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院里种上一片菜园子，大树上挂一架秋千，旁边搭一个简单的卧榻，是极好的消暑之地。
农村的环境里文化知识极其匮乏，肚子里稍有些墨水的人，都是我眼中的偶像，姨夫便是其中之一。一般的村民，除了做农活以外，生活里无非是看电视、打麻将、喝酒、晒太阳，聊天的内容也无非是庄稼好坏、家长里短。但是姨夫却给我呈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给我讲自己年轻时的故事，在北京看到毛主席的遗体是怎样怎样的，在植物园远远地见到的末代皇帝溥仪是怎样怎样的。他第一次教给了我下象棋的规则，还笑称只要教会我规则就不敢跟我下了，因为他下得很臭。他有一本自己手抄的中国历史年表，当我第一次见到这个东西时，一下子震惊了，那种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朝代、皇帝、年号、在位时间完全贯通的感觉，如醍醐灌顶，如一束灵光穿透了混沌的头脑，要知道，在那之前，我对中国历史的知识仅限于那一首“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的歌谣，而历史年表这种工具书，更是上了大学才接触到。姨夫去世后，我把这本小册子保存了起来，每当看到那潦草的字迹，拂过那发黄的纸张，眼睛都禁不住湿润了。
姨夫有一个特殊的爱好，那就是传统曲艺。姨夫的收音机里，每天必播的就是相声和评书，记得我五六年级的时候在姨夫所在的村子里上学，冬天都在姨夫家吃午饭，单田芳播讲《三侠剑》《七侠五义》《白眉大侠》的片段至今还在我耳朵边回响。在姨夫家里的柜子上，摆着满满两排戏曲的磁带。他的家里有一把京胡和一副鼓板，有时几位同好聚在一起，能凑成一套文武场。那时的戏曲磁带封面内侧，往往用小字印着剧情介绍，有的还有唱词。我饭后无聊时就翻来当故事读。姨夫见我看，就主动给我讲，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杨三姐告状》和《锁麟囊》。可惜的是，小时的我对曲艺的兴趣并不大，直到大二大三的光景，才渐渐喜欢起来，但是姨夫却已不在。姨夫的爱好是孤独的，不能成为姨夫的戏友，是我永远的遗憾。大姨去世后，小院便荒废了，那满满两排戏曲磁带也不知到哪里去了，收音机也跟着大姨入了土。
姨夫对我人生最大的影响，应该是给了我一个让人过目不忘的名字。我的母亲姐妹三个，大姨家里三个女儿，二姨家里六个女儿。当我出生时，我已有了九个表姐和一个亲姐姐。大姨二姨比我母亲年龄大很多，当我出生时，很多表姐的孩子都已经老大了。母亲怀我时，我的亲姐姐已经十岁，亲哥哥已经七岁，儿女齐全，家里经济状况又不足以养活更多孩子，况且计划生育政策也越来越紧张，不管怎样考虑，我都没有必要出生。就在母亲已经决定打胎的时候，父亲出于母亲身体安全考虑，阻止了母亲。于是可以想见，我的出生是这个家里的奇葩，一落地便是很多人的小姨。用当地的话来说，我就是个“小多头儿”。对这样一个小多头儿来说，实在不必费心取什么名字。爱好听评书的姨夫说：“她前面有十个姐姐，她是最小丁点的小妹妹。有个评书叫《侠女十三妹》，不如这孩子就叫十一妹吧。”
（插个笑话：初三中考报名时，河北开始实行涂卡报名，但是报名卡上“姓名”栏只有三个空！坑爹啊！班主任无奈，给我填了个“仝十一”，于是整整高中三年，我的成绩单上都是“仝十一”！高中同学也都叫我“十一”！）
一句玩笑，我有了这个传奇的名字。这注定给我的人生带来了难以忽略的影响。记得大三上文字学课时，李家浩老师给我们留的作业是考证和解释自己的姓氏名字。我在解释自己的名字时写道：“我家族同辈共有女孩十一人，笔者幸为最幺，故取名十一妹。旧通俗演义小说有侠女十三妹、甘十九妹等，皆女中英物。又有萧十一郎，为古龙小说中侠客。仝十一妹其名亦因之令人产生飒爽俊逸之感。又友人多省称为“仝十一”，恰与古人以排行相称之俗相合（如唐诗有《饯别王十一南游》《问刘十九》之篇及“岐王宅里寻常见,
崔九堂前几度闻”之句），甚觉古朴可爱。”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思维惯性：看到传奇的名字，就会期待这是一个传奇的人。当真的见到这个人时，只要这个人确实挺优秀，那么这个人的优秀程度会在别人意识里被夸张。而且更容易成为别人的谈资。比如有个认识我的人A，在茶余饭后跟B聊天：“嘿，你知道吗，我有个朋友叫仝十一妹，多牛的名字啊！人也很不错哦，Blablabla……”B也就记住了这个名字，当再跟C聊天时：“嘿，听说有个叫仝十一妹的……”C说：“哦！我也听说过，很有名啊！”久而久之，A、B、C、D、E、F、G……大家都听说过仝十一妹了，而且他们发现自己提到仝十一妹时，好多人都知道。于是，仝十一妹真的成了一个很有名的人。人们就会认为：因为仝十一妹很牛，所以很有名。
这对那些同样优秀甚至比我更优秀的人来说，无疑是不公平的。比如上初中时，有那么五六个同学，长期占据全年级成绩单的前十名。其中有一位男生，几乎有一半以上的考试是年级第一，剩下的小一半机会，我和另外几名同学轮流坐庄。无疑，论综合成绩，那位男生应该是名符其实的第一。但是，我往往被老师同学们与那位男生相提并论，有时甚至先提到我，然后才提到那位男生，其余的同学，更是成了路人……不知有多少次，我因为一个好记的名字而获得更多的机会，但我不敢骄傲，有时甚至觉得惭愧甚至遗憾：如果我的名字很普通，那么会轮到自己吗？这个机会，会让人心服口服吗？多希望用纯粹的实力来证明自己的成绩啊！
一个好听的名字是一把双刃剑，它让我占了很多便宜，也给我带来很多的压力。因为，当人与名不相符时，更容易成为别人的笑柄！比如一个人长得又黑又挫又没文化，如果叫个“郭靖”“杨康”之类的，也许平安无事，而如果偏叫“楚留香”“西门吹雪”，就会因为一个醒目的名字而成为极大的讽刺。我也一样，我会为自己不够俊逸风流、不够侠客气质而遗憾，生怕先听我名字后见到我的人会蹦出两个字的评价：“幻灭！”由于我的名字太容易被人记住了，所以我一生最怕犯错，因为一旦犯错，就会成为典型。比如有十个人违纪，被通报批评，别人一眼看到名单，首先记住的就是我。还记得初中时有一次考试没考好，很多人挤在成绩单前，只听一个声音道：“仝十一妹怎么到这儿啦！”坑爹啊！别的尖子生马失前蹄的时候多啦，凭啥你就看到我啊！姐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有木有！所以当别人问你怎样保持好成绩时，姐恨不得只说仨字：“被——逼——的……”
表姐——14块钱开启我的“名校之旅”
我一共有九位表姐，这里提到的是四姐。如果不是因为四姐，那么我的求学之路应该是跟大部分孩子一样：在自己村读一到四年级，在邻村读五六年级，在乡里读初中，在县里读高中。而我实际的道路却是：六年级以后，初中进了全县的名校，高中进了全省的名校，大学进了全国的名校。
四姐家跟我家在同一个村子，她的大女儿，也就是我的表外甥女，跟我是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同班同学、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翻开小学的日记，最常见的一句话便是今天我去找外甥女玩。我记忆中的小学生活，几乎很少学习的镜头。农村的郊外是我们的乐园，虽然很多时候要帮家里做农活，但今天留在记忆里的却都是那些美好的玩乐时光。春天去摘杨树的嫩芽或桃花骨朵，插到瓶里供养；大风天气里，几个伙伴拆了田里的地膜披在身上，想象着自己是身披彩绸的七仙女。夏天去看守西瓜地，边看边吃，附近田里刚刚灌浆的嫩麦穗、可以当甘蔗吃的挫高粱，也都无一幸免；雨后捡了蜗牛回家煮了，当肉吃，还曾经在捡蜗牛时被大雨淋透，《暑假生活》练习册被泡成了泥汤汤。秋天是最饱口福的时候，花生、红薯、枣子、玉米，还有蚂蚱、螳螂，都可以在篝火上化作美食。冬天大部分时间在家里做游戏：踢沙包、过家家、捉迷藏、跳房子，但雪后还是会到外面玩，记得有一次我和外甥女还有几个伙伴出去玩，看到一些杂乱的动物脚印，我们都认为那是兔子的脚印，沿着脚印追下去就可以逮到兔子，但跟踪到最后，眼前出现的是一群羊……我们冻坏了，点了些枯枝败叶取暖，却不想引燃了一片杏树地的篱笆，多亏外甥女急中生智，大叫“捧雪”！大家齐心协力才把火扑灭，手都冻成了红萝卜，再也不敢点火了。五六年级的时候，多了一件烦恼，那就是有了女生青春期的小心思，这种秘密是只能跟外甥女分享的。那时候，晚熟的男孩子们总是调皮捣蛋，不懂得如何表达对女生的兴趣，似乎只有通过欺负女生来引起女生的注意。在邻村放学回家的路上，男生们骑车到上风头，手里抓着一把麦秸，一松手，麦秸便都扑到女生的辫子上了，女生便只有生气的分了。我也曾一怒之下偷偷拧松了一个男生自行车的气门芯，虽然看到他独自打气的时候很愧疚……
由于外甥女的关系，我的很多周末和假期都是在四姐家度过，有时玩high了，也就顺理成章地在那里吃，在那里睡。四姐是一位勤劳善良而又彪悍的农村妇女，对我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该骂就骂，该罚就罚，一视同仁。我习惯了在家里无法无天的作风，对四姐严厉的家教很是惧惮，但由于在四姐家吃得好，也就不那么在意其他了。寒假是农村的孩子最欢乐的时光，没什么活干，除了玩就是吃。四姐家生活小康，一过了腊月二十，餐桌便开始丰盛起来，一直持续到寒假结束。我家就差远了，不但年夜饭比不上四姐家，而且也只有三十到初五可以吃几顿好吃的，很快就恢复了咸菜加白菜的食谱。腊月二十四是我们村的大集，几乎所有的年货都在这一天采购完成，连续很多年里，腊月二十四的午饭我都在四姐家吃，有大块的炖肉，整条的鲤鱼，烧鸡，香肠，还有冬天里罕见的青椒、蒜薹等蔬菜……记得有一年寒假的一天，四姐家蒸的包子，韭菜馅！冬天里吃韭菜，在农村里是很少见的，对我来说更是非常奢侈，我是最喜欢韭菜馅的，而我家冬天蒸的包子却几乎全是白菜馅，只有很少数的情况买一点韭菜掺进去，吃起来有那么点韭菜味，就已经很满足了
。四姐家这顿包子，个头跟北大学一食堂的冬菜包差不多，我吃了四个。四姐理解我家的难处，有时做了好吃的，也会特意告诉外甥女，让她叫我过去吃饭。对那个时候的我来说，偶尔的一次改善生活，真的是雪中送炭的情谊，永远值得感恩。现在固然不需要迷恋那丰盛的美食了，但我仍然每年回家都要到四姐家吃顿饭，这已经成了多年的惯例。
转眼六年级快毕业了，我仍然无知无虞地过着快乐的生活。我却不知道，一个影响我一生命运的事件将要降临。
有一天，四姐跟母亲说，她要给女儿报县城的二中，问母亲要不要给十一妹也报上。一般的农村的家长，一没有四姐那样的经济条件，二没有四姐那样对孩子教育的重视。我们所有的小学同学，几乎都是顺理成章地到乡里读中学，连二中招生这回事都不知道。母亲得知上二中每年需要一千元学费，那对我家来说是绝对负担不起的。那时，从村里到县城没有汽车，需要骑两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其中一半是土路。我的哥哥当时在县城一中读高中，母亲便跟四姐做伴去了县城，主要是为了顺道看看哥哥。四姐在给女儿报名时对母亲说：“我邻居家闺女也报了。她们三个五六年级每天一起上学，做了两年的伴，如果另外两个都到县城读书了，剩下十一妹，心里该多难受啊。何况她学习那么好，可惜了儿的。”母亲显然被说动了。四姐又说道：“人家招生通知上说，如果考上全县前十名，就可以不拿学费。让十一妹试试呗，说不定能考前十名呢。”母亲说：“我这匆忙跟你出来，也没带钱呀。”四姐说：“我先给垫上。”于是，四姐帮我交上了14块钱报名费。
母亲回来后跟我说：“这样吧，如果你考上前十名，就去二中，如果考不上，就去乡里的中学。”现在回顾起来，那真是我命运中千钧一发的时刻，可是天真的我竟对当时的形势毫无知觉。虽然也每天跟外甥女和另外一个伙伴一起煞有介事地复习，但心里从没有把这当回事。不知是对考前十名那么有自信，还是对上乡里的中学那么无所谓。反正，考试那天，我的心情完全是初次上县城的兴奋，一点紧张都没有。那天，三位母亲、三个孩子，六辆自行车，一大早就上路了。我第一次在柏油路上骑自行车，比土路上轻松多啦，恨不得来个大撒把，母亲连连在身后呵斥着：“看车！靠边走！”
那天校园里是什么样，考试内容是啥，已经完全忘记了，只记得考完试脚不沾地被人流挤出校门的感觉特好玩，那是第一次见到那么多人啊！
暑假的日子跟平时没什么两样，二中的事已经渐渐被我淡忘。那是一个闷热的中午，我到小卖部买东西回来，身边路过一辆自行车，车上是我们村一位在二中教课的女老师，大概这次是偶然回娘家。她在我面前突然刹了一下车，跟我说：“你是十一妹吧？”我说：“是啊。”“你的考试成绩出来了，324。”我愣了一下，脑子一片空白。她继续道：“在前十名呢。”说完上车走了。我在原地又愣了许久才反应过来：324是分数，不是名次。我在前十名。我可以上二中了！
后来到了二中，我看到墙上贴的成绩单，得知自己和好几位同学并列第五名。
从这时开始，我走出了小小的村庄，从此告别了童年。每当读到《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时候，我总是对那种离开乐园的感觉感同身受。“Ade（别了），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在县城，再没有鸡鸣的黎明，取而代之的是直到半夜还在呼啸的车辆。再没有禾苗和泥土的芳香，而是坚硬的水泥地。不再像小学一样满地扔废纸，而是把垃圾存到课桌斗里。走在马路上，不能走神，而是要时时刻刻看车，看红绿灯。那里有来自全县的同学，有跟我一样来自普通乡镇的，更多的是来自县城的，他们漂亮、优雅、快乐，每天骑车上下学，不需要像我们住校生一样两个星期才能回一次家。在那里，脱离开父母的怀抱，跟几十个女生住一间宿舍，面临着性格、习惯的各种差异，所有的生活都要自己打理……这是我生命中生活环境的一个巨大的变化，心理上承受着巨大的冲击，以至于以后上高中、上北大，都极其淡定。
在二中，最大的变化还不是生活上的，而是学习上的。在这里，第一次感受到了竞争，第一次感受到了烦恼，第一次有了考北大的“宏图大志”。整整三年，我的脑子里都是学习、学习、学习。在小学，我在玩闹之余轻松地保持着优异的成绩，是老师的宠儿。而在这里，有来自全县的尖子生，大家都曾是学习的佼佼者，不学无术、调皮捣蛋的成了少数。老师开始跟我们谈人生、谈理想、谈孝道、谈荣辱，那些跟我一样从农村走出来的同学们也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求学的不易。有无数个夜里，我和我的同学们在教学楼学习到深夜，才翻铁门回到宿舍。每天宿舍熄灯后，一支支手电筒在被窝里亮起，屡次被楼管老师训斥。我们一起吃饭，一起上晚自习，一起睡觉，共同经历着快乐和失意，闹过朋友间的矛盾，也有着促膝长谈推心置腹——我们都不知不觉地长大了。
考上二中是我最幸福的一件事，却也留下了一个让我永远痛心的遗憾：三个曾经每天一起骑车上学的伙伴，我和另外一个都考上了。我的好朋友、四姐的女儿，却没能跟我一起考上。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都不忍心去四姐家，生怕伤了外甥女的心。我的母亲是无心插柳，而对孩子抱有极大期待的四姐，却未能称心如意。她为自己孩子考虑的一项决定，成全了另一个孩子，真是命运无常，造化弄人。不过上天也没有吝啬对外甥女的眷顾，如今她有了疼爱她的丈夫和可爱的儿子，而且我们生活在了同一个城市，放假回家时我还要偶尔搭她的顺风车呢。
初中班主任杨老师——我叫了一声“妈” “杨老师”这个称呼，我已经多年不曾使用了。这里为了还原当时的时间，不得不再次启用。
初中入学第一天，一个中年女老师坐在讲台上对我们说：“从今天起，你们就是我的孩子，我就是你们的家长。”她就是我初中整整三年的班主任。也许，那句开场白就已经注定了一种缘分。
如果说起我从小到大哪段时间吃的苦最多，那肯定是初中的时候。这所初中原本只招收少量的来自县城周边乡镇的住校生，我这一届是第一次全县大规模地扩招，这样一来，校园的生活设施都极度紧张。初一时住的宿舍是平房，宿舍里左右两排大通铺，只有中间一个小过道。大通铺是由一张张上下铺的单人床拼成的，床板上用粉笔画着线——每个人的铺位宽度是三分之二张单人床，一间宿舍住着四十多口。同学们带的自家做的宽褥子，铺起来互相压得重重叠叠，晚上睡觉几乎是被窝挤着被窝，肩膀挨着肩膀。宿舍里弥漫着鞋子袜子和身体的汗臭，还有常年得不到晾晒的被褥的霉味，以及自家带的各种咸菜酱菜的味道（学校的食堂只有卖饭的窗口，没有餐厅，大家都是买回饭来在宿舍吃）。这样的宿舍住了两年，到了初三才搬进了由原来的教学楼改造的宿舍楼，但除了每个人的空间由三分之二张床改成了一张床以外，其他都没改变。宿舍里夏天没电扇，冬天没暖气，宿舍楼里没有厕所，没有浴室，没有水房。初中那三年的冬天是最难熬的，单是用水就是大问题。学校供水的地方是两排露天的水龙头，洗头发的时候，就直接把头伸到水龙头下面，学校的热水是一毛钱一壶，是只舍得打来喝的。水龙头与宿舍楼隔着一个大操场，冬天洗完头回到宿舍，头发就冻成了一缕一缕的冰棍。由于水龙头少，接一次水要排好久的队，宿舍楼又远，所以我们大都有两个盆，一个用来存水，另一个用来洗脸。宿舍的床底下放满了盛水的盆子，可以想见被褥会有多潮。早上醒来，会看到宿舍的房顶上结着一层薄霜。放在床头的行李包里的衣服，也夹杂着冰碴，需要晒了才能穿。
住宿条件差，只是今昔对比起来才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当时并没有感觉，大家都是如此，年轻人身体也壮，都能克服。但是有一种感觉，就是只有我一个人才有了，也是我至今回忆起来都心有余悸的，那就是一个字：馋。以前在家里吃饭，即使正餐再差，也有打牙祭的时候，家里的东西都是自给自足，夏天茄子豆角、冬天萝卜白菜，有馒头，有稀饭，总是管够，至少不至于饿着。而到了学校，吃任何一口东西都要拿钱换，眼睁睁看着几十块钱生活费一点点变少，那种只出不进的感觉，真的太难过了。那时姐姐刚大学毕业，哥哥在高中复读，家里累积了不知多少债务，多年来我见到过太多次父母为了钱而伤心发愁。每次打饭，最纠结的时候就是捏着几毛钱，看着想吃的菜，犹豫许久，最终还是买了土豆丝或炒西红柿。那时我心目中最奢侈的正餐是外面小商贩卖的包子，一块钱六个，好久才舍得买一次。我每天的经典伙食是：早上是一个5毛的馅饼加一碗2毛的粥；中午和晚上都是两个馒头一勺3毛钱的素菜。还有些时候，正餐就只买两个馒头，就着从家里带的豆瓣酱、腌咸菜、韭菜花。一般的女生大都可以买两个素菜，每样多半勺，各2毛，4毛钱就可以吃得很好，我却常常连这一毛钱都舍不得多花。那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光吃这点东西，早早地就会饿了。一到大课间，很多同学都会去楼下一间卖夹肠烧饼的店，买回来在教室里吃。烧饼都是现烙的，外焦里嫩，一刀划开，在里面装上香肠，香肠的味道很快被热气烘出来，这个味道对饥肠辘辘的我来说是极大的煎熬。看着别人咬着烧饼，不时地舔舔沾到嘴边的香肠，喉头清晰地随着吞咽而蠕动，我就只有咽口水的分。有时大课间结束，已经开始上课了，教室里还残留着那个迷人的味道，搅得我心神不宁。
如果说，杨老师对我的恩情，关键字就是钱。也许有人会觉得俗透了！可是，必须得勇敢地承认，从来没有任何时候，我对花钱那么在意！曾经，我弄丢了教室的钥匙，不得不请人撬开，花三块多钱买把新锁，我为此哭了一个下午！
人总是对自己最无助的时候得到的帮助记忆最深刻，正是因为那时候的苦，所以我对每一点点缓解苦的机遇都铭记在心。
（既然文章已经写成了诉苦大会，那不妨再插一段小故事吧：初冬的一天，周末放假，以往都是骑自行车回家，但是这次下起了雨夹雪。那时，有县城到邻村的汽车，三块钱。我和一个同村和几个邻村的伙伴舍不得坐车，天真地决定走回家。但是走了几里路以后，就发现这是一个不可能任务。天已经全黑了，雪越来越大，落到地上就冻成了冰，我们又还都没带过冬的厚衣服，即使把包里所有的衣服用各种手段裹到了身上头上，还是禁不住刺骨的寒冷。最后，大家坚持不住，只好拦了辆车，这时司机已经把价钱涨到了五块。车到了邻村就不再继续走了，因为到我的村都是土路。我和同村的伙伴就这样被扔到了街头。农村的雪夜，一片静谧。我们在街头哭了，哭得很伤心。这时，遇到了两位曾经的五六年级的同学，她们那时在班上成绩一般，现在已经辍学了。就是这两位原本没什么交情的同学，给了我们人间最大的温暖。我们住进了其中一位同学的家，她脱下我们早已被泥水浸透的鞋子，不顾我们全身又湿又脏，给我们盖上被子，又重新起火给我们煮的方便面、荷包蛋。这份雪中送炭的情谊，我会感激一辈子。谢谢你们，我的恩人！）
初一期末考试，是一次决定着初二的一千元学费要不要交的考试。我再次考了前十名。交学费那天，杨老师和其他班的班主任坐成一排，我去那个房间打了个招呼，意在告诉老师我不需要交了。杨老师说：“你看你，头发都竖起来了。回去让你妈给做点好吃的。”也许是因为营养不够吧，初中那会儿我留的短发，又枯又黄地扎煞着。杨老师掏出50块钱说：“这是你在我这存的钱，拿回去吧。”当时在场的人又多，环境又混乱，杨老师的举动我完全没心理准备，就接过钱来走了。
杨老师教我们数学，头脑聪明，运算飞快，从来不需要为了教课而呕心沥血。她是一个潇洒豪放的人，从来不因为自己是班主任而占我们的自习课，反而明确表示在她的数学自习课上我们可以学别的科目。她从来不逼我们要考好成绩，但我们的数学成绩和班级总成绩却稳居年级中上游。她也会批评一些同学，甚至当着全班的面，但被她批评的同学却不觉得丢人，反而觉得挺亲切，有的同学甚至还从头到尾笑嘻嘻的。后来我发现，原来她批评我们的方式跟训她自己的儿子一样，一点都不见外。那时班上有二十来个住校生，大家大都是第一次保管着钱，有的就在班主任那里存着。杨老师从同学们手里接过那些三十五十的钱，满把一攥装进口袋：“没有了就找我要啊，自己记着。”有的同学提前把生活费花完了，就找班主任借，但是“借”这个词是只有同学头脑里才有的。放假回来同学把借的钱还给她，也许她自己都分不清这是同学原本借的钱还是同学的生活费交她保存。她自己从来不记这些，谁向她要钱她就给。记得初三非典那会儿，学校有好长时间没放假，杨老师拿着一沓钱在讲台上：谁没钱了，过来找我拿！
初中那会儿，虽然一千元学费是避免了，但是三天两头的学杂费实在是吃不消。什么住宿费、补课费、试卷费、订参考书费……总是出人意外地被宣布出来。每次回校时，父母和村庄渐渐被抛在身后，怀里揣着年迈的父母拼着老命挣来的血汗钱，心情充满惆怅。有时，班上又要订一个什么课外书，几乎是人人都订。名义上是自愿，我便跟老师说我不订了。但往往我还是会领到书，杨老师会说：“多一本，正好给你。”或者说：“上次交的某某费，我跟学校说了一下，没给你交，在我这儿放着呢。”或者说：“我给你报了个什么申请，学校给了点补助。”
有时，杨老师会很随意地塞给我一点零花钱，或者是在班上监晚自习的时候，或者是我去办公室抱作业本的时候，或者是恰好给别的同学发生活费的时候，而且会随口补上一句：“上次退的钱还在我这儿放着。”好像是突然想起来似的。除了初一期末那次以外，初中三年里，杨老师没有一次性给过我二十元以上的钱。这恰是她的聪明之处，不会让我觉得有负担。现在想来，那时的自己真TMD是图样图森破啊！从来不记同学们谁在她那儿存了多少钱的杨老师，会偏偏记得她还拿着我的钱？就没想到要算计一下，老师那儿到底“存”了多少“我的钱”
那时的自己，不懂得如何表达对老师的感恩之情。有一次生病了，杨老师骑着摩托送我去县城的诊所，还从家里给我捎了袋维维豆奶，我感动得要死。这件事后来被我写进一次作文，语文老师给杨老师看了，办公室里其他老师也都看了，那句经典的矫情“我看着老师鬓边的几丝银发”，让老师们哈哈大笑——那会儿杨老师风华正茂，一根白头发都没有。实际上当时班主任送学生看病这事很常见，我还记得我们班另一个女生也写过同样题材的作文。
初一第一次开家长会，母亲跟杨老师聊天，母亲说：“我的闺女让您费心了。”杨老师说：“别人倒想有费心的福气呢！可惜我是没闺女。”正好当时我在旁边，母亲便笑着说：“那这闺女就给您了。十一妹，以后别叫老师了，叫妈！”这是一次客套的玩笑，以后自然还是称杨老师。每次说到杨老师对我的好，母亲都说，你亲爸亲妈已经给不了你什么了，杨老师真是你的恩人呐，你以后对杨老师要像对妈一样地孝敬啊。正是因为母亲的教导，我在上了高中以后，每次放假都要去看望杨老师，聊以前的同学，讲学校里的故事，吃她准备的零食。
杨老师自从送走我们以后，就请了一年的假，专门照顾他复读高三的儿子。儿子考上大学以后，杨老师没有再回到学校，直接做起了全职主妇。据杨老师说，我们这一届是她最后一届，是她教学多年来遇到的最好的一届，是永远难忘的一届。高三毕业那年的暑假，初中同学聚会，很多人喝高了。那时刚拿到北大录取通知书的我，回想初中的种种艰难，酸涩痛楚，感慨万千。我终于可以无愧杨老师六年的关心，以后就是我报恩的时候了。我踉跄地走到杨老师面前，说：“这些年来，您对我的帮助，有的是同学们都看到的，有的是同学们没看到的，我心里都记着。今天，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叫您一声妈吧。”我叫了一声“妈”，把酒一饮而尽。
上北大报到那天，是杨老师用自家的车送我来的。在大学里，我每周给家里打一次电话、也给杨老师打一次电话。由于杨老师文化水平更高，眼界更开阔，学校和社会的很多事情父母不懂，我跟杨老师谈得更多。放假时，我往往是先在县城杨老师家停一站，再回家。后来杨老师家因丈夫工作调动而搬到市里，我就在北京、市里和县城之间辗转。或者找个周末，只到市里住一宿。
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心思，受人滴水之恩，希望有朝一日能以涌泉相报。可是，对于杨老师，我无从报起，她的生活是那么完美，我没有任何可以通过自己的作用给她些积极的影响的机会。就拿物质上来说吧，我的父母都很实在，没有什么好东西送给杨老师，都是自己种的花生、芝麻、枣子、鲜玉米，甚至一袋白面、一箱本村特产的香醋之类的。我不好忤逆父母的心意，但我心知这些东西杨老师是完全不需要的。她的父母公婆都在农村，从来不缺这些土特产品。至于城里能买到的东西，她家里就更不稀罕了。结果往往是我从杨老师家出来时手里拿的东西比进去时还多，而且还被给些生活费。杨老师只有一个儿子，没有女儿，我想发挥一下女儿的贴身小棉袄的作用，帮忙做个饭，却总是被阻止，坐等吃喝。想送件贴心的护腰、按摩器之类，她身体倍儿棒，完全不需要。想送件围巾腰带之类的小物件，却又没有经济水平买到适合她身份档次的。想发挥自己的开心果特长，待她进入更年期陪她唠唠嗑，解解闷，但她心宽体胖，精神爽朗，每天乐乐呵呵。想等以后她老两口空巢了，我能多陪陪，给他们养老，但如今她的儿子回乡工作，娶了贤惠的媳妇，有了可爱的宝宝。如今杨老师每天含饴弄孙，跟儿子媳妇相处和睦，我去了倒给添乱。
如今我想通了：杨老师没有任何需要别人帮助的地方，这不是我应该为她祈祷的最大的幸福吗？好人终有好报，因为上天自然给她安排了最美好的生活。
（ps，在这一篇中，我大量地提到了初中那段艰苦的生活。很多所谓的成功人士喜欢吹嘘自己当年有多么惨，仿佛当年的惨相是值的骄傲和炫耀的资本，我从不这样认为。我绝不希望这段日子成为一些人的榜样。贫穷的条件并不意味着你能获得更大的成功，相反，它使你在获得跟别人一样的成功的路上付出更多的牺牲、更大的艰辛。我更不希望人们因此认为我比那些来自富裕家庭而考上北大的孩子更优秀。穷人看富人，最容易看到的差别是钱，但恰恰是富人因为没有了钱的牵绊而可以比穷人更早地培养其他优秀的素质。坦然面对现有的，不抱怨；努力弥补欠缺的，不放弃；淡然回忆曾经的，不得瑟——这就是我的态度。等我有了儿女，我会跟他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会告诉他，曾经一无所有，就不要贪婪现有的，更不用怕重新失去一切。）
衡中办公室主任王老师——“霸王面”带来命运转折
2003年上半年，也就是十年前，发生了三件难忘的事：第一，美国跟伊拉克开战。第二，中国发生了非典。第三，我参加了中考。
那时寒假刚过去没多久，春天的气息已经临近。姐姐在县城有了一个小家，我的日子好过多了，每天中午可以到姐姐家吃饭。那天是3月20日，我刚进姐姐家，姐夫就说：“打起来了。”电视里连续播放着美军攻击伊拉克的画面。我一时心中恐慌，对伊拉克人民充满了同情。然而，好像战争也没有带来太大的变化，很快，整个中国陷入另一种恐慌。那年春天，本该进入中考总复习阶段的时候，非典扰乱了一切。人人无心做事，无心学习，仿佛世界末日一般。学校连续几周没有放假，后来局势日下，索性放了长假。学校要求学生每天测体温，给老师打电话报告。原本准备按照计划表做的各科复习卷子，一口气全发了下来。
那时还流传着北京要封城的谣言，村中很多在外打工的人偷偷溜回来，一路不敢坐汽车，不敢住旅馆，横是睡了两宿麦秸垛走回家来的。善良的村民对他们并不戒备，照样串门打牌。那个长长的意外的假期，于我却是极大的福利。身在天高皇帝远的农村，觉得钻进小院，非典就跟我无关了。我每天过得日子很滋润，按时做卷子，乖乖复习，给下地干活的父母做饭，抽空还看了小说《穆斯林的葬礼》。
非典给我带来了很多好处：第一，我在假期里日子过得舒坦，吃得既好，睡得又规律，如果是在学校，身体肯定会熬坏。第二，由于特殊环境，几乎没有来得及实施系统复习，这样，我打下的扎实的知识基础凸显了巨大的能量。第三，由于非典，河北中考取消了我并不擅长的副科考试，只考语数外三科。
长假结束的时候，距离中考只有一个多月了，基本上啥都来不及干了。那些日子怎么过的，我都忘了。只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某一天，我看到了一张折叠彩页，忘记是哪位老师给我的还是我在老师办公室桌上看到的了。那张彩页是一所学校的招生宣传画册。没错，您猜到了，那所如今已成为神一般传说的学校华丽登场——登登登登——河北衡水中学！
哇，那美丽的小池塘和小亭子！哇，两位全国特级教师！哇，一年考上11个清华北大（现在已经是每年六七十个了）！——这就是第一次看衡中广告时的印象了。
衡水的招生老师是悄悄来到我们学校的，在同学中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但在我们一些尖子生中，还是有一个小道消息流传开来：那位几乎有一半以上的考试是年级第一的男同学，被衡中提前录取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很有些沮丧，怨自己学习成绩不够好。还有一种沮丧就是：以后上了县里的高中，缺少了这位竞争对手，怪没意思的。以后人家去了那么好的中学，我可就永远也追不上人家了。
这件事过后，我渐渐就抛到了脑后，一心准备中考。考完试就进入了漫长的暑假。
当中考成绩快要出来的那几天，我开始通过电话查询，输入自己的考号，并且习惯了听到成绩尚未公布的回复。在一个完全没有预兆的下午，我再次查询成绩，这次，居然有了反应！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听着那个平腔平调的机器女声依次播报成绩：数学……语文……英语……。播报完毕。每一科都不太高，没达到我预期的分数，却也都不算考砸。我坐在炕上发呆。
这时，电话响起来，是班主任杨老师：“十一妹，恭喜你啊，全县第一！”我立刻就傻眼了。“您开玩笑吧，怎么可能呢？我刚查过分了……”“是第一。数学……语文……英语……”没错，就是刚才查到的分数。天呐，这个分数，居然是全县第一！我迫不及待地问着其他平时跟我成绩差不多的同学的分数，杨老师把自己所知道的一一告诉我，原来其他同学分数也都不高啊！当下电话以后，我的心情一下子沸腾了！
很快，在县城做老师的姐姐也打来电话，她为我高兴啊！她还告诉我，高中的领导已经嘱咐她了，让我一定要去县里的高中，会给好多奖励，不要去市里的高中。（市里的高中是县城高中的主要竞争对手）
现在看来，县中的做法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恰恰是这通电话起到了反作用！那时，我头脑里原本压根没有去别的高中的想法，以为去县城的高中是自然而然的，市里的高中是神马我都没听说过。但这通电话起到了两个作用：第一，让我觉得：哟，原来考个全县第一会受到这么大的重视，身价一下子屌了！让我有了以这个全县第一的身份去追求衡中的希望。第二，激起了我叛逆的心：我原本是准备去县中的，您至于提前抢吗？我要是不去县中你还能解雇我姐不成？哎，现在想来，真是图样图森破啊！抢生源这种事，太平常了，衡中还抢得更早呢。
但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倒真有一定的好处。我被这个全县第一的荣誉刺激起了不安分的心。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我既没有去县城的高中，也没有去市里的高中，而是在一次悄然的远行后带回来一个让家人朋友和所有认识我的人都愕然的爆炸性消息：“我要去衡中！”
这件事在我的很多师弟师妹的传说中，仝十一妹当年屌爆了：磊落青衫百里行，孤身仗剑破门而入，一番慷慨陈词秒杀四众，得到特招资格后，仰天大笑出门去！
呵呵，要知道，老师们从来都是把学哥学姐的事迹往夸张的方向说，人都毕业了，说得多玄乎都没关系，反正只是为了鼓励学弟学妹。实际上，真实的过程几乎恰恰相反。
当我得知自己的中考成绩后，初见衡中广告画册时的情景再次浮现在眼前。一颗心蠢蠢欲动。于是，我拨通了衡中招生的电话，用蹩脚的普通话自我介绍了一下，对方回答说：“不好意思，我们的招生工作已经结束了。如果现在补招的话，需要交三万块钱。”三万！这可是个天文数字！
但是，图样图森破的我，倔劲上来了：你怎么可以拒绝我？你怎么可以拒绝我？你越是拒绝我，我越是要你接受我！自己那时经常看一本忽悠人的杂志，杂志名叫《读者》，里面充满了心灵鸡汤式的故事，故事里的世界温情而美好，故事里的面试官会因为求职者弯腰扶起一把笤帚而感动。于是开始幻想，我要亲自去画册里这个地方走一趟，我要说服招生老师，不但要招收我，而且不收我的钱！
那是第一次去那么远的地方，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我们村在两市交界处，出村十几里路，就是一所属于衡水地区的县城。我提前向村里一位在那所县城打工的村民打听了，县城车站随时有去衡水的车，12块钱。
路上的两个小时，我既紧张又兴奋，心里演练着该怎么自我推荐，心理上已经全副武装，如箭在弦上。衡水城很破，比沧州要差很多，跟路人打听了坐3路（还是4路？忘了）公交。（说了好几遍“河北衡水中学”，路人都没反应过来，我还以为被那本画册骗了。后来才知道，大家都称“衡中”。）
俗话说近乡情更怯。当衡水中学的大门真的呈现在眼前时，我所有的气势突然一丝不剩了。只见一座铁栏杆的大门，门前一条空荡荡的大街，隔着大门，便可以看到长长的甬路，整洁肃然的楼房，一排排的绿树，就是看不到一个人影，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一瞬间，只觉得自己是那么渺小。
诸位衡中的童鞋，你们懂的，何谓全封闭式学校！我准备了好多话要跟衡中的领导说，但光是门卫这一关，就把我所有的幻想打回了原形。
门卫是三个年轻的小伙子，你说你是来自很远的地方，你说你考了全县第一，你说你没钱拿学费，你说你多么辛苦多么可怜，人家一副扑克脸，一问三不知，一心除了坚守不让任何人进的原则以外，别的一概不管。我一个柔弱土气的小女子，独对三个既无知又无情的门神，没有任何计策可施，几乎要哭出来了。我从门口，一点点地磨，终于磨进了门卫室，几番交锋，三个守门的已经倦了，干脆不理我，自顾自地看着电视。我想打开门冲进校园，但企图很快被发现。一个稍微年长一点的跟我说：“你还是去外边等吧，我们也得上班啊，你别为难我们。”
不知不觉，已经磨到了中午。在这个过程中，我听到里面响了很多次铃，整个校园沸腾了一段时间以后，再次归于沉寂。这一次，是彻底的沉寂：已经进入了午休时间，这时的校园，就像一座无人之城。门卫阻挡我又加了一条理由：“现在午休，老师们都下班了，更不能放你进去了。”我问：“下午几点上班？”门卫说：“两点。”这时，我又累又饿，但是外面那条街空空荡荡，我实在不敢孤身一人走远，只有学校门口才是最安全的地方。我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头埋在臂弯里，思绪烦乱，脑子里转悠着各种对策。不管怎样，一切都得等到下午上班再说。
一个多小时后，一些老师陆续骑自行车进入学校，我盯着那些顺利进入大门的老师，真恨不得跟在他们身后冲进去！——这个画面怎么这么熟悉呢？不就是《一个都不能少》吗？我怎么就没有二到像魏敏芝一样逮住一个就问“你是台长吗？”
慢慢地，再没有老师进入大门了，一切又恢复了上午的状态。我才突然想到：保安用的是缓兵之计，他们只是希望得到片刻安宁，根本就没指望我下午能进去！
我又气又急，就在不经意间，我瞥到大门对面的一间棚屋商店——商店里应该有电话吧！我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果然，可以打电话。我按照宣传册上的联系方式拨通了衡中办公室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温柔好听的女声。我一听到这带人味儿的声音，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吞吞吐吐地说着，我是谁谁，我来干嘛，我找王主任，我就在学校门口。对方说，好，你等着，我跟王主任说。
过了一会儿，大门开了，里面走出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老师，眼光在四周扫射着。我迎上去问道：“您是王主任吗？”“是的。刚才是你打电话吧？”
简单的一问一答，我从对方的神情和语气中听到了温情和关爱。原先准备的一切语言都已忘光光，原先积累的一切气势都已消磨殆尽，只剩下抓住救命稻草的庆幸和感激。整整一个上午的等待，满满的一肚子委屈，被王主任一句简单的问话激发出来，我在一分钟内哭成了泪人儿，抽噎得几乎断了气。
我哽咽着跟王主任进行了对话，大致的意思就是，自己是抱着被录取的希望专程跑过来的，但是肯定拿不起三万块钱，你们一定得要我，我会考上北大的。王主任说：“可是我们的招生工作都已经结束了。你来一趟不容易，我带你进去参观一下吧。”我泪眼婆娑：“我不进去。如果能被衡中录取，早晚有参观的时候；如果不能被录取，现在进去，只会更增加伤心遗憾。”王主任认真地说，会跟领导讨论这件事。然后又问我：“中午没吃饭？一直在这等着？”我就又掉下眼泪来，点了点头。王主任说：“这样吧，天都晚了，你先回家，我到时给你消息。”说完，拿起手机拨了个电话：“哎，你过来一下。”没过久，一辆黑色的车停在身边，王主任跟我上了车，上车前在小商店买了包饼干递给我。我一路上坐在车后座，一边抽抽搭搭，一边嚼着饼干。
车送我到了车站，王主任说：“车票多少钱？10块钱够吗？”说着掏出10块钱给我。这又是出乎我意料，我已经紧张得来不及多解释，就接过钱来下车了。王主任给我留了他的手机号，让我回到家以后一定要打电话给他报平安。
傍晚天擦黑的时候，我回到了家。我来不及接受家人各种盘问，第一时间拿起电话来拨了王主任的手机号。
“喂，王主任，我是仝十一妹。”
“哦，你平安到家了吗？”
“是的，刚到家，谢谢您！”
“跟你说个事，我跟领导说了，我们决定录取你，你只要交八百块钱的课本和住宿费就行了。”
幸福来得太突然，太剧烈，我听到这句话，几乎站立不稳。许久没有说话。
王主任说：“喂？喂？听得见吗？”
“听见了。”我幸福无措，竟破天荒地撒了个娇：“但是我想再听一遍~~~~”
王主任笑了：“你被录取了！”
高中班主任楠姐——我认定的证婚人
我在衡中三年先后有五位班主任。楠姐是我的第二任班主任，从2003年10月到2004年1月。
在说起楠姐之前，要有大量的笔墨谈起衡中。说起衡中生活，总是迟迟不敢下笔，因为衡中有太多的回忆，就是一本书也写不完。在传说中，衡中最著名的是那紧张的作息时间、严格的管理制度。在我上大学后，还看到校内BBS上掀起过几次关于衡中模式的争议。精确到分钟的每天六七十道铃声，“地狱训练+军人模式+铁血作风”，跑不死的精神，地动山摇的跑操口号，每日每周的竞争、量化，恶魔般的违纪通知单……这大概就是关于衡中的关键词了。
但是，除了这些以外，还有我所记忆的衡中生活的其他内容：
衡水湖八十华里远足，高一全年级五月份参加。
每年一次为期两天的全校运动会。
每年一次教师节联欢晚会。
每年一次十大学星评比，候选学生演讲，全校学生旁听，家长代表、学生代表、老师代表投票。
每年一次，最受学生欢迎老师评选，全校学生旁听，高二时我曾为我们班两位候选老师作宣传演讲，两位老师都中标。
每年一次宿舍文化节，学生自己装扮宿舍，为宿舍取各种风格的名称，我还记得高一的宿舍叫“墨韵书香”。
每年暑假自愿提交假期科研报告，题目不限，我高二那年的题目叫《漫话封建社会的自由时代——盛唐》。
每学期举行两三次的班级黑板报评比、报栏评比，我几乎参与了每次的设计和制作。
高一高二时隔周轮流上美术课、音乐课，隔周轮流上体育活动课和团活动课，团活动课都是团干部主持，老师不参与，体育活动课直到高三也仍保留，值班老师会在操场上督促那些看书的学生起来运动。
高一高二时每周上体育课（注意体育课和体育活动课不同，体育课是有体育老师授课的），每周上外教口语课。
高一高二时隔周轮流上课外兴趣小组和阅读课，课外兴趣小组有语文英语等文科小组，也有数理化生等奥赛班，我在语文兴趣小组学习的内容有：辩论赛、阅读莫言代表作《师傅越来越幽默》、中国的姓氏、中国的文化信仰、对联等等，阅读课是在图书馆上，有很多文学性的期刊杂志和小薄书，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冯其庸点评红楼梦。图书馆的书可以每人外借一本，我就是这样分三本看完了《平凡的世界》。
每天早晨和大课间全校跑操，每天晚饭时间校园广播会播放学生播音员主持的节目，每天晚自习前教室电视放二十分钟的新闻（周日则被级部主任周讲评代替）。
还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其他活动：优秀清华北大学子演讲、衡水青年劳改犯现身说法演讲、疯狂英语李阳演讲、天安门国旗班班长演讲、优秀教师师德报告会、烈士陵园祭扫、爱国集会和万人签名、人身安全教育等等。
还有，我高一时，作为音乐老师从学生里海选出来的一百多人之一，排练了大约一个多月参加某合唱比赛。高二时，参加了两位外教导演的英语话剧《茶馆》，分三次给全校学生演出，我演小丁宝。
另外，三年中我们在周末或班会或团活课等时间集体看了电影电视若干：哈利波特与魔法石、走出亚马逊、张思德、感动中国颁奖典礼、兵临城下、天下无贼、举起手来、茶馆、雷雨、祥林嫂……
如今，不管是我们县的中学，还是很多来其他省中学，都在学习衡中了，但不知是这些内容被选择性遗忘了，还是如今衡中已变了。每次人们对衡中进行各种争议的时候，我们这些真正从衡中走出的学生只有苦笑，我们的记忆，那些只知博眼球的媒体根本就不会关注。
都说衡中对时间的要求多么苛刻，但是以上回忆中可以看出，恐怕很难有学校对时间如此慷慨，真正苛刻的是衡中学生对自己的要求。学校的很多制度是为学生着想，比如规定不许课间吃零食、小卖部不卖方便面，是怕学生不好好吃正餐。规定不许跑步打饭，是因为学生抢时间，从教室到食堂的百米冲刺很危险，容易摔倒甚至发生踩踏。规定午休和晚休时间不许看书聊天听耳机，是怕学生休息不好。
我在衡中的生活总体来说是很幸福的，我很快适应了那里的作息和文化，与老师同学之间建立起深厚默契的情谊。我积极参加各种上面所说的各种课外活动，连续担任班长，主持N次班会，还忙里偷闲地在校报《衡中时空》和校网站《学生园地》发表文章二十多篇。我的成绩，在高一下学期分文科班时，在年级二十名左右，高二在前十名，高三前五名。最后虽然考砸了，但还是有惊无险地上了北大。
但是，只有那么一段时间，于我来说如炼狱，各种压力袭来，我心力交瘁，焦头烂额，艰难地熬着、撑着，几乎崩溃。这就是高一上学期楠姐做我班主任的那段时间。
初入衡中，我被分到了四个尖子生班之一，242班，那时楠姐是另一个尖子生班245的班主任。一个月后，全年级大洗牌，按照第一次月考的成绩重新分班，我就成了楠姐的学生。这次毫无预兆的分班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打击，几乎使我一蹶不振。
虽然我有幸没有被剔出尖子生班，但考试名次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高手云集，什么叫泯然众人。我的新学号是24557，这就意味着我的月考成绩在这个新班级里是第57名！在第一个月丰富多彩的入学教育活动之后，现在正式进入了学习阶段，时间越来越紧，数学和物理越来越难，老师讲题速度飞快，
前一道题还没反应过来，就进入了下一道，尖子生们一个个思维敏捷，不等老师开口就能说出计算式和答案，而我还在云里雾里。练习题也是针对尖子生的加强版，下课铃响时我几乎只能做完客观题。每天晚自习后手里的卷子一大把，多半是没有来得及看的。这次，我彻底丧失了尖子生的优越感，只觉得是屁滚尿流，滥竽充数。
与此同时，我陷入对第一个班主任的疯狂思念中无法自拔。在那第一个班，班主任刚刚通过军训、班会、运动会等活动建立了班级的向心力，各种评比取得多次年级第一，我们这帮初次接触衡中的孩子对班主任的每句话都崇拜得五体投地，几乎是迷恋着、信仰着他的风采。在那突如其来的班级解体后，我的精神突然失去了依托，就像孩子失去了亲娘。我无法接受楠姐，就像孩子无法接受后妈，怎么也找不到班级的归属感。我每天在日记中把第一个老班作为倾诉烦恼的对象，甚至在读书笔记中也写着自己对原来的班级、原来的同学的思念。楠姐是语文老师，是会看到我的读书笔记的，而她却默默地接受我的身在曹营心在汉。她密切地关注我的思想状态，鼓励我的学习，还在我的读书笔记中写了长长的留言。我后来跟一个传奇而优秀的女生成为闺蜜，她跟我相反，先做楠姐的学生，后做我原老班的学生，我把我们神奇的邂逅写下来，写到原老班对这个女生像当初楠姐对她一样的宠爱，还写到这个女生居然管我叫“老婆”，楠姐旁批“这个传统居然保留下来”（指她在楠姐班时对其他闺蜜也称老婆），让人会心一笑。
我对楠姐的感激，也算是对衡中所有老师的感激。在过去的学习生涯中，我习惯了作为优秀生而受到老师的各种照顾，也习惯了看到那些调皮捣蛋不学习的学生被老师各种忽略和鄙视。而在衡中，我作为差生却受到了老师更多的关爱。在衡中，没有差生的概念，没有一个让老师放弃的学生。衡中老师工作的重点从来不是维持班级秩序，而是平稳全班每个学生的学习状态。楠姐有一个标志性的动作，那就是抚摸学生的头，她个头小，年龄小，却爱做这个老式的动作，很滑稽，但我在被楠姐摸头时还是感到特别温暖、幸福。
我们是楠姐大学毕业后的第一届学生，我们算是一代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楠姐和我们一样稚嫩，和我们一起在成长。渐渐地，我的新班集体有了属于自己的文化，我们跟楠姐也逐渐建立了感情。我对衡中其他老师是师生情，而对楠姐，是姐妹情。
当我在慢慢平复心情、解开心结时，又一件大事发生在了我身上。这事不妨用倒叙来讲。期末考试后，放寒假，父亲在车站接我，回到村里，村民跟父亲打招呼：“怎么样，能下炕了吗？”父亲说：“嗯，好多了。”我立刻反应过来：母亲出事了！我强忍着情绪回到家，看到母亲在炕上输着液，我立马明白了，扑在炕上痛哭。原来，半个月前，母亲就被送到医院做手术了。那天是星期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给家里打电话，接电话的居然是邻居家大嫂。大嫂说，我爸妈到县城我姐家玩去了，要住几天，她替我家看门。我当时就觉得诧异，大嫂的语气很不自然，而且还不停地说“没什么事，就是玩几天，过几天就回来了，没事……”我放下电话后拨通了姐手机，姐说，母亲还没睡醒呢，等她起床再打吧。后来才知道姐当时正站在医院走廊里，父亲正在手术室外徘徊！当天晚上，我再次给姐打电话，我听到姐跟我结结巴巴地磨蹭时间，我说我想听听母亲的声音。姐说妈在厨房包饺子呢，你跟她说话干嘛，我转告给她就行了。我听到电话那头门的开关声、姐的脚步声。我固执地要和母亲说话，姐说好吧。过了一会儿，姐说，你叫咱娘吧。我喊了母亲一声，听到母亲“嗯”了一声。我刚想继续说话，姐就马上说：“听见了吗？行了忙着呢挂了吧。”我听到母亲的声音，说明母亲平安，虽然心里还是不踏实，但也没太在意。其实，姐接到我电话时正在医院旁边她租的小房子里给母亲做饭，她是一边跟我说话一边跑到病房里的。原来，母亲前一阵子犯病，不同以往，一检查，肚子里长了肿瘤，已经到了十分凶险的程度。做手术的事，我一直被瞒着。
我为母亲的爱而感动，进而想到父母的艰辛，自己学业的堪忧，情绪低落至极。在这种情况下，姐陪我回学校取成绩单，并报文理分科志愿。见到楠姐时，楠姐已得知了我母亲生病的事，一边拍着我的头一边说，都过去了，没事了。而这次考试，我得了史无前例的年级五百多名。我在楠姐面前哭得泣不成声：为即将跟楠姐分别，为对楠姐的歉疚，为母亲的病，为自己那惨不忍睹的成绩。姐提出要请楠姐吃饭，另一个女老师跟楠姐是闺蜜，也顺便请。姐问咱们去哪吃？那个女老师说：吃火锅吧。楠姐说：不吃，吃火锅上火。这其实是楠姐在为我省钱。楠姐说自己是衡水的，是地主，去哪要听她的，最后去了一个叫衡水美食广场的地方。结果去了一看才知道就是大排档，最后四个人只花了不到四十块钱。
高一下半年我分到文科班，新班主任跟楠姐关系不错，一样是刚入职的大学毕业生，一位真性情的东北汉子。我在新的班级成绩稳步上升，逐渐成为佼佼者，受到后来历位班主任的青睐。楠姐对我的动态很了解，每次见到楠姐，都倍感亲切。
这时，就要插入故事中另一个重要的人了，我现在的未婚夫，姑且称为MR吧（Mr.
Right简称）。他是我在衡中第一个班的同学，分班后又一同进入了楠姐的班。我热情豪放，他率性洒脱，两人又有第一个班的共同话题，于是渐渐成了不错的朋友。他后来报了理科，分到理科尖子生班，班主任还是楠姐。后来不知怎么，我、MR，以及前文提到的闺蜜，还有另外两个男生，成了共同的“饭友”，每天三顿在食堂二楼的固定位置一起吃饭，交流思想，谈笑风生，一直到高考。从MR嘴里，我经常可以听到楠姐的趣事，比如有一次MR看漫画，被楠姐没收，到了周末，楠姐把漫画还给他，还说：“有空去我那儿看。”敢情楠姐自己也收藏漫画。
我们吃饭的那个固定位置，跟教工食堂挨着，于是经常碰到吃完饭的楠姐，她会笑眯眯地跟我们打招呼，还从教工食堂神秘兮兮地给我们带过几次吃的。
高一下学期期末考试后，我收拾东西准备回家过暑假，楠姐叫我去办公区，原来是给我买了一套夏天的衣服。我的班主任东北帅哥看到了，开玩笑地说：“哟，女老师就是体贴啊！”楠姐得意地一笑：“切，这事哪能指望你们男老师！”我幸福满满。那时，我的衣服大都是天津正在读大学的堂姐给的，具有衡中明令禁止的“短小紧露透”的特征，难得穿上那么青春洋溢的学生裙装。
接下来继续谈我、MR、楠姐之间的缘分。可以说，我和MR就像楠姐很宠爱的弟弟妹妹。我和他在楠姐的班建立了跟其他同学不一样的情谊，不是爱情，而是一种比爱情更美好的友情。我们彼此记得在楠姐班的元旦联欢会上对方演了什么节目，却都不记得自己的节目了。高二时，楠姐开始跟一位男老师谈恋爱，恋爱中的女老师自然是受学生八卦的对象，MR会在饭桌上讲给我们听，还曾留纸条安慰正为情所困的楠姐。毕业前夕，我又见到楠姐，楠姐说：“有空和MR到我那儿玩，我那儿都收拾得差不多了。”楠姐说的“我那儿”指的是她和姐夫的新房。我们故意八卦地问：“您那儿是哪儿呀？”楠姐半羞半嗔地冲我们哼了一下。毕业两年后，我和MR成为恋人，楠姐似乎毫不惊奇。我们到母校家属区楠姐家做客，楠姐看我们的眼光、对我们的态度，与两年前别无二致，似乎是在兑现两年前的邀请。
今年，我们相识十年。今年，我们将正式完婚。你说，楠姐是不是最合适的证婚人呢？
北大河北招生组张教授——圆我中文系的梦
（预告：本文中，中文系、哲学系、历史系、考古系、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院、元培学院……全部中枪。）
题记：每个女生都有一个北大中文系的梦，每个男生都有一个北大中文系的梦中情人。
衡中的高三生活，单纯到了极致，我已记不清具体发生了什么了。即使是看到那时的日记，内容也只有三类：第一，学习计划表。第二，班级事务。第三，没完没了地给自己暗示：加油！坚持！北大，我只要北大！北大，我离你越来越近了！
根据我当时的成绩和前两年衡中学生考取北大清华的情况，只要高考发挥正常，问题就不大，甚至考个状元也未可知。但我一点也不敢松懈，因为深知自己除了英语以外，其他科目都还有很大漏洞。而且自己的历次考试名次也不稳定——这是衡中的突出现象，由于学生都很优秀，实力相近，所以每次考试名次变动特别大，从前十名掉到百余名也不稀奇。
在高考前夕，我的班级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四月初的时候，距高考还有60多天，班主任的父亲突然病倒了。我高三的老班是一位让人很花痴的中年蜀黍，教英语，而我当时既是班长，又是他的课代表。所以，当老班跟我说他要离开几天时，我立刻感到压力重大。
在衡中，班主任是全班绝对的精神支柱，是一刻也离不开的，而老班这一走就是好几天。就拿跑操来说，学生最幸福的就是老班在队伍旁跟着跑，就是不跟着跑，只要经过主席台时看到老班的身影，心里也踏实。如今，跑操看不到老班，英语课其他班的老师轮流代，自习课看不到老班在班上晃悠，全班军心动摇的迹象让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我的个性就是对班级荣誉比对自己的荣誉还在乎，当班上有一点状态不好的迹象时，我就着急上火，数次在讲台上大声疾呼，还被一些同学嘲笑虚伪矫情。
当时，我们班一位同学的母亲正好在老班父亲接受治疗的医院工作，我们班另一位班长跟这位同学很要好。一天，另一位班长叫出我来，哽咽着说：“咱爷爷，得的是，肝癌。某某的妈妈刚得到的消息。”这真是晴天霹雳！
老班曾跟我们说过，他少年丧母，由老父把他和弟弟拉扯大，如今老父常年跟弟弟住在乡下，他很少有床前尽孝的机会。现在的情况是：老父肝癌晚期，医生估计熬不过今年夏天；学校里，一帮学生正在高考的关键阶段！
那个周末，我们两个班长还有几位同学到医院看望爷爷，老人家已经瘦得如一把枯树根了。老班更加憔悴，但还是保持着阳光的笑容，跟我们说，周一他就回学校。
接下来的一个月，老班白天陪着我们，晚上陪着父亲。同学们变得空前自觉懂事，学习状态出奇地好，尽量不让老班操心。快到五一的时候，老班跟我们两个班长商议着，要开一次特别班会，距高考只有一个多月了，我们把几位科任老师都请来，给同学们谈谈各科的问题，鼓鼓劲。
但是这次谈话的当天，英语年级组长就来到我们班，把我叫出来，问我们班的英语该讲哪儿了。我马上意识到：爷爷去世了！
我抱着英语卷子来到老班办公桌前，看到台历上还写着当天的工作计划，不禁鼻子一酸，掉下泪来。接下来老班为父亲治丧的几天，班级事务由我们的各科任老师分别代管，英语年级组长为我们代课，我每天到老班的办公桌上取卷子，都在老班的台历上写下当天讲课和做卷子的内容。那个主题班会，我们几个班干部还是筹备着照常举行了，我们还为几位老师每人赠送了一个留言本，写着我们的决心。
一周后，老班回来了，这时，距高考还有三十天。老班对我们说，从今天起，他会每天早上五点四十到操场陪我们跑操，每天中午两点到班上陪我们喊“高考必胜”，每天晚上陪我们上晚自习。接下来的日子，老班果然做到了。
高考那两天，我们过得非常幸福。食堂有高考特餐，桌上有免费的西瓜，学校给经费让每位班主任给自己学生煮茶叶蛋、买火腿肠。还记得上考场前到图书馆花坛旁找数学老师领准考证（为安全起见，都是老师帮助保管准考证），雨后空气清新，杨柳滴翠，我们的美女数学老师一袭淡绿的旗袍和月白披肩，笑靥明艳如花，醉人心脾，那幅美好的图画让人一辈子难忘。（补充一下我们班的高考成绩：56人参加高考，本一40人，本二及以下11人，艺术类提前批5人。3个北大，2个人大，2个南开，1个对外经贸，1个北师大。文科是没有尖子生班的，我们都是普通班。）
那两天的考试，我感觉发挥不算特别好，却也不算差。高考结束后，我还用老班发的茶叶蛋的碎鸡蛋壳拼成了“北大”两个字粘到日记本上。
从小到大，我经历考试无数，一个普遍规律就是，凡大考，必超常发挥。小学四年升邻村学校六年级时，我在三个村子的学生中考了第一，比第二名多二十多分；六年级升初中时，我考了前十名，得以免除一千元学费；初中升高中时，我考了全县第一，得以赖进衡中。而高考，好运没有继续延续。
那时我家没有电脑，我托付了MR到时帮我查分。当分数出来时，我不在家，我家人接的电话。他在报告完分数后，我家人问这个分数算什么水平，他诚实地说：不太好。放下电话以后，母亲坐在炕边默默为我掉眼泪，姐姐也陪着哭。当然，这些是我以后才知道的，当我回到家时，得到只是一个没有参照的分数，我知道这个分数不好，但还抱着一丝或许其他同学分数也不高的侥幸。
两天后衡中举行志愿报考咨询会，百余所高校派来招生老师坐镇。当我遇到自己的老师同学时，我才知道，这回是真完了。我估计当时自己的分数情况是，除了清华北大，其他任何学校任何专业随便挑。这时，我碰到一位老师，他大概还不知道我的成绩，在混乱中打招呼时，老师说：“那什么，北大清华的招生老师在格物楼一楼某某教室~”接下来又碰到一位学校领导，我得知现在驻扎在这里的是北大河北招生组专程派到衡水来的陈老师，昨天陈老师到来时已开始关注我，我上北大还是有希望的！关于与陈老师的交流，将在以后的文章里写到，这里只介绍大略，陈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问我的志愿，我说不明确，只是自己喜欢中国传统文化，喜欢写文章，陈老师拍着桌子说：“你赶紧报中文系呀，太适合你了！”我的心砰然而动，这不正是自己最好的归宿吗？但是还是对分数不自信，中文系的录取分数有这么低吗？
果然，事情没有那么顺利，忘了是当天晚上还是什么时候，陈老师给我打电话，让我报哲学系，因为在石家庄的河北招生负责人张教授已经招到了两个报中文系的。哲学系录取分几乎是最低的了，打包票肯定录取。在得知消息后，我很有些失落。第一，以为哲学系的内容就是高中的思想政治，自己不感兴趣。第二，自己的成绩仅够打着擦边球进北大，去分数最低的系，好没面子。那时的自己就是这么图样图森破，根本就对大学专业毫无概念。别人报大学会考虑哪个学校哪个专业好、自己的兴趣是什么、将来是否容易就业。而我除了“北大”以外，啥都不知道。也就只好发挥阿Q精神自我安慰：好歹是能够进北大了，可以向班主任、父母和乡亲父老交代了。而且陈老师还大力说了一番北大哲学系非常牛，先进北大最重要，可以再转系嘛！
于是我在北大预录取的志愿表上填了：第一志愿，哲学系。第二志愿，中国语言文学系。第三志愿，外院。第四志愿，社会学系。实际上，预录取表比正式的志愿表还管用，招生老师都已跟考生交流好了，铁定录第一志愿，后面的三个志愿都是形式。
过了些日子，学校让来领录取通知书，顺便给考上清华北大的42名同学合影留念。这时我们虽然还没看到录取通知书，但学校网站上都已经有了我们的录取信息了（河北省教育考试院下发的结果），我的名字后面是哲学系。以这样的身份回到母校，自然是轻松快活，有说有笑。我领到了那个蓝色的大信封，站在办公楼外的花坛外撕开，取出录取通知单，只见上面赫然写着：“我校决定录取你入中国语言文学系学习……”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是肿么回事？
我压下狂跳的心向另一位同学要了北大河北招生负责人张教授的电话，跟张教授说自己拿到的通知书上是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语言文学系等于中文系吗（捂脸），当初陈老师不是说录取我到哲学系吗？哪个算数啊？
张教授说：“是我原来录的一个报中文系的考生优惠分计算有问题，他的实际分数比你低，我正好在场，就擅自做主把你志愿给改了——陈老师跟我说过你。放心吧，以通知书为准。”
我站在电话亭前彻底呆傻了。天呐！这种幸运怎么会降临到我身上！
接下来我就高兴得找不着北了。到了42位同学合影的时候，我的嘴大概都咧到后脑勺了。
说起优惠分，我也是有的，省三好，10分。大概我和那位同学都有加分资格，而招生老师得到的是那位考生加优惠分以后的分数，而我说的是自己的实际分数。直到这时，我才见识到这10分的威力！想起当初评省三好的一波三折，不禁一阵阵后怕。
按照相关规定，省优干、省三好是可以有优惠分的。评选从高三上学期开始。文科班有五个名额，按照我的班主任的经验，将根据最近三次考试的平均分来确定人选，而我恰恰前三次考试都不错。但是，有一天早自习，班主任敲敲我的桌子示意我出来，告知我：这次评选是根据前六次考试的平均分，我是年级第六名。班主任鼓励我别泄气，举了很多他之前学生的例子，谁谁没有优惠分，但最后考了状元，谁谁有优惠分，但最后连名校都没考上，高考的时候拉开十几分的差距是很容易的，blablabla……但是我已经听不进去了。
到了下课时，我来到教学楼后面的星盘图一圈一圈地徘回，冬日的寒风吹得刺骨，我任凭眼泪在眼角凝结。只有这一早上可以悲伤的时间，我必须马上振作起来，现在我已经跟那五位同学拉开了更大的距离，上北大更悬了，我一定要争气，一定要胜利！
高三下学期，当这场挫折的阴影逐渐在我脑中淡化时，年级主任跟我说：“那个谁通过北大自主招生考试了，我给你争取了一个省三好的名额。”这句话很简单，但包含的信息量很大。原来，那五位准备被学校推举为省三好省优干的同学中，有一位考上了北大的自主招生。这位同学本来就是文科班成绩第一的小天才，只要不发挥失常，清华北大就是囊中之物，现在又有了30分的自主招生优惠，那真是想不进北大都难了。学校为了提高清华北大的录取人数，本着把优惠分最佳利用的原则，自然就不必再给这位同学了。
我的班主任把我的例子跟全班同学讲，总结道：你越努力，你的运气就越好。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
我后来反思过，如果自己考了很高的分数，那么招生老师肯定会向我提供光华、经院、元培等院系的选择（我校那一届的文科状元就是上了光华），而我的分数如果可以自由选择专业的话，很可能不会选择中文系。俗话说：每个女生都有一个北大中文系的梦，每个男生都有一个北大中文系的梦中情人。但梦终归是梦。我会因为生活的压力而选择热门的院系，然后永远用羡慕景仰的眼光膜拜着北大静园旁那座藤萝掩映的小院，留下一辈子的遗憾。
曾与同学调侃：上中文、历史、哲学、考古等院系的学生有两类，一类是心甘情愿来的高帅富，一类是迫不得已被调剂来的穷挫丑，而我呢，是心甘情愿被调剂来的穷挫丑。
命运的蹊跷就在于此，它给我安排了这个恰到好处的高考成绩，使我不需犹豫和纠结，放开胸怀去拥抱自己的梦。我来到了北大中文系，我学到了那句贯彻天宇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瞻仰了名师宿儒那独立的风采，我听到了那代代流传的学坛典故。我见识到了中文人的千姿百态，他们的沉静素雅，他们的蕙质兰心，，他们的挥斥方遒，他们的文采风流。
如今就要离开，从这个美丽的梦里走出来。
虽然不能再继续中文系女博士的梦，但此生已无憾。
过年回乡，乡亲们问：一年挣几十万呀？我说一个月几千，便没人向下问了。化用《盗墓笔记》的一句话：愿用我一生，换我七年天真无邪。
北大河北招生组陈老师——亲近的兄长
（从这一篇开始，讲到了北大生活。我已无数次翻阅过了自己近七年来的日记，自己虽然从九岁开始记日记，但没有好好保存，丢掉了很多，而北大期间的日记却是完完整整地摆在书架上，加之有电脑、网络辅助，所以七年中有太多太多的记忆累积下来，以至于提笔却不知从哪里写起了。我希望等毕业以后直接做一个“系年要录”，与纪传体相辅相成。可是，纪事本末也是需要的啊，哎，算了，不想那么多了。）
陈老师在前面张教授一文中已经出场了。他当时在北大的身份是外院团委书记，河北招生老师这个临时身份，随着招生工作的结束而自动终止，但是我们的缘分却刚刚开始。
记得在招生咨询会上，清华和北大招生老师所在的教室是相邻的。我先隔着玻璃看了看清华，一位中年老师正在放清华的宣传片，家长学生们在台下坐着，气氛很是庄严。而到了北大那间教室，则一片嘈杂，家长学生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着，其中人最多的一坨中间被包围的那位个子不高却精神抖擞的年轻人就是陈老师。
我凑过去，一下子就被陈老师的口才给逗得忍俊不禁：“您问清华北大的地位，这还用说吗。你看看新闻：连战来了大陆，去的是北大，宋楚瑜来了大陆，去的是清华；美国总统来中国，去的是北大，英国总统来中国，去的是清华……”（谨向中枪的隔壁致歉。）
等了好久，几乎到了午饭时间，陈老师身边终于只剩了我一个。我故作轻松谦逊地打招呼：“陈老师您好，我是仝十一妹。”陈老师第一个动作居然是夸张地跟我握了一下手，然后拉过一把椅子豪爽地一指：“坐！”刚才那很长的时间，他都一直是站着的，而这会儿却跟我坐下，一副要长谈的架势。他接下来第一句话是：“真没想到仝十一妹是这么娇小这么朴实的一个小姑娘！”大概他从我高中领导口中听到我的故事，想象我是一个女侠式人物吧。随后交流报考中文系、后来打电话改哲学系的过程，前面文章已经提到了。
而真正让我对陈老师有了更亲近的感情的，是报过志愿后的一个电话。在电话中，他除了鼓励我要在北大好好学习外，更是用他自己的人生经历来激励我。原来，他也是河北人；原来，他的成长环境比我还要艰难。在这个电话后，我给他写了封信，询问北大入学的事宜，信中称“陈哥”，没想到他真的回了信，称我“小妹”。当时，电脑已经非常普遍，而他肯用纸笔回信，让我感动不已。而信中所附的一篇网站上关于他个人事迹的文章，更加详细地让我了解了这位兄长非同寻常的奋斗路程。当时，他是北京大学的老师，我是农村的小丫头，身份是如此悬殊，但这封信却让我觉得我跟他好像好像。我像遇到了自己人，顿觉踏实了许多，也进而坚信：将来自己也会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现在的他！
日，我作为中文系大一新生来到了燕园。
一切都是新鲜的。
尽管在假期已经做了很多准备，但一进来还是眼花缭乱，手忙脚乱。从7月份拿到录取通知书，到期末考试结束，整整一个学期的时间，几乎都是在不停地受着冲击。太多的东西需要学习，太多的观念需要转变，太多的内容需要思考……
也许这么说还是太抽象，那就用下面的直观引用来回味一下那时的混乱吧：
那个看似学生生涯最长的暑假，表面看是6月7日到9月3日，但贯穿其中的没有一刻的安宁：等分数、报志愿；拿到通知书以后，为各种材料东奔西走：入党申请表、户口本、档案袋、经济情况调查表；看望师友、参加同学聚会，接受社会资助的同时参加各种报告和公益活动；为准备入学而阅读新生须知、读《大学时期要做的50件事》之类的小破书、学习乐器戏曲准备在新生里露一手；购置各种入学所需物品。那时的自己是那么图样图森破，怀揣着各种问题：宿舍能否用热水器？有没有插座？拿药花钱吗？军训穿什么衣服？给高中考入北大的学姐打电话，听说中文系累死人，听说北大宿舍没空调，听说她一个月要700到1000的生活费……全都是让我一惊一乍的消息。最搞笑的是自己为了北大报到而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准备的行李清单，有牙缸牙刷牙膏梳子洗发水毛巾香皂皮筋卡子镜子洗衣粉刷子衣架针线胶棒指甲刀剪刀订书器钥匙链卫生纸卫生巾气滞胃痛胶囊月月舒痛经宝，还有高中用了三年的洗脸盆！
然后踏进那条熙熙攘攘的五四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被迎新的学哥学姐发下一堆信封和材料。又是系里的迎新会，又是团学联的迎新会，又是自己的班会，又是新生文艺晚会，又是入学教育，还有各种社团。开学以后既忙着极大信息量地认识着老师们师兄师姐和同学们，又忙着联系自己的亲人师友。
我在刚入学的日记里写道：“在北大唯一的缺点就是选择太多了，从食堂的饭菜到生活的作息时间，从学习的课程到参加的社团，甚至具体的订什么报纸杂志……这其中有太多的诱惑，光犹豫就浪费掉了大量时间。”还写道：“北大打动我的地方：1、同学老师热情礼貌，为人大度大方。2、餐厅干净整洁，有康博斯西餐厅这样的谈话场所。3、处处是打扮与众不同、长相与众不同的人，不管是极暴露的西方女郎还是极怪异的中国情侣还是行色匆匆的学生，完全不必顾忌别人的眼光与看法。4、楼长保安等工作人员热情耐心随和。5、最爱早上各园区的老人们、骑车到草坪上晨读的学子、未名湖边鸳鸯成对湖光粼粼灯光幽幽。6、各教学楼、体育场，有的浪漫有的壮观，藤蔓满墙，特别是一到六院、红四楼、文史楼、南北阁等古色古香的办公楼。7、各院系的牌子毫不张扬，谦逊地挂在楼门口。8、图书馆书库之高之深之幽令人惊叹唏嘘。
而就在这时，我却从楼长处拿到了一张便签：“十一妹：来信收到了，以后你给我宿舍打电话*******（晚上打，校内铁通直播后五位，免费），写信我怕时间慢，耽误事情。我已经电话联系你们系团委书记姚老师，因为各系情况不一样，太具体的事情可以向她咨询，让她多照顾帮助你。来北大以后，千万不能迷失自己，既要和别人比，也要和自己过去比。新的生活刚刚开始，送你一套《北大讲座》，祝你学业进步，万事顺心！”
原来是陈哥的，写于我入学报到后的第七天。刚入学的前一两天，我给自己的亲友写信的写信，打电话的打电话，也给陈哥写了信，告诉他我现在来到北大了，自己很惊喜，也有很多迷茫，很多不懂得地方，诸如学习、学生工作、电脑等等。没想到，他直接来宿舍看我。而我不在，他就在楼长处留了便签。“来北大以后，千万不能迷失自己。”这句话一下子让我连日来疲惫不堪的头脑被一泓清澈的泉水冲击了一下。
当天，我按照便签上的电话给陈哥打了铁通，陈哥在电话里唠叨了很久。其中有我急需了解的关于评奖学金的政策、关于北大的助学金、助学贷款等问题，也有很多北大生活的细节。比如关于买饭：“你不用看那些写着菜名的牌牌，都没用，就排到前面看哪个像是比较好吃就指哪个。”关于买书：“到了北大千万别瞎买书，白花钱，北大图书馆什么书都有。我当时就是白买了很多书，好久以后才发现了北大图书馆的好处，后悔死了。”关于北大的民间文化：“北大的同学都是很有才的哦，比如你们31楼前面那个民主科学的雕塑，有人称：民主靠边站，科学顶个球。”
入学以来，跟我们打交道最多的是那些师兄师姐们，而他们其实也只不过是刚刚摆脱新生身份的半旧不新的人，自己的脑子也许还不够清楚。而陈哥的话，完全是针对我这样的新人，并且是一个资深的学长的身份。那些话，非常贴心，非常实在。如果说暑假那封信给了我期望的话，那么现在这通电话就是给了我安定。
入学一个月以后，北大河北招生组的张教授和陈老师召集了我们所有的河北新生开了个会，大致就是帮助我们尽快进入北大生活。陈老师在发言中说：“对北大的认识有一个曲线的过程，刚一进来，觉得哪儿都好，慢慢地觉得这不好那不好，等过了几年，又觉得哪儿都好了。”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使我在对北大的审美进入疲惫期时，不忘提醒自己这是正常现象，不忘继续认识北大的好。在12月27日的日志中，我写道：“北大真是好，脏乱，人也素质低，有那么多浪费时间的课，有那么猥琐的BBS，那么多形式主义，那么多虚伪的问候，那么多服务态度恶劣的服务员，还有那么多校外人员的捣乱，发小广告的推销东西的商家做宣传的，那么破烂的燕南园，满是垃圾的自习室，堕落腐败的哥们姐们，三天两头跑酒吧歌厅，抽烟喝酒打游戏……几乎一无是处。可是对她总讨厌不起来。那无所不包的图书馆，在里面查书的享受，多才多艺的颇有个人魅力的同学，诸多名人讲座，廉价的新电影，美丽的后花园，天真可爱与学生打成一片的老师，锻炼人的活动，别人那或羡慕或嫉妒的眼光……”
跟陈哥的另一次联系是大一下学期，那时刚有了电脑，渐渐有沉溺的趋势。他大概认出了我的ID，回复我站内信说：“看到你在中文系版上很活跃，上BBS很容易上瘾，耽误精力和时间，你要注意把握。”我一下子出了一后背的冷汗，深惧自己差点堕落。
不管怎样，我在跌跌撞撞中逐渐走上了大学生活的正轨。一方面是开始翘课，开始晚睡晚起，开始对一些社团和讲座失去兴趣，另一方面也开始思考自己的优势劣势，思考自己想要什么，开始一种与高中以前的苦读迥然不同的奋斗过程，这个过程的艰苦丝毫不逊于高考。
而跟陈老师的联系，似乎也就断了。在以后的六年中，我除了有几次过教师节或春节，我给他寄过贺卡或发过邮件外，几乎就再没有跟陈哥的正面对话。
其实我一直有关注他，比如跟外院的同学聊天时会问起他，得知外院的同学都叫他“老陈”。在一些学校的活动中，偶尔远远地看到他，或者在学校的学生工作通讯文章中读到他的名字。我以为，这位兄长照顾我进入了北大、度过了新生期，以后又会有无数的新生需要他照顾。我渐渐可以从自己院系的老师和师兄师姐处得到帮助，也就不愿多麻烦陈老师了。特别是看到我系团委书记姚老师总是那么忙，同为系团委书记的陈老师肯定也特别忙，怎么好意思再打扰人家呢？
我想，自己如今变化很大了，又过了这么多年，大概陈哥就是见了我也不认识我了吧。
2012年下半年，我进入了研究生的最后一年。那个暑假，我决定放弃读博，找工作。由于之前我一直是有着读博的打算，所以不像有的同学早早在名企找实习、做简历什么的。
我的第一份简历是11月1日投出去的。在这之前，我只参加了一次公务员考试的说明会，其他的宣讲会一概没参加。我一开始还是有点盲目乐观的，对招聘信息挑挑拣拣。而在经历了几次面试被刷和N份简历石沉大海后，开始紧张起来。
11月22日，我报名参加了就业指导中心的面试培训，就在北阁二楼。这时的我已经不敢大意了，又是穿正装又是化妆，积极问问题。几年前我就知道，陈老师从外院调到就业指导中心工作了，而且我有两个中文系的朋友都在他手下工作。但是即便到这时，我仍不好意思去见陈老师。
到了中午，已经是吃饭时间了，培训结束，我走出房间。我知道旁边就是陈老师的办公室。看到门虚掩着，我终于鼓起勇气，敲了敲门。
“请进。”还是那记忆中的声音。
我进去。我们两个都愣了一下。我愣了一下，是因为看到他的头发居然有那么多白了。他愣了一下，是因为一时没认出来。我对于自己没被认出来完全有心理准备，我笑了笑，说：“陈老师好，自我介绍一下，我……”陈老师已经抢先说了出来：“仝十一妹！哈哈！”然后像当初第一次见面一样一指：“坐！”我连连推托，说就是参加完活动过来跟您打个招呼，知道您忙，而且现在该吃饭了。就在我们说话的短短几分钟里，陈老师又接到了好几个电话。
我说：“真没想到您还能认出我来。”他说：“一开始是没认出来，但是你一笑，我就认出来了，还是当年那个娇小朴实的小姑娘！”我说，您头发怎么这么白了！他说，忙的呀！
接着，就问到我找工作。我说自己想去哪儿哪儿，陈老师说：“哎呀，你可别太乐观了！女生不好找工作！你看我这，谁谁，谁谁，都多优秀的孩子，现在都没找到工作呢。”说着，把桌上堆的几份简历给我看，嗯，有我认识的，确实是非常优秀的同学。然后陈老师看了我的简历一眼，立马说：“一看就不合格，你得这么这么做。回去改一版新的。”临出门，我开玩笑地说：“您可别太辛苦，几年不见，老成这样了！”陈老师哈哈一笑：“我呀，反正这辈子是不会离开北大了！”
回来后，我重新做了简历，我开始参加招聘会，开始刷应届生网、中华英才网、智联招聘等各种招聘网站，开始不漏掉北大和其他高校任何一个招聘信息。事实证明，我真正抱有期望的几个出版社、文博单位，连简历都没过，而走到终面的中信银行，还有拿到offer的两个单位，都是在忙乱中瞎投的。
我没想到陈哥还记得我，没想到几年后他对我还是像当年一样，那么热情那么亲切那么实在。就像当初刚入学时一样，陈哥的一个简单的问候，给了我安定。现在，则是一次简单的见面，给了左冲右突的我一份动力和踏实。我在拿到第一个鸡肋的offer后，纠结着给他和很多师友发短信邮件询问，他给了我务实的回答。而在春节前我正式接下现在的offer后，没有跟他说。一直忍到大年三十，才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以此来作为新年对他的感谢和慰藉。果然，我收到了陈哥热情洋溢的回信。
新的一年开始了。烟花璀璨中，我似乎提前感受到了离开北大的离愁别绪。
他是一位真正的兄长，总是对我起着引导照顾的作用。奇妙的是，七年前，经他之手，我进入北大；七年后，我离开北大，还是经他之手。一个神奇的圆。唯一不同的是，七年里，我变了太多，而他唯一的变化就是多了那么多白发……
“我这一辈子不会离开北大了。”
我多么希望自己也能有机会说出这句话。
系团委书记姚老师——那件羽绒服见证着我的成长
记得刚入学不久时，我因事到系里学工部，系团委书记姚老师微笑着叫出了我的名字：“十一妹。”我心里很诧异，姚老师出席过我们第一次班会，我自然认识她，但她怎么会认识我呢？接着，姚老师说：“我送你点东西。”
说着取出两个空白的笔记本。后来我知道，是北大河北招生组陈老师跟她提过我。
2006年冬，这是我在北大的第一个冬天。那时我在中文系学工部做学生助理，每周一两天到系里值班。同时又是中文系学生会文艺部部员，正风风火火地为“一二·九”排练而奔走。一天，姚老师跟我说：“十一妹跟我来一下。”我跟姚老师来到办公室，姚老师拿出了一件羽绒服送给我，上面还有崭新的标牌。那整个冬天，我都只穿着这件棕色的羽绒服，以后的六年虽然也陆续买了别的冬衣，但这件羽绒服一直没下岗，一直穿到去年冬。
但我对姚老师的感激并不只是在于物质上的帮助，而是她促使我从一个小屁孩成长为像样的大学生，使我成长、成熟。对姚老师，我又敬又怕，她不像学工部其他老师那样对我的小细节忽视纵容，在我作为学生助理工作于学工部的半年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姚老师给我泼的冷水。
就在我拿到姚老师送的那件羽绒服时，我像孩子一样喜不自胜，而姚老师说：“以后别穿这件了，这不是你这个年龄该穿的衣服。”姚老师说的是我当时身上穿的那件黑色呢子大衣，那是我姐姐的，姐姐比我大十岁。我现在回家看到这件呢子大衣，真是难以想象我当时穿着有多蠢：本来是很显御姐气质的大衣，我配的是牛仔裤和平底鞋，下摆直接到小腿。
还有一次，我到系里办事，临出门，姚老师说：“你知道有这么句话吗：红配绿，狗臭屁。红配蓝，狗都嫌。”那时已跟姚老师很熟，这句话是开玩笑的。但我确因这个玩笑而意识到自己当时穿的红毛衣配蓝裤子是不合适的。
大二军训回来，我去系里，上身穿白系衫，下身穿迷彩裤。姚老师又叫住我说：“这身衣服搭配得挺好看，但是鞋穿得不对。”
姚老师曾经是她师门的八艳之一，她的仪表、举止、性格，都是让我叹服的。她很少严肃的表情，大部分是亲切微笑，偶尔天真无邪卖萌搞怪。她跟每位学生、老师之间的关系，似乎都是那么亲密无间。记得中文系新年联欢会，一个观众抽奖抽到了一个大毛绒玩具，姚老师奔过去抢了过来，主持人说：“姚老师，注意素质，注意素质。”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在中文系老师团拜会上，姚老师见老师陆续退场，桌上都剩了一些饮料，便到各个桌上搜刮，抱了一堆瓶子给我们学生这一桌，一副雀跃的表情。
但是，当我也想像姚老师一样在工作中举重若轻时，却总是弄巧成拙。跟姚老师，我学会了两个词：分寸、得体。
记得一二九期间，我整个人都是亢奋的，每天风风火火地奔走，这种亢奋到比赛当晚达到顶峰，都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只觉得整个脑子都是满的，蹿来跳去。而一二九结束后总结时，姚老师表扬了学生会特别是文艺部各位工作人员，但也轻描淡写地说：“十一以后别这么喳喳呼呼的。”这句话是随口说的，我却牢牢记住了“喳喳呼呼”这个词，回想自己过去一段时间的表现，可不就是这样吗？其实自己作为一个一年级的小兵，干了点啥？只不过是串宿舍报名、量三围为演出服做准备，以及每次排练组织签到而已，在整个大活动中，是一个最不起眼的角色，怎么就让这件事把自己这两个多月的时间和精力都占了？还在比赛结束后久久不能自拔？以后在做学生工作的过程中，要淡定从容，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处理好集体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关系。
那时刚入学，不管是师兄师姐还是老师，都给我们这些新生呈现出和蔼、亲切、热情的精神面貌，加上我们在入学前在想象中夸大了北大自由的风貌，结果我们的心态过于放松了。记得一次在学工部给张夫子打电话邀请他出席我们的学生活动，夫子谦虚地对表演节目推辞了一下，我跟夫子说了几句“哪里啦，老师唱得可好啦”之类的话。放下电话后不久，姚老师让我去系主任温老师办公室去办件事，在我准备出门时，姚老师补充道：“不许撒娇啊。”我才意识到，自己刚才跟张夫子的态度是不太合适的，更不能对温老师用这样的语气说话。
作为新人，我对自己在学工部做助理期间的失误记忆深刻，因为记住了姚老师责备、失望的眼光。有一次，姚老师出门前让我为某次活动请老师给写一些对联，并搜集一些相关的古文辞第二天用，而我不知是怎么搞的，光给老师打了电话，后面一件事竟然忘光光了。姚老师回来后，问我要，我傻笑：“忘了。”姚老师愣在那里，看了我几秒，然后转身坐在电脑前自己的座位上。我永远难忘那个眼光，使我如芒刺在背。我刚跟姚老师开口准备再找自己的古汉语老师求助，姚老师面对着电脑说：“不用了，我自己弄。”那个语气，让我觉得，老师是既生气，又嫌弃我了，这比让我直接纠正错误更难过。那时已是下班时间。我站在五院门口，给副主席师兄打电话，然后就哭了。师兄哄了我好久，说没事的没事的。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就像没发生过一样。后来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姚老师跟我提起来：“听说还哭了？”就像是大人嘲笑小孩子曾经尿炕一样。我当时立刻感到不好意思了。我十分怀念那次犯错误，那种得知自己犯错后心中的紧张，使我永远难忘，使我再做办公室类工作时，再也不敢松懈。而随着自己的成长，我意识到：工作以后，再没有任何机会让我犯不负任何后果的错误了。
那时，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小孩子，最先信赖和依靠的就是迎新初期认识的几位在新生面前比较活跃的师兄师姐，认为他们就是最牛的。有一位师兄，颇有大哥大的气质，对新生平易近人，对系内典故滔滔不绝。有一次不知怎么我跟姚老师聊天时随口提起“我特别崇拜某某师兄”，姚老师马上正色道：“你才认识他多久？你们这些小孩儿太天真，‘崇拜’这个词怎么可以这么草率地用呢？你们了解他的缺点吗？我们每个年级有那么多优秀的同学，你们才认识了几个，就这么轻易地下判断！这是很危险的！”然后就举了例子说曾有同学过于盲从这位师兄而排斥另一位被这位师兄鄙视过的同学，对这位同学造成极大的伤害。现在我意识到了，这的确很危险。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