中,人比机器设备要更为重要,没有技术人员存在,外人根本进不了这个行业,如果技术人员水平不行,企业也不可能做大做强。可以说,这是一个技术为王的行业,在这个行业中没有一分侥幸的存在,想靠投机取巧获得成功几乎不可能。
  20世纪9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一大批国外留学回来的海归,绝大部分都是在国外药企有多年工作经验的博士,回国开始创业,创办了如药名康德、睿智、宝诺、康龙化成等一系列涉及有机合成的知名企业,当时正值中国大学开始扩招,每年几百万的大学毕业生,为有机合成行业提供了大批的化学、医学专业本科生,与国外化学、医学大学毕业生动辄十几万美金年薪相比,中国本科生一个月几千块钱的工资显得更为廉价,这使得中国的有机合成行业利润率更高,与国外同行相比更具有竞争力。  这一点在中国其他高附加值行业同样可以得到验证,华为之所以可以完虐欧洲同行,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由于其研发成本比欧洲对手低。西门子公司董事2004年的一份内部汇报认为,华为的低成本优势主要来自低廉的研发成本。根据这份材料,华为研发人员的人均费用为每年2.5万美元,而欧洲企业研发人员的人均费用为每年12万~15万美元,是华为的6倍;华为研发人员的年均工作时间大约为2750小时,而欧洲研发人员的年均工作时间是小时,两者的人均工作投入时间比为2:1。也就是说,在同样的开销之下,华为研发投入产出比接近大多数西方公司的10倍!或者说,华为投入1元钱研发出来的东西,欧洲国家需投入10元钱才得做得出来。
  短短十几年的时间,中国的有机合成行业从小到大,最终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市场,仅在北京就存在数百家有机合成企业,天津、上海、深圳、成都、杭州、无锡......全国各地分布着大大小小数万家有机合成企业,几百万名有机合成人员。涉及上下游行业包括生物、药物、化工、材料、能源、航天等多个行业,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的一举一动,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绝大多数中国人绝对猜不到,中国的CRO外包行业为全球新药研发做出了怎样的贡献。仅据我本人了解,类似糖尿病、白血病、老年痴呆、精神疾病、各种肿瘤、癌症等几十种目前尚无法彻底医治的疾病,在中国CRO外包企业的协助下,新药基本上都已经研发成功,其中的两种新药就是由我之前工作过的小组成功合成。只是由于国外人体药物试验时间较长,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观察,所以短时间还无法上市。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对我们这一代人构成致命威胁的疾病几乎都已经攻克成功,人类的平均寿命超过90岁将在不远的未来成为现实。
  令人困惑不解的是,作为一个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行业,有机合成却是一个流动性非常大的行业,每年都会有大量有机合成人员选择离职或跳槽,最高时能达到30%的流动率。为了保证高额的利润,有机合成企业会千方百计降低成本,于是普遍选择将员工的性价比利用到最大化,简单点说,就是花更少的钱,让员工干更多的活。表面看起来员工工资很高,但是劳动强度高得惊人,一个个每天累得要死。像药名康德、睿智、宝诺、康龙化成、天津凯莱英等行业前十位企业,每年保守估计最少五千人选择离职,由于这些大公司的离职者素质、技术水平较高,被其他中小企业疯抢,因此被戏称为中国有机合成人员的免费培训基地,甚至有中国有机合成行业的“黄埔军校”之称。至于中小型有机合成企业,跳槽率就更高了,基本上在同一家公司工作超过三年就算是很长时间了,十年以上的几乎是凤毛麟角,可以说是像独角兽一样珍稀。  与防水行业相同,有机合成行业技术人员的流动,也造成了老牌企业的发展受阻、客户订单的流失及利润率下降等类似的情况,唯一的区别是,这种情况更为严重,但却更为隐蔽。有机合成行业内部存在一种由大到小的人员流动模式,即在大公司工作数年的员工,在积累了足够的经验之后,喜欢转而跳槽去小企业发展。大公司员工工资水平虽然相对较高,但是却要面对工作量大、紧张的工作压力、升职空间小、大城市难以承受的高房价等难题,相对来说小企业的工作环境更为宽松,所在的小城市房价等生活成本也会小很多。  更何况小企业的研发能力较弱,所以大公司的技术人员跳槽到小企业之后,由于自身能力较强,往往迅速升职担任企业骨干,所以实际上工资水平并不是下降的,反而是进一步在上升。由于大公司的技术人员流动,为小企业带去了丰富的研发经验,增强了小企业研发能力。反过来,随着小企业研发能力的逐渐增长,开始反过来与大公司争夺客户。有机合成或者CRO外包之所以利润率高是因为大家拼的是技术,而不是拼价格,一种结构式的化合物我能合成出来而别人不能,那么我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就这么任性!技术难度越大,价格就越高。但是当大企业员工跳槽去了小企业,使得小企业也具备了相同的技术研发能力,于是拉平了双方的技术差距。好了,现在你能做的我也能做了,而且我价格更低,国外客户不是傻子,自然愿意选择成本更低的合作伙伴,于是大公司的订单开始流失,同时利润率也随之下降。
  作为一个非常有趣的假设,那就是如果中国的有机合成企业人员流动性没有今天这样大,不同企业在不同的合成方向具有自己擅长的技术优势,那么行业整体利润率会比今天远远高的多。但是由于技术人员的流动,彻底打破了这一可能。技术更多的时候并不以专利的形式出现,这是人们最大的误区,作为技术的载体,技术人员的流动,实际上就是无形专利的一种流动。韩国三星为什么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电子帝国?那是因为90年代一大批日本电子行业技术人员被韩国三星高价挖走,于是才造就了后来三星电子帝国的神话,这其中并不涉及专利的问题,但是你会发现,这批技术人员的作用,远远比专利还要重要。  中国有机合成行业技术人员的流动,虽然表面看造就了大量新企业,并提高了中小企业的研发能力,但是事实是小企业虽然获得技术进步的结果,却没有经过技术积累的过程,小企业的技术提高是技术人员流动所带来的结果,而不是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的,所以重复性更高,独创性极低。所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每年申请的专利数量世界第一,但中国的技术研发领域却仍旧比较落后的原因。  由于技术的重复性,有机合成市场上覆盖了大量相似的产品,重复就会产生竞争,大量的重复就会产生激烈的竞争,结果势必导致价格大幅下滑,使得行业整体性利润率大幅下降。具有讽刺性的是,有机合成行业的大公司为了维持员工性价比最大化,而放任技术人员流动,结果使得本来技术差距巨大的小企业后来追上,可以说正是大公司自己亲自动手填平了那道在小企业看来不可跨越的技术鸿沟。
  通过上面两个行业的例子,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实际上中国绝大多数行业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由于中国企业家偏好追求企业成本最小化,体现在薪酬制度上就是低工资,体现在员工个人身上就是员工性价比最大化。为了将员工的工资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中国企业家为此几乎不择手段!一方面长期拒绝给员工加薪,或者逼工资较高的老员工主动辞职,另一方面则通过加班等形式将员工的工作时间尽量延长。而人的本能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员工会自动向相同工作环境下工资更高的企业流动。  于是,大规模、高频率的跳槽作为一种现象就产生了,而在所有跳槽人员中又以技术人员的跳槽影响最为深远。技术人员的流动打破了看似不可能的技术壁垒,一个制鞋的广东老板可以转行去做自己从来没有进入过的电子产品行业,一个多年从事食品行业的湖南老板也可以转行进入互联网行业,这一切看似不可能,却都借助技术人员的双手得以实现。正是由于大规模技术人员的流动,才使得大量的新企业能够出现,经济得以蓬勃发展。就好比做面包,面粉、水、鸡蛋、奶油等材料都已具备,因为这些东西都能在超市轻易买到,但是如果没有一名面点师傅将这些材料组合到一起,那么最后一盘美味诱人、香气喷喷的面包又怎么可能顺利出炉呢?
  在今天这个时代,对于企业而言,土地、厂房、设备等都可以用钱轻易购买,但是技术人员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不同技术人员的个人素质、工作能力相差较大,很难短时间准确鉴别。谁行谁不行?行的人究竟在哪里?这些问题都是在短时间内无法解答的,既然短时间内无法解答,又何谈购买一说呢?显然,这一切不可能全靠新企业挖人来实现,况且如果技术人员薪酬水平足够高,被成功挖走的概率也不会太高,所以技术人员的流动必然也必须是主动的,造成这种主动的原因就在于技术人员的工资长期处于低位。试想,如果没有大量潜在的优秀技术人员本身渴望跳槽,资本想要突破技术壁垒,几乎是不可能的。  正是由于大量技术人员的流动,大批新企业才得以顺利成立并投产,但是这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快速扩张的产能远远超出市场的需求,大量同质化的产品充斥于市场,势必引发残酷的价格战,为了争夺客户,企业纷纷降价,以价格战的方式保证自己的市场占有率,而企业的利润率也不得不随之降低。最后,在经历快速的产能扩张后,市场的“蛋糕”越做越大,似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但在光鲜亮丽的面具之下,无论是新老企业,都会惊奇地发现,双方无一不在低利润的边缘痛苦挣扎。
  思考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假设,那就是如果我们所有人都错了呢?如果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实际上是建立在技术人员高度流动性之上的呢?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在本质上是由于工资长期较低,从而导致技术人员被迫进行大规模流动,从而引发的一种变相的产能扩张呢?
  第三章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秘密  上一章结尾我们提到一种假设,那就是如果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实际上是建立在技术人员高度流动性之上的,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本质上是由于工资长期较低,导致技术人员被迫进行大规模流动,从而引发的一种变相的产能扩张。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对于经济学界的影响不亚于引爆一枚核弹。
  众所周知一种成熟的经济学理论,必须首先能够回答经济为什么会在某个时间段进入高速增长的阶段,然后才有资格解释为何当经济发展到某一个时期会陷入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周期,因为根据事物的普遍辩证规律,经济的增长与衰退过程往往是由于相同的原因所引起。崩溃论者最大的错误在于他们只是一味坚定地认为中国经济一定会崩溃,但却始终无法回答崩溃的原因,更不能准确解释中国经济为何能在过去三十年中取得令人瞩目的经济高速增长这一事实。
  按照这一逻辑,一种经济理论如果仅仅能够解释经济衰退的原因,却无法解释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无疑是站不住脚的。而尴尬的是,今天的绝大多数主流经济学理论,却大多都是这种只能解释危机,却无法解释繁荣起因的片面经济学理论。因为这些经济学理论,往往都在经济陷入衰退周期,即面对危机时被提出,比如凯恩斯经济理论是在大萧条时期出现,里根的“供给经济学”是在70年代美国滞涨时期被提出。严格来说,现存的任何一种经济理论实际上都是一种危机经济学,即在经济陷入危机时被提出,然后在下一轮经济危机中又被无情的抛弃。近两百年来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在本质上几乎完全相同,但是各个时代的经济学家每次却都提出完全不同的经济理论来解释原因。长期针对相同的危机却总提出不同的经济学理论来解答,这一点无疑是可笑的。因为真理是具有唯一性的,在众多主流经济学理论中,最多只能有一个是正确的。但是今天的大学却堂而皇之把所有经济学理论全部搬上课堂,每天教授们站在讲台上讲得唾沫满天飞,台底下学生们听得如痴如醉,却没有人认真思考过这些经济理论可能压根就是胡说八道!
  所以我个人始终认为把经济学划分为文科是一种巨大的错误,经济学作为一种逻辑性极强的学科应该被划到理科领域,让一群逻辑性不够的人去钻研严谨的经济学理论,最终一定会形成一种彼此观点矛盾且非逻辑性的经济理论体系。  下面请大家跟随我一起,让我们溯本求源,返回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中,来探究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真正秘密。  1976年随着“四人帮”被粉碎,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十年文革浩劫带给中国的是数不尽的贫穷、灾难和痛苦,数百万知识分子被随意羞辱迫害,科学的思想、自由的意志被彻底压制。文革结束后,中国处于百废待兴之中,生产力严重落后,人民物质生活匮乏,仅仅勉强能够维持温饱,科技水平更是远远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  邓小平同志针对这一现状提出了“改革开放”这一伟大战略,改革指的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开放则是通过引进外资的手段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事实证明这一战略无疑是正确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为中国经济重新注入了活力,而引进外资则为中国带来了国外的先进技术,两者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
  中国出现过教科书上定义的经济危机吗?
  但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只是纠正了中国在特殊历史时期所存在的特殊问题,引进外资则是弥补了与世界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上的差距,二者却都并非是中国经济后来高速增长的最主要原因,仅仅是为中国经济腾飞提供了一个起点而已。作为背后真正的“推进器”,技术人员以自己独有的方式登上历史舞台。  中国技术人员的大规模跳槽,始于外资企业,这其中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外资企业之所以进入中国,是企图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即使是技术人员,在外资企业看来,也只是一种廉价的工具而已,外资企业在内心中从来就没有将中国技术人员当做人来看待,更不可能给予中国技术人员以外企本国技术人员相同的待遇。所以说从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的第一天起,就注定了外资企业与中国技术人员之间不可调和的激烈矛盾。在第一章中曾经提到过日资企业抱怨中国技术人员忘恩负义的行为,但是日资企业似乎忘记了一点,那就是这些中国技术人员本身的待遇与日本本土技术人员福利待遇存在巨大的差距。正是这种高度的不平等,才促使中国技术人员开始大规模跳槽。  由于当时中国技术水平严重落后,而从外企离职的中国技术人员手中掌握的技术在当时的大陆是具有某种程度的垄断性,所以他们的价值远远不是其微薄的工资所能体现的。这样看来,当时外资企业的人力资源政策明显是失败的,但是换一个角度思考,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目的不就是为了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吗?如果给予中国技术工人和国外工人相同的薪酬,那么干脆在国外生产好了,又何必大张旗鼓地进行经济全球化呢?这似乎有点左右为难,就像第一章中八柳敏夫提到过的那样,如果明知这样,那么为什么外资企业还要进入中国来呢?
  外资企业不明白的是,高昂的工资是维持技术垄断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科技越先进的国家,技术人员工资水平必然越高,这是维持技术垄断的必然代价!这种道理,连当时的外企尚且不知,更何况是中国本土的企业家呢,而他们本身恰恰就是技术人员流动的直接受益人,所以在此之后的中国企业家凭借着本能继续维持着这种低工资制度。那么麻烦来了,我们已经知道,低工资导致了技术人员的大规模流动,大规模的技术人员流动打破了行业间的技术壁垒,新企业的不断进入推动着中国的产能不断扩张。蛋糕越做越大,但消费者是不是有这种好胃口呢?  万幸中国够大,这种产能扩张才没有短时间内体现出弊端,再加上80年代中国内地物质相对匮乏,很多生活必需品即使有钱也买不到,老百姓面临手里有钱却无货可买的尴尬局面。受益于改革开放的红利,中国居民消费支出持续增加,短期化解了快速扩张的产能。但是直到上世纪90年代,这一模式最终还是出现了问题,由于产能扩张速度过快,国内消费市场的增长速度已经不足以抵消过量产能增加的速度,从而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针对大量过剩产能无法被消化这一现实,政府提出“出口创汇”这一解决办法,后来随着中国成功加入WTO,才彻底度过这一危机。广阔的全球市场帮助中国顺利消化掉过剩产能,并换回大量美元。可是每年大量的出口额以及巨额的外汇顺差,实际上已经宣告中国经济已经处于一种严重供过于求的局面,只要出口一下降,矛盾就会立刻凸显出来。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发达国家居民消费支出大幅缩水,随后的欧债危机更加剧了这一过程,全球经济震荡起伏,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的萎靡不振影响了中国出口。中国出口增长速度下滑甚至负增长,使得盲目产能扩张的恶果开始显现,供过于求的局面出现并最终形成严重的产能过剩,引发价格战,导致企业利润率快速下滑。
  古典经济学告诉我们经济系统本身是具有自我修复性的,当技术人员的流动所导致的产能扩张达到一定程度,并对经济本身产生极其巨大的破坏力时,为了阻止这一过程继续,经济系统本身会通过价值规律影响价格下降,导致企业利润率普遍降低。由于企业利润率低,甚至出现大量倒闭,民间对新企业的投资也会大量减少,民间投资支出的减少使得经济增速大幅下滑,从而出现大量企业倒闭以及大规模的失业现象。大规模的失业会影响技术人员的跳槽冲动,毕竟在经济下行周期能够保住工作就已经很不容易,技术人员在面临失业压力下,会本能地将维持生计视为第一目标,短期内会放弃追求高薪的想法,技术人员流动性降低反过来会抑制产能扩张,从而导致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这一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现象,社会陷入动荡,各种极端思想开始泛滥,人们习惯将这一过程称为萧条、衰退甚至崩溃。  归根结底,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后长达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模式,实际上是一种肿瘤式的发展模式。造成这种肿瘤式发展模式的根源是中国的低工资薪酬制度,由于工资水平长期处于一种相对较低的水平,中国的技术人员被迫进行大规模的人员流动,从而打破行业间的技术垄断,降低了行业间的技术壁垒,大量的新企业因此得以成立,社会开始自发进入产能扩张阶段。而盲目的产能扩张,最终会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形成严重的产能过剩,从而引发激烈的价格战,导致企业利润率下滑。当经济系统中绝大多数企业都处于零利润的边缘,由于利润不足,会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整个社会的民间投资率降低,经济增速出现大幅下滑,伴随而来的是更多企业倒闭,更多工人失业。大量失业进一步降低技术人员的流动欲望,反过来会进一步抑制产能扩张,从而导致经济增速进一步下降,出现更多的失业,而更多的失业会导致技术人员流动性进一步降低......一旦新的恶性循环生成,经济就会进入下行周期,甚至陷入停滞、倒退的状态。从这一角度看,说中国经济存在崩溃的可能性其实理论上还是存在的。  并且由于中国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肿瘤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基于这一事实,所以必然导致中国的某些领域将会呈现出三个主要的特征。而这三个主要特征,将会为我们解答很多过去我们一直解释不清的疑惑。
  楼主写的太好了,比那些经济学家不知好上多少倍。
  第四章 企业家的“草莽化”  通过第三章我们可以知道,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奇迹,实际上是一种肿瘤式的经济发展,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由技术人员流动性所推动。如果这一结论成立,那么由于肿瘤式发展的存在,必然导致中国经济呈现出三个最主要的特征,那即是企业家的“草莽化”、地方官员的“平庸化”以及中央政府的“集权化”。  本章我们将详细介绍其中的第一个特征,那就是企业家的“草莽化”特征。我将尽量用大家能够听懂的语言,来分析出现企业家“草莽化”这一特征的原因,以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并分析这一特征如何影响我们今天的社会。  由于中国长期存在不合理的低工资政策,从而引发技术人员的大规模流动,这一过程打破了行业间的技术壁垒,间接地降低了对创业者本身的专业技术要求,从而使得创业本身简单化了。仔细分析中国当代成功的创业者,你会惊奇地发现,做电商的马云根本不会计算机编程,王健林创业之前没有接触过房地产,任正非创业之前也没有经营过通信设备行业,这几个人都是所谓的门外汉,根本不具有从事本行业的基本专业素质,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的成功。  我们反过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创业者,比如比尔盖茨、扎兹伯格等,大多都是高学历者(比尔盖茨虽然没念完大学,但是没有人会因为比尔盖茨没有读完大学而怀疑比尔盖茨编写代码的能力,至于扎兹伯格,呵呵,人家亲手编写的facebook网站代码),这些企业家的文化素质都非常高,大多都是高学历者(至少实际上是)。这些人不但具有从事所在行业的专业素质,自身更可以说是真正的技术精英。我们会发现西方发达国家往往都是技术人员成为创业的主流人选,而在中国,虽然有马化腾、李彦宏、刘强东这样少量高学历创业者存在,但更多却是由门外汉担当起创业的主力人选。  这种截然相反的对比,必然有其深刻的原因。中国技术人员大规模的流动,弥补了创业者自身专业素质不足的缺陷。不是说这些人多么了不起,而是由于技术人员流动,补全了他们的缺点,使得这些跛脚的企业家,最终取得别人难以企及的成就。而国外由于技术人员流动性较低,如果创业者自身专业素质不够,又没有大量技术人员互补,在这种环境中,就非常容易失败。最终只有各方面综合素质比较全面的人,特别是技术人员,相对来说,更容易在这种独特的环境中成功,所以这就造成了西方发达国家技术人员往往成为创业主力的原因。  如果按照这一逻辑分析,我们会发现,如果论创业环境,其实国内的创业环境要比国外的创业环境要好的多,在国外创业本身十分困难,对于创业者要求太多,准入门槛过高,而国内的创业门槛则要低得多,有张能吹牛逼的嘴就行,创业者本身不需要真有什么本事,反正只要融资一到位,自然会有大量的技术人员替你解决专门的技术问题。我个人认为,未来中国创业者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吹牛逼,比如像贾跃亭,就一直不停地在吹牛逼,所谓“不怕恶心不嫌脏,轻轻松松奔小康”。吹不好牛逼你怎么可能得到风投的融资呢?吹不好牛逼你怎么会出人头地呢?所以说,在当下的资本泡沫中,吹牛逼才是资本投资者所公认的第一生产力啊!
  感谢@念遥2008同学打赏的1000赏金,原来天涯还有打赏功能,以前竟然不知道,好尴尬~小云这里谢谢了
  @娄小云
08:09:11  第三章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秘密  上一章结尾我们提到一种假设,那就是如果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实际上是建立在技术人员高度流动性之上的,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本质上是由于工资长期较低,导致技术人员被迫进行大规模流动,从而引发的一种变相的产能扩张。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对于经济学界的影响不亚于引爆一枚核弹。  ---------------------------  非常有见地的观点,虽然不能完全同意,但是很佩服楼主的观察和思考,谢谢分享。也希望很快读到后续的精彩文章。  过去从事电子技术行业,在深圳工作生活了十年,对于技术人员流动有些体会,或许能对楼主的观点做一点点补充。技术人员能够有大范围的高流动性,除了待遇偏低是重要因素以外,可能还有很多更复杂的因素。没有具体研究过,仅从个人体会来看,一方面,本身技术层次不高就是因素之一,由于加工制造占据比重大,本地化的技术人员掌握的往往只是产业链低端的生产和运行技术,直接从国外移植而来,不需要大规模的基础研究和科研体系支持。因此仅仅靠技术人员流动就可以实现产业链的再复制和再移植。另一方面,开放初期沿海地区外资企业管理明显更科学也更人性化,薪水也大大高于内地国企,技术人员却意外地更加缺乏归属感,跳槽不断。这一点很难解释,也许跟精神层面的失落和缺乏安全感有关。很多人被迫离开贫困但安稳的封闭体制后又对外企文化无法适应,最后只能用不断增长的收入来实现精神上的安慰。再者,在劳动人事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严重落后。技术人员私自带走企业技术,企业公开抄袭他人的专利,采用合法手段追究几乎完全没有可操作性。。。。。。
  @娄小云
10:29:56  ......因为真理是具有唯一性的,在众多主流经济学理论中,最多只能有一个是正确的。但是今天的大学却堂而皇之把所有经济学理论全部搬上课堂,每天教授们站在讲台上讲得唾沫满天飞,台底下学生们听得如痴如醉,却没有人认真思考过这些经济理论可能压根就是胡说八道!  -----------------------------  真理具有唯一性,但并不排除真理本身可能是极其复杂的。今天众多主流经济学理论,往往是尝试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从不同角度去研究经济现象而做出的局部推理。在经济学领域建立大一统的理论也许并不比在物理学领域更容易。作为教师全面介绍,学生兼而听之并没有错。但是作为经济政策的制定者该如何运用这些理论就要极其小心了,因此我想不少西方政府信奉自由市场经济也可能来源于此吧。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的企业家往往都是“草莽英雄”,他们身上都有着很多相似的共同点,比如出身贫穷,文化水平不高,胆子大,头脑灵活,善于搞人际关系等等。这些人赶上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黄金时期,成功抓住历史机遇,利用自己的勤劳和聪明创造了大量的财富,成为了“肉食者”阶层。但是,一个人成功不代表他有成功的资格,这是一句连我自己都觉得有些矛盾的话,但它是真实的。比如说一个贪官通过收受贿赂取得上亿财富,他无疑是成功的,但是你觉得他的成功是一种道德的吗?很明显他是最不应该成功的人。成功应该属于那些努力劳动的工人、诚信经商的商人、敢于创新的技术人员等。但是现实就是这样残酷,成功只是一个结果,晋朝的石崇富可敌国,但是他是怎么发家的呢?做强盗,杀人劫财得到的。所以说,我反对马云那种成功者天生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傲慢,商人的成功并不代表其本身是道德的。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代企业家的成功,真的只靠他们自己的勤奋和聪明吗?如果没有技术人员的存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永远只能是社会中的最底层成员,凭他们本身是很难成功的,但是肿瘤式的发展给了他们机会,一种不健康的工资制度给了他们可乘之机。这就是历史最有趣的地方,你的成功不一定是你自己的努力,而是建立在某种不公平的基础之上,经济也好,政治也好,娱乐圈也罢,很多人都可以找到我所说的例子。有些事情年轻人想的太简单,谁吃馒头谁吃包子,是年轻人一句努力奋斗就能决定的吗?
  我只问一句,日本人的技术是从哪学来的?是美国人教的还是德国人教的?
  我从你的事例得出,经济规模的快速成长在于要素的流动性。其中技术要素的流动性有利于技术传播但不利于技术创生。
  过了年经济真不好说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大规模的技术人员流动是一种必然,否则中国经济也不可能快速发展起来。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根本跟不上快速发展的经济脚步,如果想要短时间内迅速发展,就必须技术人员短时间内迅速流动,从而降低行业的进入难度。而且中央政府始终坚持先进行经济改革,然后进行政治改革的方针,迟迟不进行政治改革,这无疑造成经济政策的模糊不清,在当时创业面临巨大的危险的情况下,势必造成初代企业家“痞子化”,因为正常人是不会在面临巨大危险情况下主动去找死的。而经济政策的模糊不清,就需要企业家尝试去钻政策的空子,这就需要极高的情商与官员打交道,并成功迎合官员的腐败欲望。而这一切,绝不是技术人员能够做到的。因为危险,只有一无所有的人才会去做,因为需要钻政策的空子,所以脑子必须灵活,因为需要搞好与官员的关系,所以情商一定要高,由于需要迎合腐败,所以道德素质必须要低下。这一切都导致中国的这一代企业家最终必然呈现出“草莽化”的特征。
  中国技术人员的高度流动性,其实是政府的肆意纵容所致,中国改开的目的,就是以我国的市场换取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从而实现中华的腾飞;纵观美国、俄罗斯和日本都是这么过来的,俄罗斯的彼得大帝甚至化身一小工人到西欧的船厂学习技术带回国内;但技术也不是万能的,清政府时期,李鸿章等人也大量学习外国技术,但政治制度腐败落后,最终北洋水师被日本击败,靠技术取胜不可取。技术的引进必须依托好的社会制度,集中社会资源发展经济,最终实现强国富民。
  中国依托自身的市场和资源,供奉西方社会三十年。方能换取其技术及市场。目前中国的工业能力雄踞世界首位,制造能力供过于求。长期贸易逆差导致西方国家负债累累,不干活就能好吃好玩的日子一去不复返。现在西方国家想赖账,中国不答应,怎么办,拿高科技来换,拿资源、优质企业来换,否则社会将动荡不安;等我们拿了人家的高科技和优质资源,宾主互换,该我们过一过好日子了。西方有时候想耍横,于是中国开始准备航母、发射导弹,耍横中国还没怕过谁。
  所谓草莽化的企业家,顾名思义,草莽是什么?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只要能够赚钱,没有什么不能干的,无所不用其极,这叫做草莽!而企业家呢?为社会创造财富,实现自身价值,这叫企业家!中国所谓的企业家,实际上就是一群匪商,一群披着商人外衣的土匪。中国古代几千年来一直限制商人,其实就是限制这种商人,这一点并没有什么错。宋代、明朝两个朝代,中国的商品经济都十分发达,可是最终却都灭亡了,就是因为草莽化的商人崛起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最后成功渗入中央政权内部所导致。把中国企业家们的原罪翻出来,全部都够枪毙的!有人也许会问,难道马云、王健林、任正非等人也算是草莽化的企业家吗?难道他们不是吗?马化腾的腾讯专业盗版二十年世人皆知,李彦宏的百度搜索与莆田系难以理清的利益纠葛,王健林的万达不正常的低价拿地,马云的淘宝假货泛滥,更推出具有非法集资性质的支付宝等金融产品产品,刘强东的京东长期故意亏损......贾跃亭一直吹嘘乐视的所谓生态圈,难道这不是故意欺骗、误导投资者吗?任正非的问题将在第八章详细说明,但是可以肯定一点,那就是他们谁都逃不掉草莽化这顶帽子!  由于中国的企业家“草莽化”特征,导致中国经济呈现许多独有的现象,比如中国企业家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基本上都不太感兴趣,不追求技术创新,对于研发重视度不够,而这一切的根源都来源于企业家的“草莽化”特征。你不能指望一群草莽化的企业家,能够主动关心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能够主动提高对于研发的投入,那样太难为这群人了!你要知道人家可是土匪!你还逼人家主动提高抢劫效率?还逼人家研发新的抢劫技术?苍天啊,还有没有点人性啊!同时草莽化的企业家,也不可能注重自己品牌的培养,更不可能爱惜自己的品牌,曾经一个个家喻户晓的国产品牌,例如小肥羊、熊猫、青岛啤酒、哈尔滨啤酒、三笑、小护士、丁家宜、大宝、中华牙膏、白加黑、南孚电池、苏泊尔、双汇、美加净、西安杨森、汇源果汁、金龙鱼等等,最终都不幸被外资一一收购。
  中国企业家不重视规矩,不喜欢遵守规则,反而特别喜欢打破规矩,并以打破规则引以为荣。他们没有公平竞争的意识,更没有社会责任,他们眼中只有钱,除此之外,他们不在乎员工的个人利益,更不在乎消费者的死活,所以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才会如此突出,类似三氯氰胺的事件屡禁不绝。连人的性命都视如草芥,更何况是环境保护这等小事呢,类似工业废水废气的随意排放,最终导致河流和空气被污染,引发严重的水污染问题和空气污染问题,比如近年来北方的雾霾问题越来越严重,其中不乏草莽化企业家的“功劳”。  最令人诟病的一点,就是“草莽化”企业家与腐败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草莽式企业家热衷于行贿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前面我们讲过,由于中央政府始终坚持先进行经济改革,然后进行政治改革的方针,故而迟迟不进行政治改革,结果造成经济政策的长期模糊不清。而经济政策的模糊不清,就需要企业家尝试去钻政策的空子。在钻政策空子的过程中,企业家与官员这对“基友”一拍即合,决定要一起做些羞羞的事情,于是......腐败就产生了。王健林曾不止一次公开说自己执掌的万达从来没有行贿过,但是他却始终无法解释万达长时间低价拿地等等不正常现象。一代大师陈幕禅曾说过:“江湖上所发生的一切都绝非偶然。”(出自电视剧《医馆笑传》)所以事情背后的真相你们自己去猜。改革开放过程中,腐败成就了一大批企业家,同时也造成了大量中国企业家的悲剧,比如黄光裕、顾雏军等等,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都曾令世人羡慕,或是创造了空前的财富神话,或是荣登福布斯首富的位置,但是最终却都锒铛入狱,令人扼腕。
  90年代中国的高校扩张计划,造成今天中国大学生泛滥的现象,现在中国每年毕业大学生数量世界第一,使得原本就严重的技术人员流动性变得更加不可控制。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创业者学历越来越高,企业家草莽化的特征不但没有消失,反倒更加严重。人才市场上出现劣币淘汰良币的现象,甚至出现大学生为高中生打工的怪现象。新一代创业者与旧一代创业者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无非学历高点,牛逼吹得更离谱些。他们真的有新的技术吗?没有。他们真的有所谓颠覆性的想法吗?其实也没有。中国企业级技术始终在追随发达国家的脚步,商业模式也始终在模仿发达国家的商业模式,新浪模仿雅虎,QQ模仿MSN,淘宝模仿ebay,当当模仿亚马逊,人人模仿facebook,百度模仿谷歌。中国企业家没有自己独创的技术,也从来不是什么商业模式的颠覆者,他们只是简单的模仿者。如果说旧一代企业家只是玩一些行贿、偷税漏税、质量造假等小花样,那么新一代企业家则玩出了新的花样,玩出了新的高度。马云时代的互联网手段叫免费,凭借这一手段,淘宝、360都成功淘汰了自己的竞争对手,后期互联网竞争变得更加丧心病狂,直接开始“烧钱大战”。免费让正经企业无利可图,烧钱让没有得到融资的小企业无力抵抗,这种赤裸裸不公平竞争,也只有在中国制度不健全的国家才能出现,也只有草莽化的企业家才能想出来。在一代又一代草莽化企业家的前赴后继的冲击下,中国企业家群体的道德水平不但没有改善,反倒在进一步滑落。一个长期在技术上跟着西方屁股后面走的国家,一个始终照搬国外商业模式的国家,怎么可能最终超越西方呢?  中国企业家草莽化的这一特征,使得中国本已脆弱不堪的经济更加经不起风吹草动。因为草莽化的特征,所以中国企业家内心中极少有社会责任这一概念,当经济进入下行周期的时候,企业经营会变得愈加困难,而草莽化的企业家绝不会坐等到企业利润为负时,才被迫退出实体经济,相反当实体经济利润率很低时,这些草莽化企业家就会选择早早退出实体经济,主动溜之大吉,或者退出实业跑去炒楼炒股(比如温州太太团、山西煤老板等),或者跑去国外移民投资(像李嘉诚之流)。道德素质的低下使得他们不会在乎自己的行为所引发的严重后果,本国经济的萧条、工人面临失业等问题,都并不是他们考虑的主要内容。但问题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间才勉强培养出这一代草莽化的企业家,这已经是中国仅有的财富,如果连仅有的这一批草莽式企业家都选择退出实体经济,中国该怎么办?届时政府就算有心挽救,也将无回天之力。
  观点新颖
  @娄小云
21:56:18  90年代中国的高校扩张计划,造成今天中国大学生泛滥的现象,现在中国每年毕业大学生数量世界第一,使得原本就严重的技术人员流动性变得更加不可控制。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创业者学历越来越高,企业家草莽化的特征不但没有消失,反倒更加严重。人才市场上出现劣币淘汰良币的现象,甚至出现大学生为高中生打工的怪现象。新一代创业者与旧一代创业者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无非学历高点,牛逼吹得更离谱些。他们真的有新的技术吗?没有。他们真的有所谓颠覆性的想法吗?其实也没有。中国企业级技术始终在追随发达国家的脚步,商业模式也始终在模仿发达国家的商业模式,新浪模仿雅虎,QQ模仿MSN,淘宝模仿ebay,当当模仿亚马逊,人人模仿facebook,百度模仿谷歌。中国企业家没有自己独创的技术,也从来不是什么商业模式的颠覆者,他们只是简单的模仿者。如果说旧一代企业家只是玩一些行贿、偷税漏税、质量造假等小花样,那么新一代企业家则玩出了新的花样,玩出了新的高度。马云时代的互联网手段叫免费,凭借这一手段,淘宝、360都成功淘汰了自己的竞争对手,后期互联网竞争变得更加丧心病狂,直接开始“烧钱大战”。免费让正经企业无利可图,烧钱让没有得到融资的小企业无力抵抗,这种赤裸裸不公平竞争,也只有在中国制度不健全的国家才能出现,也只有草莽化的企业家才能想出来。在一代又一代草莽化企业家的前赴后继的冲击下,中国企业家群体的道德水平不但没有改善,反倒在进一步滑落。一个长期在技术上跟着西方屁股后面走的国家,一个始终照搬国外商业模式的国家,怎么可能最终超越西方呢?   中国企业家草莽化的这一特征,使得中国本已脆弱不堪的经济更加经不起风吹草动。因为草莽化的特征,所以中国企业家内心中极少有社会责任这一概念,当经济进入下行周期的时候,企业经营会变得愈加困难,而草莽化的企业家绝不会坐等到企业利润为负时,才被迫退出实体经济,相反当实体经济利润率很低时,这些草莽化企业家就会选择早早退出实体经济,主动溜之大吉,或者退出实业跑去炒楼炒股(比如温州太太团、山西煤老板等),或者跑去国外移民投资(像李嘉诚之流)。道德素质的低下使得他们不会在乎自己的行为所引发的严重后果,本国经济的萧条、工人面临失业等问题,都并不是他们考虑的主要内容。但问题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间才勉强培养出这一代草莽化的企业家,这已经是中国仅有的财富,如果连仅有的这一批草莽式企业家都选择退出实体经济,中国该怎么办?届时政府就算有心挽救,也将无回天之力。  -----------------------------  没关系,我们还有无所不能的国企!  
  第五章 地方官员的“平庸化”  第三章中,我们提到了肿瘤式发展这一概念,顾名思义,就是指经济增长本身如同肿瘤细胞扩散一样,速度非常快,短期内病人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生病,甚至在一定时间内感觉自身免疫系统反倒增强了不少,于是没有过多在意,但是当肿瘤发展到一定地步,就可能已经危及到病人生命了。  肿瘤式发展最大的问题在于其表面呈现出巨大的欺骗性,就像中国经济增长实际上是由技术人员流动性导致,是一种自发的恶性增长模式,其经济增长本身与外力因素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在这种欺骗性之下,政府官员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仿佛经济增长是政府管理者自身的功劳,正是由于政府官员自身高超的经济管理能力,才使得经济得以高速持续增长。基于这种错觉,官员往往容易滋长骄傲自满的情绪。  我们知道,当经济处于肿瘤式发展时,经济增长本身受技术人员流动性控制,与官员素质没有必然的联系,官员的文化素质、专业技能、道德层次、信仰忠诚、廉洁与否,都不会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基本趋势,甚至夸张点说,如果没有官员存在,经济可能会发展得更快。  这种情况会带来一个非常可怕的后果,那就是导致地方官员的普遍“平庸化”。经常与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打交道的人会发现,中国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平庸化现象特别严重,官员整体上呈现出一种粗鄙化的趋势,对待普通老百姓的态度极其粗暴,一副典型“父母官”的嘴脸,骂老百姓就像爹骂儿子一样理直气壮。官员们不喜欢读书,却大多自以为是,听不进任何合理的意见,专家学者的话在有些官员耳中甚至都不如上级领导打个喷嚏重要。总之,官员的傲慢已经成为了一种病,而且已经无药可救。
  当经济增长本身与官员素质呈正相关时,经济系统能够起到筛选官员的功能,将不合格的官员从行政系统中逐一滤去,从而提升整体官员的素质与能力。而当经济发展与官员素质能力本身没有必然联系时,由于没有过滤系统的存在,官员道德的高与低,能力的强与弱,操守的廉与贪,都变得不再重要,因为经济系统本身对于官员并没有硬性要求,好官员或者坏官员,能力强的官员或是能力差的官员,在这种情况下完全体现不出自身的优缺点。当一个官员或者一头猪坐在相同的位置上,经济增长的基本方向都不会改变时,在这种情况下,官员的整体素质势必将向猪的层次无限接近。  我们以原辽宁省省委书记王珉为例,王珉在任苏州市委书记时,苏州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被媒体总结为“苏州模式”。其后王珉被空降到吉林任吉林省委书记,结果吉林经济却长期不见起色,仿佛苏州模式的神奇光环一下子消失了,而等到王珉被调到辽宁任省委书记时,我靠,辽宁经济干脆直接熄火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不符合常理的事情呢?是因为王珉的工作能力突然降低了?当然不是,那是因为苏州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王珉本人没有必然关系,所以王珉在或者不在,苏州经济都一样增长,那么所谓的苏州模式仅仅是对苏州经济的一种总结,而并非是一种经济治理模式。所以王珉不可能把这种模式打包带走,轻易地带到其他地区去复制。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其所在地官员的水平高低没有直接关系,用经济增速快慢去衡量官员能力,是非常扯淡的事情。比方说,我家是辽宁朝阳的,属于一个特别贫穷落后的地方,那里的官员哪怕能力再强,工作多么加倍努力,一个全国贫困县的经济增速难道还能超过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可能吗?所以说,经济增长本身与地方官员的作为没有任何直接关系。想靠一个官员去推动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
  谢谢楼主的回复。看来昨天没通过审核,大概明白什么意思,不好再多说什么,会继续支持。  企业家草莽化是现象,问题的实质跟他们自身没有什么关系,淘汰机制的运转方向不是他们自己制定的。
  @将门八影
21:53:48  谢谢楼主的回复。看来昨天没通过审核,大概明白什么意思,不好再多说什么,会继续支持。  企业家草莽化是现象,问题的实质跟他们自身没有什么关系,淘汰机制的运转方向不是他们自己制定的。  -----------------------------  除了少数具有先天优势者,多数企业从小规模做起。起步阶段对于地方行政部门的霸道规章,无理收费,甚至吃拿卡要,基本完全无法抵制,只能顺从。这样企业即使做大,早已是身不由己 (一则积习,二则把柄),唯一的选择是向更大的权力寻求庇护。改变从何谈起?
  @娄小云
21:35:36  当经济增长本身与官员素质呈正相关时,经济系统能够起到筛选官员的功能,将不合格的官员从行政系统中逐一滤去,从而提升整体官员的素质与能力。而当经济发展与官员素质能力本身没有必然联系时,由于没有过滤系统的存在,官员道德的高与低,能力的强与弱,操守的廉与贪,都变得不再重要,因为经济系统本身对于官员并没有硬性要求,好官员或者坏官员,能力强的官员或是能力差的官员,在这种情况下完全体现不出自身的优缺点。当一个官员或者一头猪坐在相同的位置上,经济增长的基本方向都不会改变时,在这种情况下,官员的整体素质势必将向猪的层次无限接近。   我们以原辽宁省省委书记王珉为例,王珉在任苏州市委书记时,苏州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被媒体总结为“苏州模式”。其后王珉被空降到吉林任吉林省委书记,结果吉林经济却长期不见起色,仿佛苏州模式的神奇光环一下子消失了,而等到王珉被调到辽宁任省委书记时,我靠,辽宁经济干脆直接熄火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不符合常理的事情呢?是因为王珉的工作能力突然降低了?当然不是,那是因为苏州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王珉本人没有必然关系,所以王珉在或者不在,苏州经济都一样增长,那么所谓的苏州模式仅仅是对苏州经济的一种总结,而并非是一种经济治理模式。所以王珉不可能把这种模式打包带走,轻易地带到其他地区去复制。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其所在地官员的水平高低没有直接关系,用经济增速快慢去衡量官员能力,是非常扯淡的事情。比方说,我家是辽宁朝阳的,属于一个特别贫穷落后的地方,那里的官员哪怕能力再强,工作多么加倍努力,一个全国贫困县的经济增速难道还能超过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可能吗?所以说,经济增长本身与地方官员的作为没有任何直接关系。想靠一个官员去推动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  -----------------------------  如果没有一点关系为啥黄奇帆一调走重庆房价就猛涨?  
  作为官员“平庸化”的直接结果,那就是在经济活动中官员不但帮不上忙,相反还会添很多乱,比如说故意制造一系列繁琐的程序、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证明、一些正常人都无法想象的奇葩条文。当官员的存在与否都已经不影响经济增长时,官员就会本能地走上腐败之路。就如同事物最普遍的规律一样,当一种事物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正面的作用时,它一定会反过来对这个世界施加强烈的负面作用,于是诸如腐败、潜规则、灰色收入等不正常现象开始滋生。  纵观改革开放三十年,官员腐败问题严重的令人触目惊心,真可谓是前赴后继,不怕牺牲,手拉手肩并肩,老少爷们一起贪。无论今天的人们多么鄙视改革开放之前的那段特殊岁月,也不得不承认一点,那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确实是存在好官的,因为我曾经见过他们。我爷爷当年做市电力部门一把手时,当时正值大陆“倒爷”风行,就和现在的网红一样,总之非常流行,我二爷爷当时眼红也想做倒爷赚点钱,于是跑去找我爷爷要求帮帮忙。那可是亲兄弟啊!结果我爷爷这个人原则性很强,死活不同意,最后弄得兄弟二人反目,直到死两人都没有再见过面。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姥爷是村里的大队书记,就是李幼斌主演的电视剧《中国地》里面的那个地方,我姥姥是村里的妇女主任,在那个大队书记说句话能要人命的时代,可以说想要多少粮食只是我姥爷一句话的事,结果呢,三年自然灾害,我姥爷饿死了三个女儿,没有贪污过国家一粒粮食,直到老人家下葬,全村老少爷们儿没有一个人背后偷偷说过一句坏话,都说这个人做人做官一辈子都堂堂正正。我记得我姥爷活着的时候,每年军队会固定给我姥爷这样的抗美援朝老兵送钱,什么团长营长的在我姥爷面前连坐都不敢做,老老实实的在一边站着,姥爷一边抽旱烟一边给那些没上过战场的军人讲朝鲜战场的故事。“我十九岁偷偷背着家里人一个人走了60里地跑去参加志愿军......敌人飞机猛啊,天上转个圈,一个团的人就没了......朝鲜冷啊,我们棉衣不够,很多战友得伤寒都病死了,那场面你们年轻人根本受不得......有啥办法呀?军号声一响面对刀山火海你也得冲锋,浑身被机枪打成筛子你也得冲锋,知道战场纪律不?没这觉悟你参军干啥?回家抱孩子好了......什么鸡巴美帝国主义,我操他祖宗八辈的......我跟你讲,我要是早出生几年,早跑去打日本人去了!哈哈哈......”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周围已经再也看不到这样活生生的廉洁的好官了。
  沉下心来思考,不错,继续关注!
  难得的好文章,把问题说的很透彻。  对于科技人员流动,带来表面上的发展,之前看过一篇文章,大意也是说因为科技渗漏,使得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向发展中国家传播,但因为科技天花板(研发新技术越来越难),又造成国家之间的科技水平差距越来越小,发达国家凭借高科技攫取到的利润越来越少,无法再维持体面地生活。  
  楼不更了?
  第四章我们详细介绍了企业家的“草莽化”特征,如果拿地方官员的“平庸化”特征二者相比较,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两者高度契合。我们很难说得清究竟是谁塑造了谁,是“草莽化”的企业家孕育了“平庸化”的地方官员?还是“平庸化”的地方官员孕育了“草莽化”的企业家?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当两者结合一起时,会产生巨大的危害。  草莽式的企业家最喜欢的就是平庸化的官员,因为如果官员的个人素质太高,那么本身文化素质较低的企业家又怎么能够找到二者的共同语言呢?正是官员的平庸化使得二者有了共同语言,吃喝、女人、社会关系、兄弟义气等等,帮助打开了行贿的大门,社会风气就是这么一点一点坏掉的!草莽式企业家往往不喜欢守规矩,更不喜欢按常理出牌,他们喜欢走捷径,喜欢各种投机取巧,而这一切都需要平庸化的官员帮助,没有平庸化官员的默许或者支持,草莽式企业家可谓是寸步难行。而平庸化的官员最喜欢的也恰恰是草莽式的企业家,你们觉得地方官员真的喜欢像比尔盖茨或者扎兹伯格那样能够滔滔不绝地讲几个小时软件编码的企业家?他们根本就听不懂。自身能力的低下,再加上精神世界的贫瘠,使得地方官员更喜欢亲近同样文化层次较低的草莽式企业家,二者互相喜欢,互相体谅,互相包容,互相欣赏,最终成了好基友。  中国的官场文化本质上就是一种庸俗文化,平庸化的官员塑造了这种庸俗的官场文化。官员本身没有能力,就会盲目迷信关系,官员心中没有高雅的情趣,就会疯狂追逐色情,官员意识中没有自律,就会选择彻底放纵。官员的堕落不是因为他们比正常人多了些什么罪恶,而是因为他们不具备他们应该拥有的东西。这一切的起因并不是官员自身的错,错的是我们选择了一种肿瘤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官员只是肿瘤式发展的牺牲品,是病态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受害者。没有肿瘤式经济发展模式的存在,他们根本不可能坐在他们今天所坐的位子上,就算侥幸坐上了,也会很快被经济系统所淘汰。  如果说改革开放最大的成果是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那么腐败可能是市场经济最大的一笔财富,一个平庸化的官员阶层使得中国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那个计划经济时代,即使中央政府有这种想法,也会面临官员阶层的强力阻碍。因为一个能够高效运行的计划经济体制,需要的是一个能力较强、素质较高的官员阶层,如果管理计划的人本身都不靠谱,那么这种计划怎么可能成功呢?我有时甚至都怀疑,官员的腐败可能是资本家和经济学家故意惯出来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彻底摧毁中国重回计划经济旧路的希望。一个平庸化的官员阶层不可能支撑起计划经济模式。如果贸然进行由市场经济体制向计划经济体制的转变,那么现存的平庸化的官员阶层也只能让中央政府更快的垮台而已。由于自身的“平庸化”,官员会成为计划经济最坚定的反对者,因为无论计划经济多么不好,其本身却具有一个最大的优点,那就是计划经济体制需要的是能力出众、廉洁高效、政治忠诚、甘于清贫的官员,至少表面看起来是这样,计划经济体制是具有筛选功能的,会将绝大多数平庸的官员从系统中驱逐出去。如果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今天的大部分官员都会被体制自动清除,因为计划经济体制是完全依靠官员得以执行,所以需要的必然是最杰出的人才。如果说中国重新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家失去的仅仅是个人的财富和企业的所有权,那么官员失去的将是自己的铁饭碗。也许中央政府一开始的初衷并不想对平庸化的官员赶尽杀绝,但奈何计划经济体制本身与平庸化的官员彼此不相容,所以最终广大平庸化的官员会发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自己最终反倒没有了立身之地。  平庸化的官员由于自身能力不行,势必更加依赖于成熟的制度,现存的市场经济体制培育了这样一个平庸化的官员体系,同时也限制了他们脱离市场经济体制的可能,为了维护自身的即得利益,以及使自身免于被计划经济体制强行“杀毒”的命运,官员体系甚至会为此不惜违背自己的政治信仰,而与中央政府进行难以预料的激烈冲突。
  @娄小云
21:35:36  当经济增长本身与官员素质呈正相关时经济系统能够起到筛选官员的功能,将不合格的官员从行政系统中逐一滤去,从而提升整体官员的素质与能力。........................................................所以说,经济增长本身与地方官员的作为没有任何直接关系。想靠一个官员去推动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  -----------------------------  观点很有道理,就是表述有点绝对。官员和政府的责任是提供高效的行政服务和保证公平的竞争环境。优秀的官员和高效的地方政府,从长远来讲对本地区经济发展是有推动作用的。但是直接用经济增长来衡量官员的能力甚至决定其升迁,是造成近年来大量投资浪费和产能泡沫的主要原因之一。
  @娄小云
21:15:50  .......至少表面看起来是这样,计划经济体制是具有筛选功能的,会将绝大多数平庸的官员从系统中驱逐出去。如果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今天的大部分官员都会被体制自动清除,因为计划经济体制是完全依靠官员得以执行,所以需要的必然是最杰出的人才。........  -----------------------------  这段不能同意。这么说的依据在哪里?从统治者的利益出发,任何经济体制都需要最杰出的人才。计划经济体制的人才需求与淘汰平庸官员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无论是过去的苏联和中国还是今天的朝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治忠诚几乎是官员选拔的唯一标准,官员经济腐败的问题虽然不明显,但是在知识结构,管理水平,行政效率,服务意识等方面与同时期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相比,杰出完全谈不上,甚至都不能说不平庸。
  关于谁塑造了谁的问题的个人观点:立法制度,司法体系,政府结构以及治理观念本来并不是为了市场经济体制而设计的,虽然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经济建设,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原因都明白。有能力的官员能够看到问题的本质,但是如果用实际行动尝试改变,容易在政治忠诚上引起争议。因此对官员而言,平庸是实际上的最优解。另一方面,制度设计的不匹配导致了再完备的市场游戏规则也无法有效执行,企业家最后只能按照丛林法则优胜劣汰,最后活下来一群草莽英雄也就不足为奇。
  深度好文
比那些经济学家剖析的到位多了
  逻辑推理强,好文
  第六章 中央政府的“集权化”  上一章提到,由于中国经济本质上是一种肿瘤式的发展,所以在这种病态经济模式终结之前,经济始终会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增长,就像肿瘤细胞快速扩散一样,任何外力因素都不会改变这一点。经济增长本身是由于技术人员高度流动这一隐性因素所导致,与官员本身的素质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官员素质的高低不影响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趋势,如果按照这一逻辑进一步延伸,我们会得出另一个更加有趣的结论,那就是经济增长本身与中央政府所采取何种经济政策之间也没有必然的联系。既然经济增长本身是由于技术人员高度流动这一隐性因素所推动,无论中央政府采用哪种经济政策,经济本身都会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中央政府所采取的货币政策宽松一些,或者收紧一些;政府所推行的经济政策激进一些,或者保守一些,都不会改变这一趋势。  由于中央政府推行的经济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结果就造成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空间变得非常大,甚至说可以随意选择任何一种经济政策,都不会影响经济大方向的趋势。而受自身利益的影响,中央政府往往会选择那些能够增大自己手中权利的宏观经济政策,比如说货币调控、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投资、对国企的偏袒等等,而这些政策会导致政府手中的权利越来越集中,中央政府的权利越来越大,而在实体经济领域,则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国进民退的状态。
  在一个正常的经济体中,国进民退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吗?很明显不是,从近现代世界经济几百年的历史来看,国企效率低下,比不上民营企业是众所公认的事实,而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在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企反倒“做大做强”了,至于国企做大做强的原因,大家都懂,不是因为自身的竞争力强,而是因为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偏向于国企,无论是银行贷款或是财政补贴,再或者是政策扶助,国企都明显处于优势的一方,更不用说国企长期被舆论所诟病的垄断地位。国企本身隶属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当政府利用经济政策谋求自身权利最大化时,考虑到国企独特的政治身份以及与政府难以割舍的利益纠葛,政府在制订经济政策时一定会捎带上自己这个不争气的“小弟弟”。正因为中央政府利用经济政策寻求自身的集权化,才导致国进民退这一不正常现象的出现。如果说国企的非正常成长是一颗小肿瘤,那么中央政府持续的集权化过程就是一颗更大的肿瘤,正是中央政府权利的不断膨胀,才使得高度依附于政府的国企系统也一并畸形增长,可是人们却只是注意到类似国进民退等表面问题,却没有看到产生这一问题背后的真正罪魁祸首。换句话说,如果不解决中央政府集权化这一问题,国进民退的这一问题根本就不可能解决。
  @娄小云
08:09:11  第三章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秘密  上一章结尾我们提到一种假设,那就是如果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实际上是建立在技术人员高度流动性之上的,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本质上是由于工资长期较低,导致技术人员被迫进行大规模流动,从而引发的一种变相的产能扩张。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对于经济学界的影响不亚于引爆一枚核弹。  ---------------------------  @将门八影
19:23:55  非常有见地的观点,虽然不能完全同意,但是很佩服楼主的观察和思考,谢谢分享。也希望很快读到后续的精彩文章。  过去从事电子技术行业,在深圳工作生活了十年,对于技术人员流动有些体会,或许能对楼主的观点做一点点补充。技术人员能够有大范围的高流动性,除了待遇偏低是重要因素以外,可能还有很多更复杂的因素。没有具体研究过,仅从个人体会来看,一方面,本身技术层次不高就是因素之一,由于加工制造占据比重大......  -----------------------------  对,都说得非常好,高职高专人事方面的司法程序的缺失加上知识产权专利保护的加强会让关键技术人员的挖角不成气候。
  逻辑推理强,
  @娄小云
08:09:11  第三章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秘密  上一章结尾我们提到一种假设,那就是如果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实际上是建立在技术人员高度流动性之上的,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本质上是由于工资长期较低,导致技术人员被迫进行大规模流动,从而引发的一种变相的产能扩张。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对于经济学界的影响不亚于引爆一枚核弹。  ---------------------------  @将门八影
19:23:55  非常有见地的观点,虽然不能完全同意,但是很佩服楼主的观察和思考,谢谢分享。也希望很快读到后续的精彩文章。  过去从事电子技术行业,在深圳工作生活了十年,对于技术人员流动有些体会,或许能对楼主的观点做一点点补充。技术人员能够有大范围的高流动性,除了待遇偏低是重要因素以外,可能还有很多更复杂的因素。没有具体研究过,仅从个人体会来看,一方面,本身技术层次不高就是因素之一,由于加工制造占据比重大......  -----------------------------  @乱市英雄101
10:40:51  对,都说得非常好,高职高专人事方面的司法程序的缺失加上知识产权专利保护的加强会让关键技术人员的挖角不成气候。  -----------------------------  法律法规方面以外。企业和企业家自身问题也不少。  很多外资企业会要求中高级职位的应聘者提供原雇主的推荐信,也会常会向原雇主的人事部门甚至同行业的友商了解求职者的情况。其主要目的并不是了解业务能力(这个在面试的时候很容易考察),而是看简历是否属实及有没有争议。外资企业一般对知识产权纠纷非常敏感,对于接收这方面有嫌疑的人会非常慎重。除了法律方面的顾虑之外,对诚实品质也很看重。国内企业一般着重考虑业务能力,能带来技术和客户的来者不拒。结果往往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如此周而复始。  欧美和日本上下游企业之间很喜欢在产品早期研发阶段就密切配合,一起培育市场,彼此分工协作,共同组成产业链。上游企业一般不会随便把开发工具,关键设备或者核心零部件随便卖给无传统协作关系的下游企业。下游企业也不会随便变更供应商,即使有成本压力,也会尽最大可能优先考虑协作企业。这样提高了竞争者进入市场的门槛,关键技术人员流失带来的影响也减小了。国内企业喜欢赚快钱,喜欢通吃,少有上下游企业团队协作和市场份额的概念。无论是谁给钱都卖。结果是产业链的迅速大量复制和恶性竞争。大家都没有利润的情况下,产品技术,质量和服务都无法保证。最终开发,生产,流通和消费各个环节都是输家。  中国人喜欢从权力斗争中寻找终极智慧,最终害人害己。如楼主所说的“草莽式”企业家和他的一帮“绿林兄弟”,对管理,财务,市场等等科学概念没啥兴趣,却热衷“历史文化”。骨子里还在用传统的权谋手段治理企业。公司不大,却天天上演历史剧,什么外戚乱政啦,鸟尽弓藏啦,结党营私啦,拥兵自重啦...精彩不输给《资治通鉴》。没多久, 人人都拉队伍立山头。一些企业被称为“某某行业的黄埔军校”与此很大关系。
  @娄小云
08:09:11  第三章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秘密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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