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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慌指标》VIX指数升6.3%
来源：阿思达克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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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X指数升0.92点或6.27%，报1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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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度推演45家“退市边缘”企业 律师建议定标准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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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同时指出，公司若因违规退市，投资者仍可索赔
　　本报记者 桂小笋
　　《证券日报》记者根据ST类特征且业绩无改善、被审计机构出具非标准性审计意见、自述被立案调查三个标准进行筛选得知，目前沪深两市共有45家公司“处境危险”。
　　同花顺(行情300033,买入)数据显示，按最新的业绩预警情况来看，在ST类公司中，有4家公司预计目前的状况不变，这几家公司，要么仍然亏损，要么每股净资产低于1元；有11家公司预计可能暂停上市，这几家公司最新业绩预亏；有3家公司预计戴星，原因是最新业绩预亏。共计18家ST族公司的业绩状况欠佳，存有巨大风险。
　　此外，有16家公司的2015年年报被审计机构出具了非标准性审计意见，其中，有5家公司属于ST族，和上述18家公司相比，有2家公司和上述18家预测状况不佳的公司重合。
　　按公告内容搜索可知，有14家公司在今年发布了关于被立案调查进展的公告，其中，有1家公司和上述名单有重合之处。
　　按照上述三重标准遴选可知，共有45家公司处境“危险”。
　　“问题”公司可能被强制退市的消息刊出后，投资者不禁担忧，如果持有这类公司的股份，是不是“只能自认倒霉”？
　　“对于不幸买到退市股票的投资者而言，股票退市并不意味着股票成为‘一张废纸’，退市仅仅对股票估值和流动性产生影响。如果上市公司是由于重大违法违规而退市的，投资者还可以向上市公司提起民事索赔诉讼。退市与破产不同，退市本身并不影响上市公司对受损投资者承担赔偿责任。”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王智斌律师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
　　作为中国证券市场上第一家因重大违规违法被强制退市的上市公司，业界认为，*ST博元的退市有可能仅仅是一个开始。
　　那么，是否还会有公司步*ST博元的后尘呢？《证券日报》记者查阅同花顺数据得知，今年以来，两市共有87家公司公告被监管部门处罚，多与信息披露不合规有关，其中，有13家公司被处罚的原因是“信息披露虚假或严重误导性陈述”。
　　上述87家被处罚的公司、45家“处境危险”的公司中，是否会产生新的被强制退市的的公司呢？
　　王智斌对记者表示，对于这种情况，还是建议监管部门要尽快明确退市的具体标准。“一方面，界定模糊使得理论上所有涉嫌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公司均存在退市的风险，另一方面，界定标准不明确又会导致市场无法对上市公司是否面临切实的退市风险形成自己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会引发市场恐慌。因此，监管部门应尽快明确退市的具体标准，减少退市新规对市场的冲击。”
责任编辑：cnfol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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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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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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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茨威格在1986年写就的一部经典之作，他在1987年股市大崩盘中迅速获利，使用的就是书中所阐述的技术分析法。它通过分析影响股市走向的各种指标——市场指数、政府政策、利率、投资者情绪、季节性因素等，构筑了一个严谨而科学的数据分析模型。这一分析模型成为准确预测未来的有效工具，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简单、可信而有效的投资制胜法则。
　　我成功预测了风险，在市场崩盘当天获利
　　日，道琼斯指数跳水22.6％，这成为决定我们命运的一刻。我运用在本书中描述的经过长期验证的模型以及策略，在崩盘前进行了几步保险的操作。结果，我的“茨威格预测”证券组合在“黑色星期一”上涨了9％！在这里，我将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些投资决策的基础和背景。
　　20世纪40年代，那时的我还只是一个孩子，之前10年美国的“大萧条”成为人们餐桌上不变的谈资。我在与股票打交道的时候，脑子里总会想起那段噩梦一样的时期和当时的熊市。但我很久以前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当你一遍又一遍大声疾呼“1929年又来了”时，结果你会发现你的判断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出错。直到有一天，它真的又来了。但那时，当你再次疾呼“狼来了”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再相信你……人们不是不愿相信，只是没有理由再去相信。还有，1929年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萧条”给大多数人带来了心理上的创伤。1987年那场毁灭性的崩盘使1929年的噩梦再次降临。
　　我认为形势比较像1929年情形的，除了“黑色星期一”之前的那个时期外，就要数1987年9月份了。当时，我断定股市就要崩溃了，于是在我的《茨威格预测》一书（Zweig Forecast）中毅然写《即将崩盘》的标题。我继续将当时的情形与1929年时的情形进行比对。不可否认，股市确实刚好在之后的“10月大屠杀”（October Massacre）中大跌，但其损失也仅仅是道琼斯指数下降13.5％、平均价格指数（茨威格未加权价格指数）下降21.7％。
　　这种冲击不能说无关痛痒, 但也并非1929年那样的情形。之前的经验（加上我平常犯错的经验）使我明白，不要轻易疾呼“1929年又来了”之类的言论；相反，如果1929年的情形再次出现，我会冷静地采取策略保护股票不受损失。
　　整个1987年，我都在为市场的整体高估而焦虑不安。而直到美国劳动节（9月的第一个周一）的时候，我才开始注意到那一年与1929年、1946年，以及1962年的相同点。这几个年份均遇到崩盘而深受重创，但只有1929年与我们当时劳动节放假前的情形最相似。由此，我在那次崩盘之后的《茨威格预测》中发表了两篇分析文章。
　　在日的预测中，我谈到了贴现率上涨以及这一上涨如何导致了1946年以及1968年(之后在1969年又出现了一次上涨)出现的恶意抛售。此外，在这篇分析文章中，我还谈到了1973年的熊市是如何在贴现率第一次上涨后接而踵而至的。当时，大多数华尔街人士一直坚持认为至少三次上涨后才会出现危险。我于是分析了市盈率图、 股息收益图,以及公司账面价值图，来说明股票市场如何被人们荒唐地高估了。
　　另外一篇文章发表于日，标题为《风险在爬升》。就在文章的第一段我写道：“近几周的整体态势与1929年、1946年以及1962年崩盘前不无相似之处……自从1981年出现的上一次熊市至今，这无疑是股市风险最大的时期。这是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我有意回避了一些有关1929年、1946年或者1962年股市惨不忍睹的细节。一方面，这没有必要；另一方面，我还不是绝对、确定、百分之百地相信1929年的情形就要真的重现了。我只是觉得我们那时候是个好时机，但我也担心接下来几个月的投机热会一直持续。试想，如果我百分之百确定的话，我肯定会卖空市场上的所有股票……但只有傻子才会百分之百确定。我考虑的是可能性，而不是确定性。所以，关键在于策略而不是说教。
　　于是，我在那一年9月25日建议拨打《茨威格预测》热线的每个人，将其1％的证券组合投入11月看跌期权（看跌期权的所有者可以在某个确定的时间段以确定的价格卖出特定数量的股权）。当时，11月份的看跌期权的虚值大约在8％左右。也就是说，如果股票市场下跌8％的话，看跌期权就没有任何价值。而如果股票市场跌幅更大，但不是在11月份，这个看跌期权实际上也没有任何价值。所以，当且仅当股市在11月中旬下跌时，那些看跌期权才有意义。
　　我计算过，如果1946年或者1962年的下跌行情继续发展的话，看跌期权会急剧攀升，我们持有的40％证券会因此受到其保护（其风险也因停盘而得到控制），从而给我们带来适当的收益。如果我的判断失误，看跌期权也仅仅给证券组合带来1％的损失；而如果股市上涨的话，这个损失完全可以被股市收益抵消掉。切记，我这样说并不是绝对的，我考虑的只是可能性。
　　整个股市后来惨遭1929年毒手。道琼斯指数收盘价从1987年8月的2 722点下跌至10月19日的1 738点，跌幅达36.1％。这几乎是平了日的跌幅纪录——39.6％。我在9月末以23/8买入的看跌期权，价格在此后一路上扬。（这是16年来我买入看跌期权后的第二次上涨，在最近两年内是第一次。）
　　之后，我开始将它们分五批抛售。从10月15日开始，我分别以9.25、19.25、54以及86.50的价格卖出，10月20日最后一次以130的价格卖出。看跌期权的加权平均收益达到了2 075％，给我们的整个投资组合增值将近20.8％，足以抵消因股票下跌导致的7％的损失。（到10月16日收盘时止，投资股票市场的证券组合仅下跌了8％）。结果，我们的证券组合在“黑色星期一”获得了9％的收益。
　　如果我是一个天才的话(我是说“如果”, 因为股票市场上并没有天才)，我会在股市下跌之前把所有的股票全部抛掉，我会买入更多的看跌期权并一直持有，等到股市跌到最低谷的时候大赚一把成为亿万富翁……但那是不太现实的。现实的做法是，在市场指标指示性减弱时将风险降到最低，同时希望在行情尚好的时候小赚一把，祈祷自己能够在车祸、瘟疫、地震等灾难中生存下来，直到有一天你终于看到了又一个熊市到来的曙光，终于还让你有点资金来投机。
　　为什么我要如此多地考虑市场崩溃，而从不断然下结论呢？首先，通常来说，我用来衡量货币、市场人气指数以及大盘行情的唯一指标就是下跌前的适度看跌行情。我记录了这些模型几十年来的数据。在计算机的帮助下，我可以将它们整体的综合指数按照“十分位数”来进行分类，即：过去看盘数据的前10％分为一类，接下来的10％分为第二类，依此类推。
　　10月19日崩盘的几个星期之前，股价出现了一定的下跌。但此前，该模型的综合指数仅仅跌至第四个十分位。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这是1984年以来最令人失望的看盘数据，但全面来看的话，年的熊市看盘数据一直处于第一、第二个十分位。第四个十分位也只不过稍稍低于平均水平。当然，自1984年底以来，看盘数据大多数时候都处于第八个十分位。
　　第四个十分位历史性地使标准普尔500（S＆P500）指数一年的跌幅仅为3.4％，而第一个十分位的跌幅却高达每年28％还要多。货币行情只是适度看跌，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信用危机（收益率曲线呈现为正数……这就是1987年与1929年的主要区别）。当时的投资情绪指标位置居中，尽管它在那一年早些时候就已经糟透了,但依然还是在市场达到最顶峰之前，在一定程度上将它已经不能再糟糕的大盘读数提高了一点。当然，大盘还是处于看跌行情的。
　　因此，经过量化统计和事后测试，我的常规指标都显示为负，但负得还不是很离谱。让我觉得困扰的是1987年与1929年、1946年以及1962年的相同点——市盈率和收益率随着直线飙升的股价而总体高估，而股市价格的直线上升运动多年得不到调整，由此导致道琼斯指数翻了两番甚至更多。当这些情况存在的时候，我发现市场在牛市快要收尾时出现了一个持续几个月的大反弹。这对股价起到了一点小小的矫正作用（1986年秋始于1755点）。另外一次微小的矫正出现在1987年春，从2 404点下跌到2 216点；之后，市场突然出现了一个反弹，使大盘在两三个月内持续走高（8月份时达到峰值2 722点）。
　　早期的市场从那时开始才有点“正常”矫正的样子，但行情很快便一泻千里，股价狂跌。9月，让我坐立不安的事情发生了——那些更小规模的矫正平缓了下来，华尔街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应该 “买入”。每个人都学会了不要为小的回调而感到害怕，这一点反而让我觉得害怕起来，于是我便买入了看跌期权。
　　多年以来，我发现最好的方法就是，首先，根据市场行情的看涨或者看跌来采取适当的策略，直到行情指标指向另一头，然后再改变策略。其次，就是未雨绸缪——随时为市场的风云变幻作好准备。要做到这一点，能够连续地获得可信的市场指标显得尤为重要。当这些指标指示你去做什么的时候，只管去做就是了！我犯过的代价最高昂的错误，就是忽视了，或者说得更严重点，打乱了我的市场指标……就像一个飞行员出事后指责他的指南针一样。我花费了近28年的时间对本书中讲到的主要股票市场指标进行测试和改进。也许这些指标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但我觉得它们比我在其他任何地方了解到的都要可信得多。
　　投资中最宝贵的就是耐心。就像一名出色的棒球击球手，取胜的关键就是：等到确定投球手投过来的是好球后再抓准时机挥棒击球。其想法是，把投球手打懵了，然后将比分达到2∶0，或者是3∶1。这迫使投球手去投球……常常是快球。 换句话说，如果击球手很耐心的话，他就能使形热对自己有利。那时，而且只有在那时，他才能真正掌握主动。
　　股票市场也是如此。我静静地等待市场指标指向一边，采取积极的策略，形成对我有利的形势。如果市场指标的指向性不是很强，没什么很好的机会，我就采取防守策略等待良机。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向你们描述和说明怎样从这个投资哲学中获利。股票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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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在寻找一种简单、可信、奏效的方法来让你在股市中赚钱的话，这本书就是为你而写的。我会告诉你怎样避免最常见的投资错误，保护你的资本，同时大把地赚钱。你需要做的所有的事情，就是每个星期自觉地花半个小时关注我即将介绍的市场指标，然后就是自始至终地遵守你的原则。
　　让我们一起开始吧！在任何时候，没有人比市场更加聪明。如果对市场的预测有那么简单的话，每个人就都成富翁了。即使是华尔街金融家中的传奇人物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在他事业的早期也曾破产过。我没有也不想拥有能够预测未来的水晶球，因为我发现那些依赖于水晶球的投资者们经常和水晶球一起被摔得粉碎。所以，如果我能预测到并随时紧跟市场的趋势，直到这种趋势不再持续，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成为一名投资顾问以来，我阅读了大量关于股票市场的书籍。当然这些书并不是我买的，是出版商送给我的，他们希望我能在我的商情报告书中给他们的书籍作作广告。很遗憾，这些书大部分都没有什么用。
　　有些书籍向读者打出了“快速致富”的保票（比如《如何在一夜之间轻轻松松挣到100万》）。这只不过是天花乱坠的广告宣传而已。按照他们的逻辑，任何愿望在他们推销的书籍里都能实现。贪婪是一种相当强大的情感催化剂。很多人都去买这些书，他们希望通过一种神奇有效的公式能迅速找到难以捕捉的藏金罐。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世界上没有那么容易的事情。
　　还有一些书籍可能没有许下那些不切实际的承诺，但它们给读者们提供了一些简单或复杂的系统。系统并不一定是一个很糟糕的工具，但这些系统中有许多都是没有一点作用或者说还会起反作用的。有人说，没有谁曾被书籍毁掉过。但我怀疑，那些未来想在市场上博弈一把的人们如果尝试着实施这些计划的话，他们可能就离毁掉自己不远了。
　　其实也有关于投资的百科全书，它们包罗万象，涵盖了从期权到贵金属，从吉利美到房地，从商品到收藏品……对每一样都进行了全面综合的描述。但我认为，这些细节并不能很好地武装你去作出投资决策。
　　我还要提醒你的是：有些书籍，诸如亚当·斯密、安德鲁·托拜厄斯（Andrew Tobias）的著作，包含了许多趣闻逸事、幽默和智慧——这着实不错——它们都有一定的针对性，而且一般的读者都可以从这些书籍当中得到有用的建议。但它们无法给你提供在市场上赚钱的方法。
　　无论如何，不要感到绝望！有学术著作结论性地证明，“打败”股市还是“有一些方法存在的”。我将这些工具、方法融入我的股票选择技巧中，并摒弃了那些流行却徒劳无用的方法。通过这本书，你能找到玩转证券市场过程中的众所周知的“优势”。
　　我为自己制胜华尔街的记录而感到自豪。自从独立运作的《赫伯特金融文摘》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对股票市场顾问进行排名，我的《茨威格预测》的表现远远超过了所有其他排名对象。我连续两年一直是市场上的头号选股者；在《赫伯特金融文摘》监控的四大股市分析刊物中，我的《茨崴格预测》是唯一赢利的。
　　千万不要小看选择股票的工作。要一直稳操胜券是有难度的。尽管华尔街人士每年花费上百万去分析股票，但现有的最好的研究表明：一，分析人士不可能总是预测到股市收益，这使得我们要采取以任意价格买入上涨股票而不去冒险的策略（正如许多研究机构近年来发现的那样）；二，共同基金以及其他机构这些年来想尽了办法也没能压倒股市的平均指数；三，用制图分析以及相关的技术分析手段来预测市场比纯粹碰运气也强不了多少；四，股票经纪行发布的那些长篇而且价格不菲的研究报告，通常无法锁定市场上表现良好的股票。
　　多年以来，我费尽周折，不断尝试和改进我的股票选择和市场预测的方法，这些方法最终被证实是奏效的。它们不仅适合那些保守的投资者，同样适合那些想更加积极交易的投资者。我的这些操作守则都是经过长期广泛测试和检验过的，在本书中有着详细透彻的说明。它们是绝对有用的！
　　当然，我没法将市场活动中的所有变量都包含进去，因为那样的话会变得相当复杂。所以，我将我的方法尽量简单化，好让那些非专业的读者们也能读懂并从中受益。这样便印证了爱因斯坦的那句话：“不要将事情简化，而要将它们变得更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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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面指标
　首先我想告诉你的，是我制定投资决策的基本方法。大多数人认为我是专业技师，但实际上我所用的并不完全是专业技术，只要是管用的我都会去用。如果追踪行星或者太阳黑子的位置，或者甚至用占卜牌去占卜也管用的话，我一定会去做的。但事实上，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一组基本的指标。
　　市场主要的风向标是由货币因素、美联储的主要政策，以及利率的变化情况组成的。为了使这些以及其他的重要趋势显现出来，我发明了几个简单的指标（稍后将详述）。我发现它们十分可靠。
　　我的指导方针包括一些纯技术指标。我所指的这一要素主要是大盘表现或者市场惯性。这里，我将不同的价格指标和成交量指标综合起来，来衡量单只股票或者整个市场的表现。为了更好地理解市场惯性的作用，我们来想象一下航空器发射到月球上的过程。如果起飞时有足够大的推力，火箭就有可能使其摆脱地球大气层的束缚；如果推力不够，它就只能绕着地球转圈或者坠落地面。大致讲来，市场的运动也是如此。对我来说，“大盘”是投资决策的最终仲裁者。我有一个核心的规则，那就是——“别和大盘较劲！”
　　如果你信誓旦旦地在熊市时买入，或者买入某个表现相当糟糕的股票，这就像是试图抓住从高空落下的保险箱。投资者有时候太渴望得到保险箱里面值钱的东西，却往往忽视了物理学的定律，幻想着像抓住一个高飞过来的棒球一样，在空中一把抓住这个保险箱。这样做会受伤的——看看华尔街那些选股者们的惨痛教训吧！这样的游戏不仅危险，而且也没有意义。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倒不如等保险箱砸到人行道上，又轻轻弹起的时候，再过去卷走里面的财宝。这样似乎更简单，更安全。
　　同样，我也密切关注市场的乐观和悲观情绪。我将与你们一起分享我发明的主要情绪指标。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测市场趋势的预警系统。我相信你一定会惊叹，那些所谓的专家的意见是错得多么离谱。
　　最后向你们展示的一个指标，我把它叫做基本面指标——某一股票的实际价值。它包括收益、股息，以及资产负债表的分析。基本面分析对于预测整个市场的走势没有太大作用，但对于单只股票来说相当重要。大概有90％的时候我用基本面指标来作选股决策，但只有不到10％的时候，我用它来预测整个市场。
　　在股票市场上，只有朝着正确的方向顺大势而上才能赚大钱。我从不认为应该逆着风向游泳。我基本不会推荐谁在我的市场择时模型表明行情看跌时购买股票，或者在看涨的时候抛售。我会在市场上扬的时候投资，在市场走低的时候将投资变现。但市场不会在乎我的喜好，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与市场趋势保持和谐一致。与市场趋势较劲就等于自杀——自杀的可能性至少比不逆市场趋势要大。
　　事实上，市场有2/3的时候都不是中性的，也不会温和上涨或者下跌。在这些情况下，市场的趋势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如果你选对了股票的话，你就可以在交易中赢利——尽管这个收益不如在强劲的牛市中那么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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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选制胜股
　　除了介绍各种不同的指标以及如何运用它们之外，我还想讨论一下选择股票的标准，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包括收益、市场价格与收益的关系（市盈率）、收益的趋势，以及一些资产负债表上的项目。我不那么在意上市公司生产的产品。如果一个公司在四五年里面能提供稳定丰厚的收入，我才不管它是生产笤帚的还是计算机配件的。
　　我考察的第二个因素是股票本身的表现好坏与否。如果股票价格即将上扬，我宁愿其他人在其价格处于谷底的时候买入。我在买入之前考虑的是，股票相对于整个市场的表现如何。我发现在股市稳定上升的时候买入能带给你一定的优势。可能你必须付出一定的溢价，但你正确决策的可能性也会因此而增加。
　　然而，人们总是认为只有在价格位于谷底的时候买入，在波峰的时候卖出才会在股市上取得成功。其实不然，关键是在市场上涨可能性最大的时候买入。如果道琼斯指数位于熊市时的最低点是1 500点，最终升到了3 000点，你完全没有必要在1 500点的时候买入；如果有可能，你可以在1 650点的时候买入，也就是说，它会有90％的上涨的可能性。
　　你也没有必要在最高点的时候卖出，你可以在最高点之前或者之后一点点卖出。打个比方，当道琼斯指数位于2 800点的时候，市场下滑的可能性已经相当明显了，此时，你就可以卖出了。在1 650点买入2 800点时卖出，将剩下的100多点出入让出来——绝对不会错！你关注的是成功的可能性，或者换句话说，亏损的可能性——你想避免损失。所以，在最低点之上一点买入，最高点之下一点卖出是个不错的选择。
　　根据我的操作守则，在股市上赚钱的唯一不变的方法就是减少损失，保持赢利的状态。可能你选择的某只股票只有30％的时候是赢利的，这也没关系，只要你在卖出的时候是赢利的，你当初的决策仍然是正确的。
　　只可惜，许多投资者没有吸取这个教训。自负使得他们从不承认自己的失误。也许，这样做有些男子气概吧！当股价下跌15％，固执地坚持继续在股市闲逛换来的是连续不断的严重打击，这就像是在你脸上抽了一巴掌。我是潮流的追随者，而不是逆流而上的弄潮儿。抽了一巴掌尚很容易恢复，如果是一次重创的话，你就失去了翻身寻求未来收益的可能性，这一点我还是能想明白的。
　　我发现在股市里，要想找到一些真正奏效的方法，你通常不可避免地要犯一些错误。实际上，在想到运用股市指标之前，我就是犯了一次错误而错失市场良机。几年前，我的一个客户送给我一幅抽象画，上面引用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一句名言：“吃一堑，长一智”（The things which hurt, instruct.）我将那幅画挂在了我办公室里一个显眼的地方。
　　我使用了一个止损系统 (在预定价位发出卖出指令，稍后本书将作深入讲解)作为风险控制的策略。这样我便有了一个避免在股市这个战场上严重受挫的原则。基本上，我每买入一只股票就设定一个止损点，通常是在现价的10％~20％以下。具体的范围取决于我对股票交易模式的分析。如果股票的跌幅突破这个止损范围，那我就毫不犹豫地卖出，没有半点遗憾。我承认我的错误，但同时也把它看做一个亡羊补牢的好机会。如果股票上涨了，我会告诉你怎样提高止损点以锁定收益。这样一来，你就能在移动止损点的保护下一路赢利。
　　为了解释这一市场策略，我将给出一些我曾经推荐过的股标发生的真实案例，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有时候止损点在下跌演变成一场灾难前将我解救了出来；有时候很不幸，我在股价走低的时候退了出来，又眼巴巴地看着它一路攀升……对这些，我都会一一详述。如果是一只容易波动的股票，那么任意一个向下的波动都有可能将你抛出来。这种情况曾经发生过。但那又如何？总还有其他的股票吧。从长期来看，使用止损点还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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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的投资哲学
　　如果用几个词语来概括我的投资哲学，我觉得应该是既保守又激进。从本质上讲，我是保守的，我非常反感去冒险。我要保护自己还有听从我的建议的人们。但也有时候你需要激进一点。大部分在市场上博弈的人们，其问题就在于不够灵活。
　　保守派倾向于投资公共事业股票以及短期国债。他们从来赚不了大钱，但也不会受损。激进的投资者往往狂热地买入股票，或者是追逐高杠杆比例的房地产投机。在经济繁荣的时候，他们会发大财；只有在经济不怎么景气的时候才会一把输光。
　　就这两种方法本身而言，我认为都不够理想。如果你是一个激进的交易者，这没问题，但即使这样也总有需要你保守一点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保守的投资者，这也不错，但也总有需要你激进一点的时候。这种情况也许不会经常有，但一旦这种时刻到来的时候，你就应该不失时机地搏一把。剩下的时间，你又可以做你自己，做一个保守的投资者。
　　有时候人们问我，一个投资者如果想要在股市上成功，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我告诉他们纪律是最重要的，即：按照你的方法或者系统行事并且拒绝所有可能影响你的决断力的诱惑。如果你的经纪人打电话给你什么忠告或者建议，不要管它。如果有人说：“你为什么不买一些星际仿生学（Interplanetary Bionics）的认购期权啊？你会发大财的。”请不要管它！坚持你的原则就是了。
　　笑傲股市必须具备的第二个素质就是灵活性。我举一个例子。还记得1980年2月，当时我认为市场在劫难逃会遭到重创。果不其然，后来谜团解开，市场开始狂跌。那大约是在亨特兄弟垄断白银市场的时候，与他们有关的所有一切都开始狂跌。有些经纪行因为借给亨特兄弟的不良贷款而濒临破产的边缘，美国即将面临一场金融恐慌。我那时情绪也十分低迷。
　　后来，3月的一天，美联储力挽狂澜出面救市，为贝奇证券公司（Bache，涉及的一家经纪行）提供紧急救援。但之前没有任何征兆，他们只是向华尔街发布了一个消息说，不会再有经纪行因为股市崩溃而深陷泥团了。下午3点30分时，市场下跌27点。但由于美联储的原因，市场急速迸发，到当天收盘时止，大盘仅仅下跌两个点。这是最后半小时里让人拍手叫好的一个反弹。第二天，股市出现了大幅上涨。
　　那天，我坐在一边看着市场行情，心情跌到谷底，但市场却来了个大反转。随着美联储降息并且放宽对信贷的管制，情况开始好转。尽管我当时有些认为我们就要大难临头了的成见，但我还是对情况的变化作出了反应。我一天天地乐观起来。到了5月，我像一头兴奋的公牛，百分之百地投入了市场。接下来，便是一个持续了将近一年的相当不错的牛市。
　　总的来说，要想在股市获得成功，你必须有原则性、灵活性，还要有耐性。你得等到大盘发出信号之后才能决定买入或者卖出。也就是说，你不要试图去抓取确定的价格最高点或者最低点，没有人能一直做到这一点，而且在股市获得成功不需要这样做。成功意味着获得赢利、避免损失。通过本书中讲到的一些指标，等待市场趋势的发展随时准备出击，你就能赚钱。最好的一点是，随时关注大盘和利率的涨跌情况，这样你就能在夜里睡个好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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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秋天是我生命中的一个特别的时期。那时候我在俄亥俄州的东克利夫兰刚刚上小学一年级，我感觉学校好极了。整个小镇的人都为当地的棒球队而疯狂。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Cleveland Indians）即将赢得他们28年来的第一个世界职业棒球联赛冠军（之前他们从来没有赢过）。那时，他们夺冠之路上的每场比赛是我们在10号教室必看的节目。在那群孩子中，我是最了解那支球队的。这应该感谢我的父亲，他以前带我去看过比赛，即使这意味着有时候下午得逃学才行。
　　那个时候，我知道每位队员的球衣号码，甚至对击球率有了一点点模糊的概念。所以在做印第安人队的人物剪纸时我显得很在行——先用剪刀把人像剪下来，在背面画上数字，然后挂在教室里。我那时已经开始喜欢上数字。这也许是一个暗示——暗示以后的我会爱上股市并走入股市。
　　那个秋天之后便是总统大选。当时，人们都认为托马斯·杜威会打败哈里·杜鲁门。我家隔壁是一个教堂，当时有一个投票点设在那里，因此教堂的停车场用国旗装饰了起来，到处都是车子和人。之前，我每天都会独自在那个停车场里，玩印第安人对抗波士顿红袜队的游戏。我一个人扮演两个队，虽然有些时候两个队实在都差不多，但我总是会无一例外地让印第安人赢。
　　总统大选过后，停车场里空空的，国旗撤走了,乐趣也没有了。我顿时觉得有些失落。那天晚上，家里似乎也缺少了点令人愉悦的气氛。通常父亲每天都会看看克利夫兰报纸的体育版，并告诉我有关印第安人队的最新情况。而这次，他却一头扎进报纸的股市版，表情就像那天我用棒球打碎了起居室的玻璃窗一样严肃。
　　父亲嘟囔着一些关于杜鲁门的话，以及杜鲁门对股市来说是场怎样的灾难。但我根本听不懂他的意思。对我来说，股市就是报纸上密密麻麻排列的上千个数字，而这些对于当时6岁的我来说根本无法理解。事实上，我当时猜想它是不是与“长袜”有什么关系①。但可以确定的是，我父亲很不开心！
　　有一天，我终于知道父亲的郁闷并不是因为他投了杜威一票。整个华尔街都认为共和党人杜威一定会赢得大选，但结果却让人震惊不已——民主党人杜鲁门意外地获得了多数选票。对此，市场的反应更是毁灭性的。总统大选结束的第二天，道琼斯指数跳水3.8％。纽约证券交易所之前上涨的股票中，有66只出现下跌。从那时起一直到日的崩盘，市场每日的上涨与下跌比率一直非常糟糕得不行。
　　父亲在我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一年后，母亲改嫁了，我们也从那个我出生的克利夫兰小镇搬到了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 我对股市真正开始感兴趣是在13岁的时候。那一年的生日，舅舅（我母亲的弟弟）送给我6股通用汽车的股票作为生日礼物。我高兴极了！我每天都会查查股票排行榜，看看通用汽车的股票情况。我并不知道股票价格为什么会波动，但我就是喜欢关注自己的股票。我对当时每三个月一次的股市分红也十分期待。这些分红的支票进一步激发了我对股市的兴趣，我慢慢地开始关注当天一些其他的股票。
　　后来，在高中的历史课上，我们了解到了一些著名的实业家（有人叫他们“强盗财主”）。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要写一篇关于J·P·摩根著作的读书报告。我被他的真实故事深深地吸引。我想，我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决定要努力成为一个百万富翁，并决定从股市开始入手的。J·P·摩根的人生对我没有起到多大的指导意义。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他都不是我心目中崇拜的英雄，只不过就是一个有点胆识的人，凑巧在股市上做大了罢了——也就是这一点，还算对我有点激励作用。
　　我开始更多地关注不同股票的表现。还记得我高一的时候，班上有一个关于股票市场的讨论。老师问我们：“你们谁知道现在哪只股票的价格最高？”自然，班里其他同学对股市一无所闻，只有我举起了手，回答道：“我想应该是克里斯蒂安娜证券公司。”我的回答是正确的，老师诧异得几乎晕了过去（那只股票当时的价格在1 500美元左右）。我接着又说，价格第二高的股票是高级石油公司。当然，我又是正确的，老师自然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直到那时，我了解到的关于股市的知识都是二手的。
　　1960年，我从称勒尔盖布尔斯（Coral Gables）高中毕业，后来被费城大学沃顿商学院的金融专业录取（当时也只选择了这一所大学）。我选择沃顿商学院是因为我想学习商业，当然还有股市。沃顿商学院是美国本科阶段最好的商学院，现在仍然是，尽管我这样说有点为自己吹嘘的嫌疑，因为毕竟我是沃顿商学院的毕业生。（平心而论，我一点没有夸张；哈佛和芝加哥的商学院都不招收本科生。）
　　1960年的秋季，我开始了在沃顿的4年大学生活。我依然十分急切地想了解一些股市的知识，但当时我们预先自动设定的教学计划中，没有一点关于股市的课程。那是高年级的课程。与我的兴趣最接近的课程是经济学，讲课的是穆雷·布朗（Murray Brown）教授。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当时的开场白。他说，很可能我们之中的大多数选择到沃顿来是为了学习如何挣钱，所以在这一点上他的课程会有很大的帮助。当然，他只是说对了一部分。如果你掌握了经济学的课程以及供求法则，是绝对会对从商或者股票交易有一定好处的。
　　头几个星期，我与布朗教授的关系一直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当我们一起讨论即将到来的尼克松与肯尼迪之间的总统竞选时，事情才到紧要关头。布朗教授挨个问我们：“你支持尼克松还是肯尼迪啊？”我讨厌这样的提问，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政治信仰是自己的私人问题。所以当他问到我的时候，我回答道：“两个都不支持。我支持‘运动’！”
　　班上顿时炸开了锅，布朗教授也对我的回到感到震惊。他忙跑过来说道：“你是说……你是个运动员?”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算是个运动员。我曾经在篮球队待过，也尝试过其他各种运动。但我并不想要个人聪明，我只是想打破那些在我看来像是气球一样的空谈。不幸的是，从那次起布朗教授就对我有了极差的印象。
　　也许我这样有点不尊重人，但是在学习经济学以及商业知识这一点上，我是很严肃的。只是在常青藤的那种气氛里我觉得有点不太舒服。从迈阿密来到费城，也许我那时仍然还觉得有些文化冲击吧，尽管现在我反而在回迈阿密的时候觉得有点文化冲击，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就是我在沃顿的第一年——总是希望能够学点有关股市的东西，而不是整天在供求法则中受煎熬，在会计课上的贷记与借记之间痛苦挣扎。不过会计课虽然让人觉得无聊，我后来却恰恰发现它对我在股票市场上的活动起到了帮助。
　　我是在大一的时候遇上我的同学莫里斯·法尔克的。只要是新闻里提到过的股票，或者财报显示收益较好的股票，他总能张口就说出来。莫里斯和我，还有其他几个同学，包括我的老朋友托尼·罗森堡和卢·艾森普莱瑟当时想成立一个投资合伙公司。我们准备叫它“旺盛合伙公司”（Dynamic Growth Associate）。用这个名字，我原本以为这个合伙公司一直会坚持发展下去，而事实上我们却从没有聚拢过。我想，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考虑一些有远大抱负的事情还是很有意义的。
　　合伙公司开始启动的难处或多或少在于如何以“委员会”的形式来运作。多年以来的经验告诉我，市场上委员会的决定往往显得有些中庸。我从没听过有哪个大的投资者是听委员会的决定来进行交易的。这也许就是我们当初的合伙公司没能运作起来的原因吧。
　　但至少，投资的想法激发了我了解更多股市知识的欲望。1961年夏天，我大学一年级的生活结束了；我回到了科勒尔盖布尔斯，想在一家股票经纪行做暑期工。我于是一家一家地跑，尽量给他们留个好印象，让他们觉得在他们面前的是沃顿商学院的高才生，勤奋好学，而且还不计较薪酬。只可惜，没有一家有职位空缺。
　　即使是让我做个“粉笔男孩”抄写股价我也愿意。当时，电子仪器刚刚开始在股票经纪行推广。通常，价格与行情是出现在老式的滚动显示的纸带上的。纸带在屏幕上放大后，人们就能看到价格的变化。但是要想记住当天的那些价格的话，就需要一个被叫做 “粉笔男孩”的经纪行人员，在一块大黑板上记录下重要股票周期性的报价。一般会有50只重要股票的情况会一直公布在上面。遗憾的是，当时只有一家经纪行尚在使用老式公告牌。但我猜想，即便是我每小时的工资再少一点，我可能也不够做一名“粉笔男孩”的资格。
　　我没有去另外的行业找一份薪水不高又没有什么前途的工作，而是决定去泡经纪行，用我全部的时间在那里研究市场活动。我想，这是我长期以来最大的兴趣所在。后来，我真的去了。我去了美国海登斯通证券公司在当地的分支机构，在里面实实在在地泡了两个月。那时，我根本没想到，海登斯通最终会成为运通时喜证券投资公司（Shearson Lehman Hutton）的一部分，也没想到它1988年的时候会出价603 750 000美元，成为茨威格总回报基金(The Zweig Total Return Fund)最大的承购人。
　　我每天都会阅读《华尔街日报》，看看海登斯通在上面发布的所有投资信息。我还会花大量的时间去拜读标准普尔和穆迪公司，以及其他机构发布的统计性的分析文章。我悉心钻研了那些收益报告，再加上有一点会计的基础，因此我知道如何根据一些项目去调整收益。很快，我便开始明白收益率在股票估价中的作用了，与此同时也更加清楚地了解了价格与收益的关系，即市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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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次投资
　那个夏天，我终于决定将一部分钱投入我一直热衷的股市，检验一下我所学的知识。我作好了股市大跳水的准备，在存折里留了几千美元。不足为奇，我第一次就买了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我买了14股通用的股票。这只股票当时只卖40多美元，我算了算，除掉每季度的分红，我的股票最终可以翻一番。许多年后我发现，这真的是典型的第一次投资。购买蓝筹股会让新手觉得更加安全，而且在当时的蓝筹股里面，很少有比通用汽车的股价还高的。还有，我当时已经关注这只股票很长时间了，因此对它有一定的了解，觉得还不错。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确实是一次相当明智的投资。
　　我当然想拥有不同的证券组合，于是忙着挑选起其他的股票来。我的第二次选择最后成了一场瞬间惨剧。这也给了我一个深刻的教训——不要听经纪人的！至少是尽量不要听！经纪人向我推荐了一家名叫美国氰胺（American Cyanamid）的大型化工公司的股票。我于是对该股票的收益作了分析，并作了一些统计工作。这个投资看起来似乎还是明智的。我一下买了20股，但我进入股市的第一天就下跌了4个点，跌幅达10％。我简直不敢相信，因为那个夏天市场一直非常平静，即使是价格波动半个点也算是很大的波动了。到底怎么了？
　　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因为那家公司当时受到某种政府反垄断法案的影响。但重要的是，股市突如其来的坏消息让我在股海中连脚背都还没打湿的时候就损失了10％。我确确实实熬了过来，但这个开头确实糟糕了点。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又买入了一些海湾石油（Caul Oil）和丹河厂（Dan Rivre Miccs）的零碎股，由此便形成了我的证券组合。
　　尽管我在1961年夏天买入了一些零碎股，但我真的不想看到市场在这个时候起飞。21岁那一年，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几千美元的财产，我一直希望能够在股价再便宜点的时候，将这笔钱用来投资。真是天赐良机，从1961年春天开始，股市震荡，市场成交量低到了极点。如果现在大盘每天1.3 亿股的成交量你尚且觉得低的话，你就可以想象那个夏天成交量只有200万股的时候，市场是怎样的一种低迷状态。
　　从1960年秋一直到1961年春市场行情下跌前，市场曾有过一次大的上涨。当时，一直到1962年第一季度，股价都维持在一个很小的价格域里面。1962年初春的时候，市场开始沦陷。
　　那时我正在费城念大学二年级。就在二年级结束的那个春天，市场崩溃并且演变成为我们所知道的1962年大崩盘。有人把这次崩盘归咎于肯尼迪总统对钢铁行业的强硬措辞，但那只不过是使脆弱的市场开始崩溃的催化剂。事实上，股市的暴跌在我看来有些隔岸观火的意味，让我觉得庆幸、兴奋，特别是因为我并没有投入多少也没有损失多少。但我却注意到了我周围人的痛苦。
　　1962年夏天，我去纽约看望我在学校认识的几个朋友，在那里待了几个星期。我还清楚地记得6月初的一个晚上在一个朋友家里过夜的情形。那天，朋友的父亲正与他的会计师一起查看股票交易以及其他的一些记录。从他父亲脸上痛苦的表情，我知道，一定是出大事了。
　　我朋友告诉了我一些情况。显然，股票市场曾带给这位父亲丰厚的收益，但他也在市场看跌的时候遭受了损失——特别是当时他大量持股最吸引人眼球的宝丽来公司。当时他正忙着从其他地方筹集资金来补充保证金。宝丽来的价格多年来一直在攀升，但却在1962年的劫难中被砍掉一大截。令人欣慰的是，至少故事最后还是皆大欢喜地收场了。我朋友的父亲成功地度过了这次危机。市场又开始反弹，宝丽来东山再起，在接下来的牛市中再次成为最重要的股票之一。
　　但我要讲的这个故事与宝丽来没有关系。在我脑海中深深刻下不可磨灭的印象的，是1962年春天那晚，同学父亲脸上极度痛苦的表情。看着股市反转带来的这种切肤之痛，我有了一些不安。这使得我对将来任何一个股市崩盘所带来的影响多了一份敬畏……其实我也有过些许1929年大萧条的苦闷。我不禁想，如果当时我也被套在股市里而此时1929年的情形卷土重来的话，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这在我的脑子里亮起了一盏红灯，随时提醒我千万别在股市崩溃的时候被套牢。那时，我仍然对这种崩盘的预警信号完全没有概念，但我下定决心要把它们找出来。
　　我在沃顿完成了4年的学业。我的专业是金融学，但最后两年我的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股市和投资上面。我去听了学校里所有关于股市的课，但我知道我的学习还远远没有结束。这些课程唯一教会我们的，可能就是如何运用杰明·格雷厄姆戴维·多德以及西德尼·考特勒的《证券分析》（基本面分析的权威著作）去衡量单只股票。格雷厄姆和多德的整个思想就是：买入那些可以卖个好价钱而且分红也不错的有价值的股票, 为可能的风险挣点儿损失准备金。这很好，但我总觉得还有许多重要的东西没有讲到。
　　沃顿商学院没有教我整个市场的变化，对于市场自身的价格活动、市场人群心理，或者是美联储、货币以及经济学变量对股市的影响等技术因素，沃顿商学院更是没有提到过。也就是说，我从沃顿商学院出来的时候最多只能运用一个工具，但那显然是不够的。
　　1964年秋天，我开始在纽约大学学习MBA的课程。之所以选择这所学校，是因为它就在美国证券交易所隔壁，而且它的课表里列明了许多有关股票市场的课程。但不幸的是，我第一个学期还是得硬着头皮重复学习那些在沃顿商学院学过的基础课程。我愤愤不已，因为根本没学到任何新的东西。那个时候，我遇到了之后成为我妻子的莫莉，她在迈阿密上大学。我厌倦了背井离乡四处漂泊的生活，于是决定回迈阿密。
　　为了继续学业，我进入了迈阿密大学学习。迫于生计，我只能白天工作，晚上去听课。与我之前找工作的经历完全不同，这一次竟然有三家股票经纪行马上就答应提供工作机会给我。我是说，他们是主动给我提供工作机会的，我并没有跟他们说我想找工作。我当时在市场上已经算是个小有名气的交易者了，也并不是说很厉害，就是比较活跃而已。我朋友给了我一个昵称，叫“交易者的号角”。
　　我在佛罗里达州塞弗塞德（Surfside）的一家叫做贝奇公司（Bache & Co.） 的经纪行开户好几年了。公司经理埃德温·克鲁克斯（Edwin·Crooks）让我在那里做经纪人。我于是答应了，并推掉了另外两家经纪行提供的很有竞争力的工作机会。我之所以会选择待在克鲁克斯先生那里，是因为我喜欢并且敬重克鲁克斯这个人。我在那里只待了7个月——刚刚拿到经纪人执照，接着便放弃了这份工作，因为我想再回学校读书。但要感谢克鲁克斯的是，我在贝奇公司的时间并没有白白浪费。
　　克鲁克斯在业界是老资格了。1929年大崩盘的时候，他刚刚开始工作，那时的他是纽约证券交易所里最年轻的一个。他很喜欢讲过去的经历，而我是他最好的听众。在克鲁克斯给我讲过的许多有关股市的故事中，我觉得最过瘾的是他给历史上最棒的股票交易员之一——杰西·利弗莫尔（Jesse Livermore）打工的情形。后来我读了很多关于杰西·利弗莫尔的书。如果要说在股票市场上，有谁最接近我心目中的英雄，应该说是杰西?利弗莫尔。他所强调的“减少损失，保持赢利”的原则让我一直很受益。
　　我离开贝奇是在1965年，那一年，我和莫莉结了婚。之后，我去了迈阿密大学读全日制研究生。我用一年的时间获得了硕士学位，与此同时，我又把所有有关股市的课程听了个遍。所有的这些课程都是一个叫韦德·杨（Wade Young）的教授教的，他十分注重市场的技术面。技术分析（本书中将讲到）最纯粹的形式就是仅仅研究你在股市看盘时能看到的那些变量，也就是价格和成交量。
　　起初我不太同意杨教授的方法，尽管我自己也曾学过技术分析。但多年以后，当我再次回想起他的一些建议的时候，如“在强势的时候买入，疲软的时候卖出”，我才越来越开始明白这一方法的价值所在。但在那个年代，跟大多数新手一样，我认为股票交易的套路不过是在没有竞争力的时候买入，在有竞争力的时候卖出。而正是因为这样，大多数人才会在市场上让自己掉进泥潭。
　　1966年夏天，我完成了MBA的论文，之后，我留在迈阿密教一门与公司理财相关的课程。我很喜欢这一经历。多年来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天能够站在讲台上，教学生们金融或者股票的知识，而我终于得到了这个机会。我知道我不想一辈子就做个与世隔绝的大学老师，但我发现这个工作让我受益匪浅。我教的时间越长，就越感觉自己要学的还有很多很多。
　　后来，我决定去攻读金融学博士。由于迈阿密没有博士招收计划，我便飞到了密歇根州的东兰辛（East Lansing），后来被密歇根州立大学（MSU）录取，在那里攻读博士学位。这一次，我毅然决定要加强自己对股市来龙去脉的正式教育。于是自然地，我选择了金融学专业，研究方向是股票市场。我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待了三年，1969年博士毕业。
　　在密歇根州立大学，我学到了很多经济学的知识，对普通股票的基要面分析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我也接触到了市场学术理论，其思想说到底就是：市场运动是随机的，过去的模格形式并不一定能预测将来。还有，学术界公认的一个概念就是有效的市场。有效市场就是指，在这个市场里，与其想通过经济学数据、基本面数据或者技术数据来预测市场，还不如买入大量不同的证券组合，然后将其搁到一边不管。
　　我强烈反对这些理论。实际上，我的老师奥尔登·奥尔森（Alden Olsen）也不同意。奥尔森教授显然曾经是个理财高手，通常在价值分析和反向思考的基础上行事。也就是说，他会买一些价格低估、别人不太看好的股票。
　　但我在密歇根三年来学到的大部分东西都是自学的，特别是在研究我的博士论文《看涨和看跌期权》（我那时的主要兴趣所在）的时候，我学到了很多。（基本上，当你买入了看跌期权，你就获得了在特定的时间段内以既定的价格卖出某公司上百股股份的权力。相反，看涨期权则是指在既定的时间段买入某公司上百股股份的权力。）
　　我学到这些知识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芝加哥股票期货交易所或者其他挂牌进行期货交易的交易所才开始出现。那个时候进行期权交易的都是相当精通这一行的人，市场很小，流动性也不是很强。我那时还希望找到通过期权赚大钱的方法。但当我研究完54种不同交易策略的结果后，我在毕业论文中总结道：风险调整基础上的投资回报并不能保证投资者玩转期权市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巨额的交易成本引起的。这些发现并不一定适用于今天的期权市场，因为今天的交易成本降低了，流动性也有所增强。即便如此，我至今仍然对期权交易不感兴趣。
　　我觉得有些失望，我在期权上所作的努力竟没能让我找出战胜股市的方法。但我却发现了一些在长期看来被证明更有价值的东西。在为毕业论文收集资料的时候，我在证券交易委员会那里发掘了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数据。我从中发现，当期权投资者过于乐观的时候——买入大量看涨期权，同时规避看跌期权——通常股市就要走下坡路了。反之，当期权交易者对市场感到十分悲观的时候——青睐看跌期权，同时卖出或者规避看涨期权——通常市场就接近谷底，即将上扬了。
　　同样，当期权交易者十分活跃的时候，这对我来说显然是一个负面的信号；当他们规避市场、期权交易量下跌时，常常是买入股票的好时机。也就是说，这是个反向思维的老把戏——不要随“大流”。我的研究同样还表明，大部分投机者并不是很成功。因为他们总是处在负债状态，而作为一个群体来讲，不管他们处于悲观还是乐观状态，他们的决策很少有正确的时候。
　　完成博士论文后不久，我发明了看跌／看涨比率（Puts/calls ratio）。它是目前被广泛运用的一个技术标尺，特别是出现了许多可以运用看跌／看涨比率的新的期权市场。这一发现对我来说很重要，并不是因为这一特别的指标，而是因为我由此开始将那些衡量市场情绪的不同数字整合起来，并将整合的结果作为市场预测的指导。同样，我还将技术指标和货币指标进行了整合，并将整合结果也作为市场预测的参考。这样便逐渐形成了一个有用的工具包。多年以来，我一直将这个工具包运用于我的市场分析和理财业务上。
　　1969年夏天，我完成了博士阶段的学习。我很想去纽约待在华尔街附近，所以我去纽约城市大学（CUNY）做了助教。但平心而论，我只是希望这样能够有机会成为一名顾问而与华尔街扯上点关系。在纽约城市大学任教的第一年，我便得到了那个机会。我被芝加哥股票期权交易所（当时甚至还没有这个名字）聘为顾问。他们正在努力通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审批，以获得交易资格。而他们的这一目标花了4年多才最终实现。此外，我还将我的期权知识尽量浓缩，教那些在赫顿（E.F.Hutton）证券公司刚刚入行的经纪人。
　　尽管我的工作经常有变化而且也很有趣，但我还是想追求一些更刺激，更有意义的东西。我大学时代的老朋友罗恩·罗思斯特恩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他那时是一家股票经纪行的合伙人，他邀请我去他那里做顾问。尽管那是个相对不怎么出名的小公司，但我还是抓住了这次机会。做了几个项目之后，我决定开始写一份适合机构投资者的股市商情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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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威格预测的发布
　　我的商情报告发布平台，以及我后来的职业都是基于我头一年在《巴伦周刊》发表的几篇文章。第一篇文章发表于1970年，当时股市刚刚经受了自1930年以来最严重的冲击。1970年5月，《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家二流经纪行撰写的报道，报道中建议股民卖掉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股票，这使市场跌到了最低谷。华尔街的经纪行发布抛售建议是相当罕见的，而且推荐抛掉的股票恰恰是所有蓝筹股中最有上升潜力的蓝筹股，这更是从未听说过的事情。
　　我阅读了这篇抛售建议中的一些所谓推理，之后，我立刻便有了以下的结论：第一， 这会吓坏那些散户；第二，它的逻辑是错误的；第三，废话连篇。 虽然我对AT&T没什么特别的兴趣，但这篇报告让我血压迅速上升，气愤不已。于是，我决定一定要做点什么才行。我坐下来写了一篇驳论，但是因为太长了没法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所以我把它寄到了《巴伦周刊》。《巴伦周刊》跟《华尔街日报》一样，也是由道琼斯公司出版发行的。
　　幸运的是，当时的《巴伦周刊》的编辑主任阿兰·阿贝尔森（Alan Abelson）很喜欢我写的东西，并让他的秘书雪莉·拉佐立刻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们愿意采纳我的稿件。过了好久，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多幸运，因为《巴伦周刊》收到的上百份投稿中只有一小部分会被发表。
　　1970年6月，我的第一篇文章在《巴伦周刊》发表，署名为《茶叶和同情》，驳斥的是那家经纪行对AT&T的悲观评价。事实证明，我是正确的。市场以及AT&T股票其实都处于价格运动的底部而不会再下跌。几个月后，那家误导股民的二流经纪行在业界销声匿迹。
　　自然地，在《巴伦周刊》发表文章让我感觉好极了，特别是当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时候。但评述AT&T不是我的专长，我真正想写的是股市指标。第一篇文章的发表为我其他文章的写作开了一个头。
　　几个月后，我又给阿兰·阿贝尔森寄去了另外一篇文章。这一次是关于期权活动的。我运用我的博士论文里收集的一些数据，发明了一个新的指标，我把它叫做“期权活动比率”。这一指标会在期权成交量较低的时候发出看涨信号，同样会在期权成交量较高的时候发出看跌信号。这篇文章发表于1970年11月底，它预测到了一个相当好的看涨行情。这个时机太好了! 《巴伦周刊》出现在报刊亭的当天，市场迸发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出现了急剧的反弹。
　　又一次预测正确让我觉得颇有些成就感。这让我更加渴望写下一篇文章。下一篇发表于1970年春天，是关于我之前讲到过的看跌/看涨比率的，当时这一指标刚刚指向看跌行情。接下来的几个月，市场一路下滑，这一次我又一针见血地说准了。这两篇关于技术指标的文章发表后，我收到了很多投资者的来信，他们想知道我是否在写或者计划开始写股市商情报告。我觉得这是个很理想的开端，因为我已经准备好从这一方向着手了。
　　不久，我便开始为经纪行撰写商情报告书，面向机构投资者。我很喜欢为机构投资者写这些，因为我觉得这样可以让我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这才是我真正想做的。1971年秋，我写了第一篇分析文章。正当我写第二篇的时候，那家经纪行倒闭了。据说是因为其中一个合伙人挪用了几百万美元，使其最终崩溃。
　　所以，我写了新的商情报告但经纪行却不在了。有什么用呢？我收到了大约120封《巴伦周刊》读者的来信，他们都对我写的东西很感兴趣。我觉得他们也许愿意买我的商情报告，于是我开始为他们每个人去写。我将这个商情报告命名为《茨威格预测》。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收到了将近40份订单。我就是这样开始的，几乎就是走后门。
　　1972年春天，我在《巴伦周刊》发表了我的另一个技术指标，这一次是关于卖空行为的。我再一次预测市场将走低，结果市场在几个月内持续下跌。这并未波及我新开始的事业。1972年春，我开始在《巴伦周刊》上面广告宣传我的《茨威格预测》，从那以后，它很快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事业”。我从理财以及商情报告那里获得的收入，很快便超过了在大学教书的收入。但我真的很喜欢教书。我在纽约新罗谢尔市的艾奥纳学院（Iona College）做了一名副教授。我在那里教了7年书，最后不得不离开，因为我没有办法在教学上投入足够的时间。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还是想回到大学教书。对于教书，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它对我的激励作用。我督促学生们提问，如果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也不会觉得难堪。 我从不投机取巧糊弄学生。如果我确实不知道答案，我会实实在在地告诉他们我不知道。他们经常会迫使我去思考一些事情。在思考的过程中，我常常会得到一些新的灵感和想法。有一些想法不断发展，形成了我在市场预测中所用到的一些理论。
　　在出版《茨威格预测》的同时，我还发行了茨威格基金一种封闭式的股票型共同基金。1986年，它的发行量达到了3.4亿美元。它的最大承销商是德崇证券（Drexel Burnham Lambert）。两年后，我又发行了茨威格总回报基金。这两只基金都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
　　我还记得，我曾有过一种几乎无法抵挡的冲动去学习有关股市的所有东西，并且能够成功地运用他们。也许，我这种强烈的欲望与登山者的欲望没什么两样。那些勇攀高峰的登山者们总是不征服大山誓不罢休，仅仅因为它们就在那儿！也许现在这个比喻不太恰当, 但我年轻的时候确实想过要攀登股市的高峰。这是一个我无法拒绝的挑战。
　　并非一切都那么美好，那么完美无缺。股市有时候会把我逼到绝路；有时，也会让我大赚一笔，让我的自信心极度膨胀。但无论股市的路多么崎岖，它从来没有让我觉得厌烦过——从来没有。股市一直都让我那么着迷，而且它总能给人惊喜。也许，那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掌握股市上的所有东西，也没有谁每次都能正确，或者甚至是大部分时候都正确。
　　但是，你完全可以做到正确的次数比错误的次数多。如果你60％的时候都正确，好好驾驭你的收益并且控制你的损失，你会发现，当你正确的时候你会非常的正确，而当你错误的时候你只是适当地犯了个小错误。从长期看来，60％的成功率能给你带来巨额收益；50％的成功率能给你带来稳定的收益；即使是40％的成功率，你也能战胜股市。
　　在玩转市场的时候，请记住：你必须应对的是可能性，必须采取理智的策略来控制风险，必须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采取激进的投资态度。我成年后的时间几乎都在努力钻研股票市场，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会把我所掌握的知识竭尽全力教给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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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最著名的股票市场指数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它从1897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开始的时候，它由12个大的工业企业的股票组成；1916年，其股票成员增加到20个；到了1928年，发展至今天的30只工业股。在道琼斯指数涵盖的股票中，包括了美国主要产业中许多最大的制造业企业。它们是：
　　联合信号 杜邦 3M
　　美国铝业 柯达 J·P·摩根
　　美国运通 艾克森石油 菲利普·莫里斯
　　美国电话电报 通用电气 宝洁
　　伯利恒钢铁 通用汽车 西尔斯
　　波音 固特异 德士古
　　卡特彼勒 IBM 联合碳化物
　　雪佛兰 联美纸业 联合技术
　　可口可乐 麦当劳 西屋
　　迪士尼 默克制药 伍尔沃思
　　以前，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还只包括12只股票的时候，平均指数的计算方法很简单，就是将12只股票的价格加起来然后除以12。如果该平均数是全新的平均数（除数为30时除外）的话，同样的方法其实也可以用于今天的30只股票；然而多年以来，股票经常会发生分割。而且，道琼斯偶尔也会将其原来板块上某个公司的席位，取而代之以另一家公司。最近的一次变化是在1991年5月，迪士尼、卡特彼勒和J·P·摩根取代了之前的USX公司、航星（Navistar），以及Primerica的席位。
　　这种替换和股票分割就要求对除数作出调整，以保持平均数的连续性。如果板块上只有两只股票，分别为A股票售价20美元，B股票售价40美元，那么我们将这两个价格相加（60美元）再用除数（2）相除，便计算出了A股票和B股票的平均价格——30美元。但是，如果我们假设将B股票按1:2的比例进行分割，价格变为20美元（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还是按照原来的方法计算平均数，你的“迷你”股票平均指数就会从30美元降到20美元。显然，这是不太现实的，因为在价值上没有发生真正的改变。（可能B股票的价格是只有原来的一半了，但股份是原来的两倍了，所以对股东来说还是一样。）
　　为了使原来的平均指数保持在合适的30美元的水平，就要求我们将除数向下调整。分股之后，A股票售价20美元，B股票售价20美元，相加是40美元。如果将40美元除以1.333,我们就得到了真实的平均指数，30美元。但即使现在有两只股票，新的除数也只能是1.333。多年以来，这30只道琼斯工业股票经历了许多次替换和分割，以至于除数降到了1.090。也就是说，如果你将这30只工业股票的价格相加，然后再除以1.090，你就能得到实际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大多数投资者并不需要用这个除数，但它对于理解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2 000点、2 200点，或者多少点究竟是什么意思还是很重要的。
　　还有另外两个道琼斯平均指数：道琼斯交通运输平均指数和道琼斯公共事业平均指数。外还有一个65只股票构成的平均指数，一共是三个。财经报道中经常会提到这些，但由于它们的产业覆盖面比较小，我觉得没有必要在本书中详细讨论。偶尔，道琼斯公共事业平均指数对于其他的股票市场来说，是一个有效的重要指标，因为它所代表的股票对利率有着相当的敏感性。它确实有这个趋势，但这种趋势还没有强大到不可抵挡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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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指数与市场活动
　　下面我们来看看最有意义的市场平均指数是如何反映市场活动的。上半部分表示的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1962年以来的月线图。每一条纵线代表的是道琼斯指数该月的波动幅度，你应该花一两分钟看一看这张图，熟悉一下市场在这一时期的历史情况。我们很容易看到，熊市分别出现在1962年、1966年、年，年、年、1980年初、年，以及1987年。在年的熊市中，道琼斯指数一度从1 052点跌至578点。这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位居其次的是1987年导致崩盘的熊市。
　　在1962年和1966年初之间，出现过一个长时间的牛市，道琼斯指数几乎翻了一番。其他的几次牛市分别出现在年、年、1974年末~1976年、年，以及年。从图中，我们还可以找出居间型上涨和下跌（intermediate-type advances and declines）的区间，包括1983年和1984年的价格下跌,我将它们归类为居间型下跌。
　　图的下半部分表示标准普尔500指数。机构投资者一般来说最关注这个平均指数，因为他们自己的表现如何主要就是用这个尺度来衡量。
　　正如它的名字一样，标准普尔500指数包含了500只股票，其中大部分都是蓝筹股。标准普尔是用股票市值来衡量权重的。也就是说，如果某只股票发行了1亿股，每股售价20美元，那么这只股票的市值就是1亿×$20，即20亿美元。市值越大，股票在标准普尔指数中的权重就越大。目前，IBM显然是其中权重最大的股票，约占指数值的6％。其他一些权重比较大的股票包括埃克森石油、通用汽车、通用电气，以及AT＆T。由于标准普尔500涵盖的主要都是一些非常大的公司，因此一些相对较小公司的股票所占的权重也相对较小。
　　道琼斯指数与标准普尔指数通常都是在同一方向运动。然而，它们的收益和下跌的强度却不同。例如，1981年4月道琼斯指数高达1 024点，与1973年初的最高点1 052点相距甚微。而与此同时，标准普尔指数却在1980年11月就上升至140多点，大大超过了1973年的最高点120。道琼斯指数与1973年的最高值相比实际上下跌了将近3％，而标准普尔指数却上扬了将近17％。
　　对于一个只有30只股票而且只对价格进行加权而不对市值进行加权的样本，这种情形不太可能发生。但如果我们将500只股票的价格以及市值进行充分的加权，发生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这偶尔会有点让人泄气的感觉，但在股票市场上是没有完美的天平的。我们只有通过其他的方法去衡量它。
　　另外一个主要的市场平均指数便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它的结构类似于标准普尔500指数，不同的是它对纽约证券交易所里的每一只普通股（大约有1 700只股票）进行加权。也就是说，它运用市值来决定权重。这样，IBM又成了其中权重最大的一个。纽约综合指数的运动与标准普尔500的运动十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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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加权价格指数
　　衡量市场表现的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看看没有对市值进行加权的股票图谱。这个平均指数叫做“未加权价格指数”。为此，我给自己构建了一个未加权价格指数，我把它叫做“茨威格未加权价格指数”（ZUPI），它的起始值是1965年初的100。我从自动报价机（公布股票牌价的基础的计算机服务终端）上面获得了原始的输入数据。如果某天茨威格未加权价格指数上涨，比如说1％，这便意味着，不考虑公司的大小，该天的股票平均上涨1％。
　　例如，如果你建立了一个由IBM以及某个小公司组成的两只股票的平均指数，那么从权重上来说，小公司股票的表现实际上没有什么影响，而IBM股票的表现则要占到90％多的权重。因此，你的平均指数就几乎反映了IBM股票价格的变化。但如果你建立的是这两只股票的未加权指数，那么IBM价格变化的百分比以及小公司股票价格的变动，各占50％的权重。如果建立的是证券交易所全部股票的未加权指数，那么IBM的权重与小公司的权重其实是一样的。
　　对于那些买任何公司（无论大公司还是小公司）的股票都行，投资具有一定灵活性的个人投资者来说，未加权平均数十分有用。但标准普尔500可能更适合机构投资者，他们通常会购买价值数百万美元的IBM或者埃克森石油公司的股票，而不太可能用大量的资本去购买那些芝麻绿豆一样的人公司的股票。
　　茨威格未加权价格指数的表现偶尔会与道琼斯指数或者标准普尔500指数有很大差别。这是因为茨威格未加权价格指数主要偏向于小股票（通常叫做二级股票）的表现，而主要的平均指数则是取决于蓝筹股的表现。曾经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例如从1972年春到1973年初，蓝筹股的表现相当不错，而二级股票却出现下跌。还有些时候，如1977年，二级股票上涨，由此给蓝筹股带来压力，致使蓝筹股下跌。但处于大熊市的时候，如年， 大多数股票表现疲软，所有的平均指数都出现了急剧下跌的情况。这印证了美国一句老话：“当囚车过来的时候，带走了坏蛋也带走了好姑娘。” 同样，在大牛市时期，加权和未加权平均指数都会出现上涨趋势。
　　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我将不同的指标和模型分别在茨威格未加权价格指数和标准普尔500下进行了测试，偶尔也会在道琼斯指数或者价值线综合指数下进行测试。价值线综合指数在图2的下半段，位于茨威格未加权价格指数的正下方。这一指数是由价值线公司（Value Line）的出版商阿诺德·伯纳德公司（Arnold Bernhard &Co.）构建的。这是纽约证券交易所里大约1 700只股票的一个未加权价格指数（与纽约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的股票数目差不多）。它与茨威格未加权价格指数基本相同，不同的是茨威格未加权价格指数识别所有的普通股票，但不识别美国证券交易所(AMEX)和场外市场（OTC market）的股票。价值线忽略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几百种股票，但涵盖了美国证券交易所以及场外市场的一些股票。如图所示，这两种未加权指数的运动轨迹虽然在短期内有一些小的偏差，但大体上来讲几乎是一致的。
　　1982年春，堪萨斯交易所开始利用价值线综合指数进行第一次股指期货交易。股指期货能够以高于或者低于股指的实际价值进行交易。但是除了折扣和溢价以外，你可以像价值线未加权指数测量的那样，将市场作为一个整体来买入或者卖出。同年，芝加哥也开始利用标准普尔500指数进行股指期货交易。那一年之后，第三个股指期货交易市场在纽约出现，它主要利用纽约综合指数进行交易。
　　标准普尔500指数目前最活跃的。三大股指期货的美元交易量，现在已经超过了纽约证券交易所所有股票的美元交易量。在颇具代表性的一个星期中，标准普尔期货的交易量为291亿美元，价值线期货交易量为7 700万美元，纽约综合指数期货交易量为26亿美元——三大股指期货的总成交量为318亿美元，比同期纽约证券交易所所有股票成交量（310亿美元）还略胜一筹。显然，股指期货已经迅猛地发展起来，对于投资界和投机者来说，股指期货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我不能再涵盖更多股指期货的细节了，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独立的主题。不过，在后面的章节中，当你看到对某个指标进行测试的时候，请记住：你是能够通过股指期货交易来大致估计出测试结果的。这样，你就可以避免大部分股票的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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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调整
　　1921年以来道琼斯指数的月线图。它与图1中的道琼斯指数月线图相似，不同的是统计的时间跨度更长。同时我们还要注意，价格幅度是用百分比来表示的。因此，如果道琼斯指数从100上涨到200，那么它的收益就是100％，其纵向移动距离与从500点到1 000点（也是100％的收益）的纵向移动距离是一样的。运用虚价（刚刚出现时的价格）来构建平均市价的问题在于，虚价经过一段时间后会在通货膨胀或者极度通货紧缩的影响下而被扭曲。就短期而言，比如几天或者几个星期，这并没有太大关系。或者，如果通货膨胀率是“正常”的，比如保持在2％~4％的区间，即使在一两年的时间内，这个影响也不是很明显。但如果通货膨胀达到10％左右，或者是通货紧缩像20世纪30年代一样严重时，虚价平均值就会被严重扭曲。
　　例如，假设你在道琼斯指数位于1 000点的时候投资。我们设想，如果在未来5年里，通货膨胀累积破坏力是消费价格指数的两倍，复合通胀率为每年15％。这样一来，你就需要用2 000美元去购买5年前1 000美元就可以买到的股票量。不要说你的投资在这一时间段结束的时候还是平的之类的无稽之谈，你的资本净值实际上已经下降了50％。通货膨胀率越高，股市平均价格作出必要的调整也越大。
　　图4是1921年来道琼斯指数对通胀以及通缩的影响作出调整后的月线图。它被恰当地叫做“还原道琼斯指数”。这样可以用“真实”的美元，即你可能投到股市的这部分资金的实际购买力，来表明道琼斯指数的表现究竟如何。因此，运用上面的例子，如果如果道琼斯指数的虚值在5年内没有变化，而通胀率翻了一番，那么还原道琼斯指数的月线图在这一时间段就会显示出从1 000点到500点的逐渐下降趋势。与起始点相比，实值损失了一半。
　　研究图4的还原道琼斯指数，我们便可以重温20世纪大部分时间平均市值的表现。从长期的角度来看，从1921年到1929年的峰值之间，出现过一个相当好的牛市。这很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牛市。有趣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10年间，价格一直十分稳定，也没有大的通货膨胀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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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1929年美国劳动节，大盘上涨至最高点，整个9月便开始一路下跌。10月，大盘下跌的速度开始加剧，股价在日和10月28日时全面崩溃。实际上，10月28日是美国股票交易史上单日跌幅最大的一天。仅仅那一天，道琼斯指数从298.97点狂跌至260.64点，跌幅竟然高达12.8％。（10月23日市场跌幅达6.3％。）
　　大部分人只知道股市在日那天崩盘了，但很少有人知道那一天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是的，市场的确在那一天崩溃了。道琼斯指数收于230.07点，跌幅达11.7％，但这一跌幅却并没有前一天的跌幅大。在那一天，市场的成交量为1 640万股——这一交易量在之后的35年内都一直没再出现过。事实上，市场在10月29日收盘前的最后一小时内一度出现过一次很大的反弹。第二天，10月30日，道琼斯指数一路上扬至258.47点，涨幅达12.3％。但这次反弹好景不长，道琼斯指数在11月中旬的时候收于199点，与9月3日的最高点381点相比下跌了将近一半。我们所说的1929大崩溃并不仅仅是指10月29日那一天，它代表了市场在相当短的时期内出现的大盘史无前例急剧下跌的情况。而一场毁灭性的打击却真的在1930年和1932年之间降临了。
　　从1929年11月中旬起，道琼斯指数出现灵敏反弹，并在1930年4月升至最高点294点。此次，道琼斯指数的涨幅高达48％，充分说明了牛市的到来。然而，那之后，“大萧条”开始了！市场持续走下坡路。到了1932年7月，道琼斯指数仅收于41点，与1930年春的最高点相比，难以置信地下跌了86％，与1929年的峰值相比下跌了89％，这简直让人大跌眼镜！
　　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惨淡光景过后，股市开始发生反转，一个强劲的牛市一直持续到了1937年。1937年开始，大萧条再次加剧，股价又开始下跌，一直到1942年4月，也就是珍珠港事件之后的几个月，才真正最终跌至谷底。此后，牛市开始了！ 道琼斯指数在1966年时几乎升至最高点1 000点。即使按照实值来算的话，道琼斯指数从1942年到1966年的最高点，也翻了5倍。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按照虚值来算的话，1966年越战进入白热化的时候，道琼斯指数为995点。而随着这场战争的深入，美国国内开始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所有的经济因素，包括股票平均价格都遭到扭曲。1982年8月，当熊市到达最低点时，道琼斯指数为777点，也就是说，道琼斯指数在16年的时间内虚值跌幅接近22％。然而在此期间，通货膨胀率却上涨了两倍左右。从1966年1月到1982年8月，消费价格指数从95.4涨到了308.6，涨幅达223.5％。16年来的年通货膨胀率为7.3％。按照1966年的价格水平来算，1982年道琼斯指数进行交易时的777点，只相当于1966年时的240点。也就是说，道琼斯指数在这16年间损失了3/4的价值。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熊市。
　　年这一长期的熊市运动趋势。当然，在这个很长的下跌周期里面，也出现过一些短暂的牛市，比如年，年，年，或者1980年也可以算是一个吧。但所有这些牛市的最高点，其实际价格都比之前的牛市最高点要低；而紧接着这些牛市出现的熊市，其最低点的实际水平也比之前的熊市要低。 市场最高点和最低点与之前相比相对偏低的情况连续出现——这一现象也成为当时长期熊市的一部分。
　　1982年，市场达到熊市的最低点，这一熊市下跌周期终于宣告结束。接下来便出现了强势上涨的牛市。1983年，道琼斯指数的“真实”点数超过了之前年出现的峰值，这是20年来上涨的峰值首次超过前一次上涨的峰值。之后，市场开始下跌，直到1984年市场跌至最低值。但这一最低值的实际价格要比1982年的最低值高出许多。1985年，市场的反弹将市场的“真实”价格急速抬高，超过了1983年的最高点。
　　实际上，对于造成这一长时期的熊市，从1966年到％的复合通胀率难辞其咎！在极度通货膨胀时期，股票的表现通常不会太好——这是第二个对股票不利的环境。对股票最不利的，当属极度通货紧缩了，例如美国在30年代初期和年间发生的情况。股市喜欢稳定的价格，例如20年代那10年和60年代的头5年。60年代后期以及70年代更高的通货膨胀率，使得个人投资者放弃了股市，而将资金转移到了个人收藏品、黄金，以及房地产市场。
　　从60年代初期开始，个人投资者不断疯狂抛售，成为完完全全的股票清盘人。直到1983年，公众20年来首次将目光转向“买入”这一边。然而，1984年，公众临时性地扭转了这一趋势，又转而开始抛售股票。那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剧烈的投机行为使得房地产价格急剧上涨，特别是居民住房和燃油价格。黄金价格也出现大幅上涨。起初的黄金价格为每盎司35美元，而到1980年初市场崩溃前，黄金价格涨到了最高值——每盎司约875美元。艺术品、古董、硬币以及邮票等个人收藏品的价格在这一时期飙升至天价，因为人们认为它们能够抵御通货膨胀的侵袭。
　　就股票市场而言，通货膨胀的最糟糕之处在于，其“解药”比“疾病”本身更有破坏力。当通货膨胀变得过于严重的时候，美联储开始站出来，减少货币投放量从而提高利息率。这样便降低了经济的活力，损害了企业的利益。其结果常常就是熊市。
　　1979年，保罗·沃克尔（Paul Volcker）任美联储主席。他将通货膨胀视为头号敌人，并采取了严格的货币措施来遏制通货膨胀。1981年，通货膨胀率直线下降，这场与通货膨胀的战争终于宣告结束。1982年，股市总体开始停止下跌。股市开始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牛市中上涨，道琼斯指数在1987年大崩盘前上涨至2 722点，与1982年相比上涨了250％。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告诉你们怎样控制投资时机，以便你能在最佳时机出入市场。但请你一定要记住这最后几页中的教训。如果通货膨胀加剧，就会妨碍股票价格，使平均价格的虚值受到扭曲。所以，在通胀或通缩迅速的时期，一定要对股票的平均指数作出适当的调整，避免被卡在其中动弹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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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止损点
　　你可以通过你的股票经纪人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专职客户经理那里直接设定一个止损的指令；该止损的指令能够在股票价格达到你的止损点，或者说“闸门价格”的时候，告诉客户经理在“市场上”卖掉股票。在场外交易的股票无法运用这样的止损指令，因为场外没有专职的客户经理。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也是如此，其止损的规则有一点区别，而且在我看来通常都不可行。所以，对于在场外交易和在美国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的股票，我建议投资者使用“精神止损”。也就是说，你或者你的经纪人将对质疑的股票进行追踪，一旦它达到你的精神止损点，你的经纪人就会马上将其卖掉。
　　我们回到纽约证券交易所上来，当股票价格下跌触及你之前设定的止损点时，就会自动触发止损。这个时候你就没有机会再去作什么预测，也许你会选择撤掉止损的指令，然后固执地继续持有，但这通常都是十分致命的错误。也有一些人认为客户经理知道他们的止损点后会任由价格下跌（直到接近止损点），所以他们不愿意让专职客户经理知道他们的止损点。但我的个人经历告诉我情况并非如此。当股票价格跌至止损点时，我从来不埋怨客户经理，只是看看还有没有反弹的机会。如果你有自己的精神止损原则，那么只管按照你自己的原则去做就是了。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至少对于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发行的股票来说——比较明智的做法就是把你的止损点告诉你的经纪人。但无论你怎么做都行，只是在价格下降的时候不要半路折回打乱你的原定计划；否则，止损的整个思想就被毁掉了。
　　也许你还记得，我在之前的章节中曾提到过杰西·利弗莫尔。他有时候被认为是历史上最大的投机者。他60多年前曾这样说过：“当我接受了一次失败的交易后，我就不再为它而烦恼了。但是，如果是我的操作失误——我做得不对，那么，这才会对金钱和心灵造成双重的伤害。在所有因投机而犯的愚蠢的错误里，很少有比卖掉赚钱的、买入赔钱的更愚蠢的了。卖掉让你损失的，保留让你赢利的。”
　　设立止损点的目的，就是要与杰西·利弗莫尔的规则保持一致——“保持赢利，减少损失”。假设你以20美元的价格买入一只股票，那么如果你在17美元时损失15％止损退出，其实对你的伤害并不是很大。你至少还收回了大部分资本金。20％左右的跌幅我是能承受的，因为如果再次出现25％的反弹的话就能够回到盈亏的平衡点。也就是说，如果一只股票从20美元下跌到16美元，它的跌幅是20％；而如果从16美元反弹至20美元的话，它的涨幅就为25％。要实现这一点并不一定很难。
　　但是，如果一只股票腰斩50％，如从20美元下降至10美元，那么就需要翻一倍才能达到盈亏的平衡点了。或者，如果你允许局势变得完全不受控制的话，任由价格从20美元下跌90％——跌至2美元，那么你就需要10倍或者900％的增长才能收回你的投资本金了。而这样的上涨是很难实现的。因此，放纵损失的蔓延是完全愚蠢的行为。切记：你的第一损失就是你的最佳损失！
　　通常，我会将止损点设在买入价格以下10％~20％。具体的位置取决于我对股票交易形式的分析以及20年来我在股市中所获得的一种冥冥中的“感觉”。对于像高科技股这样比较易于波动的股票，我通常会留出更多的波动空间；而对于公用事业股等比较保守、不易波动的股票，所留的波动空间就要相对少一些。一般，10％的空间对于极不稳定的股票来说就太小了。一只每股售价30美元的高科技股票迅速下跌到27美元是很正常的回调，一般之后又会反弹回来。但公用事业股票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除非该股票的价格真的开始反向发展了，否则是不会出现高科技股那种下跌的。
　　我经常将止损点设在股票前一次所到达的低位的下面一点。有时候我也会在K线图上画一条趋势线，将止损点设定在上升趋势线的下面一点，因为如果该上升趋势出现突然停止，那么接下来价格肯定要往下走。我得承认，止损点的设定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有时候，我正好在第八次下跌价格触底的时候被迫止损退出，我会想，要是当初设定止损点的时候多留一点空间就好了！但有时候，价格跌出了某一交易区间，而当我刚刚接受合理的损失止损退出的时候，价格便开始一路攀升，而我却只能作为一个旁观者在一旁观望。
　　图20是以MCI的K线图为例，告诉我们投资者在使用止损点的时候会如何不幸。1982年7月底，即在新一轮牛市到来之前的三个星期，我推荐了MCI股票。当时我推荐的价格为42.875美元，我将止损点设在了39.875美元的位置。其实，我应该将损失空间留得大一点。从图中可以看出，MCI连续几个星期下跌，在经过几次2∶1分割之后每股价格为9美元。这一价格水平相当于1982年每股36美元的水平。也就是说，我在两个星期内下跌3个点之后就被迫止损退出了，之后该股票又继续下跌了4个点。但此后，分割后的股票却掉头反弹，突破了每股28美元的水平——这相当于我当初以42.875美元推荐的股票上涨到了每股112美元。
　　资料来源：标准普尔公司的子公司——趋势线公司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我是在熊市触底的前几个星期进入市场的，因此我进入市场的时机选择是不错的。我所选择的股票也很好；MCI在我买入之后的几个月内几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