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常见的描写方法有:A．景物描写 B．肖像描写 C．语言描写 D．动作描写 E．心理描写 F．神态描写等.为下面各句配以恰当的描写方法. (1)老头子的脸晒得干黑.短短的花白胡子特别精神.那一对——精英家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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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常见的描写方法有:A．景物描写 B．肖像描写 C．语言描写 D．动作描写 E．心理描写 F．神态描写等.为下面各句配以恰当的描写方法. (1)老头子的脸晒得干黑.短短的花白胡子特别精神.那一对深陷的眼睛特别明亮.( ) (2)老妇人蹲下身去拾起那蜡烛头.把那新的一支点着.插在那老地方.( ) (3)长妈妈高兴地说道:“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 ( ) (4)台阶旁栽着一棵桃树.桃树为台阶遮出一片绿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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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写泰山是很困难的。它太大了，写起来没有抓挠。三千年来，写泰山的诗里最好的，我以为是《诗经》的《鲁颂·閟宫》：“泰山岩岩，鲁邦所詹。”“岩岩”究竟是一种什么感觉，很难捉摸，但是登上泰山，似乎可以体会到泰山是有那么一股劲儿。詹即瞻。说是在鲁国，不论在哪里，抬起头来就能看到泰山。这是写实，然而写出了一个大境界。汉武帝登泰山封禅，对泰山简直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好发出一连串的感叹：“高矣！极矣！大矣！特矣！壮矣！赫矣！惑矣！”完全没说出个所以然。这倒也是一种办法。人到了超经验的景色之前，往往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就只好狗一样地乱叫。杜甫诗《望岳》，自是绝唱，“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一句话就把泰山概括了。杜甫真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者，这一句诗表现了他对祖国山河的无比的忠悃。相比之下，李白的“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就有点洒狗血［注］。李白写了很多好诗，很有气势，但有时底气不足，便只好洒狗血，装疯。他写泰山的几首诗都让人有底气不足之感。杜甫的诗当然受了《鲁颂·閟宫》的影响，“齐鲁青未了”，当自“鲁邦所詹”出。张岱说“泰山元气浑厚，绝不以玲珑小巧示人”，这话是说得对的。大概写泰山，只能从宏观处着笔。郦道元写三峡可以取法。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刻琢精深，以其法写泰山那不大适用。
　　写风景，是和个人气质有关的。徐志摩写泰山日出，用了那么多华丽鲜明的颜色，真是“浓得化不开”。但我有点怀疑，这是写泰山日出，还是写徐志摩？我想周作人就不会这样写。周作人大概根本不会去写日出。
　　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十年间两登泰山，可谓了不相干。泰山既不能进入我的内部，我也不能外化为泰山。山自山，我自我，不能达到物我同一：山即是我，我即是山。泰山是强者之山——我自以为这个提法很合适，我不是强者，不论是登山还是处世。我是生长在水边的人，一个平常的、平和的人。我已经过了七十岁，对于高山，只好仰止。我是个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以惯写小桥流水之笔而写高大雄奇之山，殆矣。人贵有自知之明，不要“小鸡吃绿豆——强努”。
　　同样，我对一切伟大的人物也只能以常人视之。泰山的出名，一半由于封禅。封禅史上最突出的两个人物是秦皇、汉武。唐玄宗作《纪泰山铭》，文词华缛而空洞无物。宋真宗更是个沐猴而冠的小丑。对于秦始皇，我对他统一中国的丰功，不大感兴趣。他是不是“千古一帝”，与我无关。我只从人的角度来看他，对他的“蜂目豺声”印象很深。我认为汉武帝是个极不正常的人，是个妄想型精神病患者，一个变态心理的难得的标本。这两位大人物的封禅，可以说是他们的人格的夸大。看起来这两位伟大人物的封禅实际上都不怎么样。秦始皇上山，上了一半，遇到暴风雨，吓得退下来了。按照秦始皇的性格，暴风雨算什么呢？他横下心来，是可以不顾一切地上到山顶的。然而他害怕了，退下来了。于此可以看出，伟大人物也有虚弱的一面。汉武帝要封禅，召集群臣讨论封禅的制度。因无旧典可循，大家七嘴八舌瞎说一气。汉武帝恼了，自己规定了照祭东皇太乙的仪式，上山了。却谁也不让同去，只带了霍去病的儿子一个人。霍去病的儿子不久即得暴病而死。他的死因很可疑，汉武帝究竟在山顶上鼓捣了什么名堂，谁也不知道。封禅是大典，为什么要这样保密？看来汉武帝心里也有鬼，很怕他的那一套名堂并不灵验，为人所讥。
　　但是，又一次登了泰山，看了秦刻石和无字碑（无字碑是一个了不起的杰作），在乱云密雾中坐下来，冷静地想想，我的心态比较透亮了。我承认泰山很雄伟，尽管我和它整个不能水乳交融，打成一片。承认伟大的人物确实是伟大的，尽管他们所做的许多事不近人情。他们是人里头的强者，这是毫无办法的事。在山上呆了七天，我对名山大川、伟大人物的偏激情绪有所平息。
　　同时我也更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微小，我们平常，更进一步安于微小，安于平常。
　　这是我在泰山受到的一次教育。
　　从某个意义上说，泰山是一面镜子，照出每个人的价值。
（节选自《汪曾祺散文·泰山片石》，有改动）
　　［注］洒狗血：（戏曲演员）脱离情节而卖弄滑稽、武艺或做过火的表演。
从全文看，作者是从哪三方面写“泰山很大”的？参看“示例”，归纳另外两个方面的内容。
①第一方面：________
②第二方面：从不同帝王的封禅，写泰山政治文化内涵博大；（示例）________③第三方面：________
第二段“写风景，是和个人气质有关的”，这句话在全文结构上起什么作用？请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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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文章所涉及的各类人物的表现，分析作者为什么说“泰山是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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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对文章的赏析，正确的两项是
作者的气质本不适合写泰山，但本文却写出了泰山之大，其巧妙之处在于作者独辟蹊径，回避了对泰山风光的描写而从文化角度去揭示其博大的内涵。
文章中作者情绪由开篇的偏激转为愤懑，最后归于平和，这种情绪变化的过程实质是作者坎坷人生经历的艺术象征。
作者以惯写小桥流水之笔，采用以小见大的手法，选取了泰山上的秦刻石和无字碑两处小景进行描写，成功地表现了泰山的雄伟恢弘。
本文多处引用古诗、典故，提及不少名人轶事，不仅丰富了文章内涵，而且提升了文章品位，是一篇优秀的散文。
文章感情真挚自然，有分析，有感悟，语言幽默活泼，笔力遒劲老到，于嬉笑怒骂之中展示出作者对传统文化和现实人生的深刻反思。
阅读下文，完成16-19题（20分） 雕塑艺术与校园文化 ①雕塑是人类社会生活中常见的艺术品之一，其艺术性和文化内涵往往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甚至一个时代的标志，它可以集中反映出某个地区或时代的精神面貌或历史背景。雕塑的价值在于审美，一件雕塑作品的价值取决于是否能给人以美的享受。&&&
&&& ②校园雕塑是校园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装饰、丰富和美化校园环境空间，丰富师生的精神生活，同时也是一个时代文化状态的集中体现。校园中的许多雕塑，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校园文化的价值取向。雕塑是校园物质文化的一种表达方式，同时也是精神文化的集中反映。设计成功的校园雕塑，有很多方面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 　　③首先，一件雕塑作品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件雕塑作品与它所属环境的融合程度。如果一件雕塑作品与所属环境格格不入，那它必然是失败的。就学校来说，校园雕塑大多是一些学生熟悉的科学家、学者等，这正与学校的学习氛围是一致的。 　　④其次，雕塑要有艺术语言，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一件好的雕塑作品与其所在的环境背景融合之后，本身蕴含着一个故事。如清华大学校园内著名的景点“荷塘月色”：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着田田的叶子，荷塘边立矗着许多嶙峋的怪石和高高低低的树木，而朱自清先生的塑像就掩映在树影之下，让每一个到这里来的人都能身历其境般地感受到《荷塘月色》中所描写的一切，更深切地体验到朱自清先生当时的心境。可见，每一件雕塑作品与其所选位置是相互切合的，不同的角落应有不同的故事。 　 ⑤第三，就一所学校而言，校园的每一处物质文化景观都蕴含着丰富的信息，并体现着校园精神文化的内涵及价值取向。校园雕塑是校园物质文化景观的一种表现类型，积淀着历史、文化和传统，集中地反映了一个学校的核心文化价值观念。因此，校园内所有雕塑的布局应该是浑然一体的，这样，身处校园中才能通过富含艺术语言的各种雕塑体会到校园文化的整体合一。 ⑥通过对雕塑这一文化载体的理解和审美过程，可以让身处校园中的每一个人获得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不仅能培养学生的生活情趣及对真善美的感悟，增强校园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也可以使师生们从紧张的工作学习中得到放松和休息，营造良好的生活氛围。校园雕塑这一校园文化的缩影，以其丰富的艺术内涵和文化价值成为校园文化建设中不可忽视的一环，需要我们身处校园中的每一个人用心去解读和体会。 16．从全文来看， 成功的校园雕塑应具备以下三个条件：（9分） && （1）&&&&&&&&&&&&&&&&&&&&&&&&&&&&&&&&&&&&&&&&&&&&&&&&&&&&&&&&&&&&&&&&&&&&&&&&&
&& （2）&&&&&&&&&&&&&&&&&&&&&&&&&&&&&&&&&&&&&&&&& &&&&&&&&&&&&&&&&&&&&&&&&&&&&&&& && （3）&&&&&&&&&&&&&&&&&&&&&&&&&&&&&&&&&&&&&&&&&&&&&&&&&&&&&&&&&&&&&&&&&&&&&&&&&
17．第④段主要运用了&&&&&&&&&& 说明方法，其作用是&&&&&&&&&&&&&&&&&&&&&& 。（4分） 18．下列对于“校园雕塑的功能”理解错误的一项是&&&&&& 。（3分） &&& A. 校园雕塑能装饰、丰富和美化校园环境，丰富师生的精神生活。 B. 校园雕塑可以集中反映出某个地区或时代的精神面貌或历史背景。 && C. 校园雕塑能反映一所学校的核心文化价值观念。 D. 校园雕塑能培养学生的生活情趣及对真善美的感悟，增强校园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19．城市雕塑和校园雕塑在设计的理念上有许多相通 之处。右图是位于上海繁华的淮海中路的著名雕 塑“打电话的少女”。 请结合上文内容，说说她符合文中的哪一点设计 理念，并作简要阐述。（4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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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失地！（13分）（1）“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蒹葭》中所描写的场景就是湿地。在人们眼中，湿地充满种种意象之美，引人产生无限遐想。（2）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是跟森林、海洋并行的三大生态系统之一。它与人类的生存、繁衍、发展息息相关，不仅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多种资源，而且在抵御洪水、调节径流、蓄洪防旱、控制污染、调节气候、美化环境等方面有其它系统不可替代的作用。湿地的类型多种多样，通常分为自然湿地和人工湿地。相对于自然湿地而言，人工湿地强调了社会和经济功能，弱化了湿地原有的生态功能。（3）中国是世界上湿地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湿地面积占世界湿地的10％，位居亚洲第一位，世界第四位。从地理分布看，湿地分布较多的省区是黑龙江、内蒙古、青海和西藏。总面积为17．78万平方千米，占全国湿地面积的55%。（4）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湿地保护面临着巨大压力。从1990年到2008年的近20年间，我国湿地呈现出&&&&&&&&&&的趋势（见下图）导致这一趋势出现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对湿地的过度开发，尤其是农业开发。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以及对农业高产量的追求，以往未能开发的湿地如今被大量开发为农田，或排水后成为牧草草原，或改造为鱼塘和盐田，成在河流上建坝拦水、修建水库等。（5）由于开发过度，我国的湿地面积大幅度缩小，湿地功能也逐步减弱。2010年9月，中国工程院院士金鉴明指出：遭到破坏的湿地遍布华夏大地，破坏面积已经涉及原有湿地的40%-50%。新疆塔里木河流域因上游大量开荒造田，造成下游350公里的河道断流，罗布泊、台特玛湖已干枯沦为沙漠。曾被誉为“中国最美湿地大草原”的若尔盖，300多个湖泊中已有200多个干涸，草原沙化面积已达到1053平方千米，每年还在以11．65%的速度递增。（6）可悲的是，这些教训还不能给现代人足够的警醒。在湿地边上建别墅，在滩涂里面打野鸭促旅游等破坏现象屡见不鲜。甚至一些饱受洪涝灾害之苦的地区，退耕还湖刚有成效，便又有人重新开垦。（7）文明的兴衰与生态环境紧密相连，湿地的兴亡只是整个生态环境变迁的缩影。为了让湿地这个大自然的天然公园，不再成为永远的“失地”，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像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保护我们的“地球之肾”。（选自《百科知识》2012年2月上，有删改）【链接材料】三垟湿地地处温州市瓯海区，湿地面积13．6平方千米。据调查，区域整体水质属于劣Ⅴ类，氮、磷、重金属等严重超标，更可怕的是用地和水体存在着被大量蚕食的危险。三垟湿地的现状已引起整个社会的重视。按照政府规划，三垟湿地将建成“桔浦芳洲、白鹭野鸭、菱角莲藕、河网人家”的生态园。（摘自“百度百科”）【小题1】阅读全文，结合标题概述文章主要内容。（3分）【小题2】阅读第（4）段，根据上图，用简明的语言补写画线句。（不超过35字）（4分）【小题3】第（5）段画线句列举了一系列数据，结合上下文说说其作用。（3分）【小题4】根据文章内容和链接材料，指出下列说法有误的一项（&&&）（3分）A．三垟湿地是“城市之肾”，为城市增添了灵性，凸显了温州“山水城市”的特色。B．三垟湿地能够在降解污染物、调节气候和美化环境等方面发挥作用。C．为了充分利用三垟湿地，我们应该把以往未能开发的湿地改造为农田、鱼塘。D．三垟湿地水质严重受损，用地和水体存在着被大量蚕食的危险，由此，三垟湿地亟待保护。
湿地？失地！（13分）（1）“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蒹葭》中所描写的场景就是湿地。在人们眼中，湿地充满种种意象之美，引人产生无限遐想。（2）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是跟森林、海洋并行的三大生态系统之一。它与人类的生存、繁衍、发展息息相关，不仅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多种资源，而且在抵御洪水、调节径流、蓄洪防旱、控制污染、调节气候、美化环境等方面有其它系统不可替代的作用。湿地的类型多种多样，通常分为自然湿地和人工湿地。相对于自然湿地而言，人工湿地强调了社会和经济功能，弱化了湿地原有的生态功能。（3）中国是世界上湿地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湿地面积占世界湿地的10％，位居亚洲第一位，世界第四位。从地理分布看，湿地分布较多的省区是黑龙江、内蒙古、青海和西藏。总面积为17．78万平方千米，占全国湿地面积的55%。（4）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湿地保护面临着巨大压力。从1990年到2008年的近20年间，我国湿地呈现出&&&&&&&&&& 的趋势（见图1）导致这一趋势出现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对湿地的过度开发，尤其是农业开发。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以及对农业高产量的追求，以往未能开发的湿地如今被大量开发为农田，或排水后成为牧草草原，或改造为鱼塘和盐田，成在河流上建坝拦水、修建水库等。（5）由于开发过度，我国的湿地面积大幅度缩小，湿地功能也逐步减弱。2010年9月，中国工程院院士金鉴明指出：遭到破坏的湿地遍布华夏大地，破坏面积已经涉及原有湿地的40%-50%。新疆塔里木河流域因上游大量开荒造田，造成下游350公里的河道断流，罗布泊、台特玛湖已干枯沦为沙漠。曾被誉为“中国最美湿地大草原”的若尔盖，300多个湖泊中已有200多个干涸，草原沙化面积已达到1053平方千米，每年还在以11．65%的速度递增。（6）可悲的是，这些教训还不能给现代人足够的警醒。在湿地边上建别墅，在滩涂里面打野鸭促旅游等破坏现象屡见不鲜。甚至一些饱受洪涝灾害之苦的地区，退耕还湖刚有成效，便又有人重新开垦。（7）文明的兴衰与生态环境紧密相连，湿地的兴亡只是整个生态环境变迁的缩影。为了让湿地这个大自然的天然公园，不再成为永远的“失地”，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像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保护我们的“地球之肾”。（选自《百科知识》2012年2月上，有删改）【链接材料】三垟湿地地处温州市瓯海区，湿地面积13．6平方千米。据调查，区域整体水质属于劣Ⅴ类，氮、磷、重金属等严重超标，更可怕的是用地和水体存在着被大量蚕食的危险。三垟湿地的现状已引起整个社会的重视。按照政府规划，三垟湿地将建成“桔浦芳洲、白鹭野鸭、菱角莲藕、河网人家”的生态园。（摘自“百度百科”）1.阅读全文，结合标题概述文章主要内容。（3分）2.阅读第（4）段，根据图1，用简明的语言补写画线句。（不超过35字）（4分）3.第（5）段画线句列举了一系列数据，结合上下文说说其作用。（3分）4.根据文章内容和链接材料，指出下列说法有误的一项（&&&）（3分）A．三垟湿地是“城市之肾”，为城市增添了灵性，凸显了温州“山水城市”的特色。B．三垟湿地能够在降解污染物、调节气候和美化环境等方面发挥作用。C．为了充分利用三垟湿地，我们应该把以往未能开发的湿地改造为农田、鱼塘。D．三垟湿地水质严重受损，用地和水体存在着被大量蚕食的危险，由此，三垟湿地亟待保护。&
湿地？失地！（13分）（1）“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蒹葭》中所描写的场景就是湿地。在人们眼中，湿地充满种种意象之美，引人产生无限遐想。（2）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是跟森林、海洋并行的三大生态系统之一。它与人类的生存、繁衍、发展息息相关，不仅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多种资源，而且在抵御洪水、调节径流、蓄洪防旱、控制污染、调节气候、美化环境等方面有其它系统不可替代的作用。湿地的类型多种多样，通常分为自然湿地和人工湿地。相对于自然湿地而言，人工湿地强调了社会和经济功能，弱化了湿地原有的生态功能。（3）中国是世界上湿地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湿地面积占世界湿地的10％，位居亚洲第一位，世界第四位。从地理分布看，湿地分布较多的省区是黑龙江、内蒙古、青海和西藏。总面积为17．78万平方千米，占全国湿地面积的55%。（4）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湿地保护面临着巨大压力。从1990年到2008年的近20年间，我国湿地呈现出&&&&&&&&&&的趋势（见下图）导致这一趋势出现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对湿地的过度开发，尤其是农业开发。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以及对农业高产量的追求，以往未能开发的湿地如今被大量开发为农田，或排水后成为牧草草原，或改造为鱼塘和盐田，成在河流上建坝拦水、修建水库等。（5）由于开发过度，我国的湿地面积大幅度缩小，湿地功能也逐步减弱。2010年9月，中国工程院院士金鉴明指出：遭到破坏的湿地遍布华夏大地，破坏面积已经涉及原有湿地的40%-50%。新疆塔里木河流域因上游大量开荒造田，造成下游350公里的河道断流，罗布泊、台特玛湖已干枯沦为沙漠。曾被誉为“中国最美湿地大草原”的若尔盖，300多个湖泊中已有200多个干涸，草原沙化面积已达到1053平方千米，每年还在以11．65%的速度递增。（6）可悲的是，这些教训还不能给现代人足够的警醒。在湿地边上建别墅，在滩涂里面打野鸭促旅游等破坏现象屡见不鲜。甚至一些饱受洪涝灾害之苦的地区，退耕还湖刚有成效，便又有人重新开垦。（7）文明的兴衰与生态环境紧密相连，湿地的兴亡只是整个生态环境变迁的缩影。为了让湿地这个大自然的天然公园，不再成为永远的“失地”，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像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保护我们的“地球之肾”。（选自《百科知识》2012年2月上，有删改）【链接材料】三垟湿地地处温州市瓯海区，湿地面积13．6平方千米。据调查，区域整体水质属于劣Ⅴ类，氮、磷、重金属等严重超标，更可怕的是用地和水体存在着被大量蚕食的危险。三垟湿地的现状已引起整个社会的重视。按照政府规划，三垟湿地将建成“桔浦芳洲、白鹭野鸭、菱角莲藕、河网人家”的生态园。（摘自“百度百科”）小题1:阅读全文，结合标题概述文章主要内容。（3分）小题2:阅读第（4）段，根据上图，用简明的语言补写画线句。（不超过35字）（4分）小题3:第（5）段画线句列举了一系列数据，结合上下文说说其作用。（3分）小题4:根据文章内容和链接材料，指出下列说法有误的一项（&&&）（3分）A．三垟湿地是“城市之肾”，为城市增添了灵性，凸显了温州“山水城市”的特色。B．三垟湿地能够在降解污染物、调节气候和美化环境等方面发挥作用。C．为了充分利用三垟湿地，我们应该把以往未能开发的湿地改造为农田、鱼塘。D．三垟湿地水质严重受损，用地和水体存在着被大量蚕食的危险，由此，三垟湿地亟待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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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湿地？失地！（13分）（1）“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相似的试题还有：
阅读下面一首诗，回答其后问题。蒹葭(节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1．简要分析“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表达的思想感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请写出此诗押韵的汉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蒹葭(节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其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1)简要分析“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表达的思想感情。&&&(2)请写出此诗押韵的汉字。&&&
阅读下面一诗，回答其后问题。蒹葭(节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其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1.简要分析“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表达的思想感情。()()2.请写出此诗押韵的汉字。周恩来教训弟弟的这番话 足以警醒当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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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勤德：催人警醒的十大教训
作者:张勤德&&更新时间: 16:43&&来源:本站原创&&责任编辑:乌有之人
&催人警醒的十大教训　　　　　　 ——二答“主流学者”　　　　　　　　张勤德　　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究竟造成了什么样的全面性严重后果?这种改革为什么能够基本完成?所谓的“主流学者”是如何像俄罗斯同行那样搞洋教条的?应从苏东剧变中汲取哪些教训?把这些问题搞清楚,显然有助于认识“主流学者”论点的实质和危害,搞好当前这场由“郎顾之争”引发的国企改革大讨论。　　 俄罗斯私有化改革造成的全面性严重后果　　 什么是私有化？俄罗斯的所有制法明确规定，就是“把国家所有制或市政所有制的企业、财产综合体、房屋、设施和财政转让，变成公民和法人私有制”（王正泉，《剧变后的苏联东欧国家》第317页）。　　 对于私有化改革的步骤，俄罗斯“私有化的总设计师”丘拜斯主编的《俄罗斯式的私有化》一书说：“俄罗斯的私有化从1992年开始实施，分小私有化和大私有化。小私有化是指商业、服务业企业及小型工业和运输业的私有化，已于1993年基本完成。大私有化是指大中型企业的私有化，其途径基本上是实行企业股份化。大私有化的实施又分为证券私有化、货币私有化和个案私有化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从1992年7月到1998年底先后也已基本完成。”这就是说，国有企业70%私有化的目标，已经实现。同时，“自1997年以来，俄罗斯的私营部门创造了不下于70%的国内生产总值”（[美]库钦斯，《俄罗斯在崛起吗？》第121页）。　　 这场私有化改革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主要有：　　 （一）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私有化收入只有5%上缴给了国家财政，95%的私有化计划收入不翼而飞。价值2000亿美元的俄罗斯500家大企业实现的私有化收入只有72亿美元。”（李新，《上海经济报》日）　　（二）带来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前总统雇问亚列明科说：“十月革命前贫富差距为50倍，现在最上层的1-2%的富人的收入同贫穷人的收入差距，己经比革命前高了很多。”（吴易风，《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11期）“因为确保就业、医疗保健、住房补贴及其他更多福利的苏联社会经济保障体系在市场改革的压力下土崩瓦解，过去的十年对于千百万俄罗斯人来说毫无疑问是痛苦的”（[美]库钦斯，《俄罗斯在崛起吗？》第13页）。　　（三）搞乱了经济秩序。《俄罗斯和东欧中亚国家年鉴（1996）》讲，俄罗斯“1991年—1996年的物价上涨了6188倍，其中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消费品价格上涨幅度更大。”“国家财政捉襟见肘，赤字严重。预算赤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1992年高达18%。”美国著名学者库钦斯指出，俄罗斯经济的“不断再分配环境怂恿对资产的巧取豪夺、盗用行为，使资本流失、投资率低、进入市场障碍重重”（《俄罗斯在崛起吗？》第11页）　　（四）恶化了“三农”困境。“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农村损失3000亿卢布”。“1998年农业产值相当于年平均水平的54.8%”。“现在俄罗斯食品进口为42%”，使农业受到很大打击。（文甘君，《忧郁的俄罗斯在反思》第44、218页）　　（五）浪费了很多宝贵资源。“基本生产资料受到很大损耗，程度达60—80%；产品中高科技产品的份额下降到0.3%；国民生产总值中82%系通过野蛮方式得到的自然地租；一切利润（如果有利润的话）都来自对自然资源的毫无吝惜的开采。”（马也，《历史是谁的朋友》第586页）“改革年代投资量减少了75%。现在年投资量大大低于基金的年磨损量。这意味着吃掉以前几代苏联人创造的生产潜力。”（[俄]谢维鲁哈，《俄罗斯只能选择社会主义》第二节）　　（六）流失了大批优秀人才。“根据俄罗斯科技政策部的统计，年，俄罗斯流失20万高级专家”。“根据欧洲教育委员会的预测，在近期内，俄罗斯由于流失脑力劳动者造成的无形损失每年将达500—600亿美元。”（张捷，《当代思潮》1997年第6期）　　（七）引起了人民的普遍不满。俄罗斯一家国有企业的退休人员娜杰日达说：“那些改革派们天天喊改革，天天讲民主、讲自由。人民失去了政权，谁也管不了他们了。他们可以民主地、自由地抢劫国家财产了，可以民主地、自由地把我们几十年劳动的成果拿走了。而我们这些普通劳动者却一天一天地穷下去。如果我们不穷，哪里会出现那些‘新俄罗斯人’呢？”她的话，有相当大的代表性。（文甘君，《忧郁的俄罗斯在反思》第175页）　　（八）导致了经济的大滑坡。连最积极推行私有化者之一的俄罗斯前总统会议成员沙塔林都不得不承认：“原以为私有化的企业在效率方面必定高于国有企业，现在看来并非如此。”（吴易风，《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11期）“1998年卢布贬值的确使亏损企业数量减少了，但仅此而已，仍有40%%的企业亏损”（[美]克利福德，《俄罗斯在崛起吗？》第154页）。再加上其他原因，“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0%左右，使经济倒退了近20年。”（《俄罗斯和东欧中亚国家年鉴（1996）》第69页）　　（九）助长了消极腐败之风。美国学者利亚在谈到俄罗斯的消极腐败现象时强调两点：一是“为了创造外表效率而不解决实际问题的行为方式”；二是“部分官僚腐化堕落、丧失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精神萎靡、士气低落以及搞破坏的危险”（《俄罗斯在崛起吗？》第81页）。　　 （十）腐蚀了社会肌体。“社会笼罩在一般犯罪、有组织犯罪、吸毒、卖淫之中。蓄意杀人者比苏联时代多一倍。400多万人吸毒。”（《俄罗斯真理报》日）“现在，每三个俄罗斯人中就有一人心理有问题，这在十年中增加了50%”。“俄罗斯监狱的犯人是世界上最多的，每四个俄罗斯成人中就有一个人或其家中有一人蹲监狱。”（[美]特威格，（《俄罗斯在崛起吗？》第167、168页）　　 （十一）损害了民族尊严和国家安全。“俄罗斯的实力和在世界事务中影响力的下降，比现代世界和平历史上任何大国的实力和影响力衰退都更快、更猛。”军用机场破损40%，水陆两用装甲运兵车破损度为60—70%。“俄罗斯的防务预算只有80亿美元，而美国的防务预算为3000亿美元。”（[美]德米特里，《 俄罗斯在崛起吗？》第210页）　　（十二）埋下了继续发生灾难的祸根。例如，人口的持续大幅度下降，分离主义倾向的增强，社会矛盾的加深，越来越多的民族工业被西方国家所控制，一些独联体国家发生的“天鹅绒革命”，国际影响力的下降等等，都可能引发新的矛盾和危机。　　对于俄罗斯近年来的经济增长，库钦斯等美国学者的看法是：“工业产量增长变化中大约80%可以‘解释’为仅仅是因为石油价格的变化。”俄罗斯“除了维持中速增长外并无更大作为”（《俄罗斯在崛起吗？》第140页）。　　 这种私有化改革为什么能基本完成？　　在苏联这样一个共产党执政、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达70多年的国家里，为什么党垮台、国解体、搞私有化改革等等，都能在总体上和平地进行？这是值得深深反思的。以下几条，尤其值得注意。——全盘否定过去，严重损害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形象。 在戈尔巴乔夫大搞“彻底的公开性”后，以敌对阶级为核心掀起的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十月革命、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狂潮能够成为主流，显示出他们还有相当大的力量。古人云，欲夺其志，必先去其史。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今天看来，否定过去就意味着颠覆。这样放手让人家诬蔑和丑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自然会带来严重后果。——极力美化西方，使不少人产生了“资本主义是天堂”的幻想。否定社会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安德烈耶娃在被戈尔巴夫集团斥为“反对改革”的名文《我不能放弃原则》中说：“他们是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价值观来取代工人阶级集体主义价值观，把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神化了，所以才把我国历史说得一无是处，对所取得的成就闭口不谈。”反过来说，否定苏联的成就，也正是为了搞“资”。经过这两方面的反复夹攻，终于使相当一部分人相信只有走资本主义道路才能使俄罗斯更强大，使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不少人上了理论骗子、政治骗子的当。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克洛茨沃格说：“先是理论骗子，然后是政治骗子，说在全民所有制下，人民不是真正的所有者，不是真正的主人。他们当时提出要实行‘非国有化’。人们听了，似乎有道理。后来他们提出，要使人民成为全民所有制经济的真正所有者和主人，唯一合理的方案是让每一个人同等地占有一份国有资产，给每一个人发一张证券。应该说，当时俄罗斯人接受了这一方案”。但是，“都不知道证券有什么用。这时，跟政府官员联系密切并能从银行借款的人，开始低价收购这种证券，票面面值是一万卢布，收购价最低时是一瓶白洒的价格。等证券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之后，政府才宣布大企业实行股份化，人们可以用这种证券购买股票。曾被一瓶白酒晕糊过的人这时完全清醒了，认清理论骗子和政治骗子的面目了。但是，这一切都太晚了。”（吴易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第575页）——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意识形态多元化”，导致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甚嚣尘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逐渐被放弃。这成为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舆论工具起了很坏的作用。戈尔巴乔夫集团的第2号人物雅可夫列夫把媒体称为“改革的支柱”。他们“对报刊的领导班子进行大幅度的调整，安排一些自由派人士担任某些报刊的主编，使《星火画报》等一大批报刊和电视成为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先锋喉舌。”（张捷，《当代思潮》1996年第5期）——把新自由主义当成了洋教条。一些人把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搬到俄罗斯，并且大搞对它的迷信。后来，这些人逐渐成为“主流学者”，影响力越来越大。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伊凡捷尔说：“笨拙地把弗里德曼的经济自由主义教条和萨克斯教条用于俄罗斯，结果都一样，都等于零。”（吴易风，《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11期）例如他们搞的“休克疗法”，就使经济陷入混乱之中。——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搞右倾机会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就是他们极力淡化、虚置、否定的基本原理之一。美国前驻苏大使马特洛克说过：“当苏联领导人真正愿意放弃阶级斗争观念时，他们是否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苏联解体亲历记》第49页）——用假社会主义搞乱了真社会主义。赫鲁晓夫不仅强调“卢布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和“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而且向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宣扬，苏联比美国更重视物质利益原则。可见他搞的实质上是一种挂社会主义“羊头”卖经济主义“狗肉”的“经济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搞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则是一种背弃无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这些假社会主义发展下去，必然导致葬送真正的社会主义。——不按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办事，使问题越积越多。例如，在国有企业长期实行“一长制”，阻碍了经济民主建设，挫伤了职工的主人翁积极性，逐渐丧失了政治优势；忽视对原有体制中的弊端进行合理的改革，使市场调节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轻视农业及轻工业，影响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了争霸世界拼命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等等。这些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不仅会使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而且会为经济上的和平演变创造条件。——有相当广泛的经济、社会和思想基础。所有制虽然变更了，政权虽然在我们手里，但是旧社会的痕迹、资产阶级法权还广泛存在。所以戈尔巴乔夫一类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对于资本主义复辟的极大危险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极大艰险性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去认识的左倾幼稚病，确实也会葬送社会主义，必须像邓小平同志强调的那样，坚决防止。——大部分党员成了顺应主义者。“党员不是根据思想、信念入党，而是为了取得在国家机关或社会组织谋取优厚待遇所不可缺少的条件而入党的。党员心理近似日本公务员。”“大部分党员是顺应主义者。当改革成为当局的正式路线时，就顺应领导层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日]裤田茂树，《苏联解体之谜》第39页）——相当一部分干部埋头业务，不讲政治。1985年尼克松考察苏东以后认为，和平演变的时机已经成熟，根据是：”正在崛起的一代领导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实干家”。他果然言中，几年后便真的发生了这场大悲剧。这时在一些事务主义者看来，“既然国家变色了，政权易手了，‘上头’以国家名义来推行私有化——资本主义，自己不搞就会落入悲惨境地，去看大门、扫大街（原苏联的许多部长、局长、校长现在当守门人、清洁工），‘与其让别人当资本家，不如由我来当资本家’。”（喻权域，《对外学术交流情况》1998年第16期）——不少党员干部把革命导师关于生产力的一些论断当成了教条。实际上，不仅马克思讲过这些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这个“卡夫丁峡谷”，而且更重要的是实践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国救民。这些党员干部不看这些，硬是把经济因素绝对化、庸俗化为任何条件下的唯一决定性因素，认为社会主义搞早了，回头补资本主义的课是应该的，因而便容易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人民群众不再把苏共看作代表自己利益的党了。“苏共领导层一边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边却由‘公仆’们随意作出损害人民利益的决定。一边批判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限制人们接触西方社会；一边又把从特供商店低价购买进口名牌商品和把子女送到西方留学，作为自己的特权。这必然增强苏联群众的逆反心理，以至认为其所有的说教都是虚伪的，搞到后来，甚至危及到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根本信仰。党的领导人也因此威信扫地，成为民众嘲讽、唾弃的对象。所以，没有什么比这种言行不一，比这种对自己和对人民的双重标准，使领导层更失去群众信任的了。当时的苏联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黄苇町，《南方周末》日）这样在苏共垮台时，怎么能谈得上人民像以前那样用鲜血和生命去保卫？——人民群众缺乏政治民主权利。既然连党内民主都受到了严重破坏，使许多坚持社会主义的党员干部屡遭打击迫害甚至被关进“疯人院”，那么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无疑更得不到保障了。正如美国著名学者科兹所说：“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广大人民确实生活上得到了很多好处，但在政治上是比较被动的，缺乏政治权利。当精英联盟要搞资本主义时，他们不能采取有效的抵制措施来捍卫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经济大论战》第4集，第355页）——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了领导权。西方学者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尝试导致形成一个新的资本主义社会集团和阶级联盟”，它由三部分人构成，一是“新兴的企业家阶级”，二是“积极拥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知识分子，三是“政治经济特权阶层，主要是中央政治经济管理部委中的一些领导集团”。（李振城，《苏联兴亡的沉思》第274页）这个集团中最危险的，“是为数十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就是他们的代表。据美国调查机构的调查，这十万左右的人中，“76，7%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由于他们掌握着权力，所以尽管“高达80%的人民都希望坚持社会主义”，这些人还是使党垮台、国解体，葬送了社会主义。（[美]科茨，《中国经济大论战》第4集，第353页）他们为什么非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科茨在《自上而下的革命》一书中答曰，这是因为“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的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雅可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一书中写道：“极权主义制度（指社会主义制度）应当通过极权主义的党来摧毁它，没有别的办法。”他们之所以能篡夺领导权，在于都是“变色龙”。雅可夫列夫在1992年回答宪法法院讯问时不得不供认：“我们过去说的是一套，想的是另一套，在进行幕后活动的时候又是一套，我们传染上了虚伪和其他毛病。”（张捷，《当代思潮》1996年第5期）这就告诉我们，他们是苏联人民反和平演变斗争中最危险的敌人。这一点连西方政治家都看出来了。美国的布热津斯基1989年在《大失败》一书中判断：“克里姆林宫出现一位修正主义的总书记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它的特别严重的危险在于瓦解世界共产主义共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戈尔巴乔夫释放出来的力量，很可能造成历史的中断，而不是历史的延续。”——西方施加了巨大的影响和压力。尼克松公开鼓动：要以势不可挡的压力强迫戈尔巴乔夫“转向”，以“接受肢解帝国、摧毁社会主义的改革”（《华盛顿邮报》日）经济援助，就是他们施加影响力的一种重要手段。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私有化问题必须得到保证，否则，将难以有理由说服西方把资金大规模地转移到苏联。”（《华盛顿邮报》日）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新思维”，叶利钦大规模推行的私有化，和西方的影响显然有关。这就是说，不少援助，使他们逐渐受制于人，不得不跟着或被人家牵着鼻子走了。　　苏联时期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季诺维也夫，回国后看到党垮台、国解体以及私有化造成的严重后果时指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覆灭并非由于制度本身的原因，而是被相互勾结在一起的国内外敌对势力人为地破坏的。”（《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新华社2004年版）尼加拉瓜前文化部长埃内斯托1994年在《美洲纪要》上这样评价苏联解体及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等地的失败：“失败的社会主义是虚假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真实的社会主义；失败的资本主义是真实的资本主义而不是虚假的资本主义。”　　在这个意义上归结起来说，苏联党垮台、国解体并基本完成私有化改革的主要原因，在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集团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推行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路线是根本，领导是关键。忽视这两条，是抓不住要害的。　　 “主流学者”是怎样像俄罗斯同行那些搞洋教条的？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提出：“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要反对两种迷信、两种教条主义。”“那种把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一些词句和个别结论当作教条的倾向，在党内和社会变革中的影响日渐式微”。“另一种教条主义，是迷信西方发达国家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资产阶级学派的理论甚至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主张奉作教条，这种倾向在意识形态领域以及经济社会变革中的影响力正在上升。”（《人民日报》日）这就是说，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首先要着重反对的，是洋迷信，是照搬新自由主义的右倾教条主义。“主流学者”是一直把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里所说的苏东剧变即“复辟”，硬说成是改革的。例如马立诚、凌志军说：“谁敢说俄罗斯改革失败，谁就是反对中国的改革”（《交锋》第273页）。原因在于，他们是跟俄罗斯同行一样搞洋教条的。认清这一点，既有利于汲取苏东剧变的教训，又有利于看穿“主流学者”的本质。 　　 他们同样极力否定过去，否定人民领袖，进而彻底否定社会主义。李慎之说：“出了个列宁，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断了”，而到了叶利钦上台搞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才“重新接上”。（《怀念李慎之》，任不寐文）他还极其恶毒地诬蔑全国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什么“土匪”、“军阀”、“最无耻、最残忍、最不讲信誉的特大暴君”（同上，戴煌文）。胡绳则阴险地把毛主席说成是“民粹主义者”。张五常攻击：“共产制度的经济劣迹，史无前例”（《经济研究资料》2002年第12期，程恩富文）。何伟质问：“社会主义有优越性，为何现在还体现不出来呢？”（《中国经济学的寻根与发展》第63页）疯狂鼓吹“告别崇高”的王蒙充满阶级仇恨地咒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20世纪的一大遗产正是理想主义的碰壁。”（《交锋》268页）　　 他们同样用各种假社会主义搞乱、取代甚至公开鼓动推翻社会主义。吴敬琏提出：“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的特征是社会公正+市场经济，而不是其他思想。”（《交锋》第421页）李君如把 “两个不问”即“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叫做“第二次”、“第三次”思想解放（《中国经济时报》日）；魏杰说：　　 “国有与非国有不是区分社会主义与否的标准”（《中国经济时报》日）厉有为公开为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作“补资本主义课”的阶段制造根据：“我们现实的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前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交锋》第361页）由刘吉作序的《与总书记谈心》一书说，西方思潮和中国文化思潮“融汇聚合成为人类新文化，就是‘双赢’，就是人类走向世界大同。这不正是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共产主义的最后实现吗？！”跨国公司“代表了人类生产方式的方向”，“从而为世界大同奠定了经济基础”（第276、163、164页）。李慎之威胁道：“不管现实多么令人沮丧，我还是抱着十年前由千家驹老人提出的和平演变（或曰和平进化）的愿望。理由十分简单，不是和平演变，那就只有暴力革命了。”（《中国文化风雨苍黄五十年》）　　 他们同样仇视人民民主专政，主张照搬西方的政治体制。吴敬琏说，由于“共产党执政基础的扩大，包括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在内的新出现的社会阶层，都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现行宪法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等规定，就显得不合时宜了”（日《在青岛修宪研讨会上的发言》）他还极力赞扬：“俄罗斯的宪政改革是走在我们前面的”（《旗帜文萃》2004年1月号）。朱厚泽宣传：“争取自由的呼唤始终回荡在因不自由而历经痛苦的千万人中间。”（《怀念李慎之》）钟伟志谈到：“我们的社会应该从一个‘革命’的社会转变到一个以成熟方式处理矛盾的社会。”（《经济观察报》日）任仲夷（官员或前官员参与理论论争，这里也作为学者对待）对记者发表谈话，提出中国应建立西方国家那种政治体制：“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实践已证明，‘三权分立’对制约权力遏制腐败非常有效，就像市场经济能有效配置资源一样，这是人类创造的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有效工具，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我们有些人，把保持中国特色作为拒绝外来文明的挡箭牌，这是荒唐的和丑陋的”（《南风窗》日）。　　 他们同样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叫嚷要容许存在反对党。钱理群埋怨：“‘一党专政’正是中国政治始终迈不过的一道坎。”（《怀念李慎之》）有些“主流学者”用假名在网上咒骂：“在极权主义社会，不是平庸的人当政，而是最坏的人当政”。“一党专制之国不开党禁必亡党，前有德国纳粹党的遗臭，后有伊拉克复兴党之覆辙，可作警示。”（《关天茶舍》日）邓伍文的文章讲：“搞国家民主，很关键的一条是宪法得保障反对党的自由。”（《怀念李慎之》）　　他们同样疯狂地攻击马克思主义。李锐说：“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包括唯物史观和劳动价值论这两大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以及从而得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策略等。”（《对马克思主义再认识》序言）张五常叫嚷：“在中国，马克思的理论是奄奄一息了”。“关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概念，我曾用过三招两式，使它‘片甲不留！”（《经济研究资料》2002年第12期，程恩富文）他还恶狠狠地说，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棺材上钉最后一颗钉子”（《亚洲周刊》日）。　　 他们同样极力推行私有化改革，用私营经济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何炼成讲；“我主张非国有化”，主张“废除国家所有制形式”（《经济学家》1996年第3期）王珏写道：“市场经济的一般性、普遍性、竞争性领域应当是民有经济和民有企业的天下。”因此，“国有企业经营不好，需要‘国退民进’，经营好，也需要‘国退民进’”（《理论动态》日）。樊纲提出：“国有资本要从企业形态上退出，转移到公共物品、基础设施的社会保障上，比如建桥、修路等”（《2003年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发展综述》，卫兴华、孙咏梅文）。梁守民认为：“国企要改革，要把企业财产落实到每个实实在在的资本所有者身上，（这个过程称之为‘民营化’或‘国退民进’只是个名称、概念而已），几乎已经成为全体国民的共识。”（《新浪财经》日）盛洪说：“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些公共财产就算他们的。”（《人民网》日）张寒松叫嚷：“我们认为，应鲜明地提出民营经济主导论”（《经济学消息报》日）。《中华工商时报》2001年元旦的评论员文章说：“从法律和政策的角度而言，民营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实现角色切换，已不成其为问题”。“当民营经济抢占了先机，更多地掌握了主动之后，经济格局的演变将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张贤亮写道：“咒语必须由另一个法力更强的咒语来破除，在现代社会，法力最强的咒语莫过于私有制万岁！”（《焦点对话》第111页）　　他们同样反对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张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党一再强调我国只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于光远却公开唱反调：“我们要建立的现代市场经济，只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没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分。”（《中华工商时报》日）张五常讲：“私有产权是真正的市场的先决条件”（《经济研究资料》2002年第12期，程恩富文）。厉以宁宣传：“合资、外资企业产品主导市场，是市场竞争中的正常现象。”（《华商时报》日）张维迎宣称：“我们还要强调一个观点：任何一种组织形态，它是不是有效，我们只有通过市场竞争来检验它”。“目前的主流经济学界，无论是理论还是经验的研究方面已经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一个国家的资源要得到有效的配置，一定主要靠民间的力量、自由企业制度的力量来推进它的发展。”（《搜狐财经》日）　　他们同样坚持单边发展观，反对科学发展观。马立诚、凌志军说：“物质的文明和精神的文明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说到底，不是两件事，是一件事。”（〈交锋〉第357页）厉以宁公开以狡辩的方式，反对真正解决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的问题：“结果平等是不应该的，机会均等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弘扬一种来自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式公平观念。好比一个大家庭，家长指定老二上大学，老大做苦力供养老二。但由于他们对大家都有‘群体认同感，’就不会认为有什么不公平。”（《社会科学报》日，侯若石文）晓亮认为：“收入差距过大未必是坏事”（《2003年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发展综述》，卫兴华、孙咏梅文）。“主流学者”往往倾向于以资为本。吴敬琏宣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由‘老板’进行，也就是由所有者进行。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股权送给‘打工者’（即经理）。”（《社会科学报》日，侯若石文）陆学艺等提出，私营企业主阶层，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导阶层之一，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力量”（〈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87页）。 　　他们同样宣传自私是人的本性，倡导“私欲动力论”。王东京公开宣扬：“经济人假定，把人看作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说人是自私的。为什么要这样假定呢？因为事实即是如此。人们如果不自私，就不会有劳动积极性，政府也无法通过政策调节经济。”（《文汇报》日）张五常大讲：“假如我要跟一位共产的支持者辩理论，我就一定要问：人的出发点究竟是不是自私的？只这一问，我就胜利了！”（《中国经济大论战》第8集，程恩富文）革命导师和我们党，都一直强调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和国家利益，强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是主旋律，田纪云却大唱反调，向人民群众宣传“个人利益是决定性的”（《毛泽东旗帜》日）。于光远图谋把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变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思想文化。他写道：“我们非常缺少现代市场经济的文化”（〈中华工商时报〉日）。陈志武说：“人类历史上最原始的、维系最久的形式就是私有化的形式，企业组织形式最长的也是私有，因为这是最接近人性的。”（《新浪财经》日）　　他们同样主张培植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并把他们作为主导力量。厉有为提出，要“形成一个有产的劳动阶级的大平台，社会上最富有的剥削阶级和最贫穷的无产阶级两头是极少数。这样我们共产党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目的就实现了。”（《交锋》第364页）王延效的文章讲：“‘如果不建立以私有财产制度为主体的产权制度，如何培育一个能够支撑起民主和法制的中产阶级？’因此说，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这一大方向不能动摇，对此不容有丝毫的质疑。”（《新浪财经》日）为了给培植新资产阶级创造有利的环境，他们极力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基本原理，例如吴敬琏讲：“马克思主义的分配论就是要素分配，劳动者拿了工资，他的贡献是工资补偿的，资本利润是对资本的补偿，所以资本是谁的，利润就是谁的。”（《战略论坛》日）刘吉认为，私营企业和雇工“并不注定就是剥削”（《2003年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发展综述》，卫兴华、孙咏梅文）。　　他们同样否认工人的企业和社会主人的地位，把他们打入社会最底层。张曙光说：“劳动者在商品和社会财富创造过程或劳动过程中所有的地位就只是其劳动力的所有者，而不可能成为企业或社会财富的主人。”（《经济体制改革》1997年第2期）王珏认为，工人是主人翁只是一种“假定”，这种“假定不适合市场化改革的要求”（《经济参考报》日）。周其仁写道：“我认为现在上百万工人下岗发出的信号是正面的。它告诉年轻一代劳动力，铁饭碗是靠不住的。”（《经济消息报》日）陆学艺等则将当今中国社会分为10个阶层，把工人、农民、下岗职工打入第8、9、10的最底层。（〈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47页）　　他们同样搞民族投降主义，主张当美英帝国主义的洋奴才。茅于式、许良英的文章写道：“所谓现代化就是美国化。”（〈怀念李慎之〉）李郁的文章提出：“全球化要以西方文明为基础”（同上）。张五常叫嚷：“我们都不希望港英弃港而去”（《经济研究资料》2002年第12期，程恩富文）。李慎之竟然说出这种简直令人不敢相结信的话：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跟着美国走，“给美国当孙子”（《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4期）。　　他们同样用理论骗子、政治骗子的手法骗人。 有些“主流学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比如，邢贲思当年曾是宣传实践标准最积极的学者之一，可是后来却把脸一翻，在《人民日报》大讲一种理论是区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座标”。刘吉作序的《与总书记谈心》编者则更直接地称之为“重要标准”（《解放日报》日）戴园晨写道：“我们一开始并没有解决改革目标的定位问题，只是解决了一个定向问题”。“比如向‘东’走，以‘天津’为目的地，但一开始并不提‘天津’而提‘通县’，当到了‘通县’以后再提‘廊坊’，最后才可能提出‘天津’。”他这是在公开夸耀“主流学者”一开始只提公有制和市场经济可以结合，等被接受搞起市场经济以后，再提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不相容，因此公有制应当退出竞争领域之类骗术，所取得的成功；是在公开嘲笑善良的人们受了他们那种一开始只提改革原有体制中的弊端，随后只提私营经济是有益补充，最后再提改革所有制、实行私有化的鬼蜮伎俩的欺骗，至今还没有明白过来。可见，他们的得意忘形已经达到了极点。　　 催人警醒的十大教训　　苏东剧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挫折。但是正如一位俄罗斯学者所说：“隧道尽头是曙光”。只要我们真正汲取经验教训，就必定能够把坏事变成好事。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以下十条教训，是特别催人警醒的。　　第一，必须全面解放思想，彻底实事求是。全面解放思想，包括既要从土教条又要从洋教中解放出来；彻底实事求是，包括既要敢于对非主流思潮又要敢于对主流思潮一分为二，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对于主流思潮来说，尤其如此。就拿“主流学者”否认私有制有剥削来说，你实事求是地说明这种剥削的客观存在以及否认剥削会带来的危害，他们就不仅听不进去，而且会给你扣上“思想不解放”、“极左”之类大帽子。而实际上，承认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在自己国家办的私有制企业有剥削而不承认他们在中国办的私有制企业有剥削，是说不通的；承认三资企业有剥削而不承认私营企业有剥削，也是说不通的。反过来说，否认私营经济有剥削，就会导致否认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剥削制度，否认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是被地主、资本家剥削、压迫的阶级这种客观实际。这样问题就太大了。人所共知，许多私营企业主除了明剥削，还有暗剥削，如偷税漏税、搞假冒伪劣产品、拖欠农民工的工资、通过行贿“送去一只鸡，换回一头牛”等等。否认剥削，就等于说私营企业数万亿元的财富都是老板个人创造的，而1亿几千万工人（包括农民工）则是不能为社会创造财富的饭桶；就等于说是黄世仁、周扒皮这些地主老财养活了工人农民而不是劳苦大众养活了他们。再说，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之一，否认剥削无疑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就是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历史，否认剥削无疑就是否定人民群众的正义斗争；共产党就是领导人民群众消灭私有制这一剥削制度，实现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政党，否认剥削无疑就是否定我们党执政的合理性、合法性。　　可见，这是一条底线，突破了它，那就绝不是社会主义改革而是反人民的自由化改革，绝不是代表而是背弃人民利益了。在这个特定意义上说，否认剥削当属最大的不实事求是行为之一；把承认剥削作为“极左”加以打压当属最大的冤枉事件之一。当然，有些同志不承认这种剥削是出于怕影响私营企业主积极性的好心，因而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应看到只要我们的政策正确，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邓小平日在会见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副书记科隆博时说：“我们欢迎外国来投资、办厂，这里面有剥削，但这只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补充。”邓小平认为“一个字都不能改”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私营企业雇用一定数量劳动力，会给企业主带来部分非劳动收入。”十六大报告也承认有“非劳动收入”。这当中，无疑包括了剥削收入。可见如实承认这一点，同时实行正确的方针政策，就不会使私营企业主不敢赚钱。几十年的实践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只有做到全面、彻底，不在时间、空间上留空白，不对任何人物、事物实行双重标准，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否则，那是会使我们的思想陷入新的僵化之中，使我们党像后期的苏共那样不被人民看作自己的党，使我们的领导干部成为群众眼中嫌贫爱富的官僚政客的。到了这一步，就非常危险了。　　 第二，必须把人民江山的稳定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为此，应真正解决以下六个问题：　　（一）要如实承认敌对阶级的力量还很强。邓小平同志指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是如此。　　（二）要认清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同上，第383页），这是邓小平同志总结苏东剧变得出的一条有特殊重要性的结论。资本主义复辟就意味着资产阶级重新上台。看不到资本主义复辟、资产阶级上台的可能性，是产生“一手硬、一手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中软弱涣散的根本原因。只有认清这一点，狠抓治本，才能真正解决“一手硬、一手软”这个“老大难”问题。　　　　（三）要牢记列宁关于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是马克思主义最起码常识的论断。政治所以占首位，在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阶级的重大经济利益只能通过政治来解决；在于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因此，把政治作为统帅、灵魂来领导经济，和在各项具体工作中以经济建设这一项工作为中心并不矛盾，这正如党既领导经济建设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矛盾一样。　　（四）要弄通“一个阶级把政权丢了，它发展经济便会成为一句空话”的道理。像苏东这样发生了剧变，显然谈不上发展代表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经济了。并且，原来的经济成果，也成了重新骑在劳苦大众头上的老财们的“嫁衣裳”。　　（五）要掌握社会稳定的实质。社会稳定实质上在于政局稳定，政局稳定实质上在于政权稳定。在这个意义上说，稳定压倒一切实质上是人民政权的稳定压倒一切。要使人民民主专政成为铁打江山，必须把防止资产阶级上台作为前提。邓小平同志一直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是发展生产力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基础和前提，道理就在这里。　　（六）要如实承认社会主义是一场社会革命事业。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暴力革命，只是社会革命的一项内容；夺取政权和对私有制进社会主义改造，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第二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坚持反对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斗争、坚持反对否定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斗争、坚持反对背弃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实质上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刘再复等人大讲要“告别革命”，说穿了就是要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把劳动人民重新打入受剥削、受压迫的社会最底层。可见，“告别革命”就是告别社会主义,停止革命就是开始复辟倒退。　　第三，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新自由主义。由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策划的“软战争”，核心是把推行新自由主义作为侵袭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理论、政策武器，由于有些国家在“主流学者”的引导下大力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因而，带来的问题特别严重。其中包括：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入极少数人的腰包，让他们一夜之间非法暴富；失业问题日益恶化，大批工人丧失了劳动这一最基本的权利；分配不公问题越来越突出，两极分化不断加剧，工人特别是农民工的工资持续地相对下降；低端产品在恶性竞争中的大量出口逐渐变成国家财富流失到西方的一种形式，这种大规模的失血又导致国内再生产基础的破坏，导致经济不断萎缩，并最先影响到农村，使“三农”问题积重难返；金融危机接连不断，把正常的经济秩序冲得一片混乱；由于社会阶级矛盾本来已相当尖锐，再加上照搬西方的政治体制，使政局持续动荡，如阿根廷半个月便换了5位总统；民族企业陷入困境，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安全受到很大损害；国家的管理职能被削弱，经济无政府主义泛滥成灾；以物为本的畸形发展模式大行其道，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之路的主张受到排斥；助长了腐败现象，使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日益恶化，等等。连《纽约时报》都不得不承认：“持续20年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实验，正在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遭到反弹”。“我们或许正在目睹一个时代的终结，9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终告失败”。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倡导者、美国著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萨克斯制定了更毒辣的演变中国的方案，即在通过“产权清晰化”使国有企业私有化，进而在“用非国有经济包围国有经济”的同时，发展“地方诸侯经济”以“对抗中央的统制经济”。其用心无疑是非常险恶的。但是实质上，这种方案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主流学者”垄断话语权，使批判新自由主义改革观的声音难以发出来。因为，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危害，是客观事实，只要能够充分摆事实、讲道理，彻底揭穿它的画皮，使其丑恶本质暴露无遗，它就臭不可闻了。　　 第四，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方针。这就要求我们做到陈云同志强调的“不唯书，不唯上，要唯实”，真正一切从实际出发。当前在这方面不可忽视的一种倾向，是用僵化观念来理解邓小平同志关于“主要是防止‘左’”的论断，认为“左”在时时、处处、人人、事事上都是主要危险，都要把反“左”放在首先、着重、主要的位置上。由于这种倾向是以“左”的思维方式的重要特征即绝对化、简单化、教条化来看待问题的，是打着“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旗号进行的，欺骗性、危险性都特别大，因而非认真纠正不可。首先，邓小平同志早在1983年就强调：“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7页）。这就是说，任何时候都把“左”作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错误的。八九风波时，在北京等地，平暴即进行反对自由化的斗争，显然是着重要解决的问题。这就是说，在任何地方都把反“左”作为着重要解决的问题，是错误的。胡耀邦、赵紫阳都在反对自由化上栽了跟斗，这就是说，在任何人身上都把反“左”作为重点，是错误的。邓小平同志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是“一手硬、一手软”，其实质，是认为在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自由化上，主要问题是软弱涣散即存在右的倾向。这就是说，在任何事情上都把反“左”作为主要任务，是错误的。当然，邓小平同志说过，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但从他把苏东剧变叫做“复辟”来看，他认为最终、直接、自觉葬送社会主义的，是右的、自由化的势力。因为和平演变实质上是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自我蜕变，俄罗斯现在的官员，多数便是由原来的共产党员蜕变而来的。可见，苏东剧变最惨痛的教训之一，是由于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本人右而身在右中不知右，当然谈不上真正警惕右。由于当前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基本特点是搞洋教条，盲目崇拜和照搬新自由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右倾教条主义。这种教条主义者竟能成为我国理论界的“主流”，足见其欺骗性之大，毒害性之深。我们一定要进行有效的斗争，以防止吃更大的亏。　　 第五，必须用四项基本原则规范和指导改革开放。“改革”，可以说是20多年来使用率最高的一个词，也是被搞得最混乱的一个问题。那些“主流学者”如厉以宁、吴敬琏等搞私有化的主张竟能以改革为旗号，长期以来几乎垄断学术理论界的话语权而且身居高位，因而被称为“主流学者”，就说明了改革问题混乱到了何种程度。　　 那么，究竟什么是改革呢？　　 首先，改革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这样一种质的规定性，决定那种在经济上搞私有化，在政治上搞西方民主化，在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的倾向，不是改革而是“改向”即改变社会主义方向，或者叫做自由化改革。其实质，就是搞和平演变。　　 其次， 改革的目的，有三个层次：一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二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及推进其他事业，三是通过实现最终理想共产主义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种目的，决定那种“为了发展生产力可以不问‘姓社姓资’”的观点，实质上属于“补课（补资本主义的课）论”。　　 再次，改革的动力，是人民群众。如果不把人民群众作为改革的真正动力即相信和依靠他们，使他们成为改革的主体和主人，而是真正相信和依靠“自由化精英”，那是必定会使改革开放逐渐滑向和平演变的。　　 还有，改革的对像，是一切不适应以人为本的整个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环节和方面，以及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中的一切环节和方面。其中，无疑包括市场经济体制中滞后性、盲目性、自发性等弊端，包括毛主席早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就指出的领导机关中的资产阶级腐朽作风，等等。只有既注意改革新生的社会主义体制中的某些不足之处，又注意改革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中那些弊端，才能按照社会主义改革观的要求真正搞好改革。　　最后，改革的标准，既包括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也包括他强调的公有制为主体、不导致两极分化、不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等等。否则，就会得出香港的生产力有所发展，便证明那里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推行的是社会主义改革的之类结论。这样，哪里还谈得上“一国两制”？　　可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自然也是改革之本；这些原则作为各项政策的基础，自然也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基础；原则是必须遵循的准则，基本原则更是如此，自然能够规范和指导改革。同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然要求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党的领导，必然要求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必然要求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制度。在这个意义上说，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集中体现；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的政策措施，应当为巩固四项基本原则的地位，丰富和发展四项基本原则的具体内容服务；为了保证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方向并顺利发展，必须用四项基本原则来规范和指导它。忽视用四项基本原则规范和指导改革，正是在改革问题上产生混乱的基本原因，应该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　　 第六，必须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胡总书记提出的树立科学发展观，重要性在于它正确回答了什么是发展、怎样抓好发展这样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清楚地表明了科学发展观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今后的实践，必将进一步证明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呼唤下一个伟大思想”。人民书写的历史将告诉我们，科学发展观便属于这样一个伟大思想。　　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树立以人为本的新观念，自然决定我们必须更新以物为本的旧观念。以物为本，见物不见人，发展下去就会逐渐滑向以资为本，以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为本。在社会主义社会处理人与物的关系时坚持以人为本，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必然会以民为本。胡总书记指出：“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则是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目的和归宿”；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说到底就是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工作必须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这就是说，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目的、根本任务、根本动力、根本标准。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人民主体论”，不仅尊重人民的实践主体地位，而且使人民真正成为利益的主体、享有改革发展成果的主体；就要坚持“人民主权论”，使人民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力，都得到进一步的直接体现；就要坚持“人民利益标准论”，使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包括改革和建设在内的各项工作，都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就要坚持“人民利益价值论”，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最高价值追求，看成人生的最大意义。在这个特定意义上说，胡总书记所强调的以民为本，是一种新民本主义。它的实质是指，人民是社会主义发展之本，社会主义是人民的主义；社会主义与新民本主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必然要求我们坚持发展目标、动力、标准的全面性，即把经济、政治、文化作为统一的目标、动力和检验标准，实行目标、动力、标准的整体性，反对片面、单纯甚至把经济增长作为唯一目标、动力、标准的错误倾向；必然要求我们坚持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发展的协调性，使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在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中向前发展，反对“ 一手硬、一手软”甚至为了经济的一时发展而牺牲政治、文化建设的错误倾向；必然要求我们坚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持续性，使国家长治久安，使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都得到保证，反对“吃祖宗饭、断子孙路”，为了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为了一时的稳定而不顾长治久安的错误倾向。概括起来，就是要树立科学发展观，破除把经济增长作为唯一目标、动力、标准的“单边发展观”。　　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当前应坚决纠正和以资为本相联系的“两个不问”的错误倾向。　　这是因为，在经济领域，这种倾向必然导致只把私有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逐步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导致经济无政府主义滋长蔓延，市场秩序严重混乱；导致诸侯经济继续座大，中央的宏观调控措施受到抵制；导致过度依赖外资、外贸，使国家的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受到损害。　　 在思想文化领域，这种倾向必然导致使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如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剩余价值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的唯物史观、以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等被否定；导致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主旋律地位被否定，使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泛滥成灾，使“私欲驱动论”横行无阻。　　 在政治领域，这种倾向必然导致用“精英民主”否定人民民主，使工农基本群众越来越被边缘化、成为弱势群体；导致党员干部逐渐官僚化，使党群关系越来越疏远；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把西方那种三权分立、多党制式的政治体制看作进步的“民主潮流”，而把绝大多数人享有当家作主权利的人民民主看作“极权主义”，从而使人民政权的权威受到严重削弱。　　 这种倾向的影响力之所相当大，当然在于他们打的是“改革”的旗号，在于一些人盲目求富而容易受骗等等，但根本原因之一，是它迎合了既得利益集团中一些人的需要。厉有为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班上大讲“补资本主义课”那一套，竟能赢得相当一部分人的掌声；王东京不仅长期地到处宣传新自由主义，而且把它公开在报刊上发表；大名鼎鼎的新自由主义宣扬者竟然在北京被炒作出“张五常热”等等，都说明他们已嚣张到了何种程度。有句外国谚语说得好，上帝让谁灭亡，首先让他疯狂。“主流学者”中一些人便已疯狂到了顶点。但物极必反，他们公开宣传私有化、多党制、指导思想多元化，便成为自由化分子，至少是自由化的盲从者。这些人的狐狸尾巴被抓住以后，尽管会拚命反扑，但毕竟是纸老虎，终究是逃不脱失败命运的。　　 第七，必须走好避免陷入“周期率”的民主新路。在延安时期，黄炎培先生曾问毛主席，共产党如何避免陷入一些政党“其兴也勃”，但几代之后便逐渐消极腐败，丧失斗志，“人亡政息”的“周期率”。毛主席答，我们已经找到一条新路，这就是民主。　　在苏东剧变中， 虽有82%以上的平民群众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却由于“自由化精英”掌握着政权，使资本主义终于得以“复辟”。这个血的教训告诫我们，民主问题的要害，是什么人掌握民主权力，用这种权力干什么。政治民主的关键，是保证人民群众有切实的权力，能够选出胡总书记突出强调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好干部，并能罢免以权谋私、消极腐败、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干部。这是既实在又过硬的一条，因而应成为衡量民主程度的根本标准。否则，政治民主便多半会成为一句空话。　　由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商学兵即平民的根本利益与社会发展规律是根本一致的，因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把他们的民主权力放在决定性的地位，而绝不能用“精英民主”去取代、否定平民民主，绝不能容许“精英”们像苏联的同行那样由以权谋私发展到以国谋私，为了一小撮特权阶层的利益而让绝大多数人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政治体制改革，要坚决冲破“自由化精英”设置的种种障碍，积极稳妥地向前推进。他们认为，由于经济文化条件的制约，不宜推进直接选举。然而，在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的农村尚且进行了“海选”，在城镇、机关、学校等单位，为什么反而不能搞？他们还常常把不利于政局稳定作为阻碍民主建设的借口。然而，扩大人民民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恰恰是防止自由化分子制造动乱、暴乱最可靠的保证。 　　由于数千年来一直掌握政权从而使剥削阶级具有强势地位，并且旧传统也是一种特别顽固的力量，再加上国际上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技术尤其是军事上占相当大的优势，从而能够确保资产阶级政权不动摇，因此资本主义国家才敢于搞多党制、普选制之类。即使这样，它还要在宪法中规定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并且对于靠选举上来的偏左一点的政权，往往通过军事政变、暗杀、经济制裁等手段拚命推翻。上世纪被选举上来的智利总统阿连德，就是被美国策动的军事政变置于死地的。这就充分证明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把西方民主当作当今世界的进步潮流，真是可悲可笑得很。当然，它那些法制化的程序和形式，也确有值得借鉴之处，但对其阶级实质，则必须首先看透。 　　列宁之所以把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衡量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毛主席之所以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人民民主专政，道理就在于，离开了它，革命政权马上就会被敌对阶级夺回，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随即就会丧失。戈尔巴乔夫搞的民主、人道的社会主义，背弃无产阶级专政，很快导致了党垮台、国解体，就是明证。看不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正义性，是连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都不懂的庸人；把搞西方民主那一套当作进步潮流，则是十足的右倾幼稚病。　　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加强民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拓宽上下沟通的渠道，切实保证中层即省地县、部局处的过滤机制发挥积极作用，防止它起消极作用。要防止它一方面起“顶门杠”的作用，使基层特别是普通工、农、商、学、兵的呼声和意见，不被拒之门外或被“过滤得变了味”，而让党中央、胡总书记能直接了解到；一方面起“肠梗阻”的作用，使中央精神不被阻滞在文山会海里或不被“歪嘴和尚把经念歪”，而能不走样地落实到最底层。苏东的实际情况证明，“精英”们的看法和平民百姓的看法，往往有所不同甚至根本对立，如果误以为他们能完全代表人民群众的意见，那是既非常危险又非常容易犯的一种错误，值得我们充分注意。　　第八,必须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苏东和我国以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根本的是这一条。 　　如果说戈尔巴乔夫的民主、人道的社会主义是侧重于从政治方面即通过背弃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来否定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话，那么也可以说我国的“主流学者”是侧重于从经济方面即通过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来否定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他们的理由，就是私营经济有利于生产力发展，而有利生产力发展的就“姓社”，就是社会主义。其依据，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和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五句话。实际上，邓小平是从根本目的、根本任务的角度来谈社会主义的，因而不能仅仅把这些当作区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标准。否则，就像前面说过的那样，无法正确回答“能否因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经济有所发展，便说那里变成了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把“三个有利于”、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五句话、四项基本原则结合成一个整体，才是区分社会主义制度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正确标准。　　可见，不看制度上的本质特征，是无法正确区分社会制度的。“主流学者”明明知道这一点，却把“社会公正”、“市场经济”等等可以作各种解释，连社会民主党甚至西方国家都能够接受的东西，作为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其用心是十分险恶的。因为它的欺骗性特别强，所以危害性便特别大。对此不公开批驳以澄清是非，是万万不行的。　　同时，这也说明，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革命导师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断，是何等重要。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们的实践来看，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指的是为完成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并建设高度民主和文明的历史使命；为走好以人为本，全面、协调、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而坚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制度的社会。　　建设好社会主义，在现阶段最根本的是要全面、正确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奋斗目标”的基本路线。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把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来，使党中央、胡总书记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决策真正落到实处。这样，我们就必定能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九，必须明确我们现在究竟处于什么时代。时代的性质，是我们对国际阶级结构及其矛盾关系的长期判断，因而它是制定路线和战略方针的根本依据，如何认识它，自然很重要。从赫鲁晓夫搞“三和两全”（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全民国家、全民党）到戈尔巴乔夫搞“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的新思维，再到我国“主流学者”搞中国和西方国家“三共”（共存、共赢、共荣），实质上都把当代看成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然而，和平问题根本没有解决。据美联社的调查报告，二战以来爆发了近800场局部战争。日本报纸指出，在西方国家，“将先发制人的军事进攻合法化的‘新帝国主义论’正日趋抬头”。伊拉克战争表明，美国已到了敢于公开抛开联合国想打谁就打谁的地步。种种迹象表明，在伊朗、朝鲜半岛、台海等地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正日益增加。这一点，在两三年后便更加明显。同时，发展问题变得更严重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所造成的两极分化、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战火不断等等，严重阻滞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美国教授迈克尔在《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一书中说：“正是这种富裕国家及贫困国家的富裕阶层的人口、日益增加的财富与奢侈的自私的消费习惯结合起来，才是世界的主要问题。”邓小平同志根据世界发展的客观实际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3页）。他还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同上，第383页）。这就是说，我们所处的仍然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林炎志认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是当今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正确的。当然，各国人民是要求和平与发展的，但客观现实还不尽如此，所以才是“问题”。硬说现在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显然既违背邓小平同志的原意，又不符合世界现实，还会瓦解自己的斗志，助长敌对势力的嚣张气焰。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如果这样认识时代问题，必然导致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像苏东那样把自己搞垮。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扬言：“与中共打一场跨世纪的没有硝烟的战争，最终摧毁中共政权，在世界上彻底消灭共产主义制度”（李振城，《苏联剧变的沉思》第469页）。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我们被和平曲唱得昏昏欲睡，那是会给中华民族带来一场大灾难，成为千古罪人的。　　第十，必须把党的建设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来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证明，搞好社会主义事业，既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要以党的建设为关键。加强党的建设，提高执政能力，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其中包括要按照党中央的部署，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手进一步硬起来，切实开展对于“自由化精英”的斗争。 这些“自由化精英”由于掌握着一部分权力，能够对反对他们的人进行打压，所以特别猖狂；由于腐败行为已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少人成了百万富翁，所以特别贪婪；由于长期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已习惯于用“右色眼镜”看问题，所以特别顽固；由于多年积累的政治经验，很会当“变色龙”，所以特别狡猾。 胡鞍钢认为：“导致腐败的主要根源来自党内和政府内部已经形成的、错综复杂的、拥有各种利益和影响力的各类利益集团，其中，相当一部分官员或集团已经蜕变成如同前苏联的官僚特权集团，他们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实现自身的利益，也成为阻碍改革和反腐败的最大的阻力。”（转引自《中国十位著名经济学家批判》第275页）不排除这个阻力，一切都无从谈起。我们党是从无数艰难险阻中发展壮大的党，不仅有坚如钢铁的信念，而且有力挽狂澜的胆魄。在今后的10年这样一个两个中国之命运生死博杀的关键时期，她一定能够排除万难，夺得胜利。 　　综上所述，可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归根到底是为绝大多数劳动人民还是为极少数剥削者谋利益的问题。社会主义之所以以“社会”为主义，在于它是以实现集中体现社会整体利益的人民根本利益为根本目的、动力、标准的社会。在现阶段我们必须坚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正是因为它能给人民根本利益提供保证。所以，当前这场国企改革大讨论，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强烈关注。据新浪网统计，20多万网民中90%以上支持香港教授郎咸平关于制止在国企改革中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呼吁，就说明了人心之所向，民利之所在。这件事和许多情况一样表明，人民群众决不允许苏联那种党垮台、国解体的悲剧在中国重演。有首歌曲唱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