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从身份符号到体面职业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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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农民，从身份符号到体面职业有多远
　　又是一年“两会”时。对于教育部职成司农村教育处刘杰处长来说，去年“两会”带给他的激动和振奋，似乎还未远去。去年“两会”上，根据代表委员的意见建议，国务院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了修改，“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作为6处重要修改内容之一，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最终发布稿中。而今年，在李克强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培养新型职业农民”8个字赫然在列。来自国务院的这份重视，更增添了他对所从事事业的自豪感和责任感。 　　一年来，以农业部和教育部联合下发的《中等职业学校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方案试行》为抓手，各地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工作紧锣密鼓地推进，不过其中的困难也有不少。 　　农业收益低，七成农民不愿下一代务农 　　谁来当农民？这问题搁在过去，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在农村，虽然很多孩子的志愿是跳出农门，但三代务农的家庭大把存在。可是伴随着现代化进程，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早已成为趋势。 　　为了解务农农民个人和家庭基本情况以及教育培训现状和需求，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教授率领团队对北京、上海、山东、安徽、福建、河南、河北、四川、内蒙古、黑龙江、云南等地的农民进行了入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4116份。 　　对问卷的初步分析显示，这些务农者的平均年龄为44.67岁，年龄分布集中在40―60岁之间，以中老年人为主（见图一）。“关键农时缺人手、现代农业缺人才、农业生产缺人力”，朱启臻教授认为，这句话形象地描述了我国农业劳动力供求总量过剩与结构性短缺并存的突出问题，农业劳动力数量正在逐年减少、兼业农民日益增多、农业劳动力年龄偏大。 　　“农业比较效益低、从事农业收入低是农民离开土地最直接的原因，也是难以吸引年轻人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的首要因素。”据朱启臻调查，农民家庭近三年家庭总收入在5万元―10万元范围内的最多，大部分家庭年收入在5万元以下。 　　在农民对下一代从事农业的意愿调查中，约72%的人不愿意让自己的下一代从事农业经营(见图二)。不过，也有超过70%的农民认为，如果个人年收入能在2万元―10万元之间，年轻人就会愿意回来从事农业生产。 　　“把农民的农业收入提高到一个较高的水平，是农业对从业者产生吸引力的前提条件。‘高于外出打工收入’是年轻人留在乡村务农的基本经济收入要求。”朱启臻表示。 　　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带领农民走上职业化道路 　　如何提高农民农业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张晓山给出了三个“药方”：一是加大政府财政补贴力度，提高农民的产业发展能力和抵御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的能力。这也是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二是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获取规模经营效益。三是利用农业的多功能性发展特色农业和服务性农业。他指出，随着农村土地流转速度加快，农业规模经营比例明显上升，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领军力量。“可以说，今后中国农业的从业主体，从组织形态看就是专业大户、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合作社等，从个体形态看就是新型职业农民。” 　　张晓山认为，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有策略可循。一方面要通过教育培训提高他们的素质和生产经营水平，帮助他们逐步走上具有相应社会保障和社会地位的职业化路子；另一方面要通过支持政策调动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这样双管齐下，就可以留下一部分素质较高的农村劳动力继续务农种粮，同时吸引一批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务农创业，引导一批有志青年学生投身农业。 　　新型职业农民的鲜明特征是高素质、高技能，而朱启臻的调查显示，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到67.6%（见图三）。 　　面对我国农业发展水平和务农农民素质现状，教育部和农业部有关部门认为，加快发展农民中等职业教育，通过对务农农民进行全面系统的职业教育，从观念、理念、道德、技术、能力等方面全方位提升农民素质，是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最现实的选择和最有效的途径。 　　为此，2014年3月，教育部、农业部联合印发了《中等职业学校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方案试行》，对农民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招生对象、培养目标、学制学分、专业类别、课程设置、办学模式、教学形式、学校资质、考试发证等进行了全面规范，为大范围推进农民中等职业教育奠定了基础。 　　以经济杠杆，撬动农民教育培训积极性 　　教育培训对于农民素质和生产经营水平有着巨大的提升作用，这一点在朱启臻所调查的农民中也获得了广泛认同，农民学习意愿强烈，只有1.3%的农民不愿意参加系统教育培训。但是调查中也有这样一组数据：有超过85%的农民不愿意负担学习费用，接近50%的农民甚至希望在学习时会有补贴。 　　这样的意愿合理吗？农民教育培训需要国家在经费上给予支持吗？教育部职成司曾委托上海外国语大学对德国、法国、英国、荷兰、日本、韩国、乌克兰、以色列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职业农民培养经验进行调研，发现一个共通的做法就是，政府在急速的工业化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如何反哺农业的问题。 　　比如在英国，唯一能得到政府资助的产业培训就是农业，农民培训经费的70%由政府财政提供。为鼓励企业和农民积极参与培训，英国政府让企业把花费的培训费用计入生产成本与用工成本，待企业售出产品时再对其减免税收。英国还从法律上规定，对农民参加培训期间的工资和津贴给予补助。农场工人上课时间的工资由农业培训局的政府基金支付，农场主不用支付。 　　日本的农业部门为促进青年务农，实施了一揽子支持措施。其中，对从事农业者提供的援助包括务农前的研修补助，如青年务农补助金（准备期），在县农业大学校，先进农户和先进农业法人等接受培训，培训期间可获得每年150万日元，最长2年的补助，以保证务农者的收入；对新雇佣青年实施实践性培训的法人，提供每年最多120万日元，最长2年的援助；对培育新一代管理者以及高层次专业技术人员的农业法人等实施的补助，如作为员工派出研修的经费，提供每月最多10万日元，最长2年的补助。 　　反观我国，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农民中等职业教育却没能获得政策上的扶持。 　　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技术培训和接受系统的职业教育同样重要。2014年，财政部、农业部联合启动实施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明确了对农民培训要给予补助。可是，务农农民接受中等职业学历教育却没有纳入免学费和国家助学政策范畴，目前这项资助政策只有以全日制学习方式学习的青少年学生才能享受，这一点使务农农民接受农学结合弹性学制中等职业教育的机会大为减少。 　　教育部、农业部一直积极推动农民中等职业教育工作，各地农业职业院校、县级职业教育中心、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等都积极响应。但由于务农农民超龄或采取农学结合形式学习而不能得到现行助学政策的全面覆盖，使得许多涉农院校不愿或不能招生，现有的职业教育资源难以发挥作用，教育部、农业部联合印发的《中等职业学校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方案试行》在各地难以落实。 　　看到了问题所在的张晓山和朱启臻有一个共同愿望，将务农农民纳入学历教育范畴。“农业生产第一线的主力是50岁左右的农民，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承包大户或专业户，对农业教育有着强烈的需求，对他们进行系统的农业教育不仅可以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也可以通过他们影响有志于农业的青年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他们是现代农业发展不可忽视的群体，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重点对象。”张晓山说。朱启臻则表示，要将这些农民纳入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政策覆盖范围，享受国家助学补贴政策，支持他们就地就近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同时鼓励新型职业农民的子女等就读农业院校，成为学农、爱农、务农的农业后继者。 　　【代表委员观点】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维刚： 　　“五轮驱动”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推进现代农业转型升级，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提供人才支撑，需要建立政府推动、部门联动、政策促动、市场带动、农民主动的“五轮驱动”机制，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社会要转变观念，把农民与工人、知识分子并列为一种职业身份，政府要把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及时解决培养中出现的重大问题。要整合资源，构建“农业高校+现代农业示范区+返乡务农”的“三位一体”的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模式。要理顺管理体制，出台新型职业农民认定标准、认定程序，实行“一年一审”动态管理。国家要抓好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扶持政策的顶层设计，测算经费投入标准并明确各级财政的承担比例。农业部门要制定新型职业农民扶持奖励办法，银信部门要出台新型职业农民小额贷款的操作细则。出台新型职业农民与城镇职工享受同等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待遇政策，稳定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安心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工作。 　　在培养方式上，以实施创业培训为主，认定一批符合条件的农民创业培训基地。培训内容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可选择在农民田间学校、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等举办培训班。要落实《中等职业学校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方案试行》，启动农业高校新型职业农民培养试点工程，开发微课程资源库，让新型职业农民不出家门就能长期接受教育。要加强立法，出台与《职业教育法》相配套的《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条例》，为各地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提供法律保障。 　　全国人大代表、牡丹江职业教育中心校长张亚英： 　　多元培训提升农民素质技能 　　在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广大农民的生活品质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一转变迫切需要有一整套完整、成熟的新型培训模式和多元化培养理念来做支撑。 　　为此牡丹江市职教中心于2013年成立了培训部，对全市农村劳动者免费进行了5000余人次的培训，不仅包括农业种养专业技能，也包括转移到城镇所需要的计算机操作、汽车维修等生活和工作技能，同时还宣讲城市公约、道德准则，全方位提升农民素质。 　　如何在有限的土地上实现最大限度的高产高收是农民最为关注的问题。学校聘请知名农业专家在田间地头手把手地向农民传授知识和经验。学校还为村民准备好教材、配备好辅导员，对当地的水稻种植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为了让一部分脱离了土地的农村青壮年成长为真正“有技术、有特长、有知识、有素质”的城镇居民，学校培训、就业与培养并举，不仅帮他们取得技能证书，还直接与用工单位对接，还有一部分学员成为高铁、汽修等专业的学生，进行三年的专业化学习。为帮助进城农民尽快适应城市生活，尽快摆脱旧有的生活就业模式，学校依托城镇相关产业，全力打造就业服务圈，让新市民以全新的姿态跟随城镇化进程的脚步，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途径。 　　【案例】 　　福建：两万多名新型职业农民走进大中专院校当学生 　　福建省从2013年起启动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当年的省委一号文件，就是部署启动新型职业农民素质提升工程。 　　两年来，福建省级财政共安排专项资金3000万元，依托福建农林大学、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泉州农业学校等14所农业院校，每年选送1.2万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免费参加大中专学历教育和农业职业技能培训，其中大专学历教育2000名，中专学历教育10000名。由于各地农民参加学习积极性高涨，2014年，大专扩招200人，资金缺口240万元从省长专项基金一次性追加。 　　福建省农业院校参与开展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工作呈现出四个方面的创新。 　　一是学员推荐选送方式的创新。目前现代农业建设人才培养陷入了一个窘境，每年有大量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其中包括享受国家减免学费及助学金等津贴补助的涉农专业大学生，但即使失业，除应聘大学生村官外，鲜有大学生回乡务农。福建省则从目前农业从业人员中，选送一批优秀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进行学历教育和农业行业职业资格培训，打造现代农业建设骨干队伍。目前在校的这些学员分别从园艺、畜牧、水产、林业四大主导产业中的规模种养大户、农民合作社负责人中推荐产生。这些学员或是多年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或是农二代，参加大专学历教育，是带着问题来，目的是为了回去后更好地解决经营中存在的问题，毕业后回到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占绝大多数。中专学历教育则围绕当地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由各市农业职业学校为主来承担教学任务。县农办根据当地农业支柱产业或农业新兴产业发展的需要，确定中专学历教育培养的方向、人数、推荐条件，并协助中职学校在该产业发展的重点乡镇及周边开展生源的组织推荐工作。 　　二是教学制度的创新。各院校本着“专业课要专，公共课要实，一切从农民的需求出发”来课程设置。例如园艺专业，茶叶班专业课不开蔬菜、果树、食用菌等在校生通常都要学习的课程，而与茶叶相关的专项知识与技术课程比在校生更多、更细、更全面。又如大专班第一学期公共课开设了两门：一是计算机应用技术，通过普及提高学员计算机使用技能和网络运用技巧，引导农民了解并积极拓展电子商务营销；二是信贷实务，通过引进农业银行、农村信用联社参与教学，邀请银行具体业务人员为学员授课，对解决农民贷款难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两门课都是回应招生过程中农民的诉求而开设的。在教学目标上，各院校结合学员的年龄特点、从业背景、知识结构，有的着重提高技能，有的着重普及知识，有的着重转变思维。如茶叶班面授就不能从基础的种茶技术、制茶工艺讲起，而标准化茶园管理，如何从技术上、管理上解决茶叶农残问题等就很受学员关注和欢迎。在教学方式上，大专学历教育以自学函授为主，面授为辅，面授期间，除了安排优秀老师给学员上课，还到标准果园、茶园、菜园等考察，请从业多年并取得良好业绩的学员交流经验做法；中专学历教育采取送教下乡的方式，进镇办班，并鼓励教师多编写、多采用乡土教材。 　　三是交流互动平台的创新。各院校利用QQ群、微信群等现代通信手段，搭建了学校与学员之间互动支持、交流联系的两个平台，定期安排老师在群里为学员答疑解惑，引导学员自行查询涉农政策，并及时上传分享。通过两个平台的建设，促使学员与学员之间互通有无、资源共享，引导学员积极从学校获得支持和帮助，打造农民学员的“EMBA”班。 　　四是“教和育”同步推进的创新。坚持“教和育”相结合的办学思路，积极争取省农行和农村信用联社的支持。省农行会同省农办出台文件，在信贷业务、涉农金融产品、教学培训上对新型职业农民学员予以支持。省农村信用联社出台通知，要求各基层社对新型职业农民学员给予扶持，重点在信贷规模、客户准入、融资额度、利率定价、担保要求等方面予以倾斜。各院校积极向农民宣讲惠农政策，坚持每期都邀请有关部门的业务处长给学员宣讲、解读相关惠农政策，并跟学员进行互动交流，帮助农民了解政策、掌握政策，用好用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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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何时才能出现“职业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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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美农业的大规模生产作业相比，中国农业最大的问题可能是规模化不够，从业者的职业化不高。在中国，农民更多是作为一个身份而存在，而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欧美农业是由一群现代专业技术武装起来的职业农民主导，而中国农业则是更多依赖于传统靠天吃饭的经验。也正是如此，李克强总理才会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培养职业农民”。
原标题：中国何时才能出现“职业农民”细读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培养职业农民”的提法，很有意思。在传统的观念中，“农民”更多是一个身份，而非一个职业。既然是职业，那么谁可以做农民就是一个逃不过的话题，因为并不是生下来是农民就适合做农民。中国农业从业者职业化程度不高谁来做农民？这个问题似乎很无厘头，在既往的观念中，农民当然是由农民来做，除了在特定年代里人口是从城市往农村流动——就是说从市民变为农民，但是在绝大部分时间人口流动都是从农村向城市。在过去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伴随着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农业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比重从1978年70%下降到1990年59%，在2013年则下降到31.4%。这么多农民离开农村奔向城市，不仅改善了自身境遇，同时也补充了城市通过改革开放后所释放的劳动力不足等问题。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农村，实际上并未导致农业生产的萎缩，相反，粮食总产量则年年创新高，一个可供比较的数据为1978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为30476.50万吨，而2013年底则达到60193.84万吨。但尽管农业产量逐年创新高，但是农产品进口数量和金额却一直在增加。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粮食贸易的规模就一直在扩大，而且总体以进口为主。2002年，中国粮食进口量为1417万吨，2013年增至7796万吨。为什么粮食在丰收之后还要大规模进口？对此有几个解释，一是成本优势。中国进口的粮食主要是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粮食生产规模大，单位成本低，因而价格便宜。二是口味需求多样。尽管很多进口农产品是以价格取胜，但是大家对价格昂贵的进口农产品也趋之若鹜。对此，市民收入增加后导致的消费多元化是一个因素。为什么国内的农业生产降低不了农产品价格，国内的农产品满足不了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当然，农产品和一个地区的自然禀赋紧密相关，我们不可能指望在中国北方生产荔枝和杨梅，但是对于很多农产品，除了自然禀赋以外，从业者的技能可能也有很大关系。职业农民的出现需要改革农地制度与欧美农业的大规模生产作业相比，中国农业最大的问题可能是规模化不够，从业者的职业化不高。在中国，农民更多是作为一个身份而存在，而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欧美农业是由一群现代专业技术武装起来的职业农民主导，而中国农业则是更多依赖于传统靠天吃饭的经验。也正是如此，李克强总理才会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培养职业农民”。职业农民如何培养？很多人想到的是像执业律师和职业会计师一样，通过“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的培训，取得任职资格提高平均收入。”但这种想法真的可行吗？我看未必，很重要的一点是，当农业生产规模化后，职业农民更像是一个企业家，要对各种市场信息进行收集和判断，如果企业家是无法通过执业证书来判断其能力，那么职业农民也是如此。在我看来，职业农民最为重要的一点莫过于降低农民的准入门槛。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中，农民是作为一个身份存在，这意味着很多城市居民无法下乡做职业农民。由于农地制度的限制，他们无法从事农业生产；或者是从事了农业生产，但是由于种种因素限制使得他们无法扩大规模。这一点和上世纪80年代初政府限制农民进城务工有点相像，国务院日颁布《关于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做工和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人口的通知》，要求城镇单位严格控制从农村招工，认真清理企事业单位使用的农村劳动力，加强户口和粮食管理等措施。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农民向城市转移的趋势无法控制。既然农民可以进城做工人，为什么城市居民不能下乡务农呢？这可能是今后城市化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一个现象。当然，这需要改革农地制度，唯有如此，中国才有可能出现职业农民。□傅蔚冈（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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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职业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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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何时才能有真正的“职业农民”？
　　在中国，农民更多是作为一个身份而存在，而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欧美农业是由一群现代专业技术武装起来的职业农民主导，而中国农业则是更多依赖于传统靠天吃饭的经验。
　　细读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培养职业农民&的提法，很有意思。在传统的观念中，&农民&更多是一个身份，而非一个职业。既然是职业，那么谁可以做农民就是一个逃不过的话题，因为并不是生下来是农民就适合做农民。
　　中国农业从业者职业化程度不高
　　谁来做农民？这个问题似乎很无厘头，在既往的观念中，农民当然是由农民来做，除了在特定年代里人口是从城市往农村流动&就是说从市民变为农民，但是在绝大部分时间人口流动都是从农村向城市。在过去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伴随着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农业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比重从1978年70%下降到1990年59%，在2013年则下降到31.4%。
　　这么多农民离开农村奔向城市，不仅改善了自身境遇，同时也补充了城市通过改革开放后所释放的劳动力不足等问题。
　　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农村，实际上并未导致农业生产的萎缩，相反，粮食总产量则年年创新高，一个可供比较的数据为1978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为30476.50万吨，而2013年底则达到60193.84万吨。但尽管农业产量逐年创新高，但是农产品进口数量和金额却一直在增加。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粮食贸易的规模就一直在扩大，而且总体以进口为主。2002年，中国粮食进口量为1417万吨，2013年增至7796万吨。
　　为什么粮食在丰收之后还要大规模进口？对此有几个解释，一是成本优势。中国进口的粮食主要是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粮食生产规模大，单位成本低，因而价格便宜。二是口味需求多样。尽管很多进口农产品是以价格取胜，但是大家对价格昂贵的进口农产品也趋之若鹜。对此，市民收入增加后导致的消费多元化是一个因素。
　　为什么国内的农业生产降低不了农产品价格，国内的农产品满足不了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当然，农产品和一个地区的自然禀赋紧密相关，我们不可能指望在中国北方生产荔枝和杨梅，但是对于很多农产品，除了自然禀赋以外，从业者的技能可能也有很大关系。
　　职业农民的出现需要改革农地制度
　　与欧美农业的大规模生产作业相比，中国农业最大的问题可能是规模化不够，从业者的职业化不高。在中国，农民更多是作为一个身份而存在，而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欧美农业是由一群现代专业技术武装起来的职业农民主导，而中国农业则是更多依赖于传统靠天吃饭的经验。也正是如此，李克强总理才会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培养职业农民&。
　　职业农民如何培养？很多人想到的是像执业律师和职业会计师一样，通过&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的培训，取得任职资格提高平均收入。&但这种想法真的可行吗？我看未必，很重要的一点是，当农业生产规模化后，职业农民更像是一个企业家，要对各种市场信息进行收集和判断，如果企业家是无法通过执业证书来判断其能力，那么职业农民也是如此。
　　在我看来，职业农民最为重要的一点莫过于降低农民的准入门槛。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中，农民是作为一个身份存在，这意味着很多城市居民无法下乡做职业农民。由于农地制度的限制，他们无法从事农业生产；或者是从事了农业生产，但是由于种种因素限制使得他们无法扩大规模。这一点和上世纪80年代初政府限制农民进城务工有点相像，国务院日颁布《关于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做工和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人口的通知》，要求城镇单位严格控制从农村招工，认真清理企事业单位使用的农村劳动力，加强户口和粮食管理等措施。
　　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农民向城市转移的趋势无法控制。既然农民可以进城做工人，为什么城市居民不能下乡务农呢？这可能是今后城市化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一个现象。当然，这需要改革农地制度，唯有如此，中国才有可能出现职业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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