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称/形态历史学
介绍/形态历史学
或称或。是 20 世纪初由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和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等提出的一套关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宏观分析理论，或被称之为思辨的历史哲学。1918 年，斯宾格勒出版了他的《西方的没落》一书，迅即成为西方史学的一部现代经典。在书中，他提出世界历史上存在 8 种自成体系的伟大文化，即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古希腊、罗马、玛雅、西欧及西亚北非的伊斯兰文化。这些文化都经历了萌芽、生长、鼎盛和衰亡几个阶段或几种形态；到当时为止，除西欧文化外，其余 7 种已然衰亡，而西欧文化也已进入衰落期，其灭亡是上述规律的必然。依他之见，既没有世界史，也没有统一的历史发展线索，只有一系列互无联系的、单独的文化统一体，它们在上升和繁荣时期被称之为文化阶段，而衰落和瓦解时期为文明阶段；前者的动力是宗教和艺术，后者的动力则是科学技术，它带来了战争和侵略，因而势必带来衰亡。他之所以把自己的观点称为关于世界历史的形态学观念，在于他认为各种各样的历史现象都具有形而上学的特点，都可以按形态加以统一的分门别类。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于 1934 年出版了前 3 卷，到 1961 年才出版了最后一卷，共 12 卷，500 多万字。据他自己声称，的某些主要观点与他自己的观点相符，但文明兴衰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文明经受着考验》中译本第 10～11 页）。因此在书中他提出，历史研究中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最小单位并非或国家，而是一个个文明形态。这些文明形态的基础是宗教，并由文化、政治、经济几方面组成。按此说法，历史共出现过 26 种（或说 22 种、28 种等等）文明，但也与斯氏所论一样，要经历兴衰的 4 个阶段。但经过这一循环之后，该文明并非回到原来起点，而是向前进步。他认为在当时，除已死亡者外，还有 10 种文明残留，其中两种在垂死挣扎，7 种面临消灭或同化的威胁，只有西方文明在“独自挣扎向前”。他认为，一切文明在哲学上都是同时代的和等值的，因为与所有人类历史（几百万年）相比，文明形态的历史只是一瞬；而与原始状态相比，所有文明的成就都是巨大的，与人类理想相比，它们又都是微不足道的。此外，他在历史发展动因的问题上，提出“挑战与应战”理论，认为文明正是人类在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适度挑战给予成功应战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总之，以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为代表的形态历史学是从非常宏观的视角考察人类历史发展的，尽管人们对其多有非议，但打破国别史和民族史的狭隘眼界，致力于探讨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特别是其破除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努力，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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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光荣榜文化形态史观
historical view of cultural form
...文化形态史观；社会形态；方法论 [gap=1187]Key words: Chinese and western sports cultures；historical view of cultural form；social form；methodolog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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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viewpoint of cultural morphology
文化形态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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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morphology of culture
文化形态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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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 viewpoint of culture morphology
文化形态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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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morphology of culture
historic viewpoint of culture morphology
&2,447,543篇论文数据，部分数据来源于
源自2 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由斯宾格勒首创，汤因比继之。
The western historical viewpoint of cultural morphology which originated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 th century was founded by Oswald Spengler and followed by Arnold J.
从对“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两种不同文化形态的差异入手分析日德两种不同战争史观是一种有效途径。
It is an efficient way to analysis different historical conceptions between Japan and Germany in the aspects of two different cultural states of senses of sin and shame.
同时，雷海宗的史学成就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但扩大了“文化形态史观”的影响，使其得到广泛认同和推广，而且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新方向。
Contemporary, Lei Haizong's historical achievement also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not only expanded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Forms, and opened up new areas and new directions of historic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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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的反馈，我们会尽快进行适当修改！人大社12月新书快递14-《雷海宗林同济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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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社12月新书快递14-《雷海宗林同济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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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雷海宗林同济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 & & & & &&
书号：978-7-300-18841-6&
著者：江沛 刘忠良&
责任编辑：彭理文
成品：160*230 & & & 页数：710
纸张：70克玉龙胶
装帧：平装
出版时间：&
定价：109.00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书卖点
&战国策派& 主要代表雷海宗、林同济论著精选，包含多篇1949年以来首次公开发表文章。
&权威学者选编，是&战国策派&思潮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集。
◆读者定位
1、史学研究者
2、历史爱好者
◆人物简介
雷海宗（），字伯伦，河北永清人。1919年入清华学校高等科，1922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1927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后历任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历史学系教授。编著有《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文化形态史观》、《中国通史选读》等，与人共同主编《战国策》杂志，在《大公报》开辟&战国副刊&，是&战国策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年间接受劳动改造。1952年，调入南开大学历史学系任教，编有《世界上古史讲义》等。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62年12月在天津病逝。&
林同济（），笔名耕青、独及、望沧等，福建福州人。1922年入清华学校高等科，1926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留学，1934年获得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较政治学博士学位。1934年回国后历任南开大学、云南大学、复旦大学教授。编著有《时代之波》、《文化形态史观》等，与人共同主编《战国策》杂志，在《大公报》开辟&战国副刊&，是&战国策派&的代表人物之一。1948年后历任复旦大学政治学系、外文系教授，主要从事莎士比亚戏剧研究。1980年11月在美国加州讲学时病逝。
◆编者简介&
江沛，男，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曾任日本爱知大学、广岛大学和台湾东华大学客座教授，2006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主要从事民国史、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著有《战国策派思潮研究》、《国民党结构史论》（下册）、《中国历史&晚清民国卷》、《毁灭的种子&&国民政府时期意识形态管理研究》、《民国史纪事本末》(第3卷)等。&
刘忠良，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生（2012级）。
◆内容简介
本卷按发表时间顺序对&战国策派&主要代表人物雷海宗、林同济的论著进行精选，对他们从各自专业出发撰写的时评、政论和国际形势评判文章进行收集并刊布，有些是1949年后首次公开发表。既有对中国历史积淀、文化特性、官僚群体、政治文化的深刻分析，也有对西方文化的介绍与引入。他们以&文化形态史观&为理论依据，认定当时世界处于类似先秦中国的&战国&时代，认为中国文化并不会灭绝，反而有第二期和第三期的繁荣；他们对二战后世界格局的形成与演变做出了令人惊叹的预判。本卷所选文章，对于全面认识&战国策派&代表人物的思想特质与深度，理解近代中国转型年代知识群体思想意识中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潮复杂纠缠的特性，对于持续推进&战国策派&思潮的研究和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简要目录
雷海宗林同济卷目录&
元代基督教输入中国纪略（1926）&
&五卅&的功臣（1927）&
书评：《世界史纲》（1930）&
殷周年代考（1931）&
孔子以前之哲学（1932）&
书评：Thompson，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1934）&
皇帝制度之成立（1934）&
中国的兵（1935）&
书评：Hecker,Religion and Communism（1936）&
书评：Jaspers,Man in the Modern Age（1936）&
无兵的文化（1936）&
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1936）&
第二次大战何时发生（1936）&
世袭以外的大位继承法（1937）&
中国的家族制度（1937）&
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1938）&
君子与伪君子&&一个史的观察（1939）&
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1940）&
张伯伦与楚怀王&&东西一揆？（1940）&
历史警觉性的时限（1940）&
中外的春秋时代（1941）&
全体主义、个体主义与中古哲学（1941）&
古代中国的外交（1941）&
抗战四周年（1941）&
海军与海权（1941）&
论欧洲各国请英美善意保护（1941）&
历史的形态&&文化历程的讨论（1942）&
三个文化体系的形态&&埃及&希腊罗马&欧西（1942）&
独具二周的中国文化&&形态史学的看法（1942）&
近代战争中的人力与武器（1942）&
战后世界与战后中国（1942）&
平等的治外法权与不平等的治外法权（1943）&
战后经济问题座谈会上的总结（1943）&
大地战略（1943）&
欧洲战后人的问题（1943）&
循环之理（1943）&
四强宣言的历史背景（1943）&
战后的苏联（1944）&
历史过去释义（1946）&
欧美民族主义的前途（1946）&
东北问题的历史背景（1946）&
时代的悲哀（1946）&
举世瞩目的阿拉伯民族（1946）&
和平与太平（1946）&
近代化中的脑与心（1947）&
史实、现实与意义（1947）&
春秋时代的政治与社会（1947）&
自强运动的回顾与展望（1947）&
《周论》发刊词（1948）&
政治的学习（1948）&
如此世界&如何中国（1948）&
侵略定义（1948）&
国际谣言与自我检讨（1948）&
国际谣言中的中国（1948）&
捷克已矣！（1948）&
本能、理智与民族生命&&中国与英国民族性的比较（1948）&
号角响了，曾受美国教育的自由分子赶快看齐！（1948）&
对国民大会献言（1948）&
对参政会致意（1948）&
认识美国对日政策的一贯性（1948）&
北平的学潮（1948）&
所望于新政府者（1948）&
理想与现实：政治兴趣浓厚时代的两个世界（1948）&
航空时代、北极中心与世界大势（1948）&
伊朗问题（1948）&
两次大战后的世界人心（1948）&
五四献言（1948）&
真是&&教育究为何来？（1948）&
谨防学潮的另一种变质（1948）&
美苏交换照会，冷战又一回合！（1948）&
弱国外交与外交人才（1948）&
再认识美国的对日政策（1948）&
巴力斯坦的无上惨剧，英美合演的无比双簧！（1948）&
反美扶日运动与司徒大使发言（1948）&
出路问题&&过去与现在（1948）&
南斯拉夫事件（1948）&
僵至无可再僵的柏林局势（1948）&
北大西洋联防在酝酿中（1948）&
由西藏派代表赴美说起&&美国接收大英帝国的又一例证&
人心向治良机勿失！（1948）&
欧洲统一问题（1948）&
论中国社会的特质（1948）&
睡梦已久，可以醒矣！&&国庆期中，本刊再申立场（1948）&
国际和平展望（1948）&
学者与仕途（1948）&
联合国纪念日（1948）&
东周秦汉间重农抑商的理论与政策（1948）&
蒲立德又要来华调查（1948）&
可注意的美国未来发展（1948）&
美国大选后的世界（1948）&
盎格罗萨克逊联合国在形成中（1948）&
人生的境界（一）&&释大我（1948）&
雷海宗年谱简编&
《日本对东三省之铁路侵略：东北之死机》序言（1930）&
边疆问题与历史教育（1934）&
生死关头（1935）&
国防的意义（1936）&
书评：《满洲发达史》（1936）&
书评：《福罗特与马克斯》（1937）&
大政治时代的伦理&&一个关于忠孝问题的讨论（1938）&
抗日军人与文化（1938）&
抗战将士对我引起的反响（1938）&
抗战军人与中国新文化（1938）&
优生与民族&&一个社会科学的观察（1939）&
战国时代的重演（1940）&
力！（1940）&
学生运动的末路（1940）&
中西人风格的比较&&爸爸与情哥（1940）&
萨拉图斯达如此说&&寄给中国青年（1940）&
花旗外交（1940）&
中饱与中国社会（1940）&
千山万岭我归来（1940）&
第三期的中国学术思潮&&新阶段的展望（1940）&
廿年来中国思想的转变（1941）&
从战国重演到形态史观（1941）&
士的蜕变&&文化再造中的核心问题（1941）&
柯伯尼宇宙观&&欧洲人的精神（1942）&
寄语中国艺术人&&恐怖&狂欢&虔恪（1942）&
阿物、超我与中国文化（1942）&
大夫士与士大夫&&国史上的两种人格型（1942）&
嫉恶如仇&&战士式的人生观（1942）&
演化与进化（1942）&
论文人（1942）&
论文人（续）（1942）&
民族主义与二十世纪&&一个历史形态的看法（1942）&
文化的尽头与出路&&战后世界的讨论（1942）&
论官僚传统&&一个史的看法（1943）&
关于自由主义（1943）&
请自悔始!（1944）&
民族宗教生活的革创&&议礼声中的一建议（1944）&
文化形态史观&卷头语（1946）&
我看尼采&&《从叔本华到尼采》序言（1946）&
中国心灵&&道家的潜在层（1947）&
欧洲各国的形势&&林同济致友人的一封信（1947）&
林同济年谱简编&
◆上架建议
战国策学派文化形态学理论述评&&以雷海宗、林同济思想为主的分析江沛抗战时期名噪一时的战国策学派，无论对世界历史、中国文化还是现实世界的认识中，其理论构架的核心就是历史形态学理论。在这一学派中，雷海宗与林同济又是对此倡导最力、著述最多的两位学者。受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文化形态学说的影响，以雷海宗、林同济为代表的战国策学派，把五千年来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高等文化区域划分为7个，在此基础上，雷海宗认为各种文化形态均经历了封建、贵族国家、帝国主义、大一统、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5个阶段；林同济则将各种文化形态的发展过程分为封建、列国和大一统帝国3个阶段。两人同时都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进行了清理，雷海宗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文化独具&两周&的理论。雷海宗、林同济认为，20世纪30&40年代的世界正处于&战国时代&，只有抱坚定的抗战信心，才能拯救中国文化于覆亡；雷海宗甚至预言：中国文化将进入第三个发展周期。这一理论，不仅具有学术创造的重要意义，而且在中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具有砥砺人心、振奋士气的现实功效。一、文化形态学的要素15世纪&地理大发现&后，欧洲人得知了世界上还有发展层次不一的文化存在，它们形态各异，文明悬殊，风俗迥异，由此博物志、风俗志、民族学、人类学等新的学说逐渐兴起。18世纪末，拿破仑远征埃及后，欧洲又产生了以发掘地下文明遗物作为研究古代文明手段的考古学。19世纪，在相关学术研究数百年发展的基础上，欧洲学人得以对全世界各种文化形态发展的全过程有所了解，于是文化形态比较学应运而生。文化形态比较学的开拓者，目前所知是俄国学者丹尼拉维斯基 (N?Danilevsky),他于1869年发表《俄罗斯与欧罗巴》一文，将俄罗斯与西欧的文化形态进行了比较分析，这是最早进行文明比较的论著。1918年，德国人斯宾格勒出版了后来影响深远的《西方的没落》一书，将文化形态的比较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阐述，使文化形态比较学体系初成端倪。随后，欧美各国相继出现了二三十部有关文化形态比较研究的论著，其中最有名气的著作，要数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 (A?Toynbee)耗费三十年心血完成的巨著《历史研究》（12卷）。斯宾格勒提出，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全人类的历史，只有各个独立文化的历史，因此，研究世界历史实质上就是研究各个文化的发展史。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表征与精神，彼此沟通非常困难。要研究这个由不同文化构成的世界历史，必须采用全新的研究方法，以共时态的文化横向排列否定历时态的各种&社会发展阶段&的纵向演进。斯宾格勒称这种方法为文化形态学 (cultural morphology)。照他的看法，文化形态学是&把一种文化的各个部门的表现形式内在地联系起来的形态关系&进行比较研究、综合考察的一种学说，是一种崭新的视角，具有文化相对主义的倾向。参见\[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1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他提出,&对于每一有机体说来，生、死、老、少、终生等概念是带有根本性的&同上书，13页。，和自然界万事万物一样,&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自我表现的新的可能，从发生到成熟，再到衰落，永不复返&同上书，39页。，也就是说，不论一种文化具有何种特质，它的发展规律都是由盛到衰，因此各个异质文化间是有可比性的，异质文化间没有优劣之分，他把这种文化形态学的研究方法也称作&比较形态学&。斯宾格勒认为，所有的文化形态发展均要经历前文化、文化和文明三个阶段，然后周而复始地循环发展。以这种理论估算，世界上已有的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古典（指古希腊、罗马）、阿拉伯、墨西哥等七个文化都已死亡，仅余下一种历史的余迹。唯有西方文化尚处于文明的第一时期&&战国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连绵不断的战争，在战争中几个国家最终合并成为一个大帝国。战国时期之后是帝国时期，统一的大帝国出现，这个时期要到年间出现。因此，表面上斯宾格勒谈的是西方文化的没落，实质上却是从西方文化中心论出发，试图为西方文化寻求出路，同时也表现出各种文化间的平等发展的基本概念。文化形态史观具有文化相对主义倾向，它以共时态的各种文明横向排列否定了历时态的各种&社会发展阶段&的纵向演进，任何文明都具有相似的生命历程。与进化史观不同的是，这里的文化生命历程不具有&进步&意义，一种旧的文化衰亡与新的文化兴起，并不意味着是由落后向先进的演进，而只是生命周期的新一轮循环。尽管各个文化或&文明&在经验上存在着时序的先后，但&在哲学意义上&，仍可以把它们都看作是共时态的。它不强调文明间的所谓优劣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也表达出一种反种族主义、反特定文化本位主义的普世人文主义价值观。参见秦晖：《文明形态史观的兴衰&&评汤因比及其〈历史研究〉》，载《中华读书报》，。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第1卷出版时，正是&一战&德国战败之际。世界八大文化中只有西方文化还处于青年阶段，而西方文化又以德国文化最为优秀的论点，令灰心丧气的德国人获得了巨大的心理安慰，这部晦涩难懂的历史哲学著作，一时在德国畅销不衰，成为学术界争相议论的话题。20世纪前20年，西学东渐的浪潮在古老的中国大地波涛汹涌，无数先进的知识分子希冀从西方现代性中找到&强国&的法宝，文化激进主义也好，文化保守主义也罢，都不再死抱着坚拒西学于国门之外的观念。在对中国文化未来发展走向的思考上,&中学为体&抑或&西学为体&的定位不同，只是在吸收西方文化的程度及方法上认识不一。20世纪20年代初，在学人张荫麟、张君劢的大力介绍下，斯宾格勒走进了中国思想界，文化形态学由此进入中国。战国策派学人中，多数具有留洋经历。雷海宗和林同济先后留美，贺麟与陈铨相继留德，雷、贺、林、陈于1927年至1934年间先后回国。四人中，雷、林是阐释、宣扬文化形态学并运用、发挥于中国文化分析的主要人物，陈铨与贺麟则是接受这一主张并在学术上加以运用的。至今尚无法确定雷、林二人是何时接受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说的，但雷海宗在1936年、林同济在1938年已有较为系统的文化形态史观则是无疑的，雷海宗运用文化形态学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论著，主要是在30年代后期完成的。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同时，知识界开始从学理上重新检讨中国文化，吸收精华、剔除糟粕的文化复兴运动，以近代以来不曾有过的、强烈的&中国化&面目跃然出现。战国策派的代表人物雷海宗、林同济，并不同意一味&中国化&、&民族化&的文化复兴，他们希求在东西文化的对比与融合中找到中国文化的复兴之路。林、雷两人合著的《文化形态史观》，收录了他们在40年代初阐述文化形态史观的6篇代表性论文，集中表达了他们在这一理论指引下对抗战时期中国文化发展走向的思考。二、雷、林的独特视角战国策派学人对于文化发展的思考是立足于历史考察的，他们从&全体&的文化形态史观出发，提出了不同于进化史观的历史分期方法，进而创造出了&战国时代的重演&这一全新的时代命题。他们所有关于文化问题的论述，均由这一命题延伸而来。雷、林在强调诸文化发展独立性与特异性的同时，同样注重研究各个文化间的共同点，这就是他们常常谈及的&历史形态&或&文化形态&。雷海宗指出：&历史进展大步骤的公同点，现在已逐渐成为学者所公认的现象。这种公同点，就是历史的形态&雷海宗：《历史的形态&&文化历程的讨论》，载《大公报》&战国副刊&，。，所以，文化形态学就是以文化为考察单位，以寻求它们之间共同发展规律的一门学问。这种历史形态的具体表现，就是各个文化在不同的&空间范围&经历的几个大致相同的&时间范围&，即历史阶段。借用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理论，雷海宗认为每一种独立发展的文化，都有一个青春勃发─茁壮成长─繁荣昌盛─枯萎凋落的生命周期，都要经历封建、贵族国家、帝国主义、大一统、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等五个阶段（见表1）。第一阶段是封建时代，时间约为600年。这一时期各个文化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现象较为特殊。在政治上的主权是分化的。每个文化空间范围内都有一个最高的政治元首，但这个元首并不能统治土地与人民，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是理想而已。元首直辖的土地只有王畿区域，在王畿内，也有许多卿大夫的采邑维持半独立状态，元首、诸侯、卿大夫、家臣等，对土地逐级分封。这一时期，社会上划分了明确的阶级，每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等级、义务、权利、责任以及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方式，都有公认的法规来认定，阶级是世袭的，其界限相当严格。在经济上，所有土地都是采地而非私产，极少可以自由买卖。在精神上是宗教的天下，宗教事务覆盖了人类所有的生活。参见雷海宗：《历史的形态与例证》，见林同济、雷海宗：《文化形态史观》，20~21页，上海，大东书局，1946。第二阶段是贵族国家时代，以贵族为中心形成列国并立是典型的时代特征，前后约300年。在政治上，封建时代的共主&渐渐全成傀儡，有时甚至整个消灭&，卿大夫及各级小贵族也日益没落。诸侯成为最有势力的阶级，他们控制各自的封疆，实行高度集权，主权分化现象不复存在。地方动乱大大减少，国际间战争的目的,&只求维持国际的均势，没有人想要并吞天下&。在社会上，士庶之分仍然维持，但平民可以升为贵族。在经济上，井田制一类的授田制依然存在，但自由买卖土地得到承认。在精神上，宗教仍占据主流地位，但理性思想开始传播，对于宇宙、人生的奇思异想及伟人、圣哲都产生于这一时期。参见上书，22~24页。第三个阶段是帝国主义时代，前后约250年。这一时期发生了政治、社会与经济上的大革命。革命推翻了贵族阶级，平民阶级夺取政权，得到了一个形式上的全民平等社会。随后社会动荡与国际间战争重起，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对方的实力，最后占据对方的领土，灭掉对方的国家&。由于阶级的消灭，全民皆兵的征兵制出现。在连绵的战争中，集权干预文化与思想的自由，思想趋于派别化，创造性思想极为缺乏；只有毫无中心见解的杂家贩卖辞章，杂家的出现，意味着哲学的终结。参见上书，24~25页。第四个阶段是大一统时代，前后约350年。经过帝国主义时代的大战，一个强国吞并天下，出现了&整个文化区的大一统局面&。在政治上，为强化控制实行专制独裁，在社会上，物质较前有大的改善，但&颓风日愈明显&，尚武的精神衰退，文弱习气风靡，征兵制无法维持而改为募兵制。帝国疆域空前扩大，但帝国实力并不强大。在文化上，思想学术与文艺急剧退步，政治与文化冲突激烈,&思想学术定于一尊，真正的哲学消灭，文人全失创造的能力，只能对过去的思想与学术作一番解释、研究与探讨的工夫，并且其中时常夹杂许多附会、误会与望文生义的现象。一言以蔽之，文化至此已经僵化，前途若非很快的死亡，就是长期的凝结&雷海宗：《历史的形态&&文化历程的讨论》，载《大公报》&战国副刊&，。。第五个阶段是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时间不定,&这是三百年大一统时代后无从幸免的一个结局&。政治腐败，体制衰退，个人主义严重，内乱外患不断，古老的文化从此一蹶不振，在与外族的争端中走向彻底毁灭。&
表1世界四大文化周期比较表文化阶段埃及希腊&罗马西欧中国古典中国综合中国封建时代（600年）前2800&前2150年旧国王时代前1200&前650年王制时代911&1517年中古时代 前1300&前771年封建时代383&960年南北朝、隋、唐、五代时代贵族国家时代（300年）前2150&前1850年中期国王时代前650&前323年贵族国家时代年旧制度时代前770&前473年春秋时代960&1279年宋代帝国主义时代（250年）前1850&前1600年希克索斯时代（Hyksos）前323&前82年后期希腊罗马时代1815年以后帝国主义时代前473&前221年战国时代年元、明时代大一统时代（350年）前1600&前1250年新王国时代前82&180年罗马帝国的盛期前221&88年秦、东汉中兴时代年晚明盛清时代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前1250年以后波斯、罗马帝国统治180&476年89&383年东汉末年、三国、魏晋时代1839年以后晚清民国时代注：雷海宗认为，印度、巴比伦及伊斯兰文明的资料因不可靠或匮乏的缘由，无法进行较为系统的比较。资料来源：此表据雷海宗所著《三个文化体系的形态&&埃及&希腊罗马&欧西》（《大公报》&战国副刊&第13期，日）和《独具二周的中国文化&&形态史学的看法》（《大公报》&战国副刊&第14期，日）编制而成。与雷海宗看法相似，林同济将文化发展形态分为三个阶段：（一）封建时代，是&&原始人群&与&文化人群&的分界&，社会被分成统治与被治两个阶层,&上下谨别&是一切思想与活动的标准。这一时期，贵族是社会中心，在政治上是&封君分权&，天下共主有名义尊严却无实际主权；在军事上是&贵士包办&，作战是统治者的特权；在经济上是&农奴采邑&；在宗教上是以祖先崇拜为特征的多神信仰。这一阶段类似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二）列国时代，具有&个性的焕醒&和&国力的加强&两大潮流，个性潮流是针对封建阶级的束缚而发的，主张自由与平等，是一种离心运动；国力潮流则注重统一与集权，希冀打破旧的阶级并重组新的阶级，是一种向心运动。两者相生相克，最后国力潮流压倒个性潮流。这一时期,&政权集中、军权统一、经济干涉、国教创立&，可以说，&列国阶段是任何文化体系最活跃、最灿烂、最形紧张而最富创作的阶段&，这是&一个文化所可能达到的最高峰&。这一阶段类似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三）大一统时代，战国时代的各国，大兴集权运动，全力进行国际间的战争，这种战争是规模浩大、残酷无情的&全体战&、&歼灭战&，结果是&一强吞诸国，而制出一个大一统帝国，多少都要囊括那文化体系的整个区域&林同济：《从战国重演到形态史观》，载《大公报》&战国副刊&，。。根据雷、林两人对世界文化形态的阶段划分理论，1815年后，西方文化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即&战国时代&，这一阶段约为250年。至20世纪40年代，这个阶段已历经百余年，但仍在延续之中。林同济指出：&看十数年来全能国家，一个跟着一个呱呱坠地，我们可以无疑地判断天下大势，是不可遏止地走入&战国作风&了&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载《战国策》创刊号，。。雷海宗认为，在&欧美文明&主宰命运的时代，大战国的景象已是相当明显。欧美文化&最后的归宿也必为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他认为，欧美文化的劫数并不在这一场战争中，那&或者仍为百年以后的事&,&历史的发展，自有其节奏与时限&。在雷、林看来，中国文化则在大一统时代悠悠徘徊了两千余年，其文化早已是&活力颓萎&。在西方文化主导下的&战国时代的重演&的当今世界，中国文化应该如何面对征伐无度的战争，如何保持民族生存和文化的薪传呢？笔者以为，这是雷海宗、林同济等人以文化形态学看待世界历史发展与现实变化的根本出发点。林同济认为，战争本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有的现象，但战国时代的战争却有三个独特的地方，这就是（一）&战为中心&，在战国时代，战争不仅是时代的显著标志，而且成为&一切主要的社会行动的动力与标准&，成为一个民族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出发点。（二）&战成全体&，封建时代的战例，规模有限，武器品种单一；战国时代的战争，则向着&全体化&的方向发展，可谓&人人皆兵，物物成械&。因此,&有没有本领作全体战，作战国之战，乃是任何民族的至上问题、先决问题&。（三）&战在歼灭&，封建时代的战争，目的在于取胜，令对方割地赔款而已。战国时代的战争发起者，显示出一种&囊括四海，并吞八方&的气概，有一种&独霸世界的企图&，所以此时的战争以歼灭战为多,&非到敌国活力全部消灭不止&。林同济认为，战争从本质上讲是非正义性的,&用战的方式来解决民族间、国家间的问题，论理是不道德，也不经济的&，但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性，用炮火的洗礼将全球文化纳于统一的轨道，任何一种文化想游离于其外都是困难的。这个&战国的灵魂乃竟有一种&纯政治&以至&纯武力&的倾向，充满了&非道德&&非经济&的冲动的&。他明确指出：&在战国时代，侃侃能谈者总是最多，实行的可能性也总是最少！这不是说和平不&应该&，无奈战争是&事实&& 。由于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与时空上相去两千余年的战国时代相比，这一期&大战国时代&的战争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林同济声称：&古战国之战，还未能充分发挥其全体性；今战国之战，可以本着空前的科学发明以及科学的组织法，而百分之百地把国家的一切物力人力向着一个中心目标全体化起来&。其次,&古战国的歼灭方法尚不免粗且浅，今战国的歼灭方法却精密而深入得多&，他警告道：&日本则更本着它的&准武士道&的原始残忍性而推广其毒化政策&。第三，古战国时代的所谓&世界大帝国&，其面积不过地球一角，今天的战国,&也许开始是一种大洲式的若干集团，最后乃再并而为全世界的&大一统&&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载《战国策》创刊号，。。文化形态学是一种考察世界文化发展规律的理论模式，战国策派学人也不是抱残守缺、泥古不化的书痴，他们反复强调新的&战国时代&的到来，目的既在探索中国文化发展的规律，也在观照现实，希望国人迅速认清当前的战争形势，坚定地从和平的梦幻中清醒过来，以&战国&的精神应对&战国时代&。面对国土上到处燃烧着的中日战争烽火，林同济声称：中华民族&已经置身到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怒潮狂浪当中了&！林同济认为，当前的中日之战,&不但被侵略的国家&&中国&&的生死在此一举，即是侵略者&&日本&&的命运，也孤注在这一掷中！此我们所以必须抗战到底而日本对我们也特别具有歼灭的决心也&。他警告道：&歼灭战是无和可言的&，企图以和谈、投降的方式了结中日战争的人，必是&妖言误国&。他痛斥汉奸汪精卫之流的愚蠢和不识时务,&以为天地间总有侥幸可图，只须三跪九叩，人家即可饶命。于是联袂接襟，相率东渡，凭着双手空空，向人家&还我河山&。我们传统的文人心理，政客鬼胎，真是无聊极&。他大声疾呼,任何国家都无法幸免于这&无情的时代&,&人类的大运所趋，竟已借手于日本的蛮横行为来迫着我们作个最后的决定&&不能伟大，便是灭亡，我更不得再抱着中庸情态，泰然抚须，高唱那不强不弱、不文不武的偷懒国家的生涯& 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载《战国策》创刊号，。。正是在抗战救国的意义上，陈铨才表现出了：&你且莫管正义不正义，正义在其中了&陈铨：《指环与正义》，载《大公报》&战国副刊&，。的偏激，这是应该正确理解的。 纵观近代中国史，林同济清醒地指出，不能&时时刻刻提着&大一统&时代的眼光来评量审定&大战国&的种种价值与现实。自上次欧战后之高歌&公理战胜&，以至九一八之苦赖国联，其思路都出于一条的路线。置身火药库边，却专门喜欢和人家交换&安详古梦&。这恐怕是我们民族性中包含的最大的危险&。他提出：&我们必须要倒走二千年，再建起战国时代的立场，一方面来重新策定我们内在外在的各种方针，一方面来重新估量我们二千多年来的祖传文化&！这里的&倒走&，只是希望国人能有&战国&意识，而不是如一些文章所言是真要中国倒退到两千年前。战国策派认为，延续两千多年且活力尽失的&大一统文化&，在国民性中培植起因循守旧、中庸自足、懦弱懒惰的弱点，要想&救大一统文化之穷&林同济：《文化形态史观&卷头语》，见林同济、雷海宗：《文化形态史观》，3页，上海，大东书局，1946。，重振中华文化的雄风，使中华民族走向新的强盛，就只有吸收&列国酵素&，将之改造为&最活跃、最灿烂、最形紧张而最富创作&的战国文化参见林同济：《从战国重演到形态史观》，载《大公报》&战国副刊&，。,&现在的抗战建国运动，乃是有深厚的精神背景和普遍的学术文化基础的抗战建国运动，不是义和团式的不学无术的抗战，不是袁世凯式的不学无术的建国&，只有认识到抗战建国&必是建筑在对于新文化、新学术各方面各部门的研究、把握、创造、应用上&贺麟：《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1938年8月），见贺麟：《文化与人生》，20~2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中国文化才能如凤凰涅槃般起死回生，迎来文化复兴的第三周。也许，这才是战国策派强调&战国时代的重演&的真意。透过冷静的学理分析，战国策派诸学人关注祖国文化与民族命运的拳拳之情跃然纸上。林同济与雷海宗的文章发表后,&战国时代的重演&的观点，一时成为知识界人士中极为时髦的话题。陈清初赞同战国策派学人的观念，他称：&今日为&力与快&(force and speed)之时代，任何国家与民族欲求独立存在于今之世，非具备此两种条件不可，是以凡一国家其表现之&力与快&超过一般国家者强，不及一般国家者非弱即亡，揆之史实，历历可数&陈清初：《&国家至上&的具体表现》，载《军事与政治》，）。。罗梦册反对战国策派学人理论的观点是有代表性的，他认为：林同济依据他自己的历史逻辑把现实世界比作中国的战国时代，这是不合历史事实的。即使在中国古代的战国时代，各国也不是以战而是以统一为中心。他质问：假如有&战国时代的重演&局势存在，为什么中国有资格参加，而其他欧亚大帝国就不能呢？他以为，中日之战如是强弱之战，中国必亡，那还抵抗干什么？罗文提出，中日之战不是强弱间的对抗,&不是帝国征服的要求而是反帝国、反征服之&解放&浪潮&，&今日你与我所已置身其中的现世界的现时代，不是一个全人类即要被征服之后的时代的黑夜，而是一个全人类即要解放和必要解放之前进时代的前夕&。他声称：&当林先生正大声疾呼地要求着我们必须了解现时代的意义的今日，他自己却正误解着现时代的意义。& 罗梦册：《不是&战国时代的重演&，而是人类解放时代之来临！》，载《大公报》，410327。柳凝杰声明并不完全赞同林同济的观点，但对林氏提出的人类文明分合过程中战争必然性的认识深以为然。他不同意罗梦册以历史上部落击败部落的例证作为否定林同济观点的依据，不赞成罗文认为古代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的说法，也不同意罗文认为古代中国的战国时代不是以战而是以统一为中心的论点，认为仅凭上述几点依据，并不足以否定&战国时代的重演&的观点。柳文指出：&如果战争成为时代的&中心现象&，则任何国家民族谈任何事，均不能不就战争一项打算。如果人家均如此打算，而我们却要硬压住&战争&，去唱其他高调，则其危险，简直不堪想像！&他反对罗文仅因中日是强弱之战就要放弃抵抗的观点，虽然他并没有意识到中日之间强弱条件的相互转化，但他声称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弱遇强必败&的定律,&因为构成真正强弱的条件太多，决定最后胜利的因素更多，事在人为也&。柳文认为，依据&一战&的经验,&帝国主义者的崩溃，并不能如何有助于弱小民族&。仅用&战国时代&解释一切，未免失于简单。他指出，林同济的&自成体系&文化的标准较为模糊，不应该将希腊罗马文化与近代欧洲文化一分为二；秦汉以后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养成，主要是受佛道观念和历代统治者愚民政策的影响。他指出：&历史是循着&割裂或对峙&、&统一&、&混同&三阶段，成循环的演变着，向世界大同的路上推进。由第一进至第二阶段，经过是残酷的，整个的趋向是&战争&，是&集权&。由第二进至第三阶段，刚刚相反，&和平&、&民主&等必然抬头。但是第三阶段新局面要完成的时候（有时就在第二阶段中），第二个新循环常就又应运而生了。&柳文还认为，如果林同济提出的战国时代的&战为中心&、&全体战&、&歼灭战&的特点成立,&今日之战已演变为&全体战&，故如战争失败，被毁灭者必为&全体&&，何来&战国时代的重演&呢？尽管如此，柳文认为面对残酷的世界战争，还是要严肃地对待。参见柳凝杰：《论所谓&战国时代的重演&及所谓&人类解放时代之来临&》，载《大公报》，410417。相对这些认真而率直的讨论，一些文章对文化形态史观的误会与曲解，就显得有些方枘圆凿、格格不入了，此不赘述。笔者以为，文化形态史观没有固守古老的欧洲文化中心主义，与欧洲中心论相比显然是一个进步。基于对不同文化形态间的相互比较，从而得出文化发展的特殊或一般规律，相对于单纯认识一种文化形态，可以说视野更开阔、思考更深入。其次，在文化形态史观的框架中，各种文明形态，没有政治意义上的地位平等与否而具有同等的精神价值。其三，文化形态史观从&国际均势&的概念出发，对世界文化历史与现实的审视，更易于跳出感情与政治的束缚认清文明的发展规律。此外，文化形态史观提供了一个宏观的视角，使人对一种文明形态或整个文明体系的发展，在比较的基础上得出清晰认识。文化形态史观在克服历史研究中唯科学主义思潮之弊的同时，也暴露出自身的局限性。如柯林武德所言：用历史形态学代替历史本身,&那是一种自然主义的科学，它的价值就在于外部的分析、建立一般规律以及（非历史性思想的决定性的标志）自称根据科学的原则预言未来&。它的基本出发点，是要&用自然主义的原则概念来代替相应的历史概念&\[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206~20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在批评科学主义的同时，文化形态史观依然没有摆脱科学主义的窠臼。文化形态史观在对不同文化形态进行比较研究时，常常忽视政治、军事、哲学、艺术、宗教等现象之下社会生产力作为根本原动力的作用，似乎人类文化史就是一部征伐无度的战争史。文化形态史观不管文化的来源及其影响，对文化异同只求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作为一种史学研究方法，文化形态史观未免有&主题先行&之嫌，不管实际情况一律照搬其模式进行共时态的论说，否定历时态的学说；文化形态史观的理论根基相对薄弱，除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理论来源。各个文化形态为什么只有这样的三个或五个阶段？各个文明的发展或许具有一定的周期，但周期的界定并不能如化学反应那样精确，文明变迁需要一定的时间才可以显现出质的转变，因此文明形态的界限应是一个模糊概念，过于精确的划分反而损伤了文明研究的科学性。文化形态史观侧重于对世界上各个文明形态的发展阶段及其规律的认识。它吸收了达尔文考察自然生命发展规律的思想，视文明犹如一个有机体，认为其也存在着由盛至衰的变化。考察前近代世界的任何一种文明形态，只要是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都有一个从孕育、壮大并因缺乏新的因子而衰亡的过程。中国有&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名句，或可作为这种现象的一个注释。其实，当一个文明的生存环境发生改变，而文化并未作出相应的调整，文化与社会的不相适应就会立即成为文化发展的桎梏。文化形态史观认为，一种文明形态的衰败，常常发生在与适应时代的高级文化的冲突中；而每一种既有文明形态的再生，同样得益于高级文化因子的融入。正是在冲突与融合中，世界文明在生死与较量中前进。文化形态史观的理论，为战国策派学人提供了考察世界的独特视角，也为近代中国的文化危机找到了一个本体论层次的解释。借此理论，战国策派学人不外乎要达到两个目的：一是要说服国人&抛弃&大一统型&的骄态与执见&，认真反思中国文化的病态与国民劣根性；二是要以开放的心态全面吸收&列国酵素&，使明显落后于世界发展的中国文化得以重建；三是要使国人认真思考抗日战争的残酷性，切不可对&战国时代&抱任何的幻想。三、中国文化独具&二周&面对着西方文化兴盛与东方文化衰败的近代历史，面对着德国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野蛮侵略和杀伐无度的&战国&现实，作为学人，雷海宗等人要从学术角度寻求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强调现代性的不可回避；作为中国人，雷海宗等人则要捍卫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和中国文化的未来。中国文化的未来命运究竟如何？这一来自现实的呼声，是战国策派学人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雷海宗运用文化形态史观的理论，对世界上已知的典型文化形态进行比较研究后，得出了所有的文化形态在经历了封建时代、贵族国家时代、帝国主义时代、大一统时代、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等五个阶段后必然衰亡的结论。然而，当雷海宗将中国历史划分至公元383年时，惊异地发现中国文化不但没有走向死亡，反而继续生存了下去。面对文化形态史观理论上的局限性，雷海宗并没有放弃，而是进行了创造性发挥。他将中国文化作为一个特例，提出中国文化独具&二周&的新认识。这一观点的提出，蕴含了雷海宗文化思想的主要成分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雷海宗认为，中国两千余年的悠久历史大致划分为周而复始的两大周期。第一周自殷周至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这一时期是纯粹的华夏民族独立创造文化的时期，外来血统与文化没有重要地位，也可称为古典的中国。第一周又可分为封建时代（公元前1300&前771年），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前473年），战国时代（公元前473&前221年）和秦汉、东汉中兴时代（公元前221&88年），东汉末年、三国、魏晋时代（89&383年）。雷海宗解释道，正是由于383年后胡人血统的渗入，导致胡汉民族的融合；此外，印度佛教传入后为中国文化带来新的生机，从而形成了梵华同化的第二周文化。参见雷海宗：《中国文化的二周》，见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184~18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40。第二周由公元383年至抗日战争时期，是北方各个民族屡次入侵中原，印度佛教深刻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这一时期，汉民族在血统和文化上的个性没有丧失，但外来血统与文化开始据有很重要的地位，胡汉混合，梵华同化，也可视为一个综合的中国。第二周的1500年间，虽然朝代更替频繁也各有特点，但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上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只是在宗教、哲学、文艺等方面有所演变。因此，第一周内各时代均有专名，而第二周只能以朝代划分了（参见表2）。&
表2中国文化发展的两个周期表时代&
周宗教时代哲学时代哲学派别化&
时代 哲学消灭与&
学术化时代文化破裂&
周殷商西周：前1300&前771年&
殷墟宗教、周代宗教春秋时代：前770年&前473年&
邓析、楚狂接舆、孔子战国时代：前473&前221年六家秦汉与东汉中兴：前221&88年&
经学训诂东汉末年至淝水之战：89&383年&
思想学术并衰，佛教之传入第&
周南北朝隋唐五代：383&960年&
佛教之大盛宋代：960&1279年&
五子、陆象山元明：年&
程朱派、陆王派晚明盛清：年&
汉学考证清末以下：1839年以下&
思想学术并衰，西洋文化东渐资料来源：雷海宗：《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见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208~20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40。雷海宗认为，唯一在文化上可与中国相比的，是历史同样悠久的印度文化。印度文化虽然至今犹存，但在100年左右,&印度已开始被外族征服，从此永远未得再像阿育王时代的伟大与统一，也永不能再逃出外族的羁绊&。同时，由于缺乏可靠史料，无法对印度文化进行清楚的研究，所以中印文化无从比较。参见雷海宗：《中国文化的二周》，见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199~20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40。因此，雷海宗断言：&中国由秦并六国到今日已经过二千一百五十余年，在年代方面不是任何其他文化所能及的。罗马帝国一度衰败就完全消灭，可以不论。其他任何能比较持久的文化在帝国成立以后也没有能与中国第二周相比的伟大事业。中国第二周的政治当然不像第一周那样健全，并且没有变化，只能保守第一周末期所建的规模。但二千年间大体能维持一个一统帝国的局面，保持文化的特性，并在文化方面能有新的进展与新的建设，这是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奇事。其他民族，不只在政治上不能维持如此之长，并且在文化方面也绝没有这种二度的生命。我们传统的习性很好夸大，但已往的夸大多不中肯；能创造第二周的文化才是真正值得我们自夸于天地间的大事。好坏是另一问题，第二周使我们不满意的地方当然很多，与我们自己的第一周相比也有逊色。但无论如何，这在人类史上是只有我们曾能作出的事，可以自负而无愧。&雷海宗：《中国文化的二周》，见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198~19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40。雷海宗认为，中国文化能够&独具二周&，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迹。当其他文化在一周后渐次灭绝，中国文化何以仍有强盛的生命力呢？1938年，雷海宗的解释可谓发前人之未发。他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有第二周的发展，是由于中国文化从以黄河流域为中心扩展到长江和珠江流域。雷海宗从人口数量、行政区域的角度勾画出自南北朝后中国文化南北消长的线索后说：&到明清时代，很显然的中原已成南方的附庸了。富力的增加，文化的提高，人口的繁衍，当然都与此有关。这种发展是我们第二周文化的最大事业。在别的民族已到了老死的时期，我们反倒开拓出这样一个伟大的新天地，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无可比拟的例外。&雷海宗：《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见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2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40。他不无幽默地比喻道：中国文化衰而复生的&独到的特点，可使我们自负，同时也叫我们自惧。其他民族的生命都不似中国这样长，创业的期间更较中国为短，这正如父母之年的叫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据普通的说法，喜的是年迈的双亲仍然健在，惧的是脆弱的椿萱不知何时会忽然折断。我们能有他人所未曾有的第二周，已是&得天独厚&。我们是不是能创出尤其未闻的新纪录，去建设一个第三周的伟局？& 雷海宗：《中国文化的二周》，见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20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40。在1942年时，雷海宗对此的解释仍未完全摆脱困惑：&过去的文化为何一定都要毁灭，我们不知道。中国为何能够独存，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若勉强作一个比喻，我们可说文化如花，其他的文化都是草本花，一度开放，即告凋死；中国似为木本花，今年开放，明年可再重开。若善自培植，可以无限的延长生命。第二周的文化虽在人类史上已为例外，但既有第二周，也就可有第三周。&雷海宗：《独具二周的中国文化&&形态史学的看法》，载《大公报》&战国副刊&，。应该指出的是，雷海宗、林同济等人的&中国文化独具二周&理论，提出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成熟于烽火连天的中日战争相持阶段。如众多学者所言，雷海宗、林同济等人关于中国文化独具&二周&论的产生，具有为现实服务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希望从学理上圆满论证中国文化具有超乎寻常的顽强生命力，以振奋民族精神。参见黄敏兰：《学术救国&&知识分子历史观与中国政治》，231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侯云灏：《文化形态史观与中国文化两周说述论》，载《史学理论研究》，1994（3）；王敦书：《雷海宗关于文化形态、社会形态和历史分期的看法》，载《史学理论》，1988（4）等。然而，仅仅以民族主义的情绪解释文化形态史观及中国文化独具&二周&论，显然低估了雷、林等人关于文化发展的洞见。笔者认为，雷海宗、林同济的中国文化独具&二周&观点，首先是从文化形态史观推导而出，他们认为，任何一种文化的周期转折，要有外来文化因子的融入。佛教文化的传入，便成就了中国文化&第二周&的奇迹，而其他文化因缺乏吸收外来文化的机缘归于衰亡。近代以来处于衰败期的中国文化，在面临西方文化冲击的同时，实际上也孕育着新的生命。其次，以此警醒国人、为抗战服务的意义不言自明，两人也从不否认此点。纵观世界文化史和近代中国历史，雷、林等人在对以往文化优越的民族征服文化落后民族事例的联想中，为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的命运而深怀忧虑。&中国是否也要遭遇古代埃及与巴比伦的命运？我们四千年来的一切是否渐渐都要被人忘记？我们的文字是否也要等一二千年后的异族天才来解读？&雷海宗：《无兵的文化》，载《社会科学》，）。他们的仰天长问，像重锤一样猛击在国人的心田，令人不寒而栗。但在各种场合下，两人以论文、讲演等方式，一方面不断激烈地抨击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劣根性，一方面也冷静地指出西方文化在资本主义的强势扩张中出现的内在矛盾与世界性弊病，希望国人能坚定文化自信心，对处于&战国时代&的西方文化&可不至再似过去的崇拜盲从，而是自动自主的选择学习&雷海宗：《独具二周的中国文化&&形态史学的看法》，载《大公报》&战国副刊&，。。与此同时，雷海宗、林同济还似有预见地指出了从&二战&开始，世界上的民族冲突与其说是政治冲突，不如说是文化冲突，是强大的工业文明与各个独立的文化间不可避免的相互交融与渗透。尽管西方文化处于强盛顶峰，但其内在矛盾与弊病也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在借鉴西方文化优长的同时抵挡住西方文化的冲击，就可以保持中国文化的独立性。只有如此，中国文化才有第三周的发展。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具有穿透时空的生命力。四、&文化重建&第三周近代中国危机的特殊语境中，固执的文化保守主义不足以得到知识群体的认同，全盘西化的激进主义同样使处于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心理分裂中的知识群体无法接受。事实上，战国策派学人创造出的中国文化独具&二周&的理论，有意无意地朝着既要强调中国文化的生存又要大力引入西方文化精神的方向切入，目的就在于创建一个能超越近代中国知识群体在民族性与现代性间内在紧张的新的文化认同。无论对于现实政治还是学术研究，这都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课题。运用文化形态史观的理论，战国策派学人认为，抗日战争不仅是中日两国间的战争，它实际上是&战国时代&列强争霸全球战争的一部分。不仅是两国间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的较量，也是一种文化的较量，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间的碰撞。因此，仅仅着眼于军事与政治的抵抗是不够的。只有顺应时代的形势，把握机遇，中国文化在实现前无古人的第二周后，才仍然具有重新繁荣并进入第三周的可能。雷海宗信心十足地宣称：&抗战开始以前，著者对于第三周只认为有实现的可能，而不敢有成功的希望。抗战到今日，著者不只有成功的希望，并且有必成的自信。以一年半以来的战局而论，中华民族的潜力实在惊人，最后决战的胜利确有很大的把握。&雷海宗：《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见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22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40。然而，要使中国文化顺利进入第三周的发展，首先应该确立中国文化的地位、认清优长与劣短，从正处于&战国时代&的西方文化身上汲取营养，即是所谓中国文化重建。雷海宗指出,&此次抗战，是抗战而又建国。若要创造新生，对于旧文化的长处与短处，尤其是短处，我们必须先行了解&雷海宗：《总论&&传统文化之评价》，见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1~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40。。根据文化形态史观的理论，战国策派学人认为中国文化正处于&大一统时代&的末世,&其毛病在&活力颓萎& &&内在外在，都嫌活力颓萎&林同济：《文化形态史观&卷头语》，见林同济、雷海宗：《文化形态史观》，3页，上海，大东书局，1946。！&一心一意要&止于安&Security。开始百年间，文绩武功往往还能够显出一时的盛况。过此以往，除了偶尔复兴的短期外，始终找不出法子避免一种与时俱增的老年&倦态&Ennui：不求向上升高（封建现象），不求向外膨胀（列国现象），焚香祷祝，只求&天下无事&！&在这种奢靡风气中，社会就会出现&敌忾意识消失，一切作用&内向化&&和&贵士遗风式微，一切品质&恶劣化&&的现象。在这种文化侵蚀下，军队成为内乱的根源，政治&流为官僚功名利禄的把戏&。&整个文化的&人&&物&两方面表现，始终摆不脱&颓萎&的色彩& 林同济：《从战国重演到形态史观》，载《大公报》&战国副刊&，。。他们认为，与中国文化恰恰相反，西方文化正处于活力四射的&战国时代&，尽管已有&超列国而入大一统&的征兆，但它仍有相当长的&活跃前途&，不会在短期内夭折。面对这个西方文化的无情冲击,&如果要保持自己的存在，而求不被毁灭，势必须决定一个及时自动的&适应&&林同济：《文化形态史观&卷头语》，见林同济、雷海宗：《文化形态史观》，2页，上海，大东书局，1946。。在战国策派学人眼中，中西文化的优劣长短显而易见。因此,&救大一统文化之穷，需要&列国酵素&&，更要&抛弃&大一统型&的骄态与执见&同上书，4页。。笔者以为，战国策派思潮中表现出一种明确的文化激进主义意识。他们认为，任何一种文化，在其独立发展失去活力之时，都需要改造文化的劣根性，需要外来文化因子的融入，才能产生新的活力。世界文化史的发展规律也表明，文化融合是一种文化衰而复生的关键所在。在保持中国文化生存上，他们与诸种观点并不抵触，但对一味强调&民族化&、&中国化&的认识持有异议，这种异议并没有政治意图，因为战国策派学人是从文化发展的整体视角考察问题的。战国策派对于中国文化重建的倡言，当时即引起一系列的反响。主张生物社会史观的常乃德和提倡生命史观的朱谦之等人，纷纷撰文表态。常乃德认为,&二战&具有重大的文化意义,&这也许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战争，战争的结果不但决定了几个国家的兴亡，也决定了几种文化体系的成败。一切关心战争前途及人类命运的人，对于这个战争的文化的意义不得不特别加以考虑，也只有真正了解历史文化发展途径的人，才能够真正把握住此次战争的深刻的意义&黄欣周编：《常燕生先生遗集》，第1卷，293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常乃德主张，通过抗战来动员民众改造旧的中国文化，以此唤起中华民族的新生。他明确赞同雷海宗的观点，声称与其研究结果&大同小异&。他认为：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每一种文化体系的发展都是有生命和有机的，和一切有机的生命一样，都有一个从幼年、壮年至老年的生长过程，世界上每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如中国、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和西欧等文化，都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认识。当然，常乃德也提出：正如人的寿命长短不一，每一个文化的发展周期长短也不尽相同，这与此种文化先天禀赋与后天调养的状况莫大。他指出，就像树的接枝能使濒临淘汰的树种焕发青春一样，各民族的融合能为一种文化注入新的生命活力。在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周期划分上，常乃德也与雷海宗、林同济等人不同，他认为：中国共有三个周期，秦汉时代为第一周期；隋唐时代为第二周期；宋元明清为第三周期。三个周期还可分为春夏秋冬四季，以示一个周期内文化的兴衰。如第三周期的宋代，是中国经历了五代纷争的民族融合后进入第三周的春季，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元代蒙古族的入主中原，实际上是民族的又一次大融合，中国文化呈现多姿多彩的特色，可谓此周中的夏季；明代至清代中国文化成熟灿烂，可谓是秋季；晚清由于英法等帝国主义强国的入侵，社会黑暗、民生痛苦及文化衰败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因此&这是第三期文化的冬季，也正是一个新时代文化的酝酿时代&。他认为：也正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文化有了吸收西方文化的机遇，从20世纪起，中国文化第四周期的春季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极盛的夏季将在今后的一个世纪中来临，当务之急是在文化接枝的同时进行民族混血工作。参见黄欣周编：《常燕生先生遗集》，第1卷，334~335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时任中山大学教授的朱谦之，以他对生命史观的探索进而观照文化发展规律，大体上认同雷海宗、林同济二人的基本观点。他认为，人类历史上确有几个平行、独立发展的文化体系，这些文化有生长、壮大、衰老的生命周期，但中国文化是一个例外，这是由中国文化的特质决定的。中国文化常常因为外族刺激而出现蓬勃新兴的气象；其二，中国文化具有更为长久的文化时间和广大的文化空间，与其他文化相比具有更加顽强的生命力，也应该具有更长的寿命；所以他认为：&中国文化虽然已&老&，却是不衰。所以施本格勒和汤因比的历史决定论，都应受严格的批评&。朱谦之也提出了一个对中国文化发展历程的周期划分。他认为：中国文化共分为三个周期，第一个周期为宗教时期，也称&黄河流域文化时代&，约从公元前3300年至1300年止，历时4600年。第二个周期为哲学时期，也称&长江流域文化时代&，约从明朝建立至1937年抗战爆发止，历时600余年。第三个周期是科学文化时期，也称&珠江流域文化时代&，即从抗日战争爆发起至今。朱谦之将第三个周期视为中国文化第三次独立发展期。朱谦之：《中国文化新时代》，载《现代史学》，）。朱谦之对中国文化周期划分的独特观点，可能是受雷海宗、林同济对中国文化周期划分的启发后提出的。其划分标准既考虑到了地域性因素，注重了早期文化发展的地理特征；又考虑到了各个时期的文化特征。不管是战国策派学人，还是常乃德、朱谦之等人，都较其他人更早地意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重要组成部分的中日战争，在世界文化发展及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中具有的文化意义。在他们看来，由于工业化后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及西方文化具有的强势，当时的世界已开始呈现出一个不可避免的文化全球化趋势，任何一种文化都无法回避或独立于其外。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救亡图存的主题下，他们均发出了中国文化重建的呼吁，从学术的角度阐述中国文化在历史演进中所具有的独立性与顽强的生命力，提出文化的强弱与民族的盛衰间不可或分的关系，不约而同地就中国文化发展及重建的若干问题达成了共识。显然，他们对于中国文化重建的认识，不只是要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更重要的是提倡中国文化在保持特性的前提下对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新&战国时代&的迅速适应。 参见林同济：《文化形态史观&卷头语》，见林同济、雷海宗：《文化形态史观》，2页，上海，大东书局，1946。应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激发了他们的学术灵感，不能认为他们的观点只是为适应当时文化&中国化&浪潮而提出的，只是知识分子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这是一个方面；还要认识到他们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硝烟深刻把握时代脉络的学术洞察力、开放胸襟及复兴中国文化观点的深远意义。其实，在战国策派的文化重建主张中，超越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新的世界文化认同，是一个呼之欲出的话题。他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以&列国酵素&&救大一统文化之穷&的看法，其实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在文化改造上的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意识。西化不等于现代化，但现代化所包含的社会分殊化、工具理性化、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等所谓&现代社会特征&，都最早出现在西方国家，因此，现代化不可避免地要具有相当浓重的西方化色彩与意涵。战国策派学人以学术参与政治的结果，不仅使更多的人关注中国文化的命运，也从一个方面促进了学术的发展。此前盛行一时的进化史观，主张各种文化无论特点如何，其发展均是历时态性的；文化形态史观则主张文化发展的共时态性，它视文化发展为多元的观点，不再机械、单线地看待历史与社会的发展形态。就此而言，其思想的养分值得认真对待。战国策派学人对于中国文化重建的呼吁，也再一次提醒后人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现当代国际关系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1942年6月，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最为艰苦、同盟国与轴心国间胜负难料的时刻，林同济竟然依据&文化形态史观&准确地预见到战后世界的基本政治格局。他说：然而细察当前的形势，西洋文化还未到&定于一&的时辰。这次大战，不论那一方胜利，其所带来的结果，将不是世界的统一，而乃是两三个超级国家的诞生。这两三个超级国家可是一类压倒势的&大力国&Great Powers,实际上决定人类命运的前途。配合而来的，也必有一类&大力国主义&，从理论上赋予这两三个大国以公认的地位与特权。问题不在&大力国主义&的成立，因为它的成立恐怕是必然的。问题在这次战后这大力国主义究竟是取希特拉、东条的强暴形式，抑还是一种开明领导的&齐桓公&作风&&我们尚可叫为罗斯福作风？林同济：《民族主义与二十世纪&&列国阶段的形态观》，见林同济、雷海宗：《文化形态史观》，68页，上海，大东书局，1946。历史的演进表明，战前全球政治的无序与多元化，一变而为&二战&后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所代表的两极化国际政治格局。西方国家并没有&定于一&，资本主义经济的市场竞争也由以前的各自为政演变为有序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尝试着计划经济的发展。由此,&大力国主义& &&霸权政治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存在，由此带来的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思潮，成为全球发展中重要的现象。霸权政治实际上赋予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公认的地位和特权&。两极化格局的形成，不可避免地使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趋于融合，无形中又加快了全球一体化的速度。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由于苏联解体，两极化格局终于被打破，全球一体化进程已是世人皆知，这个一体化背后的主导力量是全球经济与文化的一体化。按照雷海宗给出的时间表，西方国家从1815年左右进入&定于一&的帝国主义时代，尽管有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然而西方国家的文化一统不时在向前发展，应当在250年后即2065年左右完成&大一统&。参见雷海宗：《历史的形态与例证》，见林同济、雷海宗：《文化形态史观》，34~36页，上海，大东书局，1946。时下欧洲联盟的快速组合及欧洲大陆国家间民族及疆界意识的淡化，欧洲统一货币欧元的产生，欧洲在政治、文化上日益脱离美国的独立趋势，都让我们看到了欧洲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行将进入&大一统&的轮廓。这又使我们不得不为战国策派学人的精确预见而心生叹服。作为一种文化理论，文化形态史观也是一种认识论。在战国策派学人看来，在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新&战国时代&下，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没有条件也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偏安一隅、独立发展，没有一种对西方文化和世界文化全面开放的态度，就是生命力极强的中国文化，也无法重建或进入第三周的发展。这是值得后人反复领悟的战国策派思想的价值之一。至于认为战国策派学人以文化形态史观曲解中国文化发展史，是一种典型的&历史循环论&的说法，笔者认为还有可以商榷的余地。文化形态史观在考察埃及、希腊&罗马文化兴衰时，并不是以&历史循环论&进行考察的，它明确声称埃及、希腊&罗马文化被西欧文化所征服（或许用融合一词更适宜）；在对秦汉之后长达二千余年的中国文化进行分析时，雷海宗注意到了中国文化在这一时期的停滞不前，他以淝水之战后佛教传入作为中国兴起第二周的解释，正是以文化融合为基本出发点的。如果以中国文化的两个周期看，中国历史的确存在着&循环&的现象，但这不是雷海宗的错而是历史的事实。在展望中国文化第三周重建时，雷海宗、林同济都声称，处于西方现代性主导的&战国时代&，必须吸收&列国酵素&以适应时代，他们从来没有要中国文化从第一个&封建时代&重新来过，因为这是一个资本主义扩张后全球性的文化融合时代，不可能再有一个文化形态独立生存的环境，也不会再有中国文化悠悠闲闲重新走过的可能。以中国文化适应西方现代性为主导的世界文化，这只能看作一种号召中国文化前进的冲锋号，而不是后退的鸣金令。&
（原载：《南开学报》，2006年第4期。）3,7,8,10,12,13,15,17,18,19,20,24,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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