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孔子与儒家学说，这个人非孔子莫属，孔子以自己的丰富的学识和对世理的通达，没有一个人、一本书对中国的影响能超越孔子和《论语》，孔子最初的理想就是想把自己的学说上升到国家高度，孔子才退而著学，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对孔子的学说有一段评价，他认为：“孔子的教训在莱布尼兹的时代曾轰动一时，构成中国人教育、文化和实践活动的基础……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即《论语，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孔子与儒家学说 如果一定要在中国的文人中找出一位能足以影响到国民性格的人物，这个人非孔子莫属。 孔子以自己的丰富的学识和对世理的通达，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如何相处、如何沟通、如何共生的理念全部贯穿在一本书里，这本书叫《论语》。 没有一个人、一本书对中国的影响能超越孔子和《论语》，就像在西方没有一个人、一本书能超越耶稣和《圣经》一般。其对国民性格、国家性格的形成是宗教式的神圣，是深入到民族骨子里、渗透进民族灵魂深处的文化载体，这个文化载体因为国家机器的鼓吹，上升到宗教的高度时，就是儒学。 其实，孔子最初的理想就是想把自己的学说上升到国家高度，他为此付出的努力是空前的，历史记载他曾经周游列国，游说他们采纳自己的治国思想，但结局很悲惨：竟然没有一国采用。半世廖落之后，孔子才退而著学，把自己的治国理念俗化为生活中的实用智慧。 说这话有些大不敬，然而事实确实如此。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对孔子的学说有一段评价，他认为：“孔子的教训在莱布尼兹的时代曾轰动一时。它是一种道德哲学，构成中国人教育、文化和实践活动的基础……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即《论语》），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黑格尔的评价虽然有些失之偏颇，但有一点却是说得明白无误：《论语》里面所讲的大多是一些生活中的常识道德，是具有普世性价值的理念和为人修养。 如果我们比较《论语》和《圣经》，就会发现这种普世价值在世界文化中的共通性。比如《圣经》里说，“爱你的邻人，就像爱你自己。”而儒家的《论语》里则说：“德不孤，必有邻”。《圣经》的伦理中有“你们愿意他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对待他人”的“黄金律”，孔子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更言简意赅的表述。如此种种，都在说明《论语》的普世性和生活性。 然而，将普世性和生活性结合起来，就是一个国家，特别是和平年代国家生活的全部内容。当统治者发现这种普世性和生活性对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能产生积极影响的时候，统治者就极希望将其作为社会的规范来推行。这就是为什么儒家思想在孔子去世五百年之后，能在汉武帝时大放异彩。 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仁，是和，是宽容，这个核心内容放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是行不通的：列国兼并战争此起彼伏，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就如佛经里讲的“割肉饲虎”一般只是一厢情愿罢了。所以五百年前的孔子以自己的亲历亲为也依然处处碰壁，但到了五百年之后的大汉一统时期，仅凭一部《论语》的点滴记载和董仲舒等一干儒家弟子的解经论典，就能将儒家学说上升到国家伦理的高度：不是儒学选择了大汉，而是大汉选择了儒学。 自汉之后，儒学被作为国家道学传承下来。然而，纵观自汉以来的二千年历史，大凡开疆拓土的朝代，都将儒学弃之如敝履，或者根本不知道儒学为何物，如发于草原的元一代、如起家于贫民的朱元璋，如源自于辽北的清康熙等，就是从井岗山走出的毛泽东，也曾用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打倒了“孔家店”。而反观那些历史上的盛世，却无一例外地高举着儒家学说的大旗，将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信条不加变通地灌输给民众，让民众在接受中遵守着那些普世的价值观和行为观，不敢有丝毫的逾越，最终升华为一种国民性格，一种圆滑、中庸、仁和的国民性格，这种国民性格滋养了两千年华夏独特的历史，古往今来，无以复加。 若抛开以战争为形式的争权夺利，孔子的儒家思想所表达出的生活智慧绝对是一流的，就连一些外国哲学家也不吝赞美之辞。黑格尔的言论虽然偏颇，但他也承认孔子“是一个世间智者。”而18世纪法国的伏尔泰，却认为孔子简直可以用“完人”来评价，他尤其赞美孔子“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格言，以为“西方民族，无论如何格言，如何教理，无可与此纯粹道德相比拟者。”伏尔泰甚至在自己的礼拜堂中挂了孔子的画像，朝夕礼拜。可惜他和孔子一样天真，以为“仁义”可以消灭一切战争：“孔子常说仁义，若使人们实行此种道德，地上就不会有什么战争了。”他和孔子一样，其天真缘于他们悲天悯人的情怀。 而同一时期的法郎士?魁奈则认为：“孔子立教的目的在于恢复人类天性，不再为愚昧和情欲所蒙蔽，……应以理性为标准；凡是不合理性的，叫他们勿动，勿思，勿言。宗教道德优美到这个地步，真是无以复加了。但是还有一事要我们去做，就是把这种道德教训普行于世界。”魁奈本人甚至认为希腊哲学不如中国，一部《论语》即可以打倒希腊七贤，可见他对《论语》的尊崇。 一个人，一部书，成就了一个宗教般的儒家，也成就了一个绵绵延延的中华文化。正如梁启超所说：“苟无孔子，则中国非复二千年来之中国矣。” 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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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为什认为孔子及儒家思想，只有道德常识，没有“思辨哲学”
黑格尔认为孔子及儒家思想，没有“思辨哲学”，只有道德常识大家还记得中学课文《两小儿辩日》吗？大圣人孔子在周游列国的路上遇到了辩论太阳远近的俩小孩子都糊弄不住，毕竟他只顾着洞察世事与人情了。黑格尔对于孔子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不是很看重的，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谈到孔子时，认为孔子没有“思辨哲学”，《论语》中只有一些“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更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因而不值得一顾。《论语》虽然是名列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首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成书于战国初期。内容十分广泛，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问题，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重大影响。但是很论语结构很零散，更没有形成体系，也很少涉及到严密的逻辑推论和辩论，大多只是孔子对学生的说教。现代哲学普遍认为，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而孔子及儒家经典更多的是方法论，即要求人、告诉人如何如何做，很少去思辩为什么要这么做。国人看到了黑格尔对儒家的看法可能感到不适，但是从德国注重思想体系和黑格尔辩证哲学出发，黑格尔的责备也不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一是对中国哲学还是知之甚少的。二是中国哲学的主流是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伦理学的问题（也就是黑格尔所谓的“常识道德”）自然是备受哲人们关注的。而且，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也不同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家大多不倚靠“思辨”“论理”去推导，而是靠感情的打动和突发的感悟，达到既定的目的和结果。这样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自然不能让黑格尔看好，因为，西方哲学即使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也是运用研究自然的方法，采取逻辑分析的态度，作纯粹的理智思辨。比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诸如此类的话，确实是常识，不是哲学。哲学是反思严密的逻辑和思辨。当然，说儒学没有哲学并非贬低其价值，就比如说梵高不是科学家，这并非贬低他，某些国人不必敏感。在尊师重教的大环境下，在《论语》里几乎看不到孔子的二千多名学生中，有哪个学生敢孔子辩论，估计孔子的学生即使心中有某些质疑，也没勇气讲出，哪怕是直至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的，在中国也很少有学生敢和老师辩论，哪怕是老师确实错了，学生即使是有理也很少敢辩论，因为，身份、关系和权威高于理性辩论的本身，所以我们在《论语》里更多的看到孔子更像是一个不容质疑的权威，哪怕是孔子本人在对待他的老师老子也是如此，也毕竟师生关系不是平等的。和孔子差不多同时代的古希腊哲学家、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少时跟随其师柏拉图学习，时间长达20年之久。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柏拉图既是他非常崇敬的恩师还是他的挚友，正所谓：“良师益友”。他曾作诗这样赞美过柏拉图：“在众人之中，他也是唯一的，也是最初的。……这样的人啊，如今已无处寻觅!” 然而，在探究真理的道路上，亚里士多德表现出极大的勇气：他不畏权威、不畏传统，他毫不掩饰他在哲学思想的内容和方法上与老师所存在严重的分歧，毫不留情地批评自己的恩师的错误。这很自然引来一些人的指责：亚氏是背叛自己恩师的忘恩负义之徒，亚里士多德对此回敬了响彻历史长河的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追求真理和尊重老师并不冲突。亚里士多德的做法在儒家看来，哪怕是今天的中国人也是不敢想象的，因为在中国“就事论事”、“对事不对的人”一直是非常稀缺的品质。权威当道，盲目崇拜，缺少理性、平等、思辨的中国伦理哲学就这样很难被西方哲学家认同。一句“大过年的”和了多少稀泥，一句我过得桥比你走的路还多，多少老一辈把说话的资格作为辩论的底气，哪怕是中国伦理哲学可称为感情哲学。也许国外的哲学界很难认同这个词，哲学就其本义来说就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与感情是不相容的。实际西方哲学家也承认“感情哲学”这个概念。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谈到哲学的分类的时候说，如果“按照促使哲学家作哲学思考的主动欲望来分，这样就分出来由爱好幸福而产生的感情哲学”，与之并立的还有“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没想到论语在黑格儿的心目中竟然是这个样子的，没有逻辑和思辨的语言实在不能称之为哲学！黑格尔批评得很对，中国实际上是没有哲学家的，只有一些思想家。先对于西方哲学，东方哲学其实处于非常原始的阶段。我觉得主要是缺少了逻辑这个工具，所以根本没有完整的能串联起来的思想和理论。而且中国人很不注重辩证的思维，中国相对于西方整个社会都缺少思辨。很少认真完整的严肃的思考一些问题。然而，严峻的事实是，一个新型的社会，特别是当它步入正常发展轨道的时候，不能不对自己的民族精神及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反思，这是任何一个社会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所不能忽视的重要环节。特别是民族文化的精粹，更值得人们重新认识，重新探索。这使我想到人类的共性与个性，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民族文化的辩证否定本性。同时，也使我感到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的价值之所在。在古代，大家都敬佩孔子，不愿意、也不能说自己能比孔子高明，人的脑量都是相同的，就好比牛顿定律，现代人高中文化的都比牛顿懂的力学知识多，个个都可以说自己比牛顿的力学造诣深。这就是儒家文化的局限性，过度强调谦虚之下是人性压抑，个性压抑。当代尖端科学的发展恰恰就不是什么动不动就把老祖宗话当什么金科玉律来追捧。而是总在找出突破传统理论基础上创新。追求超越才是优秀新生代科学家必备的基本素质。而不是拿什么老祖宗的观点当膜拜对象。这样的体系下就无法创新发展出更好的东西出来，只能固步自封在旧圈圈里。中国两千年超长的封建历史就是最好的证明。无论如何改朝换代都是换汤不换药没有进步，直到西方文明打进来才强行改变原地转圈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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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汉代崇尚儒学，尊《尚书》等五部书为经典，记录孔子言论的《论语》却不在“五经”之中，对此合理的解释时A.“五经”为阐发孔子儒学思想而作B.汉代儒学背离了孔子的儒学思想C.儒学思想植根于久远的历史传统D.儒学传统由于秦始皇焚书而断绝 
试题分析：本题考查了汉代儒学的相关内容。五经是孔子编订的奠基，而《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所记录的孔子的言论，不是孔子编订，所以《论语》不在五经之中，故选C。
考点：中国传统主流思想的演变·汉代儒学·儒学成为正统思想
考点分析：
考点1：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代表人物，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重要意义；
孔子、孟子和荀子对儒家思想形成重要贡献
1、春秋战国出现“百家争鸣”根本原因：社会大变革
2、列举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及思想主张，并作扼要评价。
儒家：孔子&
哲学思想——思想核心是“仁”、“礼”；（仁者爱人，克己复礼）
政治思想——① 主张“为政以德”（含民本思想）；② 提出“正名”主张
教育思想——“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学习要实事求是、“学而时习之”“学思结合”“当仁不让于师”
评价：① 当时未受重视，后经改造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② 在世界文化史上有重要影响。被推崇为“圣人”
政治思想——“仁政”（核心）、“民贵君轻”&&& 哲学思想——“性善说”
道德思想——先义后利，舍生取 人格精神—要求人们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精神
① 《孟子》一书被当作经典，后列为“四书”之一
② 建立一套系统的政治学说“仁政”，成为儒家学派的重要奠基人。孔子学说，被尊为“亚圣”，对传统文化产生很大影响。
荀子：哲学思想—— ① “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唯物主义）② “性恶论”（但教育可使人由恶变善）
政治主张——以礼教为主，礼法并施
评价：①基本继承了儒家思想，但很长时间不为正统儒家重视。②作为战国百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对中国哲学影响深远。
道家：老子& 哲学思想——① “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否定“天命论”② 辩证法思想（矛盾对立面及转化）
政治主张——“无为而治”、“小国寡民”
① 中国第一个探讨宇宙本源的哲学家&&&
② 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对中国文化，包括哲学、伦理学以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道德人格产生了深远影响。
庄子& 哲学思想——“齐物”（任何事物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逍遥”（对事物变化要采取旁观、超然的态度）。
天与人“不相胜”，人必须顺从自然
文学成就——寓言、散文蕴涵深邃的哲理智慧和神奇的浪漫主义风格，对后世影响深远。
法家：韩非：思想主张——① 主张法、术、势结合，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② 认为历史是发展的，主张变法革新。
① 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
② 其思想适应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需要。在西汉以后1000多年中，法儒结合，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统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墨家：墨子& 思想主张——“兼爱”、“非攻”、“尚力”、“节俭”
①代表了下层劳动群众，特别是手工业者的利益，一度成为战国时期的显学②曾被广泛吸收，战国后不再受重视。
&3、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有什么重要意义？
①对后世文化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②儒家思想孕育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准则，是传统文化的核心。
③道家思想是构成了2000多年传统思想的哲学基础。
④法家思想中的其中的变革精神，成为历代进步思想家、政治改革家的理论武器。
⑤它们共同构造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① 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基础； ② 促进了文化思想的繁荣；③ 推动了社会变革的进程。）
4. 简述儒家思想的形成过程：
① 春秋末产生，其创始人是孔子，提倡“仁”“礼”的学说，但未被统治阶级所重用。
② 战国时初步发展，孟子主张“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使儒家思想开始与政治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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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1724年—1777年），清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哲学家、思想家。他的代表作《孟子字义疏证》，重新解释了理、天道、性、才、道、仁、义、礼、智、诚等哲学范畴，在继承并尖锐批评程朱理学的同时，展现了自己的哲学思想。戴震特别擅长于哲学分析、抽象与理性思辨。认为宇宙生命及其变化的源头是“仁”，“仁”是“生生者”，“变化之流”是“生生之条理者”，即“理”。换言之，人道本于性，而人性源于天道；天道固无不善，人道、人性自然也就无不善；于是，人的生命价值与宇宙生命的意义就融汇于“天人合一”的境界。戴震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打破了“天理”、“理”的神圣性、神秘性，他指出所谓“天理”就是天然的、自然而然的道理。宋儒将“理”与“欲”截然对立，戴震则认为，“理”与“欲”是统一的，欲望的适当满足就是“理”。“理者，存乎欲者也。” 欲、情、知是天赋的人性，天赋人以“心”，即理性思维来调节作为感性存在的人。换言之，人欲并不可怕，也不是邪恶的，追求人欲的满足是正当的人性要求。欲、情、知三者条畅通达，才是人生的理想状态。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家章太炎对戴震特别推崇，但是钱穆则不以为然。——根据李帆《古今中西交汇处的近代学术》整理（1）根据材料，概括戴震的思想主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章太炎推崇戴震思想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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