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理论--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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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我们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对于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以鲜明的观点、深入的分析、生动的事例、透彻的说理，全面准确地对上述六个方面的重大问题作出回答，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说服力，是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辅助材料。
解答六个“为什么”
　　在召开的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中央领导同志明确要求紧密联系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深入回答六个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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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中央宣传文化系统各单位：　　为扎实推动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帮助广大干部群众深入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编写了《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以下简称《六个“为什么”》）。《六个“为什么”》紧密联系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紧密联系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以鲜明的观点、深入的分析、生动的事例、透彻的说理，全面准确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六个重大问题，是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读物。
　　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国际上一些人断言“马克思主义终结了”、“社会主义失败了”；国内也有一些人产生了“中国的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的困惑。面对种种蛊惑和疑虑，邓小平同志坚定地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近20年过去了，当我们重温这些论断时，由衷感到是多么正确！历经时代的洗礼，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旗不仅不倒，而且更加光彩夺目！中国人民从实践中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引领我们前进的旗帜，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指导。
　　今年，新中国将迎来她的60华诞。60年前，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毛泽东同志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多少人热泪盈眶，热血沸腾……人们为新中国而欢呼，为必将到来的社会主义新时代而祝福！60年弹指一挥间，中国人民经历了艰辛的起步，也经历了成功和曲折，更是经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年代，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创造了人间奇迹，用铁一样的事实向全世界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日，来自全国各地的2949名人大代表，步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出席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代表13亿中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至此，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在风雨中走过了55个春秋。55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充分体现人民意志、反映人民意愿、保障人民权益、推进民主法制、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告诉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才能切实保证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
　　中国有句古语“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非常形象地说明，做任何事都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盲目照抄照搬别人的做法。近年来，一些人无视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否定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认为只有西方多党制才是民主的，提出中国应该实行西方的政党制度。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所有制改革问题，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争议、分歧都同深化所有制改革有关。一些人认为，中国改革的方向应该是私有化，鼓吹私有化是“人间正道”；还有人说，中国改革方向错了，主要是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减少了，国有经济削弱了，主张回到以前的经济体制。这两种观点都不符合实际，都是错误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不能搞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这是促进我国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体制基础
　　1978年，当中国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时，美国《时代》杂志曾经质疑说:“他们的目标几乎不可能按期实现，甚至不可能实现。”2008年，中国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时代》杂志又发表文章说:“当奥运会主火炬点燃时，世界见证了一个确凿无误的事实。中国回来了――在荣誉的光环下。”回望历史，我们由衷地感叹，这荣誉凝结着多少中国人的汗水和心血，它印证了一个翻天覆地的伟大变革时代！30多年的改革开放，犹如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构筑了人类发展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历经曲折与辉煌的中国人民深深认识到：改革开放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决不能走回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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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cn. all rights转载：对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争议
顾骧记得，1983年的深秋特别冷。
　　三年前，顾骧从中国文联调到中宣部，但正式任命一直没有下来。赋闲的他成了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忘年交，实际上承担着周扬秘书的工作，帮他起草文件、文章等。
　　1983年10月，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开始。
　　随着周扬受到批判，顾骧也坐上了冷板凳。不过，他仍然需要每天去西单附近的办公室点卯。
　　中午午休的时候，他总是从办公室出来，过一条马路，走上十来分钟，到已退居二线、时任中宣部顾问的周扬的家里去看他。
　　平素里爱聊天的周扬，这一段时间判若两人，非常沉默。“我能感觉到，周扬整个身心都在受摧残，十分痛苦。”顾骧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让顾骧和周扬同病相怜的，就是1983年3月周扬在纪念马克思去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所作的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著名报告。
　　还是要谈一谈“异化”
　　1983年2月，春节刚过，在北京过节的顾骧接到了周扬从天津打来的电话。几乎在同一时间接到电话的，还有在北京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在上海的大百科全书上海分社负责人王元化。
　　1983年是马克思去世100周年，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纪念大会，由胡耀邦作报告。同时，再召开一个学术讨论会，推举理论权威周扬作主题报告。
　　“中宣部原本要找人帮周扬写发言稿，但周扬不同意，自己挑选了我们三人。其实，按照过去的做法，周扬完全可以让秘书代笔，写一篇应景的文章。但他是真心想总结这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所走过的路，看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顾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写作班子住进天津迎宾馆，开始了全封闭的写作。四人共同商定了发言稿的结构，分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要重视认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和“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四个部分。其中，第四部分是重点。
　　顾骧记得，80年代初，针对“人道主义”是否违背马克思主义，刚刚恢复元气的学术界和理论界展开了多次讨论。1980年9月，周扬曾应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之约，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提出，过去把人道主义一概当作修正主义批判，这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人道主义的。
　　这一次，周扬打算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这样一个更为正式的场合，再次谈一谈这个问题。“周扬过去也批人道主义，也做过一些错误的事情。他相当于在反思自己，做自我解剖，成为先驱者。”顾骧说。
　　期间，王若水因家事临时赶回北京，写发言稿的任务就落在了顾骧和王元化身上。顾骧负责一、四部分，王元化负责二、三部分。
　　写稿前，顾骧特意提醒周扬：“乔木同志对人道主义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周扬不以为然：“有不同意见还是可以讨论的嘛！”
　　顾骧以周扬在中央党校的发言稿为基础，写就了第四部分，交给周扬。周扬看完稿子后郑重提出，还是要谈一谈“异化”。
　　顾骧对“异化”这个名词并不陌生。1959年，他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马克思的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必看书目。在1956年出版的该书中译本中，他第一次接触到了“异化”这个词。
　　“异化这个词很难解释。王若水有一个解释，通俗易懂，就是‘蚕吐丝’。丝是自己吐的，变成蚕蛹包住了自己，这就是异化。在发展过程中，自己把自己变成了对立面。”顾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周扬在中央党校的那次演讲中也提出，要通过改革，克服各个领域的“异化”现象，实现人的物质和精神的全面解放。但这一次，他十分谨慎。他告诉顾骧，自己前一晚翻来覆去没有睡好，一直在犹豫，是否要提“异化”。顾骧有点奇怪，在他看来，异化问题虽然很前沿，但终究是一个学术问题，何需这么瞻前顾后呢？
　　不过顾骧也有自己的担心，怕自己对此没有专门的研究，写作时会“露怯”。他找来厚厚一沓资料，每天恶补，最后又将王若水请来斟酌、修改。这一章的题目也改为了“人道主义和异化”。
　　修改了近一个月之后，在大会前一天，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最终定稿，在《人民日报》的印刷厂排印出来。
　　批判从“人道主义”转向“异化”
　　日，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召开。周扬请一名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代读了这份报告。报告在最后谈道：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当不害怕承认现实。承认有异化，才能克服异化。自然，社会主义的异化，同资本主义的异化是根本不同的。其次，我们也是完全能够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来克服异化的。异化的根源并不在社会主义制度，而在我们的体制上和其他方面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就是克服思想上的异化。现在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及不久将进行的整党，就是为了克服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异化。
　　报告读完后，全场掌声雷动。
　　当天下午，周扬告诉顾骧，报告将会在《人民日报》全文刊发，他已经将清样呈送了胡耀邦，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和主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三人审看。
　　意外的是，会议第二天，胡乔木下令，休会两天。
　　3月10日，胡乔木来到周扬家中，讨论这篇报告。据在场的王若水回忆，胡乔木自始至终没有正面批评周扬，只是说讲话在有些问题上还不够完整、不够清楚。
　　12日，会议继续。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等单位的四名学者先后发言，对周扬的报告提出了不同意见。
　　顾骧听周扬说，会议期间，胡耀邦的批示下来了。他圈阅了这份报告，没有做其他批示。胡乔木和贺敬之都没有圈阅或批示。
　　16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全文刊发了周扬的这篇讲稿。之前，王若水曾和总编辑秦川商量，既然上头没有明确要求修改，就可以尊重周扬的原意，因此决定，原文刊发。
　　事态就此急转直下。
　　20日，中宣部向中央呈送了《中宣部关于人民日报擅自全文发表周扬同志长篇讲话的情况和处理意见》。
　　据顾骧回忆，处理意见有三个要点：第一，《人民日报》应该刊发对于人道主义的其他看法，不应只发表周扬的讲稿；第二，将王若水调离《人民日报》；第三，周扬不听胡乔木的意见，不对文章进行修改，在重大问题上“不负责、不严肃”，应“有所认识，表示正确的态度”。
　　之前，对于周扬报告的不同意见都集中在“人道主义”方面。从4月开始，焦点逐渐转向“异化论”。
　　原先，胡乔木等人对“异化论”理论不熟悉，在查资料的过程中，一个名字浮现了出来：德热拉斯。德热拉斯是南斯拉夫共产党元老级人物，曾被视为
“修正主义分子”。他在《新阶级》一书中首先提出了“异化”的概念，称“共产主义革命是以消灭阶级为号召，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
　　直到这时，顾骧才了解周扬那个晚上为何辗转反侧。“他一定知道德热拉斯，知道如果异化论和德热拉斯联系起来，这个事情就麻烦了。”
　　4月之后，对周扬报告的批判升级了。
　　10月，十二届二中全会根据十二大的部署，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后来又加上了“不搞精神污染”的决定。很快，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推向全国。
　　在二中全会的小组讨论上，周扬做了口头的自我批评，但此事并没有结束。胡乔木提议，让周扬接受新华社记者的专访，做一个表态。
　　11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专访，题为：周扬同志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拥护整党决定和清除精神污染的决策，就发表论述“异化”和“人道主义”文章的错误作自我批评。
　　文章引述周扬的话说：“我在当时那种郑重场合，以那种潦草的形式来提出问题，就不够虚心谨慎了。特别是在一些负责理论宣传工作的同志提出不同意见之后，还固执己见，这就更加不妥。现在冷静地看，文章本身确有缺点。”
　　但私下里，他对顾骧坦承，他是违心在作检讨。他说，他一生被打倒过三次。第一次被误会反鲁迅，第二次在文革十年间被毛泽东多次公开批评，第三次就是这次。而且，每一次都是被自己景仰的人所误会，所打倒。
　　日，胡乔木在10个月前周扬作学术报告的同一地点—中央党校礼堂，作了题为《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报告，也由播音员代读。
　　报告提出：“在这个问题上的带有根本性质的错误观点，不仅会引起思想理论的混乱，而且会产生消极的政治后果。”
　　《人民日报》在1月27日头版刊登了此文。之后还发行了单行本，供党员学习。
　　文章收入《周扬近作》
　　1984年，受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曾任中共广东省省长的习仲勋和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的邀请，周扬率20余人的作家代表团去广东珠海、深圳参观。之后，周扬留在广东修养。
　　8月底，周扬忽然失语。他的老下属郝怀明去广东看他。“我说什么他都明白，但就是不会说话。”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9月5日，周扬被送回北京，住进了北京医院，检查结果是脑软化。
　　刚入院时，周扬每天还能坐起来，听人读报一刻钟，说话也逐步恢复，还能接待探望者。顾骧常去看他，还数次碰到习仲勋的夫人齐心。
　　“习仲勋来医院不方便，医院要为了他提高保卫规格。为了不增添麻烦，他就让夫人代表他来看望老干部，包括周扬。”顾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国庆过后，周扬病情再次加重，1985年1月，第一次病危。
　　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告诉顾骧，上面有为周扬恢复名誉的意思，这是胡耀邦提出来的。“事情的整个过程中，胡耀邦一直有心维护周扬的。”顾骧说。
　　胡耀邦提出，可以为周扬出文选，将《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收入其中。
　　胡耀邦将此事委托给了习仲勋，习仲勋找了自己的老部下、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早在上世纪40年代时，习仲勋担任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第一书记为彭德怀），实际主持西北局日常工作，秦川就在西北局宣传部任秘书长。
　　秦川将习仲勋的指示传达给了苏灵扬和刚刚卸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张光年。苏灵扬和张光年商量后，一致决定将此事交由顾骧来办。
　　1985年5月，顾骧开始了文选的筹备工作。为了能赶在周扬生前尽快出书，他决定只收入文革后周扬新发表的文章。为此，他找到了《周扬文集》编写组。
　　这个编写组是80年代初就成立的。1980年7月，受周扬邀请，经批准，当时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的郝怀明参加了这项工作。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周扬决定先出第五卷（即文革后卷），所以在编出全部选目后，他们就从第五卷开始编起。
　　1981年1月，经中宣部批准，从全国文联、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单位抽调人员，正式成立了“周扬文集编写组”。6、7月，第五卷篇目选定，文章也经过了周扬的审定。之后周扬有新文章发表的话，则随时收入。
　　但随着《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受到批判，文集的出版也出现了问题。该书责任编辑、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部文艺理论组组长罗君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上级要求第五卷中不得收录。对此，周扬表示不能接受。因此，第五卷的出版被暂时搁置。
　　经商量，文集的出版顺序调整为从第一卷出起。1984年12月，《周扬文集》第一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4300册。
　　顾骧参考了《周扬文集》第五卷的篇目，经过挑选和编辑，交由文革后刚刚恢复活动的作家出版社出版。社长张僖和总编辑江晓天担任责编。
　　仅仅一个月之后，1985年6月，《周扬近作》顺利出版。该书按时间顺序收入了周扬文革后发表的文章，《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也被收入其中，全文一字不改。
　　《周扬近作》的出版尽管已是火箭速度，但是还是没有来得及。周扬的病情发展得很快，当时已进入了植物人状态。1989年7月，他在北京去世。
　　《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三位起草者，王元化后来担任了上海市宣传部部长，清除精神污染期间，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王若水被调出《人民日报》，1987年被勒令退党；顾骧在中宣部坐了两年的冷板凳后，1985年调到中国作协，担任了创作研究部副主任，1991年离休。
　　“人道主义、异化这个事情，说结束也结束了，毕竟现在大家可以放开来探讨这个问题。但现在的年轻人谁还了解这个事情，谁还会来参与讨论这个事情？”顾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周扬文集》其他各卷，之后陆续出版。1992年，罗君策想找《周扬文集》第二卷多余的样书，被告知，这些书都卖掉了，是作为废纸论斤卖掉的。“当时心里的感觉很苦。”
　　1994年，《周扬文集》第五卷也即最后一卷出版。
　　彼时，随着邓小平南巡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社会思潮已发生了极大变革。《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顺利收入，但该书发行量只有30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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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的思考--《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04期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典之作——对《六个“为什么”
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的思考
【摘要】：《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为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帮助广大干部群众深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而编写的。该书针对性强,抓住了最重要、人们最关心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观点鲜明、立场坚定,不回避敏感问题;说理透彻,把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结合起来论述;阐述生动、语言平实、通俗易懂;堪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典之作。
【作者单位】：
【关键词】：
【分类号】：D61【正文快照】：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解决好的两个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大众化的前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中国化的目的,[1]是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发挥指导作用的需要。二者同等重要,不可偏废。经过几代人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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