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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象观测与上古断代
　　1987年的盛夏，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了一座年代久远的墓葬，其时代大约在距今6500年左右，墓中发现了所谓的“华夏第一龙，第一虎”。但是，专家经过将近三年左右的研究，才得出结论，这并不是用龙虎蚌塑陪葬的一般性墓葬，原来，整个墓葬是一幅完整的“天圆地方”反映“盖天说”的天象图。龙虎不过是天象中的苍龙和白虎，在白虎的腹下和苍龙的一侧立面星图上，塑有两个相似的火形符号，这是朱雀的雏形，而在墓主人的下方(北。当时的绘图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堆塑着北斗星，并且用两根人的胫骨作为北斗的斗柄。这当然就是北方的玄武的雏形。而且，根据专家的研究，此墓和曾候乙墓出土的星象图对比，能够分析出来20多种天象，而这20多种天象大多于记时有关。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1/view-5271900.htm　　除了天象堆塑外，在墓葬中还在东、西、北3处殉葬了3个人，墓葬外的南部也殉葬了一个人，而且正是他的胫骨被拿来作为北斗的斗柄。按照《尧典》记载，当时管理天象和星占的人称为“羲和”，他有4个助手，称为“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东南西北四像的天时。看来，这个古老的墓葬不但将当时所能认识到的天象和记时方式反映了出来，而且将当时对天象的观察管理机构也形象地表达出来。只是，令后人感到残忍的是，这4个陪葬人都是12-16岁的年轻人，而且看得出是非正常死亡。 　　这个墓葬的研究成果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中央电视台拍摄了两集专题片进行了介绍。也就是说，中国人对天象的观测最早可以上溯到6500年。 　　在这座墓葬发现的10年之后的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了。从夏朝开始，天象记录不绝如缕，而且有些天象的记载可以精确到年、月、日。当时，国内外众多的人们对断代工程翘首以待，希望在上古的天象记录中，成功地编制出三代年表。 　　果然，对夏朝两次关于天象的记载的模拟结果显示：从公元前1953年2月中旬开始，在黎明的东方地平线上，土星、木星、水星、火星、金星排列成了一排，这种天象一直延续到3月初。这次关于夏代“仲康日食”的记载，被科学家确认为公元前2019年的秋季。也就是说，对夏代的天象研究观测解决到了“年”这样的水平上。对商朝甲骨文6次关于天象的记载，排除了释读错误一处外，其他的都用现代仪器和手段得到了验证。最精确地解决到了“月”和“日”的程度。 　　能否根据古人的记录，将断代精确到“时”呢? 　　在夏商周的重大历史事件中，由于对历史发生的重要性和文学作品的影响，无疑是“武王克商”，传世文献对这一事件的叙述也比较丰富，同时史料中还含有若干历日和天象的记录，这就为古今中外的学者利用文献和天文历法知识推定武王克商之年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和可能。但是，武王的军队何时出征，决战的鼓声何时敲响，鹿台的大火何时点燃……这一切，学者们的推算仅仅“从理论上推测”是可行的，而实际问题的解决要比单纯的理论推算复杂、困难得多。 　　关于武王克商之年问题，从战国时代开始，中经汉代、唐代一直到近现代的诸多学者都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果和考古方面陕西的沣西遗址、北京琉璃河遗址、山西天马一曲村遗址的年代范围基本趋同。就是说，“武王克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年就在公元前1050年―前1020年这30年之间的某一年，某一天，某一时。依据天象记载，结合当代手段能否将确切时间确定下来，是一个大的项目了。 　　1976年，3月，在陕西临潼发现了记载“武王克商”的“利簋”，上面的铭文为： 　　斌征商，惟甲子朝，岁(越)鼎克昏，夙有商。辛未， 　　王在阑师，易又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按照唐兰等专家的解释，这段铭文的大体意思是：周武王出兵征伐商纣，甲子那天的早上夺得了鼎(指夺取了政权)，打胜了昏(指商纣)，推翻了商王朝。第八天(辛未)，武王在阑师，把铜器赏给利，利用来做檀公的宝器。 　　“武王征商”簋和《淮南子?兵略训》的一段记载“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的记载相合。也就是说，当武王率兵由丰镐出发东征的时候，在正面的东方能看到岁星。岁星就是木星。这段铭文用白话来释解就是：“武王向商都发起最后攻击，是在甲子日黎明时分，当时岁星(木星)挂在中天。战斗进行了一天，直到天黑，才占领了商都。”看来，铭文前半部分记录了武王伐纣取得胜利的全过程。它的价值不仅是印证了文献中关于武王伐纣在甲子朝的记载，更重要的是它记录了克纣开始的时候是黎明的天象，为推求武王伐纣那天的准确时间提供了可靠的信息。 　　有了日期(天)了和时辰(黎明)，能否和年月相符呢?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的江晓原开始进行研究，他首先把历代学者各种说法中的年代分布，也就是公元前1100-前1001年的百余年范围确定下来，然后把已知的16种天象放在这100多年的时间内进行验算，如果有某种天象在这个时间段内不可能发生，就将这种天象排除。如果计算表明在这100多年的时间内，有些天象虽然可能发生，但却不能用来定年的也要排除。 　　结果，对武王克商的16种天象记载中最终确认可以用来定年的天象共7种，分别是： 　　1．克商之日的干支为甲子(据利簋铭文)； 　　2．克商之日的清晨岁星(木星)当头(据利簋铭文)； 　　3．周师出发时应能在当地东方见到岁星(据《淮南子．兵略训》和《荀子》)； 　　4．在周师出发前后，有“月在天驷”和“日在析木之津”的天象(据《国语》伶州鸠所述天象及《三统历》)； 　　5．从周师出发到克商之间应有一段时间距离，这段时间的长度应使得周师从周地出发行进至牧野合乎常规，就是要走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据《武成》、《世俘》及《三统历》)； 　　6．周师出发后至甲子日，应该有两次朔发生； 　　7．武王伐纣的过程中，有“星在天鼋”的天象(据《国语》伶州鸠)。 　　也就是说，必须寻找符合这7种天象的条件，才能将武王克商的年、月、日、时确定下来。当时，科学家们采用国际上天文学界最先进的DE404软件进行推算，最后得出结果为：公元前1045年武王出兵，在出发后的一个月内，有一次岁星于日出前出现在东方天空。次年，公元前日，周武王率领军队渡过孟津，6天之后，既1月9日在牧野之战中获得胜利。纣王自焚而死。此时，牧野当地时间为凌晨4时55分，岁星正位于上中天，地平高度约60度。 　　这一结果，在经过专家讨论后认为基本正确，所谓“基本”，就是关于伶州鸠还说过“岁在鹑火”，也就是说前后有2年至3年都可以发生“星在天鼋”的天象。这样，再由科学
院陕西天文台的天文学家验算。这次验算不但使用了先进的软件，还增加了《汉书》和《尚书》的资料，并且使用我国天文学家张培瑜的《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表》，由《武成》历日排谱，结合“旧在析木之津”天象推算，共得到公元前1094年、公元前1083年和公元前1046年3种结果。这3种结果都符合伶州鸠所说的其他天象条件。最后，专家们认为公元前1046年为最佳选择，武王在这一年克商的甲子日期是1月20日。推算结果表明，这一天子夜，木星正上中天，地平高度达79度，肉眼可见，格外明亮。 　　武王克商的年、月、日、时的问题终于得到全面解决。 　　为了进一步证明通过计算得出的纪年的准确性，怎样寻找一次机会，使古代的天象在现代复原或者再现呢? 　　中国古代文献《竹书纪年》中，有一条“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的记载，这条记载被天文学家认为是当时在郑地发生的一次日出时的日全食。它所造成天亮后转黑并再次天亮的现象，使古人产生了“天再旦”的感觉，就是早晨的时候，天色突然之间黑了，过了一会儿，天色又亮了起来。 　　从已知的文献看，“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最早记载于河南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但自从这部书失传后，就只能从其他书籍中辑出其中片言只语了。后人所看到的“天再旦”一条最早的来源，出自唐代司天监官员、印度裔天文学家瞿昙悉达所著《开元占经》的引用。《开元占经》本是朝廷秘籍，严禁外传，到宋代已不为人所知。但是，如同秦始皇焚书终于没有焚烧干净一样，在明朝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有一位名为程明善的道人因极度喜好佛事，便不惜重金为一尊古佛重塑金身，想不到竟在古佛腹中发现了一部卷帙浩繁的古代典籍，竟然是遗失已久的《开元占经》。此书引用了70余部古代星占学著作，保留了自公元前4世纪以来许多天文观测资料。对“天再旦”的记载很详细。 　　也许是上苍的眷顾，根据计算，能在日出前发生的日食，20世纪内在东亚大陆唯一的一次机会是日，日出前能够看到全食的地区在中国新疆北部与哈萨克斯坦、蒙古及俄罗斯交界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们决定赴新疆进行布点观测。 　　日，专家赶赴新疆乌鲁木齐，并通过各种渠道和新疆各地的科协、教委、中学、气象台等单位联系，请他们在预定的阿勒泰、富蕴、塔城、克拉玛依、博乐、霍城、伊宁、石河子、奎屯、阿克苏等北南一线近20个地点，联络、组织群众和天文爱好者进行实际观测。 　　在塔城地委和塔城市政府的协助下，“天再旦”天象观测中心设在塔城最高的一座建筑物一银翔大厦顶端平台，这座建筑物共13层约45米高，而当地海拔高度约为500米，其纬度远远高于北京、兰州、西安、南京等城市。因没有大工业污染，天象观测条件良好。可以说，此次观测活动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各种条件。 　　但是早春的塔城正是西风带气旋活动频繁的时期，气象条件极不稳定，这个现状又不免让周晓陆等观测人员多了一份担心。事实证明，到了3月8日，天气突变，小雨夹雪笼罩了整个塔城，使每一位观测人员心中都蒙上了一层阴影。按天气状况分析，如果雨雪不停，第二天，也就是3月9日黎明的观测效果将受到很大影响。就在大家为如此糟糕的天气忧心忡忡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奇迹发生了。到了3月8日北京时间23时，雨雪突然停歇，天空渐渐由阴转晴。到了3月9日凌晨4点，阴霆散尽，万里苍穹露出了清晰的面容。此刻，海尔一波普彗星正横斜于东北天际，其离子尾与尘埃尾皆明晰可辨；猎户座、仙女座、飞马座、天鹅座恰似一盏盏耀眼的银灯，横挂在西南天际，火星的光亮灿烂夺目。已云集于银翔大厦顶端平台、由多民族组成的观测人员，在格外明亮的北极星、北斗星的映照之下，面对无垠的苍穹和闪耀的星光，久悬的心坪然落下，一时欢声雷动。 　　8点10分之后，天空开始由晴转少云，东方的地平线云量增大，由暗红色渐渐转变成淡淡的铁红色，并从低处慢慢浸染到云层顶端。此时，东风达到了4-5级，明亮的星星逐渐隐没于晨曦之中。8点20分左右，曾耀眼夺目的海尔―波普彗星也隐去了，晨曦的光越来越明亮。8点30分左右，东方地平线之下，突然太阳的光线喷射而出，大块大块的鱼鳞状、瓦片状的云层，由鲜红转为橘红色。正当注目着东方地平线与天顶的人们感到眼前的朝霞似乎十分腼腆，远未达到应有的热烈与炽亮之时，天空又明显地开始变暗了。 　　8点35分，黎明时的朝晖竟转换成夕阳沉没的晚霞，太阳射出的光线在渐渐收敛，刚才橘红色的云裙变成血红色，接着又慢慢深染为铁灰色。天顶淡淡的红意也在逐渐消退，稍现白色的西边天际也暗了下来。“天狗食日”的日食现象出现了。 　　从8点45分起，东方天际的云霞又渐渐由红转黄，天顶由暗变亮，所有的星星都隐没于朝晖之中。8点53分，太阳带食跃出，太阳的左下方，带着明显被掩的月影，恰似一弯红亮的新月散发出金色的光芒，凹凸不平的山影轮廓在光照中若隐若现，宛如海面上漂浮的海市蜃楼。9点35分，残缺的太阳已全部复圆，温暖的阳光普照大地，整个塔城和周边山野田畴在阳i匕的照耀中分外壮观美丽。至此，“天再旦”的天象观测圆满结束。特别值得庆幸和回味的是，就在大家分别撤离观测现场之后，塔城地区天气再一次由晴转阴，接着天幕合拢，下起了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整个塔城浸染在白色苍茫的世界之中。 　　这次“天再旦”观测的圆满结果，充分证明了我国古代对天象记录的准确，使我国的史籍受到全世界学者的刮目相看!何况，询；多史籍记载的问题现在还没有准确的答案，可以预见的是：将有一个大好的古籍利用前景在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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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生肖与天象与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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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生肖与天象与地理
十二生肖代表的是天象与地理，并非代表人的性格。现实生活中，一个年属的不同人，性格完全不同，更别说是不同年的同属的许多人了，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爱好；不同的出身；不同的；不同的人生经历；不同的道德观念；不同的说话方式；不同的判断能力；不同的忍耐力；不同的素质，等等许多不同，现实本文由联盟收集整理生活中，有很多一年出生的人，性格却体现出许多不同，再一次证明&十二属相&不是代表人，证明了，年属与人的性格运程无关，地支的十二个生肖与十个天干配合，用来记载日、月以及地球运转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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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天穹 北理之光——中国第一台大型天象仪研制纪实
宣传部 王征 辛嘉洋
光电学院退休教师 伍少昊提供
编辑： 新闻中心
　　在首都北京，提起动物园，人们的脑海里呈现的不是大小动物，就是服装批发，但就在人流终日熙熙攘攘之地，还座落着一处可以仰望星空的所在——北京天文馆，在这座建成于1957年，至今仍是中国唯一天文馆中，刻画宇宙，展现宏伟天象的镇馆之宝当属其主厅中的大型天象仪。
　　而就在这“巡天之地”，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到新世纪初，在31年的时间里，为全国两千万人展示宇宙万象的是一道来自北理工的璀璨之光，这就有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牵头设计制造的中国第一台大型天象仪。这台饱含着京工人心血，集全国之力制造的大型天象仪，不仅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其在光学、机械、控制和天文等领域体现的综合技术水平，成为我国光学仪器科研领域的标志性成就，也成为北京理工大学历史上耀眼的“新中国第一”系列科技成果之一。
“我们要在宇宙空间占一个位置”，100天创造“中国第一”
　　大型天象仪是用于演示人造星空的天文仪器，通过纷繁复杂光学系统、精巧的机械运动机构和电气控制系统，实现对宇宙星空的科学直观再现，可谓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大型光学仪器之一，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也只有德、中、美和日等少数国家具有按照需要定制生产的技术与能力。
　　在科学技术总体还欠发的的上世纪50年代，全世界只有德国蔡司光学仪器厂具备设计制造能力，而同样的年代，北京工业学院仪器系的师生们却用100天的时间，独立研制出了新中国第一台大型天象仪，创造了一个中国科技史上的奇迹。
　　将时间拉回到1958年，社会的全新面貌，感动着全体中国人，于是每逢国庆，“向国庆献礼”就成为爱国情怀的真实表达。为了向58年国庆献礼，北京工业学院各系师生也都立足专业，掀起了科技成果创新创造的高潮。
　　在这个背景下，学校仪器系的师生也在思索用什么样的科研成果，才能完成向国庆献礼的目标，并且这份“大礼”还要能体现学校仪器方面的研究实力，最终，他们将目光锁定“大型天象仪”。
　　选择这个项目也并非偶然，1957年，北京天文馆落成，足不出户就能辨析宇宙星空，不仅在普通百姓中引起轰动，也吸引了相关科研人员的关注。天文馆的核心就是大型天象仪，北京天文馆装备了一台东德生产的蔡司天象仪，这台高水平的天文设备，给京工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要在宇宙空间占一个位置”，这是当时京工师生最响亮的口号，在这个昂扬的年代，面对国庆献礼任务，仪器系师生决心挑战大型天象仪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光学仪器。
　　目标明确，仪器系上下满怀强烈爱国热情，在时任系党支部书记马志清的带领下，由青年教师为骨干，带领8531班全体应届毕业生以及低年级学生一百多人，“白手起家”，在仅有大型天象仪粗浅的直观认识的情况下，从天文基本知识和天象仪的基本原理入手，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科研和大学习“运动”。
　　然而，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师生们所面临的挑战却是不可想象的，例如为了完成光学系统的大量计算，在缺乏计算设备的情况下，只能“人海战术”，全系师生用对数表来进行手工计算。“系里7月1日召开‘誓师大会’，决定研制大型天象仪向国庆献礼。同学们更是豪情满怀地打出了“踏破千重山，闯过万道关，立下青云志，造出人造天”的大标语！我们只有仅仅三个月的时间。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大家纷纷将铺盖搬到实验室，真正是废寝忘食。有时开现场会议，同志们站着就会睡着，却没有一人有怨言。”1958年，参与大型天象仪设计光电学院退休教师伍少昊回忆说。
　　在北京天文馆支持下，北京工业学院仪器系师生从1958年7月到1958年10月，用三个月成功研制出新中国第一台大型天象仪原理样机，并在北京天文馆进行了演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当时民主德国大使馆等一批外宾也闻讯赶来参观，散场后认真考察了我们的仪器，对我们三个月的研究成果感到十分的震惊。”回忆当时的场景，伍少昊依然历历在目。1959年1月《人民画报》还将“大型天象仪”作为新年首期的封面。1958年的首台大型天象仪原理样机虽然在研制水平上还尚显稚嫩，性能也未能达到实际使用要求，但却是中国人独立自主的完成了对大型天象仪整套技术体系的探索与实践，成功填补了该领域空白，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历史突破。
天象仪“三兄弟”，从“日心”到“地心”的原始创新
　　虽然1958年研制的首台大型天象仪实现了对天象仪工作原理和系统的探索与验证，但性能尚达不到实际运行要求，距离国外产品差距更是十分巨大。此时，一个问题摆在了仪器系师生的面前，大型天象仪研制是就此止步，还是继续向更高水平的发起冲击？同一时期，一批相同的国庆献礼项目，也因为种种原因止步。天象仪作为一种科学演示仪器，社会应用前景并不明朗，研制需要的成本也着实不低，在师生中产生了项目是否继续的不同看法。
　　何去何从的关键阶段，院系领导经过反复研究和讨论，统一了思想认识，大型天象仪的研究开展，不应该完全从设备研制的角度来看待，应该看到其潜在价值，大型天象仪涉及仪器设备领域的多种技术应用，深入研究有利于推动整个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甚至带动其他专业研究水平的提升。1959年，在学院的有力支持下，将天象仪项目改由院工厂和仪器系共同承担。并制定了第二阶段三台大型天象仪的研制计划，随即拉开了六十年代天象仪“三兄弟”的研制大幕，并将实现天象仪的结构优化和高精度运行作为研制目标。
　　天象仪的英文名称Planetarium直译“行星仪”，其技术的核心就是对太阳系天体的视运动进行模拟，由于天体的视运动规律及其复杂，尤其是月亮受到的摄动干扰很多。国外所有天象仪采用的“日心模拟”方案精度不高，导致太阳系天体存在1度到6度不等的原理误差。围绕提高模拟精度，仪器系师生广泛调研，大胆探索，创造出天象仪运行的“太阳系地心模拟方案”，使得研制工作取得重大突破。“理论方案上的革命性创新，使国产天象仪根本区别于世界上一切采用‘日心’模拟方案的天象仪而独树一帜。但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研制工作无可仿制，从一开始就只能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创新之路”，伍少昊介绍说。
　　虽然，新设计原理的诞生令人欢欣鼓舞，但是在技术实现方面，困难依然重重，陆续研制出的三台天象仪，还是不能充分发挥新模拟方案的优点，整体技术依然没有到达预期水平。日，时任北京工业学院院长的魏思文中将，亲自召开了专门会议，成立了由院工厂和仪器系主要负责人共同牵头的工作组，并专门调派了谈天民同志担任组长，细致地梳理了研制工作中的各种问题。首先集中力量开展一系列专项技术实验，深入剖析了德国蔡司天象仪的技术特性，取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在丰富实践的基础上彻底解决了设计和工艺中存在的问题，再次对天象仪的“太阳系机构”进行第三次全面改进后，终于在1965年春研制出性能相当出色的天象仪样机，实现了预期的研究目标。
　　在这一阶段，在并无上级要求的情况下，北京工业学院自己组织力量对大型天象仪进行艰苦攻关，直接推动了仪器系在教学科研上的整体水平的提升，同时也确立了相关领域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天象仪“三兄弟”虽为“三胞胎，却每一台都有改进、都承担了不同的试验任务，最后终于“修成正果”，其承前启后的意义不同凡响。
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借助国家力量，打造世界领先水平
　　虽然，1965年的天象仪达到了实际使用水平，但是仍然是停留在实验室中的实验设备，始终无缘真正投入实践。然而，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1973年，国家决定要开发能反映中国古代天文学成就的国产大型天象仪。环顾全国，这个任务当仁不让地落在了在该领域拥有傲人实力的北京工业学院。
　　1973年，根据国家计委、科学院下达的任务，由北京工业学院牵头，组织北京光学仪器厂、北京电源设备厂和北京天文馆，开展大协作，调集全国资源，开始了国产大型天象仪的会战。北京工业学院在天象仪领域的研究实力得以充分发挥，在1965年第三轮样机的研制基础上，又进行了创新设计，于1976年设计制造了出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大型天象仪，并正式在北京天文馆组装，应用实际演示。这台天象仪也是新中国第一台正式实际投入使用的大型天象仪。
　　这台大型天象仪主机高5米，重3吨，包含20多类共200多套光学系统，由2000多种近4万个专用零件组成，与主机配套的还有9大附属仪器，由7台电动机驱动，能作周日，周年，岁差，极高，地平，地经，赤经7项运动。传动系统由200多个齿轮通过差动器的交互偶合，以实现各种天文运动。全部齿轮系速比都按天文数据，精确到8位以上有效数字。“像这样复杂的系统不经过几轮扎扎实实的刻苦攻关，想侥幸让它正常地运转起来是不可能的”伍少昊在谈及1976年天象仪的时候如是说。
　　迄今为止，这台天象仪的精度依然是所有光学-机械式天象仪中最高的，其许多原始创新之处，还大大提高了表演效果。值得一提的是，在文革结束之后，八年间，因政治出身撤换之声不绝，正是凭借八年出色稳定的运行，才得以避免。1984年7月，在北京市科委组织的鉴定会上，实测了从共100年间的天体运行精度，国产天象仪日、月、行星的实际误差，全部小于国外天象仪的原理误差，凸显了“地心布局”的优越性。光学泰斗王大珩在鉴定书中对大型天象仪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在放映内容上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在太阳系机构上采用与国外不同的独特设计，消除了某些原理误差，是成功的、有创造性的…体现了我国设计人员的高设计水平”。1985年,大型天象仪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976年至2007年，这台大型天象仪在北京天文馆连续服役31年，接待了2000多万观众，成为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日下午3点，随着天象厅恐龙灭绝、天体碰撞最后一个镜头结束 ，这台超期服役，劳苦功高的国产大型天象仪光荣退役，北京天文馆老馆传统天象仪表演成为绝唱，标志着机械式天象仪正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现在，这台由北京工业学院设计研制的国产大型天象仪已成为北京天文馆的“镇馆之宝”，在天文馆地下二层展厅永久保存展示。当你有幸看到这台通体幽蓝的“中国第一台大型天象仪”时，请不要忘记它“MADE IN BIT”的北理品格，永远承载着那段辉煌而难忘的“京工岁月”。
　　那道光，刻画宇宙，星光璀璨！
（文章部分资料参考文献：严沛然，伍少昊：《中国的天象仪》）
（审核： 包丽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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