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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透各类唱衰中国的论调背后
　　上个月，笔者曾针对天则所盛洪的“救救官员”一文发表过一篇回应的文章《鼓吹宪政反腐卖的是假膏药》，但碍于字数的限制，在此文中，笔者只是简单的从各国宪政的经验来证明“宪政”并非“反腐”良方的现实。事实上，当前的中国充斥着太多与“宪政”论相似的论调，“民主论”、“法治论”、“唯美国是从论”、“台湾模板论”、“新加坡模式论”等等，有太多的学者、知识分子喜欢机械式的将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模式进行一番简单的修饰－－这毕竟是最轻松、最容易、最无需深入思考的方式，然后便开始不遗余力的向中国大陆民众兜售这类他们眼中救国救民的万能狗皮膏药。综合这些言论，我们不难发现，绝大多数此类论调都存在“无视中国取得的长足进步，无限放大中国社会的一些矛盾”的“特点”，其本质无非就是要“否定现行体制”、“否定现政府”和“否定共产党”。这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现实，一个无法否认，不能回避，需要直视的现实。
　　近些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增大，以及国内社会环境的改变，中国开始从国际舞台边缘的小配角，逐步成长为舞台中央的一颗闪耀的“大明星”。正如俗话所说“人红是非多”，越来越“红”的中国也不可避免的要面对更多来自国内外的复杂的批评、指责或者非议，除了“宪政”那类的论调外，“共产主义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普世价值唯一论”和最近的“中国最大输家论”等，也都是“国红是非多”的具体表现。为了和大家一起更好的去看清各类唱衰中国的论调背后的现实，笔者希望从以“宪政”论为代表的这类论调产生的原因出发，顺着原因找问题，进而探寻下解决问题的思路。
　　第一部分：什么原因带来这些论调？
　　造成这些批评、指责和非议的原因很多，但总结起来无非三类：
　　第一类，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自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刻起，中国的这一国家性质就决定了传统的资本主义强国必然会处处对中国充满偏见，甚至敌意。“麦卡锡主义”在50年代的美国喧嚣一时就是最好的例子，它所带来的影响甚至让包括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在内的几任美国总统都必须对中国采取非常严厉和僵硬政策。
　　虽然这种情况随着苏联的解体，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就在今年6月，曾为里根总统撰写讲稿的美国共和党众议员罗拉巴克（Rep。　Dana Rohrabacher）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仍然叫嚣到“不幸的是我们没有像对俄罗斯那样采取应有的行动来削弱中国的共产主义，独裁和专制统治……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来对付我们的头号威胁，那就是中国独裁政权和极端伊斯兰主义”。此外，2011年美国原驻华大使洪博培也在共和党竞选的电视辩论中，毫不掩饰的放言：美国可以通过引导5亿中国网民来实现推翻中国现政权的目的。由此种种不难发现，“共产主义威胁论”从未在西方社会傲慢、固执的价值认识中被删除，它时不时的会发作。当前的许多论调实际上就是起源于这类价值和思想根源。
　　第二类，中国的高速崛起，开始威胁传统强国的一些利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除了实现了本国GDP的腾飞之外，还在基础设施建设劳务输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军事武器贸易，以及对外商贸合作等多方面对发达国家的“传统势力范围”构成了威胁。此外，更让发达国家忧虑的，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趋势的增强、金砖国家发展银行的创立，以及中国主导下的各大经济区、自贸区的建立，由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建立的国际货币秩序、金融体系、经贸规则等都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这一切，都使得中国与西方阵营之间的摩擦和矛盾无可避免的增大、增多。
　　作为回应，西方国家开启了全方位反制中国的马达：一、在经济上处处刁难中国。美国政府针对中国企业的所谓反倾销，以及美国主导下的泛太平洋和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建设就是最现实的例子；二、在政治上遏制中国。美国09年开始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核心就是围堵中国，美国的盟友先后挑起的钓鱼岛争端和南海争端就是最直接的反应；三、在社会上搅动中国。西方国家一方面通过亲西方的媒体大肆渲染、放大中国社会的不足之处、不正之风、不公之事和不义之举，另一方面又通过虚虚实实的案例，极尽美化西方国家和社会之能事，从而通过强烈的“对比”，来激起中国社会的不满，煽动社会的消极情绪。虽然有些人不愿意承认，甚至极力否定西方国家存在此类行为，但埃及、叙利亚、乌克兰等多国发生的内乱和动荡时刻警示着我们，西方势力一直都在努力扶植着各类可以为它们所用“反对派”，在需要时，它们立刻就能发挥功效。
　　基于中国同西方摩擦增大和西方加强对中国的围堵的现实，我们可以尝试探寻下当前的各类论调的原始出处，看看它们是不是舶来品：中国崩溃论不用多语了吧？自苏联解体后，“中国必然被西方资本主义征服”的第一轮崩溃论便开始喧嚣直上，备受西方媒体和学界追捧……可结果呢？再看看最近受到热炒的“中国最大输家论”：“美国次贷危机－中国成最大输家”、“美国政府的僵局若不解－中国将是最大输家”、“伊朗危机－中国恐成最大输家”、“安倍胜选－中国恐成最大输家”、“克里米亚入俄－中国成最大输家”、“中国乒乓球所向披靡没有对手－中国成最大输家”……大家将内容一搜，不难发现，绝大多数都是源自西方媒体……而西方媒体之所以要这么做，根本原因不就是在于，中国的崛起威胁到了西方国家的利益了吗？它们想要维持自己的利益、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就必须限制中国，而各种论调，以及论调所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就是它们最好的手段。
　　第三类，中国社会进入深度调整阶段，社会矛盾集中爆发。与第一类和第二类两大外因不同，第三类原因是催生各类批评、指责和非议的内因所在。需要承认的，如果不是当前中国社会存在很多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单凭前两个原因是无法催生如此多的杂音和论调的。尤其是近些年，中国接连曝光了一些例如食品安全、教育保障、医疗福利、环境污染等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引起了许多群众的愤怒和不满。这是中国政府在接下来的改革和发展中必须集中全力解决的问题，否认，如果放任这类问题的长期存在，它不仅将为西方政府和媒体提供更多反对和针对中国的素材，更将陷中国政府于不利、被动和危险的境地。
　　第二部分：如何才能化解这些问题呢？
　　在明确了催生各种论调的原因后，我们自然希望能够寻求到有效的解决办法，对症下药：
　　针对第一类和第二类外因，我们能做的不多，毕竟想要一些人改变偏见，要一些国家主动割让利益，这是非常困难的。不过，中国作为高速崛起的国家，我们完全有能力和有机会在国际社会中，团结更多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更多可以争取的资源，进而孤立敌视我们的那拨势力。国际关系和博弈非常的现实，一切问题终究是基于“国家利益”来考量的，而“国家利益”在这一阶段主要是经济利益为指标。近些年，我们惊讶但不意外的发现，虽然一些偏见和摩擦仍旧存在，但包括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在内的美国的铁杆盟友们，因为本国的经济压力，都纷纷开始向中国示好，并开始尝试更多的去理解、接受中国的意见和看法，开始主动减少与中国的对立和摩擦。以法国为例，法国总统奥朗德在2013年4月访华期间一改先前“高度重视西藏问题”的态度，明确表示：“我到中国来主要是谈政治伙伴关系，双方在国际领域的责任，双边的关系，以及经济增长等议题，人权问题不是其此行的主要目的。”不仅如此，奥朗德还专门强调：“法国不但不会对中国的高速发展感到害怕，反而会把它看成是一个能带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大机遇”。
　　在看到法国与中国的合作取得丰硕的成果后，英国首相卡梅伦也坐不住了，他先是于2013年5在下议院明确表示英国不支持西藏独立，以此向中国示好，后又于当年12月率领最大规模的贸易团奔赴中国，期望能有机会与中国签订一些协议，达成一点合作。此外，随着金砖国家发展银行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以中国为主导的“金砖秩序”和“新区域经济秩序”，将让中国拥有更多与发展中国家进行更加广泛的联系和合作的机会，这都将为中国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这些都将非常有助于中国去降低第一类、第二类原因给中国带来的消极影响。当然，即便如此，中国政府仍应当清醒的意识到，国际社会的利益争夺战是很残酷的，它涉及到军事威胁、经济制衡、政治施压、外交博弈和社会煽动等全方位的斗争。中国政府一方面需要继续坚持灵活的外交策略，让自己获得更多国际舆论和国际道义的支持；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应当明晰自己的底线，包括政治底线、军事底线和外交底线等，一旦挑衅中国的势力踏过了“红线”，中国就必须给予坚决的回应，这就包括了经济制裁、政治压制和军事反击等。
　　退一步，中国政府和民众都需明白，无论中国如何努力，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永远都会有一些仇视、敌视中国的声音存在，它们确实是不利于中国的因素。但是，只要我们能继续坚持做好自己，它们不仅无法对中国造成太大的伤害，反倒能帮助中国民众去更加清醒的认识自己，以及看清西方社会虚伪假面下的现实。
　　当然，相较第一类和第二类原因，第三类的内因才是关键所在。中国政府和社会必须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集中力量去解决当前的社会矛盾，最大程度的去满足民众的合理诉求，这样才能为自己赢得加分，重塑口碑。不过，中国应当如何去解决这些矛盾呢？
　　第三部分：解决中国的内政，出路为何？
　　这就涉及到开篇时所提到的问题了：是否只有“宪政”的秘方能解决中国当前的问题呢？对此，笔者不想马上下结论，只想同广大读者一起审视下列几个问题：
　　第一、|什么是“宪政”？
　　这一直是个很有争议、很复杂的话题，但从一种普遍的共识来看：“宪政”，从本质上来说强调权力的制衡，一种依托宪法法规，通过分权，以及权力的互相制衡来维护民众的权益，规范政府的行为，和实现对国家的高效管理的政治模式。在“宪政”者们看来，宪法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没有任何个人、团体或者权力能够凌驾于宪法之上。从理论上来看，这确实是很好的一种模式。但现实呢？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
　　第二、“宪政”鼓手们必须正视的两大现实
　　一、|宪政自身需要长期的演变和完善的过程
　　从“宪政”模板美国的例子来看，美国自日制宪议会确立《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简称美宪）通过后，经过了100多年的时间，才将最基本的关于人权、选举等权利解决清楚。例如，1787宪法最初并没有将《独立宣言》及一些州的法律中所采纳的民主权利的相关内容吸纳进来，直到两年后，迫于1789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及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压力才于1789年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对公民人身权利进行规范。至于人权问题，在美宪确立后78年后，一直到了1865年，国会才批准通过了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取消奴隶制或强制劳动。即便如此，到了1868年，宪法修正案第十四条仍明确规定“众议员名额应按各州人口总数的比例分配，但不纳税的印第安人除外”。关于选举权，美宪直到立宪137年后，才在宪法修正案第十九条确认“不得因性别而否定或剥夺美国公民的选举权”，这时候，美国的女性才有了投票权。到了1971年，美宪修正案第二十六条才规定“不得因年龄而否定或剥夺已满18岁或18岁以上美国公民的选举权”。仅在这两个基本问题上，美国的宪法完善过程都耗费了近200年的时间。由此可见，一套理想宪法的演变和完善是无法做到一蹴而就的。
　　二、|“宪政”从未带来过立竿见影的效果
　　盛老师在《救救官员》一文中指出“普遍贪腐不是健全制度下的个别现象，而是一个系统性错误，即制度本身出了毛病……这个错误的核心，就是权力不受监督和约束”，在此基础上，盛老师为中国指明了道路：“为了挽救这些不慎落水的官员，也为了挽救执政党自己，执政党不仅要进行反腐斗争，还要从根本上改变导致贪官产生的制度环境。即要建立一个有效监督和约束权力的制度；就要取消不当配置的权力，包括不当的行政审批权，侵害农民土地产权的政策，和国有企业的垄断权；就要开放政治领域，不再在执政党小圈子里任用官员；以此为基础，才能形成健康的官场文化。仔细想想，这其实就是宪政改革的基本内容。”
　　从盛老师的言语中不难发现他对“宪政”的信任和推崇。既然如此，我们不妨顺着“宪政”思路多走两步，看看“宪政”在反腐中的作用到底怎样：
　　如前述，美国自1787确定了宪法，开启了“宪政”道路。对照当前新中国成立65年的时间尺度，我们可以参看美国在立宪65年后，也就是1852年前后的官场风气：
　　在05年《炎黄春秋》刊载的一篇名为《美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的文章中，细致的描述了这一时期的美国政坛的腐败之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许多城市政府对赌博、烈酒和性服务场所的建立实行管制……大城市普遍存在公职人员课征行业准入费的现象。其中，纽约和明尼阿波利斯的市政官员和警察公然收取贿赂；而在费城，这种索取则较为谨慎，即由一些‘财团’来承担好处费的征收工作，继而将其分发给政府官员。为坐享垄断租金、防止竞争对手进入该行业，私人企业会源源不断地向官员们支付回扣以促成于己有利的政策或规定的颁布与实施。在联邦酒精缴税率被大幅提高期间，许多酿酒商为偷税漏税大肆贿赂财政部官员，并以远低于票面价值的支付获取纳税凭证。据证实，在格兰特总统执政期间百余名财政部官员因涉嫌受贿被定罪，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威士忌酒帮事件。”　除了贪腐盛行外，美国的政府更是被政治机器垄断，“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纽约，政治机器坦慕尼协会不仅垄断多达4万个市政职位，机器老板还牢牢掌控着市议会席位和地方检察长的任命权……”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在美国立宪近100年之时，当时的美国总统加菲尔德，在入住白宫不到4个月之际，就因为未能满足贪腐分子索官的需求而惨遭杀害……
　　如果盛老师觉得美国的宪政发展过程太过遥远，我们不妨看看身边的那个亚洲“民主宪政”的模板－－印度。二战后，亚非拉各国纷纷独立，并建立了不同的政治制度。在亚洲，印度和中国也分别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其中印度选择了宪政民主体制，而中国选择了人民民主专政。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让我们来看看一些现实：根据透明国际2013年的排名，中国的清廉指数位列177个国家中的80位，而宪政体制下的印度则处于93位。除了印度外，我们不妨再看看亚洲的宪政国邻居们的清廉排名：1932年开启宪政的泰国，排名102；1959年正式实施宪政的印度尼西亚，排名114；而充分效仿美国宪法原则，被称为美国宪法“海外版”的菲律宾宪政制度，自1946年菲律宾第三共和国成立起，至今已68年，它的清廉指数排名与印度一样，为94名。
　　以上例子如果还不足以让盛老师认识到“宪政”对于反腐的无力，那么，我们不妨看看最近几个开启宪政的国家：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这三个国家都是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直接干预下，亲手操作下，走上盛老师神往的“宪政”道路的，结果呢？这三个国家至今仍处于极端的动荡中，对“宪政”不切实际的偏执，不仅让这些国家的民众丧失了基本的稳定生活的环境，丢掉了循序渐进推进国家革新发展的可能，更让这些国家的未来从此黯淡，难觅希望。在清廉指数上，这几个国家更是排名全球垫底。由此可见，“宪政”与清廉从未有过必然的联系。
　　第三，对西方的“宪政”倍加宽容，却又为何对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此苛刻？
　　从前述两点不难看出，“宪政”本身的发展和完善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即便是当前的“宪政”模板的美国，也经历了漫长的黑暗时期：政府腐败、种族歧视、环境污染等严重的问题都在不同时期困扰着美国，而每一个问题的解决，也是耗时不少。其中，治理政府腐败，美国花费了近100年的时间。前文提到的腐败状况一直持续到了1883年，直到美国国会通过了《彭德尔顿法》，确立了一套以政绩制度为核心的文官选拔机制和奖惩机制，打破了政党权力分赃的局面后，才稍有好转。之后持续到1939年的56年里，美国国会又先后通过了禁止公司向联邦公职候选人捐款、竞选经费公开法、联邦反腐败行为法及禁止联邦文官参与政党活动的哈奇法等一系列法律，以此来增强政府的透明性、责任感，以及增大对政府的权力限制，这才最终治愈了美国贪腐顽疾。
　　至于种族歧视问题的缓和，美国则用了近200年，它的转折点就是大家熟知的20世纪60年代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运动。当然，这么长时间换来的，也仅仅是缓和……日，一位名叫特雷沃恩－马丁的黑人男孩，只因被一名社区白人协警认为“形迹可疑”，便残忍的遭到枪杀。更让人不安的，在历经十四个月的调查、审讯后，那名白人协警察竟被陪审团一致认定无罪，于日被法院宣布无罪释放……对此，作为黑人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却只能在一个多月之后无奈的表示：“35年前，我可能就像马丁一样……我们需要防范那些试图分裂我们的人，将坚持多样、包容性作为我们在种族问题上的基础。美国一直都在和奴隶制度、种族歧视做斗争，当然，这些问题（种族歧视）依然存在。”
　　再看环境污染问题，大多数媒体和民众或许不知，当此刻中国社会正在苦恼经济高速发展副作用下的环境问题时，美国早在上世纪40年代起就遇到了。随着1933年罗斯福新政的开启，再加上二战为美国带来的巨额资金，美国的经济开足了马力。但高速的经济发展及人口的快速增长，不可避免的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环境压力：先是40年代起，以洛杉矶为代表的多个城市先后陷入重大的空气污染困局中，尤其是5月至10月间，洛杉矶甚至经常出现烟雾数日不散的严重污染现象，不少人因此染上疾病，甚至死亡。除了空气之外，美国一些地区的水污染也非常严重。1959年，俄亥俄州的凯霍加河因为污染严重，常年被石油工业的排放物覆盖，成为了全球闻名的“着火河”，《时代周刊》是这么描述的“棕褐色有油性的河面不断冒出地下气体，河水不是在流淌，而是在渗出”。面对严重的环境问题，美国于1963年出台了《洁净空气法》、于1970年通过了《国家环境保护法案》等一系列与治理、保护环境相关的法律，并且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才逐渐缓和了美国的环境问题。
　　面对“宪政”美国的这些现实，我不知盛老师作何感想。因为根据盛老师的理解，既然美国在当时面临着那么严重的腐败问题，那“宪政”就应该被一种理论上更加理想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所替代，不是吗？当然，相信盛老师是断然不会接受这个假设的，因为，此刻的美国在经历了200多年的发展和完善以后，确实表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国家优越性，不然盛老师也不会不顾一些现实的拼命鼓吹“宪政”嘛。不过，既然盛老师能对美式“宪政”的发展和完善过程持如此包容的心态，那么，为何就不能给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更多的包容呢？它们难道就必须一步到位，立马完备？就不需要更多的时间来修葺和完善吗？最主要的，中国自身的制度，停止过自我修葺和完善了吗？
　　哪怕仅从反腐问题上来看，习近平主席一上任便以“零容忍”、“严治标”的态度推动了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力度最大、态度最坚定的反腐行动，这力度、强度和效果都远强美国19世纪80年代的整顿。用廉政专家高波的话来概括，习近平反腐打开了强力自我净化、强势自我纠错、强效自我革新的大门。面对习近平的反腐，连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都忍不住赞叹：“我觉得他（习近平）的愿景和决心，尤其是在反腐败这一块，我们需要给他鼓鼓掌，他实在是做得特别好。”
　　除了持续的反腐风暴外，执政党还顺应民意推出了网络举报平台，通过“网络反腐”的方式，与民间形成互动，激活社会、媒体的反腐监督机制，不仅如此，执政党又出台了多项新的规章制度，包括《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等，以制度来规范、限制国家公职人员的行为。在反腐问题之外，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更是毫不犹豫的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执政党立誓要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多方面着手，竭尽所能的解决中国当前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以及民众最关心的关键问题。
　　近日，中纪委更是破天荒的成立了国际合作局，专门复杂海外追赃、追逃工作。这些努力，只要是理性的中国人，就一定能够看得到的。它们难道不是中国的体制在自我修葺、自我完善的最好的例证吗？盛老师能接受美国用百年的时间去完善制度，却为何对中国如此的苛刻呢？这是为什么呢？
　　洋洋洒洒写了这么多，无非是想盛老师以及与他有着类同认识的人们能够放下偏执，从而能更理性和客观去看待这个正在发展和崛起中的国家。“宪政”，一个很美的名词，中国不该拒绝，也从未拒绝。但盛老师需要意识到，资本主义宪政是宪政，社会主义宪政为何就不能是宪政？资产阶级的宪政是宪政，无产阶级的宪政为何就不是宪政了？“宪政”，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精神，但绝对不是一个僵硬的模式或者唯一的方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虽然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没有将它的优越性完全的体现出来，且仍存在许多值得反思和完善的地方，但它作为中国人民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摸索和奋斗后，所做出的一个选择，它不仅在长期实践中保证了中国政治进程的稳定，维护了社会的整体和谐及团结，还在65年的实践中，不断推进中国在国家层面的各项法律制度的完善、在社会层面的各类体系的完备。更主要的，它扎扎实实的让每一位中国人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国家综合实力的强大、国际地位的提升和生活条件的提高。
　　再退一步，如果这个制度真的如一些人眼中那样的“不堪”，那为何西方阵营在面对这样一个“濒临死亡”、“日薄西山”的国家，却要表现出如此紧张的状态，却要如此大费周折的“亚太再平衡”对中国进行围剿，却要在国际博弈的方方面面如此的针对和限制中国？一些人会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为了中国人民好，是希望让中国人民过上有尊严、有人权、有自由的生活，我只想问，既然这么善良，西方国家为何不简单点，稍微修改下苛刻的国际规则，稍微放宽点对中国的经济限制，稍微减少点给中国的政治压力，这样，不是很容易就能让中国民众获得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条件吗？当然，如果真的这样，它们本国的居民可能就得稍微牺牲下当前的这种建立在霸权和规则优势基础上的高福利了，它们，愿意吗？
　　第四部分：理性、客观的看待此刻的中国
　　基于以上现实，我恳请盛老师们能够静下心，平下气，能够以更理性和客观的态度，来认识和支持这个正顶着巨大压力，正在艰难前行的国家。当前，中国正处在“即将崛起和真正崛起”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正面临着至少三大转型的压力：经济结构由传统的依赖出卖廉价劳动力、原材料和粗放型增长等方式，向依托于智力资源、高新技术和密集型转变，由依靠政府宏观调控，向市场发挥决定作用的方向调整的压力；政治体制面临打破当前的一些固化、僵化的状态，实现“简政放权”、“将权力关进笼子”、“加强民主协商”和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压力；社会环境更是随着国家条件的改善，民众要求的提高，以及民众诉求的增大，在教育、医疗、就业、安全等多方面，面临着更巨大、更急切、更苛刻的调整压力。这些压力以及压力下产生的各种问题，在社会层面，就成了民众不满、抱怨的来源，也为各类论调提供了滋生、滋长的土壤。
　　这就是“现实”，这就是“国情”，虽然很多人已经对这两个词麻木，甚至反感了。中国，要崛起真的挺难的，它无法拥有“日不落帝国”纵跨环宇的殖民地；没有澳洲偏居地球一侧，以2000万的小众人口独享一块大陆，独占丰富资源的环境；更没有美利坚合众国坐发两次世界级战争横财的天时，傲然北美洲的地利，以及世人追捧的人和。
　　对比之下，中国简直毫无优势可言……可就是这个没有任何优势的中国，在1949后，愣是硬生生的扛住了建国时5亿4000万到现在13亿的人口压力，扛住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打完后国家一穷二白、千疮百孔的社会经济压力，扛住了西方阵营残酷围剿、苏联老大哥无情翻脸和周边小弟捣蛋惹事等一系列的政治压力……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用短短65年的时间，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发展、崛起和复兴的任务。中国人作为个体和整体，进入近代以来，何时有比今天更有面子，更有认同，更有尊严过？
　　当然，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一切都不重要，因为，他们只看到了自己每日所遭遇到的那些“不公”，只关注自己没有享受到的那些“权利”，只幻想着能立即如西方发达福利国家的国民般坐享国家福利……这是人性，可以理解，非常正常！可是，理想终归是理性，在此刻，我们仍必须正视这样一个现实：以目前的生产力水平，想要13亿中国人都过上像西方发达国家国民那样的生活，享受到那样的条件，那么，一个地球的资源恐怕都不足以支撑那样的需求……无论是什么制度，什么政府，什么领导人，都没有这个能力，绝对没有……别说是达到那样的水准，即便只是想要接近，那也必须逐步改变当前的国际经济、政治和权力结构，让中国获得更多的国际资源，更大的国际话语权，更强的国际控制力……这个现实有多残酷，理性的读者应该不难理解吧？
　　但是，如果能够正视这个现实，我们便能够在更准确和清晰的方向上去发力：第一步，我们要努力解决13亿人民众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让百姓吃得饱、穿的暖、有书读、能就医；第二步，我们要努力逐渐富起来的民众能够获得更多的保障，新鲜的空气、洁净的水源、健康的食品、无毒的衣饰、安全的校车、价位合理质量过关的住房、质量过关的房屋……；第三步，我们要努力让中国的经济结构能够更加合理和健康，让中国的政治对于民众不再朦胧、不再遥远、不再恍惚、不再偏离、不再不可触碰，让中国的社会对于民众能够带来更多的安全、自由和信赖；最后，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中国”这个概念对于国民来说可以不仅仅是一个名字，而是一本更加畅通的护照，是身处国外的一股更加有力和可信的保护力，是一份可以对着世界高喊的发自心底的骄傲和自豪！这样的过程，难道不比某些舆论鼓吹的“一步登天”似的论调，来得可行，来得实际，来得扎实吗？
　　当然，想要实现这一切，都需要你我的共同努力！事实上，经过短短六十多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基本完成了第一步的任务。相较之下，与中国同一时期起步的人口大国印度，至今仍在“民主宪政”的政治幻象下，苦苦的在第一步中挣扎……当印度新上任的总理莫迪明确宣布要学习中国的发展模式，改造印度时，我们真的可以更自信点。反倒是印度，笔者真心希望印度政府，能够破除发展中国家的“民主”魔咒，能够在十年内，至少把民众如厕的问题解决好，毕竟，让那么多女性在如厕时都担惊受怕，都恐惧被强奸，真的不是一个和谐社会所应有的景象。
　　第五部分：为什么要坚定的站在中国共产党的旁边
　　从印度转回中国，当前的中国正处于第二步和第三步同时进行的混合阶段，这是一个过渡的阶段，是一个矛盾丛生的阶段，是一个对耐心、勇气、毅力和智慧有着更高要求的阶段。面对这个阶段，我们无路可退，要么继续前行，要么永无翻身：因为处于过渡阶段，中国就必须拥有一个清醒、冷静的领航员；因为是矛盾丛生的阶段，中国就必须拥有一个具备全局掌控、统筹和调节能力的把舵手；因为对耐心、勇气、毅力和智慧有着更高要求，中国就必须拥有一个素养较高、基础较好、执政经验丰富和战略目标清晰的决策核心。
　　之所以点出这三点，是希望大家明白，如果在这一过渡、矛盾丛生、要求更高的阶段，中国失去一个核心，那代价，可能是你我都无法想象的……进行一个不恰当的对比：
　　“民主高潮”的阿拉伯之春一度被认为是阿拉伯世界的希望，可短短三年多的时间，人们最终认识和承认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阿拉伯之春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国家无视当地经济结构单一、政治成分复杂、文化冲突尖锐、部族对立严重，以及民众质素较低的现实，强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行为造成的。中东各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政治威权的控制下，虽然威权的存在，不利于西方社会所认定的社会文明的发展，但是，它恰恰符合中东区域的现实，那就是通过威权来抑制矛盾、减少冲突、维持稳定和推动国家在满足民众的“第一步”需求方向上缓慢的发展－－能缓慢的提升，远比无休止的混乱、冲突、战争来得有意义，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能过在短期内实现高速发展和高速转型的。
　　当然，如果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这个现实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在这些国家里，人权、自由和法治都存在着非常多的问题。但西方国家忘记了，这是历史的现实决定的：这些中东国家不像已经发展了几百年的西方国家，它们从上个世纪初的混乱状况中才独立出来，一切都才刚刚开始，那里的经济、政治起点很低，社会现实很残酷，文化特点相较于西方也很“另类”，在这样的背景下，固执的以西方社会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去批评，去改造，结果只能是以“大惨剧”来替代“小悲剧”，以“绝望”来替换“微小的希望”，以“无能为力”来取代“或有可为”。从更现实的角度，出现一些“悲剧”其实是一个社会走向成熟所无法避免的，这就好比如果美国白人没有屠杀百万印第安人，美国不会有今天的国内环境。因为，如果刻意去“避免”，或许只能换来例如伊斯兰两大派千年争端般的更大的悲情－－这里没有任何对宗教不敬的意思，只想说，如果逊尼派或者什叶派中的某一派，在分歧的初期，就像印第安人那样，被清除了，那么这千年的悲剧，或许就可以不用上演了，这背后，拯救下的或许将是千万的生命。
　　所以，威权的存在，在很多时候，它真的是一个历史的必经阶段，而且是必须经历充分发酵的阶段。在这个发酵的阶段中，威权会与当地社会的现实相结合，形成互动，形成摩擦，并在不断的交互中，在生产力提升的推动下，而被修葺、被完善或被改变，进而逐渐朝向一个符合当地文化、传统特性的更高阶段发展－－这结果或许是民主宪政，或许是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也或许是另一个更高级的阶段。
　　不避讳的说，当前的中国正处于这个需要威权存在，需要威权与社会互动摩擦的这样一个阶段。一方面，中国社会存在很多的对立与矛盾：新疆、西藏、香港、台湾等边远区域都有分离主义势力；党内有一些丧失党性、没有原则、卖国求荣的蛀虫；社会上有盲从西方，鼓吹抛弃当前道路的利益集团；国外还有敌视中国，随时准备推翻现政权的敌对国家……面对这些情况，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威权，中国随时都能够重新回到1911后的那段军阀割据，混乱动荡的状态。另一方面，因为现在有太多的社会问题，有太多的社会抱怨，它们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压力，它们迫使威权必须进行自我反省、修葺和整改，这些都是中国社会往前继续发展的强大推进力。事实上，中国当前虽处于威权状态，但是，中国的威权绝对不是独裁，更不是专制，它是符合中国当前的国家现状，以及发展需要的一种灵活的民主集中政治状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以及我们的根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与社会的不断互动摩擦中，在强大的社会压力推动下，也日益走向成熟：中央政府逐步放权，取消了一批可有可无的审批；司法与地方财政脱节，实现垂直管理；人大、政协更加独立性，参政议政的效率也大大提升……此外，习近平主席上任后，通过集中多个领域的领导权，将“打破利益集团的壁垒”的不可能变为了可能，并且通过强势反腐，以最高效的方式，肃静党内、政府内和社会上的风气。这一切，都从客观上让中国继续保持强势崛起的势头成为了可能。
　　这就是中国的现实。这篇文章没有谈中国从建国到现在的成就，没有谈各种理论的假设，也没有谈各类虚幻的前景，它只想把最真实的中国呈现给愿意耐心看完这篇文章的读者。中国，一个13亿人的国家，一个56个民族的国家，一个各类宗教百花齐放的国家，一个周边环境复杂的国家，一个正处于国际关系复杂博弈的舞台中心的国家，它能走到现在，真的是一个奇迹，它能否继续走下去，真的需要看大部分中国人民是否能进行理性的选择。正如之前说的，因为处于过渡阶段，中国就必须拥有一个清醒、冷静的领航员；因为是矛盾丛生的阶段，中国就必须拥有一个具备全局掌控、统筹和调节能力的把舵手；因为对耐心、勇气、毅力和智慧有着更高要求，中国就必须拥有一个素养较高、基础较好、执政经验丰富和战略目标清晰的决策核心。而在当前的环境下，除了中国共产党，还有别的选择能符合这些条件吗？要做到理性、客观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我们无法逃避，我们必须强迫自己去面对。
　　在完成这篇文章之时，笔者看到了中纪委正式立案查办周永康的新闻，大快人心啊。面对这个能够保持中国社会相对稳定、和谐，能够推动中国以较快速度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取得新的成就，能够在各方面都锐意进取和自我革新的政党时，大家为何不能给它多一些的耐心、宽容和理解呢？面对习近平这样的一位有智慧、有手腕、有能力的领袖，我们为何不能多一些坚定呢？要知道，他肩上已经背负了超乎常人的压力，他真的需要我们坚定的支持。笔者所有的想法都呈现在这篇文章里了，希望能触动更多人的思考。（中国青年网特约评论员　雷希颖）　
责任编辑：褚津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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