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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生活的时代 鲁迅生活在什么时代？
相关解答一：鲁迅生活的时代和鲁迅的介绍 鲁迅（日－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鲁迅 青年时期光绪七年（1881年）9月25日（夏历辛巳年八月初三），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新台门周家。幼名阿张，长根，长庚，学名周樟寿。光绪十八年（1892年），入三味书屋从寿镜吾读书，课余影描图画。与章闰水建立友谊。光绪十九年（1893年），祖父周介孚因事下狱，父周伯宜又抱重病，家产中落，全家避难于乡下。每每为父亲出入于质铺及药店，遭人冷眼。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父亲去世。家境益艰。于本年开始写日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家族开会分房，分给鲁迅他们的既差且小，鲁迅拒绝签字遭到叔辈们斥责，倍感世态炎凉。奋力求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4月，入南京水师学堂，改名周树人。12月，鲁迅 留日期间被本家叔催促参加县考，中榜后以四弟患病为由不再参加府考，继续前往南京求学。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学开矿。这期间接触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对他以后的思想具有一定影响。除读新书外，爱骑马运动，敢于和旗人子弟骑马竞赛。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月，矿路学堂毕业。3月，公费赴日本留学。4月，入弘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为日语学习速成班）。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剪辫。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尤注意人性及国民性问题。光绪三十年（1904年），4月，于弘文学院结业。6月，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9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肄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月，课间观“日俄战争教育片”，深受刺激，决定弃医从文。6月，将学籍列入“东京独逸语协会”所设的德语学校。夏秋间，被骗回国与朱安结婚。旋即复赴日本，7月，从仙台回到东京，不再入学读书，专门从事文艺译著工作，此后几年通过不同方式学习了德语，俄语。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从章太炎先生学习，为“光复会”会员，并与二弟作人译《域外小说集》，期间生活艰难，以校对书稿补贴生活。宣统元年（1909年），《域外小说集》二册出版。迷茫困顿宣统元年（1909年）8月，归国，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和化学教员兼任日本教员铃木珪寿的植物学翻译。宣统二年（1910年），8月，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1911年，写个人的第一篇小说文言小说《怀旧》。民国元年（1912年），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八月任命为教育部佥事。从本年起至1917年，他大量抄古碑，辑录金石碑帖，校对古籍，其中也对佛教思想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民国六年（1917年），7月7日，因张勋复辟乱作，愤而离职，14日，乱平即返部。画家空行道人李振凯先生笔下的鲁迅民国七年（1918年），1月，参加《新青年》改组，任编委...余下全文>>相关解答二：鲁迅生活的那个时代，一元等于多少文啊？ 这要看银元的成色!一元的袁大头和一元的孙中山纪念币差价可大了如果是纸币,还受到经济运行状况的影响!当时的经济很不稳定,政治动乱,再加上军阀征战,很难说清鲁迅时期的一元具体兑多少文!相关解答三：鲁迅生活时代的历史背景 十三岁时，祖父因科场案被捕入狱，父亲又患了重病，家庭由小康而坠入困顿。十六岁那年，父亲去世，家里“几乎什么也没有了”。家庭经济地位的变化，使鲁迅饱尝了世态炎凉的况味，看到了封建社会的腐败和封建道德的虚伪。鲁迅幼年及祖父下狱后常住外婆家，使他有机会接触农民的孩子，了解农民的痛苦生活和勤劳朴素的品质。所有这些，对鲁迅后来的思想和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1898年浮月鲁迅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后转入江南矿务铁路学堂。在南京四年，鲁迅从维新派变法中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使他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相信“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社会发展观。1901年12月鲁迅从矿路学堂毕业，怀着“救国救民”的信念决定去日本留学。次年1月入东京弘文书院学习。为了表示与满清统治斗争到底、献身祖国解放事业的决心，鲁迅毅然剪掉象征种族压迫的辫子，并存照题诗，发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庄严誓言。1904年鲁迅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以为“日本维新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想借此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但严酷的现实使他醒悟到改变“愚弱的国民”的精神尤为重要。于是弃医从文，立志以文艺来唤起民众。1906年6月，鲁迅回到东京，积极参加反清爱国的革命活动，翻译与介绍了具有反抗精神的外国小说。1907年，他写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文章，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以进化论为主要武器，对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潮进行猛烈的批判，提出改革中国社会的政治主张。相关解答四：鲁迅生活在什么时代？鲁迅有那些有影响的作品？鲁迅为什么受到人们的尊重和爱戴？ 1.近代，2.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才,后改为豫才,祖籍河南省正阳县,从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时（1918年5月）,始以“鲁迅”为笔名。他的著作主要以小说、杂文为主,代表作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等,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散文集《朝花夕拾》（原名《旧事重提》）,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南腔北调集》、《三闲集》、《二心集》、《而已集》等16部。3.鲁迅以笔为武器,战斗一生,被誉为“民族魂”、现代文学的旗帜,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顶，是世界十大文豪之一。毛泽东评价他是中华文化革命的主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先生一生的写照相关解答五：鲁迅生活在一个怎么样的时代？对他的作品有什么影响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便迅速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 “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通过科举考试，可以升官，可以发财，个人身价百倍，家庭也随之受到世人的羡慕。这被认为是读书人的“正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僚”，为这个官僚出谋划策，奔走效力，接受这个官僚的馈赠。借着这个官僚的权势，自己也有了权势。这是当时读书人常走的第二条道路。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虽然这被当时的官僚所不齿，但到底可以发家致富，不致落到被侮辱、被损害的社会底层。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抱着到“异地”去寻“别一类”的“人们”的目的，离开了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当时的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这是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中所从来没有过的。在课余，鲁迅还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这大大开拓了他的文化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鲁迅的生平和创作鲁迅是一个求知欲很强的人，在南京路矿学堂求学期间，他的学习成绩一向优异，这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日本就是通过西方的医学认识到西方......余下全文>>相关解答六：鲁迅生活的时代。社会背景。黑暗的世界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便迅速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通过科举考试，可以升官，可以发财，个人身价百倍，家庭也随之受到世人的羡慕。这被认为是读书人的“正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僚”，为这个官僚出谋划策，奔走效力，接受这个官僚的馈赠。借着这个官僚的权势，自己也有了权势。这是当时读书人常走的第二条道路。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虽然这被当时的官僚所不齿，但到底可以发家致富，不致落到被侮辱、被损害的社会底层。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抱着到“异地”去寻“别一类”的“人们”的目的，离开了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当时的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这是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中所从来没有过的。在课余，鲁迅还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这大大开拓了他的文化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鲁迅的生平和创作鲁迅是一个求知欲很强的人，在南京路矿学堂求学期间，他的学习成绩一向优异，这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日本就是通过西方的医学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价......余下全文>>相关解答七：在鲁迅＜阿Q正传＞中，阿Q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 《阿Q正传》向我们展现了辛亥革命前后一个畸形的中国社会和一群畸形的中国人的真面貌。它的发表，有着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文章讽刺了一些心灵丑陋的旧中国人，同时也道出了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存在的劣根性。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内忧外患，政治腐败，民众愚昧，中华民族面临灭亡的危险。而以孙中山为首的少数有志之士，披荆斩棘，浴血奋战，试图挽救危亡的中国。这就是近现代之交轰轰烈烈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日，武昌起义爆发；日，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延续几千年
的封建帝制结束了，中国似乎出现了希望的曙光。可是，由于领导这次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动员和组织广大农民一起参加革命，壮大革命队伍，反而对要求革命的农民采取排斥和压制的态度；他们也没有彻底打击和镇压封建势力，反而采取了妥协、宽容和姑息态度。所以，革命遭到失败。例如，在武汉，曾任清廷21混成协协统，多次破坏湖南革命党人活动，又亲手杀害过起义士兵的黎元洪，却当上了革命后湖北省军政府的大都督；在绍兴，曾在徐锡麟案件中直接筹划杀害秋瑾的章介眉，也当上了革命后绍兴军政府的“治安科长”。当时，在“咸与维新”的幌子下，封建军阀、官吏个个狡诈善变，他们通过各种途径纷纷钻进革命阵营，一旦得势，便回过头来屠杀革命党。在这种形势下，帝国主义得以与封建势力勾结，一起向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进行反扑。1912年4月，孙中山被迫辞去大总统的职务，而代表地主买办阶级的袁世凯得以窃取政权。辛亥革命失败了。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它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伟大任务。资产阶级把有强烈革命要求的农民拒之门外，而与封建势力妥协，这就不可能解决中国人民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问题。因此，广大农民在革命之后，仍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之下，承受着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和精神上的奴役。他们仍然“想做奴隶而不得”。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向来采取暴力镇压和精神奴役的政策。就后者说，是利用封建礼教、封建迷信和愚民政策。在阿Q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封建精神奴役的“业绩”和被奴役者严重的精神“内伤”。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历史，是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屈辱史，封建统治阶级在这种特殊的历史下形成一种变态的心理，一方面对帝国主义者奴颜婢膝，表现出一副奴才相；另一方面对自己统治下的臣民又摆出主子的架子，进行疯狂的镇压，凶狠的盘剥。鲁迅不止一次地对这种畸形变态心理作出精妙的概括：“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利，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华盖集·通讯》）他们对帝国主义侵略本已到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地步，但偏要自称“天朝”，沉醉在“东方的精神文明”中，鼓吹中国文明“为全球所仰望”。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却追求精神上的胜利。这一思想深深毒害着处于下层的劳动人民。我们从《阿Q正传》中就可以看出，阿Q和赵太爷，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都是一类货色，假如阿Q得势，将是个赵太爷，假如赵太爷失势，则又会是活脱脱一个阿Q。从更远的思想根源来说，历代处建统治阶级思想陈陈相因，封建礼教、封建道德规范一代代从精神上麻醉和毒害劳动人民。这种麻醉和毒害造成了阿Q的愚昧落后和麻木不仁。统治者的“精神胜利法”和对人民进行的封建麻醉教育，正是造成劳动人民不觉醒的精神状态的麻醉剂。这种麻醉剂只能使劳动人民忘却压迫和屈辱，无反抗，无斗志，永远处......余下全文>>相关解答八：鲁迅是谁？他是那个时代的人？ 鲁迅（日—日），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十七岁之前曾用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并以笔名鲁迅闻名于世。鲁迅先生青年时代曾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4年初，入仙台医科专门学校（今日本的东北大学）学医，后从事文艺创作，希望以此改变国民精神。鲁迅先生一生写作共计有600万字，其中著作约500万字，辑校和书信约100万字。作品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诗歌、评论、散文、翻译作品等。对“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毛泽东主席评价他是伟大的文学家、翻译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可谓知言。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相关解答九：鲁迅是哪个时代的人？？？？？？？？ 从他1881——1936的生平来看，应是生于19世纪80年代（清末），死于20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国）的人。从1840年以前算古代，1840——1919算近代，1919——1949算现代，1949年后归当代看，因其成名于1918年《狂人日记》等发表后，归现代（作家）合适。相关解答十：鲁迅的童年生活怎样 日这一天，在江南绍兴城内一座周姓南知子里，鲁迅出生了。清政府正走向没落，一个风雨飘摇的王朝开始急剧地走向灭亡。祖父周介孚时任北京内阁中书，是一个标准的京官。周家的祖坟确实有德行，后来的鲁迅能够有幸成为中华民国教育部一个小官员，与这不无关系。祖父是京官，周家家里有四五十亩水田，就是祖父不从北京汇一文钱回来，日常生计总是绰绰有余，足以将贫困从他身边赶得远远的。鲁迅出生在这样一个大家族，确实是幸运的。周家上下弥漫着书香人家的气氛，鲁迅家中有两只大书箱，从《十三经注疏》和《四史》，到《王阳明全集》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从《古文析义》和《唐诗叩弹集》，到科举专用的《经策统纂》，甚至《三国演义》和《封神榜》那样的小说，都挤挤地堆在其中，不但自己家里有书，众多亲戚本家中，不少人也藏书甚丰，而且不单是那些枯燥难懂的正经书，更有许多使小孩子非常喜欢的好玩的书，从画着插图的《花镜》，到描写少男少女的《红楼梦》，几乎什么都有。鲁迅的童年甚至是我们现在孩子都无法比拟的。 幼年的鲁迅会是可爱的，是幸福的。他长得健壮，圆圆的脸，眉清目秀，用绍兴话来说，长得很“体面”，事实上，直到后来从日本回家完婚，他都被家乡人看作是一位漂亮人物。用现在的话说是位“帅哥”。童年的他性格活泼，机伶，自然也就调皮。他的曾祖母戴氏，平常不苟言笑，总是一本正经地端坐在门口一张硬梆梆的太师椅上，让人觉得不大好接近。鲁迅却偏偏要去逗她，故意从地面前走过，假装跌跟头倒在地上，引得老大太惊叫：“阿呀，阿宝，衣裳弄脏了呀……过一会儿又从她面前走过，又假装跌，要引她再作那样的惊呼。 “三味书屋”是当时绍兴最严厉的书房，其实鲁迅是不愿意到那里读书的，不过最大的收获是，鲁迅在“三味书屋”画了不少画，可以说度过了他最浪漫的一段时光。记得有一项必修课，叫作“对裸”，大意是老师出一句词语，让学生按照词义和平仄，选相对的两字来回答。鲁迅的对课成绩多次得到塾师寿镜吾先生的称赞。一回，一位姓高的同学偷看了寿先生的对课题目，是“独角兽”，就悄悄地来问他：“你说我对什么好？”鲁迅说：“你对‘四眼狗’好了。”那个同学上课时竟真以“四眼狗”回答寿先生，寿先生是近视眼，正戴着眼镜，听了自然大怒，把那同学狠狠地骂了一顿，再看鲁迅，却在一旁用书遮着脸，憋不住要“咕咕”地笑出声来。还有一次，也是听到一个传闻，说有位姓贺的武秀才，经常在家门口打骂过路的小学生，鲁迅们便相约着埋伏在那人的家门口，预备揍他一顿。他们都还是小孩子，那姓贺的却是武秀才，为了保证必胜，鲁迅特地取了祖父的一腰刀，藏在大褂底下带去，幸亏那武秀才听到风声，不愿意来和小孩子们惹麻烦，否则，我相信鲁迅一定会拔出那柄刀，给那武秀才尝尝厉害的。他七八岁的时候，常听到大人讲话夹着“卖X ”的话，他非常好奇，这X 怎么个卖法？于是他依照对自己的观察，大胆地想象起来：画了一长串状如香蕉的东西，吊成一串，旁边画一杆秤，这就算是在“卖”了。 当然最让鲁迅怀念是和二弟周作人的一段时光。那时候他和二弟周作人每天都要在晚上睡觉前躺在床上聊天，将白天看来的神怪故事编成童话，什么有一座仙山，山上有大象一般的巨蚁，有天然的亭台楼阁，仙人在其中炼玉补骨肉，甚至可以起死回生……一夜连一夜，讲得那么起劲，许多细节都一再复述，两个在黑夜中躺着的孩子，真是完全沉浸入幻想的童话世界里了。一个人的天赋当中，最可贵的就是幻想的激情，人的爱心，人对诗意的敏感，甚至整个的青春活力，都是和这种激情融合在一起的，从另一面看，社会对人性的压抑，也首先是从剥夺他做梦的心境开始，什么时候你发现自己......余下全文>>百度搜索“就爱阅读”,专业资料,生活学习,尽在就爱阅读网,您的在线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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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不同时期的中小学课本反映了不同的时代精神和要求。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每个时期的语文课本中，我们能读到时代的变化，更能感受到60 多年来社会发展的成就。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20分）材料一
建国初期的小学语文教材关于革命领袖的文章非常多，如《八角楼上》、《毛主席小时候是怎样学习的》、《任弼时同志二三事》、《冀中的地道斗争》等。也有歌颂新生共和国欣欣向荣景象的，如《新中国的第一个女拖拉机手》。另外课本还大量选用了苏联文学作品，如契诃夫的《小公务员的死》和高尔基的《海燕》等。(1)根据材料一，概括建国初期的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些特点形成的原因。 材料二
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秋编辑出版的初中语文课本中，和鲁迅同时期的名家几乎集体消失……语文教科书几乎成了时事宣传手册。……根据有关研究者提供的材料，当时浙江省初中三册语文课本收录的31篇文章中，马列经典著作和政论文章占15篇，其余16篇记叙文中，有13篇是乡土教材，其中有6篇是报道农业生产大跃进、农村水利大发展的，有2篇是表扬大炼钢铁的，有4篇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忆苦思甜教育的。(2)根据材料二，概括50年代后期的语文教材内容与以前相比出现的变化。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变化原因。材料三
2004年，广东教育出版社编写的语文新教材中特设了“走近经济”单元，收录了经济学家王则柯的《钱》、茅于轼的《市场经济中新的道德和法治》等文章。一些语文老师注意到，在新世纪的语文课本中，“爱情”这一曾经讳莫如深的字眼也不再那么敏感。……一些学者认为，爱情题材进入中学语文教材，是“为当前教育补充了情感与人文的元素”。在外国作品的选编方面，新世纪的中小学语文课本视野更加开阔、包容。……根据研究者的统计，在人教版和北师大版小学语文教材中，有关外国选文分别有92篇和89篇，占所有课文的20%和16.8%，内容涉及科学、人文、自然、风物等各个方面，“表现出了较为广阔的文化视野”。而且，选文所涉及的国家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以上材料均摘自中国新闻网《六十年语文书变迁》(3)根据材料，概括21世纪以来语文教材内容出现的新变化。分析其中原因。小圈子，大声音！呼朋引伴网聚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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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先生，请听我说
　　有些人是那种小时候就非常喜爱，喜爱的是他们的性格，在想象中围绕着他们，想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表现给他们看；长大之后，这些喜爱不再容易形之于口，阅世愈深，呼吸愈艰，而共命运之感愈强烈的人。这些人中，就有鲁迅。
　　每天早晨，我读着法语书，听着法语广播的时候，总是觉得心情十分的愉快。窗台上的玫瑰花开了，小蜜蜂一天来家里逛上好几次，翻阅伦勃朗的画册，觉得生活本身有一种美好的感觉。和这些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语言，就带有某种不容打扰的优雅与协和。
　　然而当我浏览网页，翻看微博，在群中参与讨论自己祖国的话题时，就变得愤懑而痛苦。我感到我真正所属的那个社会，每一次变革都丧失一些正义、廉耻和最基本的同情心。几秒钟之内就足以回顾一整部二十四史，在那里只有帝王将相，没有人民。在那里，中国社会的现实是只有开国时的一两代人葆有创始精神，葆有尧舜之心，之后是永久的腐朽和染缸般的肮脏。那些难以言说的绝望的情形和意识足以让有良知的青年去打碎那个旧世界。
　　为什么我不幸生活在这个社会从正义转向不义的时代？！如果我生来接受眼下这个时代的昏聩的教育，我又何至于如此悲愤。这个世界，正如柏拉图所说，是那个哲人王撒手人寰之后的混乱的时代，宇宙的轴开始逆转，一切都在退化，而精神和品质的丧失被掩盖在国家崛起的表面现实下。我毫不怀疑有朝一日这个国家会君临天下，恢复它有史以来的身份和面目。但是我怀疑它是否还有机会，是否还有魄力恢复它开国时的正义。而一个丧失了正义的国家，不管多么庞大，不管多么不可一世，都不再能够塑造公民的灵魂。一个没有正义的灵魂的人，是不会幸福的。一个没有正义的灵魂的国家呢？邪恶的政体将造就邪恶的人民。哲人王留下的遗产已经被不肖子孙断送得差不多，几乎只徒留空壳了。当腐朽的瓤儿把空壳也腐蚀殆尽的时候，那邪恶的政体也就完全成熟准备问世了。难道鲁迅的悲愤就是这个民族永恒的命运吗？——我是直到如今才真正明白它的含义。当我们把这位终身在黑暗中孤身战斗，终身深味着进步青年的牺牲的痛苦的老人作为民族的灵魂和守护者，就是为了让我们勇敢直面这浓黑的惨痛？！
　　我有太多话想对他说。可是又知道，所有我能说的话，他早已明白。——然而还是有些他不明白的吧？他一生的大半生活在比我还要痛苦的环境之中，那是民族命运跌落至谷底的时刻。在他生命的末尾，他看见了哲人王和他带领的护国者队伍的一线曙光，然而他再也来不及经历更多。那位哲人王缔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正直的国家，廉洁的国家，塑造了亿万人民金子般的灵魂，可是他的护国者们却无人拥有他的境界、目力与卓识。在他走后的岁月里，他们变了。
　　为了追逐自己的私利，他们鼓吹自私有理。可是碍于哲人王生前对民众的教育，碍于哲人王留下的宪法和制度，他们只能另辟蹊径。他们把“智者”邀到自己的国家，让这些瓦解祖国美好品格的人来谈他们希望得到的利益，让他们来充当自己的代言人。他们把自己的卑污全部栽赃到哲人王的头上。可是这和人民印象中的事实，和人民心中的事实是多么不相吻合啊。他们扭曲的嘴脸在人民的眼中逐渐变得狰狞。可是当露出了狰狞的面目时，他们也就丧失了欺骗的耐心。
　　鲁迅先生，我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里，我就生活在这分裂而不幸的时代里。我的祖国，它戴着最高贵的冠冕，但掩饰着最无耻的分赃；可怕的并不仅仅是属于全体人民的财富被少数寡头占有，最大的卑鄙是他们向人心中灌输着每一个人都该、都可以这么做的理念！然而他们当然知道，绝不可能每个人都有机会做到。然而把这欲望像毒蛇一样放进了人民之中，如果这样的理念在这离开哲人王的民族的心中生了根，我们的国家，就会回到您生前极力渴望扭转的绝望中去。我不愿我的一生就是不断陷入那泥潭的一生，不愿我的一生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亲爱的祖国和人民一步一步踏入被奴役的命运——而与此同时，他们又兴高采烈地欢呼着国家的强大，在被奴役的同时，获得较之这世界上别的人民好一些的残羹剩饭，并且做着有朝一日赐予他人残羹剩饭的白日梦。不，那不是哲人王的理想，那不是这个共和国的理想，那不是一个拥有正义的灵魂的人的理想。
　　先生，在你和柏拉图之间，我更愿意把这番衷肠向你倾诉。因为希腊人太纯真了。我不忍心告诉那紧紧凝视着“相”的圣火的哲人，他的梦被人实现之后，竟然又被捣毁了。我不忍心告诉他，哲人王最大的困境竟然是无法培养一个哲人王梯队——哲人王的诞生本身必须靠天赐！我们的哲人王与天地斗争的最大极限是渴望在人民之中产生如他一样的人，他为此费尽心力去创造发现、培育这样的人的条件。然而惘然。在他生前，这样的人确实没能诞生。这难道是偶然的悲剧吗？不，这样的人在他生前，又何须诞生呢？
　　先生，这时代的悲哀在加剧。我们这一代人，又在走着你从青少年时代步入中年时所经历的一切。人类不能从历史中汲取任何教训的原因在于，人类没有一个持久的意志能够克服那软弱的不断重生的欲望，更不是每一代教育者都能够领会这原本就是教育的唯一目的。
　　先生，你注视着我们的呐喊与彷徨吗？在这个月圆的时节，很多人想念着你，这其中，有我。
　　唉唉，楼主，大过节的，息怒息怒。　　过个快乐的节日！　　过几天，再给鲁迅先生作寿——如果没记错的话，9月25日是先生的生日（18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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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i écrit cet article en pleurant. Je ne suis pas en colère mais dans une douleur trop profonde que je ne sens jamais. Et je crois que je vais vivre avec ce sentiment toute ma vie jusqu'au bout. Comprenez-vous que le sentiment politique est le sentiment le plus noble dans le coeur humain?
　　Souvenez-vous que les phrases de Rousseau chez "Emile"?
　　"L'homme naturil est l'unité numérique, l'entier absolu, qui n'a de rapport qu'à lui-même ou à son semblable. L'homme civil n'est qu'une unité fractionnaire qui tient au dénominateur, et dont la valeur est dans son rapport avec l'entier, qui est le corps social. Les bonnes institutions sociales sont celles qui savent le mieux dénaturer l'homme, lui ?ter son existence absolue pour lui en donner une relative, et transporter le moi dans l'unité en sorte que chaque particulier ne se croie plus un, mais partie de l'unité, et ne soit plus sensible que dans le tout."
　　Mais c'est très content de vous voir. Merci mon 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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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一个暴躁皮皮的《如果鲁迅活着，会怎么样》：
　　如果鲁迅活着，会怎么做？( 00:16:32)
　　转载▼标签： 鲁迅王实味粟裕王尔德文革
　　鲁迅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我已写清楚。具体的政治，我本不愿多谈，既犯忌又无意义。但提到鲁迅，必然有人要问，如果鲁迅还活着，会怎么做？三十年来，夺权的那个资本主义集团利用中共为讲团结，党内真实矛盾从不让人民知道的习惯，把所有污水都泼到毛头上，成功制造了这样一种“历史”：毛在革命战争期间领导人民打败蒋介石立了大功，因为功劳太大，造成个人崇拜，建国后越来越独断专行，好大喜功，听不得实话，造成三年大饥荒，又乱杀功臣，年老昏聩还听信小人、后宫，造成文革浩劫。幸亏有一批赤心为国的老帅挺身而出，破除了对毛的迷信，擒杀小人，使国家走上正轨……面对这种一种“历史”，既不懂鲁迅文学也不懂中国革命历程的党国社会便充斥了这样一种回答：鲁迅要是还活着，必然是讲真话、被批斗、被迫害的命运。虽说他们怎么想不关我事，党国的乌烟瘴气里多这一种不多，少这一种不少；但瞧多了实在恶心，写这一篇，作为《鲁迅的文学与政治》的附录。
　　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先分析鲁迅当年与政治势力的实际交往，再分析建国后的中国政治：中共到底是个什么政党，文革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文革结束后发生了什么；然后能替当年的鲁迅来设想他生活在另一个时代的情形。
　　一： 鲁迅与政治的实际交往
　　在那半个世纪的革命洪流中，他始终是以一个旁观者、冷漠的支持者出现的。他支持支持同盟会的反清起义，支持国民党人在南方发动的二次革命，支持共产党人的第三次革命。但他自身从没有去参加实际的革命活动，也从不写为革命呐喊助威的文字。日本侵吞中国之势日显，他也从不写宣传抗日的文字。相反，他只写了一些讥刺革命队伍中浑水摸鱼的国人的文字。为革命摇旗呐喊很简单，但毫无用处。枪炮能赶跑军阀和日本人，笔是不会的。黄埔军校请他去谈文学，他直告那些军人，他们是上阵杀敌的战士，何必去理会文学，他们想听他的文学，他却更想听他们的枪炮声。
　　他支持的三次革命势力和他本人间都谈不上友善。在日本时，秋瑾曾因意见不合，对他拔刀威吓。秋瑾的战友王金发是绿林出身，辛亥革命后来到绍兴为秋瑾报了仇，然后便被各种乡绅包围，布衣换成了皮袍，然后便恼怒于鲁迅教的那些无知学生对他的皮袍妄加议论，派兵捣毁报社。鲁迅不像那些孩子一样糊涂，早早地逃到了北京。同盟会中派别林立，鲁迅师友所在的江浙革命党人的光复会与孙中山的兴中会久有龃龉。光复会的思想领袖章炳麟是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日本政府应满清政府之请，找了个更换编辑未呈报的借口封了报社，判社长章炳麟150元罚款。同盟会对此竟不闻不问，似乎打算让章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干150天活抵钱。鲁迅等人凑钱才赎出了老师。和鲁迅交好的光复会的军队领袖陶成章看不惯孙中山派系的陈其美生活腐化，屡次当众指责。辛亥革命后，害怕陶来和他抢上海总督职位的陈其美便派刺客暗杀了陶。凶手正是当时还未发迹的青帮流氓蒋介石。时离辛亥革命才三个月。
　　十几年后在苏联援助下国共合作。第二批革命者初看起来比较有新气象。但只是武力的新气象，人民并没变。鲁迅文章中多次告诫，广州和北方还没什么不同，革命只是表象。就在黄埔军校演说后的第四天，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再过三天广州也开始。听他演说的青年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忽然成了赤匪，被另一批忠于党国的青年军人给清理掉了。鲁迅本人差点也因从前给陈独秀的《新青年》写过文章而成了赤匪，幸亏党国青年还没全疯，有人记起那时连陈独秀也还不是赤匪呢。
　　张作霖在北方杀赤匪，蒋介石和汪精卫在南方杀，剩余的“赤匪”仓皇逃窜到农村和深山去打游击。鲁迅一如既往地支持这第三批革命者，也一如既往地和他们关系并不融洽。共产党派来的左联头头周杨的丑态让他深恶痛绝，因此才会对冯雪峰说：若革命成功而他竟尚存，“愿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共产党知识分子中他的朋友、学生后来都是排挤打击对象。瞿秋白长征开始时留在老区，35年被捕就义。据说是因病，但以他在党内的地位，恐怕也是党内高层故意抛下他。他是被同志不出声地出卖了。鲁迅为亡友编了文集纪念，共产党却因《多余的话》指责瞿秋白叛变，起码太软弱，丢了共产党的人。其实那篇遗书很诚恳，说明自己如何不是当革命领袖的料，但对同志毫无怨言，对信仰毫无怀疑，实是共产党人的光荣。48年萧军被打成“反党反苏反人民”，55年胡风和七月派被定罪“胡风反党反革命集团”，57年冯雪峰成为“右派”。鲁迅的这批弟子全部因文艺问题被整，文革中再度遭受冲击，遭际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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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中共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党　　中共虽然以共产主义命名，但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共产主义政党，而是从同盟会、国民党一脉相承的以民族救亡为目的的爱国主义联盟。组成他的那批人根本没有几个当真读过共产主义理论，只是和前人一样，看到国家衰落、列强环伺、民不像民、国不像国，于是寻找救国道路。刚建国的苏联一改列强瓜分中国的习气，废除和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退还庚子赔款，又给中国革命者送来军火，还帮助训练军官、组建军队。如此无私援助，在苏联和资本主义列强之间，谁是中国的朋友，应该学谁，这是不言自明的。可是工农活动兴起，革命革到了国民党很多党员的地主家庭头上。党内派系斗争也复杂，国民党的老党员自觉老资格，他们过去为革命出了力，革命胜利天下就应该是他们的，新加入的共产党不是抢他们饭碗吗？这些因素终于导致反革命屠杀，国共分裂。　　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本质上没区别。在革命战争时期，把共产主义换成三民主义，效果是一样的，只是共产党人信这个东西而国民党人却不信。　　正因为中共的这种性质，建国后毛主席才会为了捍卫信仰发动第四次革命，结果是和国民党毫无区别的民族主义分子在他死后夺权，建立新党国。　　三： 王实味事件　　1942年，延安整风中发生了著名的王实味事件。这事一直为各种反共反毛人士津津乐道，当成毛独裁压制言论自由、滥杀知识分子的罪证。　　1962年，毛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此事：“还有个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头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人要少捕、少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话。在这种风气下面，就不会有多少民主。”　　实情是：毛为了整肃党内的各种不良风气，发动整风，鼓励知识分子们对党提出批评。王实味的文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的。但是这篇文章触怒了党内的一些老革命。王震大骂：“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杀王的到底是谁，现在已无法知道，很大可能是贺龙派他部下干的。　　《野百合花》本身是一篇矫情文字。它拿对当年牺牲的一个女同志的回忆做开场白，然后指责：延安的领导同志对来投奔革命的青年不够关心，青年们感到苦闷；领导同志不应拿“天不会塌下来”、“小事”来为自己的“黑暗”开脱；领导同志不应“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应与大家同甘共苦。请问这些革命党人谁没有朋友家人惨死在敌人屠刀下？他们的旧战友十不剩一，每天都有新战友牺牲，自己随时都准备着牺牲，论得着你来摆“烈士”的谱吗？你代表“爱”、“圣洁”，他们代表“黑暗”？你们知识分子青年感到苦闷，难道是这些军人的错？他们还负有来哄你们开心的责任？所谓“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艾青在当时批驳过。在那些老照片、外国记者的采访中也没有见到延安干部生活如何特殊。我想，顶多是普通人一个月吃一次肉，而首长们一个月吃两次的区别。据艾青说，王反对的“特权”里包括首长有警卫员、勤务兵，还包括毛抽烟太多……这已经接近闹剧了。　　最根本的问题是王实味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他是去和一群常在生与死之间徘徊的革命者交朋友，为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革命不是花前月下，不是布满玫瑰花的旖旎风光，是随时准备掉脑袋的事。这些革命者之间的个性千差万别，只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走到一起。每人都以自己的方式为革命服务就好。他的方式本应是对革命中的一些不良倾向提出旁观者的诚恳意见。这就是鲁迅对待三次革命势力的做法。而王却以为自己代表革命正统，要来清扫延安的“黑暗”。这算哪门子事呢？他为革命做过什么呢？毛身为领袖，都不敢对他的同志如此说话。只有莫斯科来的王明有如此狂妄。我猜那批军人看了这种文章后的第一反应是：不知哪来的野小子，又想像王明一样骑在我们头上。　　丁玲在那时也写了《三八节有感》，读起来就比较诚恳，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谈延安妇女的一些共同处境，所以在整风中并未受到多大批判。事实上如果不是王实味的矫情文章把事情搞砸，根本不会有这种针对知识分子的批判。　　不管如何，那只是一篇闹小知识分子意气的文章而已，不喜欢、觉得影响党内风气，让王实味去干点别的就好，这就是毛的意见。上纲上线到 “托派特务”、“国民党奸细”、“反党五人集团”，最后杀掉，都是那些性情粗暴的将领干的，不能赖到毛头上。是那些后来被无知的知识分子吹捧成“老帅”的人厌恶知识分子，要整知识分子，不是毛。毛不能为了一个王实味忤逆军队将领的意思。“你们说他是特务，那就算他是好了，但不能乱捕乱杀。你们这么随自己心意乱杀，谁还肯来对对你们说实话呢？”——这就是毛62年那段讲话的真实意思。如果当真是特务，在当时情形下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哪能说得这么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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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粟裕事件　　在中学教科书上，淮海战役，连同整个解放战争只是几段轻描淡写的话，列出了一些时间、兵力、战果，仿佛解放战争早已注定要胜利，我军只是按部就班往既定的胜利上走。真实情形是：解放战争并无必胜之理；淮海战役往轻说，使革命胜利提前了两三年，往重说，几乎是一个奇迹，完全逆转了国共双方的情形。46年6月，国共内战打响。到47年五六月，各个解放区虽然都打退了第一波进攻，和国军形成对峙局面，其实已经快坚持不下去了。解放区面积小，人民生活贫困。战事又都在解放区进行，破坏严重。解放区人力物力财力实已接近极限。而国民党统治区人口众多，又有美援，稳扎稳打，迟早能获得第二次“剿共”胜利。对此，毛早有构想，把战火烧到国统区去，把蒋介石的后方打烂，不能老让蒋舒舒服服地把我们的后方打烂。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即为实现这一构想。刘邓作战失利，到48年2月，无法坚持，撤回北方。中原野战军出征时12万8千人，回来时只剩5万8，所有重武器全丢，士气低落。中原战局仍是未知之数，谁先熬不下去很难说。国民党虽然胜少败多，解放区的困难也一天比一天大。蒋介石若能再撑一年半载，恐怕共产党只能放弃全部中原根据地，与林彪在东北会合，就像从前江西红军长征去陕北。（当然蒋想再撑一年也很难。持久战比的是意志，反动统治下的国统区毫无作战意志。解放区困难加大到七八分还能苦苦坚持，国统区有三分困难就垮了。）而48年11月开始的淮海战役过后，蒋手里已无可用之兵，只剩与彭德怀在西北对峙的胡宗南和与林彪对峙的傅作义两支军队，还有一批在等他出丑下台的国民党旁系军队。共产党突然从处境艰难变成已经胜了，只剩下何时渡过长江天险的问题。　　可是为新中国成立立下如此大功的淮海战役总指挥粟裕，在58年突然被打成“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从此默默无闻，84年去世，94年才获平反。过错无非功高震主。这个“主”就是彭德怀、陈毅、总设计师。彭是国防部长，粟裕是他属下的总参部总参谋长。很多事上粟以为大家都是革命同志，不必拘泥繁文缛节，该管就管，该做决定就做决定。在彭眼里却都是挑战他权威、“阴谋夺权”的行为。粟自辩自己从无争权之心，当初就一直坚让华野司令给陈毅。却不知这更犯了彭大忌。在心胸狭隘的粗人眼中，你越谦虚越表明你这人虚伪、阴险。彭就是这样骂粟裕。彭碍于脸面，没敢直接骂出口的是：“你他娘的立功了不起？都说你的功劳比我还大，你该做元帅，那你就开口要元帅啊！你这孙子真阴险，明着装谦恭，暗地里却大模大样，装得好像你是国防部长老子是你下级。想当国防部长直接说啊！不操死你个娘的不行！”陈毅是粟裕的老领导，华野一直是他挂名当司令，但实际的战功都是粟裕打出的。毛还特意发指示，军事方面听粟裕的。虽说当时没表现出意见，但陈心中能无心病吗？所以才会在批粟活动中非常卖力，并恨恨地说出：“粟裕这个人，就一个字，阴。”总设计师在大别山丢盔弃甲，毫无建树，辜负了毛的厚望。粟裕在华东却越战越勇，为解放战争创造了一个奇迹般的胜利。淮海战役中总设计师的队伍围歼黄维军团，很想证明自己有几把刷子，愣是打不下，还是要靠粟裕的军队来帮忙。总设计师夺权后，无耻地吹捧自己是淮海战役的总指挥，可见这心病也很大。粟裕迟迟不能平反，因为给彭帮腔的聂荣臻没死，更因为总设计师是批粟的那个会议的主持，总设计师“指挥”了淮海战役的伟大功劳不能让人否定。　　说到底，当年南昌起义时，粟裕只是个小班长，而彭德怀、陈毅、总设计师这些人都是党内高层。小班长军功竟如此大，来和他们平起平坐，还摆出一种貌似恭谨实则“屈尊”的姿态，他们觉得是奇耻大辱，找个机会就想搞死他。而党内与这些事无关的山头，譬如林彪、贺龙、毛、周恩来，只能在边上看。他们不知道粟裕为何得罪彭德怀等人，如此整人肯定不对，但他们不能乱插嘴，不然党内纠纷就会越来越大，彭等人会觉得他们联合粟裕跟自己为难，再下去就彻底分裂了……他们只能在边上当和事佬，说几句大家要团结的话。毛仗着领袖地位，可以比别人多说几句话，但也不敢过度忤逆彭们的意思，只能保粟裕不死。想想看，是彭这些人重要还是粟裕重要？大家的背后都是军队，难道要闹成国民党的军阀混战不成？跟王实味事件一样，你们整上来的材料我也不知道真假，你们说他有问题那就有问题吧，但别弄成阶级敌人打死。团结一致建设国家重要，内部这点事只好随你们。　　粟裕的悲剧只是建国后各种党内斗争的一幕。这批民族革命家都是绿林枭雄，与当年的陈其美、王金发、陶成章们，还有国民党内的那些军阀并无不同。他们自恃军功嚣张跋扈，为个人恩怨乱斗，把党内搞得乌烟瘴气，让毛厌恶至极，才有文革。几十年后夺权的总设计师却把这段历史改写成毛独裁在“迫害”他们。毛为了谁把高岗打下去？粟裕是谁整的？庐山会议上是谁一定要整死彭德怀？这群整人专家摇身一变，居然成了“受迫害”对象，哭诉毛主席整人。毛自己发动的斗争只有两次，批判刘少奇，文革，但那都是涉及国家的根本路线原则，为信仰不变色必须发动的斗争，和总设计师那群人为了个人权位整人是有本质区别的。　　写这些我本不愿意。这些民族革命家，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缺点，毕竟都是为革命事业献身的人。陈其美、王金发掌权后固然很不像话，仍是应得到我们尊敬的革命先驱。他们不久就都死于袁世凯枪下。孙中山先生缺陷很多，但一生为民族革命奔走，不曾谋过私利，死在革命中途，应纪念他的伟大功绩而不是学苍蝇去叮他的小脓包。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穿针绣花，不可能那么文雅。见不得血，不习惯粗野肮脏，却想要民主自由的人只能去狗笼子里意淫自由。但是今天，共产党的这批革命家和他们的后人已经蜕变，叛变革命，把中国变成了新党国，还把自己包装成一生清白、总是为国家人民勤恳服务的忠臣，把他们过去亲手干的那档子丑事都推到唯一想要继续革命的毛头上。还有什么必要为他们遮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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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文革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中共大佬们的这种绿林、军阀习气是由中共这个爱国主义联盟的性质决定的。但必须同时指出：在革命战争时期，他们并没这么不堪，处处都是为同志牺牲自己，为集体牺牲个人的英雄表现。仍以解放战争时期的总设计师为例。挺进大别山直捣蒋军后方在战略上虽然很正确，战术上是很难执行的。孤军深入，没有后勤，弹药粮食怎么办？伤员怎么安置？减员怎么补充？建立一个敌后根据地需要时间，需要在民众中做细致的工作来获取信任，更需要连续打胜仗让民众觉得追随你有前途。并不是中共后来的宣传中常使人误以为的：跑去高喊一声“我是共产党”，再随便分个田地，民众就会箪食壶浆来迎王师。在敌人立刻重兵围剿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建立根据地。刘邓大军一直犹豫，希望先在老根据地打一些胜仗壮大自己，挑选更有把握的时机再出发。47年7月28日，刘邓大军刚结束鲁西南战役，和国军战斗力很强的66师打了硬仗，虽然吃掉敌人，自己也损失惨重，急需修整补员。这时出发不要说有把握，几乎是送死。但毛29日打来标识党内最高机密级别的电报：“……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毛是中共同志们的领袖，不是可以对同志们颐指气使下命令的独裁者，所以这封电报措辞很委婉，仿佛在提出建议。换成蒋委员长的风格其实是：“我率孤军与敌周旋经年，日夜盼弟南下。弟若迁延不进，我只有以身殉国。党国存亡，系于弟手……若致亡国亡种，我等何面目去见总理……”毛面临险境，让中央领导层先北撤到安全地带，自己却跟随前线部队，要死他先死，为党内同志消除私心做出榜样。总设计师见电后，二话不说就拉着队伍开拔。毛希望他两月内开拔，他九天后就开拔了。他告诉喊困难的部下，就算中原野战军全打光了，只要别的战区的同志能赢得革命胜利，也是值得的。想像下，总设计师当时若像蒋介石的军队一样怀有私心，想着保存自己实力或只是胆小畏惧，迟迟不肯去大别山送死，毛的脑袋或许不久就给胡宗南割下传到南京去了，共产党也早失败了……他后来把粟裕的功劳按到自己头上，虽然让人不耻，想想也可以理解：我是敢死队，是去堵枪眼的那个人，没有我送死为你们解围，你们哪能在后方打那种漂亮舒服的仗？谁是英雄？娘个×的格老子才是英雄！老子才是淮海战役第一功臣，粟裕这龟儿子抢了我功劳……　　建国初期党内的那些人事矛盾，无非邀功自矜，争做党内的二号、三号、四五号人物。一号人物他们是不敢去争的，谁都知道只有毛有那威望压服各个山头。59年彭德怀也并非挑战毛，是跟刘少奇等人抢二号地位，毛代刘少奇出头，把事情揽到了自己头上。因这种心态，便因具体政策上的一些争议走向拉帮结伙，最后把陈谷子烂芝麻的旧账都翻了出来：二十年前你对我出言无状，十年前你和我抢功，五年前你老婆欺负了我老婆……总之，谁帮过我，谁是好人，谁跟我过不去，谁是野心家……真是让人感概万千，这就是那群曾经在艰难困苦中创造各种英雄事迹的人吗？这就是那群据说“高风亮节，为祖国和人民勤勤恳恳无私奉献一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吗？根本就是一场乡村农民的闹剧。人都是共患难而不能同富贵，这群“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蜕变只是验证了人类社会的这条普遍规则。困苦时只想着共同事业，互相包容。富贵时自大骄矜，稍有嫌隙就酿成事变。　　晚年的领袖为什么要发动文革？表面看是政治经济路线的冲突。毛发现他选定的革命接班人刘邓想走一条资本主义的投机道路，不能容忍，为了推行自己的道路，为了防止党内再出现这种走资派，发起一场教育群众、让群众学会自己掌权的运动。但在更深的意义上，文革是领袖的理想主义与整个国家太平享乐的庸俗思想的冲突。他首先感觉到的是同志的蜕变。从前他们为了信仰舍生忘死的精神似乎已成了一种遥远的过去。他们不再是他熟悉的那些朋友。在民众中也出现了各种怀疑、散漫。党外自由派在借机或明或暗地攻击。所有这些进而使晚年的领袖追问自己：什么是革命？怎么才算革命胜利？他们从前为什么投身革命？几百万同志的牺牲究竟是为了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整个国家只有他一人在孤独地思索这些。在普通民众眼里，革命胜利就是日子越过越好，今年养一头猪，明年养三头，后年盖新房，大后年娶媳妇……在刘邓派眼里，革命胜利就是他们这些领袖稳稳地掌控着这个国家，今年修一条路，明年造三座厂，后年造飞机，大后年出航母……在党外自由派眼里，革命胜利就是有西式民主，他们这群人可以在议会里一展身手，今年选一个总统，明年再选一个，大后年再选一个……三种人今天仍是如此。“革命胜利”就是大家都吃好喝好，按各自喜好玩自己的，此外还能有什么呢？人又不会飞。所谓“革命烈士的牺牲换来大家今天的幸福生活”，这就是“幸福”呀，大家都“幸福”了就不枉从前的同志牺牲一场了。　　今天让我们重新问从前困惑过领袖的问题：什么叫革命胜利？工业生产全球第一算胜利了吗？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算胜利了吗？工农都翻身成中产阶级算胜利了吗？人人不干活有吃有喝算胜利了吗？今天各路精英文人纷纷给当局的强国梦出谋划策，口号虽然不一，有喊“强国”的，有喊“自由”、“尊严”、“民主”、“法治”的，都是指点当局往欧美的那条康庄大道上走。有些话我重复过很多遍，但还是要再重复：如果欧美的“富强”抑或“自由”、“尊严”是如此值得羡慕，革命胜利就是要成为欧美，那实在很简单，改换国籍去当欧美人就行了。如此廉价的“胜利”，用得着成千上万人献出生命奋斗半个世纪吗？你们当初何必革命？你们都是出身中上层社会的士族，当初就可以在欧美、在租界抢先“胜利”，起码在蒋介石手底下谋个一官半职博个封妻荫子也不是难事。是当初欧美这艘船还不那么结实，而你们又还有点不愿当买办的热血？可是你们现在后悔了吗？反正你们这群“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后代都深明此理，已经改换国籍，比诸位国民先一步“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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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感觉到了：同志的绿林、军阀习气抬头只是蜕变的第一步，投机资本主义道路也只是外在表现，如果人民不能理解革命的意义，整个国家迟早要蜕变。所谓“胜利”不过是用新的反动人群代替旧的反动人群。他的同志会蜕变成新的官僚、军阀集团，农民会蜕变成新的地主，工人会蜕变成新的资本家。整个中国会蜕变成一个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苏联已经蜕变成一个官僚集团掌控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不醒悟就会是下一个。工农掌控政权也是一句空话，如果工农没有革命信仰，满脑子都是自己的利益算盘，那不过是一种新的统治者（即便是多数）对新的工农的暴政。所以文革不只是要批斗党内的走资派，让人民掌权，更要重申信仰来杜绝人们心中的“走资派”。这就是文革中“斗私批修”这个口号的含义。　　当年没有人理解他，谁都奇怪，他和他的同志们好好地掌控着这个国家，国家的生产生活都在井然有序地进行，怎么会有“走资派”的危险，并且大到不惜砸烂整个国家机器来阻止？今天我们看到了走资派上台后的国家，可以明白他了。革命胜利意味着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从前他许给他的同志，使他们面临死亡毫不动摇的那些诺言一定要实现。他们抱着共产主义信仰死去。一个资本主义帝国，再富再强也是对他们的讽刺。　　中国革命不是一个孤立、庸俗的民族主义事件，是整个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场革命从17世纪的英国清教革命发端，在法国大革命中达到高潮，而后席卷欧洲，最后延伸至亚非拉世界。革命都带有民族主义色彩，但使革命成为革命而不只是造反的是其中包含的理想主义，它使得他们追求的自由不再是个人的自由、小团体的自由、民族的自由，而是全人类的自由。正因此，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者仍然能从十七世纪的清教革命家中找到鼓舞自己的力量。　　文革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中国事件，是与同时期欧美的学生运动、第三世界的反帝斗争遥相呼应的。文革失败的同时，整个世界的左翼运动也遭遇全盘失败。得胜的资本主义的丑态在哪都是一样的。《伊甸园之门》中描述五十年代右派胜利者对左派的攻击：“……一出以‘长大成人’为主题的心理剧。在剧中，激进主义和社会理想等于幼稚愚蠢，而成熟的标准就是接受中产阶级价值观念、社会现状、一切现世义务和一切行动的可悲的模棱两可性。对一度异化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种成熟要求举行当众悔过这一创伤性的‘通行仪式’。”忏悔完之后，即便是令人不耻的向麦卡锡政权告密的人，也都是值得同情的悲剧人物，因为他在为大家受苦受难。而不肯忏悔、拒不抛弃幼稚过去的左派余孽，不但对别人犯了罪，还对自己犯了罪，因为他放弃了中产阶级社会恩赐给他的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今天的中国也在表演这种闹剧。自以为有美国爸爸撑腰的右派要求文革红卫兵忏悔。请问他们该忏悔什么呢？忏悔他们不曾把青春花费在肥皂剧、打游戏、泡吧、援交、街头犯罪上却花费在了信仰红色革命上？忏悔他们不曾手拿IPAD读轻松的网络色情故事却去读马列谈思想？忏悔他们的青春不曾在灯红酒绿中度过却在田间地头度过？忏悔他们信仰的革命随着领袖的死去终于失败，现在自己也做起了安分守己的中产阶级？在永恒的造物主面前谁都是有罪的，红卫兵当然可以忏悔。但是这样一群懦弱、奴气、把几个世纪的革命者不耻的中产阶级愚昧价值观当宝来献的人配让谁忏悔呢？　　夺权的资产阶级政府大肆宣扬文革中的各种暴力、混乱、错误。文革当然很不完美，弊端很多，错误很大，不然也不会失败。未庄的“革命”是一场闹剧，但是否可以因为未庄农民的表现就否定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1871年，拿破仑三世在色当丧师辱国，巴黎人民趁势推翻帝制，建立第三共和国。莫泊桑在《一场政变》中描绘了“第三共和国”在一个外省小镇中引起的滑稽反应。难道因为外省的农民、商人不理解何为共和国，巴黎人民建立第三共和国也是错的？所有国家的边缘地带、农村，人民都比较愚昧。在中国农村，文革不过让一些年轻人可以借机打群架、抖威风、批斗师长干部以报复过去受到的管束。难道因此党内的走资派问题就是假的？毛为了防止党员蜕变、国家变色发动的这场革命就成了“十年浩劫”？毛从来也没发出过要武斗的口号，红卫兵冲击的那些党外人士、知识分子也是他根本没打算涉及的。　　文革的诸多历史都在迷雾中。夺权的资产阶级政府为了自身合法性，不肯让正面的声音出现。我无法对具体事件作出评述。但很显然，依照他们的套路，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否定一切革命。事实上他们正遇上这种尴尬。辛亥革命正在被否定，建立新中国的革命理所当然地更要被否定。你总可以在一场革命中找到一大堆错误、荒唐、残酷。于是只剩下抗日战争可以被接受。但连它也岌岌可危。你随便找下蒋介石政权的腐败，日本人的相对有序，便可以证明日本人对人民更“好”，当初老实投降了倒是幸事。　　否定了文革，事实上便否定了一切革命，于是否定了他们执政的合法性，这是夺权的走资派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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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文革是鲁迅二三十年代与自由派论战的继续　　现在我们可以来逐步回答：如果鲁迅活着，会怎么做？　　鲁迅在二三十年代和自由派的论争表面看是对一些具体事件的看法不同，就像文革从表面看只是政治经济路线的冲突。但真正的冲突是精神上的：这些胡适、梁实秋、陈源、梁漱溟、刘邓，虽然互相间也有差异，骨子里都是封建士大夫，与鲁迅、毛格格不入。　　当年鲁迅与自由派论争中夹杂着“为人生而艺术”与“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初听起来仿佛梁实秋、徐志摩是要争取艺术的独立性。艺术当然是要有独立性的。但这种空洞口号下到底是什么样的艺术呢？ “为艺术而艺术”是法国诗人戈蒂叶最先喊出的。我摘抄下他在《莫班小姐》序言中的唯美主义宣言。　　当一个作家把一册小说或诗集放到他们桌上时，这些先生们漫不经心地仰躺在安乐椅里，靠椅子的后腿保持着平衡，他们摇晃着，摆出一副能干的样子，神气活现地说：　　“这本书有什么用处呢？人们怎样将此书用来教化人数最多、最穷困的那个阶级并为它谋福利呢？什么？没有一个字提及社会的需要，没有任何进步的和用以教化的东西！怎么，居然不去概括人类的经验，不通过历史事件沿循出自天意、使人新生的思想的进程，却写些一无结果、无助于使这一代人向未来前进的诗歌和小说？人们怎么能够置眼前如此重大的利益不顾而去关心什么形式、风格、韵律？风格、韵律、形式对我们有什么用呢？问题就在这里！”社会在受难，它在遭受着内部巨大痛苦的折磨。该由诗人们来寻找这一痛苦的原因并治好它……　　不，傻瓜们，不，你们这些呆小病和甲状腺肿患者，一本书做不出羹汤来；一部小说不是一双无缝长靴；一首十四行诗不是一副不断注射的注射器；一部戏剧也不是一条铁路；它们不是任何从本质上说使人类开化和进步的东西……然后你就提出异议，说一个补鞋匠远远胜过一个诗人，没有诗人要比没有补鞋匠好得多。我不想贬低补鞋匠的显赫的职业，我将它放在和君主立宪制中的君主同样的光荣地位。然而我谦卑地承认，我宁可让我的鞋子脱线也不愿让我的诗句不押韵，在靴子和诗句二者之间，我宁可不要前者。鉴于我很少出门，我穿鞋子的机会要比一个为了谋得一官半职而在各部之间奔走的有德行的共和派人士少得多。　　我知道有些人喜欢磨坊胜过教堂，喜爱物质的面包胜过精神食粮。对这些人我无话可说。他们在这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都堪称经济学家。……只有毫无用处的东西才是真正美的；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丑的，因为这表明了某种需要，而人的需要就像他那可怜的、残缺不全的本性一样，是卑鄙无耻、令人恶心的。一幢房子里最有用的地方是厕所。……我对东西的喜爱与它们对我的有用程度适成反比。……为了看到一幅拉斐尔的真迹或裸体美女，我十分乐意放弃我作为法国人和公民的权利。……　　戈蒂叶与同时代的法国作家大都是拿破仑部下的后代，深慕父辈的英勇，对复辟后尸位素餐的封建贵族与粗俗愚昧、做强国梦的资产者深恶痛绝。为艺术而艺术，只是借艺术问题对资产者的破口大骂。他把七月王朝的君主比喻成鞋匠，他暗讽那些四处钻营的“有德行的共和派人士”（用中国词汇叫“有良心的自由派”），他把资产者的充分“有用”的法国比喻成厕所，最后郑重宣称，为了美，他十分乐意放弃他作为这种法国公民的权利。这种言论中国人其实不该陌生，魏晋人物非汤武薄周孔，蔑视封建礼法和整个封建秩序，为了一瓢美酒、一篇好文章、一段悦耳的乐曲，十分乐意放弃士族自古相承的高官厚禄、显赫人前的权利。资产者的秩序和古代中国的封建秩序是一样的。他们希望安安稳稳地发财、强国，认为士族就应当协助他们统治人民，不然还有何用处呢？他们管这种统治叫“为民谋福利”，管这种功利主义社会叫“开化与进步”。他们与一切美与善绝缘，只关心一件事：是否对他们安稳发财的统治秩序“有用”。　　梁实秋、徐志摩这些人的“为艺术而艺术”与戈蒂叶这种傲绝千古的艺术观能有何干？徐志摩是个对西方文化一窍不通的公子哥。他自称崇拜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可是去拜访哈代，竟奇怪哈代的家里会有雪莱肖像，竟丝毫不知哈代的作品中处处是雪莱的影子。结合他自己扭扭捏捏的诗文，他恐怕是把哈代、曼斯菲尔德的文学当才子佳人调调看的，才子佳人风花雪月、感悟人生就叫纯艺术。他还要提罗素，显得跟欧洲文化圈子都很熟络，却不知雪莱的弟子根本看不起二十世纪的这些时髦才子和他们的时髦学说。也难怪哈代问了一阵就送客，连茶都没让他喝一口。愚蠢的徐才子却带着“神奇”之叹离开，以为那是哈代年老古怪。（参看徐志摩《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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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实秋学的那套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只是美国大学里一些反动老朽的昙花一现的胡话。辛克莱1930年在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提到了这套反动学说：“新人文主义者能向人们拿得出手的那点可怜的安慰，则是告诉人们，生活的目的就是培养、锻炼自我惩罚的能力——无论人们靠自我惩罚是否能达到什么目的。于是，整个运动的结果就产生了那种并不特别新奇的学说，即艺术和生活两者都必须抛弃和否定，这是给发生着轰轰烈烈变革的世界所引入的最黑暗的反动倒退力量。”美国正面临巨大变革，青年一代正在这种变革中艰难地探索新的信仰。这群反动老朽却抬出古典文学的名义，要求把现代青年的灵魂压缩进他们想像中的古希腊人的躯壳中。青年们因时代缺乏真正的道德而迷惘、感伤，这群反动老朽却以为是青年们的感伤、浪漫主义、个性解放败坏了道德风气，用中国话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所以要讲正派的道德，“克己禁欲”，惩罚自己，回到古希腊人的那种“醇厚”心境中。中国的封建复古派攻击五四新文化运动用的也是这套鬼话，只是他们的“古”从古希腊变成了孔孟。美国的复古者想要让美国人回到两百年前的清教徒的“醇厚”中，中国的复古者想让中国人回到不知哪个朝代的“醇厚”中。辛克莱为美国青年的辩护就是鲁迅为中国青年的辩护。　　事实上，二十世纪初，各种新思潮正在剧烈交锋，新人文主义的弱智鬼话夹在这些新思潮中，好比正在争论刚发现的遥远星系的科学家中，突然夹入了一个地心说的老古董，所以辛克莱斥为“最黑暗的反动倒退力量”。而这种老古董除了在二十年代的学院老朽那里喧嚣过一阵，不曾在社会上有过任何实质影响。梁实秋拿到中国来兜售的就是这么一套东西。在具体议论上，他觉得卢梭别的思想都“一无是处”，只有论女子教育“的确精当”。卢梭在别方面都是自由平等的宣传者，惟有在女子教育上，却认为女子应做贤妻良母，只学治家的妇德而不必学其他。这也不是卢梭个人意见，以往的欧洲传统都如此。卢梭复这种古希腊罗马的古是为了纠正当时的欧洲贵族聚在贵妇人裙底下的荒淫逸乐风气，绝不是要让妇女无条件服从男子，做男子的奴隶；如果活到新时代，看到男子回不到古代的男子，自然也不会要求女子回到古代的女子，也会提倡男女平等。而梁实秋复卢梭的古，却把他自由平等的思想看得一无是处，单单“复”出要女子服服帖帖的“古”来，并进而推出“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封建秩序的合法性。有人复古，是要从古中找出好的东西来纠正当前弊端；有人复古，却是从古中复出奴隶秩序来。　　鲁迅骂梁实秋是“资本家的乏走狗”，骂得不算很正确。喜好复古的不只是资本家，一切反动政权，都喜好复古，高唱道德，抱怨人民“人心不古”。近代欧美的反动派要复古。中国更是一贯复古。司马家族杀嵇康，吓得阮籍刘伶装疯卖傻，这是第一波复古。此后复古成为一切封建统治者的治世第一原则。近世反动政权也都深明这奥秘。北洋军阀大力号召复古读经，蒋介石鼓吹“忠义礼智信”，走资派的国家提倡“八荣八耻”，大办孔子学院，高嚷传统文化，都是一脉相承的。真问他们要“古”到哪去，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只是要从“古”中找出些奴隶秩序，让人民不动不想，只动他们要求动的，只想他们要求想的。人人都像古人一样“醇厚”了，没有赤化虞患了，他们的统治也就安稳了。所以不像孔孟那么醇厚，动辄犯上的别的“古”，他们是不肯复的。所以孟子号召杀暴君这种仍不够醇厚的古，在复的时候也要被剔除出去的。革命现在也算古了，他们更万万不肯复。梁实秋不只是资本家的乏走狗，是古今中外一切反动派的乏走狗。　　汉族统治者要复古，蒙元、满清也要帮汉人来复。古被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了，宅心仁厚的英国人便在香港帮中国人复，更仁厚的日本人打进中国来帮中国人复。今天那群候补汉奸声称香港、日本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倒也不假。我希望他们继续“传统”下去。但我悲叹的是，这个以五四革命起家，打着共产主义招牌的政权，竟然也要来复古。他们与那群“有良心的自由派”迟早要合流的。“普世价值”与孔孟学说本质一样，认为地主、资产者的秩序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人人都应该做顺杆往上爬的游戏，一切所谓民主、法制、宪政，还有所谓的文化、道德，都是为了保障这种秩序、这种顺杆往上爬游戏的顺畅。有人对他们的这套秩序表示轻蔑，那就是犯上作乱、赤化，坏了规矩。他们把革命污蔑成穷人瓜分富人的财产，他们认为这群坏了规矩的泥腿子管不好自己，迟早要乖乖地来向他们重新请安。革命不是谁的意志能决定的，是各国人民为了争取自由迟早要发生的，经济问题只是一个引爆点。人民在革命大潮中夺取属于自己的东西，更寻找使他们的生活能区别于以往动物生活的东西，寻找使他们的行为能配得上英雄事迹的东西。革命的洪流淹死了几只苍蝇耗子，巨人的脚步踩死了几只蟑螂，苍蝇耗子们以为革命就是跟他们过不去，是瓜分他们财产的阴谋。那也没办法。“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明白：这群自由派是不折不扣的封建卫道士、反动文人。所谓“为艺术而艺术”、“自由”都是些鬼话。他们的“艺术”就是不要写贩夫走卒的话，要写才子佳人的高雅谈吐，要学古人的醇厚道德。这种“艺术”去给戈蒂叶、王尔德、哈代这些真正的“为艺术而艺术”者提鞋也不配。鲁迅与他们的冲突只是近代欧美革命者与反动文人的冲突在中国的继续。在十七世纪的英国清教革命中，就有个反动文人用他高超的修辞学，引出各种古人的“醇厚”例子来谴责英国人民犯了弑君罪，为复辟作舆论宣传。弥尔顿为此写了《为英国人民声辩》，把各种“古”都驳了一遍，证明古人并不醇厚，无论是按古希腊罗马的传统，还是基督教的法理，革命、诛杀暴君、推翻旧秩序都是人民的合法权力和一贯传统。革命是一个世界事件，不是孤立的中国事件。　　再回头看建国后毛与走资派、党外自由派的斗争，就能理解：那是革命的继续，是全世界范围内革命者与反动派几百年斗争的继续，是鲁迅二三十年代与反动文人斗争的继续；而不是什么毛独裁与自由的矛盾。那些自由派、走资派，只是因各种因素成为革命的自愿或不自愿的同路人，骨子里都是封建士大夫，战争结束后就想走封建秩序的老路。毛并不是封建帝王，但他们是自觉地把毛当封建帝王，把自己当臣子看的。他们对毛的真正痛恨是毛竟然不肯当封建帝王，和他们这群臣子太太平平地把日子过下去，一定要继续革命，运动不断，几乎把国家机器砸烂也不肯跟他们妥协。　　分析这么多，只为了说明一件事：毛与鲁迅是不同领域的革命者，但在革命信仰上是一体的！否定其中一个就必定否定另一个。由此才能明白，为何毛如此推崇鲁迅。才能解释，为何在中国社会中，反毛者必反鲁，反鲁者必反毛，信仰鲁迅者也必定信仰毛。海外的一些人不明中国实际情形，推崇鲁迅却否定毛。而国内，那些借“鲁迅活着会怎么做”生事的人，都不过是拿鲁迅当幌子，从来也不懂真正的鲁迅。他们把胡适、梁实秋这些反动文人捧成“自由”的代表，颇以为鲁迅与他们的冲突是误会或意气之争。更弱智点的以为鲁迅就是偏狭、极端、睚眦必报。这和把毛污蔑成独裁暴君，否定文革的套路是一样的。走资派的复活和反动文人的复活只是革命的失败在不同领域的表现。政治失败了，思想必然也失败。　　周海婴后来写了本书，也把他父亲与毛对立起来。他只是个普通人，对父亲的思想并无理解，对新中国的政治更不懂。走资派的国家对他很不好，他把怨气撒在了毛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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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如果鲁迅活到毛时代？　　毛和鲁迅虽然在革命信仰上是一体的，但身为不同领域的革命者，起冲突也是必然的。但这种冲突又绝不会同于我们所知的任何一种冲突。　　日，鲁迅在上海劳动大学作了题为《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　　……还有知识阶级不可免避的运命，在革命时代是注重实行的，动的；思想还在其次，直白地说：或者倒有害。至少我个人的意见如此的。唐朝奸臣李林甫有一次看兵操练很勇敢，就有人对着他称赞。他说：“兵好是好，可是无思想，”这话很不差。因为兵之所以勇敢，就在没有思想，要是有了思想，就会没有勇气了。现在倘叫我去当兵，要我去革命，我一定不去，因为明白了利害是非，就难于实行了。有知识的人，讲讲柏拉图，讲讲苏格拉底是不会有危险的。讲柏拉图可以讲一年，讲苏格拉底可以讲三年，他很可以安安稳稳地活下去，但要他去干危险的事情，那就很费踟踌。譬如中国人，凡是做文章，总说“有利然而又有弊”，这最足以代表知识阶级的思想。其实无论什么都是有弊的，就是吃饭也是有弊的，它能滋养我们这方面是有利的；但是一方面使我们消化器官疲乏，那就不好而有弊了。假使做事要面面顾到，那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了。　　还有，知识阶级对于别人的行动，往往以为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先前俄国皇帝杀革命党，他们反对皇帝；后来革命党杀皇族，他们也起来反对。问他怎么才好呢？他们也没办法。所以在皇帝时代他们吃苦，在革命时代他们也吃苦，这实在是他们本身的缺点。　　所以我想，知识阶级能否存在还是个问题。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这能使能力分散，在动物界有很显的例；猴子的社会是最专制的，猴王说一声走，猴子都走了。在原始时代酋长的命令是不能反对的，无怀疑的，在那时酋长带领着群众并吞衰小的部落；于是部落渐渐的大了，团体也大了。一个人就不能支配了。因为各个人思想发达了，各人的思想不一，民族的思想就不能统一，于是命令不行，团体的力量减小，而渐趋灭亡。在古时野蛮民族常侵略文明很发达的民族，在历史上常见的。现在知识阶级在国内的弊病，正与古时一样。　　……　　总之，思想一自由，能力要减少，民族就站不住，他的自身也站不住了！现在思想自由和生存还有冲突，这是知识阶级本身的缺点。　　然而知识阶级将怎么样呢？还是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呢？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像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的人，思想似乎天天在进步；只是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决不能如此快的。不过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因为这也是旧式社会传下来的遗物。至于诸君，是与旧的不同，是二十世纪初叶青年，如在劳动大学一方读书，一方做工，这是新的境遇；或许可以造成新的局面，但是环境是老样子，着着逼人堕落，倘不与这老社会奋斗，还是要回到老路上去的。　　……　　还有一层，最可怕的情形，就是比较新的思想运动起来时，如与社会无关，作为空谈，那是不要紧的，这也是专制时代所以能容知识阶级存在的原故。因为痛哭流泪与实际是没有关系的，只是思想运动变成实际的社会运动时，那就危险了。　　……　　艺术家住在象牙塔中，固然比较地安全，但可惜还是安全不到底。秦始皇，汉武帝想成仙，终于没有成功而死了。危险的临头虽然可怕，但别的运命说不定，“人生必死”的运命却无法逃避，所以危险也仿佛用不着害怕似的。但我并不想劝青年得到危险，也不劝他人去做牺牲，说为社会死了名望好，高巍巍的镌起铜像来。自己活着的人没有劝别人去死的权利，假使你自己以为死是好的，那末请你自己先去死吧。诸君中恐有钱人不多罢。那末，我们穷人唯一的资本就是生命。以生命来投资，为社会做一点事，总得多赚一点利才好；以生命来做利息小的牺牲，是不值得的。所以我从来不叫人去牺牲，但也不要再爬进象牙之塔和知识阶级里去了，我以为是最稳当的一条路。　　至于有一班从外国回来，也自称知识阶级，以为中国没了他们就要灭亡的，却不在我所论之内，像这样的知识阶级，我还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　　这些意思他在很多文章和私人信件中都表露过，这篇演说里是最完整的。上海劳动大学的青年请他去演讲，当然是仰慕他的“思想领袖”、“青年导师”的名望，要请他来指点下思想。都喊“和旧社会做斗争”，那么怎么才算“和旧社会做斗争”，怎么才算有希望的新青年？可是鲁迅并非领袖和导师，所以针对这些把他当领袖和导师看待的青年，说了这些非常诚恳，也“语无伦次”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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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和行动是两种互相矛盾的东西，一种多了另一种就要少。所以若为国家生存起见，思想越少越好，酋长一人独裁是存活下来的民族的不二法门。等到国家壮大了，众人思想不统一，力量分散，倒常被思想统一的野蛮民族消灭了。所以知识分子青年务必不要抱有幻想，以为他们的思想对国家很重要，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民众会请他们吃糖果。打倒军阀靠的是枪炮的行动，不是思想。思想多了虽然可以表示一国的丰裕，人民闲暇很多头脑活跃，对救国却没有用处。这也是鲁迅在黄埔军校演说里的意思：革命军人何必理会文学，他们想听他来谈文学，他却更想听他们的大炮声。　　所以为救国起见，青年实在无需思想，有简单的革命信仰就行。思想只是空谈，谈得再美也无用处，多了更妨碍行动。但既然大家想救国，不幸又学了那么多思想，成了知识分子，那该怎么办呢？知识分子究竟有何用处呢？他的用途不在对政治、革命的实际功用上。他是一个不满的种族，过去不满，现在不满，到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仍是不满。他不满的是生命本身的不完美，所以他永远在自身中照见人类的缺陷，永远在愚人的幸福中看见弊端，永远在否定过去，永远在追寻着那不可企及的生命的太阳。因此也永远吃苦，到了任何社会都要被打杀的。　　鲁迅这篇演说虽然杂乱无序，其实是剖析文艺与政治的分歧，为青年指明了三条路。第一条是抛弃只会使人畏首畏尾的过多思想，去用实际行动救国。这是共产党人的道路。选择了这条道路就意味着把个人融入集体意志中。这是为民族的生存必须付出的代价。想要鲜花、掌声，怀有娇滴滴的个人感伤，把革命看成可以在舞会上炫耀的刺激冒险故事的就别去。革命是粗俗的，革命就是去和不识字的工农、军人融为一体。革命是粗暴的，革命就是杀人与被杀。能接受这些的可以去，不能接受的就应该离开。第二条是知识分子的道路，用思想鞭笞国人，勉励他们前进。这样的知识分子虽然是革命的朋友，却要明白：真正的知识分子在任何时代都为人不喜。旧约里的先知虽然在死后被奉为先知，活着却都是被民众打杀的。近代欧洲的知识分子也没一个讨自己的人民喜欢，都是被整个社会合力驱赶、打杀。所以切不可以为革命胜利后人民会拿糖果来欢迎他。他倒应该预先做好自杀的准备、扫马路的准备。这是知识分子的永恒命运，不必去怨谁。第三条道路是那些假知识分子的道路。或者投靠强权，天天“进步”，谁得胜他们就“进步”到谁的一方去。或者拿风花雪月、民主宪政糊弄人，俨然一副群众导师的模样。他们不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对同胞发言，而是以一个封建士大夫的身份对皇室进言。他们只是在为统治者提供统治术，分一杯统治阶级的羹。那自然是无害的，在任何时代都会活得滋润。任何统治者都欢迎这种帮他们来奴化人民的奴才头领。　　鲁迅为他们剖析了思想领域的革命者与政治领域的革命者的区别，希望他们能看清道路后做出自己的选择。把鲁迅奉为导师的青年们却显然没有一个能领会这意思，只觉得鲁迅似乎年纪大了，话里老有那么多悲观黑暗的东西。他们想听的只是“打倒军阀、革命胜利、前途一片光明”的鼓劲。如果他们真能明白，就不会像王实味一样拿小知识分子的感伤去对革命嘀嘀咕咕，不会像胡风一样去指点新中国的“黑暗”，不会身为知识分子却以革命的功臣自居。他们伤害的不是毛的情感，而是整个党集体、革命军人集体、工农集体的情感。毛是一个非常豁达大度的人，办事从不凭个人恩怨，所以能成为这些桀骜不驯的革命者的共同领袖。彭德怀辱骂他，他也不计较，若非高层集体要求彭下台，他绝不让彭难堪。可是指责解放区、新中国“黑暗”，等于把几十年的革命事业都否定了，他不能不为这个集体事业辩护，做出反应。　　建国初期，毛对知识分子们是不分左右一起打压。这是一种悲剧，也怪高层知识分子们太没有自知之明，老想去指手划脚，以有良心的诤臣谏士自居。他们看不到社会全貌，看不到整个国家的严酷情形，只看到自己周围的一点小得失。在嘴巴功夫上共产党人自然不是他们对手，共产党人又不是靠这吃饭的，素来习惯了用简单的语言和工农打交道。像王实味的文章，军人们非常气愤，但除了骂娘也驳不出来。毛最终对整个旧知识分子群体都失去信任，决心培养工农出身的新知识分子来取代他们。建立新中国并不是旧士族的功劳，是工农的功劳，工农子弟本就该优先上大学。　　如果鲁迅活到新中国，肯定要和毛起冲突。他绝不会无原则地赞美新制度，他将写不讨胜利的革命者所喜的文字。但他思想之深，千古中国无人能及，设想他会写些什么是很难的。他绝不会写指手划脚的文字。他从来也没有写过指点国家该如何的文字，北洋军阀时期没写过，国民党时期没写过，到共产党时期也不会写。他也不会拿小知识分子的感伤去哭诉“黑暗”。他的学生都很幼稚，只学了他的皮毛，虽然高谈“解剖自己”、“黑暗”之类，其实并不懂什么是“解剖自己”、“黑暗”。他对党内高层的政治斗争也不会懵然无知，他经历过辛亥革命，知道军人总是粗暴，只要大节未失，就不必求全责备。　　他将沉思新时代的一切，他将长久地沉默。他将拒绝新中国给他的一切荣誉。人们给他的荣誉越多，期望越高，他就越是恐惧自己究竟做了什么有用的事当得起这种荣誉与期待。在长久的沉默后他终将艰难地写点东西，他将写什么我们无法妄测，因为我们谁也没有他的深度，已知的那些知识分子谁也不能跟他相比。而共产党人对待他也绝不会像对待已知的这些头脑简单的知识分子。　　唯一能肯定的是：他永远是革命的支持者，他宁愿与一个千疮百孔的革命为伍，不愿与那些死气沉沉的太平盛世为伍，宁愿与头脑简单的工农、左派知识分子为伍，不愿与聪明伶俐、在边上摆老爷派头的自由派文人为伍。他支持过辛亥革命、北伐革命、中共革命，也将支持一切未来的革命者。他和毛一样永远是革命者。他将给新的革命者以劝告，但也不期待新的革命者会给他糖果。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雨果对七月王朝禁演他的剧本揶揄道：“拿破仑也是一个暴君，但他的态度却迥然不同。他绝不采取预防措施，而目前的预防措施却把我们的自由一件接着一件骗诈光了……他只要把手一伸，立刻就把一切都捕攫去。狮子的作风，从来不像是狐狸的……那个时代的派头是伟大的，如今这个时代的派头却很渺小。”（《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册）这位永远支持革命的法国作家的话也将是鲁迅的意思。毛时代也绝不在言论上搞预防措施，绝不偷偷摸摸给你定什么罪，却把你的所有言论都整理收集向全社会公示，召开群众大会，让群众定你的罪。那个时代的派头也很伟大，如此这个时代的派头却很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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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如果鲁迅活到今天？　　如果鲁迅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