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人物故事:周作人
来源：《中华民国史》
& & & 周作人（），原名魁寿，字星杓。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城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1893年秋到次年春夏之交，祖父因科场舞弊被捕入狱，他与兄长鲁迅（周树人）一起被送往亲戚家避难。1894年冬，其父大吐血，家道由此中落。1898年他与鲁迅参加县考，次年又参加了院考，名落孙山。
& & & 1901年9月，周作人进入清末洋务派开办的江南水师学堂，由一位叔祖从“周王寿考，遐不作人”的典故中取了“作人”的名字。1903年10月的一场大病后，他的兴趣转移到文学翻译和创作上来。1905年以“萍云女士”的笔名发表第一部译作《侠女奴》。不久，《玉虫缘》也被刊用出版。
& & & 12月，赴北京应考，准备留学日本。
& & & 1906年夏秋之间，周作人赴日本东京留学。自此，他把日本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开始学习日语。1907年，他与鲁迅合译《红星佚史》、《劲草》等，并协助鲁迅创办《新生》，但未能成功。同年，他进法政大学预科学习。同年秋，进立教大学学习古希腊文，希望以后把《新约》译成“佛经似的古雅”。在6年的留学生涯中，周作人共译出《匈奴骑士录》等5部中长篇小说和13个短篇小说，约50万字。文学翻译成为他留学生涯的一项主要而又卓有成效的事业。
& & & 东京求学，周作人曾三易住宿。在最后一处住宿，他遇到了一个名叫羽太信子的小厨娘，很快就坠入情网。1909年6月，他们结婚。1911年9月，在鲁迅的催促下，27岁的周作人恋恋不舍地结束了在日本的留学生活，携妻回到绍兴。日，周作人以“独应”的笔名发表了半个世纪后他仍津津乐道的政论《望越篇》，在热情欢呼辛亥革命的同时，对革命的前途表示了担忧。7月，他去杭州任浙江省军政府教育司本省视学职。但他终日卧床读书，被人笑谓“卧治”。一个月之后，他就因病辞职，在家读书、翻译、作《童话研究》等。1913年3月，他又被选为绍兴县教育会会长，接着被邀为浙江省第五中学英文教员。9月，周作人开始主编《绍兴县教育会月刊》，并在上面发表各种著、译文章。1915年10月，周作人将他在这一时期的译作和自己介绍异域文学的文章，精心编选成《异域文学》出版。
& & & 1917年9月周作人被北京大学聘请为文科教授兼国史编撰处编纂员。
& & & 1918年是周作人的成功之年。1月，他的译作《陀思妥耶夫斯奇小说》第一次发表在《新青年》上。自此，他以独树一帜的翻译家的身份走上了新文坛，成为《新青年》同仁中的一员，《新青年》上几乎每一期都有周作人的撰、译作品。2月，《新青年》上发表了他用白话翻译的《古诗今译》，并且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对于翻译的观点。他把斗争的锋芒指向“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林纾的翻译，指出文学革命就应该从文字到思想都进行彻底的革命。周作人的用心极为良苦，他试图通过翻译，输入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迥异的语言和思维，为中国新文坛的“文学革命”彻底输入一种新的精神。5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译作《贞操论》，强调男女在性与爱的问题上绝对的平等，从根本上宣布了以没有爱情为特征的传统婚姻的不道德性，确立了结婚和离婚的婚姻原则，中国的舆论界、思想界、文化界，当即为之震动。周作人从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前卫人物。
& & & 10月，周作人编写的《欧洲文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周作人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也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欧洲文学史》。12月，他发表《人的文学》，打出了“人的文学”的大旗，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此后，他又发表《平民文学》、《思想革命》、《论黑幕》、《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等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在这些文章里，贯穿着他的一个系统的思想，是把五四“人”的发现和文学的发现统一起来，构筑了关于“人学”的理论构架，指出“作家须得有极高深的人生观”，在作品中要回答“中国人与社会，能否长进，能否改好，能否存在”的问题；提出文学革命不仅要实行“文字改革”，更重要的是实行“思想改革”，如果“白话通行，而荒谬思想不去，仍然未可乐观”。
& & & 1919年7月，周作人赴日本向石河内的新村参观，觉得是遇到了平日梦想的世界。他怀着宗教般的热情参加了新村的劳动，“虽然很困倦，但精神却极愉快，觉得三十余年来未曾经过充实的生活”，他随即加入新村。回国后，他就成为中国新村运动的积极鼓吹者与组织者，到处做报告、写文章，宣传新村的理想和那种“人的生活”。1920年2月，周作人还组织了新村北京支部。但是，他的新村理想遭到鲁迅、胡适的批评，随着日本新村运动的停滞，周作人的“新村理想”也遽然消退了。
& & & 1920年12月底，因肋膜炎，周作人开始了长达半年多的养病、治病。
& & & 1921年3月到9月，共发表各种撰、译近70篇，其中，创作诗歌、杂感和散文如《梦想者的悲哀》、《过去的生命》、《中国人的悲哀》等40多篇。冬天，他还翻译了大量的古希腊文和日本的小说与诗歌。周作人说他“无论如何总不是个诗人”，但在1922年出版的新诗选集《雪朝》中，他发表过的26首新诗全部入选，所占的比重并不亚于当时的著名诗人。就连胡适也把周作人的《小河》一诗赞誉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
& & & 1922年至1931年，周作人担任了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8月发起和参加了妇女问题研究会，把妇女问题作为一个专门的社会问题提出来进行研究，提出了很多深刻的见解。11月和12月他相继发表《国语改造的意见》和《汉字改革的我见》，认为中国现代国语的建设，应该在通用的普通语改造的基础上，采纳古语、方言、外来语，严密用语语法，简化汉字，用罗马字拼音。他还于12月创办《歌谣周刊》。此后两三年间，他先后发表《猥亵的歌谣》等大量有相当学术水准的文章，以其博学和独到的眼光使他的民俗学研究达到了相当高的造诣。
& & & 1923年9月，周作人将他的专栏文字以《自己的园地》为名出版，这是他第一部结集行世的散文集。10月，他参加“中日学术协会”，但一个月后就退出该协会。后来又参加“中日教育会”并被推选为会长。同年，周作人给鲁迅写了绝交信。
& & & 1924年11月，他与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他是实际上的主编。
& & & 1925年5月，周作人等7位教师联名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8月，为了声援女师大师生的斗争，包括周作人在内的北京41位教师发表《反对章士钊宣言》，9月他参加了女师大开学典礼并坚持在那里为学生上课。女师大风潮刚刚过去，“三一八惨案”又接踵而至。周作人连续发表《闲话的闲话子闲话》、《关于闲话事件的订正》、《陈源先生的来信》等文章，以表达自己的愤怒。同时，周作人还专门写了《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新中国的女子》、《死法》等文，悲悼“三一八惨案”的殉难者。
& & & 1926年7月，周作人发表著名的《两个鬼》，说在他的心里住着两个鬼，“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在那里指挥着我的一切言行。”他“对于两者都有点舍不得”，他“爱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
& & & 1931年8月，周作人辞去燕京大学、女子学院等校兼职，专任北大研究教授。10月应北大学生会的邀请，作《关于征兵》的讲演，指出迷信“公理战胜”是大错的。1932年2月，周作人应邀在辅仁大学作总题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学术讲演，连讲8次，9月出版。这是周作人对于中国文学发展的独立的研究成果，涉及文学的内涵、范畴、研究对象、起源和作用等一系列问题。
& & & 1936年，他的《苦竹杂记》、《风雨谈》出版。鲁迅去世后，各方面约请他写文章的极多，他为《宇宙风》写了《关于鲁迅》和《关于鲁迅之二》，希望人们把鲁迅“当作人来看，不是当作神”，这又招来了很多批评。
& & & 从1935年到1937年间，中日关系日趋恶化，周作人写了许多关于日本的文章。从《关于日本语》到《日本管窥》，系统地展开了对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的研究，认为过去的日本可爱，现在的日本可敬，而中国却积贫积弱、无药可救。
& & & 1938年2月，周作人参加了大阪每日新闻社组织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被《每日新闻》刊载并刊发了照片，一时舆论哗然。武汉文化界严厉谴责他“不惜葬送过去之清白，公然附和倭寇，出卖人格”。茅盾等作家在《给周作人的一封信》中说，“艺界同人无一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不以此为耻”，督促他“幡然悔悟”。
& & & 1938年3月至8月，周作人多次辞谢伪满洲大学、伪北京师范学院、女子师范大学之聘，不加入留日同学会、东亚文化协议会，并有劝友人勿入文化协会等举动。9月他拒绝接受伪北大校长兼文学院长之职。他还多次辞谢日伪各方的邀访、宴会、约稿等。周作人的本意是要在北平过独立隐忍的“苦住”生活。
& & & 日上午9时许，周作人在家中遇刺，虽“仅伤及皮肤”，但元旦的枪声彻底打破了周作人平静、闲散而又困顿的生活。10天后，他就接受了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职务，从而结束了他的“苦住”生活。
& & & 随后，又接受伪北大教授兼文学院长之职。9月他成为东亚文化协会的成员，1940年12月周作人正式被汪伪国民政府任命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被指定为常委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次年他率团访日，慰问侵华日军伤病人员并捐款。从1941年7月到1942年1月，周作人多次在各种场合为日本的“治安强化运动”做动员，说什么“治安强化运动是和平建国的基础，是华北反共最重要的工作”。他按照日本人的授意，将他治下的大、中、小学的课本都做了相应修改，使日语课成为必修课，以行政命令推行“兴亚”运动，进行奴化教育。
& & & 1942年9月，“华北作家协会”成立，周作人成为“华北作协主席”。
& & & 在1939年至1945年的六年间，他结集出版的著作就有《秉烛谈》、《药堂语录》、《药味集》、《苦口甘口》等8种。1944年1月，《药堂杂文》出版。这时期，他还创办了《艺文杂志》、《文学集刊》两个刊物。1943年周作人被削去了实权，而委以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汪伪南京国民政府委员等虚职。同年，汪精卫邀请他南行讲学。1945年华北政务委员会改组，他仍被任命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7月写了《饼斋的尺牍》，不久又作了《曲庵的尺牍》、《实庵的尺牍》等，以钱玄同、陈独秀等与他在旧时的通信，向人们暗示以炫耀他昔日的辉煌。
& & & 日本投降后，周作人任北大国文系主任。随后，他陆续发表《凡人的信仰》、《过去的工作》、《道义的事功化》、《两个鬼的文章》等，为自己的思想、文章作回想和解说。日，他因汉奸案被国民政府逮捕，先是被押于北平，后改押于南京老虎桥监狱。1946年11月，被首都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褫夺公权10年，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生活费外均予没收。周作人开始在狱中重译《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等作品，并开始写《杂诗》、《往昔三十首》，另外还写了“儿童杂事诗”70首等。
& & & 1949年1月，周作人被保释出狱。11月开始以各种笔名为上海《亦报》写小品文，几乎每日一篇。
& & & 直到1954年底，周作人一直没有固定收入，平日以写作与翻译过活，靠零星稿酬维持生活，生活极其窘迫。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预支稿酬方式，每月预支其200元固定稿酬，后来加到400元。但到了1966年又完全取消。周作人在这一时期翻译了一些古典文学名著，如欧里庇得斯的悲剧、阿里斯托芬的喜剧、日本的《古事记》、《俄罗斯民间故事》、《乌克兰民间故事》、《伊索寓言》等。翻译成为维系周作人最后生命的精神支柱。
& & & 1962年6月，78岁的周作人为了50年的夙愿开始翻译古希腊作家路喀阿诺斯的对话集。1965年3月该书翻译完毕，计47万字，但直到1991年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同时，应有关部门的要求，周作人以各种不同的笔名写作有关鲁迅的回忆文章，后来辑成《鲁迅的故事》、《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出版。
& & & 1960年，周作人开始写《药堂谈往》，即《知堂回想录》。这是他最后一部重要的长篇著作。这部书稿在历尽坎坷之后于1970年由香港三具图书文具公司出版，其时已是周作人辞世三年多以后了。日，周作人病逝于北京，终年73岁。（侯云灏）
实习编辑：张健
新东方网高考官方微信：新东方高考 （微信号：xdfgaokao）
最新高考热点资讯、高考报名信息、高考历年真题、高考热门课程，请扫一扫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
知分选大学
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内蒙古陕西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广东广西福建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港澳台
说明：系统推荐的大学是依据往年数据计算所得，供广大考生填报志愿参考使用！
专题 & 院校库
新东方中学辅导专区
版权及免责声明
① 凡本网注明"稿件来源：新东方"的所有文字、图片和音视频稿件，版权均属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含本网和新东方网）
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本网协议授权不得转载、链接、转贴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复制、发表。已经本网协议授权的媒体、网站，在下载使用时必须注明"稿件来源：新东方"，违者本网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② 本网未注明"稿件来源：新东方"的文/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仅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转载稿的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下载使用，必须保留本网注明的"稿件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如擅自篡改为"稿件来源：新东方"，本网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③ 如本网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作者见稿后在两周内速来电与新东方网联系，电话：010-。
请选择城市
请选择学校
请选择城市
请选择学校
请选择城市
高考实用工具全集简介　　　　《周作人散文全集》共600多万字，收录了周作人全部散文作品及部分日记、诗歌、书信、序跋、译文，涵盖了《周作人文类编》和《周作人自编文集》的全部内容，并有超过1/3的集外文和未刊稿为首次出土面世，对全面了解周作人及其作品有极大助益。全集采用编年体形式，辑录了周作人年的作品，所有文章均一一考订发表时间、发表刊物、所用署名等，同时注明集内文、集外文和未刊稿，并配有与索引卷相对应的编号；索引卷60余万字，分全集篇目索引、主题分类索引、人名索引、书名索引、篇名及报刊名索引、自编文集篇目索引等，为读者及研究者查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与帮助。　　　　本书特色　　　　一、内容最全的周作人文集　　　　《周作人散文全集》凡十五卷，近九百万字，收录了周作人全部散文作品及部分日记、诗歌、书信、序跋、译文，内容涵括了此前出版的主要周作人文集--《周作人文类编》及《周作人自编文集》的全部内容，并有近一半为集外文及未刊稿。　　　　二、编年体　　　　本书采用编年体形式辑录了周作人年的文章，所有文章(集内、集外)均考订注明：①初次发表的时间；②发表的出版物名称；③所用的署名。集内文注明收入何集，集外文注明&未收入自编文集&，未曾发表者注明&未刊稿&。每篇文章均有与&索引卷&相对应的编号，十分便于读者及研究者的查阅。　　　　三、&索引卷&　　　　&索引卷&即第十五卷，近六十万字。与《鲁迅全集》&索引&中以注释内容为主不同，《周作人散文全集》&索引&卷内有全集篇目索引、主题分类索引、人名索引、书名索引、篇名及报刊名索引、自编文集篇目索引等，将为读者及研究者提供极大的便利与帮助。　　　　四、部分文字首次结集出版　　　　本书中部分集外文及未刊稿为首次面世，相信会给读者惊喜！　　　　五、超出以往周作人文集的编校与装帧质量　　　　本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组织专家审校，编校过程历时五年，根据第一手资料校对，并根据周作人手稿校对过部分内容，改正了以往周作人文集中的许多讹误。装帧设计及印制上亦力求精美，大大超出了以往周作人文集的水平。　　　　六、编者是周作人文集出版方面的权威　　　　本书经由钟叔河先生编订。钟先生自上世纪80年代即开始出版周作人自编文集，90年代曾出版十卷本《周作人文类编》，更出版过多种周作人选集和单行本，是解放后周作人文集出版方面的权威与开创者。　　　　作者简介　　　　周作人（日-日)，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原名櫆寿，魯迅的弟弟，周建人的哥哥。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北京大学、輔仁大學教授。&五四运动&以后，曾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钟叔河先生，湖南平江人，是我国著名出版家，也是知名的历史学家，现已离休。钟叔河的学识令人佩服，他的胆识和勇气更加值得敬重。他是国内最早主张编辑大型系列图书《周作人作品集》和《曾国藩全集》的编辑，这在出版圈内同样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因为在中国现代史上，周作人与曾国藩是有争议的人物。钟书河先生自上世纪80年代起即开始出版周作人自编文集，90年代并出版有《周作人文类编》（10卷本），同时还出版过周作人作品的选集和单行本等多种，是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文集出版方面的先驱和开创者。　　　　
楼主发言：1次 发图：0张 | 更多
　　周作人文类编　　钟叔河 编辑　　ISBN: 4 　　页数: 8223 页　　定价: 435.0　　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装帧: 精装　　出版年: 1998年　　　　　 一、本书汇辑周作人自光绪戊戌（1898）至文革开始（1966）六十八年间所作文章，按主题分类，编为十卷，全称《周作人文类编》。　　　　二、十卷共收文二千九百五十四篇，包括：　　　　1．周氏自编文集二十八种（书目附后）所收文约一千二百篇（重复收入者以一篇计）；　　　　2．周氏已编成未及出版的《木片集》和《饭后随笔》所收文四百馀篇；　　　　3．集外文和未刊稿一千三百馀篇。　　　　三、各卷均以所收篇名之一作为书名，十卷书名及分类主题范围如下：　　　　1．《中国气味》（思想·社会·时事）　　　　2．《千百年眼》（国史·国粹·国民）　　　　3．《本色》 （文学·文章·文化）　　　　4．《人与虫》 （自然·科教·文明）　　　　5．《上下身》 （性学·儿童·妇女）　　　　6．《花煞》 （乡土·民俗·鬼神）　　　　7．《日本管窥》 （日本·日文·日人）　　　　8．《希腊之馀光》 （希腊·西洋·翻译）　　　　9．《夜读的境界》 （生活·写作·语文）　　　　10．《八十心情》 （自叙·怀人·记事）　　 　　
　　一个字：太贵
　　周作人自编文集（35册）
　　作者：周作人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 　　内容简介　　近一二十年，周作人的著作出了不少。单行本和各种选本不说，较大的行动有岳麓书社1987年印行的一套，我没有买齐，不知一共多少册，因为书上也没有标明总册数。也许是由于研究者有所争论，有的人就说，这是一种“炒”。夫“炒”者是搞些名不副实的吹嘘，吹泡沫，经过不长时间，就无人闻问了。正所谓“各领风骚一半年”。此种泡沫，这些年我们见得不少。然而，出周氏的书，从新时期算起吧，也有二十多年了，不升温、也不降温，只是继续出，出得更严肃，更有质量。这不是“炒”。前些天在一家书店的邮购书目上看到又有两大套出版，于是又选购了六七册。一种是《周作人自编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一套36种。除校勘错误外，一如原著，无删减。一种是《苦雨斋译丛》(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1)这已是第二辑了，收日本文学作品六种，内有《浮世澡堂》、《枕草子》等。据云以后还要出第三、第四、第五辑，规模相当大。我说不是“炒”，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岳麓书社当年出的书，是由钟叔河主编。现在的《自编文集》和《译丛》都是由止庵主编。这两人都是研究周作人的专家，以踏实的治学为世所重。我在《译丛》的总序上读到止庵这样一句话：“关于周作人，我总觉得大家无论要说什么，都先得把他所写的书和所译的书读过才行，而目前最欠缺的还在这些著作的整理和出版方面”。对广大读者来说，也是多读一点才好领会专家们的争论。多读一点，你自己也才便于理解“五四”以来的种种争论。　　目录　　欧洲文学史 　　艺术与生活 　　自己的园地 　　雨天的书 　　泽泻集过去的生命 　　谈龙集 　　谈虎集 　　永日集 　　儿童文学小论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看云集 　　知堂文集 　　周作人书信 　　苦雨斋序跋文 　　夜读抄 　　苦茶随笔 　　苦竹杂记 　　风雨谈 　　瓜豆集 　　秉烛谈 　　秉烛后谈 　　药味集 　　药堂语录 　　书房一角 　　药堂杂文 　　苦口甘口 　　立春以前 　　过去的工作 　　知堂乙酉文编 　　老虎桥杂诗 　　鲁迅的故家 　　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鲁迅的青年时代 　　木片集 　　知堂回想录（上、下）　　　　
　　周作人散文全集（14卷）　　 作　者：钟叔河　编订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4　　周作人一生在创作上最主要的成就是散文小品的创作。“五四”以来，在中国新文学中“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鲁迅《小品文的危机》），而这与周作人的贡献是分不开的。新文学运动初期，周作人同鲁迅、谢冰心、朱自清等人一起，以辛勤的劳动，共同浇灌了“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于一炉的现代白话散文的早春之花，令人信服地宣告了文学革命在散文创作领域里的胜利，奠定了散文这一文学样式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并对后世的散文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这与他的散文在艺术上的杰出成就是分不开的。周作人散文艺术的主要成就，就是他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成熟的散文艺术的风格——平和冲淡的风格。这种风格在中国现代散文的百花园中孑然特立、独树一帜，且其影响所及，形成了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上的一个流派。周作人散文平和冲淡的艺术风格表现为：飘逸洒脱的文章笔势、平和恬淡的抒情特色、庄谐杂出的幽默趣味、舒徐自在的语言表达。　　定价：￥2280.00　
　　漫谈周作人的事（东方早报）　　　　黄裳　　　　
前一阵子,书店里扑天盖地的都是周作人的书,人们称之为“周作人热”，并非夸张。眼下这阵“热”，逐渐退潮了。似乎可以少作回顾。不敢说“总结”，实在因为掌握资料太少，加以考虑没有成熟，岂敢漫说“总结”，其实未出的文本，并未终止，还未到真正总结的时机。但少少说些观感，总是可以的罢。　　
说起整理出版周作人的著作，照眼下情形来看，可以说南有钟叔河，北有止庵。两位都是大家，都是把大量精力投入这一工作上的。但时间却有先后。首先打破此一“禁区”的是钟氏主持的岳麓书社。首先向中央打报告重印周作人早期著作的也是他。我曾听胡乔木说起，批准报告的就是他，说来颇有兴趣，是他做出的一次有意思的破格决定。从此“岳麓”就陆续印出了周著早期印本，有所加工，但未继续完成，改为周著的汇编，刊行多种，我都未见，愧不能置一辞。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陈子善与友人合作，辑印了周作人解放前后未入集的文字，与钟叔河一起印出了几种周作人的集外文，如“亦报随笔”之类，总有数百万言。包括罗承勋兄保存的周氏未发表的手稿译稿多种。遂有得读“真谈虎集”之快。这是十分重要的，花费巨大劳力的工作，不可忽视。　　
止庵对周作人的最大贡献，我认为是对周译的钩沉、考订、辑刊，前后出版“苦雨斋译丛”两辑，所据为自周氏后人保存的周氏原译手稿，足以订正前出诸种为编者删易之处，还其本真，又发现从未面世的希腊神话原译一种。此一工作尚未毕功。为读者所殷望。　　
此外，止庵别出心裁，校订出版了一套“周作人自编文集”，这确是个好主意。初见广告，引起很大兴趣。我本存有周作人著作原版初印本，自《玉虫缘》、《红星佚史》起，毛边本、签名本都有，“文革”抄家，为报社造反派掠去，存于报社资料室，新时期首先发还，无多损失。过去翻阅日久，颇多磨损，不宜再多翻动，今见有“自编文集”出版，正好供平时翻检之用。急欲置得。我已久不逛书店，且册数甚多，自己也拎不动，乃倩陈子善兄代购一部，入手快然。不料少加翻阅，错植颇多，嗒然意尽。非但时遇错字，如飞尘入目，为之不快；如遇需引用时，也不敢用为典据，遂高阁书丛，不再碰动。写到此处，如无确证，难免空言无征，乃找出“自编本”《秉烛后谈》，少加检阅，只读了开头几篇及最后数页，就发现错字数处。　　
“齐之以刑”，脱“之”字（2页）；“廿六年四月”，脱“年”字（10页）；“大抵释氏……”句，“大”误为“人”（125页）；“生女勿怒”句，“勿”误“忽”（30页）。当然，这只是随意取样，沧海一粟，不足代表“自编文集”全书的校勘质量。但这几处原书并不错，不也足以说明读者读书时引起的不快了么。　　
为什么要选取《秉烛后谈》来做例呢？查原书是“新民印书馆”于“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九月二十日发行”的初版本，在周作人著作中是校对最差、错字最多的一种。一九四四年秋是日寇败像毕露之时，其卵翼下的出版机构自然有朝不保夕、人心惶惶之势。校对之粗疏自无足怪。“自编文集”的“校订说明”有“尽量搜求多种印本及报刊进行校勘”的话，似乎并未实际做到。七十多年前我曾用《宇宙风》本，《朔风》（廿七年十一月第一期及第二期）、《人世间》第二期等校过，新民印书馆本错误累累。且失去重要文字多处。如《谈劝酒》篇尾有“附记四”文云，“此文前曾交予文学杂志，而杂志停刊，遂又退回。今纪生来索稿，以此付之，已在一年后矣。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关于酒诫》篇倒第三节“大可忻喜”下，脱二十二字：“又平常想要接近的人，适有大酒量，遂尔亲密，亦是可喜。”《自己所能做的》篇，“不佞盖是少信的人”下原有“oligopistos”字样，今佚。此外错误不可胜数，今亦无暇一一对校。不论刊本是否经知堂亲自校定，其与原杂志发表本之异同，例应出校。如《宇宙风》等刊物并不稀见，今天藏旧杂志之风甚盛，求之亦不甚难。坐失此一校勘源泉，不免可惜。　　
此外，知堂作文喜“抄书”，书固不可不抄，不能不抄，但也为校勘者留下不少难题。知堂所抄之书，固有一二罕见本，但绝大多数为常用常见书，谊当取原书一一对校，方尽校勘之责，今刊本既多误字，读者又不能一一取原书对读，每逢不易读通或存疑之处，不知是引书错误，抑排印失查，只好马虎读过，稍明大意而已。这也是憾事之一。　　
周作人著作，亦偶附插图，如《雨天的书》初、再版附若子两种照片，《苦茶随笔》前有“十八年元日刘半农马隅卿二君在苦雨斋照相”一帧，都与原书文字有密切关系，未能刊用，亦是一憾。不知怎的，知堂对一册书的排版、校勘、印刷……十分重视，评论起来，每项各占几分“光”，极为严格。但对自己的著作，却并不在意，尤其是装帧、校勘。“苦雨斋小书”，自《泽泻集》起，《永日集》止，皆自己设计，素朴大方，尤其是毛边本，皆十分可喜。但以后诸书，封面设计皆委之书店，错字也不论，大有出门不认货之意。直至《乙酉文编》、《过去的工作》，封面无一不恶俗不堪，令人不解。后期著作，只《书房一角》、《药堂杂文》、《药味集》等，校勘颇佳，装帧尚好，后者几可列为周著中之“豪华装”矣。建国之初，多次到北京，曾无一访八道湾之意。自“民国丙戌秋分节后一日在南京”（以上为知堂在我的《药味集》上题字）老虎桥一面之后，我就不想再看见他。当时他生活窘迫，赖出售书物为活。并不如他所说，被捕以后，书物荡然，其实保存尚属完整。听书店人说起，到八道湾买书的事，讨价还价，少胜论斤的情形，更是难以为怀。在东安市场的书店里，曾见知堂手稿《关于鲁迅》等数通，大张自制稿笺，毛笔书写，精妙非常。这是他写的最好文字之一，也拿出来卖了。讨价并不高，也不想买。一次到傅惜华家看书，见书房角落，地上堆着一堆旧书，上面的一本正是乾隆刻一卷本《陶庵梦忆》，有苦雨斋藏印，不禁黯然。当时市场书摊上，崭新的知堂著书，有知堂闲章名印者，不少概见，都是从八道湾流散出来的。如往访话旧，向他买几本苦雨斋藏书，甚至讨一二鲁迅遗墨都有可能。想想这种乘人之危巧取豪夺的行径，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因而苦雨斋之行只好断念了。止庵在每种“周作人自编文集”前面，都撰有一篇介绍文，说明本书编集始末、文章命意，推而广之，并论作者思想变迁、为人处世等各个方面，与钟叔河大异。后者提出的口号是“人归人，文归文”，述而不作。编书而外，不及其他。止庵集所作短论，为《识小》一书，可视为别成一格的“周作人论”。用力甚勤，甚可佩服。视角独具，成一家言。尤注意者，周作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始终保持的清醒认识，时时指出其论人论世的精语，为读者指点读书知人的门径，用心良苦，值得感谢。至于读者怀疑集中之“周氏一九四一年之举止”与其一贯坚持的“道义之事功化”之关系，尚待仔细解析。而“动机”与“做法”之间的关涉，恐怕将成聚讼之的。其实周作人的平居言论与双重人格的体现，是不乏好例的。如《苦茶随笔》中《岳飞与秦桧》篇，为吕思勉辩，引俞正燮说，以为幽默，“真真妙绝”；又引鼎鼎有名的宋代大儒朱熹的几句话作证，说明南宋当时公论不过如此。岳飞也不过是一名“军阀”，其声名全由小说《岳传》造成。又在别处说，文天祥辈不可学，因为殉国只可以亡国为前提，才能学得像。没有好久，又在《道义之事功化》（《知堂乙酉文编》）一文中引近人洪允祥《醉余偶笔》一节话，“甲申殉难录某公诗曰，愧无半策匡时难，只有一死报君恩。天醉曰，没中用人死亦不济事，然则怕死者是欤？天醉曰，要他勿怕死是要他拼命做事，不是要他一死便了事。”大为称赏，以为“精语”。试问，岳飞、文天祥、张苍水……都是拼命做事的人，直至弹尽援绝，才从容就义（岳飞的结末另当别论）。人们到底该学哪一个呢？知堂此类论法，矛盾显然，并非孤例。不可不知也。止庵读书之勤奋，看电影之勤奋，以及工作之勤奋，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从不隐蔽自己的观点，能说、敢说“真话”（当然，因为客观因素的限制，所谓“真话”，也还不能不加上引号），毫无忌讳地说出自己的好恶，坦率地臧否人物，却十分难得，不愧大家风范。只不过时有“我慢”的流露，读来引起不快而已。　　
最后，还忘记说一件小事。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亦报社在南京路慈淑大楼办公，一天跑去玩，大郎打开抽屉，里面满满一堆原稿，说可以随意选些去。原来都是周作人的手稿，亦报重抄后发排，原件就积存在这里。我选了一批，都是用日本红格书笺纸，毛笔，一色小行楷，漂亮极了。取回后交装书人订为一册，未钤印记，亦未作跋。“文革”抄家，偕群书俱去。因无印记，不知原主，遂不能知流落何许。偶忆有关知堂旧事，拉杂书之。至于评文论人，皆非所能，偶尔放言，深感惶惑，知者谅之。 　　二○○八.五.五.　　　　周作人自编文集”三十六种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　　“苦雨斋译丛”十六种　　
周作人译止庵主编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打折吧
　　谈日本文化书　　 　　　　日刊《自由评论》第32期　　　　署名知堂　　　　收入《瓜豆集》　　　　实秋先生：　　　　前日在景山后面马路上遇见王君，转达尊意，叫我写点关于日本的文章。这个我很愿意尽力，这是说在原则上，若在事实上却是很不大容易。去年五月我给《国闻周报》写了一篇小文，题曰《日本管窥》，末节有说明云：　　　　我从旧历新年就想到写这篇小文，可是一直没有工夫写，一方面又觉得不大好写，这就是说不知怎么写好。我不喜欢做时式文章，意思又总是那么中庸，所以生怕写出来时不大合式，抗日时或者觉得未免亲日，不抗日时又似乎有点不够客气了。　　　　这个意思到现在还是一样，虽然并不为的是怕挨骂或吃官司。国事我是不谈的，原因是对于政治外交以及军事都不懂。譬如想说抗日，归根是要预备战才行，可是我没有一点战事的专门知识，不能赞一辞，若是“虽败犹荣”云云，乃是策论文章的滥调，可以摇笔即来，人人能做，也不必来多抄他一遍了。我所想谈的平常也还只是文化的一方面，而这就不容易谈得好。在十二三年前我曾这样说过：　　　　中国在他独特的地位上特别有了解日本的必要与可能，但事实上却并不然，大家都轻蔑日本文化，以为古代是模仿中国，现代是模仿西洋的，不值得一看。日本古今的文化诚然是取材于中国与西洋，却经过一番调剂，成为他自己的东西，正如罗马文明之出于希腊而自成一家，所以我们尽可以说日本自有他的文明，在艺术与生活方面最为显著，虽然没有什么哲学思想。　　　　这几句老话在当时未必有人相信，现在更是不合时宜，但是在我这意见还是没有变，岂非顽固之至乎。日本从中国学去了汉字，才有他的文学与文字，可是在奈良时代(西历八世纪)用汉字所写的两部书就有他特殊的价值，《万叶集》或者可以比中国的《诗经》，《古事记》则是《史记》，而其上卷的优美的神话太史公便没有写，以浅陋的知识来妄说，这只有希腊的故事是同类吧。平安时代的小说又是一例，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五十二卷成于十世纪时，中国正是宋太宗的时候，去长篇小说的发达还要差五百年，而此大作已经出世，不可不说是一奇迹。近年英国瓦莱(A. Waley)的译本六册刊行，中国读者也有见到的了，这实在可以说是一部唐朝《红楼梦》，仿佛觉得以唐朝文化之丰富本应该产生这么的一种大作，不知怎的这光荣却被藤原女士抢了过去了。江户时代的平民文学正与明清的俗文学相当，似乎我们可以不必灭自己的威风了，但是我读日本“滑稽本”，还不能不承认这是中国所没有的东西。滑稽，——日本音读作kokkei,显然是从太史公的《滑稽列传》来的，中国近来却多喜欢读若泥滑滑的滑了!据说这是东方民族所缺乏的东西，日本人自己也常常慨叹，惭愧不及英国人。这所说或者不错，因为听说英国人富于“幽默”，其文学亦多含“幽默”趣味，而此幽默一语在日本常译为滑稽，虽然在中国另造了这两个译音而含别义的字，很招了人家的不喜欢，有人主张改译“酉”，亦仍无济于事。且说这“滑稽本”起于文化文政(一八四年至二九)年间，全没有受着西洋的影响，中国又并无这种东西，所以那无妨说是日本人自己创作的玩意儿，我们不能说比英国小说家的幽默何如，但这总可证明日本人有幽默趣味要比中国人为多了。我将十返舍一九的《东海道中膝栗毛》(膝栗毛者以脚当马，即徒步旅行也)，式亭三马的《浮世风吕》与《浮世床》(风吕者澡堂，床者今言理发处。此种汉字和用，虽似可笑，世间却多有，如希腊语帐篷今用作剧场的背景，跳舞场今用作乐队也)放在旁边，再一一回忆我所读过的中国小说，去找类似的作品，或者一半因为孤陋寡闻的缘故，一时竟想不起来。借了两个旅人写他们路上的遭遇，或写澡堂理发铺里往来的客人的言动，本是“气质物”的流派，亚理士多德门下的退阿佛拉斯多斯(Theophrastos)就曾经写有一册书，可算是最早，从结构上说不能变成近代的好小说，但平凡的述说里藏着会心的微笑，特别是三马的书差不多全是对话，更觉得有意思。中国滑稽小说我想不出有什么，自《西游记》，《儒林外史》以至《何典》，《常言道》，都不很像，讲到描写气质或者还是《儒林外史》里有几处，如高翰林那种神气便很不坏，只可惜不多。总之在滑稽这点上日本小说自有造就，此外在诗文方面有“俳谐”与俳文的发展，也是同一趋势，可以值得注意的。关于美术我全是外行，不敢妄言，但是我看浮世绘(Ukiyoё，意思是说描写现世事物的画，西洋称作日本彩色木板画者是也，真的只在公家陈列处见过几张，自己所有都只是复刻影印)，觉得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民众画，不但近时的“大厨美女”，就是乾隆时的所谓“姑苏板”也难以相比，他总是那么现世的，专写市井风俗，男女姿态，不取吉祥颂祷的寓意。中国后来文人画占了势力，没法子写仕女了，近代任渭长的画算有点特色，实在也是承了陈老莲的大头短身子的怪相的遗传，只能讲气韵而没有艳美，普通绣像的画工之作又都是呆板的，比文人画只有差，因为他连气韵也没了。日本浮世绘师本来是画工，他们却至少能抓得住艳美，只须随便翻开铃木春信，喜多川歌麻吕(末二字原系拼作一字写)或矶田湖龙斋的画来看，便可知道，至于刻工印工的精致那又是别一事情。古时或者难说，现今北平纸店的信笺无论怎样有人恭维，总不能说可以赶得上他们。我真觉得奇怪，线画与木刻本来都是中国的东西，何以自己弄不好，《十竹斋笺谱》里的蠡湖洙泗等画原也很好，但与一立斋广重的木板风景画相比较，便不免有后来居上之感。我是绘画的门外汉，所说不能有完全的自信，但是，日本画源出中国而自有成就，浮世绘更有独自的特色，如不是胜过也总是异于中国同类的作品，可以说是特殊的日本美术之一，这是我相信不妨确说的了。上边拉杂的说了一通，意思无非是说日本有他的文化值得研究，至于因为与中国古代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这种研究也很足为我国国学家之参考，这是又一问题，这里不想说及。这里想顺便一提的，便是谈这些文化有什么用处。老实说，这没有用处。好的方面未必能救国，坏的方面也不至卖国。近时有些时髦的呼声，如文化侵略或文化汉奸等，不过据我看来，文化在这种关系上也是有点无能为力的。去年年终写《日本管窥之三》时，在最末一节说：　　　　但是要了解一国文化，这件事固然很艰难，而且实在又是很寂寞的。平常只注意于往昔的文化，不禁神驰，但在现实上往往不但不相同，或者还简直相反，这时候要使人感到矛盾失望。其实这是不足怪的。古今时异，一也。多寡数异，又其二也。天下可贵的事物本不是常有的，山阴道士不能写《黄庭》，曲阜童生也不见得能讲《论语》，研究文化的人想遍地看去都是文化，此不可得之事也。日本文化亦是如此，故非耐寂寞者不能着手，如或太热心，必欲使心中文化与目前事实合一，则结果非矛盾失望而中止不可。不佞尝为学生讲日本文学与其背景，常苦于此种质问之不能解答，终亦只能承认有好些高级的文化是过去的少数的，对于现今的多数是没有什么势力，此种结论虽颇暗淡少生意，却是从自己的经验得来，故确是诚实无假者也。　　　　这里说得不很明白，大意是说，文化是民族的最高努力的表现，往往是一时而非永在，是少数而非全体的，故文化的高明与现实的粗恶常不一致。研究文化的人对于这种事情或者只能认为无可如何，总不会反觉得愉快，譬如能鉴赏《源氏物语》或浮世绘者见了柳条沟，满洲国，藏本失踪，华北自治与走私等等，一定只觉得丑恶愚劣，不，即日本有教养的艺术家也都当如此，盖此等事既非真善亦并无美也。古今专制政治利在愚民，或用锢闭，或用宣传，务期人民心眼俱昏才为有利，今若任人领略高等文化之美，即将使其对于丑恶愚劣的设施感到嫌恶，故如以真的文化传播作专制或侵略的先锋，恰是南辕而北其辙，对于外国之“文化事业”所以实是可为而不可为，此种事业往往有名无实亦正非无故耳。乱七八糟的写了好些，终于不得要领，只好打住了。我这里只说日本文化之可以谈，但是谈的本文何时起头则尚有年无月，因为这只是在原则上要谈，事实上还须再待理会也。妄谈，多费清时，请勿罪。匆匆，顺颂　　撰安。　　　　廿五年七月五日，知堂白。　　　　 　　　　
　　书与人：写在《周作人散文全集》出版前　　　　 一 　　　　 写评论周作人的文章并非易事，写评论周作人文章的文章也非易事，写与周作人文集出版相关的别的文章，虽然隔了一层，有如体操比赛之降低了难度系数，似乎更可以自由发挥了，但对我而言，也同样地难于下笔。如此说来，不管拟定什么样的题目，我这篇文章似乎都无从写起。周作人《〈聊斋鼓词六种〉序》中说：“‘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我很喜欢这种态度，这是一种文学的心情，不汲汲于功利，但也不是对于人事完全冷淡，只是适中地冷静处之罢了。”我虽不能完全体会到这样的态度与心情，但“姑妄言之”也是我所喜欢的一个词，那么我便“姑妄写之”吧。吾乡有俗语曰“乱弹琴”，即似懂非懂、很热闹地说着外行话之意。《宋书。隐逸列传》中说：“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陶渊明酒后所弹的是无弦之琴，“乱弹琴”则好比不懂乐器之人怀抱一把最普通的“红棉”牌木吉他，左手虽按不出什么和弦的指法，右手也只能随便地上下拨弄那几根生疏的琴弦，但仅此便足以让他抒发一点对于音乐的喜好之情了。我所要写的，也就是“乱弹琴”的文章。好在我的琴是六弦俱全的，并非一块空心的木头而已，因此可以随意抚弄使其发出一点声音。周作人与钟叔河先生都曾提及法国作家缪塞的一句话，大意云”我的杯虽小，但我用我的杯喝水“。那么我的琴声虽难免贻笑大方，但也可以说那是寄托着我的心意的吧。 　　　　前面说我所弹的并非无弦之琴，因为我与周作人也算是有点关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简单地说，因为我是《周作人散文全集》的责编，近五年时间里在钟叔河先生的指导下一直参与这套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这关系比《红楼梦》中刘姥姥之于贾府的关系或者还要疏远一点，因为刘姥姥至少进过大观园，吃了令她“摇头吐舌”的茄鲞，而我则只见过苦雨斋的几张图片，只吃了几颗周氏文章所化的小豆豆而已。前年与两位同事在钟叔河先生家里看校样，工作之余的休息，照例是一番闲话。钟先生年逾古稀，精力却比我这个后生小子还要旺盛持久，听他侃侃而谈，不失为一种有益有趣的休息。这一回钟先生却并没有“扯谈”，而是起身从书架上拿出一本《瓜豆集》，翻到《结缘豆》这篇文章，把它一字一句地念了一遍。钟先生带着湖南音的普通话，我听起来感到亲切有味，而这篇小文也是周作人文章中我最喜欢的篇目之一，现不妨照抄如下： 　　　　　　　　　　　　　　　　　　　　　 　　　　范寅《越谚》卷中风俗门云：“结缘，各寺庙佛生日散钱与丐，送饼与人，名此。” 　　　　敦崇《燕京岁时记》有“舍缘豆”一条云：“四月八日，都人之好善者取青黄豆数升，宣佛号而拈之，拈毕煮熟，散之市人，谓之舍缘豆，预结来世缘也。谨按《日下旧闻考》，京师僧人念佛号者辄以豆记其数，至四月八日佛诞生之辰，煮豆微撒以盐，邀人于路请食之以为结缘，今尚沿其旧也。 　　　　刘玉书《常谈》卷一云：“都南北多名刹，春夏之交，士女云集，寺僧之青头白面而年少者着鲜衣华屦，托朱漆盘，贮五色香花豆，蹀躞于妇女襟袖之间以献之，名曰结缘，妇女亦多嬉取者。适一僧至少妇前奉之甚殷，妇慨然大言曰，良家妇不愿与寺僧结缘。左右皆失笑，群妇赧然缩手而退。” 　　　　就上边所引的话看来，这结缘的风俗在南北都有，虽然情形略有不同。小时候在会稽家中常吃到很小的小烧饼，说是结缘分来的，范啸风所说的饼就是这个。这种小烧饼与“洞里火烧”的烧饼不同，大约直径一寸高约五分，馅用椒盐，以小皋步的为最有名，平常二文钱一个，底有两个窟窿，结缘用的只有一孔，还要小得多，恐怕还不到一文钱吧。北京用豆，再加上念佛，觉得很有意思，不过二十年来不曾见过有人拿了盐煮豆沿路邀吃，也不听说浴佛日寺庙中有此种情事，或者现已废止亦未可知，至于小烧饼如何，则我因离乡里已久不能知道，据我推想或尚在分送，盖主其事者多系老太婆们，而老太婆者乃是天下之最有闲而富于保守性者也。 　　　　结缘的意义何在？大约是从佛教进来以后，中国人很看重缘，有时候还至于说得很有点神秘，几乎近于命数。如俗语云，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又小说中狐鬼往来，末了必云缘尽矣，乃去。敦礼臣所云预结来世缘，即是此意。其实说得浅淡一点，或更有意思，例如唐伯虎之三笑，才是很好的缘，不必于冥冥中去找红绳缚脚也。我很喜欢佛教里的两个字，曰业曰缘，觉得颇能说明人世间的许多事情，仿佛与遗传及环境相似，却更带一点儿诗意。日本无名氏诗句云：“虫呵虫呵，难道你叫着，业便会尽了么？” 　　　　这业的观念太是冷而且沉重，我平常笑禅宗和尚那么超脱，却还挂念腊月二十八，觉得生死事大也不必那么操心，可是听见知了在树上喳喳地叫，不禁心里发沉，真感得这件事恐怕非是涅槃是没有救的了。缘的意思便比较的温和得多，虽不是三笑那么圆满也总是有人情的，即使如库普林在《晚间的来客》所说，偶然在路上看见一双黑眼睛，以至梦想颠倒，究竟逃不出是春叫猫儿猫叫春的圈套，却也还好玩些。此所以人家虽怕造业而不惜作缘欤？若结缘者又买烧饼煮黄豆，逢人便邀，则更十分积极矣，我觉得很有兴趣者盖以此故也。 　　　　为什么这样的要结缘的呢？我想，这或者由于不安于孤寂的缘故吧，富贵子嗣是大众的愿望，不过这都有地方可以去求，如财神送子娘娘等处，然而此外还有一种苦痛却无法解除，即是上文所说的人生的孤寂。孔子曾说过，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人是喜群的，但他往往在人群中感到不可堪的寂寞，有如在庙会时挤在潮水般的人丛里，特别像是一片树叶，与一切绝缘而孤立着，念佛号的老公公老婆婆也不会不感到，或者比平常人还要深切吧，想用什么仪式来施行祓除，列位莫笑他们这几颗豆或小烧饼，有点近似小孩们的“办人家”，实在却是圣餐的面包蒲陶酒似的一种象征，很寄存着深重的情意呢。我们的确彼此太缺少缘分，假如可能实有多结之必要，因此我对于那些好善者着实同情，而且大有加入的意思，虽然青头白面的和尚我与刘青园同样的讨厌，觉得不必与他们去结缘，而朱漆盘中的五色香花豆盖亦本来不是献给我辈者也。 　　　　我现在去念佛拈豆，这自然是可以不必了，姑且以小文章代之耳。我写文章，平常自己怀疑，这是为什么的：为公乎，为私乎？一时也有点说不上来。钱振锽《名山小言》卷七有一节云：“文章有为我兼爱之不同。为我者只取我自家明白，虽无第二人解，亦何伤哉，老子古简，庄生诡诞，皆是也。兼爱者必使我一人之心共喻于天下，语不尽不止，孟子详明，墨子重复，是也。《论语》多弟子所记，故语意亦简，孔子诲人不倦，其语必不止此。或怪孔明文采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陈寿以为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云云，要之皆文之近于兼爱者也。诗亦有之，王孟闲适，意取含蓄，乐天讽谕，不妨尽言。” 　　　　这一节话说得很好，可是想拿来应用却不很容易，我自己写文章是属于哪一派的呢？说兼爱固然够不上，为我也未必然，似乎这里有点儿缠夹，而结缘的豆乃仿佛似之，岂不奇哉。写文章本来是为自己，但他同时要一个看的对手，这就不能完全与人无关系，盖写文章即是不甘寂寞，无论怎样写得难懂意识里也总期待有第二人读，不过对于他没有过大的要求，即不必要他来做喽啰而已。煮豆微撒以盐而给人吃之，岂必要索厚偿，来生以百豆报我，但只愿有此微末情分，相见时好生看待，不至伥伥来去耳。古人往矣，身后名亦复何足道，唯留存二三佳作，使今人读之欣然有同感，斯已足矣，今人之所能留赠后人者亦止此，此均是豆也。几颗豆豆，吃过忘记未为不可，能略为记得，无论转化作何形状，都是好的，我想这恐怕是文艺的一点效力，他只是结点缘罢了。我却觉得很是满足，此外不能有所希求，而且过此也就有点不大妥当，假如想以文艺为手段去达别的目的，那又是和尚之流矣，夫求女人的爱亦自有道，何为舍正路而不由，乃托一盘豆以图之，此则深为不佞所不能赞同者耳。 　　　　　　　　　　　　　　　　　　　　　 　　　　这篇文章实在也说出了一切周作人的读者与他的关系。钟叔河先生九岁时读到周作人的“半篇”文章，即十分喜欢，三十二岁时致周作人信中又云：“二十馀年来，我在这小城市中，不断搜求先生的各种著作，凡是能寻到的，无不用心地读，而且都爱不能释。”我看到这句话，不禁也想起我读周作人的经历。我第一次读到周的文章，是在十八岁时了，真正用心去看，则已是在二十四岁以后，因为钟先生所编的《周作人散文全集》这套书而开始的。这套书尚未出版，校样却已被我在工作之余当书来看过两遍了。第二遍看时，我随手写下这样的话： 　　　　　　　　　　　　　　　　　　　　　 　　　　“我很小便是鲁迅的忠实读者，《鲁迅全集》是我最早读到的全集。周作人的书第一次接触，则已是在十八岁时了。直到2003年责编《周作人散文全集》这套书，与编者钟叔河先生接触后，我才真正对周作人的文章及其内心世界有所了解。责编工作之余，我将这套七百万字的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其时是在秋冬之际，我常于静寂的深夜，坐在寓所的窗前，在一盏台灯的照亮下细细品味周作人文章中的趣味与境界，虽百不得一，但也自觉颇有感悟。阅读的过程中，我还抄录了不少卡片，这是我第一次认真用心且极为投入地阅读一个人的作品，从这套书里，我所阅读、体味到的东西，远胜于鲁迅的全集。我阅读的只是校样，在深夜的微光中，这校样里仿佛不仅有周作人的文字，似还有近几年我在桂林工作生活的投影与所闻所见。周作人的文字在那些沉沌的夜里，使我欣慰、喜悦、激动，而又复归于平静。 　　　　“周作人使我知道了许多，他不仅使我了解一个周作人而已。我还借以了解了鲁迅，了解了近现代的中国文化与历史，进而了解了古今中外的文学及更广泛的文化变迁发展的一点轨迹。使我受益匪浅的是，我明白了我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我必须去了解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文化及历史。我本来是个西方文学及哲学的热情读者，现在我希望转向东方，回归中国的传统文化，从中寻找当代文学的复兴之路。在第一次把《周作人散文全集》校样当成书读完之后，我阅读了44卷本的《胡适全集》。之后我更确定了自己需要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信念。不知古，焉能知今；不知己，焉能知彼。我对于西方文学哲学的爱好不会衰减，但只有先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了充分的了解与认识，我才能真正懂得文学哲学之意义。周作人使我明白，读书要不离‘古今中外’四个字，任何一字都不可偏废。 　　　　“我为这套书所做的工作微不足道，我所得到的回馈则是无以计量的，我想这回报虽如周氏文章中所云，不过是一粒粒‘结缘豆’，但它们会影响我的一生，正如它们曾影响钟老先生一辈子一样。”
　　二 　　　　周作人常引Havelock Ellis的一段话： 　　　　　　　　　　　　　　　　　　　　　 　　　　在道德的世界上，我们自己是那光明使者，那宇宙的历程即实现在我们身上。在一个短时间内，如我们愿意，我们可以用了光明去照我们路程的周围的黑暗。正如在古代火把竞走——这在路克勒丢思看来似是一切生活的象征——里一样，我们手持火把，沿着道路奔向前去。不久就要有人从后面来，追上我们。我们所有的技巧便在怎样的将那光明固定的炬火递在他的手内，那时我们自己就隐没到黑暗里去。 　　　　　　　　　　　　　　　　　　　　　 　　　　周作人说：“（这节话）我顶喜欢，觉得是一种很好的人生观，沉静，坚忍，是自然的，科学的态度。”火把的传递是一切生活的象征，传递者将隐没到黑暗里去，而其功不可没。孙郁《当代文学中的周作人传统》中写道：“我相信总有一天，还会有一个较大的复归五四的精神写作，回到鲁迅、胡适那里去，回到周作人那里去，并非重复他们的基调，而是以此为基点，重新塑造我们的梦想，多年来我一直有着这样的想法，今天写出来，献给已经过去的世纪，并留给同样关注周氏兄弟传统的友人们。石在，火种便不会磨灭，历史就是这样进化的。” 　　　　我想，编辑出版周作人的散文全集，便是保存火种俾其传递的重要工作之一。 　　　　2004年初，时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的肖启明先生与我一道从桂林出发，到长沙钟叔河先生家中商谈《周作人散文全集》的出版事宜。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钟先生，当时我毕业不久，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此后与钟先生近五年的交往中，我每周固定与他通一次电话，其间因处理校样，去他家里也有近二十次了，每次少则三五天，多则要待上近十天时间。这套书规模不小，正文十四卷近七百万字，以编年体的格式收录了周作人年的全部散文作品及部分日记、诗歌、书信、序跋、译文，内容涵括了此前出版的主要周作人文集——《周作人文类编》及《周作人自编文集》的全部散文内容，并有近一半为集外文及未刊稿。所有文章均考订注明：①初次发表的时间；②发表的出版物名称；③所用的署名。集内文注明收入何集，集外文注明“未收入自编文集”，未曾发表者注明“未刊稿”。每篇文章均有与“索引卷”相对应的编号，十分便于读者及研究者的查阅。 　　　　这套书的另一大特色即在于第十五卷“索引卷”，“索引”近六十万字，与《鲁迅全集》“索引”中以注释内容为主不同，《周作人散文全集》“索引”卷内有全集篇目索引、主题分类索引、人名索引、书名索引、篇名及报刊名索引、自编文集篇目索引等，鄢琨先生与钟叔河先生合编的这些索引，毫无疑问将为读者及研究者提供极大的便利与帮助。 　　　　在与钟先生近五年的工作交往中，他极为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是我所最为佩服的。他交到出版社的原稿，经我们录入排版校对后，成为近一万张的校样。一般的编者，看看版式样章、封面设计，到书出片以前再翻看清样，然后就等着书出版了。钟叔河先生却将这近万张校样从头至尾一页页地校阅过两遍，有些卷次他看过三遍以上。每次校阅，他都会提出一些新的问题，有些是原稿存在的错误，有些是出版社录入的讹误，有些是改正他自己以前所写的脚注，除了在校样上改正以外，他还在每一页贴上手制的浮签，用彩笔写明问题所在，以免我与照排人员遗漏。每次我坐在钟先生书桌对面，与他一页页翻看他已校阅过的校样（每次他看完校样，等我到了长沙，他还要与我一起再翻看一遍，向我讲明并与我商榷这些问题该如何处理），看完一卷，钟先生便用自己手制的铜版纸书皮将校样妥善包好放入信封中，以免校样的首尾两页及边缘受到磨损。钟先生校样上的字迹也十分工整，用红笔标出问题，绿笔写他的意见，遇到要添加脚注时，便用尺来画直线。他早年做过制图员，对于每一次校样，都力求干净整洁，他常说从细节中可以看出一个人做事的能力。周氏兄弟在包书写稿方面，也都颇为细致，周作人曾特别说到鲁迅包书异于常人的认真，钟叔河先生的身体力行，也使我明白“认真”两字，实在要从细微末节的小事做起。钟先生对于普通校样的爱惜之意，令我十分感动。他常说这是他所编的最后一套书了，我听了不禁有些黯然，心想周作人的书中倾注了钟先生半生的心血，也许比他自己的著作还要看得宝贵吧。周作人晚年说他“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这当然是过于自谦的话。我想钟先生对于他晚年所编的《周作人散文全集》，也可说是完成了五十年来的心愿吧。 　　　　钟叔河先生认真严谨的态度，对于出版社方面的编辑工作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我们虽没有《鲁迅全集》那样的专家阵容，但花了近五年时间编辑出版这书，在校样上当然也下了许多功夫。钟先生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周作人文章的原件及各类版本的图书供我们校阅参考之用，并指导我们去图书馆寻求《语丝》《晨报副镌》等报刊原件来核对校样，我们在校对过程中，他每发现新的周作人佚文，便随时增补。这套书在编校过程中因同时也在做索引，每篇文章按所在年份均有相应的索引编号，如1919年第1篇编号为19.001，增加稿件会使编号打乱，索引就必须重新调整。虽然增补的稿件为编写“索引”增加了不少困难，但“索引”编者鄢琨先生仍不遗余力地配合我们的工作，这也是我们十分感谢的。“索引卷”的工作，鄢先生其实可以说是做了两遍。后来钟先生便在正文末尾附录“补遗”，以收录新发现的佚文。 　　　　《周作人散文全集》的内文版式、封面设计乃至插图方面，钟叔河先生与出版社的装帧设计者也都是经过反复考虑，经过多次讨论调整，才最终定下方案的。我们希望这套书不仅在内容方面，而且在设计上也给读者以最大的愉悦。 　　　　　　　　　　　　　　　　　　　　　 　　三 　　　　 责编《周作人散文全集》于我只是出于偶然，也许那时有一套《契诃夫全集》让我责编，我会更感兴趣也不一定。对我而言，一开始只将这一切当成工作，周作人的书稿亦只是我所看的校样之一种。因我所感兴趣的，主要在外国文学与哲学方面，上学期间，也以这方面的书看得较多。对于近现代文学，我更喜欢以小说见长的鲁迅郁达夫萧红张天翼等人。而周作人对于青年，毕竟不如鲁迅那样容易使人产生兴趣。刘禹锡诗云：“近来时世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周作人不是那种讨好或鼓动青年人，振臂一呼便应者云集的偶像，他文章里的闲适、淡雅与苦味，以及他既不“热心的想攀住过去”，也不“热心的想攫得他们所想象的未来”，永远处在过渡时代，“闲静地招呼那熹微的晨光”，不“忙乱的奔向前去，也不要对于落日忘记感谢那曾为晨光之垂死的光明”的态度，未必是热血的年轻人所乐于熟悉与感到亲近的吧。我最初只能欣赏周作人文章里文学的那一面，尤其是外国文学那一面的趣味，我喜欢他翻译的散文诗《鹰的羽毛》《你为什么爱我》，他所写的小诗《种花》，及他所译的《如梦记》《石川啄木诗歌集》等。 　　　　与钟先生接触日久，我们便逐渐成了朋友。听钟先生平易随和又风趣的谈话，有时比十四卷近万张校样对我更有吸引力。2006年我与桂林的朋友办了份小刊物，名为《我们》，钟先生为我们题写了刊名，并写了一篇文章，后收入他的近著《青灯集》中。钟先生写道：“我已经七十五岁了，然而也曾年轻过，也曾做过自己的文学梦。这些，陈亮是知道的。他不知道的是，五十多年前，长沙曾有过另一个‘我们’。这个‘我们’留存至今的痕迹，便只剩下一张五零年的照片和一纸国民党治下的剪报了。”就是在这样与钟叔河先生工作兼朋友的交往中，在与钟先生面对面坐着翻看校样及饭前饭后的闲谈当中，我对于周作人的文章多了一些了解，看校样之余，对于这位鲁迅的弟弟，也日益发生了兴趣，工作以外找到一些与他相关的书来看，对于他的文章，则也慢慢能够欣赏了。 　　　　我与钟叔河先生年龄相差超过了五十岁，钟先生在《老社长——李锐识小》中写道：“原来在经武路，十八岁的我看三十二岁的他，是后生仰望高明，企慕却无从亲近；如今五十岁的我看六十四岁的他，层次虽仍悬隔，却因同历沧桑俱生白发，可谈的话反而多了。”周作人比我早生了差不多一个世纪，其人其文于我更是“悬隔”，只觉得高山仰止罢了。对于我这样的“八零后”来说，因为教育及阅历所限，哪怕十九二十年前的历史，也都感到有些模糊。我之了解周作人，实在是从钟叔河先生及钟先生编著的那些书开始的。周作人的博学当然是我所不能了解的，直到与钟先生及他编的这套书接触日久，读得多了，又有了一些生活阅历，才能了解周作人文章中除纯文学外的其他趣味。 　　　　钟叔河先生半生坎坷，当然能体味到周作人文章中的苦味。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中说：“譬如有两个人，都看佛经；一个是饱受了人世的忧患的人，看了便受了感化，时常说些人生无常的话；虽然是从佛经上看来，一面却就是他自己实感的话。又一个是富贵的读书人，也看了一样的话，可只是背诵那经上的话。”我看周作人，有时也自以为能感到闲适之中的忧郁。《〈风雨后谈〉序》中写道： 　　　　　　　　　　　　　　　　　　　　　 　　　　小时候读贾谊《鵩鸟赋》，前面有两句云，庚子日斜兮集余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心里觉得希罕，这怪鸟的态度真怪。后来过了多少年，才明白过来，闲适原来是忧郁的东西。喜剧的演者及作者往往过着阴暗的生活，也是人间的实相，而在社会方面看来，有此种种闲适的表示，却又正是人世尚未十分黑暗的证据。我曾谈论明末的王思任，说他的一生好像是以谑为业。他的谑其初是戏笑，继以讥刺，终为怒骂，及至末期，不谑不笑骂，只是平凡的叹息，此时已是明朝的末日也即是谑庵的末日近来了。由此观之，大家可以戏谑时还是天下太平，很值得庆贺也。不佞深幸能够得有闲暇写此闲适的杂文，与国人相见，此乐何极，文字好坏盖可暂且勿论矣。 　　　　　　　　　　　　　　　　　　　　　 　　　　这仿佛也是周作人一生的写照。周作人曾在《〈育婴刍议〉译后记》中说自己“有时又忽然爱好深刻痛切之作，仿佛想把指甲尽力的掐进肉里去，感到苦的痛快。”他的文章中，闲适其实只居其一，而浮躁凌厉、深刻痛切之作却也为数不少，虽然1932年他曾在致俞平伯信中说“一个人的生活态度时时有变动，安能保持十三四年之久乎？不佞自审近来思想益销沉耳，岂尚有五四时浮躁凌厉之气乎”。周氏那些“戏笑”“讥刺”“怒骂”的文章丝毫不让乃兄，而看他抗战以后，及至四九年后的文章，虽不能说只是“平凡的叹息”，实在连忧郁的闲适也渐渐失去，而充满了晚年的孤寂，使人看了不免感叹。 　　　　　　　　　　　　　　　　　　　　　 　　　　2007年春夏之际，我因想外出旅行，便离开了出版社。后来远游的计划搁浅，而周作人的书还要继续出下去，我便以社外校对的身份，重新接手了责编的工作。有朋友感到不解，问我何以失业后既不去闲逛，又不重新找工作，也不回出版社上班拿工资，而要以“局外人”的身份来看这些校样，我只能答以“这是一种文学的心情”。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我说：这套书（《周作人散文全集》）好像是一位已经过世却未曾谋面的朋友的托付，我想要看着它出来才能放心。 　　　　周氏的几颗豆豆，我吃过未能忘记，因此想帮忙托盘站在路边，将其献于过往行人。我所能回馈这些“结缘豆”的，也仅此而已。 　　　　　　 （日）
　　《周作人散文全集》编者弁言　　　　钟叔河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上登了我题为《辞年》的一则小文，里面说：　　　　五年前离休，谢绝了要我在原单位发挥馀热的好意，决心从此只读自己想读的书，只说自己想说的话，再就是编几本自己想编的书。　　　　这里所说的“自己想编的书”，首先就是周作人的散文全集。　　　　二十年前重操旧业，即有心辑印周作人的书。因为从六十年前看了兄姊的“复兴初中国文教科书”，我便喜欢上《故乡的野菜》、《金鱼、鹦鹉、叭儿狗》的文字。四十年前流落长沙市，白天流大汗，晚上在黯淡的十五枝光电灯下，用红格子“材料纸”给八道湾十一号写信，意外地很快便得到回信，还收到了题赠的书和写在宣纸上的一首诗，就是登在开卷第一页上的。　　　　半生写文字
计数近千万　　　　强半灾梨枣
重迭堆几案　　　　不会诗下酒
岂是文作饭　　　　读书苦积食
聊且代行散　　　　本不薄功利
亦自有誓愿　　　　诚心期法施
一偈或及半　　　　但得有人看
投石非所憾　　　　饲虎恐未能
遇狼亦已惯　　　　出入新潮中
意思终一贯　　　　只恨欠精进
回顾增感叹　　　　原是他十七年前写的《丙戌岁暮杂诗》中的一首，题曰《文字》，已是旧作。但当时的我，却把它看成是前辈文人的一分厚赠。八十老翁何所求，这位从五四新潮中走过来的老者，居然认为我这个三十来岁的木模工还能懂得他的文章，我怎能不怀着知己之感，努力去理解他的“誓愿”，让“诚心期法施”的气力不至于东风吹马耳般地白白浪费呢？　　　　六十年的曲折说来太长，就是二十年来的事亦非一时可以说尽。总之到了一九八五年，当我有了一点点选题出书的可能时，便立即编印了一部《知堂书话》，这是中国大陆一九四九年后第一部署名“周作人著”的新书。接着又来策划重印《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各种，并在北京的报纸上登了一条“重印周作人著作”的广告。广告词的开头几句是这样的：　　　　人归人，文归文。周作人其人的是非功过是另一问题，其文的主要内容是对传统文化和国民性进行反思，对中西和中日的文化历史作比较研究，今之读者却不妨一读。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夜读抄》还没有印出来，湖南的“三种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丑陋的中国人》和“周作人”）就挨批了。有人对“人归人，文归文”尤其不以为然，质问：“政治上不好的人，文章还能好吗?”讨论政治非我所长，亦非我所愿。幸亏搞政治的人也还有懂文学、懂周作人的，这才使我自己没有再一次落到五七年和七○年那样的境地。这内情在几年之后我才知道，九一年五月十九日黄裳先生来信告诉我：　　　　去冬乔木来沪，一次谈天，谈及周作人，他自称为“护法”。并告当年吾兄呈请重刊周书事，最后到他里，他不顾别人反对批准的。谈来兴趣盎然。　　　　从此我便对乔木有了一种好感，虽然他的文章我只读过《短些再短些》，虽然文艺界有人说他“左”。后来秦人路同志又给我看过楼适夷同志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也说到乔木和周作人：　　　　五二年我调入我社（按指人民文学出版社）任职以后，记得胡乔木同志在中南海，曾召我谈话约二小时，是专谈周的。他认为周是有功于新文化运动，在文学上饱学博识，为国内难得人才，出版社应予以重视，好好照顾他的甥活待遇与工作条件。还说，过一段时期，还可以出版他的旧作。……现在能出版周的文集，我很赞成。我认为周作汉奸，如未有党的指使，则并无平反问题；但即为汉奸，其书今天仍可出版也。　　　　 　　　　这岂不也是“人归入，文归文”的观点么？　　　　
即使如此，重印周作人作品的事情仍然进行得不顺利。及至一九八九年我不再有选题出书的可能，这件工作就完全中断了，广告过的三十五种著作终于没有出齐。对于有心做事的人来说，想做的事被迫中途放弃是难过的，也是不甘心的。于是，我谢绝续聘，“正点”离休，仍然想要使周作人的作品首先是散文作品像模像样地印出来。我相信，乔木和适夷的观点，应该是一切对文学和文人怀有善意而不是恶意的人的观点。如果国家民族还有希望，这样的人在政文两界总会逐渐占得多数，那么，周作人的作品终归是能够出版的。离休后成了老百姓，编书成了个人的事，爱编什么就编什么，爱怎么编就怎么编，既不必请示报告，也无须等待批准，最坏的结果无非是编出来印不了，那也没什么了不起。今年出不了，来年总会出；今生出不了，来生总会出。“拨草寻蛇”似的在百花园中找毒草好来诛锄，对与人斗争感到其乐无穷的人，总不会万古千秋永远一言九鼎的罢。　　　　
但是，离开出版社以后，自己出书即不可能，只能编出来让别人出。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编呢？最省事的当然是像台湾版《周作人先生文集》那样，将周氏自编三十部文集汇集起来，一次性地影印出版，但这样做有三个问题不能解决：　　　　
第一，周作人发表过和未发表过的散文，总数估计要超过三千篇，其自编各集除去篇目重复以外，只收一千多篇，仅包总数的三分之一，一九四九年后写的一千多篇更完全没有结集过（有《木片集》一种，亦未刊），怎么办？　　　　
第二，周作人写文章不让乃兄，经理出书之精细入微则不逮远甚，自编各集似均未亲自校理，如《秉烛后谈俞理初的诙谐》一篇，四千多字中即有排印错误一十三处，引《苦相篇》的“苦相”错成“苦想”，引《天方典礼》的“妻暨仆”成了“暨妻仆”，连作者的旁批：　　　　《说文》亡从入从●，非●●之●。　　　　（CL按：此处须造字，姑以黑圈代之。第一个黑圈为“亡”字下半部分，第二个黑圈为竖排文字中引号的前半部分，第三四个黑圈均为引号的后半部分。周作人在校样的旁批中指出亡的下半部分不应排成引号的后半部分，结果手民误将此旁批排作正文。）　　　　也排成正文了，使人看了不知所云。至于报章杂志上的文章，错字就更多了，怎么办？　　　　第三，周作人写作时间长，题材范围广，作品数量多，即使不研究其文艺思想和文化观的形成和发展，只求浏览他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只求欣赏他的散文的独特风格，亦非凭二三选本、几种文集所能做到，这又怎么办?　　　　想来想去，人有一个办法，即不再在通行的文集、选本范围内打圈子，而是把周作人已刊未刊集内集外的作品尽可能收齐，认真进行校订，改正排印和传抄的错误，在此基础上编出一部完整的散文全集来，这样才能解决上述三个问题，给要读周作人的人一个满意的交代。　　　　这件事对于我来说，不是那么容易做的。对周作人有研究的人很多，学识水平、编辑经验、工作条件优于我的正复不少。但有能力的人却难得来做琐细的编校工作，正所谓可遇不可求；又凑巧几千篇文章已经陆续汇集到了我手上(这得感谢鲍耀明、罗孚、陈子善诸位先生)；加上我和周氏有过的那点交情，这在他无非是一视同仁地“法施”，在我却是个人诚心地领受。那么，就让我以剩下的生年，编出一部完善的周作人散文全集来，算是对所得施舍的一点回报罢。　　　　全集的编辑准备，是在卸职而未离休时开始的。那时还有人管着，还有个“不要出全集、文集”的框框。于是只能削足适履，先用了个《周作人分类文编》的书名，于一九九二年将周氏的大部分散文作品编成十卷，在办离休的同时，遵照领导的安排，交给湖南文艺出版社了。根据当时的约定，该社应于一九九三年底前出版。可是书稿交出以后，就如石沉大海，一直没了消息。我是张中行先生说的“书呆子一路”，一世吃亏吃在没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本事。跟出版社虽只一水之隔，却一连好几年始终弄不明白其中的缘故，虽然也厚着脸皮打电话找过几回责任编辑，回答是他也不明白。　　　　一拖就拖了四五年，其间我又搜集了不少佚文，并且发现了原编的若干差错。及至一九九八年，文艺出版社在得悉出版此书“不会出问题”之后，又置我再作补充修订的要求于不顾，匆促将书付印。“类编”十卷，各有书名，本是各卷单独发行的(所以每卷前都有同样的“弁言”和全编凡例)，他们却全十册一个书号一个定价，硬要读者一买就买四百多元一整套书。我对此是不同意的，却无能为力。　　　　《分类文编》也是认真编的书，对于作专题研究的人是有用的，但它毕竟是框框里头的产物，并不是作为全集而编的，事实上也确实不是全集，至少还有好几百篇几十万字的文章没有编进去。于是，我只好继续努力，决定重新编一部自己完全满意的周作人散文全集。编全集的目的是存文，所以要把能够搜集到的周作人全部散文作品都编进来，并加校订。至于因文而论人，或不论文而论人，则超过了我的能力，也不是我的本心。　　　　散文的价值，当然首在其文章之美。我承认自己是倾倒于周作人的文章之美的，虽然没有权利要求别人亦如此，却是衷心这样地希望着。在这方面我惭愧无力作什么评价，只抄录三位前辈文人的话，供读者参考。为什么是三位呢?因为“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他们三位似乎正好可以当代表。　　　　第一位是鲁迅。据斯诺夫人海伦提供的原始采访记录，斯诺于一九三六年五月间以书面形式向鲁迅提出了三十六个问题，鲁迅都一一作了回答。下面便是问答的有关部分：　　　　请问，一九一九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出现的最好的长篇小说家是谁?　　　　当代中国还没有出现很有名的长篇小说家。　　　　最好的短篇小说家是谁?　　　　茅盾、丁玲、郭沫若、张天翼、沈从文、郁达夫、田军。　　　　最好的剧作家是谁?　　　　郭沫若、田汉、洪深。噢，最近有位有名的左翼剧作家叫作曹禺，他的作品在天津上演了。　　　　最好的散文作家是谁?　　　　周作人、林语堂、周树人(鲁迅)、陈独秀、梁启超。　　　　第二位是巴金。李辉的《与巴金谈沈从文》记有他谈到周作人文章的两句话，一句是：　　　　周作人的文章写得好。　　　　还有一句是：　　　　人归人，文章还是好文章。　　　　说的也是“人归人”。一九八五年我写广告词时，李辉还未与巴金谈。在这里可以开一句玩笑，鄙人所见，盖与巴老略同。　　　　第三位是胡适。陈之藩《在春风里·纪念适之先生之八》中写道：　　　　他(胡)曾不止一次地跟我说：“到现在还值得一看的，只有周作人的东西了!”　　　　胡适本人死前给李敖的信中也写道：　　　　我至今还想设法搜全他(指周作人)的著作，……我觉得他的著作比鲁迅的高明多了。　　　　当然，比鲁迅、巴金、胡适更会评判文章的人，在我们这里还是有的。但他们三位，大体上总可以代表着世界上大多数正常人的观点。至于周作人本人，则似乎并不以文章为美为重。他在《苦口甘口·自序》中说：　　　　我一直不相信自己能写好文章，如或偶有可取，那么所可取者也当在于思想而不是文章。　　　　是什么样的思想呢？随后他在《两个鬼的文章》中有一概括的说明：　　　　自己所信毕竟是神灭论与民为贵论，这便与诗趣相远，与先哲疾虚妄的精神合在一起，对于古来道德学问的传统发生怀疑。　　　　同一篇文章中又写道：　　　　我的反礼教思想是集合中外新旧思想而成的东西，是自己诚实的表现，也是对于本国真心的报谢，有如道士和狐所修炼得来的内丹，心想献出来，人家收受与否那是别一问题，总之在我是最贵重的贡献了。至于闲适的小品我未尝不写，却不是我主要的工作。……英吉利法阑西的随笔，日本的俳文，以及中国的题跋笔记，平素也稍涉猎，很是爱好，不但爱读，也想学了做，可是自己知道性情才力都不及，写不出这种文字，只有偶然撰作一二篇，使得思路笔调变换一下，有如饭后喝一杯浓普洱茶之类而已。　　　　如此看来，说他文章好，犹未免皮相。但我所要做的仍只是把周作人一生所作的文章尽可能“全”地编辑起来呈献给读者。至于是将其视为“道士和狐修炼得来的内丹”呢，还是当做“一杯浓普洱茶”喝，就完全在于读者自己了。　　
　　今天去书店看了，还是觉得贵。　　楼主能否把从前没有收入文集的周作人作品贴出来，让大家读读。
　　辑录些“周作人集外文”与大家共享　　　　关于绍兴师爷　　　　日刊《自由论坛晚报》　　署名长年　　未收入自编文集　　　　中国文人有所议论，不问对人对事，大抵喜欢断章取义，歪曲事理，普通多说是“绍兴师爷”的作风。这话不好算说错了，却也并不能算是对。我们首先得明了，绍兴师爷的作风原系实在，但这不是地域性，乃是属于职业性的。这事说来话长，现在只好说得简单点。一口说是绍兴师爷，其中也很有分别，例如刑名钱谷书启朱墨，性质等级大不相同，刑名钱谷今称司法与财政，书启乃是秘书，朱墨则是书记之流，只在告示什么上面点一点钩一钩，写一个草书遵字，已经够不上有什么作风的了。至于师爷的出身也有讲究，虽然一样是读书不成即是屡试不第的秀才或文童，其间还有个区分，刑名最是地位高，责任重，事情难，须要文理较通，较有能力的人才可担任，钱谷书启也有一点专长，却已在其次。普通所谓绍兴师爷，大抵以刑名师爷为代表，别的几种是不在其内的。刑名师爷既然是不第秀才（或文童，不过这里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秀才文童的本领并无多大不同，有的秀才还比文童更是不通的）改业的司法佐治员，这便规定了他的性格，有如儒医一般，可以说是申韩业的儒生。我们这里要强调他的儒生的身份，因为这一点与其特别的作风是大有关系的。现代语是知识阶级，俗语叫作读书人，古文则云士大夫，这里写作儒生，反正都是一件东西，主要的特质是受过国学的熏陶，会得做八股的，——这一项已足够造成一个道地的师爷，申韩的法家成分实在只是附加的一点，有如馄饨上面的一撮椒粉而已。我们不免又要词费，关于八股来说明几句。这所谓八股，当然不是正式的时文，乃是指自唐宋，以至清朝千馀年来养成的应制的本领，不论律诗经义以及策论，都能依照题目，说得圆到，那一套舞文弄墨的手段。有人做过一篇时文，以“何必读书”为题，便用了子路的口气，发挥反对读书的道理，把古圣先王的经训说得一钱不值。及至做“野哉由也”的题目，又将子路骂了一个狗血喷头，仲由先生虽然性如烈火，因为这是在替老夫子说话（有如太监之传旨申饬），也奈何他不得。学生写《汉高祖论》，根据史书敷陈他的豁达大度，固然可以及格，假如做翻案文章，开首说，“史称高帝豁达大度，窃以为非也。帝盖天资刻薄人也。”以后略叙杀功臣的事，简要的结束，更可以得到先生的浓圈密点。笔记中说老幕友讲刀笔的秘诀，反复颠倒无所不可，有云欲使原告胜者，曰彼如不真吃亏，何至来告状，欲使被告胜，则斥原告曰，彼不告而汝来告状，是汝健讼也。欲使老者胜，曰不敬老宜惩，欲使少者胜，则曰，年长而不慈幼，何也。（仿佛是纪晓岚所说，但查过《阅微五记》却又不见。）这三派都只是一条路，古来的御史，翰林，师爷也本是一种人，其作风正是一样，虽然穷达略有不同。绍兴师爷现已不复开馆授徒，可是他的作风还是一时不会断绝，则是由于国粹之流泽孔长也。　　　　
　　窃书的故事　　　　日刊《新民报晚刊》　　署名十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据读书人的代表孔乙己声明说，“窃书不是偷”，只能认作斯文人一种玩笑，而且书明明未曾偷去。所以说这是“偷书的故事”，也不很妥当。姑且定名为“窃书”，来一讲这个故事。这故事是鲁迅讲的，我只是转述一下子，也不记得他自己在什么文章里，讲过没有，因为这故事很好玩，所以来重复说一遍。　　　　这是鲁迅在民国初年在北京教育部时候的事情。他在教育部的官是佥事科长，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管的是文化设施，即图书馆、博物馆的事。其时北京图书馆还未成立，只有一个京师图书馆，略备一点旧书，设在国子监，由教育部聘胡玉缙做馆长，至于部内负责的则为科长，即是鲁迅。其时有一位做过总长的名流，大大有名的藏书家，听到馆中有一部宋版书，渴欲一见，无奈馆中定例善本不外借，所以不能做到。馆中为优待名流起见，特辟净室一间，请他住在里边，可以仔细校阅。那名流惠然肯来，科长亲自接待，捧出宋版来亲手交给他，然后告退。过了几日，名流送信来，说要回去几天再来看书，叫人前去接收。这天仍由科长出马，看见他已整装待发，只等科长一到，将书交还，便挑起网篮铺盖，出馆而去。科长双手接过内装宋版书的楠木合子，将转手交付工友，这时忽然“福至心灵”，当面打开合子来一看；不看时万事全休，只见楠木合子里“空空如也”，不见有一本书。第一个看出破绽的是那位名流，随即回过头去，骂站在后面的用人：“混帐东西，怎么书都没有放好！”佣人连忙从网篮里将宋版书取出，放入楠木合子里。科长这才接过去，安心收下。　　　　后来鲁迅讲起这件故事，总说回想过去所遇的危险，以这一次最险，也最运气，因为只要一不小心，收下之后，这失书的责任再也摆脱不清了。因此之故，他也最恨那名流，不但认为藏书家即是偷书家，在这里得一实证，也因为个人几乎上他的大当的缘故。语曰，不见可欲，则心不乱。藏书家眼见好书，用尽心思图谋，也是人情，但总不可以违反道德，做出见不得人的事。与那位名流相比，孔乙己穷饿之馀，混进书房，乘主人不在，挟几册破书出来换钱，的确还有几分情有可原了。　　　　
　　其时有一位做过总长的名流，大大有名的藏书家　　==================================　　有知道是那位么?叶恭绰？傅增湘？还是其他？
　　始终没搞懂这套书的定价为什么如此离谱？　　　　
　　傅增湘
　　燕山兄，感谢。望可怜我等读书人，多贴一些。：）　　钟先生精研周作人，文笔却差之毫厘，天赋有限，画虎不成。
　　多谢毛峰一两：）
　　宁可网络上捉虫 ，不愿花钱添堵。
　　鲁迅与周作人的失和
鲁迅的个人生活中，有两件事对他的打击是沉重的。一个是他的婚姻生活，另一个就是与弟弟周作人的失和。鲁迅生前一直不愿意向别人谈及此事，他默默地承受着，长久地牺牲自我，这使鲁迅陷入了人生最大的哀痛中。对一个具有鲜明现代意识的人来说，这种家庭的不幸本身，使鲁迅有了更深的悲剧色彩。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记忆，周氏兄弟后来对此都闭口不谈。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手，是日。那日，周作人给鲁迅递来一封断交信。信中说：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那一日，鲁迅日记中写道： 　　　　
“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此前五天的日记有过这样一段文字： 　　　　
“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可见问题已很严重了。事情发展得这样突然，是旁观者始料不及的。他们的好友张凤举和川岛对此事略知大概，但均语焉不详。许多年后，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谈及兄弟两人的冲突，点明其中原委。文章写道： 　　　　
鲁迅爱住北平，但是他的西三条胡同住屋，是出于不得已而经营的。他原来在1919年把绍兴东昌坊口的老屋和同住的本家共同售去以后，就在北平购得公用库八道湾大宅一所，特地回南去迎接母太夫人及家眷来住，这宅子不但房间多，而且空地极大。鲁迅对我说过：“我取其空地很宽大，宜于儿童的游玩。”我答：“诚然，简直可以开运动会。”鲁迅那时并无子息，而其两弟作人和建人都有子女，他钟爱侄儿们，视同自己的所出，处处实行他的儿童本位的教育。 　　　　
…… 　　　　
鲁迅对于两弟非常友爱，因为居长，所有家务统由他自己一人主持，不忍去麻烦两弟。他对于作人的事，比自己的还要重要，不惜牺牲自己的名利统统来让给他。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症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这是作人一生的大损失，倘使无此错误，始终得到慈兄的指导，何至于后来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呢？ 　　　　
鲁迅搬出以后，就借钱购得西三条的房子，是一所小小的三开间的四合式。北屋的东间是母太夫人的房，西间是朱夫人的房。 　　　　
南屋是他的藏书室。说起他的藏书室，我还记得作人和信子抗拒的一幕。这所小屋既成以后，他就独自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这是在取回书籍的翌日，鲁迅说给我听的。我问他：“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他答道：“未必。”我问他我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不，被没收了。” 　　　　
决裂直接导因是周作人的妻子 　　　　
鲁迅毕竟是伟大的，他受了种种诬蔑委屈，搬出了八道湾，又生了一场病，而对于作人和信子的事，日记上却一字不提。这是笔者在他死后数个月，为的要赶撰年谱，翻阅他的日记才知道的。 　　　　
周作人对许寿裳的解释，颇为不满。谈及与鲁迅的决裂，他说：“这回讲到1923年与鲁迅失和的事件，因为要说明我不辩解的态度，便想到那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