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的文章，就是好啊　　
　　作者：山高林密　回复日期：　19:28:05　
　　　　我本来以为黄季昆的文章能帮你们扫盲，看来，我的确是太乐观了。　　　　　　　　我把话放在这里，时间能证明一切。希望明年这个时候各位不要把这个帖子忘了　　　　明年的这个时候，我再来鞭尸。如果我错了，我认账。如果我没错，希望各位也认帐，ok?　　＝＝＝＝＝＝＝　　认什么帐？你到底想说什么啊
　　　　写的不错 看完再评论　　
　　作者：山高林密　回复日期：　19:28:05　 　　　　　　我本来以为黄季昆的文章能帮你们扫盲，看来，我的确是太乐观了。　　　　　　　　　　　　我把话放在这里，时间能证明一切。希望明年这个时候各位不要把这个帖子忘了　　　　　　明年的这个时候，我再来鞭尸。如果我错了，我认账。如果我没错，希望各位也认帐，ok?　　　　-------------------------------------　　　　呵呵，很多人不是不懂，是不想懂。　　你告诉他中国很稳定，他就是不相信　　你告诉他中国在发展，他也不相信　　搞得每个人都和屈原一样　　希望这些人马上改国籍　　哪天祖国富强了，别跑来跟着沾光。
　　一柱擎天向太阳　　--------------------　　西西河的“一柱擎天”吗？
　　明年粮食紧张已成定局,我所在的省区已大旱三月,晚稻起码减少三成,依国内粮储情况,不会酿成粮慌,但全球金融会有好戏看:全球粮食涨价带动通涨，利率上调，谁是吸金处？对中国有何影响？值得观察。　　山高林密认为粮慌不会出现也对也不对，关键是如何定义“粮慌”，每斤涨三毛还是一块，抑或饿死人？不过把粮慌归于出现“金正日”式的人物，就有点偏激了。即使富强如日本，如果有强国把它封锁了，保证要饿死人。
　　作者：勤王诸侯　回复日期：　19:51:34　
　　　　后几年中国的粮食相信能够成为国际市场开道的武器,其实中国粮食生产的潜力还是很大的,至少干旱对东北粮仓影响不大,还有两湖平原的粮食产量稳定,另外新疆小麦生产的巨大潜力只有做好准备很快就能转化成实物!我在新疆的同学一家就有近千亩地,还是粗放经营.这些年原来不景气的行业一个个的复苏.钢铁,煤炭等等,终于该轮到粮食行业翻身作主角了!　　　　　　　　只要我们拥有足够的粮食储备,拥有巨大的战略粮食生产能力,后几年的粮食危机对其它国家是灾难,对中国可就是国力升级的催化剂,就像苏联解体,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911,伊核危机等.每一次世界范围内的大危机对上升阶段的中国就意味着一次瓶颈期发展的突破.相信后几年的世界粮食危机中国也能获得莫大的好吃,至少非洲的主导权易手到中国,非洲的中国政经基础被夯实;南亚的竞争对手印度至少要伤筋动骨,中国用粮食武器能压迫印度市场向中国开放.等印度缓过来,再回首已是百年身!　　＋＋＋＋＋＋＋＋＋＋＋＋＋＋＋＋＋＋＋＋＋＋　　同意新疆说。新疆有十亿亩可耕地，已开发两亿亩，其中新疆一亿，兵团一亿。尤其南疆，年均降水８００毫米，比很多中部地区都强。如果舍得投入，未来是中国最大的粮库。　　　　　　
　　美国实力超强,真是孤独求败,想找对手想疯了.
　　字有点多，慢慢看
　　　　　　
顶一个　　　　楼主好文
受教了　　　　明年再来 鞭尸 　　　　
　　继续关注
　　新闻：美国去年有3500万人吃不饱，其政府用“缺乏食品安全”取代了以往报告中的“饥饿”字样　　　　彻底无语，美国总人口为3亿，现在竟然有10%的人饿饭，美国政府有着全球最富裕的财政收入、有最强大军事力量掠夺国际资源、还有最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分配所得，却仍然解决不了自己国内的吃饭问题，也解决不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只希望美国不会忘记一点：国家公民“缺乏食品安全”是要造反的。　　　　　　　　
　　还以为我们终于摆脱农业了，看来不管怎么发展，农业都很重要。
　　记得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国会在一次例行质询中英国的首相用这样一句话完成关于英国殖民地的部分的内容：我们有枪，野蛮人没有。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短短60年里，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西方列强直接控制的土地从占地球20%迅速上升到近80%。当维多利亚时代结束的时候，英国人正陷入布尔战争的泥潭。尽管如此，阿拉伯的酋长们行事的准则依旧遵照：在天唯真主，在地维英国的信条来安排他们每天的生活。就在这个时代结束前不久的几场大国争霸战争尽管激烈，但是对于各个大国的民众来说战争游戏不过是一次下午茶那样的闲暇话题或者说象一次徒步郊游一样的短途热身。而象美国南北战争这样的毁灭性对峙与战争冲突，还有布尔战争这样的战争陷阱，对多数人来说不过是一场意外．　　　　此时的美国正处于一个被后来人称为美国梦的黄金时代，仅仅年美国就建成了2.5万公里的铁路，生产了2万多台蒸汽机车与69万节铁轨，由于新技术革命层出不穷，所以尽管1900年当时美国专利局长向美国总统建议关闭美国专利局（理由居然是：上帝允许人类的发明创造已经全部实现，专利局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但是在大西洋两岸伴随着人造丝产业、化学产业、钢铁产业、汽车产业、铝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不但投资旺盛、需求旺盛而且带动各国列强资本市场一片繁荣。其中在英国由于巨额资本的输出带来的丰厚回报（在英国和法国，70%-75%的有价证券是外国债券，德国为43%），因此那时英国已经出现一种后来被称为食利阶层的富裕休闲阶层。他们的需求与兴趣的改变，既不断左右着象捕鲸这样传统产业的兴衰，也在他们中间诞生了诸如登山、环球旅行以及极限运动这样的新兴产业，他们的出现以及对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就是我们今天众多经济学家倡导的内需经济或者无烟工业的雏形。在一片繁荣的世界的另一面，在1905年到1907年当时世界经济最主要的物资钢铁的价格上涨幅度为39%，铜价格上涨92%。在各种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升的同时，各种拥有新技术拥有更高劳动生产率的企业大量投产。加上经济巨无霸：垄断组织在世界经济中的崛起过程中，不断在金融资本市场与生产资本市场中纵横纵捭阖、兴风作浪。　　　　终于，从1907年3月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尽管，象洛克菲勒与摩根这样的财团试图拯救股市，但是到同年10月美国信贷机构破产了300多个（不含停止兑换现金的银行）还有30多家铁路公司倒闭（他们拥有1.3万公里铁路）及其他2.74万家企业登记破产。在1907年最后几个月里，美国商人被迫大量抛售棉花、小麦以及其他商品并大量低价抛售有价证券来获得当时的硬通货黄金。在美国，这次危机引起的生产下降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严重。以月度数字计算，钢产量下降近60%，生铁38%，机车69%，货车车厢75%，新建铁路量46%。1908年，新建筑合同减少23%，钢托拉斯所属企业一半以上停工。失业人数超过以往各次。在危机里仅次于美国损失的是英国，1907年，黑色金属消费量减少20%，生铁产量下降11%，钢产量下降19%，新建船舶吨位减少48%，棉花消费量下降14%。从1906年到1909年，生铁价格下跌25%。危机在德国也十分严重。1907年，黑色金属消费量缩减20%以上，钢产量下降13.1%，已竣工商船吨位减少三分之一，建设业损失最惨重，业务量缩减36%，与此相应，水泥等建材工业产量下降近一半。轻工业损失也不小。棉纱和棉布的出口减少18%，棉布价格下跌23%。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黑色金属消费量缩减，但由于该行业垄断程度高，黑色金属的价格竟提高了14%。1907年，法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6.5%。其中丝纺工业危机最严重，丝织品出口减少了24%。危机不但使工人生活恶化，甚至教师与国家公务人员的生活都受影响，工会活动活跃起来。1909年，巴黎邮电职工大罢工，一时电讯中断。　　　　1907年经济危机被称为第十六次世界经济危机，是世界历史与世界经济史的一个转折点。这是因为不但这次危机中出现了垄断组织对中小资本业者的灭绝性扼杀，而且在世界范围出现了一种全体对全体的对抗。这样的对抗，出现在雇主与员工之间，出现在行业之间，还出现在了国家各个阶层与各个国家之间。这个时候，由于后起的强国德国不但在经济总量上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二而且在工业制造尤其是钢铁制造总量上已经超过了英国与法国的总和，在危机中的德国由于崛起晚在世界范围内获得的殖民地不但少而且经济价值低，并且当时列强殖民地实行严密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样在原材料供应与销售市场两头受到极大的限制。同样，英国法国等老牌殖民地大国家因在经济危机中受到重创，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日益深化。于是，在一系列的危机中，列强之间终于爆发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范围的战争。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解决危机产生的根源，一次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的丑陋闹剧最终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诱发根源。也许是因为极度愚蠢后的醒悟，也许是死亡与毁灭的深刻记忆，终于在20实际下半叶，世界各个国家开始学会用对话与多边磋商解决问题，用倾听与沟通来解决矛盾。然而就象维多利亚时代的和平，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我们享受和平所带来的进步与文明。尽管有，局部战争，尽管有大国之间的对峙。但是，这一切但是对于各个大国的民众来说战争游戏不过是一次下午茶那样的闲暇话题或者说象一次徒步郊游一样的短途热身。对于多数人来说，发生在南联盟与卢旺达的战争与冲突以及发生今天伊拉克的事情也不过是一个和平与繁荣时代的插曲．　　　　在这个世纪刚开始的时候，英国首相在面临国会质询问的时刻，他说：我们是民主与自由的社会，而流氓国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待续）　　
　　既然山高林密兄说到要鞭尸与扫盲,这里有一个不解还请赐教,我的文章是受联合国粮农组织9日发布2006年世界“农业收成预计和粮食现状”报告影响写的.报告里明确指出,由于天灾人祸的影响，全球面临巨大的粮食危机，有40个国家急需国际粮食援助。而且在您的扫盲连接里是一篇黄季焜先生在2004年年底的文章.他的观点是在说明,中国的粮食安全是有保障的.而同样的观点我也在之前的回复里有表述.述我愚顿我实在不知道您的扫盲贴与我的文章一个出发点有什么矛盾之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之前我所提问的:从乐观的数字讲,2006年比2004年粮食产量减了6亿吨,不知道山高林密兄怎么看粮食储备跌破安全线的问题,或者简单点说,对比2004年产量,2006年的粮食缺口从什么市场自由获得供应.　　　　
　　先留名
　　强贴呀，我明年就回成都了，居然就会开始大旱三年。。。。。。。。
　　　　 看了半天,明白了!　　 原来,中国房地产不是泡抹.　　 好笑.
　　呵呵，既然你也认为中国的粮食安全不存在问题，那至少在这点上我俩是相同的。我搞不懂的是，怎么这么多的跟贴者都担心中国的粮食问题呢？我认为，原因除了这些人脑子不好使外，你的文章是有误导的。如果你同意黄季昆的观点，那我对你没有好扫盲的。有些网友连黄季昆都要鄙视，不知道天高地厚。　　　　粮食问题，很多人担心，我却是从来不担心中国的粮食问题。原因我前面已经说过了。　　　　至于你说的世界粮食减产的问题，我觉得你这个担心跟1994年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那个莱斯特布朗的说法异曲同工。布朗说，中国经济增长人口增加导致对世界粮食需求增加，中国自己的供给却跟不上，中国将买光世界的粮食，抬高粮价，使得其他需要粮食的国家挨饿。布朗的毛病就在于它把世界粮食的供给看作是静态的。　　现在你的数据是世界粮食的供给因为天灾人祸减少，我看不出有什么担心的，如果价格能反映稀缺程度，世界粮价自然上升，需求量减少。我相信价格理论会调节这个缺口。　　现在有人担心的是，这个需求量减少是否会导致更多的人挨饿。我看不出二者之间有什么必然关系。
　　所以，如果我能得到明年的数据，也就是说，除非有数据证明明年更多的人挨饿，那么你的担心就是合理的，而我的论证却是错误的。　　　　如果仅仅是因为世界粮食储备不足，导致价格上升，我看不出有什么担心的。　　　　我还是老观点。粮食危机，如果有的话，决不是什么产量不足问题，而是激励和制度问题。像朝鲜这样的国家就是一个典型。金正日才是朝鲜粮食危机的根源。
　　另外，说句题外话，我对你的百科全书式的宏大叙事的写作风格持保留意见。我看得吃力，却不知道核心论点。
　　嗯！看看
　　鄙视山高林密，主贴明显提出中国粮食安全不是问题，山高林密非得不断搅合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最后还要把责任推给其他的网友。。。
　　TO：山高林密　　我不自量力揣摩下葡萄的意思。他应该是说在今后的几年内，由于各国粮食减产的原因，国际贸易中的粮价（不是国内）很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波动。而在西方资本巨鳄的操作下有可能会使实物经济弱小的印度发生金融危机。但由于现在是全球化，所以印度的金融危机可能会对中国有影响（可能好，可能坏），甚至极端点有可能出现第3次世界大战（？？？）。至于什么中国的粮食安全，饿不饿死人之类的就有点跑题了。
　　我觉得吧　　还是先解决好自己国家的问题比较好
　　作者：山高林密　回复日期：　23:07:15　
　　　　另外，说句题外话，我对你的百科全书式的宏大叙事的写作风格持保留意见。我看得吃力，却不知道核心论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以呀、大家继续跑调，呵呵～～　　我估计您是从半路上杀进来的，建议您看看楼主的另一个帖子《中国巴西经济小议兼及印度 》，要认真看哦，相信对中国经济感兴趣的人，会有很好的收获。
　　我觉得山高林密的理解能力有问题
　　一段时间没来,今儿上来一看,喝,轮$子不少,比跟俺在1搏1讯抡板砖的还多,,切,原来都跑国观来了。得，今儿俺该报点私仇。怎么报呢？俺就转点轮＊子特不爱看的东西.　　至于是什么私仇,后面再说.　　+++++++++++++++++++++++++++++++++　　原@#轮#正#见#网#主#编@邱**叛1逃，揭露所谓@法#$大$法!佛!学会内幕[原创]　　
送交者: 豆满江
我是正#见#网主编邱庆庆，最近被佛^学会撤职了，罪名是“共^特^间谍”，也许过几天大家就可以在明^$慧^$网上看见对我的通告了。 　　
说我是“间谍”不假，因为我确实是师^父派在佛*学会中的“间谍”，多年来隐忍以行，风风雨雨终于走了过来…… 　　
其实!佛#学#会里的这些人从来都不听师&父的，他们根本不相信师&父，但是他们做事总是冒充师&父的旗号，欺骗!同@修。 　　
虽然我是正^见*网的主编，但是正(见^网只能当@^&慧&网的傀#儡工具，必须完全按照%&*慧*(网的意思做，!正#见%网的重头戏《#上%下五^千*年》是完全按照佛#学会@明$%慧%^网的意思来完成的。现在在各地$^&慧^^学校里都是在用这本书做历史教材。《上%下五千年》此书严重篡改历史，其邪恶程度远远超过日本与中$共篡改历史。而且那么多%明&**学校里的少年儿童都遭毒害！ 　　
　　我先公布在写《上^下:五千年》时，佛*学会发来的一些内部文件。 　　　　
法#$轮$大^法弟子对清军入关与所谓的扬州大屠杀应当持什么样的态度 　　　　
历史上的大事都是由神来掌握的，修^&炼人必须顺天意而行，不应为常人世间任何事所动心。所谓的扬州大屠杀其实是神的安排，大家知道破坏%大&法的魔%头就是扬州人，扬州的^业*力与罪行有多大可想而知。为什么中!共所推崇的明朝要被灭亡？清军入关其实是替天行道，至于杀多少人，都是那些人自己的&业%力所致。扬州大屠杀时被说成“残忍”的清军不杀一个和尚不杀一个1修#$炼的人，更是证明了这一点，而且说明了当时的清军纪律严明。只是当时扬州大屠杀时有逃脱的，如果不是这些逃脱的，江**根本就不可能转世。善恶不是用常人的理能衡量的了的，$大^&法7*弟子做任何事情都应该站在^正&*法的基点考虑，而不是为常人如何。$%大%法&弟&子写的《%上&下#五千年》将永远在未来的宇宙中流传。 　　
%法*&^佛*学*会 　　
2004年是甲申360周年祭，清军入关，汉人的最后一个朝代明朝灭亡，2004年有很多人揭露清军入关惨烈的屠杀暴行，一开始《%上&下&五千年》的初稿也曾经对此有所记述，但是拿到佛^学会那里审稿时，他们把我大肆批评一顿，张!尔平说“师%父是大清的康熙皇帝，你怎么能把大清写成这个样子呢？要知道满人的大清可是为正$法开创的！大清是师父亲自建立的，满族之满可是圆&满之!满”，我说可是这屠杀确实太惨烈了啊，没等我说完叶浩就接过话说“惨烈什么，将来%^正^人间时比这还要惨烈呢，预言上不是说十户难剩一吗？师!父也说过“中原处处添新坟”，你能因为杀人多就说法&正人间不对吗？过去的哪次改朝换代不杀人？”张!尔平说：“退一万步，即使当时杀人不对，可是师%父说过，正&法时用的是最大的慈悲，无论一个生命历史上犯了多大的罪，只要不对正%法犯罪，就是被救度的对象，中!共是汉人建立的政权，满族现在是被中共压迫的群体，中共对大$法的镇压是汉族人整体的罪！……”……做为“间谍”，我当然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当然是向他们妥协啦。他们最后的意思是因为这本书要在常人中流传，跟常人不好讲明白的道理就不记其事。所以《%上^下五千年》对清军的大屠杀是完全掩盖不提。 　　
这之后#%学会又发了几篇文件。
　　 @法$%大^法&弟子如何看待清朝服饰的变化 　　
师^父说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服饰，大清是师父为^正&法亲自开创的朝代，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其服饰文化也是要为!正*法留下来的文化，而且能经过*^势*力的破坏留传至今的，只有清朝的旗装，所以更显其珍贵，大家从师父讲@法录像上就可以看到@大@弟子给师!父献锦旗时都是穿旗装的。 　　
关于满族，!师@父的出生地就是满族叶赫部世代聚居的地方——公主岭。师@父的选择是有深意的，满族之满是圆!满之满，@大#$弟子将来就是要圆!满功成，师!父说“圆!满上苍穹”。所谓的辛亥革命其实是!旧@势力安排的，辉煌的大清就这样被旧!势力破坏了。 　　
被!势力搞昏了头的常人到现在也不能理解清朝服饰这为大!法开创的文化，甚至有人可笑的搞出什么要恢复“汉服”。其实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服饰，每朝服饰都不一样，清朝服饰是正常的服饰演变，而“留发不留头”的命令是为了加速推广这种服饰文化，说民族歧视的其实是在造谣。师父曾经转生成康熙皇帝，爱民如子。大清时的满汉一家满汉全席说明了当时民族平等。随着常人社会道德的败坏，人类的审美观念也发生了变异，辛亥革命时有人说清朝服饰不好看，那恰说明他审美观念变异了。 　　
不管人类的道德如何败坏如何变异，做为@大!弟子一定要对此有正确的认识，因为宇宙的@真!@善$忍特性是永远不变的。 　　
@法#$轮@!佛@!学会 　　
大家去翻看!正@见#网上的《上#下五千年》就可以看到它们是怎么吹捧满清的。 　　
再来一篇 　　　　
辉煌大清的真相是掩盖不住的 　　
一直有人别有用心的篡改历史丑化大清，特别是中@共，一直肆意丑化师父亲自开创的这一@末@法时期难得的盛世。其实从各方面看，大清有许多开创是前所未有的，虽然相比世界落后了，但是相比中国以前是前所未有的开创，文化、科技、教育、经济、疆土……无不是如此。 　　
随着@正#法的进程，真相再也掩盖不住了，越来越多的真相将显现在人间。天#象的变化是人所不能抗拒的，实行强#权统治的中$共也无力抗拒。虽然中#共高层极力阻挠，仍然是一部又一部再现大清王朝辉煌盛世的电视电影剧作品相继问世，《康熙王朝》、《雍正王朝》……，长期被中@共掩埋的历史再现人间。特别中!共今年在沈阳举办“紫气东来”清文化节，在铁的事实面前，长期篡改历史中@共也不得不改变从毛泽东时期就一直在持续着的褒明贬清文化策略。 　　
虽然仍然有一些顽固分子对此不满，但是那已经不是民意的主流。虽然沈阳举办“紫气东来”清文化节曾经受到中!共高层竭力阻挠，但是最终我们在中#共!政府中的#大$法$弟子与善良而又智慧的满族同胞合作突破了这些阻挠，成功举办了这次清文化节。 　　
当年大清入关，以摧枯拉朽之势，铁骑横扫邪恶专制的朱明王朝，这与当今的正#法之势何等相似啊？之后师!@尊转世为康熙皇帝，勤政爱民，治理国家六十一年，四海升平，一片繁荣盛世景象。我大清文化是为@大#法开创的，所以保留到今天的最多，师父说不是为着@大$法的文化是不会保存到今天的。以后再举办清文化节，我们要把当年清军入关的景象再现，就如!正@法之势到了人间。 　　
同@修@们，让我们在助师@正#$法的路上精进吧，这是宇宙中前所未有的威德。 　　　　
@ 法@轮#佛#学会 　　
　　果不其然，2006沈阳清文化节就有清军入关战斗的模拟表演，让旅客可以亲自体验。2004年甲申360周年祭，中共不祭当年死难的8千万同胞，反而纪念清军入关还说是“紫气东来”，引起国人的广泛抗议，但是谁又能知道在中@共后面尚有黑#手呢？其狡猾与隐蔽的程度是中#共所望尘莫及的，中#共被它系统的侵蚀，当了它的替罪羊还不知道。 　　
说出来这个很多人可能不信，可是你们知道《!江#$其@人$》是怎么写出来的吗？你们知道#佛!学会在中#共内部有多少“间3谍”吗？你们知道他们的联系有多么秘密吗？说中共在美国有几千间谍，可是与#佛#学会派在中!共内部的间谍比起来，可是小巫见大巫了。这些间谍遍布政府，从中央到地方，为什么从99年后中国大陆老拍满清片？怎么与中#共的传统做法发生那么大的反差呢？因为这是@佛@学@会给那些“间谍”发的通知，说是要利用“大清的力量从侧面助师@正@法”，不能直接宣传@大@法好，那么就宣传他们的“我大清”，说这样做就有“另外空@间的能@量”。而且之后还和满独势力合作，如“新满洲国”等等，#佛@学会甚至把海外一些满@独$蒙$独分子也吸收进来。 　　
大家看过中共中央电视台上播出的“施琅大将军”了吗？就是这样播出的，中共高层虽然反对，却仍然播出了，结果中共又一次在网上挨骂，其实真是骂错对象了啊。老早叶浩的女儿叶颖红就说记得自己是施琅，她说她是“师!父当康熙时收复台湾统一中华的功臣”。在`!佛@学##里，早就要给施琅平反了，在《@上#下#五千年》里就是以正面形象写施琅，这当然是#佛@学@会的意思啦。 　　
　　另：我对粮食安全的担心，纯属个人性格问题，并非楼主的误导，你也别说我脑子有问题，我还靠它吃饭呢呵呵：）
　　奶奶的,不准我发表,只准我跟贴.我久不久去轮子的网站扒点笑料,在这里建高楼用.
　　作者：山高林密　回复日期：　22:45:21　
　　　　呵呵，既然你也认为中国的粮食安全不存在问题，那至少在这点上我俩是相同的。我搞不懂的是，怎么这么多的跟贴者都担心中国的粮食问题呢？我认为，原因除了这些人脑子不好使外，你的文章是有误导的。如果你同意黄季昆的观点，那我对你没有好扫盲的。有些网友连黄季昆都要鄙视，不知道天高地厚。　　　　　　　　粮食问题，很多人担心，我却是从来不担心中国的粮食问题。原因我前面已经说过了。　　　　　　　　至于你说的世界粮食减产的问题，我觉得你这个担心跟1994年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那个莱斯特布朗的说法异曲同工。布朗说，中国经济增长人口增加导致对世界粮食需求增加，中国自己的供给却跟不上，中国将买光世界的粮食，抬高粮价，使得其他需要粮食的国家挨饿。布朗的毛病就在于它把世界粮食的供给看作是静态的。　　　　现在你的数据是世界粮食的供给因为天灾人祸减少，我看不出有什么担心的，如果价格能反映稀缺程度，世界粮价自然上升，需求量减少。我相信价格理论会调节这个缺口。　　　　现在有人担心的是，这个需求量减少是否会导致更多的人挨饿。我看不出二者之间有什么必然关系。　　＝＝＝＝＝＝＝＝＝＝＝＝＝　　没人担心中国会有粮食问题...你是不是看错了...　　相反，大家对中国的粮食储备很有信心！！
　　作者：山高林密　回复日期：　23:07:15　
　　　　另外，说句题外话，我对你的百科全书式的宏大叙事的写作风格持保留意见。我看得吃力，却不知道核心论点。　　＝＝＝＝＝＝＝＝＝＝　　我倒觉得有数据支持，逻辑不错　　
　　葡萄兄,这个帖子更多谈的是经济问题及地缘政治、文明冲突，还是转回正题，不是每个帖子都要回的。以前看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的经济部长被称为经济怪才，他证明了一个道理，就是你欠一个国家的钱越多，你跟这个国家做的生意就越多。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一个国家负债越多，经济就越发达。耶鲁有个教授陈志武最近写了一篇论文讨论这个问题，里面有很多有用的数据，贴在这里，可能对很多人有用。　　＋＋＋＋＋＋＋＋＋＋＋＋＋＋　　陈志武：为什么中国持续增长近二十年？　　
历史学者可能很难回避中国历史的周期性：平均四五十年农民起义一次，两三百年改朝换代一次。这种规律似乎两千年没怎么变。对中国未来感兴趣的人们自然会问：历史规律还会不会重复？如果不想让它再重复，那又有什么招呢？ 　　
当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回答。对科学技术发展史感兴趣的同仁可能会从军事技术角度来谈，他们也许会说，导弹、飞机、夜视镜已使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起义几乎不可能成功，所以那种靠百姓武装革命达到改朝换代的时代已结束。试想，在以矛盾、镰刀斧头为主要武器的年代里，正规军和起义军在武器水平上的确很对称：拿起镰刀斧头，你的武器就跟政府军旗鼓相当！更何况起义军热情高涨而政府军是为别人卖命，那时革命成功的概率肯定不低。但在今天，正规军与老百姓间的武器不对称已达到极点。原来，革命军可以在白天睡觉晚上活动，但如今的夜视仪已消灭了白天黑夜的差距；原来，后方革命根据地可以长年累月地为革命军提供养兵千日的条件，但今天的飞机和高精度导弹使这类根据地也成为历史。因此，现代科学技术已使昔日的改朝换代周期无法重演，游戏规则已被重新定义。 　　
而我们从金融技术角度也能看到，金融技术使得现代国家难以重复过去的改朝换代规律，当然，这不是说金融技术把革命的问题根除了，而是它们可以降低发生改朝换代的概率。关于金融技术、特别是证券技术对国家治理的作用，以往认识较少，过去我们集中关注金融发展对企业、对家庭的作用，不太注意证券、特别是长期限债券市场对治理国家的妙处。今天我们就来谈这个题目。 　　
近二十几年持续增长的启示：政府敢于“借钱花”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最近的经历。正是由于现代金融和证券发展，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国家理财策略已从本质上不同于传统中国朝廷的手法，能敢于利用公债市场把未来的钱借到今天花，也不怕靠财政赤字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这些新的国策使中国经济得以持续增长，使社会至今还没有出现不少专家预测会发生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 　　
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之后，以包产到户和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市场激励使中国经济在80年代快速增长，那时的增长是粗放式的，不需要金融的太多帮助，只需要政府放松经济管制并解放个人的创业权利，让市场发挥作用即可。1981年启动国债，政府开始把一小部分未来财政收入提前到当时花，当年共发行121亿元的国债和外债，相当于那时政府全年开支的9%左右。但，不管规模大不大，对于一个习惯于反对“借钱花”的社会来说，启动国债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大的观念冲击。 　　
1986年，国家财政赤字达到82亿元，占财政收入的3.9%。如42版图1所示，那年新发国债138亿元，比上年增长54%。到1988年，财政赤字升到134亿元，占财政收入的5.7%。1989年，国家财政继续恶化，当年新发国债408亿元。 　　
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一方面来自外资支持的制造业，另一方面来自政府财政和公债支持的基础建设项目。因此，在国家财政恶化的情况下，银行贷款和公债市场成为经济能否继续增长的两个关键之一。在年经济相对低速增长期间，三年共新发国债1245亿元，给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推动力。结果，GDP增速从1990年的3.8%回升到1991年的9.2%。 　　
1994年，财政赤字上升到575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11%，创历史新高。为了填补赤字并支持发展，当年国家发债1175亿元，也创历史新高。 　　
　　 在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世界都在担心中国经济、继而世界经济会被连带拖下水。1998年，国家发债3311亿元，1999年再发债3715亿元。在1998年财政赤字高达1744亿元(占财政收入的15%)的情况下，这些公债融资让中国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和之后保持以高于7%的速度增长，并带动世界经济度过那次危机。 　　
截至2004年底，国债余额为29631亿元，其中内债28803亿元，外债828亿元。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为21.6%，低于国际公认的60%的警戒线，也低于美国约70%的国债负担率。2003年国债还本付息总额近3000亿元，约占当年财政收入的14%。 　　
这些国债数据当然不包括国有银行、国有证券公司、国有保险公司以及信托公司的呆坏账，按照一些商业机构的估计，仅银行呆坏账可能在四五万亿元，是GDP的29%至36%。如果包括这些呆坏账，国家负债在GDP的50%至58%之间。 　　
从1982年到2004年，国债余额的年增速在25%左右。如果再继续按照这一速度增加国债并以此支撑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那么在达到危机线之前还能维持多少年？如果这种持续多年的财政赤字发生在王朝时期，那情况又会怎样？今天的选择跟过去又有什么区别？ 　　
朝代时期的发展模式：最大限度地存银子 　　
不管是宋、明、清，还是其他朝代，各朝都遵循一种基本的财政规律，朝代新起时期都国库储蓄丰盛，随后递减，再后就是财政日益吃紧，赤字越来越不可收拾，致使最后改朝换代。 　　
以往，学者主要以腐败来解释这种周期性规律，基本认为朝代初期腐败不普遍，但正因为中国历来没有对权力的可靠制约与监督机制，随着专制体系的年龄越来越高，贪污腐败也会越加猖狂，到最后国库空空，迫使朝廷在财政税负上狗急跳墙，然后便是官逼民反，朝廷最终灭亡。──权力失控和贪污腐败肯定是改朝换代规律的制度性根源，但除此之外还有国家理财策略以及金融技术上的差别。 　　
由于清朝的财政数据相对较多，过去对其研究得也比较细，我们以清代为例，看看它与当前中国的差别。从统治者的角度讲，他们最怕的应该是在国家出现危机、社会动乱的时候，国库里没钱，财政上入不敷出。事先规避这种危机风险的手段大致有两种，其一是事先多存钱，往国库中存的越多则越好；第二种手段是靠事先尽最大可能地发展国力，不仅把到手的钱都花完用于发展，而且还尽可能借钱发展，透支未来的收入先发展。这两种经济国策实际上类似于宋朝王安石、司马光关于开源与节流的辩论，第一种策略强调“节流”，而第二种国策强调“开源”。过去二十几年中国的发展国策以及美国历年的策略都属第二种，而以往中国各朝的经济方针基本属第一种，这种国策当然也跟儒家理财思想非常一致。 　　
图2给出了从康熙四十八年(1709)到道光三十年(1850)户部库存银两的变动情况。按照传统儒家评价国家财富的标准，可以说清朝即使在鸦片战争之后、太平天国起义之前还是非常富有的，这种富有在乾隆后期达到顶峰，1781年国库存银7000万两，到1789年为6000万两左右！1850年时降到800余万两。太平天国起义对朝廷开支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发生货币危机，但即使在年间，户部银库仍然年增19万两。这不多，但对传统的中国人来说，那至少比今天承担越来越高国债的中国要好，更比今天负债9万亿美元的美国要富有。只不过，那种国库财富只是反映过去收入的钱，它并不能表示清朝未来也会富有。图2基本说明，清朝初、中期往国库积累了大量财富，但从那以后就开始每况愈下，印证了朝代财政先富后贫的周期性规律。
　　陈志武：为什么中国持续增长近二十年？2　　　　　　　　
我们也可从国家财政收支来细看晚清的发展经历。图3给出1838年后一些年份的财政收支情况。据史载，从康熙中叶开始，每年财政盈余约500万两，乾隆中期以后年均结余在1000万两左右。从图3看到，鸦片战争之前的年度财政盈余也超过500万两，到鸦片战争后的1847年，财政结余为380万两。甲午战争前的1893年，国家财政结余高达760万两。这些数据说明，虽然按照传统儒家理财观念看晚清的结余可能还太少，但当时的经济国策从根本上讲极其荒谬，在两次鸦片战争都失败同时又面临日本的威胁下，朝廷不仅不想法把未来的收入透支来加速发展国力，反倒还一心放在“节流”上，只想到往国库多存钱。结果是，国力相对其他国家继续衰退。 　　
清朝财政赤字的真正起点是甲午战争之后，1896年赤字高达1292万银两，1899年为1300万两。义和团运动带来的庚子赔款大大冲击了清政府的财政，1903年的赤字高达3000万两！此后的清代朝廷债务缠身，一直到1911年灭亡之前仍然如此。 　　
两种国策，两种结局 　　
谈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中国和清朝中国所采用的两种经济国策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局。在传统中国财富观念的主导下，清朝的国策是以最大限度存银子，“节流”。在1896年之前的两个半世纪，清朝的财政基本都健康，少有赤字，按传统的标准那时的中国应该很强盛。但实际的结果是它不堪一击，清朝很快垮了，守财丧命。 　　
相比之下，在当代中国，自1982年开始，不仅年年有财政赤字，而且赤字由当年的18亿元增长到2003年的2916亿元，财政赤字占GDP之比由1982年的0.33%上升到如今的2.5%。正如前面讲到，在此期间国债也从几乎为零增长到今天的2.9万多亿元国债余额。这种靠赤字推动发展的经济国策当然有悖于传统中国的儒家理财观念，但有了这些赤字和国债之后，今天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反而比任何时代都强。两种国策，两种结局，这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依照James Macdonald在《A Free Nation Deep in Debt: The Financial Roots of 　　
Democracy》(2003年)一书中提供的资料，如果我们按1600年时哪国能借到大量公债、哪国没借公债将各个国家分成两组，那么你会发现，400年前国库里金银万贯的国家今天基本贫穷落后，而当年靠发国债发展的国家今天基本大多既实现了民主法治，又经济发达。像那时的明朝国库藏银约1300万两，朝廷甚至储存了足够吃9年的谷粮！就怕天塌地陷。可是，越怕天塌下来，天还真的会塌下，不久明朝被改朝换代。当时的印度国库则储藏了近6000万两金银，坐在那些金银上等着被殖民化。 　　
当然，最有名的靠赤字增长的案例莫过于美国了。美国今天的9万亿美元国债使它在国债竞赛中遥遥领先于任何其他国家，但美国利用国际资本市场借来别人不愿花的钱，他们是透支过多，可是这种经济国策使美国保持世界最强的地位。 　　
晚清的财政危机到底有多严重？ 　　
甲午赔款和庚子赔款对满清是致命的冲击。日本以及八国联军的侵略行为是任何中国人都不能忘记的，那两次赔款是侵略者强加给中国人民的耻辱。如果我们暂时把对战争以及赔款的道德评价放在一旁，那些赔款所带来的财政危机到底有多严重呢？假如中国当时的证券金融已很发达，清朝的结局是否会不一样呢？ 　　
我们先看一些数据。按照陈锋先生的估算，由于这些赔款以及其他外债支付，清政府在1902年后每年要付约4700万银两，这相当于1903年政府财政收入的44.7%(那年的财政收入为10492万两)。但是，1903年的实际财政赤字约3000万两，占财政收入的28.6%。
　　 跟今天中国的赤字比，这种规模是否很离谱呢？2000年财政赤字是中央财政收入的18.6%，从年间，该比率维持在13.5%与18.6%之间。从这些比值看，晚清的财政赤字并没比今天中国的差太多。如果跟英国早期比，1697年英国政府一年的短期债务支付是它的财政收入的3倍，1710年时是后者的近4倍，但那并没迫使英国灭亡，实际上英国从那以后反而日益强盛。 　　
相对于GDP或国民收入而言，3000万银两的赤字、6.5亿两赔款债务并非像以往历史书说得那么可怕。按照刘光临先生的估算，1880年代中国的国民收入约27.8亿银两，老百姓税负约占国民收入的3.2%。以此税率推算，根据1903年的10492万两财政收入，那年的国民总收入约为32.8亿银两。那么，3000万银两的赤字只是1903年国民收入的0.9%，低于1998年后中国财政赤字占GDP的百分比，比如，2002年该比例为3%，2003年为2.5%。 　　
按照32.8亿银两的国民收入估算，6.5亿两赔款债务约为1903年国民收入的20%，比今天2.9万亿元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21.6%)还低一点。从这一角度看，晚清的财政与国债状况并不比今天的差。 　　
作为比较，1650年时荷兰的国债总额是国民总收入的1.3倍，1715年之后是2倍多；那时英国国债为其国民收入的80%。但那些负债率并没使它们灭亡。今天，美国国债余额是GDP的70%，日本的国债余额是GDP的170%。单从这些数字看，晚清的负债并没以往说的那么可怕，关键在于当时缺乏缓和财政赤字危机的手段，在国家理财策略上。 　　
靠增税缓解财政危机的陷阱 　　
财政危机的出现往往是由于像战争、天灾、人祸等这样的突发或者一次性事件所致，这些事件虽然不是每月、每年发生，但一旦发生，其成本开支一般会很高，容易冲乱正常的开支安排，说不定还会将一个国家置于灭亡之地。这就像一个家庭，假如张三一家的年收入为5万，在正常情况下，这5万还够花，甚至还有一点节余；可是，如果张三生场大病，要花20万元住院与手术费，这时问题就来了。当然，这种危机也可能因为车祸、地震甚至强盗而发生，等等。 　　
对于家庭来说，一种事先避险的办法是多存钱，就像过去朝廷一样。但正如前面讲的，这是一种非常低效的办法，一方面意味着牺牲今天的消费机会和创业、投资机会，让张三一家无法尽最大限度地发展；另一方面，这样做也不一定能完全规避掉各类风险，特别是难以规避低概率、高损失的风险事件。第二种办法是靠家族里的亲戚和亲人，这就要求张三平时投入家族事务、给家族无私的奉献和帮助，以此来换取他们在你有需要时也给你帮助的隐性许诺，依赖血缘关系达到互相保险的效果。但，这种隐性互保毕竟不是能硬性执行的契约，而且范围小，风险分摊的效果不佳。 　　
第三种办法是买各种保险和其他金融品种，这样，张三只要付较小的保险费即可达到医疗保险、财产保险、天灾保险、人寿保险等等，由于保险公司的客户人数多、地理范围广，风险分摊效果最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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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上面这些规避风险的安排都事先没做到，在今天，张三还可找银行贷款，以此把今天这一次性的开支压力平摊到未来的许多年里，让他一家能渡过今天的难关。 　　
对于家庭和个人来说是这样，但一个主权国家没有这么幸运，即使到今天也没有完全像血缘“家族”这样的国家互相保险共同体，也没有为国家提供各类保险的保险市场。因此，特别是过去的朝廷，它们远远没有那么多可选的规避财政危机的工具，它们要么像清廷那样尽最大限度地存银子，要么就像美国或者近期中国那样通过借国债加速发展，通过把经济实力这个“饼”做大，以此来强化未来对付危机的能力。然而，传统的中国朝廷只会选择存银子“节流”，而不是先把“饼”做大。 　　
那么，当过去累积的“节流”不足、发生财政赤字时，朝廷是如何找到出路的呢？最惯用的办法当然是增加税赋，反正皇权不受太多制约。以明代为例，明中叶后，政府财政逐渐吃紧，16世纪中叶(嘉靖朝)每年财政赤字多者400万两，少者百万两。到1567年，太仓银仅存135万两，只够三个月的开支。 　　
自万历四十六年始，“辽东兵事兴……先后增赋凡五百二十万有奇，遂为定额”(张廷玉，《明史》卷202，中华书局，1974)。但，这些增税并没缓解明廷的财政危机。到1628年崇祯帝继位时，财政赤字为113万两。据王昊先生引证，为补亏空，崇祯帝在万历年间每亩加9厘税赋的基础上，再增3厘，共增税165万两。这笔税跟万历年间三次加派加起来，共达680万两。但是，农民战争不断爆发，军费开支不断上升，增加财政赤字压力。如果再加税太多，会加剧官逼民反的势头，朝廷只好尽量拖欠军饷等债务，崇祯元年时各边欠饷已达520万两。到崇祯十年(1638)，朝廷仍然拖欠边镇的军费，导致边兵大量投身于农民起义军，把明朝进一步推向崩溃。到崇祯十一年，战情急转直下，财政危机也日益恶化，“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饷无以饱兵”，崇祯帝只好“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批准加派280万两新税。 　　
据王昊《论崇祯帝》一文的引证，当时，崇祯帝还试过一些其他办法来缓和财政危机，包括要求富室勋戚捐助、节省宫廷开支等，但不成功。 　　
我们看到，从相当程度上，由于明代前中期经济国策的缺陷，使中国错失发展海外贸易的机会，到崇祯年间，其国力已经太弱，崇祯帝的理财能力再强可能也难以扭转明朝的宿命。再加上崇祯年间，灾荒频繁，遍及全国各地，大大加重了农民的生存困难。在这种时候还要强征新税，如果民不反，那反而怪了，这当然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靠单年的加税来解决财政危机，其最大的缺陷是强化了一次性大额开支对社会当年的冲击，等于是“税负休克疗法”，它无法让朝廷把一次大开支平摊到未来三五十年的财政收入上，没办法让社会大众为其每年支付一点。比如说，单是崇祯年间拖欠的边饷就超过明廷一年的财政收入，如果这笔钱要在一年内付清，等于是要老百姓多付一倍以上的税，压力太大，没人会接受。通过当年加税来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只能把突发的财政开支在众多老百姓之间分摊，但它无法把一时的支付压力在不同年份之间分摊，后者只有长期限债券等证券才能做到。 　　
　　缓解财政危机的金融手段 　　
当然，除了通过征税赤裸裸地向老百姓要钱之外，另外一个历朝惯用的手法是在货币上动手脚。按照刘光临先生考证，宋代是一个使中央集权在经济、军事、社会等多方面大幅扩张的朝代，官府机构不断膨胀，官员数量不断扩充，这当然也使其开支相应地膨胀，宋朝财政几乎始终面临入不敷出的威胁。根据汪圣铎先生的着作，出现财政危机时，宋廷往往利用货币发行来转嫁危机，主要表现在铸行铁钱、大钱和滥发纸币上。“宋仁宗时期，宋夏战争，军费骤增引起财政危机，于是就在陕西铸行铁钱和大铜钱，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宋神宗时，为了支持西部战争，四川交子开始两界沓行，即增加了一倍的发行量。又企图在河东、陕西发行交子，因与盐钞发行冲突，遭到失败。……宋徽宗时，为了支持西部及后来的对辽战争，……发行成本低、面额大的当十钱、夹锡钱，将楮币推向全国，且无节制地扩大发行量，结果造成通货膨胀，经济秩序一片混乱”。 　　
宋朝纸币的发展，不仅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调拨财赋、有利于中央集权的运作，而且通过发行纸币朝廷也能更方便地转嫁财政危机，更隐晦地掠夺老百姓的钱财。据汪圣铎先生的引证，到了嘉定年间，纸币“总发行量已超过亿贯。这时，朝廷上下、君臣之间，都已认识到楮币不应再多印。但是，此后发行量还是不断增加，直到10亿贯以上仍不停止”。 　　
不过，即使没有纸币，金属货币也能让朝廷间接转走老百姓的财富。不只是宋、元、明代这样做，晚清和民国时期也这样做。比如，为解决太平天国引发的财政危机，咸丰朝廷于1853年经户部发放官票、宝钞(纸币)，同时也铸造大量重量轻、面值大的铜铁大钱。据张国辉先生的引证，当时铸造面值为1000文、500文铜大钱的成本分别只有114文、90文，等于让清廷只需花114文的价值就能从民间获取价值1000文的财物！按照同样的逻辑，1854年户部、工部开始铸造铁大钱。在年间，朝廷共铸造等于826万银两的铜铁大钱。随着铜铁大钱、票钞纸币的滥发，城乡物价飞涨。相对这些举措之前的价格比，到1860年香油涨价3倍多，硬煤涨4倍，茶叶涨价5倍，猪肉涨6倍，羊烛涨7.5倍。物价猛涨，货币大幅贬值，不仅使百姓生活更加困难，而且让他们的真实收入与财富相对大幅缩水。社会动乱、民怨沸腾自然就不奇怪了。 　　
这种失信的行为不仅加快了朝代的更替周期，而且使早在宋朝发明的纸币难以在中国社会持续使用，让本来可大大加快经济发展、促进专业分工的纸币无法发挥作用，在长达900年的时间里纸币在中国总是时断时续。 　　
当然，通过在硬币、票钱上做手脚来缓解财政危机不是中国历朝的独特创造。早在4世纪古罗马，皇帝缺钱时，干脆不用费工夫以更低成色重铸硬币，而是在老硬币上把数字改一下，比如，由10改成100，含金银量不变。中世纪的西欧也惯用这类博取百姓钱财的手法。整个16世纪，西班牙经常拖欠债务支付，但总体而言不在其货币上打主意。但是，在高额债务和财政压力下，西班牙国王飞利浦三世于1600年开始将其银元由纯银改为银铜混合物(当时叫Vellon)，以这种更便宜的混合金属来当全值的纯银使用。从年共发行4100万混合银元，给西班牙王室增收2500万至3000万银元。到1628年其货币贬值70%。1650年，西班牙王府干脆也像古罗马皇帝一样，在老银币上把数字改大一下即可。但，这些滥用信用的举措也启动了西班牙帝国的衰败历程，使其国力很快转衰。　　　　
　　chnmb先生，这个客厅有点儿不适合你，建议你去剧本版盖楼，那儿的朋友正缺板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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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由操纵货币来掠夺大众钱财不像直接征税那么一目了然，但它的缺点跟后者相似：给社会的短期冲击太大，极易导致动乱甚至起义，而且会从根本上破坏社会对政府的信心。换言之，以低成色的银钱铜钱或者以没有足够金银作保证的纸币，并强制社会把它们认作真金实银使用，由此掠夺的社会财富是短期的、一次性的，但其代价却是长期性的。这也是为什么这种办法往往只有狗急跳墙的政府才使用，老百姓在看到朝廷这种行动时往往也知道这个朝廷即将结束了，中国各朝以及民国基本都经历过由纸币、大钱泛滥引发的社会动乱。 　　
由于国家又不能发行股票，最理想的缓解财政危机、支持发展的办法是发行长期债券，其期限越长越好，因为如果期限很长(比如100年)，就可把一次性的大开支平摊到未来很多年上，大大减轻任何单年的支付压力。比如说，如果是100亿年利5%的无期国债(该债券永远不到期)，那么政府今天得到100亿元用于解决财政赤字或者用于发展，未来每年只要还5亿元。 　　
这里有两点值得记住。第一，从征税的角度讲，今年一次性加税100亿和今天调高一点税率使以后每年税收增加5亿，这两种选择给社会的压力冲击是不一样的，前者是后者的20倍。第二，国债期限到底多长更好？这取决于所支付项目所带来的收益的期限。比如，如果国债是用来修路，修好的路之使用期可能只有5到10年，那么债期可长到10年；如果国债是为支持战争开支，那么其目的是保卫国家，成功后会让国家永久性存在下去，这种开支可用无期债券来支付，其成本应该由世世代代的国人都承担一点；其它情况以此类推。 　　
在中国，朝廷因战争开支或财政危机向民间借债，最早可以追溯到2600年前的齐国，当时因战争费用，管子建议向民间富人借钱。从那以后，各朝代可能都这样做过。但是，在现代银行于19世纪末出现在中国之前，一方面这种私人借贷的规模有限，风险分摊的范围也很有限，传统中国的民间借贷利率在许多世纪里高于30%；另一方面借贷期限一般不超过6个月到一年，这么短的期限对缓解朝廷财政危机帮助不大。当然，我们必须看到，如果是民间私人之间借贷发生纠纷，被侵权方可向对方讨债，甚至打官司；可是，如果私人把钱贷给朝廷，在专制皇帝不还债时，你可能只能仰天长叹了。因此，在皇权之下，即使朝廷想借债，也不会有太多人愿意借出。中国一直没有发展出长期限的资本市场，这当然限制了朝廷解决财政危机的能力，使朝代更替的速度加快。 　　
比如，因太平天国引发的财政危机，1853年政府尝试过内债。据彭泽益先生考证，那次尝试最初只在山西、陕西、广东等省，议行“劝借”，亦即向“殷实之家”“暂时挪借，以助国用”。在山西，当地官府先向各“饶富之家”示以筹款成数，之后按借数给以印票，分年照期归还。并且还规定，“如有借至十万两以上者，除按年归还本银外，若借债人本身已得功名，准其赏给祖父封典”。在陕西则“捐借兼行”，“规定如能自一万捐至数万、十万两者，随时由官府按照银数，立即奏请奖励。如有不愿请奖者，除由官府按数给予借贷印票，分年归还外，仍按照银数多寡，分别建坊给匾，以示优奖”。由于在山西、陕西的试验较成功，此后再推广至江苏、浙江等地。只不过，这些内债并未照数偿还。类似在齐国时期的做法，在内乱结束之后，各省借口“库款支拙”改由官府奏请给奖，有些绅商则由朝廷以官爵进行偿付。──这种赖债行为从根本上使晚清政府失信，使甲午战争后再想发行“昭信股份”国债时变得不可能，几乎无人问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批“内债”帮助清廷度过一场危机。 　　
从本质上，1853年晚清尝试的“内债”更像欧洲中世纪的“强制性借贷”(forced 　　
loans)，当时西欧城邦政府为了战争或基建项目融资把债务强行摊派到有钱商人头上。这些短期债务更多像贷契约，而不是可交易的证券。 　　
以前谈到，以未来税收流作抵押发行的政府公债证券最早出现在1262年的威尼斯。由于那些西欧城邦国家之间没完没了的战争，融资需要不断膨胀，当初惯用的期限不到一年的短期借贷已无法缓和财政压力。以佛罗伦萨为例，1470年一年的总利息是36万金元，超过其全年财政收入，比清政府在1903年要付相当于全年财政收入44.7%的债务利息加本金还要严重得多。这就逼着佛罗伦萨人在金融创新上着手，想法把债务期限延长。 　　
当时，西欧政府惯用的证券有三种。第一种是人寿年金，只要购买者证明其身体健康即可申购，买后在投资者去世之前他每年可得到5%至8%的回报，他去世之后政府的支付义务即结束。这种债券广受欢迎。尽管对于具体的个人这种债的实际期限不确定，但对于发债的政府，这些人寿年金债券的平均期限在20~30年间，能达到不错的平摊支付压力的效果，增加政府的负债能力。该债券品种尤其在15、16世纪的荷兰以及后来的英国广泛使用。 　　
第二种是嫁妆礼基金券，一般是在女儿出生几年内，父母即从政府手里买些嫁妆礼基金券，让政府融资。在他们的女儿出嫁前发券方不付任何利息，但在女儿出嫁时父母可得到本金加累计的利息，用作嫁妆礼。但是，如果女儿在15年内不嫁或者出家做修女(当时约占女孩的四分之一)，那么父母就永远得不到回报，政府就无债务了。1425年佛罗伦萨就设立这类嫁妆基金，在威尼斯等南欧城邦也流行，实际债务期限平均在10年以上。 　　
第三种干脆就是无期债券，没有到期日。这当然能大大扩大政府的负债能力。 　　
前面讲到，1715年荷兰的国债余额为其国民收入的2倍多，英国的是0.8倍，它们主要利用长期限债券渡过财政难关。英国那年的国债大约为6000万英镑，其中，1640万英镑是无期国债，利息在5%到6%之间，主要由英格兰银行、东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持有；1260万英镑分别是99年期和32年期的年金债券(不是人寿年金)；1140万英镑是彩票债券，32年到期，年利率至少为6.84%，但根据抽彩结果利率最高可以到8%；剩下的为短期和其它长期债。1717年后，无期国债和长期年金债利率都被重新调低到4%左右。 　　
跟同期的西欧政府比，中国宋、元、明朝廷没那么幸运，无法通过发行无期国债或任何超过一年期限的债券让他们挽救或延长其朝代生命。他们甚至没有晚清中国那么幸运，因为在甲午战争之后，虽然甲午赔款、庚子赔款是无理强加的，但清政府毕竟能从外国银行借到36年期限、5%年息的债务，帮助他们渡过亡国的危机，延长了清朝的生命。根据当时人们对国债的根本性否定的态度，借外债当然更无法接受，但那总比让中国成为殖民地好。──我们一会儿再回到此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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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到19世纪末还没推行国债市场，日本却已走在前面。据朱荫贵先生考证，在年期间，日本政府发行的内外公债总额即达2.4亿日元，这些公债用来赎回大名和武士的封建权利、替大名偿还新旧债务，但更重要的是用于修筑铁路、开发矿山和建筑港口及道路所用，类似90年代中后期中国政府公债的用途。此外，1868年4月，明治政府以“振兴产业，发展贸易”的名义发行了4800万元太政官纸币，1869年9月再发750万民部省纸币，还有1871年10月发行的680万大藏省兑换券。我们看到，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敢于利用公债支持发展，而同期清廷还忙于往国库存银子。结果，到甲午战争时，两国的国力已大相径庭。 　　
甲午战争失败后，社会方方面面的危机感大升，将“强国”运动推向高潮。中国的第一个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于1897年创建，之后银行业有较快速的发展。国内债券市场的真正发展起始于民国初期的1914年左右。由于北京政府在一战期间难以举借新的外债，便转向国内发行公债。年间，政府共发公债27种，共6.12亿元。经过此后的进一步发展，到1949年，公债市场已具备相当规模。虽然在50年代后期基本停止了国内债券市场，但在1982年之后又陆续得到恢复。借助于1949年前银行、股票市场以及债券市场的发展经验，这种恢复银行与证券市场的工作进行得较快。由于现代银行金融机构的网络已遍及全国，使中国在过去20几年的公债融资能力不断提高。 　　
现在中国的国债期限最高为30年，这种期限已为中国经济渡过像亚洲金融危机、每年财政赤字这样的挑战提供了方便，使现在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朝代更有能力缓解财政危机，减少社会动荡的压力。 　　
什么情况下靠公债能增强国力？ 　　
前面讲了这么多，我们可能还是不清楚为什么现在的中国、美国还有当年的西欧、日本靠债务发展得越来越强盛，而朝代时期的中国、印度、土耳其还有当年的中东、非洲国家尽量往国库存钱，反而是越存越穷？之所以两种国策带来两种结局，部分原因在于把金银存到国库之后，实际上是把本来有资本属性、能进一步生钱的这种金银钱变成了死财富，扼杀了其本来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流通能力，使这些金银变成了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不是资本。 　　
自然，我们这里不是说无论如何都应该借最多的债、无畏地制造赤字，更不是说无论政府怎样花钱，无论政府的预算过程是否受到民主监督，靠赤字支持政府开支都比存国库更好。一些基本的权力监督与制衡是必要条件。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可以把国家看成一个公司，从公司财务的角度来看待国家理财问题。首先，如果国家借债的利息高于国家投资或开支的项目所能带来的回报率，比如国债利率是20%而国家投资项目的回报率只有2%，这里国债利率是成本，投资回报率是收入，那么国家开支的项目每年要亏损18%。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必不可少的国家开支外，政府应该停止、减少开支，尤其不应该通过赤字、国债来让政府浪费钱，应该降低税负。如果是这样，政府的确要尽量存钱，以防未来出现财政危机时要花20%的利息去借债。在这个意义上，由于中国历朝的民间借贷利率都在20%、30%或更高，同时投资项目因抑商而很少、回报率也低，像在1934年民国时期的土地投资租金回报率一年在8%至15%之间，远低于借贷利率，所以各朝代的理性国策是多往国库存钱，少花钱，也少征税。换言之，过去金融市场的不发达迫使朝廷多存钱。
　　 当然，如果政府开支只是用于消费、挥霍而不是花在有回报的资本性项目上，那么其开支的回报率等于零。像这些年部委、省市、县、乡各级政府大动土木，盖各种超级豪华办公楼，这些形象工程项目大多存在的挥霍浪费现象，带来的是零回报。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国债利率多低，也应该极力限制政府开支。 　　
相反地，如果国债利率低于国家开支项目的回报率，那么往国库存钱只会阻拦国力的增长，使国家衰退。 　　
所以，决定经济国策的两个关键要素是国债利率和国家投资回报率，前者取决于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后者取决于国家制度是否有利于市场交易。下面，我们可从这两个角度来审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历。 　　
之所以1600年左右靠国债发展的西欧到后来越走越强盛而当时国库深存金银的国家随后每况愈下，是因为一方面西欧越来越发达的长期债券市场使其债息不断降低，另一方面它们的大西洋、印度洋贸易给它们带来日益上升的投资经营回报率。以英国为例，前面讲到，1715年时它的国债平均利率在6.3%左右，到1717年降至4%左右。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请来荷兰的王子做其国王，该王子带来的不只是他自己和荷兰亲戚，让荷兰不再跟英国作战，而且把当时荷兰拥有的西欧最发达的金融技术带到英国，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金融中介公司的信用增强作用。换句话说，如果是英国政府自己面对投资者负责，市场投资者可能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有所顾忌、怕政府不认账，但是在英格兰银行于1694年成立之后，该银行自身是独立法人，也有外部股东(英格兰银行是上市公司)，当英国政府把1000万英镑的国债委托英格兰银行承销时，这国债的背后不仅有英国的税收、政府信用作支持，而且英格兰银行也是重要的后盾，有该银行提供的增强信用，投资者显然更放心，要求的利息(包含风险溢价)也就低，因为万一出事，英格兰银行的股东要承担损失。那时，东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在证券市场的信誉也非常好，所以英国政府先把债券卖给这两家上市公司，然后由它们再以出售股票的形式从市场融资。有了第三方在中间增强信用，政府公债的利息即可大大降低，这两家上市公司实际上也算是证券中介公司。英格兰银行甚至能以1.5%的年利率帮英国政府借国债！这是当时任何其他国家做不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投资回报率高于4%，英国通过借国债发展就会是净赚！ 　　
中国近几年的国债利息在3%至4.5%之间，这种低利息一方面得益于自1897年后中国银行业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现代通讯和运输网络，方便了全国债券销售网络，扩大了银行体系和证券市场的融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政府的投资项目能产生高于4.5%的年回报率，那么不担心赤字、靠扩大公债融资来刺激发展就是一件强化国力的国策。1978年执行改革开放以来，放开了的市场经济加上积极的对外开放使中国经济以年平均高于9%的速度增长，使一些项目的投资回报率可能都超过国债利率。于是赤字和国债就成了国力上升的催化剂。这可能是最近20几年虽然中国的财政赤字越来越大而国力却越来越强的道理所在。当然，过去这些年国债投资项目的回报是否真的高于国债利息，这本身是一个值得用数据做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没贴完，有十贴的限制，明天再贴）
　　多谢南方驽兄,原本下一章节要下个月底再写,为您的回复明天多写一节,呵呵 文章结束语就是
棋到终局.呵呵,说的就是您提到的地缘政治经济.
　　葡萄兄，不知单开这个帖子意下如何？建议您达到目的后还是放弃一个，两个客厅跑有点儿劳神了。那个印度巴西的两个帖子，虽然您在续中给出了链接，粗心的人还是会漏掉，看不到可惜了，能否让版主给个链接，他可以做到。最后，祝葡萄兄盖楼愉快，您悠着点儿，别累着，慢慢来；也祝朋友们跟贴愉快，大家该跑调的跑调，该叫真儿的叫真儿，呵呵挺好玩儿的，当然我也很愉快，这几天虚荣心暴涨，感觉自己跟中央首长似的，特高瞻远瞩，嘿嘿不好意思·····
　　作者：翠尾鱼　回复日期：　13:26:55　
　　　　葡萄兄，不知单开这个帖子意下如何？建议您达到目的后还是放弃一个，两个客厅跑有点儿劳神了。那个印度巴西的两个帖子，虽然您在续中给出了链接，粗心的人还是会漏掉，看不到可惜了，能否让版主给个链接，他可以做到。最后，祝葡萄兄盖楼愉快，您悠着点儿，别累着，慢慢来；也祝朋友们跟贴愉快，大家该跑调的跑调，该叫真儿的叫真儿，呵呵挺好玩儿的，当然我也很愉快，这几天虚荣心暴涨，感觉自己跟中央首长似的，特高瞻远瞩，嘿嘿不好意思·····　　====================================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呵呵
　　继续贴　　　　陈志武：为什么中国持续增长近二十年？6　　　　　　　　
我们也可借助此分析框架来看看甲午赔款、庚子赔款后晚清的选择。我们几乎都指责当时的英、德、法、俄银行以5%左右的利息借给清政府的外债。关于那两次战争以及其赔款本身的事，那是本文之外的话题，我们只谈这些国债融资是否帮助了清朝。在中国当时没有债券市场的情况下，一方面除了外债别无出路，另一方面这种5%的利息在当时的中国是几乎不可能找到的。特别是当时由汇丰银行等帮助发行的铁路外债，其利息也基本在5%上下。按照我们上面的分析，只要当时的项目投资回报率在5%以上，利用这些外资来发展中国经济应该是天大的好事，应该是好国策，那样也可能让国力像最近20几年一样地发展。实际上，那时期的工业化、外贸行业的确在快速追赶，只是由于传统理财观念对债务的抵触，再加上种种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没能让中国借外人发达的资本市场来最大化自己的国力。 　　
说到底，是应该往国库多存钱，还是不仅把收入都花掉而且要借国债发展，答案取决于长期限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也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前者决定公债利息成本的高低，而后者决定政府投资的效率以及回报的高低。由于金融发展也取决于国家制度资本，所以，最终是制度决定了国策模式。 　　
加税或国债：哪种更好？　　
上面的分析中，我们没有把征税问题跟发债决策放在一起来考虑。换言之，假如国家有高回报率的开支或投资项目，那么所需资金是靠发国债，还是靠征更多税，哪种更好呢？我们可能会说“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与其借债，反倒不如由老百姓先交税”。 　　
今天美国的做法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美国2005年的财政赤字是3183亿美元，占财政收入的15%，跟中国财政赤字占财政收入的百分比几乎一样。去年联邦政府的债券利息开支为1840亿美元，占全年财政开支约8%。美国国债余额约9万亿美元。 　　
但是，尽管如此，美国政府不仅不增加税率、不要老百姓多交税还债，反而还在布什政府期间不断减税。美国人当然交得起更多税，但政府还是更愿意借债花费，使赤字越来越大。这是怎么回事？这不仅有悖于我们传统的理财理念，而且有悖于一般的常理。──美国这些年的经济国策真的有损其国力吗？ 　　
其实不然。我们可以算一笔简单经济账。答案的关键还在于政府的融资成本和民间的投资回报率，只要纳税人的投资回报率高于政府公债利息，最优的国策是：少征税，把钱留给老百姓去投资创业，藏富于民，政府尽量用公债来补充财政赤字。 　　
相反地，如果公债利息高于民间投资回报率，那么靠赤字负债发展是下策。同时，如果政府的投资回报低于民间投资回报，政府就既不应该借债发展，也不应该加税，而是要退税。 　　
举例说，假设所得税是20%，政府公债利息永远为5%。先假定老百姓的投资回报率今后年年是6%。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少向老百姓征收1万元税，那么老百姓把这1万投资后，第一年得到600元税前回报，其中120元交税，剩下的480元加本金1万元重新用于投资；第二年得到628.8元税前回报，其中125.76元交税，剩下的503.04元加本金1万元再用于投资；以此类推下去，年复一年，不仅老百姓的财富越滚越大，而且政府的税收也按每年4.8%的速度增长，政府得到的是一个永久的税收流，这个税收流的总折现值为6万元(以政府公债利息5%作为折现率)。换言之，如果政府通过借债维系开支，把更多钱留给老百姓投资，那么今天每少收一万元的税，实际上政府最终得到的是今天值6万元的未来收入流，让国家财富净增5万元。 　　
　　 如果老百姓的投资回报率是5%，那么政府通过减税得到的额外好处为零；而如果投资回报率低于5%，则减税会吃亏。当然，如果民间投资回报远高于5%的国债利息，那么借国债并同时减税就让这个国家发横财了！其妙诀在于让老百姓的收入变成资本后，就能通过利滚利、钱滚钱让国力和民富同时上涨。当民间的投资回报很可观的时候，政府征税等于是“杀鸡取卵”，害民又损己。 　　
上面的例子当然有一些理想化的假设。比如，在现实中，政府公债利息可能会不断波动，民间投资回报也会时高时低。如果是这样，那么，只有在民间投资回报与国债利率之差更大的时候，“发国债同时又减税”的国策才最优。 　　
但，不管怎样，这个例子基本反映了美国二战之后经济国策的总体逻辑。美国的资本市场最发达，给美国政府提供了无限的将未来收入证券化变现的能力。由于人们对美国制度的稳定性非常有信心，美元和美国政府公债是世界投资者最为放心的增值保值手段，因此其公债利息近几年保持在4%左右，这是美国老百姓所无法得到的融资成本。换句话说，如果美国民间要借钱投资，他们能得到的利息远比美国政府要支付的利息高，在这种情况下，于其由个人或私人公司去借钱，还不如由美国政府代替老百姓借，并同时通过减税让老百姓把钱留着自己去投资！那么，美国民间的投资回报如何呢？以美国股市为例，从1926年至今，平均年回报率为10%；在二战以后，平均年回报12%。相比之下，这期间的政府公债利息平均在6%左右。也就是说，1926年至今，民间投资回报率与政府公债成本间的差平均在4%，二战后为6%。 　　
外国人和外国政府喜欢买美国国债，美国政府用低息借到这些钱后，通过减税把钱转给美国老百姓去做股票等生产性资产的投资，这种策略的效果是让美国财富超速增长。这即是自己有鸡再“借鸡生蛋”的效果。 　　
由此，我们终于明白了美国靠赤字、靠国债、靠减税致强的道理。从1940年之后，除了少数几年外，美国基本年年有赤字，而且越来越大，然而国力也越来越强。 　　
那么，什么时候要开始逆转靠赤字发展的国策呢？一旦民间投资回报率相对公债利率太低时，即是放弃赤字的时候。 　　
中国致强之路能走多久？ 　　
本文的分析让我们大致能看清过去西欧、美国、今天中国的国策逻辑，也是日本在明治时期以及自1990年后的经济政策逻辑。发展证券市场特别是长期限资本市场，让政府退出经济管制、放开市场的空间，这是其中的两个关键。 　　
如果中国继续靠国债促内需增长，以此带动增长，那么这种模式还能持续多少年呢？这当然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假如中国今天占GDP 　　
21%的国债发生在清朝或任何其它朝代时期，社会动荡可能会难以避免了，但多谢现代证券金融技术，中国实际国力比那些朝代时都强。相对今天美国、日本以及西欧的国债负债水平而言，中国的不算高，还有一些赤字空间。但是，在进一步靠公债发展之前，有必要审视一下今天所处的状况。第一，据福布斯的计算，今天中国人的税负排世界第二，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20%有余。这个比重看起来跟美国联邦财政收入也占GDP的20%不相上下，但在开支上，美国的财政一多半用于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福利，而中国的财政开支用途不在这些。中国财政从民间“杀鸡取卵”太多，牺牲太多民间的致富机会。这些年的税收以两倍于GDP增速的速度上升，加税不受立法制约，这种税负必须降低。　　
　　陈志武：为什么中国持续增长近二十年？7　　　　　　
根据中央财大民间金融课题组2006年初对27个省市借贷利率的调查，全国民间借贷利率平均为16.4%，其中借方以企业为多，这说明他们的资金使用后回报率至少在16.4%以上，远高于4%左右的国债利率。减税显然让更多钱留在民间，创造更多财富。 　　
第二，过去20几年，特别是1994年后，相当一部分公债被投到各类形象工程，或者是虽然这些债券融资没直接投入形象工程，但间接地让政府一些挥霍性工程成为可能，造成了大量浪费。比如，2005年国家审计署的审计结果表明，部分城市基础设施国债项目(包括污水处理)效果差，城建项目中有许多由于规划不当、管理不善、设备不合格以及工程质量缺陷等原因，存在严重的损失浪费问题。这些项目的投资回报是否赶得上4%左右的国债利率，显然是大问号。 　　
第三，给政府部门更多的钱花，就必然创造更多的贪污腐败机会，也必然导致更多的地区间、城乡间以及社会群体间的机会不平等。特别是在缺乏实质性权力制约、财政预算过程又不透明的情况下，政府开支的分配不可能做到公平、公正。 　　
不同国家以前的不同经历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上世纪30、40年代的民国政府也得到当时快速发展的国内债券市场的帮助，加上对银行的国有控制，让政府能同时发公债、操纵货币，以多种方式解救财政与金融危机，但是，由于军政府权力不受实质性制约，腐败盛行，债券市场帮助民国政府平摊支付压力的能力再大，也无法对冲掉制度缺陷所注定的命运。1997-98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许多人把印尼、马来西亚、泰国、韩国的遭遇归结到外债，说是这些国家对外债的依赖使它们受重挫。从表面看，好像如此，但其根本原因不是它们的外债太多，而是它们普遍缺乏对权力的制度化约束，黑箱操作滋生腐败，政府财政和外债被当权者私用。 　　
相比之下，美国近9万亿美元的国债中，外债约2万亿美元，占近四分之一。而且，从国债规模讲，今天日本国债是GDP的170%，意大利、比利时国债都超过GDP的120%，美国国债是GDP的70%。这些国家没有因高额国债或外债而产生金融危机、社会动乱，可是，1990年代的亚洲国家、1930-40年代的民国中国以及过去20年里的拉美国家却因国债、外债频繁出现危机和社会动乱，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还在制度资本上，在对权力的制约以及政府预算过程是否透明上。实际上，不只是当今世界不同国家承受公债的能力千差万别，即使回到历史上也如此。比如，16、17世纪时荷兰的国债比西班牙的高很多，1650年时荷兰国债合人均1.6公斤银子而西班牙国债仅合人均0.6公斤银子，但前者的国债利息在3%至5%之间，西班牙在16世纪要支付10%以上的利息，荷兰没有因这种国债衰败，而西班牙则从17世纪中叶开始衰落。18世纪中叶，英国的国债承受力也远比法国高，前者的人均国债高于法国，但那种高负债不仅没拖垮英国，反而是英国的国债利息只有法国的一半左右，让英国不断强盛。之所以英国(以及当年的荷兰)的国债融资成本比法国的低一半，其证券市场也比法国更发达，根本原因与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之后所巩固的宪政制衡有关，那次革命之后英国王权受到议会的进一步制约，使国王不能随意征税、不能侵犯私人财产，财产税等只能由议会立法。由于议会更能代表社会的利益，并且其立法与决策过程也非常透明，这使证券投资者对政府有充分的信任，因此很愿意买英国的国债，而且要求的利息(融资成本)也不高。相比之下，西班牙、法国的王权不受制约，国王的决策过程又不透明，多次对其国债赖账、拖欠利息，这些都无法让投资者对集权政府有信心，其结果可想而知。由此可见，一个国家是否能长久靠赤字加国债发展跟其制度架构分不开。 　　
我们可能会说，既然中国的制度问题以前就存在，而由赤字带动增长的模式在以前20几年成功了，那么为什么今后不能再继续呢？──在经济增长的初期，增长的确可以是粗放式、高资源消耗、低经济回报，甚至可以充满贪污腐败，但不能总是靠修路、架桥、盖大楼刺激增长，也不能指望社会对贪污腐败总能承受。正如前面所说，如果政府投资回报长期低于公债利率，如果财政被长期用于挥霍性形象工程并为贪污腐败提供基础，那么靠赤字或靠税收支持的财政开支只会是无谓地烧钱，使中国的负债能力快速下降，带来社会动荡。 　　
因此，中国一方面应该减税，至少应该控制税负的增长，藏富于民，并同时进一步让政府退出经济，让市场真正发挥作用，提高民间创业与投资回报，另一方面可继续依靠国债促进发展。但是，这两方面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先行，否则财政赤字和国债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靠赤字发展就无望。完　　
　　服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
　　顶，先记号。
　　　　　粮食值得关注。　　澳大利亚限制粮食出口了。　　佩服共党前几年的三农政策。
　　　　搞不好，美国要拿印度开刀吃肉了。　　大家安心看好戏
　　瓦解后形成的整个世界的权利真空并没有如当年西方社会所想的那样,为冷战的胜利者自然继承.一批新兴国家的崛起,尤其是中国的崛起打乱了美国单级世界的部署.但是,作为世界上最具有现实理想主义的经济动物中国和美国来说,当明白中国和美国还需要在这个世界上共同相处一段不算短的时间,那么寻找相互利益的共同点就是最符合经济动物逻辑的必然选择.于是就有了,今年中美经济战略对话机制的启动.谁也难以预料,世界上最大的超级章鱼与另一只超级章鱼的结合会产生什么.所以,随后欧洲就决定与印度启动自由贸易谈判.一场对于全球政治经济利益的再分配游戏已经再所难免了,或者游戏已经开始了.不管中国是在美国的邀请下联合开发欧洲,不管是俄罗斯如何&恰好&在朝鲜核试验之前搞了搞格鲁吉亚并很&悍然&的收回了巨大的石油与天然气田而这些又如何&自然&的经过美孚石油的手大批销售给中国,更
　　好文章，我顶
　　再留个记号　　南方驽的转贴很好　　请教个问题　　政府公债信誉估计什么时候崩盘？
　　葡萄强人也。　　在一位网友转的陈大的帖子中看到了有人推荐葡萄的帖子，进来一看果然有深度～！
　　顶葡萄
　　没什么好说的！对这篇文章我顶！！
　　顶了看
　　连留言全部看完
　　作者：南方驽　回复日期：　23:56:52　　　南部新疆那里降雨达到了800毫米？　　你转载的文章很好，但是你的地理知识很差呢？　　　　南部新疆有很多荒地，但是不至于那么多，更重要的是没有那么多降雨。南部新疆的农业区，绝大部分都是用的冰川融水，水量有限。　　　　将于最多的是伊梨河谷。但是这个地区不全部在中国，在哈萨克斯坦一大部份。伊犁河谷是中亚最富饶的地区之一。
　　葡萄兄好久不来了,别是中南海把你找去当参谋了吧.
　　南方驽　　----------　　葡萄兄在西西河上了。
　　作者：洛阳沙漠　回复日期：　16:01:35　
　　　　作者：南方驽　回复日期：　23:56:52　　　　　南部新疆那里降雨达到了800毫米？　　　　你转载的文章很好，但是你的地理知识很差呢？　　　　　　南部新疆有很多荒地，但是不至于那么多，更重要的是没有那么多降雨。南部新疆的农业区，绝大部分都是用的冰川融水，水量有限。　　　　　　将于最多的是伊梨河谷。但是这个地区不全部在中国，在哈萨克斯坦一大部份。伊犁河谷是中亚最富饶的地区之一。　　++++++++++++++++++++++++++++++++++++++++++++++++++++　　洛阳沙漠兄:　　我关于新疆的知识,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而是在新疆听介绍并亲眼目睹的。你在网上搜索“新疆耕地面积”，往往只会得到一亿亩这个约数或９８２０万亩这个数，兵团的一亿亩耕地一般你搜索不到。新疆没有公布或内地人不了解的东西有很多呢，比如矿藏。新疆所指的南疆，主要指伊宁、喀什、阿克苏一带，年８００毫米是指降水，还不算冰雪融水。在伊宁和喀什，我是亲眼看到当地人的灌溉方式：水渠的闸门一拉，清澈的渠水便漫灌到广袤的番茄地，请注意，是漫灌。当地还种水稻。新疆的自然条件之好，我们内地人很难想象。很多人到新疆只到乌鲁木齐，说实在，除两大沙漠，乌鲁木齐是新疆自然条件最差的地方。　　
　　另，中亚自然条件最好，最富裕的地区不是伊犁河谷，而是费尔干钠谷地。
　　作者：baoyucheng1　回复日期：　23:10:44　
　　　　南方驽　　　　----------　　　　葡萄兄在西西河上了　　+++++++++++++++++++++++++++++++++　　谢谢baoyucheng1，西西河正常上不了，我找个破网软件去看看
　　这一段要分开说，这一节说的是现在大国在做什么。前面说了看工业化以来了的世界历史，相信宿命论的人会说，每个世纪的命运在世纪之初就决定了。1700年，年崛起了法国、英国和美国，也就是他们基本决定了那三个世纪的霸权力量。　　　　决定国家命运的因素很多，中国人喜欢归结为天时地利人和，西方归结为综合国力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发展是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综合考量，其中就国家而论比的就是各种力量的总量。决定总量的因素有很多，人口、人口素质，资源、资源素质，还有诸如教育、科技、语言、媒体等软力量的制约。还有一个在今天不能被忽视的是，在信息革命到来的时候，信息已经成为一种决定国家的命运的力量被考虑在国家硬实力中。在李德.哈特的战略论中，决定战争的因素有：政治、经济、军事与外交，而我在此之后加上的是信息。这些就是我眼中决定国家命运的力量。　　　　所谓的战争，有热战有冷战。人类世界发展到今天，尽管大规模的热战爆发的概率越来越低，但是以经济竞争为主导以综合国力发展为标志的另一种形式的战争却无时无刻的不在激烈进行着。而且事实证明，即使曾经决定人类社会与国家命运的硬实力依旧优势明显，但是在综合国力的若干重要环节上失去竞争力依旧难免失败的命运。前苏联的解体为这个命题做了最生动的见解。但是，中国兵书《尉僚子》中的一句话也生动的揭示了同一问题的两面：好战必亡，忘战必忧。今年的伊拉克在我所知道的新闻报道中，仅仅在6月7月还有10月的官方统计数字里就有3000以上的平民死于暴力事件。现在看无论是伊拉克人要实现他们在战前的期待，还是大国实践他们的诺言都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这个世界要想活下去都不容易。　　　　上面的话题实际是题外话，那些要写的是我想是个没有终结的话题，我这里提一下不过想说的是，在今天的世界上决定国家的命运与前途的因素有很多，我们作为被决定的那社会中的个体尽管对很多事情不能决定什么，但是作为个人看待这些问题的观点，在说什么前面也是有必要说一说：决定国家未来的是什么。　　　　前一篇，说到一战前，英国霸权下的世界维持了一段长时间的和平时期。但是，随着新兴工业化国家德国的崛起与原来的英国霸权的相对衰落。原来国家之间的力量平衡（当时主要权衡的是国家硬实力其中衡量的主要指标之一就是工业化程度的标志：钢铁）被打破后，对工业原料的争夺与对世界市场的争夺终于在各国一毛不拔的对内对对外政策下使各国走向了危机从而导致了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但是，一战胜利后的战胜国并没有意识到，一战的对手已经不是那些没有枪的野蛮人。那种：我有枪，不可以一世的战胜国心态下诞生的是巴黎和会，催生的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在前所未有毁灭面前，人类组建了联合国，尽管决定世界命运的依旧还是大国但是对话与倾听，谈判与妥协，在一个个条约与协议框架里解决矛盾与纠纷成为一种习惯。尽管在一个被称为冷战的时代，在没有歇斯底里的毁灭为前提中，人类获得的是前所未有的发展。无论什么国家还是组织怎么样为自己的成就感到欣慰自豪获得骄傲的同时都不能忘记，实际这些成就是和平的成就，是一种我们称之为进步的文明。　　　　但是，在上世纪末如果1900年前后世界发生的变化那样。这个世界的力量平衡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而且还是一种本质的变化。这样变化不仅表现在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崛起与正在崛起，也反映在朋友与对手不再那么清晰，在利益的实现尤其是国家利益实现过程出现的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表现形式；更表现在文明与发展的价值评判与取舍上。关于这些的争论，争夺甚至关于这些而引起的战争，最终使我们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而困惑：我的利益在哪里，我的敌手在哪里，我的空间究竟在哪里？　　　　在今天，各个国家之间最突出的争端无疑是在经济领域，对于中国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关于知识产权的纠纷无疑将处于越来越重要与核心的位置。但是在我看来这些不过是100多年前，那种我有枪的傲慢的新式翻版。　　　　在西方一直有两种观点左右着对于这个世界的态度，一种是绝对正义观下的处世态度，一种是以现实主义态度解决问题的方式与方法方式。但是一旦遇到自己的利益，今天的世界谁都是现实主义的。这在最近集中表现在各国在经济发展的举措中。　　　　首先作为，世界霸权者的美国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主导经济全球化以来一直都以全球化为其利益的核心价值。不过，第一批对美国全球化提出挑战的却不是来自曾经冷战中你死我火的敌手而是来自曾经的盟友：欧洲与日本。于是，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一番纵横运筹，终究使日本从经济霸权的颠峰跌落，日本把此称为：第二次战败。而对于在冷战一结束就搞出欧元的欧洲人，美国人奉送的南联盟危机与科所沃战争这使欧元直到新世纪来临才看见自己的曙光。而此时，美国已经驾驶着新经济的风帆再次远航。现实的遭遇，使欧洲与日本明白，经济的强势并不能使你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获得当然的通行证。同样对于崛起的中国和正在崛起的印度来说，国家的独立与自主也不能当然的获得发展所必须的资源、资金、技术与市场。　　　　其次，自从9.11以来一种曾经维持这个世界战后稳定的游戏规则宣告结束，而伊拉克战争的到来说明失去平衡的这个世界需要一种新的游戏规则来调整。巴西、德国、印度与日本要去联合国争常。所以，中国总理说要积极参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所以美国说，要保障21世纪依旧还是美国的世纪。可是今天的世界我们大家所要面对的远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政治争端与价值冲突。就在前不久，联合国秘书长呼吁的是世界各国联手解决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各种危机。而世界贸易组织新干事长同时也呼吁，要转变观念，要把经济的增长转变为就业的增长与生活水平的提高。换简单的话来说，在这个世界里不论是领跑者领先者还是追赶者落后者，大家都面临同一挑战：我们如何和平相处。　　　　现在一种叫全球气候变暖的现象告诉我们，在我们肆无忌惮的用一种叫开发的手段利用着大山、大河、大海与我们称之为母亲的大地的时候，我们开始面对什么样的危机。然而我们稀缺的资源不仅仅是石油与矿物原料，仅仅水污染，美国人与加拿大人耗费不计其数的人力物力资源以及将近20年的时间才治理了五大湖的水质；而中国一个太湖在获得20多亿元的累计税收后环太湖治理仅仅第一期工程就需要至少200亿元的资金与技术的投入；而印度50年来印度城市污水排放总量已经增长的6倍，在今天的印度一级与二级城市里每天排放的污水里只有10%得到处理，水资源状况的恶化实际已经成为印度人均寿命提高的一个巨大问题与障碍。水、能源、土地与环境，呵呵困扰我们明天还远不止这些，中国会怎么走下去呢？　　　　在结束这一章节前，我还是把问题拉回经济上。今天大家争论的经济轻重模式也好，发展观也好还是发展的成败也好。在我看来，经济首先是物质的，以物质为基础以物质为载体以物质为依托。朋友曾经说过这样一句，人类的经济发展历史实际就是一部能源不断升级换代的历史。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无论什么发展模式与发展观，如果不获得起码的资源保障与能源供应，经济发展乃至社会发展就是句空谈。就拿今天中国人均石油消费不足一吨每年的水平来说，即使我们在各种技术水准与能耗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以日本为坐标我们人均石油消费一年需要达到2.5吨，以欧洲做衡量那就是3.5吨每人每年，如果你要获得美国般的物质享受那么每人每年需要5.5吨的石油。问题是，世界上有那么多石油么，有那么多石油可以买么。从中国崛起这个话题充斥这个世界主要媒体以来，来自西方的威胁论不仅仅是一种讨论，面对自2000年至2006年石油价格攀升到高峰的时候，石油价格的涨幅上涨了6倍。无论，什么样的新技术与新能源的开发，在今天这个世界上，碳基燃料作为这个世界的能源供应依旧保持在80%的水平。好多人都说中央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其实在这个世界舞台上的角色人人都在下这一盘棋，而今天活跃在这个世界舞台上的角色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都非庸手。眼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