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辉煌中国》在央视热播，广大人民群众反响强烈。国家的飞速发展让我们感到骄傲和自豪，祖国为世界和平作出的巨大贡献让我们深感荣幸。这个国庆长假，焦点不应只放在“八天”。别忘了享受和平年代繁荣昌盛的同时，去看看《辉煌中国》，感受这部让我们热血沸腾的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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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规划局将刘基雕塑立在动车站站前广场，是明智之举，必将助推温州文化品位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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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俞美玉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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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天小莫扎特发表了一篇题为《市规划局要将牛皮大王刘基雕塑立在动车站站前广场，此举极不明智》的帖子（），深感有些人对刘基及刘伯温文化认识很有些偏颇，在此发表本人的研究认识，以供参考。将陆续推出与大家分享的有《刘基三不朽之一：所立之功》、《刘基与温州精神》、《刘基与温州关系：刘基文化的温州地域根基》、《论刘基的官德》、《刘基三不朽之二：所立之德》、《刘基三不朽之三：所立之言》、《刘基文化的现代价值》等等，欢迎广大朋友批评之正。本人认为刘基文化具备丰富温州文化和提升温州文化的特质，是地域文化的典范，刘基及刘基文化不仅是温州文化的典范，刘基文化具备传统文化的综合素质，而且可以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刘基“三不朽”之一：所立之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摘&&要： “三不朽”伟人刘基功勋是卓著的，然而在高度重视文化名人的今天，无疑其卓著的功勋并未受到足够的认识与应有的重视，本文从刘基辅佐朱元璋统一大业、作为开国军师地位的确立与明初建国立政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两大角度，阐述了其在统一大业中有关开启霸主之心智、匡定一统天下之战略、定王业之基、安定后方、辅助密谋统一宇内之策五个方面的功绩，阐述了其在明初开国立政上有关奏立军卫法、参订律令、卜地拓建南京城、复兴科举、历法刊定五个方面的巨大贡献。不管从开国打天下角度还是从立国治天下角度，其功勋都是永垂不朽的。关键词：刘基；功勋；一统江山；开国立政作者：俞美玉,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刘基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刘基，字伯温，生于元末乱世时期，建功于明初，是明初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谋略家。刘基作为“三不朽”伟人、作为全才而传于后世，《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上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三不朽。”有诗云：“有史以来全才惟三人，周公旦后武侯亮，武侯之后独公堪比伦。九流百家罗胸臆，军机政略俱如神。数年之间清海宇，有明开国称元勋.”其中不朽之一就是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但人们对其功勋认识往往局限于“一统江山刘伯温”这一点上，而对刘基在开国立政上的卓越成就往往被忽略或被掩盖。只有少数专家在此方面于其专著里进行研讨，在公开发表的刊物上几乎未见此类文章公之于众。目前对其卓越功勋有较为深入研究的有吕立汉教授、周群教授、郝兆矩先生。他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认定刘基“既是开国功臣，也是治国良臣”，郝兆矩先生的《增订刘伯温年谱》在肯定刘基为协助朱元璋统一大业所制定的“征讨大计”和“运筹帷幄”之功的同时，也指出了他奏立军卫法、参订律令、卜地拓建南京城等其他辅佐朱元璋治理的天下功绩，但郝兆矩先生并未详加阐述。在此基础上，周群教授在《刘基评传》里进一步加以阐述，补充了刘基复兴科举的功绩，并对其功绩作一定的评点，但有待深入。目前为止对刘基的功勋作出较为翔实地叙述是吕立汉教授的《千古人豪刘基传》，但由于传记的性质决定了以刘基事迹先后为序且以叙述为主，而不宜作独立专题的系统阐述。因此本文对刘基的功勋试作较为系统全面深入地阐述，并突出其功勋在当时开国治国上所起的作用。
一、& & 辅佐朱元璋统一天下——“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几百年来，在老百姓中间，流传着“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这句话。对于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其故事如“七擒孟获”“六出祁山”“草船借箭”等可以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对于刘伯温，流传的多是传说，知道刘伯温是明朝的开国军师，是能呼风唤雨神秘莫测的诸葛亮式的人物，但很少人能把刘伯温与刘基连成一体，很少人知道开国军师刘伯温的实际功绩。下面对刘基辅佐朱元璋统一大业的业绩及其开国军师地位的确立试作阐述。1、每匡治道，开启霸主之心智。朱元璋农民出身，至正年间（）成为农民起义的领袖之一。他十七岁时已是家破人亡，为求生存不得已入寺当了和尚。但仍然食不果腹，被迫乞食于淮西。就其文化素质、道德修养而言，原来几乎是个目不识丁的“睁眼瞎”，但他比较好学与进取。24岁时由于寄身寺庙被毁，而投奔郭子兴起义军，后成为郭子兴的女婿，逐渐成为起义军的领袖。随着局势的不断发展，其政治抱负亦与日俱增，他深知光靠武力、胆识是难以征服天下，更无法去治理国家的，于是广泛招揽人才，刘基、宋濂、叶琛、胡深就是其中几位。刘基、宋濂投奔朱元璋后，用儒家思想来启迪朱元璋，使其脱胎换骨，具备封建帝王应有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功不可没。周群教授认为“朱元璋由识字不多的游乞到通晓古今的帝王，与刘基等人的熏染密切相关”。 朱元璋在开国之初，视刘基为张良、诸葛亮一类的智者，自认在治国经邦之道上对他颇多启迪。朱元璋说“节次随朕征行，每于闲暇，数以孔子之言开导我心，故颇知古意。” “居则每匡治道”；《神道碑铭》载：“上（皇上）亦甚礼之，常称为老先生而不名，时曰‘吾子房也’。”刘基在《二鬼》里也隐喻了这一层意思，“天帝左右无扶持，……不辨妍与媸。两鬼大惕伤，身如受榜笞，便欲相约讨药与天帝医。先去两眼翳，使识青黄红白黑，便下天潢天一水，洗涤盘古肠胃心肾肝肺脾。”诗中正是以两鬼隐喻刘基自己和宋濂，以天帝隐喻朱元璋，诗中形象地描述了刘基、宋濂以古帝王之仁义道德去影响、感化朱元璋的言行，使其成为颇知古意、明辨是非的合格封建君主的历史事实。明正德年间（公元）进士叶式认为刘基最大功劳就是给予朱元璋在为君治国上的诸多启迪。 清代张汝瑚这样评价：“三代而下人才卓荦者莫若子房、孔明……尚论明刘文成，具择主之哲与子房同，怀拨乱之志与孔明同。每遇急难，勇气奋发，计画立就，亦与子房、孔明无异。然愚以为如先生者，人但知其有过人之才与智，不知其有过人之学；但疑其为诞、为神，而不知其皆本乎道也。常闻高皇帝之称先生也……‘言非儒造，实已诚之意。’嗟乎！先生之引君当道，勤勤恳恳如此，此子房、孔明之所未有也。” 可见从朱元璋、刘基之言论以及后人评价，刘基的确在开启朱元璋具备帝王之心智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刘基促使朱元璋立霸业之志，还可以从刘基对待小明王的态度上略见端倪。刘基极力劝说朱元璋彻底与小明王韩林儿割断关系，树起自己的旗帜，立壮志，成王业。一是公元1363年小明王被张士诚围困安丰，刘基竭力劝阻朱元璋北上救援小明王，一方面这种救援风险很大，一旦陈友谅乘虚而入，有老巢被端的危险；更重要的是救出小明王会影响朱元璋的立国大计。形势正如刘基所料发展，陈友谅乘虚大举进攻，朱元璋后来颇有悔意，“太祖曰‘不听君言，几失计’。”二是刘基不愿跪拜小明王，向朱元璋“陈天命所在”。黄伯生《神道碑铭》记载当朱元璋等人“将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庆贺礼，公大怒，诟曰：‘彼牧竖尔，奉之何为！’……已而见上，陈天命所在，上大感悟，遂定征伐之计。”<font color="#）从史书记载看，刘基之所为对朱元璋还是深有启发的，对朱元璋早立壮志、担负起打天下建立新王朝的使命是有一定促进作用的。尽管朱元璋怕刘基功高盖主，遮遮掩掩，然而撩开层层迷雾的面纱，终究能流露出其真切的形象，过了169年后，正德皇帝在《赠谥太师文成诰》里言之凿凿，称刘基“学为帝师”，而成定论。2、献十八策，匡定一统天下之战略。刘基初见朱元璋，献上见面礼是关乎治本安邦、用兵先后的十八策和全局性的战略部署。《诚意伯刘公行状》“陈时务一十八款，上从之。”<font color="#）安邦定国的时务十八策不见辞章，但大多学者认为时务十八策的思想精神散见于《郁离子》中。刘基作为军师的地位和作用，突出表现在他对朱元璋全局性战略决策的影响上，否则不过是一谋士而已。他为朱元璋制定统一全国的战略决策是：先灭陈友谅，后定张士诚，然后分兵北向中原，统一宇内。《明史·刘基传》载“太祖问征取计，基曰：‘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上中原，王业可成矣。’”在《诰诏御史中臣诰》里朱元璋也肯定了这一点：“慷慨见予，首陈远略：经邦纲目，用兵后先。……凡所建明，悉有成效。”<font color="#)面对群雄并立，天下未定之际，协助朱元璋制定出这一套反元征讨的战略思想和战略方针，是朱明统一大业的关键所在，特别要指出的是当初朱元璋集团正面对江南两大军事集团——陈友谅和张士诚的威胁时，是刘基独具慧识，力排众议，力促朱元璋定下“先西（陈友谅）后东（张士诚）”的征讨之计。而在刘基到来之前，“朱元璋手下的文武百官绝大多数都主张要先打张士诚。其理由是张士诚与陈友谅比较，其军事实力稍弱；而且张士诚所据地盘富庶殷实，顺利取之，又可免部队缺饷之虞，朱元璋此前大致也倾向于这一战略方针。”<font color="#)刘基对此不以为然，分析形势利弊，提出自己主张：“明公因天下之乱，崛起草昧间，尺土一民，无所凭借，名号甚光明，形势甚顺应，此王师也。我有两敌，陈友谅居西，张士诚居东。友谅包饶、信、荆、襄，几天下半；而士诚仅有边海地，南不过会稽，北不过淮扬，首鼠窜伏，阴欲背元，阳则附之，此守虏耳。友谅劫君而挟其下，下皆乖怨；性剽悍轻死，不难以其国尝人之锋，然实数战民疲，下乖则不欢，民疲则不附，故汉易取也。夫攫兽先猛，擒贼先强，今日之计，莫若先伐汉。汉地广大，得汉，天下之形成矣。”<font color="#)刘基的观点是避免两线作战或四面受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对于张士诚、陈友谅性格的把握十分准确，即使对陈友谅用兵，张士诚也不会贸然发兵，只作壁上观而已；而一旦先对张士诚用兵，陈友谅必主动出击，朱元璋势必陷入两面受敌的境地。而历史事实恰恰证明了刘基的雄韬武略的确是胜人一筹的。朱元璋正是根据上述战略统一天下，“太祖取士诚，北伐中原，遂成帝业，略如基某”。<font color="#)3、辅弼灭陈，定王业之基征讨大计刚定，朱元璋已面临着与陈友谅展开较量，刘基于1360年3月到南京，陈友谅于5月已兵临城下，可见刘基的决策是正确与重要的。朱、陈较量主要经过龙湾之战、江洲之战、鄱阳湖战役，其中龙湾之战和鄱阳湖战役是朱、陈之间的生死决战。在这三大战役中，刘基运筹帷幄，谋划制敌之术，建立赫赫战功,其谋略在战争中起了关键的作用。龙湾之战。在1361年5月龙湾这一以少胜多的战役中，陈友谅军队十倍于朱元璋，张士诚未响应陈友谅邀战，诚如刘基所见。刘基主要起了两方面作用，一是稳定军心；二是筹划制敌之计谋。刘基面对朱元璋的单独召见，开口就说：“先斩主降议及奔钟山者，乃可破贼尔。”<font color="#)坚决地宣示抗战决心以稳定军心。进而刘基向朱元璋献上制敌之术：“如臣之计，莫若倾府库，开至诚，以固士心。且天道后举者胜，宜伏兵伺隙击之，取威制敌、以成王业者，在此时也。”<font color="#)是以逸待劳、诱敌深入的战术表现，有的文本直接写成“诱之深入而伏兵邀取之”<font color="#)，在此战役中，朱元璋采用诱敌深入之计利用康茂才与陈友谅有旧的身份，投书诈降，引陈友谅钻进事先设置的伏击圈中，结果以朱元璋大获全胜而告终。龙湾大捷是第一次真正能检验朱元璋军事实力的大规模战争，可以这么说，没有龙湾大捷，就不会有以后多次战役包括鄱阳湖大战的胜利，也就不会有一统天下，登上皇位的明太祖。<font color="#)而取得龙湾大捷战果的关键人物就是刘基，史载朱元璋用“克敌之赏”赏刘基，被刘基委婉谢绝。<font color="#)江州之战。1361年8月，朱元璋打着“吊民伐罪，纳顺招降”的旗号，偕刘基率军征伐陈友谅。这次征伐全线胜利，是刘基军事谋略的又一次体现，同时反映了刘基争取民心、减少敌对力量的军事思想。征伐之初，先攻安庆城，但一时难以取下，于是刘基向朱元璋建议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直捣陈友谅的老窝——江州。他说：“安庆，弹丸地，何足久劳哉？友谅胆破矣，急进薄江州，彼必遁。江州下，皖城焉往？”<font color="#)正如刘基所料，朱元璋大军突临城下，着实令陈友谅措手不及，以为神兵自天而降，陈友谅慌忙应战，不得不挈妻子儿女弃城奔武昌。在此征伐中，另一特点就是陈友谅所属的州邑守将纷纷投诚归降，其中有小孤山守将傅友德、丁普郎、江西行省臣相胡廷瑞等。特别一提的是胡廷瑞顺利归附无疑是与刘基的点拨息息相关。当时胡廷瑞虽表示献城以降，但要求不要解散其旧部，原有军马仍由他统率。朱元璋起初面有难色，迟疑不决，是刘基“从后蹋胡床”，由是“太祖悟，许之” （《刘基传》），并致信以释胡廷瑞的疑虑，信上言辞恳切，委婉动人，不露骄狂之态，却有明主风范，十有八九为刘基代笔。 <font color="#)总之此次征伐种种行动俨然有王师的风范，努力于减少敌对力量、不战而胜，可以讲是刘基军事思想的具体体现，刘基在《郁离子》中明确表达：“善战者省敌，不善战者益敌。” <font color="#)鄱阳湖大战，使朱元璋帝业初具雏形。1363年四月，正如刘基所料，陈友谅趁朱元璋北上往安徽安丰救援小明王韩林儿之际，举兵60万来战，但陈友谅虽抓住让朱元璋腹背受敌的有利战机，但却棋输一招，并没直攻朱元璋空虚的老巢应天府，而去围攻江西洪都（南昌）。守将朱文正机动作战，苦苦坚守85天，朱元璋才率援军20万而至，陈友谅调转军队应战，展开一场决定生死存亡、历时37天的鄱阳湖大决战。鄱阳湖大战是中国水战史上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投入兵力舰只之多、战斗之激烈都是空前的。这次战役的胜利，刘基的功劳是相当大的。战役中，刘基始终不离朱元璋左右，《明史·夏煜传》：“太祖征陈友谅，儒臣惟刘基与煜侍。” <font color="#)《明史·刘基传》：“与友谅大战鄱阳湖，一日数十接。太祖坐胡床督战，基侍侧，忽跃起，趣太祖更舟。太祖仓促徙别舸，坐未定，飞炮击旧所御舟，立碎。”在这一记载刘基救了太祖一命的事件中，可以看出刘基跟随朱元璋左右督战与出谋划策。这次战役取胜的关键在于面对强大的敌对力量，如何鼓动士气，如何制定出切实有效的作战谋略。首先是鼓动士气上，刘基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刘基《百战奇略·气战》里明确表示大凡将帅能够实施作战计划，靠的是士卒的勇气。 <font color="#)而在鄱阳湖大战之初，面对着陈友谅60万大军连接巨船为阵，船高十余丈，绵亘数十里，旌旗戈盾，望之如山，不要说士兵们害怕，连朱元璋自身也发怵，是刘基鼓起了战斗的勇气。《明国初事迹》：“太祖颇惧，问刘基气色如何？基曰‘我兵必胜之气，当力战。’”<font color="#)面对士兵的畏战情绪，如果不是贪生怕死的话，将帅首先要拿出一幅泰然自若、处惊不变的神态用以稳定军心，并要和颜悦色地开导他们。 <font color="#)于是朱元璋对全军将士说：“彼巨舟首尾相连，不利进退，可破也。”而刘基必胜之信心当然来源于他对战争形势的分析及其胸有成竹的战略把握。其次，是稳操胜券的战略部署及机灵多变、扬长避短的战术应用。虽然朱元璋军队只有20万，但其一开始就有必胜的战略部署，分兵部署鄱阳湖各个出路口，以防陈友谅逃跑，并随着战争的发展，派徐达回应天坐镇，以防不虞；扬长避短，利用巨舟调度不灵活的劣势，采用各种火器分舟师作战，采用与赤壁之战如出一辙的火攻，使陈友谅大伤元气。随后刘基建议将主力暗移至湖口，扎住麻袋口，断陈友谅归路，采用长期包围的战术，将陈友谅围困于鄱阳湖之中达一个月之久。《百战奇略·不战》说道，敌军远道而来，敌强我弱，“宜坚壁持久以敝之，则敌可破。” <font color="#)在此期间还不失时机地采用攻心战术，刘基与夏煜先后两次为朱元璋代笔致函陈友谅，激怒陈友谅；另外当陈友谅杀俘虏之时，朱元璋反其道而行，下令“但获彼军，皆勿杀”，还赐药疗之，且祭其亲戚诸将阵亡者。这一招对动摇陈友谅军心起了极大作用。 <font color="#)鄱阳湖一战，陈友谅战死，年底陈友谅原有的广大地区被朱元璋占有，从而奠定了夺取全国政权的基础。其中刘基与朱元璋同船督战，勘定计谋，功劳不可小视，“彭蠡从征，擒大敌于金木之日，希世之功也。”<font color="#)在朱陈对抗中，《明事断略》如此评价 “诈降者康茂才，战者刘基、坚守南昌两月不下者，朱文正也。三人之功尤著”。 <font color="#)4、安定东南，既解后顾之忧，又开辟军需用地<font color="#62年初，助朱元璋接受江西守将胡廷瑞归附后，刘基回乡葬母途中，恰逢金华、衢州、处州苗军反叛，刘基至衢州后，致书金华、处州，要固守、安定民心，然后兵攻处州，斩叛军首领，收复处州、金华，并协助胡深等详细制定了守备安民之策，由此这次回乡足足用了两个月；此次归里，刘基不失时机的向乡里名望人士、地方首领介绍朱元璋的德行与能耐，并把朱元璋宣传为天命之所在；还向方国珍宣示朱元璋的威德，劝其归附(当时方国珍据有温、台、庆元),由此方国珍向朱元璋纳土入贡；《诚意伯刘公行状》记载“公致家，营葬事，时语所亲以上（皇上）当有天下之状，于是乡里及邻附郡县翕然心服。方氏虽据温、台、明三郡，……公因宣国家威德，方氏遂纳土入贡。” <font color="#)在回应天途中时，还协助建德守将用计击退张士诚的进攻，《神道碑铭》载：“会公赴京，经建德，适张氏入寇。守将曹国公欲奋击之，公止之曰：‘不出三日，贼当自走。追而击之，此成禽耳。’已而果然。”在稳定东南局势过程中，刘基出力较大，为朱元璋解除后顾之忧。同时由于胡琛、章溢归顺而获其旧部数万人，并在朱元璋用兵期间，征收处州之粮食增加至十倍。如果没有处州士大夫提供的物质、人力、智力上的支持，成败尚难料定。朱元璋多次肯定刘基这一功劳，“括苍之民，尚未深信，尔老卿一致，山越清宁”。<font color="#) “且括苍为卿乡里，地壤幽遐，山西深僻，承平之世，民犹据险，方当兵起，乘时纷纭。原其投戈向化，帖然宁谧，使朕无南顾之忧者，乃卿之嘉谟也。”<font color="#)<font color="#、&&辅助密谋征伐、统一宇内之策。朱元璋在扫除陈友谅政权，于1354年3月回到应天后，不再亲自随大军出征，刘基跟随朱元璋左右，虽然刘基听从安排逐渐着手于新王朝建立诸多事宜，但仍参与军机，发宗指示。尽管此后刘基参与军机的史例不见记载，但研究专家们都一致认为此后征伐中刘基的用兵筹划还是起很大作用的。吕立汉教授认为“北伐军的组成和总体作战方案，还是由朱元璋与刘基等人制定的。”<font color="#)郝兆矩先生则说“元璋计谋训谕每多出自刘基。盖基向不敢居功外传，故十九莫为人知。”<font color="#)周群教授也认为，虽然当时刘基的政治军事思想因“屏人语”而很少显露出来，但通过其后的战争实绩、攻取方略中仍可寻绎出刘基的影响。最明显的便是此后的战争具有两个特征：一是攻城攻心兼备，具有更强烈的政治色彩，在此后战争中，深受刘基的影响，劝谕保民护众，“勿肆虏掠、勿妄杀戮、勿发丘垄、勿毁庐舍。”在北伐中即使蒙古人、色目人也“同生天地之间”，只要能“知礼仪，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font color="#)。二是灵活正确的军事策略。也便是说史载从朱元璋发宗指示的军事策略与刘基的谋划是息息相关的。的确如此，在《神道碑铭》中是就有明确说明：“次取张士诚，次定中原。荡群雄，逐胡狄，再造区夏，凡皆公之密谋也。上时至公所，屏人而语，率至移时，虽至亲密，莫知其端。”假如在碑铭中难免有粉饰的成分的话，那么从朱元璋的封诰中也还是隐隐约约有迹可寻，《御史中丞诰》说道：“慷慨见予，首陈远略：经邦纲目，用兵后先，卿能言之，朕能审而用之。式克至于今日，凡所建明，悉有成效。”《御赐归老青田诏书》云：“至如用征四方，摧坚抚顺，尔亦助焉。”<font color="#)《御史中丞诰》颁布于洪武元年，其中有一句话“式克至于今日”，证明洪武元年刘基参与戎事无疑；还有“用征四方”“尔亦助焉”都表示朱元璋肯定了刘基在南征北战、统一中原过程中的运筹作用。《明史•刘基传》载：“太祖取士诚，北伐中原，遂成帝业，略如基谋。”可见，在南征北伐成就帝业的过程中，刘基是朱元璋最重要的谋臣，明嘉靖年间的臣子们奏曰：“至于启沃运筹，定计遣将，所言皆验，所向无前，则未有出基之右者。”“当时佐命者，莫若刘基，振古所未有之臣也。”<font color="#)刘基作为军师地位确立无疑，后人谓之“渡江策士无双”并非过誉，并赋予了“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的美名。辅佐朱元璋开国立政，所谓“开国文臣第一”前面已经提到,朱元璋在扫除陈友谅政权后, 不再亲自随大军出征，刘基跟随朱元璋左右，除了参与军机、谋划征伐之计外，刘基开始渐次将精力转移到未来国家的制度建设上来，转向新王朝的建设事宜，帮助朱元璋巩固政权、建立新政。刘基所立之功在立政上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这几个方面往往被“一统江山”的功勋所掩盖,正如刘基的文章被其功业所掩盖一样。1、受命扩建南京城。史称为“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明史·刘基传》的刘基,不仅“动则仰观天象察列宿之经纬,验日月之光华，发纵指示三军往无不克”<font color="#)，还于1366年8月受命为朱元璋卜宫选址，着手于明皇城的建筑。刘基博洽多识，精通堪舆，明代皇宫建筑凝聚着刘基天文、地理、风水学等方面的智慧。传说中金陵王气出自钟山，朱元璋期望自己及子孙们永沾王气，准备建都南京，拓建南京城。“八月庚申拓建康城。初，建康城西北控大江，东尽白下门，外距钟山既阔远，而旧内在城中，因元南台为宫，稍隘。太祖乃命刘基卜地定作新宫于钟山之阳，在旧城东白下门之外二里，增筑新城，东北尽钟山之趾，延亘周围凡五十余里，尽据山川之胜焉。”<font color="#)12月，“命有司营建宫社、立宫室。”1367年新宫落成，为朱元璋第二年正月即皇帝位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在规划南京城墙时,设计思想主要是仿效宇宙天象的投射,并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南京的丘陵、河湖特殊的地理条件,利用南京旧有城垣以及军事防御需要等情况,京城城垣营建的平面图呈“南斗星”与“北斗星”聚合形。《明南京城墙设计思想探微》一文指出：明南京城墙形态为天象“南斗”与“北斗”之聚合，南京城墙设计思想是道家堪舆之术。其设计依据一是风水理论（地），二是仿效宇宙星象（天）。英国学者李约瑟在考察我国建筑后发现:“……城乡无论集中的或者散布于田庄中的住宅也都经常出现一种对‘宇宙的图案’的感觉,以及作为方向、节令、风向和星宿的象征主义”。以建筑、尤其是建筑群（如城市、特别是古都）象征星宿的设计依据，是中国古代观测天文丰硕成果与帝王利用宇宙星象为政治服务的产物。刘基等人在“仿效宇宙星象”的基本设计框架上,在对南京整体布局时，通过京城城墙“南斗”与“北斗”形制上的设计与实施，以及皇宫的安排、取名、太平门外设置“三法司”机构等等寓意，借用中国古代建筑的独特语言，弥补了建都南京时客观存在的一些缺憾。<font color="#)明代南京京城城墙，不仅是14世纪初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首都城墙（全长33.676公里），也是目前世界保留规模最大的古都城墙。它以其丰厚的文化内涵和举世无双的形制，受到世人的瞩目。值得一提的是，浙江武义俞源太极星象村传说也是刘基所设计，与南京城有一共同点都是仿效宇宙星象布局来设计。刘伯温与俞源的俞涞是同学，两人感情甚笃。俞源是刘伯温从婺州，杭州回老家处州青田的必经之路。当时，俞源旱涝交替，常发瘟疫，民不聊生。刘伯温好堪舆之学，上通天文，下晓地理，设计并指挥改村口直溪为曲溪，以溪流为阴阳鱼界线设立太极图。经测量太极图直径为320米，面积120亩。同时，设计了村庄建筑的星象，八卦布局。自刘伯温为俞源改溪设太极河之后，600余年来未发生过一次洪灾；村周十一道山岗与太极阴阳鱼构成天体黄道十二宫，八卦形排列的28座堂楼，对应星象二十八宿，七星塘、七星井呈北斗星状分布，被誉为&处州十县第一祠&的俞氏宗词正好位于其星斗内，即汤勺型的低凹处。刘基所卜明南京城的“新宫”在一片湖水中，且偏于整个城垣的东部与此如出一辙，恰似位于北斗七星的汤勺型的低凹处。南京古城与俞源村的建筑风格体现了刘基在天文地理风水建筑方面的学识。2、制定《戊申大统历》，确定历法。1365年刘基任太史令，是刘基投奔朱元璋第一个实职，太史令是日月、星辰、气象变化的预测，用的是天文、地理、阴阳数术方面的知识。在此期间刘基精通天文、历法之学，由刘基主编《大统历》。“吴元年十一月乙未冬至，太史院使刘基率其属高翼上戊申大统历。”洪武元年，岁次戊申，故名其为《戊申大统历》。《戊申大统历》基本上是元朝《授时历》的翻版，所不同者，《大统历》申述了立法之原，以补前者之未备。刘基等人认为《授时历》精确度很高，并未过时，宜于沿用，且明近300年间，并未改历。由此刘基为未来的新王朝勘定了历法。3、参与《大明律》草创，重视法治，振明初纪纲。在新王朝呼之欲出的时候，刘基与朱元璋一致认为明法度、正纪纲是当务之急，认识到宋元由于“宽纵”失去了天下，振肃纪纲是建国之本。公元1367年刘基就任御史中丞之后便及时献言：“宋、元以来，宽纵日久，当使纪纲振肃，而后惠政可施也。”<font color="#)朱元璋十分赞同刘基的观点，“太祖初渡江，颇有重典，……命（李善长）与中丞刘基等裁定律令，颁示中外”<font color="#)，“太祖平武昌，即议律令，……十二月书成。凡为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条”。<font color="#)可以看出，朱元璋在渡江占据金陵时，就已开始了法律的制定工作，而在吴元年，更是系统地制定了“律令”,是年“甲寅，律令成，命颁行之.” <font color="#)李善长、刘基等人仅用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就将律、令制定完毕。这是有明一代法典的雏形，其中的“律”，史称《吴元年律》；其中的“令”，则称之为《大明令》。在《吴元年律》、《大明令》的基础上，于洪武六年（1373）制成《大明律》，后又几经修订，于洪武三十年（1397）正式颁行。虽然《大明律》的制定经过吴元年(1367年)、洪武六年(1373年)、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和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四次修订，才最终形成《大明律》，但刘基的草创之功应受到肯定。刘基参与草创的“律”与《大明律》是一脉相承的，“虽然吴元年‘律’的详细内容今天难以窥见全貌，但从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这部吴元年‘律’对于《大明律》的修定，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也就是说，它是《大明律》的直接渊源。”<font color="#)《大明律》是一部凌越千古、启迪后代的重要法律文献。杨鸿烈推赞道“《大明律》比较唐代的《永徽律》更为复杂，又新设许多篇目，虽说条数减少，而内容俱极精密，很有科学的律学的楷模，后来的《大清律》，也都是大部分沿袭这部更定的《大明律》，可以见得这书实在算得中国法系最成熟时期的难得产物。”<font color="#) 《大明律》在我国法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继承了明代以前的中国古代法律制定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明代以前各个朝代法典文献编纂的历史总结，而且还开启了清代乃至近代中国立法活动的发展。<font color="#)《大明律》所体现的制法宗旨与刘基明法制的主张是基本一致的，陈戍国认为：“用刑亦王政”， “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 、“明刑弼教”是明洪武君臣制定《大明律》的宗旨，<font color="#)而从《郁离子》及刘基诗文中看来，儒家仁政、以民为本是刘基所推崇的治国主张，但他同时也主张严明法律，他有诗云“八政首食货，货币通有无。国朝币用楮，流行比金珠。至今垂百年，转布弥寰区。此物岂足贵，实由威令敷”<font color="#) “好生虽圣心，明刑亦王政”<font color="#)，都强调了法制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在《郁离子》里有同样的表达“币非有用之物也，而能使之流行者，法也。行法有道，本之以德政，辅之以威刑，是天下信畏，而后无用之物可使之有用。……民不知畏信，法不行矣。有用之物且无用矣，而况于币乎？如之何其通之也！”<font color="#)“刑，威令也，其法致于杀而生人之道存焉。赦，德令也，其意在于生而杀道存焉。《书》曰，刑期于无刑，……是故制刑使民畏。刑有必行，民知犯之必死也，则死鲜矣。”<font color="#)可见刘基相当重视法制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所以刘基对于《大明律》草创之功应该得以肯定。而且刘基任御史中丞时秉公执法，从行动上维护法制的威严，《明史·刘基传》称其于任职期间“令御史纠劾无所避，宿卫宦侍有过者，皆启皇太子置之法，人惮其严。”1368年中书省都事李彬坐贪纵抵罪，就把其处斩了，李彬是丞相李善长亲信，因而得罪了李善长，刘基执法之严自然得罪不少权贵，此后不久刘基告老还乡，无疑与此有直接的联系。刘基在任职御史中丞期间，从思想上、制度上、行动上，重视法制建设，对明立国之初严惩贪枉、整肃吏治，振纪纲，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4、奏立军卫法。洪武元年（1368），刘基奏立军卫法，《明史·刘基传》：“太祖即位，基奏定军卫法。”明王朝建立后，北方还有一些元兵的残余势力，明初西北边防形势仍然很紧。刘基参照唐代府兵制度，建卫所兵制，朱元璋采纳后，改革元朝军事制度，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卫所制：在全国建立卫所，控扼要害，京师、郡县均立卫、所，军丁世代相继，给养仰赖屯田。以5600人为卫，1120人为千户所，112人为百户所。中央设大都督府，为最高军事机关，掌管全国卫所军籍；征讨、镇戍、训练等则听命於兵部。遇有战事，兵部奉皇帝旨意调军，任命领兵官，发给印信，率领从卫所调发的军队出征。战争结束，领兵官缴印於朝，官军各回卫所。<font color="#)《钦定续文献通考》“明太祖洪武元年以刘基言立军卫法，遂为一代定制，八年改在外都卫为都指挥，使司以統各卫，所及永乐而后随时省置不一。”<font color="#)此卫所制有两大特点：一是军籍世袭，兵农结合，此举在明初百废待兴，生产衰弱之时，兵源、粮饷得到了可靠的保证；另一特点是“将不专军，军不私将”。这种统军权与调军权分离和将不专军、军不私将的制度，旨在保证皇帝对全国军队的控制，避免藩王割地，在维护明朝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5、复兴科举。朱元璋在明王朝建立之前就广揽俊彦贤士，多采取荐举求才方式，由于明初人才缺乏，于洪武三年（1370），刘基辅佐朱元璋恢复科举，连试三年，其中一度中断，在明王朝建立17年时，又复行科举制度，并成定制。但是培养、选拔、使用人才的方式在明初就已形成，其中刘基较多参与谋划开科取士,选拔人才事宜。洪武三年，朱元璋授予刘基弘文馆学士，并首任八月京师乡试的主考官。朱元璋与刘基共同议定，对唐宋的取士方式稍加变化，以四书五经命题考试读书人，但兼顾考核致用能力，专考试骑、射、书、算、律五事。《明史卷七十·选举二》记载：“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謂之制义，三年大比。…… 初设科举时，初场试义经二道，《四书》义一道；二场，论一道；三场，策一道。中式后十日，复以骑、射、书、算、律五事试之。后颁科举定式。”明初科举规定以“四书”“五经”为考试的基本内容，其实是对王安石科举考试内容改革的继承和发展。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端士习”、“崇正学”，把儒家的正统思想灌输到儒生的大脑之中，成为维系封建社会秩序所需要的合格的人才。因此刘基参与制定的科考程式是要求录用通经致用的读书人。刘基参与议定的取士方式在明初人才匮乏时期起到一定作用，为明初政局稳定、生产复兴及时输送一批国家管理人才是有功劳的。至于后来明代科举取消了五项之用专项考试，直接导致了科举脱离了实践、脱离了社会，严重束缚了读书人的创造精神，应该是科举成定式，且把刘基在兴科举之初兼顾了骑、射、书、算、律五事致用能力的考核取消，逐渐形成八股之制，后来管理者思想僵化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八股文是渐次演变而成的。科举定式成为‘永制’，那是后来的事情，与刘基无关。客观地说，当时刘基改诗赋取士为以经义之文取士，又何尝不是一种大胆的革新尝试？问题在于后人将其程式化了，并且自成化以后的450年间一成不变，没能做到与时俱进，这才是症结所在。所以我们说八股文害人的罪责是不能算到刘基的头上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刘基在其辅佐明王朝立政的功勋里敷陈王道也应肯定。早在投奔朱元璋之前刘基就已经对治理国家的思想进行总结，汇成《郁离子》，并把其精神“十八策”当作见面礼献给朱元璋，因此在新王朝建立之时，刘基自然是努力于把其精神推荐给朱元璋，以期付之实践。刘基的治国思想里民本、富民思想相当突出。一方面刘基认为要严明法纪、制定法度，另一方面要求给予人民休养生息。《诚意伯刘公行状》载：公志在澄清天下，乃言于上曰：“宋元以来，宽纵日久。当使纪纲振肃，而后惠政可施也。”《明史·刘基传》：“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明太祖实录》卷29刘基是这样对朱元璋提议的：“生息之道，在于宽仁。”于是朱元璋提倡节用以富民之财，减少劳役以省民力，严惩贪暴之徒以保全百姓，集中体现的一方面就是轻徭薄赋的经济措施。因此明初的税制政策基本上体现根据地方制定税收，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总的说来，明初立政上，刘基的贡献是巨大的，一个新王朝诞生与建设占重要地位的也就差不多包括军队的控权与建设、维护秩序的法律制定、人才的选用、皇城的建造、历法的刊定等，而这几方面无不凝聚着刘基的心血与智慧。至于其中《戊申大统历》虽然基本沿用元朝《授时历》，但作为新王朝必须有一个历法，从辨识与勘定角度，从立政整体性角度，也应记上一功，所以也为其立政之功。可见“开国文臣第一”，刘基当之无愧。
郝兆矩《增订刘伯温年谱》［M]文前所选的王敬身题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6月版。
周群《刘基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75页。
林家骊. 刘基集[Z]，附录二：《明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赠太师谥文成护军诚意伯刘公神道碑铭》（正文里全部简称为《神道碑铭》），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641、6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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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M/CD］卷一二八，《刘基传》。
林家骊. 刘基集[Z]，附录二：《明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赠太师谥文成护军诚意伯刘公神道碑铭》（正文里全部简称为《神道碑铭》），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641、639页。
<font color="#)林家骊. 刘基集[Z]，附录一：诚意伯刘公行状，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6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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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color="#) 林家骊. 刘基集[Z]，附录一：诚意伯刘公行状（黄伯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632页。
<font color="#) 林家骊. 刘基集[Z]，附录一：诚意伯刘公行状（黄伯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6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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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color="#)&&林家骊. 刘基集[Z]，附录一：诚意伯刘公行状（黄伯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6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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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color="#) 陈戍国《〈大明律〉与明代礼制以及相关问题》[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6卷 第3期 200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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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color="#) 钦定四库全书·明史卷七十［M/CD］·选举二
<font color="#) 吕立汉《千古人豪刘基传》［M]，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296页
<font color="#) 吕立汉《千古人豪刘基传》［M]，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298页[参考文献：[1] 郝兆矩.增订刘伯温年谱[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6[2] 周群.刘基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12[3] 林家骊. 刘基集[Z].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12[4] 林家骊. 刘基集[Z].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12[5] 林家骊. 刘基集[Z].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12[6] 刘文成先生集[Z][8] 明史（卷一二八）[M].北京：中华书局，1974.4[9] 林家骊. 刘基集[Z].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12[4] 林家骊. 刘基集[Z].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12[10] 林家骊. 刘基集[Z].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12[11] 吕立汉.千古豪人刘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7[12] 徐乾学.资政通鉴后编[M][13] 明史（卷一二八）[M].北京：中华书局，1974.4 [14] 林家骊. 刘基集[Z].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12[15] 林家骊. 刘基集[Z].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12[16] 王世贞. 弇州山人续稿.刘基传.明人文集丛刊.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7] 吕立汉. 千古人豪刘基传[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7[18] 林家骊. 刘基集[Z].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12[19] 王世贞. 《浙三大功臣传》，《弇州续稿》卷八[20] 吕立汉.千古豪人刘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7[21] 刘基. 百战奇略·气战[M]. 远方出版社，2004.3[22] 明史（卷一三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4.4[23] 刘基.百战奇略·气战[M]，远方出版社，2004.3[24] 《明国初事迹》.卷一二八[25] 刘基. 百战奇略·畏战[M]. 远方出版社，2004.3[26] 刘基. 百战奇略·不战[M]. 远方出版社，2004.3[27] 吕立汉. 千古人豪刘基传[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7[28] 林家骊. 刘基集[Z].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12[29] 转引自周群.刘基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12[30] 林家骊. 刘基集[Z].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12[31] 林家骊. 刘基集[Z].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12[32] 林家骊. 刘基集[Z].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12[33] 吕立汉. 千古人豪刘基传[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7[34] 郝兆矩.增订刘伯温年谱[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6[35] 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六[36] 林家骊. 刘基集[Z].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12[37] 林家骊. 刘基集[Z].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12[38] 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六[39]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钦应四库全书[40] 杨国庆.明南京城墙设计思想探微[J].东南文化，1999.3[41] 明史（卷三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4.4[42] 吕立汉. 千古人豪刘基传[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7[43] 林家骊. 刘基集[Z].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12[44] 明史（卷九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4.4[45] 明史（卷一百二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4.4[46] 明太祖实录［M/CD］.卷二二六[47] 徐小庄.大明律论[J].天中学刊，2001.8[48] 转引自周群.刘基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12[49] 徐小庄.大明律论[J].天中学刊，2001.8[50] 陈戌国.大明律与明代理制以及相关问题[J].湖南大学学报，2002.3[51] 林家骊. 刘基集[Z].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12[52] 林家骊. 刘基集[Z].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12[53] 林家骊. 刘基集[Z].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12[54] 林家骊. 刘基集[Z].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12[55] 浙江通志［M/CD］. 钦定四库全书[56] 钦定续文献通［M/CD］考. 钦定四库全书[57] 明史（卷七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4.4[58] 吕立汉. 千古人豪刘基传[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7[59] 吕立汉. 千古人豪刘基传[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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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呀 不过你马屁拍的太长了 看标题已经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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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了那么多，刘基和温州有什么关系？他确实是中国历史文化名人，是浙江历史文化名人，是丽水历史文化名人，是青田历史文化名人，但关键刘基不是温州的历史文化名人，文成县于1946年从瑞安、青田、泰顺三县边区析置而成
立像在文成火车站，汽车站，可以，立在温州，不妥，不妥大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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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刘基文化更加发扬光大，提升品位 ，推进温州历史文化名城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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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规划局将刘基雕塑立在动车站站前广场，是明智之举，必将助推温州文化品位提升...
前几天小莫扎特发表了一篇题为《市规划局要将牛皮大王刘基雕塑立在动车站站前广场，此举极不明智》的帖子（bb删除我/thread--1.html?_dsign=668dc13b），深感有些人对刘基及刘伯温文化认识很有些偏颇，在此发表本人的研究认识，以供参考。本人认为刘基文化具备丰富温州文化和提升温州文化的特质，是地域文化的典范。本人已发帖《市规划局将刘基雕塑立在动车站站前广场，是明智之举，必将助推温州文化品位的提升》——《刘基“三不朽”之一：所立之功》一文（b删除我/thread--1.html?_dsign=ea9b564b）& && && && && && && & 论刘基与温州人精神& & 摘要：“三不朽”伟人刘基是瓯越之子，他的可贵之精神表现为对世事的超越与突破，成就了大功绩大事业的儒家所提倡“大勇”之精神；表现为心系天下、为民谋福利、刚正不阿之高尚情操；表现为诚于自己、诚于事业、诚于社会的诚信之人文情怀；表现为通晓天地人之性理，尊循人性物性，主张天地之盗的智慧；表现为学问博洽、经世致用的务实主张。他的这些可贵精神与温州人“不依不赖、敢闯敢创、务实致富”的精神具有很大相承性，同时某种程度上是对温州人精神的超越，从而对当代温州人具有很大启迪作用，对温州模式突破与超越在文化上做文章也是有启示作用的。关键词：刘基精神& &温州人精神& & 相承& &启迪 “三不朽”伟人刘基其故居现属温州文成,而且从其地理范围在飞云江和瓯江之间看,不管从历史还是现在,刘基这一名人都具有瓯越根基,诚如陈胜华先生对此在&从地理环境看刘基文化的瓯越根基&里作了论证,认为所说：”刘基是瓯越的儿子,刘基文化是瓯越文化的产物.”(1) 刘基是瓯越之子，还体现在刘基与温州文化内在联系上。以入世致用为旨归的刘基文化源自永嘉（即古代温州）之学，同时，又丰富与发展了永嘉（温州）之学的核心内容。刘基幼时即习《春秋》学，后又师从郑复初习廉（濂）洛之学，受儒家理学文化浸润较深，其文化更多体现了兼融理学诸派的特征；同时，家居文成武阳，距永嘉不远，有学者考证后认为“刘基是永嘉学派的直接继承者”，其学术思想明显着染了“永嘉之学”的传统，其“必有见于行”的知行观、“仁”“勇”兼济的“成人之道”及博洽学问、期于致用的学术特色都深受浙东学派包括永康之学的影响（2）。也就是说以儒学思想为特征的刘基文化本身即已融合了“事功之学”精华，体现了入世致用的特质。刘基文化便有了与温州文化想融合的特性，并且进一步还表现在南田武阳风俗人情、刘氏宗族流布与温州紧密联系上。刘基文本里含有对温州本土文化的思索，如《郁离子》里有一个有关温州语言的笑话，东瓯的人把“火”叫作“虎”，他们发“火”和“虎”的字音没有区别。误把善于与“虎”搏斗的晋国冯妇当作打“火”英雄，致使冯妇被烧灼而死，也没搞清是怎么回事。由于言语不通，火虎不分，一字之差酿成房毁人亡的悲剧，令人啼笑皆非。温州民间有许多关于刘基（刘伯温）的传说。当然我国很多地区都流传着刘基传说，但在温州地区刘基的民间故事数量之多、比例之重要多于其他地区，反映了刘基文化与温州俗文化的关系。另外刘氏宗族在温州一带流布广泛，文成、平阳、苍南、瑞安、瓯海、温州诸县市的刘姓，大率为刘基后代，奉刘基为太公。所以温州人视刘基为自己的先贤老乡，对这样一位震古烁今的智慧人物和他遗留下来的“刘基文化”，应成为温州宝贵的精神财产。如此一来，刘基精神和温州人精神有什么样内在联系，以及刘基精神对当代温州人有哪些启迪，有必要进行思索。一 、刘基之可贵精神1、刘基可贵精神之一是对世事的超越与突破，成就了大功绩大事业的儒家所提倡“大勇”之精神。首先表现在刘基从仕元到佐明重大人生态度转变，既是对自我的超越也是对世事的突破。刘基本有儒家的忠臣不恃二主的思想，直至后来仕途困厄、朝中倾轧，屡屡忠而见弃，从在元为官四起四落，其中三次主动辞官，使刘基思想发生了一次根本的变化，对君臣关系重新展开讨论，继承了先秦儒家“事道不事君”的思想，最后从思想转为实际行动，从四落到《郁离子》到佐明，成为了刘基富有特色的生命旅程有机组成部分，（3）从而完成了辅佐朱元璋统一天下的伟业，成就了“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美名。其次表现在刘基帮助朱元璋登极之后，能够继续留在朱元璋身边一起建设朱明王朝，是刘基韬光养晦谋略，这更是刘基大勇之精神的体现。刘基深知朱元璋与越王等众多帝王一样，会使谋臣遭遇“飞鸟散，良弓藏；狡兔尽，走狗烹”的同样命运，而且恐怕连退隐山林的希望都很渺茫，而刘伯温却能在这样环境中为朱明王朝建设进一步出力，成为建国勋旧全身而终的两位大臣之一；并且在明初立政上作出巨大贡献，一个新王朝诞生与建设最为重要的无外乎军队的节制、法律的制定、人才的选用、皇城的建造、历法的刊定等，而这几方面无不凝聚着刘基的心血与智慧。（4）。明初功臣大都死于非命，而刘基在极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有惊无险，有所作为且能全身而退，避免兔尽狗烹的命运，在故里寿终正寝，正是其过人之处——韬光养晦智慧和大勇精神，表现在拒高封、固辞相位，纳低酬（不到李善长1/10），不求利益，也便是刘基在《郁离子•省敌之二》所主张避祸之议论“辞祸有道，辞其的而已矣”。(5)在刘基看来名利是祸之“的”也，所以刘基的智与勇在于超越了身外之物——名和利的桎梏，从而赢得了身前身后名，成为百姓中的神，成为三不朽伟人。这种成就大事业的大勇精神，是成就“仁”不可或缺的勇，正所谓儒家所说的“仁者必有勇”“无勇不成仁”。刘基在《大勇斋记（为张生作）》也表达了自己主张：勇是仁智的卒徒，仁智是将帅，“仁智不能自行，而驾勇以行”(6)，等到成功，勇要参乎仁智，共同成为达德；这种勇便是要“克己”复礼成就“仁”，是君子之大勇也，所以刘基在开篇就立意“勇，天下之达德也。”所以刘基之勇为仁勇兼济之大勇精神。2、刘基可贵精神之二是心系天下、为民谋福、刚正不阿之为民情怀。刘基理想就是用儒学建立起雍煕和乐的社会，在《二鬼》诗里这样描绘“启迪天下蠢蠢氓，悉蹈礼仪尊父师”“履正直，屏邪欹，引顽器，入矩规”“雍雍熙熙，不冻不饥，避刑远罪趋祥祺”(7)。刘基希望有一套德法相济为民谋福利的体制作为构建这一理想社会的保证，他认为胜天下之道在“德”，“惟大德为能得群力，是故德不可穷，而力可困”(8)，同时力推法治，“好生虽圣心，明刑亦王政” （9），所谓“本之以德政，辅之以威刑”（10）是也。在开国立政时，向朱元璋敷陈王道，一方面认为要严明法纪、制定法度，另一方面要求给予人民休养生息，《明史•刘基传》：“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11)《明太祖实录》卷29刘基还多次向朱元璋提议：“生息之道，在于宽仁。”这种“本之以德政、辅之以威刑”德刑相辅的体制提倡也是为了民生；这种民生思想在其《郁离子》等文本里表现得相当丰富，“思天下一夫不被其泽，则其心愧耻若挞于市”（12）“治民奚先?事之以慈……疾病颠连,我扶我持……弱不我凌,寓不可欺……人有恒言,视民如儿”(13)；这种民生思想还体现在富民思想，“国不自富，民足则富”（14）。在助朱元璋打天下时，主张“省敌”而争取民心的军事思想，也是为了民生的体现。刘基无论考虑政治问题还是考虑经济问题,其基本出发点都是民生.这种重民思想在刘基为政实践上为官清廉,执法严明,上奉公法,下爱百姓,典型表现为宁触犯权贵为民办实事。比如在元代为官江西高安县丞时，坚持正义为冤案平反而得罪蒙古人官员，时称刘青天；比如在明初作御史中臣时为明法纪，不畏权贵，而秉公斩首丞相李善长亲信李彬等等，无一不体现了刘基强烈的民本思想。3、刘基可贵精神之三是诚于自己、诚于事业、诚于社会的人文精神。刘基之所以成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人，既源于刘基非凡的才智，更源于其“诚于自己、诚于事业、诚于社会”的诚信品质。刘基“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15），凡其所学皆洞悉其要，这种才智从小就表现非凡，他的老师郑复初对他的父亲赞道“君祖德厚，此子必大君之门矣。”但在四库全书里检索出“于书无不窥”、自小就表现出非凡才智的人士就有7个，比如刘虞夔，“劉虞夔，字和宇，高平人，七嵗能文，十六魁選，十九登隆慶辛未進士，居翰院，於書無不窺，為文有倚馬之㨗”(16)，但多远远达不到刘基的高度，除了时势和环境相关联之外，刘基之所以能够达到“三不朽”之高度，最根本的就是来自内心的那份“诚心”，对自己的“忠诚”、对事业的“忠诚”，对社会的忠诚。是这份“诚心”，使刘基充分反思与肯定自我价值，及其执着追求；是这份“诚心”，使刘基“驾勇而行”，其仁智才得以充分发挥；是这份为民生之“诚心”，使其“德、功、学说”永垂不朽！刘基自我的追求、事业追求与社会奉献可谓是“三位一体”，其核心便是“关注民生、为民谋福，谋求救时之政”。《官箴》是刘基对自己为官准则的宣言,要求自己廉洁奉公,一心为民,”视民如儿”对于民要“式养式教”“我扶我持”,并且“德威并用”“德以进善,威以挫奸”“有顽弗迪,警之以威”，要求自己对君王和百姓诚心负责,“立事惟公,烛诈惟诚”.《官箴》是刘基早期作品，此后立身为政道路便以此为准则，因获时称“刘青天”之美名。当刘基一心为民的抱负无法得到施展时，退而著书立说，把自己救时之智慧凝聚在《郁离子》中，并在其《九难》篇里表明了自己的执着追求，刘基借“随阳公子”之口对自己诘难，问自己到底想追求什么，结果是雕梁画栋、美酒音色齐备的富豪、拥有奇珍异宝的商人、不以其道得来的既富且贵的高官、拥有十万兵马的将帅、或者是逍遥自在、不生不灭的仙道等等，但这一切都不是刘基所愿意追求的，刘基的真正追求体现在文章的最后：“愿与公子讲尧禹之道，论汤武之事，宪伊吕，师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时之政，明法度、肄礼乐，以待王者之兴。”（17）可见功名利禄、寻仙访道都不是刘基所追求的，他的追求是——“谋求救时之政”，关注民生、为民谋福。儒者往往“仕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而刘基在归隐期间同样具有兼济天下的抱负，可见其诚心为民之志何其坚笃。在元为官时，面对元朝廷多因循守旧、趋炎附势之辈，他坚持秉公办案、宁愿得罪权贵, 坚持公理、要求严惩方国珍等，不随波逐流,努力坚持自己的人格与追求,最后彻底离开元朝廷,走向反思,确定元朝如同将要倾塌的房子，已经到了无法修葺的地步。其后潜心著述《郁离子》，以寓言的形式表达了刘基经世治国的主张，从理论高度上刘基表达了自己心系天下、谋求救时之政的抱负。这既是对自己起起落落的人生的概括和总结，又向我们表达了其弃元佐明的根源与动机，也是其此后人生前进的方向。从中刘基一心为民的诚意可见一斑。刘基诚心诚意用他的智慧开启朱元璋霸主的心智，用他的谋略辅佐朱元璋成就统一之大业；用他的韬光养晦的智慧，既能让自己全身而终，更重要的是在明初建国中从人才选拔、军事、法律、文化建设无不凝聚着刘基才智和心血，从而更大程度的实现自己的价值。综上所述，不管是主动辞官，还是辅佐朱元璋打天下定天下，刘基都不是为了身外之物——名和利，而是怀揣着拳拳的拯世救民之心，一路经风雨、受挫折，艰难的走向自我，完成自我价值。也就是说，刘基的一生诚心诚意的做一回自我，看起来有流芳百世的丰功伟业，有传与后人不朽之文章，其实质都是完成自我的价值，做事是为了做人，忠诚于朱元璋实质是忠诚于自己，元朝留不住刘基，朱元璋又岂能拴得住？再看刘基功成之后不居功，拒高封，固辞相位，其真诚为人可见一斑。纵观刘基一生，是对自我执着追求的一生，体现出具有现代意义的人文精神（18），刘基所谓的完成自我即是完成“拯世救民，实现理想社会”之大我，把小我融入了社会，赢得了“诚意伯”“帝师”之美誉。其“诚”，故其志坚；其“诚”， 故其行决；其“诚”，故其智明；其“诚”， 故其言昌；其“诚”， 故成于事；其“诚”， 故信于人；因其“至诚”而受百姓敬仰，成了百姓心中神，所谓“至诚如神”是也（19）。其至诚做人做事的品质成就了刘基，成就了刘基之大德！4、刘基可贵精神之四是通晓天地人之性理，尊循人性物性，主张天地之盗的智性精神。刘基之至诚所以能明心见性，通晓人性物性，主张顺应人性物性，化育天下之万物，遏人盗,为天地之盗。刘基认为人盗天地是自然而然的，因为是人培养并改善着天地，“天生物以养人,……人能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育天地之物,则夺其诸物以自用也,亦弗过;不能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蚩蚩焉与物同行,而曰天地之生物以养我也，则其获罪于天地也大矣!”(20)人作为天地的君心,要使物、人得以生息,人类要有意识地促其生命力生生不息,随后人类本身之用也便不会穷尽。“天地之善生,而后能容焉,””天地之生愈滋,庶民之用愈足”要“逐其时而利其生……遏其人盗,而通其为天地之盗”(21)刘基进一步认为对社会也要遏其人盗而为天地之盗，“人盗”,“盗农夫”,是统治者对人民的劫掠,无穷无尽地榨取民财,百姓穷困,生产破坏,经济崩溃,必然导致政治的腐败,国家的衰亡。刘基说:“古人盗天地,利源不可穷,今人盗农夫,岁暮山泽空。”(22)“人盗”是对生息源头的扼杀。刘基提出明君一定要“遏其人盗,而通其为天地之盗”。所以治理国家要以民生为重,百姓的物力\财力\人力生生不息,国家才富足,主张天地之盗,便是让百姓得以生息.& & 刘基善盗天地思想还包含着善用自然资源、社会资源、人力资源,其中最重要包含了“培”的理念，要善于培育,增其物质、导其善端、培其人才。对物要”各随物产之宜……取其多而培其寡”(23)要知取知培;同理对人各种欲望要尊重“义而公,时而度,同其欲,不隐其情……聚其所欲,而勿施其所恶.”(24)；用人要随人性，引其所不能，“是故君子之使人,量能以任之,揣力而劳之;用其长而避其短,振其怠而提其蹶;教其所不知,而不以我之所知责之,引其所不能而不以我之所能尤之;悔之循循,出之申申,不震不暴,匪怒伊教.”(25)善“培”者总是择其善而导，“圣人立教,因其善端而道之,使之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侯以明之,拓以记之,格则承之雍之,否则威之.生之者天地父母,而成之者君师也.”(26)。这种善培善育“天地之盗”思想，体现了整个社会动态和谐的思想. 5、刘基可贵精神之五是学问博洽、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做学问者要明道以经世，学以致用。首先刘基本人是推行儒家学说的实践家，刘基是“于书无不窥”，博通经史的大家，但不拘泥书本学问，而是一个践行的大儒。他一生为人是儒家学说实践典范，他的身上体现了儒家所主张之“仁勇智信”。 其次在理论上他主张“学成而以措诸用”。曰：圣人作经以明道，非逞其文辞之美也，非所以夸耀于后世也。学者诵其言，求其义，必有以见于行。言之无不通也，验之于事，则偭然而背驰，揭揭然不周于宜，则虽有班、马、扬、韩之文，其于世之轻重何如耶？(27)［４７］ 夫学也者，学为圣人之道也，学成而以措诸用，故师行而弟子法之……今之学主以文墨为教，弟子上者华而鲜实，下者习字画以资刀笔官司，应酬廪粟之外，无他用心，其亦异乎予之所欲为者乎？(28)因此在选拔人才上他主张试用，“三代之取士也，必学而后入官，必试之事而能然后用之，不问其系族，惟其贤，不鄙其侧陋。”(29)于是在其担任弘文馆学士，并首任洪武三年八月京师乡试的主考官之时,他选拔人才的方式是:以四书五经命题考试读书人，但兼顾考核致用能力，专考试骑、射、书、算、律五事。《明史卷七十•选举二》记载：“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謂之制义，三年大比。……初设科举时，初场试义经二道，《四书》义一道；二场，论一道；三场，策一道。中式后十日，复以骑、射、书、算、律五事试之。后颁科举定式。”(30)明初科举规定以“四书”“五经”为考试的基本内容，其实是对王安石科举考试内容改革的继承和发展。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端士习”、“崇正学”，因此刘基参与制定的科考程式是要求录用通经致用的读书人。可见刘基要求学者博学而又务实的主张了。他的这些主张无疑是与其受永嘉学说熏染相关,或者说是与生俱来的瓯越大地务实文化直接体现。二、刘基精神与温州人精神共通之处及其对当代温州人的启迪何谓“温州人精神”？早在2000年蔡克骄、陈勰于《温州模式与温州人精神》文章里进行了关于“温州人精神面向未来的变革与重构(31)”的这一课题研究，并且综述了此前领导学者关于温州人精神种种提法，随后还有其他学者对此作出了很多很好的探讨，虽然表达各异，但意思上都比较接近。比如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曾将“温州人精神”概括为四句话：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不等不靠、依靠自己的自主精神；闯荡天下、四海为家的开拓精神；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创造精神(32)。如著名社会学家、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三访温州后，在《瞭望》周刊撰文阐述“温州人精神”，认为：“就是不甘落后，敢为天下先，冲破旧框框，闯出新路子，并且不断创新。(33) 如著名的经济学家董辅礽认为，温州模式最重要和最宝贵的地方在于它的基本精神，有三点：一是强烈的致富欲望和创业精神；二是不断追求、永不满足；三是异常勤劳，敢冒风险，勇闯天下，努力学习本领，善于适应环境。正如李强所说：“我觉得温州有很多优势，温州最大的优势是人，是温州人的敢闯、肯吃苦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观念。(34)概括起来说便是“不依不赖、敢闯敢创、务实致富”的精神。温州人精神形成有两方面主要原因，一是这里独特环境，另一就是永嘉学派文化进一步强化。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偏安一隅的独特地理环境，赋予了温州文化独特个性，黑格尔认为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也便是讲商业文化是植根于这一土壤上的本土文化，同时海造就了他们性格和心理：不依不赖，富于竞争、敢于开拓、追求功利、信仰自由（35）。再加上在此土壤上逐步形成的一种有别于传统儒家文化的区域文化———“永嘉学派”，它反对“重义轻利”、“重农轻商”的儒家观点，主张经世致用，提出“义利并重”，强调“工商皆本”。这种文化形成反过来又促进和引导温州文化进一步的发展，于是温州的区域文化中这种提倡功利、重商、富民的传统便成了温州文化特质，进而形成了温州人“不依不赖、敢闯敢创、务实致富”的精神。刘基作为瓯越之子，刘基精神与温州人精神存在共通之处：刘基的弃元佐明是一种勇毅的突破；一统天下、佐明成功则是创业之精神体现，可见，刘基的行谊与思想便是温州人敢闯敢创精神的典型代表之一；刘基的经世致用的务实主张，包括《郁离子》中诸多商人寓言故事，都与温州人义利并重、工商皆本、务实致富的精神高度一致。可见刘基精神与温州人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但刘基又有“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的一面，使刘基站到人类精神文化的高度，既继承了温州这块土地文化优势，同时刘基更多的是对其思索与突破，包括对整个中国经世治国修身之道的思索与突破，于是刘基便成为瓯越之子的佼佼者，并对殴越文化、对温州人精神是有了某种程度的超越，刘基精神这种超越对当代人温州人具有借鉴与启迪作用。刘基的经世务实思想是为民谋福利、超越功名利禄的，他务实是从民出发，非为一己之私利，把为民谋福利当作一项事业来经营,而且其做事业、做人都怀着一颗赤诚之心，其至诚情怀，使其明心见性，从而通晓人之性、物之性，主张天地之盗，从而化育天下。刘基超越功利之做事业之心以及至诚情怀,故能避其祸,成其大;在刘基看来,名与利是祸之”的”,正是朱元璋明了他这一“诚于己、诚于事业、诚于社会”之心，所以刘基能够避祸于多疑的朱元璋前，而有“诚意伯”之美名。这种超越名利、诚意为民而后成其大的事功思想，对于当代温州人走出现有模式应该有这样认识：欲大其事业，必先大其心，诚其意。《中庸》里道：唯天下至诚，为能尽起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36)。刘基的一生为人从业恰是对这句话最好注释，故能成为三不朽，可以与天、地并立，永垂不朽！值得一提的是，刘基经世思想对当代温州人民营经济的经营具有指导性意义，其中：以德胜力，吸引人才；制定制度，规范用人用事制度；调和诸将，精诚合作；是刘基所主张的经世谋略其中几点，这也是目前温州民营经济上规模上档次，促进温州模式经济走向完善，走向成熟的最为要紧的策略（37）。温州本土经济学家马津龙认为，温州人的冒险、创新等精神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但温州人精神需要被破解，需要赋予新的内涵。因为温州人精神是特定历史阶段一种有效的商业文化精神，不具备超越时代的永恒性。(38)而刘基则有儒者大家风范,刘基精神是具备超越时代的永恒性的。综上所述，刘基的精神与温州人精神是具有相承性，但刘基作为瓯越之子的佼佼者，对温州文化有了超越与突破。这种超越源于刘基“于书无不窥，博通经史”，站在中国文明的高度，对瓯越文化思索与突破，以及对整个中国文化思索与突破。其突破不仅在理论上，并且身体力行，从而形成了刘基可贵的精神。这些可贵的精神具有儒家精髓的大家风范,刘基精神无疑丰富了温州人精神内涵，对当代温州人如何超越现有温州模式，如何把成就自身与成就事业和谐统一一处，把小我与服务社会的大我和谐起来，具有深刻的启迪作用。 注：（1）陈胜华《从地理环境看刘基文化的瓯越根基》,《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 04期（2）周群&刘基儒学思想刍议&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 02期(3)俞美玉《论刘基的人文精神之体现——由《楚人养狙》说起》，《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 03期 (4)俞美玉《刘基三不朽之一：所立之功），《中国温州 国际刘基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9页。(5)林家骊. 刘基集[Z]，《郁离子•省敌之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34页。(6)林家骊. 刘基集[Z]，《大勇斋记（为张生作）》，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128页。(7)林家骊. 刘基集[Z]，二鬼，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280、281页。(8)林家骊. 刘基集[Z]，《郁离子•鲁班之五》，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8页。(9)刘基《得令字》，《诚意伯文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10）刘基《羮藿》，《诚意伯文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11)林家骊. 刘基集，附录《明史•刘基传》，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646页。(12) 林家骊. 刘基集[Z]，《郁离子•天道之五》，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41页。(13) 林家骊. 刘基集[Z]，《官箴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167页。(14) 刘基《拟连珠六十八首》，《诚意伯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15)明史一百二十八卷，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16)《山西通志》，卷一百三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17)林家骊. 刘基集[Z]，《郁离子•九难》，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62页。(18) 俞美玉《论刘基的人文精神之体现——由《楚人养狙》说起》，《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 03期。(19)《中庸辑略》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20)林家骊. 刘基集[Z]，《郁离子•天道之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40页。(21) 林家骊. 刘基集[Z]，《郁离子•天地之盗之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31页。(22) 刘基《北上感怀》，《诚意伯文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23) 林家骊. 刘基集[Z]，《郁离子•天地之盗之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31页。(24) 林家骊. 刘基集[Z]，《郁离子•天地之盗之四》，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31页。(25) 林家骊. 刘基集[Z]，《郁离子•麋虎之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54页。(26) 林家骊. 刘基集[Z]，《郁离子•公孙无人之三》，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46页。(27)刘基《送髙生序》，《诚意伯文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28)刘基《沙班子中興義塾詩序》，《诚意伯文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29) 林家骊. 刘基集[Z]，《郁离子•千里马之三》，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2页(30)《明史卷七十•选举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31）蔡克骄、陈勰《温州模式与温州人精神》，温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2月(32) 江中龙《睁眼细看“温州人精神”》，华人时刊 , 2004年 04期 (33) 陈俊贤《浅论温州人精神》，人民论坛& &2004年 01期(34)《温州升——温州市委书记李强访谈》：ww删除我w./a-6.htm(35) (37) 俞美玉《论刘基文化在温州文化建设中作用》，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36)《中庸分章》，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38)陈俊贤《浅论温州人精神》，人民论坛& &2004年 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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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要尽快走出“文化沙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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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立谁立谁。。。反正我买火车票没便宜。。无聊的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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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刘伯温的官德
& &前几天小莫扎特发表了一篇题为《市规划局要将牛皮大王刘基雕塑立在动车站站前广场，此举极不明智》的帖子（bb删除我/thread--1.html?_dsign=668dc13b），深感有些人对刘基及刘伯温文化认识很有些偏颇，在此发表本人的研究认识，以供参考。本人认为刘基文化具备丰富温州文化和提升温州文化的特质，是地域文化的典范。本人已发帖《市规划局将刘基雕塑立在动车站站前广场，是明智之举，必将助推温州文化品位的提升》——《刘基“三不朽”之一：所立之功》《论刘基与温州精神》二文（b删除我/thread--1.html?_dsign=ea9b564b） 论刘伯温的官德 摘要:从刘伯温为官事迹及其刘伯温关于为官之道言论的解读，认为刘基之官德的形成是建立在其对为官之道充分认识上的，并在实践中一以贯之。刘基秉持“诚”之质，诚是刘基最大的德，正因为刘基“诚于自己、诚于事业、诚于社会”三位一体的追求，对“关注民生、为民谋福，谋求救时之政”这一理想的核心追求，加上其博通经史，通“天地人”三才，才明心见性，明了万物之性理，才生发其“仁、智、勇、信、正、真”等品性，才形成他卓尔不凡的官德：正直公正，严于执法，不畏权贵，直言敢谏，公尔忘私，不图名利，爱民如子，有“刘青天”之美名。关键词：刘伯温&&为官之道&&官德 俞美玉(1969，2-)，浙江永康人，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刘基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研究方向：刘基文化、人文教育。 刘伯温为官事迹彰显其为官品行，其为官之道的言论则是廓清了刘伯温之所以与如此高尚官德内在原因，其事迹和为官之道、实践与理论高度互为印证、相得益彰，深刻表达了刘伯温为官之德。 一、& && && && & 刘伯温为官事迹及其品行<font color="#、&&刘伯温为官事迹之一览表：四落五起任职事迹品行（誉为刘青天）第一次起落：江西辞官26 — 32岁（）江西高安县丞、行省职官掾史1、作《官箴》以自勉；2、复查人命官司，为其翻案，得罪蒙古权贵；原审官被罢职，官司原告依仗蒙古权贵欲复仇。刘基由此被调任江西行省职官掾（yuan）史，因以谠直而闻名。——《行状》不畏权贵，为民伸冤第二次起落：建言招忌39 — 41岁（）浙江杭州儒学副提举1、儒学副提举，为行省考试官；2、鼓励兴办义塾义学3、建言监察御史失职事，托病辞职。正直建言第三次起落：忠心招祸42-43岁（）浙江台州浙东元帅府都事、杭州江浙行省都事1、参与庆元、台州、温州一带军事活动；2、建议招捕方国珍，被驳，43岁革职“羁管”绍兴。拒收贿赂第四次起落：平叛有功无名46-48岁（）浙江处州江浙行省都事、枢密院经历、江浙行省郎中1、在处州与石抹宜孙共谋括寇吴成七；2、与石抹宜孙守处州3、48岁，抑其军功为儒学副提举格授处州路总管府判，弃官而去4、48-50岁，隐居着《郁离子》。见谋见智；
见才显志第五次崛起：辅佐朱元璋 50-58岁（）参与军机，运筹帷幄1、献十八策，匡定一统天下之战略。2、辅弼灭陈，定王业之基 & & 1361年5月龙湾之战& & 1361年8月江州之战& & 1363年4月鄱阳湖大战3、安定东南，解后顾之忧，又开辟军需用地 4、辅助密谋征伐、统一宇内之策。见谋略 以仁治军55-57岁（）南京太史令受命卜地筑新宫，扩建南京城；
57-61岁（）南京太史院史、御史中丞、弘文馆学士 1、制定《戊申大统历》，确定历法；2、参与《大明律》草创，重法治，振明初纪纲 ，3、奏立军卫法，4、复兴科举5、晋封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护军、诚意伯6、奏斩中书省都事李彬，触忤李善长7、与朱元璋讨论宰相人选，以义理为权衡8、拒高封，固辞相位和俸禄8、向朱元璋进谏停建中都以及不可轻敌元残余势力王保保。不畏权贵，不徇私情，执法如山； 不计前嫌，大局为重，保李善长；看破名利； 直言相谏
&&2、对上述表格刘基为官几点说明：& &（1）刘基为官，一心为民，为官清正廉洁、严于执法、不畏权贵、敢于直谏、事君以忠诚。刘基初入仕途，在任高安县丞时，就有不畏权贵，为民伸冤的历史记载：“甫弱冠，举元进士，授江西高安县丞。以廉洁著名，发奸摘伏，不避强御，为政严而有惠，小民咸慈父戴之，而豪右数欲陷焉。时上下信其廉平，卒莫能害也”。在担任江浙行省都事时，建议招捕方国珍，拒收方国珍的贿赂。 这是在元朝为官时的表现。刘基在明代任御史中丞时，不畏权贵，不徇私情，执法如山，不惜得罪李善长而将亲信李彬正法。在朱元璋巡视汴梁期间，刘基和李善长留守南京。“令御史纠刻无所避，宿卫宦侍有过者，皆启皇太子置之法，人惮其严。中书省都事李彬坐贪纵抵罪，善长素昵之，请缓其狱。基不听，驰奏。报可。方祈雨，即斩之。由是与善长忤。”[就是对朱元璋刘基也敢直言相谏，朱元璋即皇帝位后在家乡凤阳建中都，刘基认为营建中都纯属炫耀帝王气派、劳民伤财之举，在回乡处理妻子的丧事之前向朱元璋进谏：“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王保保未可轻也。”王保保是元朝的残余势力的将帅，朱元璋却不听忠谏，一意孤行，导致定西失利。刘基事君以忠诚，朱元璋对此也颇为认同。当时，所有官曹将帅钻营肥已，谄谀之风盛行，缺乏诚信。1367年，朱元璋尝谓中书省臣曰：“古人祝颂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适视群下所进笺文，颂美之词过多，规戒之词未见，殊非古者君臣相告以诚其道。”而“（刘）基独抗议，不以利害。”刘基反对营建中都，论相不苟同君议，为民谋利不惜触发“帝怒”等史实，足见刘基事君以诚。为民申冤、仗义执言、义斩李彬、反对凤阳建都足见刘基的为官之德。（2）刘基为官，不图名利。刘基一生远离名利、看破名利，主要体现为三件典型事件上：一是最初陈友谅来犯的龙弯之战中，朱元璋用了刘基诱敌深入的破敌之策，大败陈友谅，便以战利品奖赏刘基，“以克敌赏赏基”[，刘基坚决不接受。二是朱元璋登上皇帝位，大封功臣时，刘基拒高封，固辞相位。同样是分封为“伯”这个爵位的还有汪广洋，但其俸禄为1000石，而刘基只有240石。三是刘基面对“谈洋事变”，面对胡惟庸的诬陷和朱元璋猜忌，持的是一种“忠臣去国，不洁其名”的态度，不为自己辩解一句，而是继续呆在朱元璋的眼皮底下，让其放心，也正是刘基的态度使朱元璋相信刘基的忠诚，从而在刘基去世之后，本是不世袭的“诚意伯”爵位而再封刘琏之子刘廌，且可以世袭，俸禄也从240石提高到500石。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成为君王后，同是不愿侍奉明成祖朱棣的有刘璟和方孝孺，他们同样都站在朱棣的对立面，同样都指责朱棣篡位，同样不惜一死，而明成祖朱棣对待两者截然不同，对待方孝孺是连诛十族，对待刘伯温之子刘璟，当其“自经”牢房里后却是不许连坐其家，让其儿子带回故里好生安葬，不再追究。在刘基看来,名与利是祸之“的”：“辞祸有道，辞其的而已”[，因刘基一心图事业，不图名利，一方面福泽百姓，另一方面故能避祸全其身，并惠其子孙，体现其诚信为事的智慧。（3）刘基论相，是其为官处事以义理为权衡的典范。刘基明知道李善长忌恨自己，但当朱元璋因事斥责丞相李善长时，刘基却为李善长说好话：“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李善长罢相后，朱元璋想让刘基的好朋友杨宪接任相位，刘基却说：“宪有相才而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已无与者也，宪则不然。”朱元璋提汪广洋，刘基认为比杨宪更褊浅。又问胡惟庸如何？他作了形象化的比喻，譬如驾车，深怕他会翻车。于是朱元璋说：没有比先生更好的人选了。刘基坦诚地说：“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惟明主悉心求之。”[足见刘基光明磊落，以义理为权衡，不徇私，一切为了国家利益。（3）治军以德服人，仁者无敌，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刘基的为官品性。刘基《郁离子·省敌篇》曰：“善战者省敌，不善战者益敌。省敌者昌，益敌者亡。”刘基这一思想也贯注在他的政治军事实践中。1360年强敌陈友谅压境，建康大震，太祖召刘基问计，基曰：“莫若倾府库，开至诚，以固士心。伏兵伺隙击之，取威制胜，以成王业，在此举也。”“太祖益决，上遂用公策，乘东风发，伏击之，斩获凡若干万。”到了鄱阳湖大战，终灭陈友谅。“友谅势益蹙，忿甚，尽杀所获将士，而太祖则悉还所俘，伤者傅以善药，且祭其亲戚诸将陈亡者”，做法迥异，结局也大不相同。在朱元璋即皇帝位后，刘基借朱元璋求雨时机进言安顿数万亡故士卒之家属及张士诚的降兵降将；朱元璋对待战俘用刘基之策略“开至诚”、“至仁”，仁义之师，所向无敌。（4）刘基四落五起非为官瘾大，为官两朝非为不忠君。刘基为官两朝，起起落落，一方面自然与刘伯温刚正不阿的性格息息相关，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刘基对自我追求和自我价值的肯定，从而执着追求于他的理想——谋求救时之政，经世治国，用儒者有用之学建立理想社会。刘基希望建立一个安康、和乐、有序的社会：“启迪天下蠢蠢氓，悉蹈礼义尊父师”，“履正直，屏邪欹，引顽器，入矩规”，“雍雍熙熙，不冻不饥，避刑远罪趋祥祺” [。于是刘基在元朝为官，希望能够施展自己抱负，重整修建在风雨中飘摇、面临将倾的这座元朝大厦，然而事与愿违，通过起起落落几次反复努力，元朝还是不能发挥刘伯温这一栋梁之才，刘基也终于在官僚生涯沉浮中明了了元朝之不可救是时势所趋，于是彻底与元朝决裂，但谋求救时之政、为民谋福的理想没有变，弃官隐居故里潜心著述《郁离子》，进行了谋求出路的探索，以寓言的形式表达了刘基经世治国的主张，同时《郁离子》也开出了治世之良方，关注民生思想贯穿于始终。这既是对自己起起落落的人生的概括和总结，又向我们传达了其弃元佐明的根源与动机，也是其此后人生前进的方向。刘基在书中最后《九难》篇里表明了自己的执着追求便是明证。刘基借“随阳公子”之口对自己诘难，问自己到底想追求什么，结果是雕梁画栋、美酒音色齐备的富豪、拥有奇珍异宝的商人、不以其道得来的既富且贵的高官、拥有十万兵马的将帅、或者是逍遥自在、不生不灭的仙道等等，都不是刘基所愿意追求的。那么刘基到底想追求什么，在文章最后说“愿与公子讲尧禹之道，论汤武之事，宪伊吕，师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时之政，明法度、肄礼乐，以待王者之兴。”可见功名利禄、寻仙访道都不是刘基所追求的，可见刘基起起落落的人生非为官瘾大，而是为了他的理想追求——“谋求救时之政”，关注民生，为民谋福，建立理想社会”。由上可以看出，刘基为官两朝根本动机也是源于其理想抱负，也非不忠君。刘基每为官之时，皆以民为念，不阿谀奉承，秉公执法，可以说是最实质的忠君之表达；当然刘基的忠君是围绕“以道事君”这一核心思想的，也是在为官生涯坎坷中逐渐升华而成。但刘基面临仕途困厄，朝中倾轧，屡屡忠而见弃的时候，自然对君臣关系重新思考，继承了先秦儒家“侍道不侍君”思想。所以关于刘基仕元佐明为官两朝，后世学者有把其比之为伊尹“就汤就桀”，非为功名非为俸禄，其出处行事都是为了救民，与道暗合。“窃谓文成出处似伊尹，其始仕元非为禄也，欲救民耳。知元不可为，遂幡然应明主之命，亦犹尹之先就桀而卒就汤耳”[。“刘文成一生出处行事亦无可疵，皆与道暗合，欲不谓之儒不得也，虽尝事元复事明，然其心事则一以救民为主，非爱功名也”[。而其它种种非议，是未能深入了解刘伯温。刘基以其不凡的德与才帮助朱元璋匡定天下，其为民为官事迹名垂竹帛，功标青史，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他一步步走向民间，走进百姓，赢得了百姓的爱戴与景仰，在民间的传说有三百多个，其中他为官为民的事迹演化为传说也不少，比较典型有《国师斩恶吏》、《严惩衙卒》、《刘青天》、《高安县判案》、《埋银造路》、《黄金路碑》、《讨皇封》、《章旦》、《百里坊》等。这些传说或有所依凭，由相类似或相关的史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