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性对于女权主义就是工作之于马克思主义」？ - 知乎105被浏览9426分享邀请回答3510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女权和男权本质一样吗？ - 知乎35被浏览8605分享邀请回答8657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国际关系】严双伍 巩辰：试论世界政治中的权力-基于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比较分析
作者分系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法学博士研究生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世界政治；政治权力
在世界政治情境中，对政治权力这一核心变量的重新解读，并不能完全依靠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来诠释，已有研究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目标，却也框定了理论效度，即仅限于解读国内政治，因而需要注入新的内涵。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来考察世界政治中的权力，可能拓宽理论框架的运用范围，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同时,也可能有益于适应世界政治的现实发展，揭示政治权力运行的内在矛盾、基本规律和权力分布现状等，从而也凸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持久生命力，既涉及性别政治，又观照世界政治的现实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诸如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结构、特定职业结构的产生以及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本质等进行了全面分析，从而有助于我们深入剖析和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尝试对无产阶级的生长和资产阶级的灭亡进行科学预测。同时，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社会分析和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那么，作为社会历史中的难以规避的性别议题，自然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得不予以分析解答的重要领域。何况反而观之，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女性在经济活动乃至家务劳动中的角色、作用等等，可以借助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概念进行深度剖析。
１７８９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是欧洲史乃至世界史上的里程碑，对欧洲社会经济文化等带来了巨大冲击，女性主义（Feminism），或曰女权主义，也是受法国大革命影响而产生的一大社会思潮。女性主义的发展，意味着人类社会开始迈向一个旨在实现性别平等的新时代，显然这一时代转变意义堪比母系时代向父系时代的过渡，在转变的过程中遭遇挑战的，自然是曾视为“天经地义”的父权制；伴随女性自身追求平等和权利的意识增强，女性主义运动不仅在实践当中推进，而且还上升到理论建构的高度，拓宽了与女性相关的学术思考，在这一进程中出于对女性在社会各个领域的经历、角色和利益进行考察的需要，并对性别压迫和不平等根源进行追问，各种形式的女性主义理论应运而生。女性主义标志着女性有意识研究自身的开端,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女性主义还尝试探索解放自己的可能性和具体路径。女性主义的核心议题在于讨论性别不平等以及男性主导地位形成之起因。
那么，问题在于，如何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又丰富有关性别议题的相关讨论？不少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女性主义的重要性至多也仍无法超越阶级分析，况且其局限性还可能分化工人阶级。这种观点希望将女性主义纳入阶级分析框架之下，而且马克思主义对资本权力的精彩论析，也自然使女性主义的光芒相形失色，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仍有待发展的性别政治分析之重要性，也因之受到遮蔽。可见，在为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行动指南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身发展亦不应陷入“性别盲区”（ｓｅｘ－ｂｌｉｎｄ）；反而观之，女性主义分析路径自身存在的局限性和女性政治实践发展可能面临的困境，也一度源于唯物史观的缺失。
显然，在世界政治情境下，现有的研究不论马克思主义还是女性主义，都有过多讨论。但是，大多是在割裂二者的情形下所作的孤立分析。就理论共性来看，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核心论述均围绕着权力及其分配（不公平）而展开，何况（政治）权力也是世界政治的核心变量。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所共有的一大理论品性，在于二者都批判性地看待世界、斗争矛头都直指资本主义社会、都主张社会变革以改变不平等。可见，我们可以结合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来分析世界政治中的权力。
1相关研究述评
诚如恩格斯在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言，“根据唯物主义，历史的决定因素在于生产和再生产。一方面，对于生存所必需品的生产（包括食物、衣着、住所的生产以及生产这些必需品所用的工具）；另一方面，人类自身的生产，即人类的繁衍。社会组织由人在特定历史时期下的这两种生产所决定。”也就是说，女性需要从家务劳动当中解放出来，即回到公共生活和劳动领域，并且消除资本主义的剥削（包括对男女双方的剥削），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如此才有可能实现女性的解放。
具体到“世界政治”，马克思主义对世界政治的深刻论析，散见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对他们所处特定历史时空的一些精彩论述之中，如马克思的《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经典文献。这些论著对１８至１９世纪，乃至２０世纪的国际关系进行了外交史、政治学和经济学上的综合解读，如今读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大国行为的根源追踪，理论与实践分析紧密结合，其深刻洞见性相比所谓地缘政治理论和均势理论等，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与本文所选主题紧密相关的已有研究，还主要体现在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实践上，这方面的国外研究汗牛充栋,国内研究也处在快速起步阶段。比如，女性主义研究方面的国内权威——“北李南胡”，即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李英桃教授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胡传荣教授，两位学者基本代表了女性主义研究方面的国内最高研究水准，在引介女性主义理论流派并将其嵌入世界政治研究视野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她们在对国别个案、区域问题乃至国际和平这一宏大主题的讨论上，系统引介和运用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并思考相关的女性政治活动与实践，甚至尝试在社会性别分析中切入中国视角。之所以必须首先肯定国内学界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引介，主要是因为在某种理论（包括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诸如译作、书评等的确为我们了解国外原创理论打开了一扇窗。随后，国内学界往往可能有意或无意地开启两种理论研究进路：其一，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西方理论的既有框架来分析带有“普适性”的议题，如女性参政议政、和平与安全等；其二，将西方理论付诸中国实践，并努力构建本土的、中国化的理论。
近年来，与世界政治的变迁相同步，女性主义国际政治学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一方面女性主义国际政治学似乎仍从属于政治学，另一方面女性主义也位列有关全球化的跨学科叙事当中。可以说，兴起于２０世纪末对现实主义尤其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浪潮，女性主义研究如今已开始呈现多样化发展，包括不同的理论路径、经验分析和研究方法，并大致分流为三大领域，即女性主义安全研究、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女性主义全球治理。其中，以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为例，认为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与市场”互动以及公／私二元划分忽略了女性所创造（如无偿家务劳动）的价值，必须将性别议题纳入全球化和发展研究，并重新思考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至于女性主义的中国本土化理论讨论，则将性别视角引入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的考察,形成了一些与女性主义理论反思色彩颇为贴近的学术共识：第一，作为以:violent revolution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当代中国以其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和组织力著称，女性从来不是以自身的角色和身份被安置在革命序列中，妇女运动也从来不是以单纯的妇女解放口号为唯一的目标，那么女性显然是“依附于”且被整合进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实践；第二，女性走出家庭而参加公共劳动，实际上仍然不过是国家的劳动力“蓄水池”或曰工具“征用”，女性的主体感和尊严感，是一种被建构之物，因而走向社会、走向公共空间仍然可能落入父权制陷阱；第三，“男女平等”与“妇女解放”显然是两个不同概念，并不能等同对待。也就是说，当代中国女性所遭遇的现实与文化困境似乎是一种逻辑的谬误，一个颇为荒诞的怪圈与悖论：一个在五四以后艰难浮出历史地表的性别，却在她们终于和男人共同拥有了辽阔的天空和伸延的地平线之后，失落了其确认、表达或质疑自己性别的权利与可能；当她们作为解放的妇女而加入历史进程的同时，其作为一个性别的群体却再度悄然地失落于历史的视域之外；中国女性主义理论的实践介入，却迥异于非社会主义国家，不是以男女平等而是以对性别差异的强调为开端，其直接的对话对象，无疑是建构在阶级论基础上的、否认性别差异的社会结构。
国内外相关研究仍构成本文的研究基础。因此，需要在世界政治的性别话语中嵌入马克思主义分析，以确保女性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同时，性别观照也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2political power、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
在复杂的世界政治情境当中，联合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分析，可以为我们全面揭示复杂的世界政治图景、认清世界政治的现实提供思想武器和理论工具。political power是世界政治的核心变量，对political power的一般界定往往受到西方政治哲学和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的影响，因之带有深刻的不平等、霸权和男权象征色彩。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分别建立在对political power再认识的基础上，并相应对political power的载体、目标和话语进行了深刻反思，进而重构political power的内涵、认知和目标。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对世界政治中的权力这一参考系的共同“解构”式反思，以及“破旧立新”式重构，为我们全面理解和认知世界政治现实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然而，有关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联姻”尚且存在争议，争论无非聚焦于“二者该不该联合？”这一问题。一些女性主义者反对这种联合，并把现有的“联姻”（如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称之为“不幸的联姻”认为所谓联姻的依据是历史唯物主义，这忽略了父权制对妇女的压迫；“不幸”的表现在于“将妇女受压迫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单纯的补充”、“联姻过程中存在程度不同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性别化’改造的倾向（这可能在理论出发点或理论观点上偏离甚至歪曲马克思主义）”、“所进行的意识形态修补过程中参杂了不少后现代主义话语（这可能颠覆经典的唯物主义或在political power讨论中淡化女性受迫害等问题）”。于是，海迪·哈特曼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仍忽略了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的现实，因此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主张必须与阶级分析相结合对父权制提出进一步的批判，并尝试在公共领域讨论性别分工问题，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
无论是在政治学，还是国际关系学当中，political power始终都是一个出现频度较高的重要概念，借助这一概念，不仅可以用于政治系统分析，而且还可能进一步助益于理解广义上的政治学（比较政治、世界政治）命题。
１．political power的一般界定。
一般来说，倘若某个政治行为体具有让其他行为体不得不服从自己的能力，这种能力就可以称为political power，political power施动者的利益目标亦有望借助political power而得以实现。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抑或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们的思维当中都传达了一种这样的信念，即权力有可能推动既定目标的实现，哪怕权力主体／载体追逐该目标时遭遇社会关系中的重重阻力。应当承认，有关political power的界定，始终都面临着争议，但无论是在国际关系学、政治学、社会学还是其他社会科学领域，political power都不可或缺。
从词源上不难发现，political power这一术语当中的核心词汇是“权力”，米歇尔·福柯认为权力是一种控制关系（ｐｏｗｅｒ－ｏｖ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这种控制关系不仅指涉“控制”本身，还强调权力的链条或系统———如斗争（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对抗（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ｓ）、变革（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ｓ）、强化（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ｓ）或逆转（ｒｅｖｅｒｓｅｓ）等“关系过程”方面的内容。其中，权力的“关系过程”似乎显得更为重要，因为这种动态的过程往往再造／强化了权力结构本身，并使权力凸显政治性。
或许出自理论抽象的需要，又或者源自各学科领域不同的研究偏好和假设前提，political power的概念和界定自然也众说纷纭，其原有的经典的政治哲学意蕴和社会文化内涵,也总避免不了遭遇批判和质疑。如此一来，political power似乎也成了一个既“信手拈来”又“随意填充”的模糊概念。不过，基本可以确定的是，political power的载体和施动者往往是国家，从而由国家所派生出来的political power思考，基本也足以满足国内政治（political power的内向流动）和国际政治（political power的外向拓展）对political power的想象。本文从世界政治的宽广情境考察political power，事实上也涵盖了这两大领域，即囊括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互交织、彼此互动的客观事实，下文将重点讨论的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正是从各自理论逻辑和视角出发，对political power进行了深层剖析。
２．马克思主义对political power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对political power的认识，深刻地揭示了political power的科学内涵、特性和构成要素。
有关political power的科学内涵，如果单纯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来看，political power对于经济利益来说，只具有工具性意义，亦即political power旨在推动经济利益的实现。考虑到political power主体与political power客体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剥削社会中阶级对立，带有剥削性质的political power往往以全社会的名义来行使，变成私有权力。
有关political power的特性，即使是在人类社会初始阶段，political power都具有至高地位，使得个体的人不得不屈从于这种权力。到了阶级社会，“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而且，恩格斯还认识到了political power具有能动性，即political power对经济发展可能具有推动作用或者阻碍作用，要么使得经济发展实现飞速增长，要么损毁经济本身。
根据马克思主义尤其唯物史观，不难理解political power的构成要素，客观上应至少包括生产资料、物质财富、暴力、自然资源、地理条件、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等方面。其中，权力的构成成分不仅包括人（如警察），还包括各种国家机关（如监狱）。
３．女性主义对political power的认识。
如前所述对political power的一般界定当中，强调了political power的“控制”色彩和“关系”过程。那么，对于女性主义而言,无论哪种流派,都将性别这一变量加入到对political power的考察当中，亦即性别与political power原有的属性（如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之间存在互构，并且赋予男性和女性的意义各不相同。在女性主义者看来，主流理论所强调的高级政治议题当中往往忽略了女性的作用，而就女性个体经历而言甚至都能极大影响国家体系的运转。
遗憾的是，高级政治中的核心议题，比如战争与冲突，其巨大的代价往往由女性来承担，战时波黑和刚果等地对妇女的迫害现象严重，更遑论常规战争９０％伤亡数据都由妇女构成。鉴于此,主流理论所珍视的political power意义和价值，难免遭到女性主义的质疑和批判，political power应当意识到女性的重要性，而非固化男权价值，既然现有的所谓公共私人、国内国际等二元分类都是建立在男权价值基础之上并通过political power来夯实，那么political power这一重要媒介就必须被解构，对political power的再认识和重新界定也相应提上议程。
我们知道，具体到国际关系学当中的经典和主流理论，则包括古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代表人物分别是汉斯·摩根索和肯尼思·沃尔兹，二者的代表作分别是《国家间政治》和《国际政治理论》。而且,不论是摩根索还是沃尔兹，都将political power视为世界政治的核心变量（《国家间政治》的副标题甚至就是“权力斗争与和平”），主要差别似乎仅在于究竟将权力视为国际行为的结果还是原因。只不过，两位现实主义大师所讨论的political power其实仍为男性专属，因为女性很难或者说很少能够占有权力；至于“无政府状态”这一看起来似乎极为“客观”的前提假定，也不过是一种为父权制摇旗呐喊的怪诞托辞，从而以谎言的形式来维系男权制度和秩序。
因此，需要对political power进行再认识，就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理论视角而言，主要体现在对political power的反思和重构这两大方面：对political power的反思，为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提供了联合契机；对political power的重构，则为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提供了联合进路。换言之，正是建立在对political power进行反思与重构的共有批判性话语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存在某种联合的可能。而且，通过下文论证我们还将看到，这种联合并非简单地将两种理论视角加以比较或“拼凑”，而是希望通过对political power这一世界政治中的核心变量进行再认识，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议程，汲取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正能量，克服女性主义的不足,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3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对political power的反思　　　
１．马克思主义对political power的反思。
马克思主义对political power的反思，是以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全面展开的,主要体现在political power的载体、目标、话语等方面。
首先，反思political power的载体。从历史发展的逻辑演绎来看，political power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起初是以公共权力表现形式如氏族单位为载体的。进而，political power的载体由氏族发展到国家这一过程中，利益冲突和对抗无可避免，恩格斯认为，“国家是以一种与全体固定成员相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为前提的……”；列宁也指出“如果没有一种似乎驾于社会之上并一定程度脱离社会的‘权力’，它便无法存在”。可见，就political power的载体而言，它与某种有组织的暴力紧密相关，而且这种权力的表现与关系过程总是难以避免充满着冲突色彩。
其次，反思political power的目标。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这是political power的本质目标。可见，利益是political power的目标，为了实现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必须占有、控制和维系政权。鉴于此，不论是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还是马列主义与机会主义的较量中，都应当努力“掌权”，才有望打破资产阶级的统治、瓦解机会主义投机谋利的可能性。而且，在社会主义国家，political power的载体最终归属于人民，因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再次，反思political power的话语。对于当时世界政治正处于欧洲革命的历史背景而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political power的反思，表现在对其剥削性的洞察上。如此一来，political power的逐利性决定了其捍卫的是统治阶级的话语，包括意识形态工具、法律、政治思想等，无一例外是代表着主导地位的统治阶级话语及利益诉求，而且political power话语的传播仍是通过国家机器这一载体来实现的。
２．女性主义对political power的反思。
与马克思主义对political power的反思相类似，女性主义对世界政治中的权力的反思，主要也体现在political power的载体、目标、话语等方面，通过对这些内容的批评，女性主义得以对political power进行再认识，并为political power的重构提供必要的观念基础。
首先，反思political power的载体——国家（ｔｈｅｓｔａｔｅ）。因为political power的载体主要由国家来承担，故而女性主义首先对国家这一载体进行了深刻反思，且认为自西方政治思想史对公私分离的讨论以来，国家的道德标准和角色意义往往通过男性公民（ｃｉｔｉｚｅｎ）的政治活动来加以实践；女性的意义在国家的运行和公民身份政治过程中都被极度弱化、淡化，妻子和母亲对于国家延续的重要意义也可能同样被漠视；国家的政治行为当中也充满着性别歧视，且还以立法和法律的形式，使带有性别歧视的“既定事实”获得合法性并加以延续。
其次，反思political power的目标。在女性主义看来，主流理论尤其现实主义所追逐的political power目标,往往过多强调军事和安全，亦即政治哲学传统有关political power界定的“控制”色彩。事实上，权力不仅表现为“控制”，还可能存在“共享”，而女性主义则对权力的共享更为看重，即强调全新的合作权力观。就２１世纪以来的世界政治现实而言,传统的政治哲学和主流理论对political power目标的界定显然已经无法诠释转变中的安全意义，如上提到的political power的载体即国家的身份其实也在经历重塑。换言之，从理论发展及其现实实践之间的联系来看，political power的目标，尤其有关安全的意义评估，也的确需要依据转变中的世界政治现实进行再思考。
再次，反思political power的话语。political power的运行和动态延续，往往离不开其话语基础。一定程度上，正是关乎political power的话语和文本叙事，使得political power的关系结构和社会秩序得以延续。那么，从语言学上来看，现有的分类在女性主义看来都是具有明显局限性的，因为其话语基础往往指涉的都是男权价值或父权制意义，所谓的等级、霸权话语政治无非是加剧了性别不平等和压迫。鉴于此，political power的话语，尤其性别间不平等的话语权状况引发了来自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等流派的激烈批评。
通过比较分析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对political power的载体、目标和话语进行了深刻反思。这其中的论证逻辑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但也存在联合契机。也就是说,结合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理论,可能为反思political power的内涵提供一个较为完整的分析思路，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和认知political power。
总起来看，结合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有望更为全面地认识political power的本质。如果说，女性主义为我们揭示了political power所带有性别压迫和偏见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则为我们更进一步分析这种压迫和偏见所赖以存续的经济社会根源提供了思想武器。就世界政治中的权力而言，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对political power的深刻洞见，同时批判借鉴女性主义从性别话语上对political power所进行的反思，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当前变化中的世界政治及其权力现状。
4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对political power的重构
１．马克思主义对political power的重构。
马克思主义对political power的重构，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批判继承了政治哲学传统中的合理内核，并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论。
political power的内涵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出于社会公共生活和公共利益的需要，公共权力应运而生，且这种公共权力本质上体现了社会公共意志；价值追求应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而存在；价值取向,其重要表现在于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坚持；要努力实现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平衡，就必须要以权利来限制权力，并通过保障公民权利的方式来实现。
有关political power的认知和目标，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尤其国家理论，较为强调political power的阶级性和对抗性。而且，人类社会发展演绎自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以来，political power的这种为少数人统治所占有的工具色彩始终无以淡化，其目标自然也是维系剥削阶级的利益。可见，political power的载体,即无论奴隶制国家、封建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无外乎都充当了剥削阶级的统治工具。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对于这些political power“劣根性”的克服，自然是希望通过包括社会变革手段，打破剥削阶级的political power链条，瓦解剥削制度赖以维系的国家机器，从而构建真正意义上的、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服务的political power。换言之，无论是political power的内涵，还是political power的认知和目标，不在乎这种运行的方式路径或曰手段的差异，而在于political power为谁所掌控、为谁服务。显然，马克思主义对political power的重构，具有时代发展和历史进步意义。
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有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新型制度体系之构想，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理论，进而，中国逐步建构的CP执政体系，形成了“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控”的马克思主义political power。
２．女性主义对political power的重构。
基于前文所述对political power的反思，女性主义主要从资源、支配、授权等路径尝试对political power进行重构，并直接指向political power的内涵、认知和目标等。
其一，重构political power的内涵。女性主义对political power内涵的重构，与古典现实主义political power观之间可谓“针锋相对”，尤其对摩根索的政治现实主义六原则进行逐一批驳，从而在political power的内涵中体现女性政治地位和性别平等观念，直接挑战主流理论的political power观（见表１）。这里，女性主义重构political power的内涵，有可能颠覆长久以来似乎“不言自明”的一个偏见／思维惯性，即认为相比男性，女性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事实上，重构的“political power”内涵，说明女性和男性的政治议题关注范围并不相同，但不能因此而武断地下结论认为女性缺乏政治参与热情。
其二，重构political power的认知。由于冷战的终结，原有的历史、启蒙和正义的意义被放大，女性主义对political power认知的重构，体现在对“世界政治”的倡导和理解基础之上，认为这样的表述优于“国际政治”范畴，更能反映冷战后以来的世界现实。而且，国际政治学之所谓经典的层次分析，即“人、国家、国际体系”这三大意象划分在女性主义看来也是有缺陷的，显然世界政治的现实认知并不局限于这些层次或单一层次。如果说世界政治研究正是建立在对权力非对称关系的认知基础上，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理论亦在此基础上持久生长，那么必须承认这一“political power”传统影响到了性别和女性主义研究的发展——毕竟从认识论上来讲，男性和女性在身份、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等各方面也存在着这种类似的“权力”非对称关系；作为分析视角的女性主义，通过重构political power的认知，将诸如人的安全等容易被忽视的因素纳入对外政策和决策考量，有望以更为审慎的态度面对世界政治现实。对于女性主义者而言，性别角色绝非世界政治的子集，而应当是本质所在，存在于世界政治的方方面面。换句话说，女性主义理论为我们拓展了研究视野，开启了新的研究理路，并致力于影响人们的生活，或者反过来，为人们的生活所塑造。
其三，重构political power的目标。在女性主义看来，主流理论对political power的目标追逐往往以传统安全为对象，这不符合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形势发展。何况，非传统安全风险抬升,例如环境问题，女性主义认为在这一非传统安全领域不能无视女性的作用，否则全球环境治理的成效将大打折扣，因为“女性比男性更亲近于自然”。需要指出的是，女性主义理论并非仅仅关注女性。事实上，男性同样受到性别政治的影响，女性主义者时常将世界政治描绘为男性王国专属领地，但必须承认这种领地通常仅为少数男性精英群体所掌控。而且，我们还应当尝试着去了解，究竟世界政治的哪些领域和议题对某些群体（包括男性）存在歧视或敌意？例如，战时的男性，不论他们是战士还是平民，都极有可能沦为暴力攻击的直接目标。可见，女性主义研究的最新进展，已经开始尝试更为全面、包容地思考性别角色和世界政治议题，同时不少男性学者也加入到女性主义理论研究阵营当中，从事性别话语政治和女性主义研究。
可见，重构political power，为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提供了某种联合的具体路径。在对political power的内涵、认知与目标等维度的共同解构与重构过程当中，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存在“共同语言”。不过，这种联合，仍然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方可能克服女性主义视角单纯强调社会性别分析的局限性。换言之，世界政治的具体议题方面而言，女性主义可能为重构political power并导向更为公正的权力关系过程而提供性别视镜，但在更为深远和更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角度来看,需要在比较政治和历史等“国别”意义上进一步探索人的价值，这方面的路径，只能通过马克思主义的political power实践（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实现。
5结语和启示
political power是某个政治行为体所具有的让其他行为体不得不服从自己的能力。有关political power的界定，不论是西方政治哲学传统，还是国际关系理论，都明显带有男权色彩和性别歧视。那么，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反思political power的载体、目标和话语，重构political power的内涵、认知和目标，这种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对世界政治中的权力所进行的联合考察，不妨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political power女性主义。通过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理论，political power的本质（阶级、历史、性别意义）得以完整还原，如此一来，有助于我们全面地、审慎地理解和认知世界政治现实的复杂图景。
此外，从political power的主体、目标、权力作用方式和权力分布等方面来看，世界政治的权力构成状况发生了新变化。不仅提升了女性对political power的参与，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凸显，因之也使得国际政治迈向世界政治——“超越威斯特伐利亚”的迹象成了冷战后世界political power新常态。也就是说,女性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再加上其他如区域国家（这方面以超国家性的欧盟为典范）和全球公民社会等形式，这些都使得political power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political power目标的新变化，则体现在非传统安全议题的重要性抬升，包括恐怖主义和气候环境问题等等议题导向，这些可能与political power的传统安全目标如军事冲突和战争等等形成相互交织，从而使得political power的目标相应复杂化；political power的作用方式新变化，即作用方式由单一转向多维——不仅包含硬权力,还涉及软权力和巧实力,political power分布新变化，则明显表现为权力的流散态势，即这种权力分布不再如冷战两极集团政治对立那般主导人们的认知观，而相反所谓“霸权更迭”、“霸权式微”、“霸权之后”等焦虑和聒噪，其实恰恰反映了权力分布一再处于动态的流散状态中，可能不再局限于流向旧有的权力中心。
言而总之，世界政治的权力构成现状，可以说是一种仍处于演化中的political power变化进程。在这种背景或曰叙事情境下的女性主义,具有应然意义（表达女性话语权）并取得了些许实然效果（以实践推动社会性别平等）。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对political power的反思与重构，具有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既对政治哲学和国际关系理论传统构成了挑战，又为我们迈向一个更为和平、公正和具有包容性的世界政治远景提供了有益启发。（原文标题：试论世界政治中的权力——基于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比较分析；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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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平台观点
文章来源：《教学与研究》2017年07期；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号平台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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