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不是因为美国原子弹投降？
[摘要]根据两位美国学者哥顿和长谷川的研究，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对战争结束的方式和时机都缺乏决定性的影响，也就是说日本完全有可能在投原子弹前投降。“雷达赢得了战争，而原子弹结束了战争。”这是西方科学界对于科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扮演角色的一句简要概括。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与日本投降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不言自明的。刘怡先生在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8月1日发表的《“一亿玉碎”：日本法西斯的自杀式“本土决战一文之结束语中亦提到那两颗原子弹的残酷性和威慑性大大缩短了战争，避免了无谓的“玉碎”。那么，是不是美国着意使用原子弹这一杀手锏给困兽犹斗中的日本致命一击，且两颗原子弹的投放最终导致日本投降这种说法可以盖棺定论了呢？如果仔细探究历史的细节，我们会发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者迈克尔·哥顿（Michael Gordin）在其著作《八月的五天：二战如何演变成了核战争》（Five Days in August：How World War II Became a Nuclear War，2007）以及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美籍日裔学者长谷川毅在其专著《与敌决逐：斯大林、杜鲁门与日本投降》（Racing the Enemy：Stalin，Truman，and the Surrender of Japan，2006）中分别从科学史和冷战史的角度对向日本使用原子弹和日本投降的问题作出了新的解读。他们认为，美国使用原子弹后日本的迅速投降并不是战争的最后阶段美国科学界、军界以及政治决策者们所能准确预料的结果；从日本的角度讲，原子弹的打击也不是促使其做出迅速投降决策的主要因素。左：哥顿《八月的五天：二战如何演变成了核战争》。右：长谷川《与敌决逐：斯大林、杜鲁门与日本投降》原子弹与常规炸弹是“量”而非“质”的区别通过对美国军方、政府以及科研档案的分析研究，哥顿认为在原子弹研发、投放决策过程中以及投放两颗原子弹后的几天当中，美国军方、政府和原子的研发团队对原子弹的实际效用并没有清晰、一致、准确的认识。日美国成功引爆钚弹，也就是后来投放在长崎的那类原子弹，专家们对试爆的钚弹效果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它的即时破坏性，比如当时的观测记录强调在爆炸区域内60英尺高的铁塔在瞬间灰飞烟灭，而对核爆后的放射性破坏却估计不足。而铀弹，即后来投放在广岛的原子弹“小男孩”，却根本没有来得及经过试验，对于此类核弹的认识仅限于理论层面，也就是说，就原子弹单颗爆炸的瞬间破坏力而言，原子弹与常规炸弹相比，它们的效用是“量”而非“质”的区别。投放到广岛的原子弹“小男孩”从原子弹研发成功到在广岛和长崎的投放直至日本投降的数日内，使用原子弹的长期社会、政治和道德后果在当时的条件下是难以考虑周全的，当时美国的军方、政府和科学家们因此无法确定对日使用原子弹后是否可以有效迫使日本投降。这里我们可以将日的东京大轰炸与8月6日和9日的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作一比较：日夜至10日凌晨，美军出动B-29轰炸机群用凝固汽油弹对东京进行地毯式轰炸，造成约88，000～97，000人死亡，41，000～125，000人受伤，以及一百多万人无家可归，其死伤者中大多数是平民。这次东京大轰炸是人类历史上造成伤亡最多的单次非核军事行动。相比之下，广岛原子弹造成约70，000人瞬时死亡，截止到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年底约14万人死于烧伤和辐射，到1950年年底约有20万人死亡；长崎原子弹的后果略小，总共造成约39，000～80，000人死亡。可见，从实战角度讲，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袭击可被视作东京大轰炸式常规袭击的一种延续，原子弹袭击后短期的伤亡并没有大大超出常规袭击。那么如果造成巨大伤亡的春季东京轰炸激起的是日军决策者们全民“玉碎”抗美的决心，恐怕伤亡人数相当和略少的广岛和长崎原子弹袭击难以仅在8月9日到14日五天之内就让日本做出投降的决定。换句话说，美国杜鲁门总统和他的幕僚们从逻辑上难以推断原子弹可以迫使日本迅速投降。而8月15日日本的突然投降甚至使美国高层感到措手不及和出乎意料，因为美国政府和军方预料美日对抗至少还会延续数月之久。在长崎遭到钚弹“胖子”毁灭性攻击后的数日仍有1000多架次美军轰炸机继续对日本本土目标进行密集的常规燃烧弹轰炸。同时，为了应对日军中顽固分子会不顾日本高层的停战决定而负隅顽抗，原子弹的制造任务在投下两颗原子弹后也并没有停歇，美国军方甚至认为有必要尽快造出第三颗，甚至更多的原子弹对日本进行进一步核打击。事实上曼哈顿计划一直到1945年12月日本投降尘埃落定后才下马。投放到长崎的原子弹“胖子”因此，哥顿指出，使用原子弹的决策过程与将其它新式武器应用于实战的决策过程没有本质的区别。1945年7月中旬，根据截获的日本密电，美国已经知晓日本想通过苏联调停进行谈判有条件投降的意愿。此时原子弹成功试爆，美国高层要考虑的问题不是是否要对日本使用原子弹而迫使日本投降，而是在日本尚未无条件投降的情况下何时以及如何对日使用原子弹。美国军方早在1945年春原子弹成功试爆前就已经选择好了轰炸目标，广岛和长崎没有受到常规轰炸（相比之下，东京早在日就受到美军的大规模常规轰炸），是早就预留给原子弹的实战试验场。杜鲁门总统签署的使用原子弹的命令是早已由美国战争部（1949年后改组为美国国防部）制定好的军事计划，该计划明确指出原子弹研制出来后将会被使用于日本，而具体的使用数量随生产能力和数量而定。如果说日本投降前的那五天里原子弹的效用并无特别之处，那么投放原子弹导致日本投降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原来，这个后来为人们认为理所应当的因果论断主要来自于日本投降后美国政府的刻意宣传和美国媒体的渲染。原子弹作为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特殊性是在日本投降、其后续的放射破坏力以及使用核武器会引发的社会、政治以及道德问题逐渐明了后，才在国际社会上取得共识的。美国政府强调原子弹导致日本投降是一石二鸟：一来，单颗原子弹的巨大威力意味着一旦使用必然会导致对大量平民的无差别杀伤，会将美国置于道义上的不利地位，但如果强调原子弹的使用是大大缩短战争进程的决定性因素，避免了交战双方更大的伤亡，那么美国对日使用原子弹所造成的巨大平民伤亡则变得可以理解；再者，如果人们相信是美国使用了原子弹而直接导致的日本投降，那么苏联对日作战则对二战最终落下帷幕就没有那么重要，这样就可以为美国战后独自占领日本，并在亚太地区削弱苏联影响，壮大本国势力铺平道路。苏联对日宣战直接导致日本迅速做出投降决定原子弹袭击若不是导致日本投降的直接因素，日本为什么会在长崎受到原子弹袭击后短短的五天之内就做出投降决定呢？美国苏联史和冷战史学者长谷川毅在研究苏联、美国、日本的相关档案后得出结论－－苏联的参战使日本走投无路，做出投降决定。早在德国投降之前的1945年初，日本战败投降已没有悬念，问题在于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投降。在二战期间，苏联一直与日本保持外交关系，且《苏日中立条约》尚处于有效期内，日本希望避免苏联参战，并通过苏联调停与盟国谈判尽可能以有利于己的条件结束战争。1945年6月，已退休的日本前首相广田弘毅与苏联驻日本大使雅科夫·马利克就此进行了谈判，表面上暂时避免了苏联参战，事实上苏联利用了广田－马利克谈判使日本继续寄希望于苏联调停，从而为苏联参战赢得准备时间，拖延日本投降。对于结束与日本的战争而言，日到8月2日的波茨坦会议是重要的转折点。波茨坦会议之后斯大林与杜鲁门展开了激烈的决逐，双方都试图以最有利于本国的条件结束战争。波茨坦会议时战争形势的变化已使美国不再像雅尔塔会议时那样希望苏联加入对日作战来结束战争了。波茨坦会议上的斯大林、杜鲁门和丘吉尔（右起）杜鲁门明白苏联参战将意味着苏联以很小的成本坐收巨利，所以他希望日本可以在苏联参战前投降。而在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的目标是获得西方盟国对苏联在战争中取得利益的认可，以及以对苏联最有利的条件实施战后盟军对德国的占领，如何最大化苏联战后在亚洲的利益当然也是斯大林所关心的主要问题。但要实现后一目的苏联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方面是苏联如何向日本开战，斯大林不希望像希特勒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一样单方面主动撕毁《苏－日中立条约》，而希望美国能邀请苏联参战。另一方面是何时开战，如果苏联要与日本开战，就必须确保对日作战的绝对优势，这样才可以确保战后利益。且此时斯大林也清楚美国的原子弹研发已几近完成并很快将用于实战。另外，斯大林也知道，因为苏联军队已经开始向远东边境集结，日本方面可能很快会识破苏联的真实用意，斯大林最不想看到的情况就是在苏联参战前日本就已经向美国投降。斯大林在波茨坦会议期间与杜鲁门会谈时，表示希望美国邀请苏联参战并告诉杜鲁门苏联军队会于8月中下旬准备好对日开战，但杜鲁门的反应却比较冷淡。为了表示对美国的诚意，斯大林向杜鲁门透露了日本希望苏联调停一事，并表示苏联没有帮助日本的意向。他提议苏联向日本传达错误信息让日本误认为苏联会保持中立协助日本与美国谈判。杜鲁门接受了斯大林的这一提议，但二人的考虑却很不相同：斯大林希望能拖住日本以便在日本投降前对日开战；而杜鲁门盘算的则是在苏联参战前向日本投放原子弹，在与斯大林和丘吉尔的几次会面中，杜鲁门数次提及日本偷袭珍珠港，他和他的幕僚们希望只要日本不接受无条件投降，就要通过使用原子弹来报复日本。波茨坦公告签署前夕，正紧锣密鼓地部署对日本进行原子弹袭击的美国几乎没有跟苏联交流过公告的签署事宜。而斯大林的计划则是苏联与英、美、中一起签署公告，并将公告的发布推迟到8月中旬苏联在远东完成备战之后。这一方面杜鲁门赶在了斯大林的前面，在未经与苏联磋商的情况下，美、英、中三国于7月26日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苏联被排除在外。杜鲁门拒绝斯大林在波茨坦公告上添上苏联的签字时，斯大林进一步感到美国要赶在苏联参战前结束战争，于是他任命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将原来计划在8月20日至25日间的开战日期提前10至15天。同时，密切关注波茨坦会议的日本高层决策者们注意到苏联没有签署公告，这一情况无意中更使他们错误地相信通过苏联调停投降的可能性，并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波茨坦公告发布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日本内阁举行会议讨论应该如何应对。鉴于波茨坦公告中缺乏苏联签字所传达的错误信号，包括外务大臣东乡茂德、内大臣木户幸一甚至昭和天皇在内的日本高层都认为应该等待进一步与苏联接触磋商后再做决定。日本外相东乡茂德于是，7月28日日本报纸《读卖报知》（即《读卖新闻》）发表了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作出的关于日本政府“忽视”（日文汉字作“黙殺”）波茨坦公告的声明，这一声明后被认为是日本“拒绝”波茨坦公告，但细究起来日本政府当时的态度含糊，没有明确“拒绝”波茨坦公告。就在波茨坦公告签署的7月26日，日军情报部门向参谋本部报告苏联已经向远东地区集结了150万军队，5，400架飞机以及3，400辆坦克，并且苏联坦克和侦查部队也频繁出现在苏联－伪满边界，因为情报显示苏军并没有准备任何冬季装备，所以日本情报部门预计苏联会于8月开战。7月27日，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发密电给外相东乡茂德，指出苏联正在使用两面派手法，必会与英美合谋打击日本。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日本驻莫斯科使馆与东京的密电通讯显示，佐藤数次试图劝诫日本高层不要无谓地寄希望于苏联，应该尽快结束战争。但此时日本高层仍把怎样对付美国视为首要任务，因为波茨坦公告未提及日本“国体（即天皇制度）”问题，他们一方面表现出愿意在保持“国体”的前提下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条款作为基础投降，另一方面仍寄希望于苏联能够出面调停以争取有利局面。而这些信息无一遗漏地被美国情报部门截获，杜鲁门和他的幕僚们清楚苏联很快会向日本摊牌参战，并导致日本走投无路而投降。他们不愿与日本对话而敦促其投降，因为政治上的考虑是美国民众会认为与日本对话是美国政府的懦弱，所以尽管美国有关方面当时难以确定原子弹是否能有效促成日本投降，他们也不会考虑用武力逼迫以外的方式促使日本投降，而日本虽有投降意愿却未通过正式渠道接受波茨坦公告就为美国继续计划已然进入倒计时的原子弹袭击提供了合理性。当地时间8月6日早8：15美国向广岛投下原子弹“小男孩”。由于原子弹爆炸破坏了通讯联系，东京于当日晚间才获得消息。次日下午，首相铃木贯太郎召开内阁会议，但阁员们并没有深入讨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问题。当日，东乡茂德发给电报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紧急要求后者尽快搞清苏联态度。显然，广岛原子弹没有导致日本做出投降决定，至多是让日本高层感觉到尽快结束战争的紧迫性，而加紧寻求苏联调停。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同意于8月8日下午5点会见日本大使。8月7日苏联《真理报》没有任何关于广岛原子弹的报道，8月8日也只是刊登杜鲁门有关原子弹的声明而没有任何评论。这表明斯大林必然对美国投下广岛原子弹感到愤怒，这明显是美国要把苏联抛开，独自享受战争胜利果实并遏制苏联作为盟国的话语权。于是，斯大林在政治局紧急会议后，命令华西列夫斯基在外贝加尔时间8月9日凌晨发动进攻。8月8日下午5点，莫洛托夫如约会见佐藤尚武。进入莫洛托夫办公室后，佐藤刚开始对莫洛托夫进行问候就被莫洛托夫挥手打断，莫洛托夫告诉佐藤苏联政府要向日本政府宣读重要声明，于是莫洛托夫向佐藤宣读了苏联政府对日本于8月9日零点进入战争状态的宣战声明。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但是声明上对以何地时间为准语焉不详，由于苏联外贝加尔时间早于莫斯科时间六个小时，事实上在苏联向日本宣战后不足一小时就正式开战了，而此时苏联切断了日本驻苏使馆与日本国内的一切联系，而日本对苏联的突然开战完全没有准备。就在苏联向日本宣战后两小时，莫洛托夫向英、美驻苏大使通报苏联已对日开战。杜鲁门总统在得到消息后两小时于美国东部时间8月8日下午4点在白宫举行记者会宣布苏联已经加入战争，此前的十几分钟，载有“胖子”原子弹的B-29轰炸机已于当地时间早上3：47从美军位于马里亚纳群岛的天宁岛起飞。原子弹“胖子”于当地时间11：02在长崎上空爆炸。尽管技术上可行，美国决策层没有考虑取消早已于7月25日做好的轰炸长崎的计划。苏联进攻示意图苏联对日本开战后，苏联红军分四路进攻中国东北地区的日军，其中一路苏军甚至没有受到抵抗。8月9日清晨5：30，日本关东军报知东京的帝国大本营苏联已开始全面进攻，日本外务省很快得出结论，日本除了接受波茨坦公告以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在上午11：00召开的军事参议官会议（日本最高级别军事会议）上，日本的最高决策者们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悬而未决的就剩下以什么条件投降。在8月9日夜至8月10日凌晨的御前会议上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昭和天皇决定日本以保留“国体”为唯一前提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国投降。8月10日清晨日本政府通过中立国瑞士通知同盟国投降意愿。之后的几天，经过数次与美、苏就投降条件进行谈判，并在日军主战派政变未遂后，8月15日正午昭和天皇的《终战诏书》录音通过广播向日本民众发表，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此结束。日本《终战诏书》如果日本早些投降二战行将结束之时，战后美苏的对峙已成定局，但这种定局当中却存在着许多不定的因素。根据两位美国学者哥顿和长谷川的研究，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对战争结束的方式和时机都缺乏决定性的影响，也就是说日本完全有可能在投原子弹前投降。如果德国投降后美国能秘密与日本谈判迫使其在苏联参战前投降，而不是把使用原子弹本身作为试验新武器和报复日本的战略目的，历史有会怎么样呢？日本投降诏书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日本早些投降，她首先可以避免被原子弹袭击，整个远东的地缘政治会被结构性改写：伪满、伪蒙很可能会向国民政府以及美国直接投降，苏联仅会在中国东北取得有限权益，比如中东铁路和旅顺军港，而非直接占领，这样中国共产党就很难获得在北方迅速壮大的足够物质条件（苏联占领伪满后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没有一贯支持中共，但不可否认的是苏联占领东北客观上迅速壮大了中共力量，削弱了国民政府的力量）；其次，朝鲜半岛可能会作为一个整体直接向美国投降，从而避免直至今天的分治局面。（文/王夕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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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8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原子弹试爆区出现神秘人群 张爱萍下令紧急营救
来源：光明网
原子弹爆炸前夕。
　　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三天，有关部门接到密电，有一支一两百人的杂色队伍，突然出现在早已禁控的试爆区附近，而且鬼鬼祟祟地向试爆区靠近――
　　有人进入禁区
　　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三天。
　　此时此刻的罗布泊天高云淡，茫茫大漠上荒无人烟，只有阵阵凉风掀动着层层沙浪，不时向高高耸立的原子弹托架涌来。
　　担任试验场总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上将，正在忙碌指挥着。此时，一份意外的秘密情报火速地送到他手上：侦察员发现，有一支一两百人的杂色队伍，突然出现在早已禁控的试爆区附近，而且鬼鬼祟祟地向试爆区靠近。情报中有一组伊尔侦察机从800米高空拍摄的照片。将军打开一看，不由得惊呆了。一望无际的沙漠中，一堆未燃尽的枯柴，发出火光和细烟；一些马蹄痕和人工凿出来的深水坑，清晰可辨&&
　　“不好，有意外！”张爱萍心中一震，不用细细思量，抓起电话就发出紧急命令：“马上调查！”
　　时间一分分过去了，各个小分队几乎查遍了整个原子弹预定命中区域，结果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核基地各方面的专家开会研究，一致认为起爆时间不能变，应派人进入戈壁，在起爆前将人救出。周恩来总理听了张爱萍的汇报后也指示：这里绝不能成为第二个广岛！
　　“把搜索范围扩大到辐射区域，一定要找到神秘人群！”张爱萍又下了一道秘密电令，他神经紧绷，双眼盯住远处的沙漠&&
　　出动侦察机搜索
　　侦察机又一次腾空而起，几支小分队也携带着电台、干粮和水，向更广阔的荒漠挺进。
　　这群人马到底在哪里？累得筋疲力尽的官兵疑问重重，决心查个水落石出。终于，其中一支小分队在3号目标区意外地发现了一顶破帐篷，周围零乱地丢弃着一些干柴和破损的刀鞘。
　　发报员迅速把这一情况报告给试验场总指挥部。同时，飞机也很快将物证送回。专家们分析判断后认为，这伙人马极有可能是早已销声匿迹的“马匪”。现场的气氛顿时凝重了起来：难道当年马步芳、马鸿逵的部队，真的像当地老百姓说的那样，还残留在茫茫戈壁？
　　与此同时，在核爆现场掩蔽部巡逻的警卫连官兵，意外地发现沙漠中一男一女正骑着马追捕黄羊。警卫连官兵误以为牧民闯入核禁区，立即上前追赶，让他们远离核爆试验区，以免误伤。
　　谁知，两人一见士兵驱车追来，便策马飞奔而去。当警卫连追至一沙丘时，埋伏在沙丘顶上的十多名持枪人突然出现。他们个个穿戴破烂，面容肮脏，发乱如蓬。
　　队长忙用手势通知大家做好战斗准备。不料，这一行动惹恼了持枪人，领头的一个向他们扑来。紧急之下，队长下令开枪。对方头领当场被击毙，其余人见状四散逃去。
　　大家刚想冲上去，没想到隐藏在沙丘中的另一群悍匪又向他们扑了过来，大有为死去的同伴复仇之势。枪声又响了，那群土匪只好落荒而逃。
　　将带回来的俘虏一审问，令张爱萍大吃一惊。
　　马匪溃退沙漠
　　原来，1949年秋，随着兰州战役的胜利，人民解放军长驱西进，迅速解放青海、河西走廊等地，向新疆挺进。在我军强大的威慑下，不堪一击的“马匪”纷纷溃散。一些小股残匪无处可逃，只好逃往戈壁大漠。
　　这批逃窜到原子弹试验区的“马匪”，就是当年从新疆楼兰和甘肃酒泉一带进入大漠的，其中还有五六个妇女。十几年来，他们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在茫茫大漠中盲目地游荡，过着野人般的生活。他们在常人无法生存的条件下终于生存下来，并开始繁衍后代。终于有一天，他们游弋到原子弹试爆区。当这群“马匪”看到大漠深处高高耸立的塔架时，知晓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地方。于是就回旋在附近，白天逃得远远的，隐藏在沙漠里，晚上纷纷跑出来找食物，甚至到辐射区找我军放置的试验动物。日子长了，他们便放心在此“安家”，打算长期住下来。
　　看着俘虏惊恐不安的样子，张爱萍长叹一口气。战争已经结束十多年了，这群“马匪”也早已受到了应有的教训。他打听清楚“马匪”的巢穴，命令小分队火速赶往那里，将所有的人员都带出来。
　　在匪首的帐篷内，分队长诚恳地告诉对方，明天这里将进行核试验。匪首接受了我军的建议，但却提出向相反方向撤退。为表示诚意，经过请示，我方同意。一昼夜的急行军后，众人已疲惫不堪，基地终于派来了接应的直升机和汽车。无论是小分队还是“马匪”，都一片欢呼。
　　和平试爆
　　“情况”解决了，人们如释重负。10月16日下午3时，蘑菇云在这片神秘之地如期升空，撼天动地的巨响传遍罗布泊上空，也令这群“马匪”骇然。
　　4时15分，在北京中南海的周恩来听完张爱萍关于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报告，心中异常兴奋。他问：“上次报告的那群神秘人找到没有？”
　　“找到了，是一群当年失散在罗布泊的&马匪&。我们已经在起爆前把他们迁往了安全地带。”张爱萍说。
　　“好，好！不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我们都不能把人拿去做试验啊！”周恩来感慨道。
　　二十多年后，相关资料解密，世界人民都盛赞中国在这一事件上的人道主义精神。在美国学者撰写的《中国原子弹的制造》一书中，作者敬佩地写道：“基地派出的小分队总共花了3天时间，跑遍了试验场区周围的200个&马匪&隐居处，并将他们一一带回安全地带。”
　　1991年，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反映这一传奇故事的电影《飞越绝境》，在海峡两岸引起轰动。
(责任编辑：张宇)
原标题：原子弹试爆区出现神秘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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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邮箱：美国空军退役少将在国会演讲：原子弹下无冤魂|日本|原子弹|解放军_新浪军事_新浪网
美国空军退役少将在国会演讲：原子弹下无冤魂
　　本文是1945年在广岛上空投下原子弹的美国飞行员，美国空军退役少将查尔斯-斯韦尼1995年在美国国会发表的演讲，论述美国当年为何要对日本投掷原子弹，澄清各种爱心泛滥的偏见，论述向日本投掷原子弹是正义之举，正如标题所述，“原子弹下无冤魂”。
　　小编只转发，不评论。本文观点不代表小编立场。
　　我是美国空军退役少将查尔斯-斯韦尼（Charles W.Sweeney）。我是唯一参加了两次对日本原子轰炸的飞行员，在对广岛的轰炸中担任驾驶员蒂贝茨上校的右座领航员，在对长崎的轰炸中任编队指挥员。作为唯一曾参与两次原子弹轰炸的飞行员，我将陈述本人亲身经历的往事。我要强调指出，我所陈述的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有些人就是无视这些明显的事实，因为这些事实与他们头脑中的偏见不符。
　　原子轰炸50周年的此刻，作为经历了那段历史的人们，我要陈述我的思考、观察和结论。我相信杜鲁门总统做出的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决定不仅符合当时的情况，而且具有压倒其它可能选择的道义上的必要性。像我们这一代绝大多数人一样我最不希望发生的一件事就是战争。我们这个民族不是穷兵黩武的骑士，我们不渴望那种辉煌。而当我国在大萧条中挣扎时，日本开始了对邻国的征服——弄什么“大东亚共荣圈”。法西斯总打着最漂亮的旗帜去掩饰最卑鄙的阴谋。
　　这种“共荣”是通过对中国进行残酷的总体战进行的。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幻想自己命中注定要统治亚洲，并由此理应据有亚洲的自然资源和广袤土地。日本屠杀无辜的男女和孩子，未有丝毫怜悯和犹豫。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数十万手无寸铁的平民被屠杀。这些都是事实。
　　日本认为美国是阻止其实现在亚洲的“神授”命运的唯一障碍，于是对驻扎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进行了精心策划的偷袭。偷袭时间定于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因为此时行动可以最大限度地摧毁舰队实力、消灭人员，给予美国海军以致命的打击。数千名美国水兵的生命湮灭于仍然沉睡在珍珠港湾底的亚利桑那号战列舰里，其中的许多士兵甚至不清楚为什么受到突然袭击就已死去。战争就这样强加在美国的头上。
　　科雷希多岛的陷落及随后对盟军战俘的屠杀，驱散了对日军兽性的最后一丝怀疑。即使是在战时，日军的残暴也是令人发指的。巴丹的死亡进军充满恐怖。日本人认为投降是对自身、对家庭、对祖国、对天皇的污辱。他们对自身和对敌人都毫不手软。7000名美军和菲律宾战俘惨遭殴打、枪杀、被刺刀捅死，或惨死于疾病和饥饿。战争末期，日军部队在即将被美军驱赶出马尼拉时对平民展开了大屠杀。这些也都是事实。
　　随着美国在广阔的太平洋向日本缓慢、艰苦、一步一流血地进军，日本在最大的程度上显示出它是一台冷酷无情、残暴无人性的杀人机器。无论战事是多么令人绝望，无论机会是多么渺茫，无论结果是多么确定，日本人都战至最后一人。为了取得尽可能大的光荣，日军全力以赴去杀死尽可能多的美国人。
　　美军开进得距日本本土越近，日本人的行为就变得越疯狂。
　　塞班岛美军阵亡3000人，其中在最后几小时就死了1500人。
　　硫黄岛美军阵亡6000人，伤21000人。
　　冲绳岛美军阵亡12000人，伤38000人。
　　这更是沉重的事实。
　　卡米卡兹，即“神风敢死队”，驾驶装载炸弹的飞机撞击美国军舰。队员认为这是天上人间至高的光荣，是向神之境界的升华。在冲绳海域，神风敢死队的自杀性攻击要了5000名美国海军军人的命。
　　日本用言语和行动表明，只要第一个美国人踏上日本本土，他们就处决所有的盟军战俘。日本为大屠杀做了准备，强迫盟军战俘为自己挖掘坟墓。即使在投降后，他们仍然处决了一些战俘。
　　《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人认为这是荒唐可笑而不屑考虑的。我们从截获的密码得知，日本打算拖延时间，争取以可接受的条件来谈判投降。
　　在8月6日之前的几个月里，美国飞机开始轰炸日本本土。一个个日本城市化为火海，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死去。但日军发誓决不投降。他们准备牺牲自己的人民，以换取他们所理解的光荣和荣誉——不管死多少人。他们拒绝救助平民，尽管我们的飞行员事先已就可能来临的空袭投撒了传单。在一次为期10天的轰炸行动中，东京、名古屋、神户、大阪的许多地方化为灰烬。即使在用原子弹轰炸了广岛之后，日本军部仍然认为美国只有一枚炸弹，日本可以继续坚持。在8月6日之后，他们有3天的时间用于投降，但他们不。只有在长崎受到原子轰炸后，日本天皇才最后宣布投降。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军方仍声称他们可以而且应该继续战斗。一个陆军军官团体发起叛乱，试图截获并销毁天皇向日本人宣布投降的诏书。
　　这些事实有助于说明我们所面临的敌人的本质，有助于认清杜鲁门总统在进行各种选择时所要考虑的背景，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对日本进行原子轰炸是必要的。像每一个男女军人一样，杜鲁门总统理解这些事实。伤亡不是某种抽象的统计数字，而是惨痛的事实。
　　原子弹是否结束了战争？
　　是的。
　　它们是必须的吗？
　　对此存在争议。
　　50年过去了，在某些人看来，日本成为受害者，美军成为凶残成性的征服者和报复者；原子弹的使用是核时代的不正义、不道德的起点。自然，为了支撑这种歪曲，他们必然要故意无视事实或者编造新的材料以证明这种论调。其中最令人吃惊的行径之一，就是否认日军曾进行过大屠杀。
　　事情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呢？答案也许会从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中找到。
　　当前关于杜鲁门总统为什么要下达对日本进行原子轰炸的命令的争论，在某些情况下已演变成数字游戏。日本财团在美国策划的“原子轰炸后果”展览显示了卑鄙的修正主义论调，这种论调在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原子轰炸后果”展览传递出这样的信息——日本是无辜的受害者，美国是罪恶的侵略者。想象一下如果你的孩子去看展览，他们会留下什么样的印象？他们还会知道事实的真相吗？
　　在一个全国性的电视辩论中，我听到这样一位所谓的杰出历史学家声称，原子弹是没有必要的，杜鲁门总统是想用原子弹吓唬俄国人，日本本来已经打算投降了。还有些人提出，艾森豪威尔将军曾说过，日本已准备投降，没有必要使用原子弹。然而，基于同样的判断，艾森豪威尔曾严重低估了德国继续战斗的意志，在1944年就下结论说德国已无力进行攻势作战。这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判断，其结果即是“突出部战役”的失败。是役中数万盟军毫无必要地牺牲了，盟国面临着允许德国拖延战争和有条件投降的风险。一个相当公正的结论是，根据太平洋战争的情况，可以合理地预期日本将是比德国更疯狂的敌人。
　　最后，有一种理论认为，如果盟军进攻日本本土，我们的伤亡不是100万，而是只要死上46000人就够了。只不过是46000！你能够想象这种论调的冷酷吗？仅46000人，好象这些是无关紧要的美国人的生命。
　　在此时此刻，我要承认，我不清楚在对日本本土的部队进攻中美军将会伤亡多少人，也没有任何人知道。根据对日本战时行为的判断，我的确认为，一个公正合理的假设是，对日本本土的进攻将是漫长而代价高昂的。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情况而不是根据某些人无端的臆想，日本不打算无条件投降。
　　在对硫磺岛这样一个太平洋中8平方英里的岛礁的进攻中，6000名海军陆战队官兵牺牲，伤亡总数达27000人。对那些认为我们的损失仅是46000人的人，我要问：是哪46000人？谁的父亲？谁的兄弟？谁的丈夫？
　　是的，我只注意到了美国人的生命。但是，日本的命运掌握造日本人的手中，而美国不是。数以万计的美军部队焦急地在大洋中等待着进攻。他们的命运取决于日本下一步怎么走。日本可以选择在任何时刻投降，但他们选择了等待。而就是日本“无所作为”的时候，随着战事的进行，美军每天伤亡900多人。
　　我曾听到另一种说法，称我们应该与日本谈判，达成一个日本可以接受的有条件投降。我从来没听任何人提出过与法西斯德国谈判投降。这是一个疯狂的念头，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与这样一个邪恶的法西斯魔鬼谈判，就是承认其合法性，即使是已经在事实上打败了它。这并不是那个时代空洞的哲学上的原则，而是人类的正义要求，必须彻底、干净地铲除法西斯恶魔的势力，必须粉碎这些邪恶的力量。法西斯的领导者已经无情地打碎了外交的信誉。
　　为什么太平洋战争的历史这么容易就被遗忘了呢？
　　也许原因就存在于目前正在进行着的对历史的歪曲，对我们集体记忆的歪曲。在战败50年后，日本领导人轻率地声称他们是受害者，广岛、长崎与南京大屠杀在实质上是一回事！
　　整整几代日本人不知道他们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干了些什么。这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不理解日本为什么要道歉。
　　与德国认罪的姿态不同，日本坚持认为它没干任何错事，它的行为是受当时局势的拖累。这种态度粉碎了任何真正弥合创伤的希望。
　　只有记忆才能带来真正的原谅，而遗忘就可能冒重复历史的危险。
　　通过精心策划的政治公关活动，日本现在建议使用“太平洋胜利日”（VP Day）来取代“对日本胜利日”（VJ Day）这一术语。他们说，这一术语将会使太平洋战争的结束显得不那么特别与日本有关。
　　有些人可能会提出，这些文字能说明什么呢？对日本胜利，太平洋的胜利，让我们庆祝一个事件，而不是一个胜利。
　　我要说，话语就是一切。
　　请庆祝一个事件！类似于庆祝一个商场开业典礼，而不是欢庆战争的胜利。这将分裂整个地球。数以千万计的死者、数以千万计受到身心伤害的人和更多的人将会不知所措。这种对语言的攻击是颠倒历史、混淆是非的工具。文字或话语可以像任何一种武器一样具有毁灭性：黑即白，奴役即自由，侵略即和平！
　　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抹除精确的描述文字而对我们语言所展开的攻击，要比50年前日本对我们进行的真正的侵略更具有危害性，至少在真正的侵略中，敌人是清楚的，威胁是清楚的。
　　今天日本巧妙地打起种族主义这张牌，以此来宣示其行为的正义性：日本不是进行罪恶的侵略，而只是从白人帝国主义中解放受压迫的亚洲大众。
　　解放！是的，他们用屠杀“解放”了3000万无辜的亚洲人。我坚信，这3000万无辜的人，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后代，永远也不会欣赏日本崇高的行为。
　　经常有人问我，用原子弹轰炸日本是否是出于报复，是否是蓄意毁灭一个古老而令人尊敬的文明。对此有如下事实：
　　一，在最初的轰炸目标清单上包括京都。虽然京都也是一个合法的目标，在先前的空袭中未曾予以轰炸，陆军部长史汀生把它从目标清单中去掉了，因为京都是日本的古都，也是日本的文化宗教中心。
　　二，在战时我们受到严格约束，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轰炸东京的皇宫，尽管我们很容易识别皇宫并炸死天皇。毕竟我们不是为了报复。我经常想，如果日本有机会轰炸白宫，是否也会像美国这样克制。我认为日本不会。
　　在此让我澄清一个事实，纠正一个长期以来的偏见，那就是我们故意选择人口密集的城市轰炸。我们要轰炸的每一个目标城市都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广岛是日军南方司令部所在地，并集结了实力可观的防御部队。长崎是工业中心，有两个重要的兵工厂。在这两个城市，日本都把兵工厂和部队配置于市区中心。
　　像在任何一场战争中一样，我们的目标，理所当然的目标，就是胜利。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目标。
　　我不想否认双方死了许多人，我不为战争的残酷而骄傲或欢乐，我不希望我国或敌国的人民受难。每个生命都是宝贵的。但我的确认为这样一个问题应该去问日本战犯，是他们以日本人民为代价追求自身的辉煌。他们发动了战争，并拒绝停止战争。难道他们不应为所有的苦难、为日本的灾难负最终的责任吗？
　　也许如果日本人真切地了解过去，认清他们国家在战争中的责任，他们将会看到日本战犯才应负起战争的罪责。日本人民应该给远东人民一个答复，是谁把灾难强加给远东各国，最后强加给日本自己。当然如果我们与日本人一道抹煞历史的真相，那么这一点是永远也做不到的。
　　若日本不追询并接受真相，日本怎能安心自处，与亚洲邻国、与美国相处？我和部属在执行原子轰炸任务时坚信，我们将结束战争。我们并没有感到高兴。而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且我们想回到自己的家人身边。
　　今天，我站在这里作证，并不是庆祝原子弹的使用，而是相反。我希望我的使命是最后一次。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应该对原子弹的存在感到恐惧。我就感到恐惧。
　　但这并不意味着回到1945年8月，在战时情况下，在敌人顽固凶残的条件下，杜鲁门总统没有义务使用所有可能的武器结束战争。我同意杜鲁门总统的决定，当时以及现在。战后几年中，有人问杜鲁门总统是否还有其它选择，他响亮地说：没有。接着他提醒提问者：记住，珍珠港的死难者也没有其它选择！
　　战争总是代价高昂的，正如罗伯特·李将军所说：“战争如此残酷是件好事，否则就会有人喜欢它。”感谢上帝使我们拥有原子武器，而不是日本和德国。科学有其自身的逻辑，迟早会有人设计出原子弹。科学不能被否定。关于制造原子弹是否明智的问题，终将被原子弹已被制造出来这一事实所压倒。
　　由于德国和日本法西斯被击败，世界变得更好了。日本和美国的年轻人不再相互杀戮，而是生长、成家立业，在和平中生活。作为10个孩子的父亲和21个孩子的祖父，我可以表明，我很高兴战争这样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