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go军备竞赛模式是最垃圾的竞赛,都是为了娃娃头烧钱的竞赛?

学历贬值、就业困难,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在搞学历的“军备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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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贬值、就业困难,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在搞学历的“军备竞赛”?
写在前面中国的高等教育经历过两个时期:精英教育时期,和大众教育时期。说白了,上大学的机会,从少数人的专享,变为大众都可以享受的权利。1999年起实施的高校扩招,本意在与让更多人拥有上大学的机会,但也有研究表明,这一政策同时带来很多意料之外的影响。比如学历的贬值,以及就业压力的增大;高校教育质量的提升,跟不上规模的扩张速度;学费的增加,导致城乡学生上大学机会的差距增大(下面的图表可以说明,城市学生入学率快速攀升,而农村学生入学率缓慢增长。)昨天的文章中,向大家介绍了郑也夫教授的著作《吾国教育病理》。他分析了学历与能力的关系,并告诉读者,高校的扩招,导致了曾经非常有用的大学学历迅速贬值,于是人们就开始了学历的“军备竞赛”,也导致人们在学校滞留的时间越来越长。今天的文章,就节选了《吾国教育病理》中的一部分,他会向大家解释,为什么现在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多,而学历却越来越不值钱,以及高校扩招背后的根源在哪里。而既然读大学越来越难找到工作,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学生对学历趋之若鹜?这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而来的?他还说“高校的扩招,曾经含有为底层人社会晋升拓宽渠道的初衷,那么其后发生的时间和金钱上的加倍投入,显然更有利于权势阶层及殷实家庭的子弟。”,并且指出“高校扩招是对底层人其药效近乎障眼法,对上层人其药效类似宽心丸。”如果你有兴趣了解这番言论背后的含义,可以读一读今天的文章。文 | 郑也夫教育与需求的关系教育的扩大与学生的增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时下最流行的解释是,社会需求导致了教育的扩张。无论从逻辑,还是从历史事实上看,这肯定都不是唯一解。中国科举历史上考生的膨胀足以证明,学生数量的增加并不都是社会需求的增加所导致。教育在供求方面还有另一种不对称。比如当今的职业学校,政府努力促进其规模的扩大,社会对技工日趋旺盛的需求,都改变不了考生们始终报名不踊跃的现实。综上所述,社会需求与供应间存在着两种不对称:一个旺盛的社会需求可能吸引不到足够的社会成员;一项数额有限的社会需求却可能吸引到大大超额的社会成员。古今社会之差异不可谓不大,但人类成员博弈中的策略就那么几种,博弈策略跨越空间是颇为正常的。古今教育中学生数量超过了需求的最重要原因是地位追求。在考生的膨胀,乃至教育的膨胀上,古今社会当然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异。差异之一是,昔日是单向膨胀:考生;今天是双向膨胀:考生与学历。古代科举录取额度的变化是微小的,与现当代大学的扩招相比,几乎可以看作固定不变。录取名额不变,而考生急剧增长,每每诱发科场舞弊丛生。古代科举总是从王朝初期的清明走向晚期的舞弊,竞争愈演愈烈是重要的成因。与舞弊对应,当代学生与学历双向膨胀的最主要结果是,学历的注水与贬值。那么舞弊呢?双向膨胀之下,竞争的激烈应该远逊于古代,但耐人寻味的是考场舞弊在当代中国社会却也日益升级。原因是当事人都清楚的,学历的膨胀并未缓解竞争,高端的竞争从高校学历转向名校学历,从本科学历转向研究生学历。就是说,发放学历的增加,没有缓解竞争,甚至助长了竞争。这是始料不及的,也是有待解释的。差异之二是,古代社会中的全部进士和半数举人被皇家录用。当代拿到了学历的高校毕业生,要到市场上去谋职。市场的特征是多元,即无数个买家。市场上用人单位的多元化,加上工业化、技术化导致的对人才需求的增加,扑朔迷离,刺激同学们狂热且盲目地投入到竞争之中。最终当然要水落石出,很多人注定要失业,因为岗位的增长追赶不上考生和学历拥有者的增长。但即使是毕业即失业的信息,也不能如想象中那样有效地抑制教育的膨胀,很多本科毕业找不到工作,或预感找不到工作的人,去读研究生了,将择业的困难推到日后。这一策略明明是就业艰难的信息所使然,却进一步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乃至待业大军的扩张。西方学者将此种选择解释为“储藏理论”,他们说:“一种可能是,学校的招生只有在许多青年人在就业市场上找不到工作时才出现扩大。”(沃尔特斯,)以上我们论证的是,教育的扩张未必是社会需求拉动的。不然它为什么极大地超出呢?毫无疑问,学历是很多人趋之若鹜的需求,进大学或许不是最终的愿望,却是必要的环节。那么可否认为,大学的扩张,是无数学生和家长,即所谓大众的需求所导致的呢?这一说法远不能完成一种解释。大众有诸多需求,但不管其中一些需求多么旺盛,都召唤不到供应。中国的无数公民需要廉租房,但那是呼唤不来的,因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是靠出卖地皮来托举的。从开发商高价买到的地皮上怎么可能建起廉租房呢?中国相当数量的公民需要公费医疗,他们没有能力购买医疗保险。国家理应在医疗上庇护全体公民,能在什么程度上庇护就在什么程度上庇护,不能在较高的程度上庇护,可以在较低的程度上庇护,重要的是覆盖全体公民。而现实的情况是多数城市人受到较高程度的庇护,农村人得不到庇护。不扩大医疗资金的投入,即使要在很低的程度上庇护所有公民,也要减少对城市人的庇护程度。如此便要触动城市人的利益,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谈何容易。既然大众的需求呼唤不来廉租房和全民的医疗保障,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只靠大众的需求便可以导致教育的扩展。那么教育扩展是如何得来的呢?三股力量的合谋。其一是诸多学生和家庭的需求。其二是大学,虽然在中国的国情下,大学的管理者要服从政府的指令,但是他们不是消极地服从和执行大学扩张的政策,而是主动地要求和推动扩张。唯有扩张他们才有更大的财权、人权和地盘。高校教师面对扩张,在利益和心理上是错综复杂的。扩张让更多的教师上岗,多数教师可以间接地、程度不等地扩大自己分到的那一杯羹;扩张常常造成一所大学两个校园,增加了教师们的交通负担;扩张常常破坏了校园文化,降低了教学质量;这一切都不可能不影响教师的心理。但是不管他们如何看待,没有发言权是他们当下的现实地位,因此在这一“合谋”中几乎没有应该唱“主角”的教师的存在。其三是政府,20世纪中这个世界上的各国政府在政体与文化价值的选择上,差异巨大,却罕见地在一桩事情上殊途同归,就是发展教育。沃尔特斯所说不无道理:无限制的教育增长——好似教育中市场经济规则的运行——并非失去政府干预的结果。相反,这是政府有意要实施的政策,至少目前我们谈到的几个实力强大的国家是这样。无限制的增长既能使精英阶层保持自身教育上的优势地位,又能给工人阶级提供了比以前更多的教育机会,从而同时“买断”了这两个社会群体在政治上的支持。(沃尔特斯,)民主国家的政府有着讨好选民的巨大动力,专制国家的政府也愿寻众人称道的政绩,谁都不愿放过。如此一石双鸟的政策投合的是政府决策人的功利心。这还只是他们心理中的一个层面。另一层面是认知与理想。或许走到今天这步田地,他们中的后觉者(当然不乏“不觉者”)也不再笃信教育扩张的功能尽是正面的了,但在上个世纪,大力发展教育几乎成为这个世界上超越了政治制度的如日中天的意识形态。做事情第一要紧的是动力。而如果能同时有两个动力来驱策,那事情一定会如虎添翼,加速度前行。功利加理想,正是教育发展中官家行动的双引擎。这还没完,还有校方的热烈请战和全力实施,学生的踊跃报名和学费投入。一时间,四美具,两难并,可谓盛宴难逢,教育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教育与发展的关系教育与发展是什么关系?不可大而化之、一概而论。其中有清晰处,有模糊处。对个人比较清晰的是收入增长,即学历与薪水成正比例关系。总体上,学历越高,收入越高。学历与能力的关系则要模糊得多。二者间难以看到较高的相关性,可以从几方面来论证此种可疑性。谋求高学历的很多当事者,其自身的目的就不是为了提高能力,而是为了贴上标签,在择业中增添筹码。当越来越多的人做出这种选择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囚徒困境”,个体很难幸免于外,于是谋求高学历的行为中,从动机到效果,相当大的比例,与提升能力弱相关。竞争学历的过程中总要比出高下,且不能亵渎了公正,于是要挖空心思设置很多智力上的障碍。北京大学的博士生英语考试题目极难,很多托福考试获高分者都要如履薄冰,认真备考。这里的应试能力和真实的英语能力相关吗?当然是存疑的。问题在于它是必要的。我的一位农村出身的高材生说:外语考试必须难些,它的判卷排斥了主观性,不然我们这样出身的人,就没有出头之日了。就是说,天才少年希望考试中设置没有实际用途的智力高门槛,不然恰恰是他们有落选之虞。可见这种两难。布尔迪厄说:对人们所担任的职务有用处的大部分技能每每都只能够在实际工作中获得,而人们通过称号所实际拥有的,或者说得到正式保证的主要技能,如古希腊语,或者画法几何学等方面的知识,却从来都得不到运用。从学校里获得的技术性能力在职业实践活动中运用得越少,或者说运用的时间越短,确保这些能力的称号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就越大。(布尔迪厄,)在激烈的学历竞争中,这种二律背反几乎是无法克服的。因为学习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比试。比试要公正,就无暇考虑实际工作的需求了。实际工作中的常规需求考不出高下,而实际工作中有待创新去克服的难题适合进入试题者,即使不是没有,也属凤毛麟角,绝对不能持续进入试题。学历竞争必然导致在学校滞留的时间越来越长。从进入小学到读完硕士学位要19年,到读完博士学位大约要23年。相当高比例的社会成员读这么多年书,是社会的需要?提升个人的能力有必要做这么多年学生吗?现代的社会生活早就跨出了熟人的圈子,在更大程度上它开始在陌生人中展开。在熟人的社会中对一个人能力的判定依赖于长期的接触。熟人间的人格信任系统,无法支持陌生人组成的新的社会生活的展开。为帮助人们在茫茫人海中判定人才,新的社会信任系统脱颖而出,学历就是其一。学历当初一定很好地发挥着这一功能,帮助单位和公司录用人才。但社会生活中充斥着博弈。于是学历的竞争增加了,满足此种需求,学历的发放也增加了。学历一旦膨胀,便扭曲了就业市场,扭曲了能力与薪水的关系。拉米雷兹和沙伯特说:学历证书的等级可能会扭曲市场,因此正在削弱生产力与工资间的联系。在真实的范围内,全世界对正规学校教育的重视在日益增长,这可能增强了把正式学历用作找工作的资格证的趋势。因而不断增长的学校教育个人回报率完全不必伴随着个人生产力的增加。(沙伯特、拉米雷兹,)社会认同学历与能力的关系,而学历与能力已渐渐脱节,社会上的学历观必然滞后于学历悄悄发生的变化。学历从社会生活中的积极的信号走向误导,是这样一种逻辑:“学历意味着能力——它带来了高薪水——刺激社会成员对教育和学历的追求——学历膨胀后开始注水——却依然可以带来高薪水”,这或是因为人们认识上的惯性,或是因为无所适从之下只好依然凭借失灵的信号。综上所述,教育与个人发展的关系,有清晰处,是收入;有模糊处,是能力。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要远比教育与个人发展的关系更模糊。中国经济起飞的原因,排在前三位的应该是:一政策,其实那不过是回归常识,但没有这一转变就没有之后发生的一切。二投资,中国市场的巨大,导致即使有潜在的风险,域外的商人也唯恐失去了先机,不敢不投入。三廉价劳动力,这是后发国家的优势,也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遗产。相比之下,教育对中国经济起飞的作用是模糊的,很难挤掉上述某项,列入三甲。且因为在我国经济起飞的过程中,主导产业几乎一直是低端制造业,它对人才和教育的依赖较弱。教育对社会文化、道德、政治层面要比其对社会经济层面的影响更难评估。且其中不乏不乐观的因素。因为严酷的科举竞争恶化了学习过程,也便恶化了学生们的心态。此一过程封闭了少年们感知科学与社会的触角,几乎吞噬了他们的全部精力,故难以哺育他们认知的好奇心,铸造他们宏大的理想和对社会正义的关怀。教育的扩张是否促进了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答案依旧是不乐观的。七八十年之交的中国高等教育较好地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以后这一作用何以削弱了呢?因为生物世界的特征就是博弈。一个制度建立初始与其延续过程是大不相同的。初始时大家都天真无知地面对,其后则是精心谋划各自的策略,以求成为现存制度中的适者。大家都要策划,当然是权势阶层更有办法。这是人类社会的通则。中国的特色是,在博弈中,我们的政策缺乏弹性,几乎没有做出任何调整,且严重偏袒权势阶层。因为在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上持有如上认识,我们不认为人力资本的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教育的扩张。恰当的解释是地位—竞争理论,或曰军备竞赛理论。实际上,底层的优秀少年能否向上流动,不在乎教育之饼的大小,而取决于教育公正与否,早期阶段所享受的教育条件平等与否。区分是社会生活中永恒的游戏。将全社会百分之五十的成员托举到原先百分之十成员的领地,对改善前者的社会地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此刻那里的人太多了,势必要第二次划分。较少的人上了大学,几乎意味着他们完成了社会地位的晋升。较多的人上了大学,一方面意味着区分的改变,区分实际上在每一个时点都发生着,扩招之前考上本科就是优胜,扩招之后要考进一本,乃至考进“211”行列才和扩招之前的普通本科等值。扩招是对扩招前的落榜生实施的一个障眼法。进入高校是一个象征,以往的高门槛使得这个象征意义非凡,而他们拿到手的这份录取书在扩招的那一刻就贬值。这是数学的铁律,地位上的百分之五、百分之十、百分之五十,永远有其截然不同的意义。如果先前百分之五名曰“优异”,你现在将百分之三十的同学都命名为“优异”,他们真的能获得此前“优异”的殊荣吗?绝无可能。另一方面,较多的人上了大学,意味着实质的竞争被推迟到下一轮,大学学历的含金量已经不足,要竞争研究生的学历了。这是地道的军备竞赛,意味着学生在时间和金钱上的加倍投入。如果说,扩大高校招生曾经含有为底层人社会晋升拓宽渠道的初衷,那么其后发生的时间和金钱上的加倍投入,显然更有利于权势阶层及殷实家庭的子弟。教育大饼所以能取悦全社会的公民,在于其“一药两吃”。对底层人其药效近乎障眼法,对上层人其药效类似宽心丸。西方人率先领教了教育的扩大,西方的学者比我们更先看到了扩招在社会流动上的效果。沃尔特斯说:入学率的提高——或教育的扩张——本身也不可能通过教育引发更大的社会流动性。……教育体系的不断扩张使统治者和社会上层能够通过教育满足公平、合理、增强社会流动性等社会要求,给更多处于劣势的群体以受教育的机会,同时又不损害社会上层在这种教育体系中的既得利益。……教育扩张实际上成了在国家政策试图缩小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情况下社会上层维护自身在教育上享有优越地位的一个安全阀。(沃尔特斯,8)录取书和学历的增发,实际上和钞票的滥印异曲同工。后者导致的是政府对公民财产的掠夺,前者导致的是学制的延长,青少年时间和精力的浪费,而这些要比物质财富更为宝贵。二者还有一个差异,就是钞票的滥印无法障眼,自“笼中虎”放出之时就要抵抗舆论的讨伐。而大学的扩招,在很长时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获得舆论的支持。还有,毕业即失业的弱反馈。高校大比例扩大招生的必然结果是,相当比例的同学毕业即失业。照理说,此种严酷的状况应当给下一拨中学生一个反馈,削弱他们的高考热情,为扩招降温。但事实上此种反馈效果不大。恐怕原因之一是信息传递不畅,乃至信号被歪曲。时下,就业成了高校管理者的一项政绩,于是有些学校的管理者伪造就业,要求学生在拿出就业合同后才发授毕业证书。找不到工作,又需要毕业证书的同学只好伪造出就业合同。微观上,学校层面上已经完成造假。宏观上,失业不是好事情,上级不会鼓励统计部门努力将真实的失业信息通报社会。于是,社会普通成员们得不到高校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统计数据。社会统计是公益事务。信息向社会的透明可以帮助全体社会成员调整方向,做出明智的选择。一个人受挫后总会寻找原因。高考落榜和大学毕业后失业是两种受挫。两种受挫会导致不同的解释。考试是单纯的,与之对应落榜的解释也必是单纯:录取名额少,自己能力有限。要埋怨也还是这两项。而择业是复杂的,对择业失败的解释必然涉及多重因素。自己所持学历含金量不足,当然是不会忘记的因素,但它会被其他因素冲淡,比如说会认为自己的择业策略有误,自己面试时的表现欠佳,自己的择业运气不好;特别是社会关系不足,可能会成为他们判定的主要原因。这种思考的误区在于,如果社会关系是个恒量,总要发生作用,虽然不满,但也没有格外的、特别的不满可发。而如果社会关系的作用于今为烈,扩招导致的文凭的扩大化显然不是削弱社会关系的作用,而是扩大了关系的作用。即一个底层出身的学生拿着二本文凭难找工作,而一个权势阶层的后生有无二本文凭却可能大不一样。择业因素的复杂导致他们在反省失败原因时,注重微观和细节,放过了那个宏观的社会因素——扩招导致了毕业生过多。毕业即失业的遭遇如果令大多数当事者后悔,就必对后来者产生影响。促成后悔的强烈心理,依赖于两个条件。第一,当年没有读高中的同龄人找到了比较满意的工作。我们社会在礼待技术工人方面还严重不足,也就难以给毕业即失业者鲜明的对比。第二,手中的这张文凭被证明为几乎无用。而这是需要时间的,短期内他们还会心存幻想:有了文凭可以慢慢找工作,没有更不行。因为证明文凭无用需要时间,强反馈也就不会及时发生。实际上,一个人的上岗往往意味着另一个人的下岗,因为岗位是既定的,毕业生上岗的比例是既定的。但如前所述,这要靠统计数据来呈现。每个毕业生感受的是自己的遭遇,如果没有宏观的信息,幻想将持续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的社会反馈来得慢。本文选自郑也夫著作《吾国教育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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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根/图)
&这本身就是一场平衡。作为世界警察,美国不能让整个地区失控,挑起地区国家间的争端,这样才有把控全局的机会,争端很显然有益于美国出售军火。&
&南海争端,极有可能是多种因素下美国设下的战略骗局。&
亚太军备竞赛的参与者发现已陷入安全的困境&&即使出于防御目的而增强军备,也会被其他国家视为需要做出反应的威胁,这种竞赛是当事国难以摆脱的安全困境。
2016年7月中旬,日本防卫省将推出新一代战斗机的招标计划,订单总值可能高达400亿美元,采购约100架战斗机。这是今年全球最大的一笔战斗机交易项目。
这组数据尚未反映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中。今年3月,该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2015年全球军费开支为1.676万亿美元,约占世界各国生产总值(GDP)的2.3%;而亚洲和大洋洲则占全球军费开支的46%,几个亚洲国家居军火进口的排行榜前列。
&这正反映出这些国家对区域安全的担忧,各个国家都在加紧购买军事装备,已远远超出正常防御的范畴,整个南海地区有巴尔干化的趋势。&南海问题专家刘锋很担心,这将演变成一场域外国家介入的地区性军备竞赛。
只为增加叫板的筹码?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2015年全球军费开支报告显示,菲律宾、印尼和越南分别比2014年增长25%、16.5%和7.6%。这与南海局势迅速升温有关,相关国家纷纷加强军备。
日,菲律宾海军发言人林库纳满怀喜悦地对外公布,从澳大利亚购买的三艘登陆艇已运抵菲律宾中部城市宿务,经过翻修后将在海军服役,并在海军118周年庆典上亮相。公开资料显示,这三艘名为&巴厘巴板&号、&维瓦克&号及&贝塔诺&号登陆艇已逾40岁,上世纪70年代初就在澳大利亚海军服役。
&菲律宾正在花钱收集澳大利亚的废品&,&澳大利亚会因为处理废品还赚了钱而偷着乐&。面对菲律宾公众这般戏谑,时任菲律宾总统阿基诺6月27日在阅兵式上辩解,他就任之前,菲律宾连购买二手的C-130运输机都很困难,但现在该国拥有4架崭新的C-130S飞机。
军购是阿基诺总统为数不多的政绩之一。2014年7月,菲律宾决定砸15亿美元向全球军火商购买军火。该国声称海军迫切需要海上补给舰、新型护卫舰、多用途攻击艇、两栖突击车及目标命中支持系统;空军则需要空中监视雷达、战斗机、远程巡逻飞机、近距离空中支援机、多功能战斗直升机等。
通过这笔庞大的军购,菲律宾政府希望,2027年前拥有陆地和海洋上空的制空权,而&海上巡逻能力&包括巡航和监控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地面部队具备各种作战能力,包括小规模冲突和有限常规战争。
为了解决军费问题,菲律宾国会年初就要求政府考虑发行债券,设立一个总值1500亿比索(约合209亿元人民币)的基金,用于长期资助该国军事现代化。阿基诺在6月27日的阅兵式上直言不讳,他们大力推进军队现代化的主要动机是争夺南海。
根据《简氏防务周刊》的调查统计,菲律宾军备进口已经超越中国大陆,跃居世界第5名。同样&大跃进&的还有越南,年间,越南在武器进口排名中从第43跃居全球第8名。
2015年之前,越南九成的军事装备进口依赖俄罗斯。1995年后的两年间,越南从俄罗斯采购了12架苏一27SK/UBK歼击/强击机。2003年年底,订购了4架苏-30MK2多用途战斗机。2009年1月,越南与俄罗斯又签署了8架苏-30MK2战机的采购合同。近年来,越南已经订购了6艘俄罗斯制造的配有巡航导弹的&基洛级&潜艇、36架苏-30MK2战机、6艘隐形护卫舰、6艘快速攻击船。
今年2月,越南还从以色列购买了20套&EXTRA&和&ACCULAR&精确制导火箭炮,以装备岸防炮兵部队,主要用于提升对南海岛礁的防卫。
&一方面是出于它的安全考虑,更重要的是为了增加跟中国叫板的筹码,以在日后跟中国的谈判中提升自己的话语权。&刘锋分析。
越南对美式装备垂涎已久。日经中文网6月29日报道,苦于囊中羞涩,越南只好转向日本海上自卫队淘汰下来的二手P-3C反潜巡逻机。&越南最害怕的就是中国具备多达七十余艘潜舰,扩充巡逻机可弥补越南反潜战力的差距。&刘锋说。
日,澳大利亚凯恩斯,澳大利亚政府向菲律宾海军捐赠的两艘登陆艇停泊在海军基地。澳大利亚当日正式向菲律宾移交两艘登陆艇。(视觉中国/图)
日本,10年&老二&
当前,日本拥有300多架战斗机以及17架空中预警机。最新的军购案中,日本可能会采取与F-15J相同的生产方式,从西方供应商直接进口战斗机部件在国内生产,以提高技术和生产能力。
&日本想通过在买、卖的过程中去发展自己的民营经济(民用工业)和军工业。&广东财经大学日本问题专家刘德秦说。
美国对此心怀芥蒂。日本一直希望获得F-22战机,它具备远程飞行能力并具备隐形功能,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已停产这款战机,美国政府也不允许出口。这并没有妨碍日本的防务预算案节节高升。
日本去年公布的2016年防务预算,相关费用达5.05万亿日元(约合420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加1.5%。至此,日本防卫预算已连续4年增加,并首次突破5万亿日元大关,创下历史新高。从2002年到2012年的十年间,日本防卫预算一直保持收缩态势,从4.94万亿日元的峰值降至4.65万亿日元。2012年12月安倍晋三上台后,结束了连续10年防卫预算削减的局面,开始寻求扩大自卫队在海外的活动范围。
二战后,日本军费开支数额不能超过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日本政府在1986年之前基本遵守了这一规定。不过,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基数庞大,其军费开支绝对数值也相当可观。1987年,日本防卫费用开始突破1%大关,达到了1.004%。自此,无论日本经济是否景气,日本的军费都呈增长势头。1993年起,日本已连续十多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军事支出大国,人均国防费用居世界第一。
&这几年,随着美国插手南海局势,安倍政府有撩起袖子轰轰烈烈开展军购之势。&刘德秦分析。新一轮军购案前夕,日本强硬派就多次炒作中国的威胁。
日本是不甘落后的南海域外国家,日本的海洋性倾向很清晰。安倍晋三再次上台后的4年间,陆上自卫队的预算呈现整体下降、波动平衡趋势,海上自卫队和空中自卫队的预算则总体上扬。装备大多购自美国或自行生产,包括F35战机、反潜机、E-2D型预警机、&应对岛礁攻击&的部署等高精尖的产品。可见,日本在利用海空装备的更新换代,继续扩大日本在反潜、预警与情报收集方面的优势,以帮助掌握在亚太地区的制海权和制空权。
随着日本对外军售禁令去年解除,它可以通过出口军备来减轻F-3战斗机的采购负担。2015年5月,日本首次举办军贸展,并推销自产的武器装备,而它的主要市场便是东南亚&&全球军费增长最高的地区之一。
美国的&抵消战略&
在亚太,华盛顿适时地伸出了&橄榄枝&。
&美国将全面撤销向越南出售军事装备的禁令&&这个改变将保障越南取得它需要自卫的装备。&日,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越南,他不仅结束了始于1975年的对越武器禁令,还答应未来两年之内向越南、菲律宾等国家提供两亿多美元的经费,主要用于购买海上安保设备。
按照美国军火出口管制的规定,不能向社会主义国家、敌对国家出售武器。奥巴马却打破军售戒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所所长滕建群认为,&美国更多的是为了自己在东南亚战略需要,宁可把这个戒律破掉,也要向包括越南在内一些国家提供或出售武器装备。&
刘锋猜测,越南可能会采取&半卖半送&的形式投桃报李,把金兰湾租借给美国,用租金来抵消部分军购费用。
&地区冲突和紧张局势继续攀升,美国仍是全球领先的武器供应商。以压倒性优势胜出。&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武器和军事支出计划主任Aude Fleurant博士说,年间,美国依旧是最大的武器出口国,占全世界出口总额的33%。过去的五年里,美国至少向96个国家出售或捐赠了武器。
2015年12月,夏威夷合作战略论坛上,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Scott Swift)公开发出警告,&南中国海周边地区的国家日益趋向于诉诸武力,而非通过国际法来解决领土纠纷,这可能在该地区引发军备竞赛。&
美国的东南亚政策似乎陷入自身矛盾之中,一面声称要维护地区秩序,一面大肆兜售军火。社科院东南亚问题专家许利平认为,南海争端方还涉及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等国,如果越南在军力方面获得特别快的提升,那么也会刺激周边国家加快军备竞赛。这与美国所标榜的维护南海的航行自由、和平稳定的宣言背道而驰。
多年来,现实主义的&均势&外交政策在华盛顿占主导地位。刘锋认为,&这本身就是一场平衡。作为世界警察,美国不能让整个地区失控,挑起地区国家间的争端,这样才有机会把控全局,争端很显然有益于美国出售军火。&
&南海争端,极有可能是多种因素下美国设下的战略骗局。&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杨民青撰文说,美国不断在南海挑衅,西方在这一地区挑起军备竞赛,致使中国不得不提高军费,加强常规武器装备建设,使国防和军队建设费用成为国民经济的沉重负担。如果,这些常规武器装备无法对美国形成战略威慑,那么,美国的高尖端武器就有可能达到抵消目的。
&抵消战略&,或许将是美国未来防务政策的一种新模式,这无疑是新干预主义的变种。2014年,马来西亚的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1.5%,菲律宾为1.1%,而越南则高达2.2%,都超过发展中国家1%的合理水平。甚至,早在2010年以来,新加坡的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保持在3%到3.3%之间。
&现在南海是一个&拥挤的海域&,南海发生擦枪走火的担忧非常大。&刘锋担心,为了取得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亚太军备竞赛的参与者却发现已陷入安全的困境&&即使出于防御目的而增强军备,也会被其他国家视为需要做出反应的威胁,这种竞赛是当事国难以摆脱的安全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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