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是孩子最好的医生）孩子生病了怎么办？&&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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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帖是这位妈妈在北美华人网上自述的。OB就是妇产科医生，在美国怀孕了就要自己挑一个妇产科医生，产前检查生产都由这个医生负责。生孩子的时候，先到医院去，告诉护士医生的名字，医院就会通知医生赶来接生。 IV就是打吊针。身高和体重的百分比是衡量小孩子的长势的。比如，体重15%，就是说体重低于平均水平，只有15%的同龄孩子体重比你轻。平均水平是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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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皮皮的妈妈xixi09-------我是妈妈所以我只能选择坚强早上打开电脑看到你的帖子,把我又带回了一年前,曾经经历的一幕幕又像电影一样浮现在我的脑海,你现在所走过的路是我也亲身走过的,今天我想对你说,我们只能选择坚强,因为我们是妈妈,儿子的未来就在我们的手上.一切都会好。我是39岁怀上的，高龄产妇的一切问题我都没有，整个孕程十分完美。和你一样的是由于搬家，我也换OB。我的预产期是日，时间到了孩子却没有出来的征兆，OB说再等等，迟几天没关系，7月14日一早去检查发现羊水太少了，于是立刻住院待产，我当时要求剖腹，但是OB说自然产对母子都好，我就没有坚持，这是我犯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经过30多个小时的催产产程，孩子出不来，最后还是剖腹。但是一切都太晚了。孩子出来全身发紫，没有呼吸，没有心跳，当然更没有哭。我哭了，在手术床上完全情绪失控，麻醉师加大了计量，我的手术才顺利完成，当我醒来是已经躺在病房了。孩子的爸爸站在我的床边告诉我儿子在NICU，情况很不好，体酸达6，严重抽搐，马上要转到Stanford University 的儿童医院。儿子到Stanford University 的儿童医院马上接受了冰床治疗。这项治疗是把脑损伤的孩子在损伤后6小时以内将体温降到33度，心跳也降低，以阻断损伤的继续，据说这项实验全美只有这一家医院在做，效果如何还不确定，7月19日我出院赶到儿子那里时，儿子已经下了冰床，插着呼吸机，导痰管，IV，脐带上也插着两个针管。儿科医生和神经科医生第一次找我们谈话就是告诉我们，三天了孩子没有醒，没有睁眼睛，没有抓握，没有膝挑，没有吞咽，消化道没有声音，没有自主的呼吸，心跳不稳定。冰床的效果不太理想，让我们要有心理准备。那几天我和孩子他爹每天早上吃了饭就带上一天的吃的喝的匆匆赶往医院，那段时间我现在都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撑过来的，手术的刀口还在痛，两条腿肿的像大象腿，吃不下，睡不着，就守在儿子的身边。我的手从保温箱的窗口伸进去握住儿子的手，不停的和他说话，刺激他，希望他苏醒。7月25日儿子已经从冰床上下来7天了，还是没有任何的进展。期间做了MRI，脑CT ，脑电图，消化道X光。结果全部出来后儿科医生和神经科医生再次找我们谈话。这次的谈话其实就是医生让我们家长做决定的谈话，因为所有的检查报告都出来了，那天除了儿子的神经科医生和儿科医生还有社会工作者和翻译，虽然孩子他爹的英文很好，但那天的谈话，他不能给我当翻译。儿子的检查结果糟糕的不能在糟糕了，检查结果显示，儿子的大脑中枢神经严重损伤，由于大脑的损伤，儿子的吞咽功能丧失，消化系统的肌肉也停止蠕动。呼吸几乎全部依赖呼吸机的支持。如果他活下来也许就是生活在呼吸机上的植物人，即使有一天能拔掉呼吸机自己呼吸，他也是一个不能动，肌肉僵硬，没有学习能力的残疾人。做为母亲放弃儿子是多么难，我相信每一个母亲都知道，我请求医生在努力一下，在给儿子多一点时间，可是医生更残酷的告诉我儿子是没有吞咽消化的能力，这个能力是没有办法恢复的，靠IV儿子是长不大的，只是推延时间，最多一年最后还是死亡。面对着残酷的一切我当还是没有做同意把掉儿子的呼吸机，我希望再给儿子一点时间等待奇迹的出现。
7月28号奇迹没有出现，孩子还是没有自主呼吸，没有苏醒，没有任何发射反映。医生再次找我们谈话，这次谈话还是有社工和翻译参加，医生很坚定的告诉我们如果不拔掉呼吸机，孩子就能活，但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活在呼吸机上，我当时不能相信这是最后的结果要求再做一次MRI，我认为第一次的检查是不是错了，神经科医生说不用了，儿子的表现足以说明检查的准确。在场的翻译对我说了一个她认识的一个教友的故事，情况和我们很相似，孩子后来只有通过打了个胃管进食，但是也只活到5岁。期间的并发症不断，家长和孩子都很痛苦。医生对我说儿子连胃管也不能打，因为他的肠胃不蠕动，是无法接受食物的，只有靠IV。但是IV是不能给他足够的营养让他长大的，最多一年孩子还是要走向死亡。我对医生说，我没有办法选择放弃，医生说不是我的选择是儿子的表现自己做出的选择。就在儿子出生的第15天我们决定给儿子拔掉呼吸机，一个母亲做这样的选择有多痛，我当时都想自杀了，我问儿子的儿科医生，我说：“如果这是你的儿子，你该怎么选择”？她流着眼泪拉着我的手说：“你是个伟大的母亲，如果是我的儿子我的选择和你一样，我用我的人格证明你的决定是正确的。”7月29号上午10：00给儿子拔呼吸机，除了IV身上的管子全都拔了。医院专门为我们提供了一间房间，还为我们找了一个讲中文的牧师（我丈夫是基督徒），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也来办手续。很多文件签字，我就像个木头人，做祷告的时候牧师让我和孩子他爹抱着孩子。牧师说了很多，我什么也听不见，只想自杀。牧师祷告完了，就要拔呼吸机了，我对儿子说：儿子，你挣开眼睛看看我吧，我到底那里做错了你要这样惩罚我，儿子你睁开眼睛看看我，你看看我，你只要睁开眼睛看妈妈妈妈就不放弃你。奇迹出现了，儿子真的睁开眼睛了。牧师看到了说：把一切交给上帝吧。[儿子被拔掉呼吸机后从上午10：00一直挣扎到下午5：00哪个过程之恐怖，我不敢回忆反正是拔掉呼吸机后他突然开始自己呼吸了，虽然很费劲很痛苦，但是他还是自己呼吸了。晚上医生来了说儿子今晚不会死了，明天再谈，第二天我请我们的一个朋友和我们一起参加了谈话，她在Stanford 的另一个医院工作曾经也是儿科医生，她知道我儿子能自主呼吸后觉得孩子不应该放弃了。但是第二天的谈话就围绕着孩子如何生存，如何长大的问题。医生根据孩子的检查报告得出以下结论：一，孩子没有吞咽的功能，肠胃没有接受食物的能力，如果喂食，食物就会在肠胃里腐烂，导致并发症死亡。二，采用IV不能满足孩子生长需要的营养，最后孩子只能消耗自己，最终死亡。三，孩子大脑的损伤是不可逆的，损伤的严重程度足一断定孩子是一个不能动，不能学习，智力低下的人，让他生存下去只是道义上的，他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当我的朋友听完医生的谈话，也沉默了。呼吸机，孩子是不需要了，现在就是IV了，如果继续输，孩子不会死，但是最长是6个月，当时孩子他爹觉得如果拖六个月还是逃不掉一个死，那就早点结束吧，他希望我尽快从中解脱，因为我的身心已经严重透支了。可是我还是舍不得放弃，和他爹在医院里吵了起来，最后孩子他爹说还是听我的，我想怎么做他就怎么做，第二天再次做了肠胃扫描，一切都没有好转，肠胃还是没有任何功能的恢复。
所有的人开始做我的工作，他们都是出于好心，因为一个身心憔悴的母亲还要面对六个月甚至更长的折磨是多么残酷的事情，因为这个过程不是等待希望，而是等待死神的到来。医院里的护士医生都目睹了我们两口子是如何度过这20天的，他们都很敬佩我们很关心我，为我的儿子照像做像册，给我儿子印手印脚印，给我送吃的喝的。他们都说是第一次见到我们这样的父母。的确，在重症监护室40多个孩子，基本上没有什么家长陪在那里，有些来一下，抱抱就走了，像我们这样一大早就去，天黑了才走的根本没有。而且当时我的身体已经虚弱的不得了了。护士都劝我不要老守在那里，他们说他们一定会好好照顾我儿子的。8月5号最后还是决定拔掉儿子的IV，IV拔掉后最长7天后孩子会因为衰竭而死亡。医院把我们转到了一所儿童的临终关怀医院George Mark Children's House，这是一家慈善机构，是私人捐款的医院，帮助那些身患绝症孩子的家庭走完最后的路。也帮助有残疾孩子的家庭在孩子需要照顾的时候帮助照顾孩子。George Mark Children's House的日子是奇迹不断出现的日子。儿童医院派救护车送我儿子到那里，我和劳工开车跟在救护车的后面，一路我都在痛哭孩子他爹也流泪不止，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大胡子的男护士，他的名字叫Paul，后来的日子他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和鼓励。这家医院和通常的医院不一样，他的病房都是一套一套的，有客厅，厨房 卧室卫生间。每天都有人来打扫卫生，三顿饭会送到房间里来，他们知道我要喝热水还专门去买了两个保温瓶。在护士站周围还安排了一间孩子的房间。但我们都没有用过。每天上午，下午和夜里护士都会来检查孩子的心跳，呼吸，体温和尿。我24小时把儿子抱在胸口，让他的头贴在我的心脏，用自己的体温捂着他，让他尽量少消耗自己的热量，因为他没有进食，只能消耗自己，消耗光了就会衰竭死亡，我想多留住他些日子。儿子从6.8磅掉到5磅,瘦的皮包骨头,我是天天以泪洗面.一天一天，每天都是在恐惧中度过，不敢睡觉，怕一醒来儿子就咽气了，孩子他爹也很辛苦，寸步不离生怕我做极端的事情。8月15日在George Mark Children's House第十天，也是儿子满月的日子。孩子的体温心跳骤降，呼吸困难，以为孩子最后的时刻到了，护士主管 护士社工等全部都来了，为了让孩子舒服点给他吸氧，过了一个多小时，孩子的状态似乎又平稳了。大家也就散去。晚上，一个刚休假回来上班的护士来查房，突然看到儿子的嘴巴一动一动的，她说孩子是不是想吃东西了，你们试着喂一下，我丈夫不相信，因为期间我们曾试着喂过很多次。孩子都没有反映。但是我也清楚的看到孩子的嘴动了，于是我让护士给我一个注射器，吸了1.5ML的母乳,把儿子的嘴捏开,用注射器滴了两滴奶到儿子的嘴里.儿子没有反映,我就把我的舌头伸到儿子的嘴里,顶他的舌头,奇迹发生了,我看见儿子的喉咙动了,他把那两滴奶吞了下去.
用这样的办法儿子把1.5MI吃完了,我激动不已,马上又用注射器吸了2ML继续喂,儿子还是吃完了,我马上让劳工把奶泵拿来泵了20ML,用注射器吸来喂儿子,可是儿子吃了5ML就睡着了,劳工把护士叫来,护士当时很担心,怕对孩子不好,因为他的胃没有蠕动,不能消化.他用听诊器仔细的听着儿子的肚子,突然他也兴奋了,他听到儿子的肚子里有声音了,说明有蠕动,过了一会奇迹有发生了,儿子拉粑粑了,是绿色的胎粪,护士把胎粪立刻送去化验,结果很好没有发现血的胃毛绒。这给我很大的鼓舞，我也立刻振作精神，努力吃东西，喝汤和果汁，我要努力产奶，因为我儿子需要了，本来我的奶很好，经过这么折腾已经不多了每次泵只有15ML左右。头两天我都是用注射器这样喂孩子每天只吃150ML左右，这个量是不能维持他的生长发育的，于是医院和我们家长决定给儿子鼻饲，就是从鼻子插个管子到胃里然后用泵直接把奶打进去，是Paul来插的，当管子穿入儿子的鼻子时奇迹有发生了，儿子哇哇 哇哇的大哭，因为他感到了不舒服，护士说儿子的哭声很正常，不像有问题孩子的哭声。这是我儿子的第一声哭迟来了一个月，那声音如天籁,真的用怎样美妙的词汇来形容都不为过。鼻饲的头两天每小时往胃里打7ML，后来逐渐加到15ML，加上嘴上吃的100ML左右，已经达到维持生存的量。George Mark Children's House的医生为我们预约了原来的神经科医生复诊。那天George Mark Children's House的护士主管亲自陪我们一同复诊。我们对复诊充满期待，期待医生说看到奇迹，期待他说以前的诊断有误，可是当医生检查过我的孩子后，给我们当头一棒，他说他认为当初的判断是正确的，现在孩子的表现也说明了这点，原因有：1孩子的眼睛不跟踪光点，说明孩子没有光感。2孩子的膝挑过度，将来孩子无法站立或走路 3孩子的脊柱太软，头不能控制。4孩子的吞咽还是有问题，不能达到生存需要的状态，要依靠鼻饲，但是鼻饲以后时间长了也会出现问题，一但出现并发症也是无可挽回的。他当时又把曾经说过的什么伦理道德生命的意义说了一遍。我当时对医生说我儿子以后就是个残疾人，是个傻子我也认了，他只要知道我是他妈妈就行了，我不要求他什么。可是医生残酷的说：他以后也不会知道你是他妈妈。因为他的脑损伤太严重了，他不会认识任何人。回George Mark Children's House的路上我一直在流泪，我知道如果真如医生所说我儿子以后即使活下来也是非常悲惨的，我痛哭，我当时不知道我是否还有活下去的勇气。回到George Mark Children's House的病房，我煽自己的耳光，我后悔没有坚持剖腹，我自责，虽然所有人都说我没有错，可是我当时就是认为是我的失误导致的。我恨我自己，我觉得我就是个罪人。我要崩溃了，只想一死了之。
那段时间所有人紧张的不是我儿子而是我了，医生 护士特别是我丈夫都非常担心我，我的身边时刻都留人，我丈夫出去一会都要找个人来陪着我，陪我的人有时候是护士，有时候是义工，他们也不打搅我就坐在客厅里，我抱着儿子在卧室。就在最困难的时候，天使来了。是星期五，早上，我又抱着儿子站在窗户前，看见花园里有一对夫妇带着三个年龄差距不大的孩子在嬉戏，笑声隔着玻璃传了进来，看到这个画面，我的心都碎了，我看不下去了，把窗帘放了下来。第二天下午儿子拉粑粑了，劳工回家给我取汤不在身边，于是我推着孩子自己把孩子的粑粑送到护士站（护士每天都要观察孩子的粑粑，担心他的肠胃出血）在护士站我碰到了昨天在窗户前看到的那家人，他家的妈妈主动和我打招呼，她告诉我他们就住在我的隔壁，昨天他们和我丈夫谈过，他们也和我们家一样遇到了这种不幸的事情。那位妈妈非常漂亮，她的第四个孩子叫MATTHEW已经6个月了，出生时头顶到脐带导致缺氧后大脑严重损伤，但是开始孩子的情况比我们好点，孩子能睁眼睛，脑CT,MRI检查的情况都比我们好，但是丧失了吞咽能力，于是只有靠鼻饲，但是鼻饲出现并发症，现在已经打胃管了，但是由于吞咽的问题，口水流到肺部经常导致肺部感染。这已经是第四次了。当她看到我的孩子时她对我说：我养了3个健康的孩子，一个出问题的，我觉的你的孩子没有医生判断的那么严重，你看你的孩子现在还是自己可以吃点奶，只是量不够，当我看他的时候，他也在看我，他和我有目光的交流。最后她问我：你愿意来看看我家的MATTHEW吗？走进MATTHEW的房间，我看到了一个令人心碎的孩子，一个长的非常漂亮的小男孩。目光呆滞，四肢僵硬，嘴里插着吸口水的管子胃部有一条粗的管子头朝下躺在一个有斜度的床上。孩子的爸爸抱起了孩子。孩子的妈妈拉着我的手说几个月前我们和你一样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心路历程，那时我也像你一样不断自责，不停的问为什么，但是我们走出来了，我们知道MATTHEW有一天会离开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每天都在享受MATTHEW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每天早上，看到MATTHEW还活着我们就很高兴。上帝之所以把这样的孩子给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比别人都要强大，我们有能力接受这样的孩子照顾这样的孩子。在我精神即将崩溃的边缘，MATTHEW一家出现了，看到他们一家面对不幸的乐观态度，我开始静下心来反省，儿子我一定要让他活下来，我是不会放弃他的，但是大脑的损伤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只是有多严重的问题了。但是再追究这些已经没有意义，我现在该做什么？我不能再这样自怨自艾。长虚短叹。没有用，我要积极的为我儿子做些什么了，我要求重新找一个神经科的医生，重新做一次脑CT MRI。咨询有关康复训练机构的事情。我必须振作精神，因为我是妈妈。是儿子的天，儿子的未来就在我的手上。
我要求护士把儿子的鼻饲拔掉，因为我觉的儿子如果一直依赖鼻饲，他就不会努力吸允，他的吞咽能力就得不到足够的锻炼，我要让他靠自己的能力生存而不是依赖机器的帮助，我要让他的活的是真正意义的活。鼻饲拔了，我把奶瓶举到儿子的面前，我对他说：儿子，今天我把鼻饲给你拔了，你如果想和妈妈在一起，想活下去，你就用这个，靠自己用嘴吃够你能活下去的量。妈妈相信你行，因为你不想离开妈妈的，你一定要做到。第一天儿子只吃了120ML，不够第二天儿子吃了200ML， 还是不够，但是有进步第三天儿子吃了360ML，进步是惊人的，这个量是可以维持生命了。George Mark Children's House为我们预约了重新做脑CT 和MRI的检查，还预约了奥克兰儿童医院的神经科医生DR BROWN。我们的病历资料也全部转到DR BROWN的手上。那天我们揣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带着儿子去见BROWN。不知道这位医生会如何判断儿子的状况。BROWN是一位有多年经验的儿童神经科医生，当她见到我儿子时，我看到了她脸上的惊讶，在他检查儿子的时候不停的说：奇迹 奇迹DR BROWN看到我儿子的病历时以为会看见一个四肢僵硬,目光呆滞,鼻子上插着鼻饲,管嘴里插着氧气管的孩子,但是她看到的是她不能想象的,,在他检查儿子时儿子表现的很好.最后BROWN对我说不用去做CT和MRI了这些检查很伤害孩子(MRI要全麻),看看孩子现在的表现吧,孩子以后怎么样有多大的问题现在虽然都很难说,可是目前他的状况是超乎想象的,如果你们不在意养一个有些残疾的孩子就带回家好好喂吧.我说:我对儿子没有要求,他不会走,我就是他的腿,他不会说也没关系,只要他幸福的时候会对我笑就可以了.话音刚落儿子笑了,所有人都看见了,见证了他当时的幸福.从儿童医院出来,我们回George Mark Children's House马上收拾东西带儿子回家。.罗罗嗦嗦写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皮皮的妈妈还有那些遇到困难的妈妈们,我们不能软弱,孩子需要我们的支持,我们的乐观精神会传递给孩子,如果我们的孩子真的是不幸的那么乐观是他最最重要的财富,它能给孩子信心,毅力和勇气.让他们的未来有希望.我儿子目前在CCS每周三次做康复训练,他的运动能力比其他孩子发育的晚8个月才会翻身,11月开始爬,现在扶着可以站,就是背脊比较软,坐的还不好,但是一直在进步.他6个月的时候认识了汉字:笑 哭 大 小 开 关,现在认识汉字:妈妈 爸爸 宝宝.他吃的能力还是个大问题.体重一直偏轻5%都达不到。一岁了每天最多吃16OZ的奶,一个4OZ的酸奶,50ML的果汁,个子达到15% .眼睛有点斗,这个月底做矫正手术.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我要感谢我丈夫的支持,他真的是在用生命爱着我们母子,我还要感谢George Mark Children's House的护士 医生,社工,厨师,清洁工,翻译和为George Mark Children's House捐款的慈善人士,他们无私的给了我们巨大的支持和帮助.以及MATTHEW一家,是他的妈妈引领我走出阴霾.现在我要感谢CCS的老师,以及负责义务接送我们(羞愧我还不会开车)去CCS训练的SHIRLEY DONNA DEBBLE还有这一路走来帮助过我们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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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的最后岁月
附 录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九日通过） 刘少奇同志，一八九八年生，湖南省宁乡县人。一九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党内重要领导职务，文化 大革命前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　　文化大革命前夕和初期，由于当时对党内和国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 计，认定党内存在一条与中央路线相对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存在一个 资产阶级司令部，把刘少奇同志当作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和全 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且离开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错误的 方针和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对刘少奇同志进行了公开的、错误的批判和斗 争，撤销了刘少奇同志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和实际上撤销了他的国家主席的 职务。　　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出于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 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不但对关于刘少奇同志的错误认识和错误 处理的形成，起了极为恶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利用这个错误，凭借其 所窃取的权力，蓄意对刘少奇同志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并把一大批党 政军领导干部诬陷为“刘少奇的代理人”，统统打倒。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成立了专案组，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直接控制和指挥下，一方面，采取弄虚作假、断章取义、逼供信等恶劣手 段，拼凑虚构的、牵强附会的材料，伪造证据，报送中央；另一方面，又扣 压了解真相的人的证词和被迫提供伪证的人多次更正的材料，于一九六八年 九月，提出了一份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 这份《报告》和附件《罪证》，是由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当时党中央工作 和党内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况之下通过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还宣布 了中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 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的决议。十一月下旬，上述公报、审查报告 和附件，以中发［68] 152 号和[68] 155 号文件发至全党，口头传达到群 众。这就造成了全国最大的冤案。刘少奇同志本人，早在一九六六年冬即被隔离和批斗，在整个隔离、批斗过程中，被完全剥夺了申辩的权利。一九六九年十月，于重病中被强行从 北京押送到开封“监护”，同年十一月十二日被迫害含冤逝世。　　粉碎“四人帮”以来，党内外许多人向中央建议，对刘少奇同志案件进 行复查。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 重大问题和一批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以后，中央在一九七九年二月决 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同志一案进行复查。现在， 这个案件的问题已经逐项调查核实。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审查后，特将复查 结果与决议宣布如下：（一）所谓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叛变”问题　　原审查报告说，刘少奇同志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借口养病”，“私 自从上海潜逃长沙”，十二月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湖南军阀赵恒惕亲批 “斩决”，迫使他完全接受“活命条件”。“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 随后，“奉赵恒惕的旨意，捧着赵恒惕赏赐的《四书》离开湖南前往广州，　　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新钻进党内来”。 据复查，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五年冬在长沙曾经被捕，但根本不存在“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和投敌叛变的问题。 第一，刘少奇同志确是因病重从上海回湖南养病的。当时，《上海总工会三日刊》、广东《工人之路》等革命报刊及长沙《大公报》，对此均有报 道。上海英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的情报上，也提到“刘华（上海总工会 副委员长）说：刘少奇??在罢工斗争中很积极，现在病的很重，已经和他 的家眷回湖南去了。”所谓“借口养病”、“私自潜逃”之说，起初是原专 案组歪曲报刊材料，推断强加的；后来又仅凭康生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写 给江青的亲笔信上一段话（诬陷说此事他“完全可以证明”），便予以肯定。 这不但无任何旁证，而且中华全国总工会获悉刘少奇同志在长沙被捕，就电 请赵恒惕“查明释放”的事实，也足以证明“潜逃”之说完全是虚构的。　　第二，刘少奇同志在长沙被捕后，确是经过多方营救获释，由湖南转去 广州工作的。据查，刘少奇同志被捕的消息一传开，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 上海办事处和全国各地工会，以及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纷纷通电 谴责赵恒惕，要求释放；湖南学生联合会联合各团体发出呼吁书，要求保释。 同时，刘的亲友。同乡托请湖南上层人物洪赓扬（长沙禁烟局局长，刘少奇 同志旧友，叶开鑫的干女婿）、叶开鑫、贺耀祖（均为赵恒惕手下的师长）、 欧阳振声（湖南省议会议长）等人，以同乡身分进行营救，在外有各界压力、 内有上层疏通和联名具保的情况下，赵恒惕不得不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 将刘少奇同志开释，驱逐出境了事。此后，刘少奇同志在二月十九日抵达广 州，还受到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隆重欢迎。这段经历，当时《工人之路》、《中 国学生》等革命报刊均有报道，并有袁素（洪赓扬之妻）。李治安（刘少奇 同志前妻何宝珍烈士的同学）等人证明。第三，刘少奇同志在被捕期间，并无任何投敌叛变的言行。原审查报告认定为“投降”。“背叛”的唯一根据，是恶霸罪犯杨剑雄（当时任湖南省 长署会计）一九五二年的一段笔供：“当洪赓扬、叶开鑫等具禀，保释刘少 奇同志时，赵恒惕说：‘要他迅急离开湖南，不要在这里乱搞。要庶务股去 买一册四书五经送给他，好好去读??’，‘交保开释’。”这段话，只能 证明刘少奇同志确是经保释后被驱逐出境，原专案组引来作为他接受“活命 条件”和“投降”、“背叛”的根据，是荒唐的。至于赵恒惕这样的旧军阀 送《四书》的事，在当时封建军阀统治的历史条件下，不足为奇。这件事， 连当时报纸的报道也认为是“最滑稽”的。原审查报告脱离历史背景，不顾 历史事实，从赵恒惕送《四书》竟推断出刘少奇同志“奉赵恒惕旨意??重 新钻入党内”，纯属捏造和诬陷。　　第四，原审查报告还提到，赵恒惕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发布“四斩”反革 命布告和十月杀害安源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同志两件事，以推断刘少奇 同志被捕后，如不投降必然被杀。据查，“四斩”布告，是赵恒惕的戒严司 令部针对六月初长沙市传说外国人杀了中国工人，群情激愤，惹起“一夜纷 乱”，怕引起更大暴乱而发布的。黄静源同志是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在江 西省安源煤矿被赣西镇守使李鸿程杀害的；事后，工人群众将其遗体抢到长 沙，举行送葬示威和追悼大会。这些事同后来刘少奇同志被捕和释放并不相 干。如不投降必然被杀这一论断是没有根据的。所谓赵恒惕曾亲批将刘少奇 同志“斩决”，仅来自黎泽泰（当时任湖南省长署文犊）一人一九六七年八　　月二十三日在逼供之下写的材料，而按他所写，他也是听杨剑雄说的，并非 亲自看到，更何况杨剑雄的口供中，根本未提到赵恒惕亲批“斩决”的事， 不足为凭。　　第五，原审查报告还借杨剑雄一九五三年被处决之前，湖南省宁乡县公 安局曾请示过刘少奇同志一事，认定刘少奇同志“对即将暴露他的叛变罪行 的杨剑雄”“杀人灭口”。这完全是歪曲事实。　　杨剑雄是恶霸地主，历史上有血债，民愤极大，解放后畏罪潜逃外地， 一九五二年逮捕归案。宁乡县人民政府根据其罪恶事实，在刘少奇同志毫无 所知的情况下，于一九五三年一月十八日判处杨犯死刑，并报经湖南省人民 政府于一月二十四日核准。由于审讯过程中，杨犯说过他曾经参加一九二四 年刘少奇同志被捕后的营救活动，宁乡县公安局为慎重起见，才在执行前（一 月二十六日）致函刘少奇同志进行核对，并要求在十日内电复。刘少奇同志 于一月二十九日复电说明，杨剑雄“所称一九二四年在长沙营救我出狱等语， 并无其事。我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因有很多人营救??得以出狱，但这 与杨剑雄毫无关系。杨犯罪恶仍应按你们判决处理”。这个答复意见是正常 的，并未对杨犯的判决有所干预。整个过程表明，宁乡县判处恶霸杨剑雄死 刑，事前刘少奇同志完全不知道。如果这是出于刘的授意，宁乡县又何必在 判决后再致函询问呢？！原专案组把这件事说成刘少奇同志蓄意“杀人灭 口”，完全是强加罪名。何况已有充分材料证明，刘少奇同志根本没有投敌 叛变，当然更不存在他害怕暴露“罪行”而“杀人灭口”的问题。（二）所谓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和庐山进行“内奸活动”问题　　原审查报告认定，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紧要关头，窃据湖北 省总工会秘书长的职位，充当内奸，破坏工人运动。列举的“罪名”是：1. 在“四·三”惨案发生后，为日寇保镖；2.与汪精卫、陈公博勾结，被指定 为“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向敌人献策调走武汉工会骨干，解散工 人纠察队；3.为掩盖其“内奸面貌”，还演出了一场假逮捕的“苦肉计”；4.在武汉“七·一五”事变前，受汪精卫指使，“躲往庐山”，“继续进行叛卖勾当”。据复查，这些罪名都与事实不符，或是诬陷，或是虚构，不能 成立。第一，“四·三”惨案问题。据查，在驻汉口日本水兵杀人惨案发生后，刘少奇同志代表工会出席各人民团体紧急会议和参与主持工会联席会议，在 组织群众反日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对此，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的《汉口民 国日报》曾有报道。各工会联席会议的决议和全省总工会的布告中，号召群 众“遵守革命纪律”、“万勿骚动”、“不要打日本人的窗户”、“不要打 日本人”等，经查阅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和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等历史档案，这是根据当时党中央的指导方针 和斗争策略制定，不是刘少奇同志个人决定的。原审查报告不问来由，颠倒 是非，把这些当时见报的文告词句，拼凑成刘少奇同志“为日寇保镖”的罪 名，显然是蓄意歪曲历史。　　第二，所谓“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充当特务，向国民 党提供‘工运情报’”，以及“向陈公博献策”的问题。这一条，出自了觉 群（当时是共产党员，任国民党汉口特　　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长，一九二八年被捕以后脱党，参加过复兴 社，已于一九七八年初病死）一人一九六八年十月六日的“书面交代”，并　　无其他证据。经查对原专案组审讯丁觉群的档案，发现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 五日，丁在“监护”中交出一份笔供，附信公开说明：“为了批倒批臭刘少 奇，我这个文件是打破事实框框写的。”同年十月十八日至十二月二十六日， 丁四次翻供和申述，在十一月十三日的申述中特别提到：“首长已经向我揭 开了盖子，反戈一击有功，且可免追既往罪过，否则交群众斗争，交公安机 关治罪，停止退休金，以至促短自己有限生命，而落个遗臭万年。聆训后， 我思想斗争剧烈，思想起伏，终夜无眠。”下一九六八年十月六日的“书面 交代”，就是在这之后，按照原专案组的提示编造的，又查到一九七二年丁 被释放回家后的日记，其中写道：“我只说在党内我受刘的领导，而不提陈 独秀当权的党中央对我的指示，和湖北省委书记张国煮对我面示，就是使刘 贼无所躲闪，而我自己情愿把一切担负起来。”丁的儿子丁运隆交出这本日 记时说明，其父生前对他说过：“我深深地知道，刘少奇早已被打倒了，现 在只是要找到一些能够说明所以必须打倒的罪证材料公布于世，以求名正言 顺。我不能使他们如愿以偿，我是下不了台的。”由此可以完全证明，丁觉 群的口供是被迫编造的。又据调查，这个一名组长、一名组员（丁觉群）的 所谓“工人运动小组”，根本就不存在。既然根本没有这样一个组织机构， 当然刘少奇同志被指定为小组长是虚构的。这也证明，丁觉群的“书面交代” 是捏造的。第三，调动武汉工会干部问题。据李维汉、郭述申同志及李景明（当时任湖北省总工会宣传部主任）、郑超麟（当时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长）等人证明，一九二七年六月初，我党中央鉴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叛变革 命，实行宁汉合流的步骤逐渐明显，遂决定疏散各地聚集在武汉的干部，湖 北省总工会根据这一精神，将公开活动的党员干部，有的隐蔽、转移，有的 派往贺龙、叶挺部队，又新调一些面目未暴露的干部来坚持工作。这种应变 措施，在当时是必要的，也是完全正确的。原审查报告将此事歪曲为刘少奇 同志“破坏革命的内好活动”，是十分荒谬的。第四，工人纠察队缴枪问题。经查阅一九二七年七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以及一九 二九年十二月陈独秀等人《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和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武汉国民党中央会议记录，这些有关材料都说明：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 央屈服于汪精卫武汉政府的压力，为维持国共合作和所谓“兵、工团结”， 决定自动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这个错误是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 造成的，主要责任在中央的领导。刘少奇同志当时并非中央主要成员，凡是 了解这一段党的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样重要的问题，绝不是他所能决定的。 至于他作为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代表工会去作缴枪经过和意义的报告，完 全是执行上级的错误决定的问题。原审查报告把这件事的责任推到刘少奇同 志身上，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的；把它又演绎成“特务 内奸活动”，则显然是栽赃诬陷。第五，是否有所谓“苦肉计”，即一九二七年在武汉曾否被捕的问题。1.当时在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总工会（两处是隔壁）工作的林棣之。陈仲波、 曾昭美、吴良福等多人证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晚，有一些国民党军 队冲进全总和省总闹事，但没有见到和听说发生过向忠发、许白昊、项英、 刘少奇等工会主要领导人被捕的事。2.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武汉国民党 中央会议记录，一方面提到纠察队解散以后，发生了军队占工会房子，抓了 工会的人；另一方面又提到李立三、刘少奇先后向武汉国民党当局报告，要请卫戍司令部派兵保护他们，等等。这里所说的“抓工会的人”一事，显然 不是指刘少奇同志等全总和省总的主要领导人。如果当时刘少奇同志已经被 捕，当然就不会有李立三、刘少奇同志向武汉国民党当局报告，要求保护的 事。3.当时的《庸报》、《申报》、《时报》、《顺天时报》等，有关这次 军队一度“占领总工会会址”，与工会发生纠纷的报道，不仅没有提到有工 会主要领导人被捕，而且有的说：“经苏兆征与第八军李品仙交涉结果，此 事乃双方意见有欠疏通之故，现经谈妥，军队已于午后撤退”（申报）；有 的说，“??今晨军队占领工会会所事，经双方解释，误会全法。今晚军队 已撤去，工会仍归纠察队防守”（庸报）。　　原审查报告说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曾经被捕，主要根 据是：当年六月二十九日汉口法租界巡捕房给法国驻武汉总领事的报告信。 信上提到，昨晚卫戍司令部军官率领巡逻队，在总工会办事处逮捕了该会几 个重要成员向忠发、刘少奇、许白昊、项英等。从上述各方面的材料，特别 是与一些当时亲历其境者的证明相对照，该报告信的内容显然是不真实的。 而且事实上向忠发、许白昊、项英等当时也都未被捕，更足以证明该报告信 内容之不真实。　　至于所谓假逮捕的“苦肉计”之说，其唯一来源是前面提到的丁觉群的 那份虚构的“书面交代”。（据丁交代：刘少奇为了掩盖他与汪精卫、陈公 博勾结出卖工人纠察队的罪行，将来更好地为汪效劳，于六月二十五日写一 封密信，要丁送给陈公博，提出“来一次苦肉计”。在纠察队缴枪的头一天， 刘少奇等人即被逮捕。次日上午由卫戍区司令部用小汽车密送刘到武汉国民 党中央党部与汪谈话，决定下一步活动。）可是，大量事实已经确切证明， 刘少奇同志并未被捕。既未被捕，何来“苦肉计”？！原审查报告引用这种 在逼供下编造的谎言，滥定罪名，完全不足为据。第六，所谓受汪精卫指使，“躲往庐山”，“继续进行叛卖勾当”伺题，原审查报告仍是以下觉群编造的那份“书面交代”为依据，别无任何旁证。 而据聂荣臻同志以及罗章龙等人证明，当时党中央是知道刘少奇同志从武汉 去庐山养病的；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前几天，聂荣臻同志还曾经根据周恩来 同志指示，两次到庐山向刘少奇同志当面传达过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 这说明，丁觉群的口供所说“躲往庐山”根本不能成立。（三）所谓一九二九年在沈阳“被捕叛变”问题　　原审查报告说，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在沈阳奉天纱厂被 捕后，供认自己是满洲省委书记，出卖了省委领导成员和所属党组织，并且 向统治阶级“积极出谋献策”，张学良“颇为赞赏”，因而释放；由于他提 供情报，“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还说他按照敌 人旨意，“利用中东路事件配合进行反苏反共”，等等。经复查，这些“罪 名”都是无中生有的伪造。　　第一，原专案组认定刘少奇同志在沈阳“被捕叛变”，主要是根据孟用 潜（当时任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与刘同时被捕）、刘多荃（当时是张学良的 卫队上校团长）二人的交代材料。现已查明，孟用潜同志早在刘少奇问题定 案前就提出翻案（他在被关押期间，共写过二十次申诉材料，均被原专案组 扣压，隐瞒不上报），纠正了原来在逼供情况下编造的假交代。刘多荃的材 料也完全是虚构的。经查对原专案组案卷记录，刘多荃所说的“破获共产党 案子”，从被捕人数、被捕地点、关押时间，到释放的方式和过程等具体情　　节，同刘少奇同志被捕的案情无一相似之处。刘多荃也于一九七九年五月和 十一月写了更正材料，说他确实没有听说过张学良同被捕的人“达成政治交 易”的事，“一九六八年一月我所交待的关于‘奉天纺纱厂逮捕共产党人案， 和同年八月以前所交待关于‘中东路事件’的两篇材料，是专案组从我到学 习班被监护的整个期间，被逼所写的几十万字材料中，摘录要我抄写的”； 并揭发了专案人员对他指供、诱供，炮制假证据的全部过程。原审查报告， 把刘多荃被逼虚构的证词，作为刘少奇同志“叛变”的根据，是毫无道理的。 第二，原《罪证》中还有另外六个所谓“知情人”作证的笔供，都写得含糊 不清，除一份是“听（别人）说”的之外，其余五份，只说被捕者是黑脸， 白脸、黄脸、中等个、高个子或胖子、瘦子。这些“知情人”中，关辅金（原 奉天纱厂副技师）、徐廉奎（原奉天纱厂庶务主任）、关庆云（原奉天省警 察局行政科代理科长）三人已病死；还活着的丁基实（即丁君羊，在孟用潜 同志调离后任满洲省委组织部长，后脱党）、刘青第（原奉天省高等法院检 察处代理主任书记官）和陈元祯（原奉天警察局商埠地三分局差遣班长）三 人，都否认了在逼供情况下写的假证同。陈元祯（现名陈冠英）一九七九年 六月六日揭发（由他三儿媳代笔）说：他只记得一九二九年奉天纱厂因闹风 波，抓过人，“以后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但是，一九六八年一二月间， 沈阳军区有一个人把他叫去查问此事，威胁说，“你在（再）不说，就送你 到公安局去”。“前后七八天连轴转，不让我睡觉??实在受不了”。后来 又换来另一个人，“对我说，那你都承认了吧。刘少奇已经倒了，没有啥， 你立功了”。“一九六八年的那个材料是他们写的，我不认几个字，不会写字 ， 未 让 313我看，只念给我听一下，就让我签字盖手印的，随之就把我放回家了”。不 料，“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四日（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前不久）??把我 带到吉林军区监护了起来”，起初“听说开完‘九大’了让我回家”，可是 “一九七二年二月才把我放回来”。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直接控制和 指挥下，专案人员如何搞逼供信和弄虚作假，于此可见一斑。第三，除了以上虚构的证词已被否定之外，更重要的是，有大量的材料足以证明，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九年被捕，并无任何叛变行为。　　（1）现已查明，刘少奇同志是在奉天纱厂一次工潮中，同孟用潜同志一 起去该厂找工人谈话，因厂内有叛徒向厂方密告厂内酝酿罢工的情况，致使 地下党支部书记被拘留，刘、孟二人也在纱厂门口被该厂卫队怀疑而逮捕。 以上被捕的经过和原因，满洲省委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即向中央作了 报告，有案可查。廖如愿（当时任满洲省委秘书长）也证明：“刘、孟到警 察局后，外面送东西很方便，前往接见也不困难”，对刘、孟“没有作政治 犯处理”，“所以当时省委态度镇静”；“刘、孟在警察局集中意志对警察 局所作一般案件的应付，没听到政治态度有什么变动”。　　（2）刘少奇同志被捕后，并未引起党组织受破坏和牵连其他同志被捕、 被杀。据满洲省委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九日向中央的报告说：“刘、孟被捕事， 在工作上虽有很大的打击，但在同志倾向上没有多大的影响。”王鹤寿、杨 一辰、何松亭等同志（当时均在满洲党、团省委及所属组织工作，是真正了 解情况的）也都证明，刘、孟被捕后，他们所知道的党、团领导机关与负责 同志的住址、他们所知道的一些学校、工厂的支部，没有一处遭到破坏，也 没有任何一位同志受牵连被捕；王鹤寿、赵毅敏等同志还证明，在张作霖、　　张学良统治东北时期，除一位鼓动兵变的共产党员韩渊波同志被杀以外，直 到九一八事变为止，东北地区没有任何同志被杀。这个历史事实，也是当时 在东北工作的同志人所共知的，原审查报告说由于刘少奇同志被捕，有许多 共产党员被杀，这完全是捏造的。　　（3）原审查报告影射一九三○年四月满洲省委大破坏，是刘少奇同志“提 供情报”的结果。这是蓄意歪曲历史。根据党的历史档案（一九三○年九月 十八日中共满洲总行委第十二号《通知》）和敌伪档案（一九三四年日本大 阪对支经济联盟编《苏联和满洲的共产运动》）、敌伪报刊（一九三○年五 月一日《盛京时报》）记载，以及上述当时在满洲党、团省委工作的赵毅敏、 杨一辰、王鹤寿等同志一致证明，这次大破坏，致使党、团省委领导人及党、 团员三十余人被捕，是由于杜兰亭（当时在团省委工作）四月十二日被捕后 叛变，向敌人供出团省委机关的地址造成的（当时党、团省委负责同志正在 那里开会，许多同志因而被捕）。当时刘少奇同志已经离开满洲去上海工作， 这件事同他毫无关系。　　（4）刘少奇同志是在被捕半个多月后，统治阶级没有取得任何证据的情 况下，取保释放的。据孟用潜同志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补充材料”说：“对 我的判决是‘煽动工潮，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对刘少奇也是‘不予起诉，取保释放’。”杨一辰同志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六日和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两次证明：当时对刘少奇同志判决“检察却下，不起诉处分， 取保释放”。还有饶漱石（当时任满洲团省委书记）、王广恩（原奉天纱厂 一协理）等人，也提供了类似的证明材料。总之，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九年在沈阳奉天纱厂被捕后，没有暴露政治身分 ， 没 有 损 害 党 的 组 织 和 党 的 事 业 ， 关 押 半 个 多 315 月后，因案情不重，证据不足，即取保释放，继续从事党的领导工作，根本 不存在投敌叛变的问题。原专案组仅凭搞逼供信编造的材料，就认定刘少奇 同志“投敌叛变”，进而凭空捏造说：“刘少奇积极地向??张学良提供情 报，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党员被捕、被杀”， “还按照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张学良的旨意，利用中东路事件，配合进 行反苏反共”等“大叛卖”活动。这些完全是无中生有的“罪名”。（四）所谓“其他反革命罪行”问题　　原审查报告在以上三个问题之外，还列举了刘少奇同志的七项“反革命 罪行”。经复查，这些“罪行”也都不能成立。（1）指使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六十一人“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的问题，已由中共中央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发 75 号文件予以否 定。　　（2）一九三六年“勾结”蒋介石、陈立夫等，“阴谋消灭红军，取消红 色政权”的问题。刘少奇同志作为党中央代表，于一九三六年初派人同南京 国民党代表谈判联合抗日，是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进行的。谈判过程和结 果，党中央完全清楚。这根本不是什么同蒋介石、陈立夫的阴谋勾结。　　（3）“与汉奸陈公博、周佛海勾结”的问题。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领 导同志根据党中央“大力开展对敌伪政权上层分子的联络工作”的指示，曾 派军部工作人员冯少白同志，利用亲戚关系，四次进入敌占区，进行分化、 瓦解敌人的活动。冯于一九四一年第一次去敌区，在接受陈毅同志交给的任 务后，行前曾请示过刘少奇同志。一九四二年以后冯再次去敌区时，刘少奇　　同志已离开新四军回延安。原审查报告把这件根据党中央指示进行的工作， 说成是刘少奇同志“派遣投敌叛变分子冯少白做代表，与汉奸陈公博、周佛 海勾结，向日寇乞降”，是蓄意篡改情节，颠倒是非。原中央专案组已于一 九七八年十一月，给冯少白同志复查平反，撤销了原来诬称他是“投敌叛变 分子”的结论。　　（4）“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从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到一九 四六年一月国共两党签订停战协定期间，党中央、毛主席在一些文件、命令 和社论中，已经指出国内形势的发展，进入了“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和 平建国的新阶段”、“和平民主新阶段”、“和平改革与和平建设的新阶段”。 刘少奇同志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底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 的指示》中，和二月一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的《时局问题的报告》中，提出 “和平民主建国的新阶段”、“和平民主的新阶段”，这同党中央、毛主席 的提法是一致的。后来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随着形势的发展，刘少奇同志 也是同党中央一起改变了上述估计。对这件事，一九四六年七月，毛泽东同 志在中央的一次小型会议上，用自我批评精神，代表中央总结过经验教训。 本来，这是历史上早已解决了的问题，原审查报告又把它翻出来，作为刘少 奇同志个人的罪名，是有意的陷害。（5）通过孟用潜同司徒雷登“勾结”的问题。这是原专案组将孟用潜同志当作“相当大的美国特务”进行审讯时，靠逼供信搞出来的假口供，据中 央有关主管部门证明，并无其事。（6）“同美特王光美结合”的问题。这是 妄加的罪名。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复查，在一九七九年三月对王光美同志的历 史已作出结论：王光美同志的政治历史清楚，没有问题。（7）派王光琦去香港向美帝供给情报的问题。一九五三年 317香港的某特情提供假情报说：王光琦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香港所属特务在大陆 的重要情报来源。经公安部立案审查，已于一九五六年九月一日查明原情报 是蒋特的反间计，即决定撤销对王光倚同志的怀疑。原专案组没有任何根据， 即否定公安部早已销案的事实，仍依据原来的假情报给王光倚同志定罪，并 说王是刘少奇同志派遣的，纯属政治陷害。（五）所谓“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　　原审查报告还认定，刘少奇同志在全国解放后，犯有“坚持走资本主义 道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破坏各国 革命运动”等“罪行”，说他已经“成了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 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总代表”。这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实践证明，建国以 后十六年，我们党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 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刘少奇同志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 一，自始至终参加了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同样是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并且 是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的。这期间，尽 管我们党在工作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犯过一些错误，刘少奇同志也犯过 一些错误，但这些错误一般地都在党中央领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了，根本不存在一条以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反革 命修正主义路线”，不存在一个以刘少奇同志为“总头目”的“反革命修正 主义集团”，不存在一个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存在 一批以刘少奇同志为“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文化大革 命初期，派工作组到一些单位指导运动，是我们党多年来解决基层问题的一　　种做法，不存在一条由刘少奇同志制定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外事活动方面，刘少奇同志一向是按照党的对外工作方针、路线行事的，所谓“破坏各国革命运动”，纯系罗织“罪名”。 根据以上复查结果，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认为，原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同志强加的“叛徒、内奸、工贼”三大罪状，以及其他各种罪名，完全是林彪、 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的蓄意陷害。八届十二中全会据此作出“把刘少奇 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是错误的。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 革命家。几十年来，他作为党和国家卓越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我党的建设， 对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 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是忠诚的。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 建设事业。　　过去对于刘少奇同志的污蔑、诬陷、伪造的材料以及一切不实之词都应 完全推倒。为此，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特作如下决议：　　（一）撤销中发[68] 152 号文件（即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中加给刘 少奇同志的罪名和对他的处理决议，相应地撤销中发[68] 155 号文件（即 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 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二）在适当时间，由中共中央商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为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举行追悼会。　　（三）过去因刘少奇同志问题受株连的人和事，都应当由有关主管部门 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和澄清，凡属冤假错案，一律予以平反。（四）中央这个决议和附件，发至基层党支部，并按照先党内、后党外的步骤，传达到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群众，以消除过去对刘少奇同志的错误 处理所造成的影响。本书背景大事记1965 年　　11 月 10 日 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 攻击吴晗写的京剧《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从而揭开了“文化大革命” 的序幕。这篇文章是 1965 年初江青在上海同张春桥秘密策划并由姚文元执笔 写成的。　　12 月 8 日 至 15 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 议。林彪、叶群、吴法宪等在会上对罗瑞卿进行突然袭击，诬陷他“篡军反 党”。罗瑞卿被调离军事领导岗位。1966 年　　2 月 3 日 彭真召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研究学术批判中 出现的问题。会议讨论形成《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 纲》。“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于 1964 年 7 月成立的， 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 5 人组成，彭真任组长。2 月 5 日 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二月提纲》。2 月 8 日 彭真、陆定一等专程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2 月 12 日 中共中央将《二月提纲》转发全党。　　2 月 28 日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会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随后举 行了两党会谈。3 月中旬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批评学术界、教育界“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　　3 月 22 日 刘少奇和夫人工光美离开北京出访亚洲 3 国，抵达乌鲁木 齐。　　3 月 26 日至 31 日 刘少奇等在巴基斯坦访问，然后回国在新疆和田休 息。　　3 月 28 日至 30 日 毛泽东在杭州三次同江青、康生等人谈话，严厉指 责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并说《二月提纲》混淆阶 级界限，是错误的。　　4 月 4 日至 8 日 刘少奇等访问阿富汗，然后返回乌鲁木齐， 11 日抵 达昆明。　　4 月 10 日 林彪、江青合伙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中 共中央文件下发。4 月 15 日至 16 日 刘少奇等访问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国）。4 月 17 日至 19 日 刘少奇等访问缅甸， 19 日回到云南昆明。　　4 月下旬 刘少奇离昆明抵杭州，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扩大会议。5 月 4 日至 26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杭州，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16 日，会议通过了在会前由陈伯达等人起草并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国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5 月 25 日 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粹等 7 人在校内贴出题　　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这 张大字报是康生派他的妻子曹轶欧到北京大学秘密策划的结果。5 月 28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中包括王力、关锋、戚本禹、 姚文元。5 月 29 日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研究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北京大学，得到毛泽东同意。驻人民日报社工作组由陈伯达任组长，驻北京 大学工作组由张承先任组长。6 月 1 日 《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主持起草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晚间播出北京大学聂元样等 7 人的大字报。　　6 月 2 日 《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聂元粹等 7 人的大字报，并发表评论 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称北京大学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 堡垒”，号召群众起来摧毁“黑帮”。　　6 月 3 日 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运动中出现 的问题。周恩来、邓小平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会议。李雪峰汇报了当前 北京市运动的情况，提出准备向学校布置的“游行不要上街”、“不准打人 污蔑人”等 8 条要求，并提议向领导瘫痪的学校派工作组。会议讨论同意北 京市委的意见，向北京市一些大学、中学派工作组，向各学校传达贯彻 8 条 要求。　　6 月 4 日 《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由李雪峰 兼任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任第二书记，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由新市委直　　接领导。报纸同时发表经毛泽东批准的新市委决定：派出张承先为首的工作 组到北京大学领导文化大革命，撤销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的一 切职务，改组北大党委。　　6 月 5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 级保皇派？》，煽动青年起来造反。　　6 月 9 日至 12 日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文 化大革命”情况。　　6 月 13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 的通知》，决定 1966 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实际上全国 高等学校从此停止招生达 6 年之久。　　6 月 16 日至 7 月 1 日 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罗马尼亚、阿尔 巴尼亚、巴基斯坦等国。　　6 月 18 日 北京大学一些人背着工作组，擅自组织揪斗四十多名干部、 群众，并有戴高帽、殴打、罚跪等武斗行为。工作组发现后给予坚决制止。　　6 月 20 日 刘少奇将驻北京大学工作组处理“六一八事件”的简报批 转全国。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指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 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　　6 月 30 日 刘少奇、邓小平向毛泽东报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 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稿，并在致毛 泽东的信中说：“在文化革命运动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化教育部门、党 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 署和二十三条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经毛泽东复信同意，《通知》于 7 月2 日发出。　　7 月 8 日 毛泽东写了致江青的一封信，其中说：“现在的任务是要在 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 扫牛鬼蛇神的运动。”7 月 16 日 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18 日回到北京。7 月 24 日、 25日 毛泽东在听取有关工作组的汇报后，指责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 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 共北京市委 28 日作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并说明这一决 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7 月 29 日 北京市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李雪峰宣读了市委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 平发表讲话，说明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并说这次运动是“老 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8 月 1 日至 12 日 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5 日， 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 日，全会通过了《关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12 日，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林彪名 列第二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从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　　8 月 18 日 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连的全国各地的红 卫兵、学生和教师。此后到 11 月下旬，毛泽东先后 8 次在北京接见了 1100 多万师生和红卫兵。9 月 16 日 康生致函毛泽东，利用 1936 年薄一波等 61 人经组织决定出狱一事陷害刘少奇，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 首出狱’的决定。”“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　　10 月 9 日至 28 日 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 中心内容是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陈伯达在会上指名攻击 刘少奇、邓小平。 23 日，刘少奇、邓小平在会上作了检查。　　12 月 4 日至 6 日 林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工交 座谈会情况汇报。林彪在会上攻击刘少奇、邓小平说：“刘、邓不仅是 50 天的问题，而是 10 年、 20 年的问题。”　　12 月 18 日 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单独接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 富，指使他组织力量打倒刘少奇。同日，王光美专案组成立。　　12 月 25 日 蒯大富根据张春桥授意，在北京组织游行示威，张贴大字 报，散发传单，呼喊口号，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1967 年　　1 月 1 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提出： “1967 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 的一年。”　　1 月 4 日 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北京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 反兵团”时，攻击陶铸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陶铸被作为“中国最大的 保皇派”突然打倒。同日，曾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王任重、刘志 坚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打倒。1 月 6 日 上海造反派篡夺上海市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一月革命”的风暴。　　1 月上中旬 在中央文革小组怂恿下，造反派连续到刘少奇住处骚扰， 并几次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1 月 13 日 毛泽东派秘书接刘少奇去人民大会堂谈话。刘少奇在谈话中向毛泽东提出辞职。　　2 月 11 日、16 日 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 聂荣臻等在有关会议上，痛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一伙乱党乱军罪 行，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毛泽东 18 日晚严厉批评了 这些老同志。这次事件被称为“二月逆流”。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 完全被中央文革小组所取代。3 月 9 日、10 日 陈伯达、康生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在从历史到现实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诬蔑攻击刘少奇、邓小平。　　3 月 16 日 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把 1936 至 1937 年薄一波等经组织决 定先后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随后，全国到处刮起“抓叛徒”恶风。　　4 月 1 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 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文章诬蔑攻击刘少奇说：“你 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 鲁晓夫！”从此开始，全国掀起批判和打倒刘少奇的狂潮。与此同时，江青、 康生、谢富治等人将“王光美专案组”变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不 顾党纪国法，关押一批无辜者并对他们刑讯逼供，制造诬陷刘少奇的伪证。 刘少奇在不同场台用多种方式提出申诉，阐明事实真相，被置之不理。　　4 月 10 日 清华大学的造反派组织了号称 30 万人的大会，批斗王光美。 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等领导干部也被揪到台上陪斗。　　　　4 月 12 日至 18 日 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在中央军 委会议上先后讲话，罗织罪名批判刘少奇。　　5 月 8 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修养”的 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　　7 月 18 日 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趁毛泽东、周恩来离开北京 去外地之机，组织批斗刘少奇、王光美，同时抄了他们的家。从这天起，在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煽动下，北京和外地的一些造反派在中南海西门成立所 谓“揪刘火线”，在中南海周围“安营扎寨”，扬言“要刘少奇滚出中南海”。 这一闹剧一直持续到 8 月初。8 月 5 日 造反派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号称有百万人参加的 声讨刘少奇大会。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布置在中南海内分别批斗刘少奇、王光美夫妇，邓小平、卓琳夫妇，陶铸、曾志夫妇。　　8 月 21 日 哈尔滨铁路局图书管理员郭维彬在群众集会上说，刘少奇 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文化大革命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中央文革不 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郭维彬因此被捕人狱。在此前后，全国各地有不少干 部、群众对打倒刘少奇想不通，公开为刘少奇鸣不平，但均遭到残酷打击和 镇压。9 月 13 日 王光美被捕，先被关押在住所后院，后转秦城监狱。1968 年　　1 月 1 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元旦 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提出：在新的一年中，战略 目标是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 胜利。2 月 5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央批示中说：“刘（少奇）、 邓（小平）、陶（铸）及其同伙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 卿）、陆（定一）、杨（尚昆）、安（子文）、肖（华）等叛徒和反革命修 正主义分子，长期隐藏在党内，窃据了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结成了叛 徒集团。”全国由此造成一个由群众组织清查干部历史的运动，大批干部遭 到诬陷迫害。2 月 26 日 谢富治在“王光美专案组”的报告上批示：“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 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　　5 月 17 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编辑部 文章《划时代的文献——纪念&通知&发表两周年》。文中毫无根据地称：“中 国赫鲁晓夫，这个党内头号的走资派，就是多次跪倒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 动派脚下的可耻叛徒。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以及陶铸、彭德怀、彭真、 谭震林、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安子文等等，都是隐藏在我们党内的形 形色色的叛徒、特务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7 月下旬至 8 月 康主制造了诬陷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诬陷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的名单，把大部分中共中央委员、候补 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和将近半数的全国政协常委，诬陷为“特务”、“叛 徒”、“里通外国分子”、“反革命分子”、“叛徒嫌疑”、“特务嫌疑”， 其中包括 22 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 14 位中共中央书记处成　　员，7 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4 位国务院副总理，6 位中央军委副 主席和 11 位民主党派领导人。这些被诬陷的人先后受到追害。　　9 月 16 日 “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在江青操纵下整理出三本所谓 刘少奇的“罪证材料”。江青在批语中诬陷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 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是“美国远东情报代表”。29 日，林彪批示“完 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10 月 13 日至 31 日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 议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 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的，达总数的 71％。原 97 名中央委员除去世 10 人外，只有 40 人到会，开会时从候补中央委员中 有选择地补了 10 人为中央委员，才刚过半数。八届候补中央委员能出席会议 的只有 9 人。而被扩大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 和各地人员达 74 人，占会议成员总数 133 人的 57％多。全会通过了由江青、 康生、谢富治等人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 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 决定，造成了中共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在表决通过决议时，中央委员陈 少敏不畏高压，没有举手。10 月 14 日 《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社论中捏造了所谓刘少奇的“六论”，即“阶 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 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此后报刊上陆续发表了许多所谓“革命大批 判”文章，在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1968 年，刘少奇被继续单独关押，从年初起陆续发主多种疾病。1969 年　　1 月 1 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元旦 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社论说：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 利，1969 年将取得全面胜利。4 月 1 日至 24 日 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林彪作政治报告。这次大会使林彪、江青一伙的主要成员和不少追随者进入中央领导机 构。10 月 17 日 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在苏州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 紧急战备状态。在这种背景下，一些高级干部和重要审查对象被疏散到外地。17 日晚，重病中的刘少奇被秘密送往河南开封继续关押。　　11 月 12 日 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由于遭 受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在河南开封含冤逝世，终年 71 岁。1969 年以后1971 年 9 月 林彪反革命集团灭亡。　　1976 年 10 月 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文化大 革命”至此结束。　　1978 年 12 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 “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错误。　　1979 年 2 月 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复 查刘少奇一案。　　　　1980 年 2 月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 议》。1980 年 5 月 17 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刘少奇追悼大会， 邓小平致悼同。19 日，遵照刘少奇生前遗愿，将他的骨灰撒在了大海里。卷 首 语　　正如少奇同志在处境最艰险时所说：“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历史 宣告了林彪、“四人帮”一伙阴谋的彻底破产。历史对新中国的每个创建者 和领导者都是公正的，不会忘记任何人的功绩。和毛译东同志、周思来同志、 朱德同志一样，刘少奇同志将录远活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心中。　　　——邓小平在刘少奇追悼大会上致的悼词 前中共中央副主席、申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几十年来一贯忠于党和人民，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无 产阶级革命事业，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 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文化大革命前夕，由于对党内和国内形势作了违反 买际的估计，提出了党内容在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随后又提出了存在 一个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些论断是完室错误和不能 成宜的。林彪、“四人帮”一仪出于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 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种情况，捏造材料，蓄意对刘少奇同志进行政 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并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为刘少奇的代理人，统统 打倒，造成了极莫严重的后果。这是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必须彻底平反。——一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后 记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 少奇同志，离开我们已经 20 多年了。他一生的最后岁月，国家和人民正处在 “文化大革命”的深重灾难中。刘少奇同志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 但他始终没有停止过以各种方式抗争，即使在处境最艰难危急的时刻，他仍 顾全大局，坚决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表示“生为革命，死也永远为共产主 义事业”。编辑这本书，就是为了缅怀刘少奇同志的高风亮节，也为了永远 记取十年动乱的沉痛教训。　　收入本书的文章，都保持原貌，编者只订正了个别有误的日期、引文， 并对其中的 3 篇因原题重复等原因另拟了标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顾问李 琦同志审阅了全部篇目。　　本书选编工作得到李琦同志的指导，并得到文章作者和中央文献出版社 的大力支持，特此表示深切的谢意。编 者1996 年春节于毛家湾刘少奇的最后岁月“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王光美谈刘少奇的最后岁月　　　　　　　　　　　　文汇报记者 王光美同志最近一段时期特别忙，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要找她的人是那样多，我们一直担心她会不得已而婉言谢绝，因此去看她前是颇踌躇了一 阵的。　　但当和她联系后，却得到了分外热情的回答。她说，少奇同志年轻时曾 在上海学习和工作过，新中国建立后，又多次到上海，对上海的发展和建设 一直是十分关心的，上海的同志要她谈谈少奇同志，怎能不见呢？无论怎样 忙，哪怕是只有几分钟的时间，还是要见的！　　王光美同志 1979 年 7 月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局长的职务，主 要负责国内外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交流活动，现在和她的四个孩子住在北京 新建的一座公寓大楼里。她的居室并不大，陈设也很简朴。客厅里有几个沙 发，书房里放一张写字台、两把藤椅、一个书橱、一个文件橱，就再没有多 少回旋的余地了。书房一角的地上，堆了高高的几叠文件，这是新近送回的 一些过去抄去的东西，她还来不及整理。但在这些东西中，她也发现了一点 “意外的收获”。那就是少奇同志过去干地下工作时，用各种笔名在报刊上 发表的文章。过去她怎么也收不齐，有些笔名根本就不知道，现在经过“文 化大革命”中全国性的搜寻“罪证”，都夹在一起送回来了！但在居室环境中，最引我们注目的，莫过于挂在客厅墙上少奇同志的那张照片了！ 这是一张过去没有发表过的侧面照。寂静的夜里，只有些许白发的少奇同志正在台灯下全神贯注地批阅文件。台上散放着文件，堆着几叠书报。左面有一个茶杯，右面雕花玻璃瓶里插满了盛开的迎春和海棠。这是一张色调 柔和、意境很高的可以令人产生许多联想的生活照。王光美同志非常珍惜这 张照片。她说，这是 50 年代初期她自己拍的，具体日期已记不清了。当时她 看见这种情景，颇有所感，没有惊动少奇同志，就利用台上那盏台灯的自然 光拍了下来。因为是自己拍的一个真实的历史镜头，再加上是劫后幸存的一 份纪念，所以就更加觉得可贵了。她说，照片中的那只一位外国大使夫人送 给她的雕花玻璃瓶已不复可寻，只有那只景德镇烧制的细瓷茶杯还在。每当 看见这些，她就感到少奇同志依然还活着，依然在她身边！最后的留言王光美同志谈起和少奇同志最后分离的情景。　　那是 1967 年 7 月 18 日。那天在中南海召开了所谓的“批斗会”，同时 抄了家，会后就把她和少奇同志分别隔离起来。对于这次突然袭击，他们思 想上事先已有点准备，种种迹象使他们预感到会出现某种更大的灾难。但绝 没有想到，这次竟是他们的永别。她说，事前，少奇同志一直很镇定，曾对 她说过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是少奇同志和她永诀的话语， 也是她亲耳听见的少奇同志最后的留言！　　王光美同志的语音里带着悲愤，但却是充满信心的。她说， 多 少年来，少奇同志的这句话始终在她耳边回响。是对党、对人民坚定不移的　　信念，是少奇同志的这句话，成了鼓舞她活下去的力量。她说，从那以后， 直到 1978 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她恢复自由，她在监狱里度过了将近 12 年的时光。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她总感到少奇同志在伴随着她，鼓舞着她， 要她经受考验，要她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革命，要她无论经受怎样的艰难曲折和迫害，也要坚持活下去！　　少奇同志和她分开以后，于 1968 年在看管中得了肺炎，逐渐卧床不起。 过去，少奇同志的生活都由她照料，现在无人敢再会过问了。虽然也曾经进 行过一些治疗，但那是为了要在 1969 年 4 月九大开幕时留个活靶子。1969年 9 月林彪的所谓一号通令下达后， 10 月里，少奇同志就在重病中，光着 身子被卷在一床被子里，运会开封“监护”。这年 11 月 12 日， 71 足岁尚差 12 天的少奇同志就在开封被活活折磨得咽了最后一口气。谈起这些，王光 美同志的声音低了下来，她的眼里闪着泪光。她不愿多谈细节，我们也不忍 心多问，去让那些悲痛的回忆再度刺伤她的感情！　　王光美同志也不愿多谈她个人的遭遇。她说，这不是她个人的问题，也 不是她一家的问题。党中央已正式给少奇同志平反昭雪和恢复名誉了。这是 党和国家的大事啊！这是给真正的共产党人恢复名誉，给民主革命时期白区 的地下工作恢复名誉，给因少奇同志而受株连的千千万万干部恢复名誉，她 个人的遭遇算得了什么！对《论修养》身体力行　　王光美同志今年 59 岁，头上已有稀疏的白发。从 1948 年和少奇同志结 婚，到 1967 年 7 月中旬永别，她和少奇同志共同生活了整整 20 个年头，其中 19 年是担任少奇同志的秘书。作为一个伴侣和在身边工作的人，她对少奇同志是理解入微的。 她说，要她来谈谈少奇同志是怎样一个人，当然不是简单几句话可以说得清楚。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少奇同志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不是欺人之谈。他自己是身体力行，努力照这本书中所说的去做。也 许可以用 1963 年少奇同志对雷锋同志题词中“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 这句话来概括，少奇同志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共产党员。1939 年少奇同志写的、后来在 1962 年又作了修订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是党的建设中一部十分重要的文献。王光美同志还特地把少奇同 志在 1939 年用毛笔写在六张绵纸上的这本书的讲演提纲给记者看。这也是现 在留存下来的关于这本书的最早的手稿。对于共产党人在政治、理论和思想 意识方面的修养，革命导师历来是十分重视的。 1874 年，恩格斯在《德国 农民战争》一文的序言中，曾经赞扬德国工人是“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 民族”； 1902 年，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深入论述了理论修养对无产 阶级及其政党的重要意义，总结了“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由于革命经验和实 际修养不够”而造成革命事业失败的经验教训； 1938 年，毛泽东同志在《中 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也号召全党来一个学习竞赛，大　　大提高“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少奇同志的这本书， 就 是在革命导师强调理论修养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革命实践”，认为“革 命实践的锻炼和修养，无产阶级意识的锻炼和修养，对于每一个党员都是重 要的，而在取得政权以后更为重要”。书中提到，任何时候，每一个党员都 应该以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为重，以集体利益为重，“在为了党和革命的某 种重要目的而需要他去忍辱负重的时候，他能够毫不推辞地担负最困难而最　　重要的任务，绝不把困难推给人家”，要有“最高尚的自尊心、自爱心”， 对待同志要“宽大，容忍和‘委曲求全’”，“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忍受各种 误解和屈辱而毫无怨恨之心”，要“受得起误会、打击，以至委屈冤枉，尤 其不要为别人的一些不负责任的、不正确的批评和流言所刺激而冲动起来”。 “客观的历史事实是否走不了的”　　王光美同志说，在“文化大革命”这一最严峻的时刻，少奇同志正是这 样要求自己的，忍辱负重，一切困难，一切责任，自己首先承担起来。开初， 他确确实实是想接受批评的。他曾表示，这次听到了多年听不到的批评，尽 管言词尖刻些，过火些，只要吸取其中有益的东西，将来对工作会有好处， 可以使自己更接近人民。但后来的发展，已经不是什么批评，而是造谣、污 蔑，是一连串莫须有的罪名。特别是看到大批优秀干部受到攻击、伤害，国 家机构瘫痪，少奇同志真是忧心如焚。一再表示，在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间， 一切责任由他负，不要怪罪下面，并向中央提出，他愿意辞去国家主席和其 他一切职务，接受批评和处分，希望因此能解脱广大干部，让他们赶快出来 工作。1966 年 10 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少奇同志真心实意地作了检查，主 动承担一切责任，反复强调“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其他同志“虽然 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在一些公开场合， 他也是这样表示的。有一次在所谓的“批判会”上，一伙人搞突然袭击，狂 呼“打倒陈毅”的口号。少奇同志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这时，一帮子人冲 上前去责问他为何不喊“打倒陈毅”的口号。少奇同志明确地回答说：“我 是主要负责的，你们要打倒，就打倒我！”1966 年 10 月，少奇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查，曾特地将发言稿送给毛主席看。毛主席阅后，作了批示，说少奇同志态度是认真的，检查很好， 后半部分尤其好。中央工作会议一结束，陈伯达、江青一伙就把这个检查捅 了出去，但却把毛主席的批示扣了下来。当时的许多小报就集中火力“批判” 这个检查，说是什么“避重就轻”、“蒙混过关”，是什么“大而黑的保护 伞”等等。王光美同志说，当时她激于义愤，在一次所谓的“批判会”上答 辩说，少奇同志的检查是经过毛主席看过的，毛主席是满意的。但第二天， 小报就攻击她是“为刘少奇鸣冤叫屈”，还说少奇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是 “篡党夺权”。针对这一点， 1967 年 7 月 9 日，少奇同志在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转给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师生员工的一份检查中，义正辞严他说：“在毛主席不在北 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这一下可又捅了 马蜂窝，立刻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所谓“反击新反扑”的“围剿”热潮。 在那些恶浪翻滚、黑云压城的日子里，少奇同志是经常由王光美同志陪 着出去看大字报的。少奇同志非常实事求是，他曾表示“欢迎摆事实，讲道 理，批评多厉害都不怕”。而对于那些诬陷造谣之词，他是深恶痛绝的。他 曾愤慨地说：“国民党骂了我多少年，也没敢用这样的语言。”特别是当他 看到江青一伙搞的大字报，竭尽其造谣污蔑之能事，完全歪曲、否定 20 年代 他在安源工作的情况，甚至说成是他的“罪行”时，他非常生气，但事后却平静地说：“客观的历史事实是否定不了的！” 应该说，在那法制横遭践踏的日子里，少奇同志最痛苦的，是看见许多党和国家的优秀干部遭受伤害而不能置一词。作为一个国家主席，一位深知 干部的领导，在关键时刻，却不能为下属说一句实事求是的公道话，是怎样绞心的痛苦啊！王光美同志说，在那段时期，少奇同志常常表示，他受些委 屈不要紧，只要广大干部能保全下来就行了。但这只能是主观的善良愿望。 少奇同志为谁说了话，谁只有更倒霉，株连就更深。别的不讲，1966 年 6 月 里，少奇同志路经上海，在上海作了一些调查研究。临走时，少奇同志称赞 了上海市委的工作，并传达了毛主席的话说：“贴市委的大字报不多，说明 上海市委是有威望的。”但后来，这恰如其分的评价，却成了上海市委的一 大“罪状”，成了“砸烂上海市委”的一块砖头，许多同志被戴上了“刘少 奇的黑爪牙”、“刘少奇的党员”、“刘少奇的干部”等等帽子。　　在那段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时期，一向寡言的少奇同志就更沉默了。 他常常独自在室内踱步沉思。沉思，是少奇同志在长期斗争中所养成的习惯。 每逢重大的决策，少奇同志总是镇静自如地思索着。但这段时期的沉思，却 与往常不一样，常常是表现出一种极度的焦虑和不安，有时竟彻夜不眠。人 显著地消瘦下去。　　当然，对一些熟知的干部，少奇同志也并不是全无一词。1967 年初春， 上海召开了对陈丕显等同志的所谓“电视斗争大会”。小报上写得沸沸扬扬， 一派胡言，说什么“上海市委秉承刘少奇的黑意旨”，宣扬“在社会主义现 阶段，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快地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这 不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工业党’、‘农业党’、‘福利党’吗？”等等。王 光美同志把小报上写的告诉了少奇同志，并问他：“这样搞法，陈丕显同志 会服气吗？”少奇同志笑了笑，斩钉截铁地回答说：“阿丕呀，不会服气的！” 谈到这里，王光美同志似乎想起了什么，接着对记者说：“哦，去年我碰见 陈丕显同志，还忘了告诉他这件事。少奇同志对于部是非常了解的！”“如果马克思再给我 10 年时间??”　　对于上海人民来说，恐怕许多人都还记得，解放后少奇同志第一次在上 海公开场合出现，和上海人民见面的情景。那是 1957 年 4 月下旬，一个春雨绵绵的下午。少奇同志穿着一套普通的黑色呢制服，到龙华机场迎接外宾，接着站在敞篷汽车上，迎着春雨和花瓣， 同上海 100 万欢迎群众见面。少奇同志当时虽已 59 岁了，但看上去是那样健 康，那样神采奕奕，像个四十几岁的人。在以后几天的活动里，无论是在宴 会上，在 20 多万人的群众大会上，在申新九厂或少年宫里，少奇同志那简短 的、富有吸引力和鼓动性的讲话，那谦逊朴素、平易近人的风度，都留给人 们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最后一天，在飞机场和采访的记者道别时，主动和记 者们握手，并说“你们辛苦了”，“再见，再见！”那亲切。安详的眼光， 更令人难忘。　　当记者和王光美同志谈起这些往事时，她深有所感地说，少奇同志对上 海是很有感情的，是十分关心的，因为上海是党的诞生地，也是他早年参加 革命活动的地方。　　1920 年， 22 岁的少奇同志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了更好地学习俄 国革命的经验，这年秋冬之际，他到上海法租界霞 飞路渔阳里 6 号的社会主 义青年团总部留苏预备班学习俄文，翌年赴苏留学。 1922 年他又回到上海 参加工人运动，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任职。以 后他到江西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工作，后任工会主任，使安源工会成为中国 早期职工运动的最坚实和持久的核心之一。以后，他来往于广州、安源间。1925 年，他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后，到上海和李立三。蔡和森等同志一起领导了“五卅运动”，并经常来往于广州、上海间。 1927 年大革 命失败后，他又从湖北口到上海搞党的地下工作。 1930 年 6 月第二次赴苏， 回国后又到上海任党中央职工部长工作。 1932 年，少奇同志到江西中央苏 区，就是从上海出发的。　　至于解放后，王光美同志说，少奇同志更是经常到上海。他关心上海的 人民，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