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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人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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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我参加革命的回忆---饶卫华
我参加革命的回忆
　　编者按：政协广州市委员会付主席饶卫华同志这篇《我参加革命的回忆》，是作者于1964年接待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访问时的记录，再经作者亲自加工整理而成的。文内记述从广东建党初期到全国解放的数十年间，作者参加革命的经历。是第一手资料，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本刊特予刊载。但由于经历时间长、接触面广，且涉及党的某些重大历史事件和若干主要领导同志，而又属个人回忆，不够翔实或遗漏之处在所难免；看法也不一定准确。故特作说明，并热切期望各界人士予以订正补充，以供治史者参改。
　　一九六四年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的同志们来访，向我提出下列问题，要我回忆。我当时曾就所知的按所提的问题顺序，一一作了回答。下面是当年的谈话纪录稿的整理。因为是只供参考的纪录稿，文章不免不够系统。有些事件的时间和谈及的人名，因为只靠自己的记忆，可能有错误不准确的地方。希望读者发现后，加以指正。
　　本文所提到的问题如下：
　　一、大革命时期
　& 1、广东党组织初期的发展情况
　& 2、学生中的斗争
　& 3、国民党召开“二大”，“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前后见闻
　& 4、大革命时期广东区委与陈独秀路线的分歧
　　二、十年内战时期
　& 1、关于党的“六大”的一些情况
　& 2、中共“旅莫支部”情况和“廿八个半”的由来
　& 3、1928——1930年广东省委组织情况
　& 4、党在革命低潮时期的艰苦斗争
　& 5、李立三路线对广东党的影响
　& 6、危害极大的几个叛徒、特务
　& 7、党中央与广东和中央苏区的交通联系
　& 8、我和胡志明的关系
　& 9、1931年我在中央工作时的一些见闻
　& 10、巡视东北
　& 11、南京狱中五年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回忆
　& 1、从延安到广东
　& 2、1938——40年的东江概况
　& 3、1939——1940东江特委所属各路情况
　& 4、在东江特委工作时的几点回忆
　& 5、南方工作委员会和粤北省委的成立，及其下属特委的情况
　& 6、粤北省委1942年被破坏情况
　& 7、有关东江纵队几件事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回忆
　　一、大革命时期
　　我是在一九二五年五月在广东大学读书时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九二六年一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一月到四月，党组织介绍我任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筹备会的秘书；五月到十月，又介绍我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秘书。一九二六年一月至七月，党调我任党的广东区委组织部秘书。同年八月至十月，我又调任汕头市委组织部长。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以后，又调我去苏联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广东党组织初期的发展情况
　　党的广东区委会约在一九二四年成立。一九二五年区委先后调派了周济，谭寿林、邓奇等几位广西的同志回广西。谭是广西贵县人，北京大学学生党员介绍回广东的。他被派回梧州。邓是怀集人，派他回怀集建立党的支部。另有李血泪同志等在梧州建立党的组织。广西工作当时由广东区委领导，仍称广东区委，代号为“管东渠”。未有用两广区委的名称。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广东的群众斗争，发展很快。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五卅”前老党章规定的入党年令，要年满廿五岁。使很多地方，只有共青团组织，却没有党的组织。“五卅”后，一九二六年党章对入党年令，改为年满二○岁的共青团员可以由区委、或党支部介绍入党。这一新规定以后，党员人数有了一个新的发展。一九二六年以前广东的党员，人数约有一千三百多人。到“4·15”事变前夕，广东全省党员约达四万人左右。所以广东的党员，在一九二五年的人数，还是很少。“五卅”以后，党员人数才激增。新党员中，有一批是有了几年斗争和工作经验的团员，转到党里来的。这批新党员，在群众中威信很高，影响也很大。当时党在学生中组织发展特别快。工人农民中的发展，反而赶不上学生。中央曾批评广东党对学生入党要求宽，对工人入党要求严。我觉得实际的情况是：各地都是先建团，后建党。而团在学生中发展快，所以党在学生中发展也比较快。
　　区委在一九二五到二六年，先后办过几期新党员训练班，每期约有四、五十人。到训练班讲课的人有苏联同志马马耶夫，和区委组织部长穆青同志。穆讲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李富春同志讲政治经济学，聂荣臻同志讲军事运动问题。彭湃、罗绮园、阮啸仙等同志讲农民运动。邓中夏同志讲工人运动等。每期训练班集中学习两个星期。我记得我的广东大学同班同学张维同志，就曾参加过这个训练班。他学习结业后，党区委就派他到梅县，负责建党工作。
　　广东区委下面设有汕头市委和韶关、海陆丰、琼崖、南路、佛山等地委。广州市在一九二七年前没有设立市委。区委中虽曾有人提议成立广州市委，但陈延年同志认为区委要直接领导广州的党支部，以便取得经验来指导全省的工作，因此没有建立广州市委。到一九二七年“4·15”事变后，区委迁到香港。以后广州才设立市委。第一任的广州市委书记是吴毅同志（四川人）；他是广东大学的学生，入党后，曾任区委陈延年同志的秘书。他能讲很好的广州话。他工作很能干。后来他在广州起义战斗中英勇牺牲了。
　& 2、学生中的斗争
　　国立广东大学（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改名为中山大学）在1926年1月开始建立党的支部（以前广东大学的党员，分散在各工会过组织生活）。党支部成立后，1926年党员有六、七十人，团员近300人。我先任共青团支部书记，1926年后，改任广东大学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当时支部领导机构为三人干事会（未成立支委），支部干事除我外，还有丘启薰（又名丘逸风，“4·15”后叛变）和叶浩秀（“415”被捕，在南石头“惩戒场”监狱里牺牲）。我做支书半年后，调区委组织部工作。由丘启薰和叶秀浩继续负责支部书记。同支部的党员有柯辉萼（柯麟）、潘先甲（潘云波）、李汉超（解放后任市工人医院副院长）苏家祺、蔡松如、何仿、陈士元（炎水），吴毅、吴炳泰、张穆（后改名张恒存）、徐文雅（后改名徐彬如）、罗明（罗善培）、区梦觉、陈铁军、陈铁儿等，他们都是广东大学支部的党员。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后并入广东大学。原高师党员有蓝裕业、赖玉润、丁愿、赖谷良等同志。法学院有郭瘦真、郭寿华、沈宝同、沈春雨、沈厚堃（沈清）、林丛郁等，后来都编入广大支部。其他各学院只成立党的小组。当时在广东大学的学生中，各派的斗争很激烈。初期是我党领导的广东新学生社与右派的民权社斗争。民权社的代表人物有刘范（湖南人）、何觉甫（法科的）、李悦义等人。另外有知用学社，代表人物是张瑞权（解放后任广州副市长）、薛用英、禤参化、张清等。后来民权社与知用学社的成员均有分化。有许多人参加到新学生社、参加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组织。
　　我党领导的革命派争取了同学中的大多数人。如曾参加民权社的毕磊（学生会主席）、阮绍元（后改名阮退之）等后来都加入了共青团，以后又参加了党。
　　孙文主义学会，起初以民权社的部分社员为基础，是国民党的右派。他们跟着戴季陶的屁股跑，提出所谓“反对跨党分子”，即反对共产党人。
　　醒狮派即国家主义派。醒狮派分子多是封建官绅的子弟，他们有浓厚的封建思想，主张尊孔读经，拥护陈炯明，反对男女同校与妇女解放，叫嚷“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实际是“外抗苏俄，内除共党”。他们说国民党赤化，骂共产党是“共产”“公妻”，与孙文主义分子也合不来。三派的人穿的是三种不同服装。我们多数穿的是中山装，民权社社员、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则多数喜欢穿大襟衫，“腊肠裤”（裤腿很小的），戴鸭舌帽；醒狮派则多数穿马挂长袍，像绅士官僚一样。——醒狮派当时在广东大学的势力很小。该派主要头目有曾琦、李璜、左舜生、余家菊等。在广东大学的代表人物、是一个丰顺县人（姓名忘记），他们在学校推销他们编印的刊物《醒狮》周报和《孤军》什志；我们则推销《响导》、《中国青年》、《新青年》和《觉悟》（上海民国日报付刊），各自在学校宿舍墙壁上张贴广告。他们常以更大的广告，把我们的广告覆盖；我们后来也把他们的广告覆盖。
　　当时广东大学各派为争夺学生会和新成立的国民党广东大学特别党部的领导权，斗争很激烈。广东大学的国民党特别党部，是我们搞起来的。筹备委员有郭寿华、郭瘦真等（当时他们两人都是共产党党员），但国民党的右派校长邹鲁也是常委，他拉了一批右派分子进来。后来通过选举，我们把那些右派分子赶了出去。
　　右派学生经常挑起打架。打得最厉害的有两次。一次是一九二五年选举全国国民外交后援会代表。右派强要选举他们的人。在会场上用“士的”（手杖）打不同意选他们做代表的人，极其蛮横凶恶。但我们人多，结果我们还是选了蓝裕业同志当代表。另一次是“五卅”后选举广州市学生联合会代表去上海出席全国学联会时（当时市学联设在广东大学内，与广大学生会一起办公），有法学院的何觉甫拿手杖带一批右派学生到会场上打我们，我们缴了他的手杖，并把他打伤。他们便去地方法院控告。法院传讯叶浩秀同志在文明路的雨操场开公开审判大会。这种会过去没有开过的，因此场面很为紧张。因右派多是法学院的学生，他们是专门学法律并准备做律师的。他们的控诉，引证很多法律条文，很会狡辩。但在大会上辩论时也驳不过我们，结果法院不敢判决，最后不了了之。选举出的代表中有郭寿华（中共党员，以后叛变。“4·15”后曾做国民党驻意大利大使馆的武官和国民党的湛江市市长）。全国学联（在上海）派一位刘一声代表，到来广州。后来他留驻广州指导学生运动。刘是上海暨南大学的学生，共青团团员，梅县人。1926年后，他留在广东负责团区委的工作。
1926年初，右派头子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在石牌建广东大学新校舍，大量无偿地强行征用石牌农民的土地，使农民失却土地，无以为生。农民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我们支持农民的斗争。邹鲁为了解决广东大学的经费，又提出征收“花捐”即妓女税，作广东大学的经费。我们写文章，批判和揭露，指出用“花捐”作学校经费对我国的大学教育是莫大的耻辱。我们并强调拥护孙中山提出的禁娼运动。
　　广东大学的政治斗争，后来也扩展到其他学校，如工专、省一中（现在的广雅）、女师、市职、圣心（教会学校）等。在女学生中，左派有高恬波、区夏民、张婉华、沈学修等同志，以广东妇女解放协会为阵地。民权社以钟婉如、沈芷芳等人为代表和官太太唐允恭等组织女权运动大同盟，也是针锋相对，经常斗争。
　& 3、国民党召开“二大”、“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前后见闻
　　国民党召开“二大”时，我作为中央党部的工作人员，参加了大会的工作。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部长谭平山、该部秘书长杨匏安同志（都是共产党员），他们都参加大会工作。“二大”的大会秘书长是吴玉章同志。林祖涵、瞿秋白和张国焘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了大会。当时国民党右派邹鲁、谢持等人留在北京西山，曾到中山灵堂哭灵，拒绝参加第二次代表大会，反对改组国民党。这次大会，我党和左派原占绝对优势，但陈独秀硬要拉右派的戴季陶、孙科等来开会，在选举中央委员和监察委员时，并对右派采取无原则的让步，自动放弃在国民党领导机构中取得的优势，幻想以片面的退让换取团结。结果是助长了右派气焰，使团结终于破灭。
　　国民党“二大”后，新成立的中央党部所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监察委员中，右派的势力占了优势。以后蒋介石的反动面目便赤裸裸地暴露出来。3月20日制造中山舰事件，这是国民党右派对我们发动进攻的一个信号。
　　“8·20”事件（中山舰事件因发生于三月二十日，故亦称为“3·20事件”）发生时，我们许多党内的同志起初都不知道是什么一回事。我在区党委机关工作，事情发生后，在党内，没有听过任何有关此事的报告。当时区委还不准公开谈及此事，没有用此事来促使全党提高警惕。蒋介石为了反共，想镇压共产党，便泡制谣言，说中山舰舰长李芝龙同志擅自开军舰进入黄埔，阴谋暴动，便逮捕了李芝龙和军队中的许多共产党员；还派出武装，包围周恩来同志的公馆和包围俄国顾问的住宅。此举立刻引起共产党的严正抗议和各方面的遣责，蒋介石见情势不妙，第二天，把武装撤退，以后诡说是“误会”了事。到五月十五日，蒋介石又召集国民党中央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整理党务案”，选蒋为国民党中央党部主席兼中央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他把党权、军权统统抓在手里。对这样的政治变化，区委也没有向党员作过传达报告，来说明事件的反革命性质。我只是在报纸上看到这消息。当时我个人只感到真是岂有此理！我不明瞭党中央领导为什么要同意将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的我党员的名单交给蒋介石？后来又以为反正我党都是公开活动的，交出名单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黄埔军校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名单交出去以后，听说蒋介石见军校第一、二期的学生三分之二都是共产党员，才大为惊讶。“整理党务案”后，共产党员的部长都被排出国民党中央党部。以后又以张静江做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主席，陈立夫做组织部长，甘乃光做代理宣传部长。左派的力量，以后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和限制。&
4、大革命时期，广东区委与陈独秀路线的分歧：
　　（1）　革命领导权问题。当时广东区委的许多领导同志，如陈延年、周恩来同志等都对陈独秀的右倾路线提出不同意见和疑问：我们到底是做主人？还是做人家的姨太太？国民党“二大”时，陈延年同志等主张把右派清除出国民党。当时是完全可能的。但陈独秀却压制这种正确主张。广东区委大力领导开展群众运动。“五卅”以后，广东的农民在各县农会领导下向地主作斗争，搞得热火潮天。省港大罢工、也搞得声势浩大。当时省港罢工委员会实际上是行使革命专政的政权机构。起初罢工工人将破坏罢工的工贼和破坏国民革命的反革命分子逮捕就送交法院处理。但法院竟把这些反革命分子全部放走了。罢工委员会总结了这一经验后便自己组织法庭，对捕获的罪犯进行审判定罪。省港罢工委员会还自己出布告，实行派出武装纠察队，到各海口封锁香港，组织罢工工人以工代账；到黄埔筑新港；查封市内的部分空房、暂作工人宿舍；办理罢工工人食堂等。这是工人领导革命的具体表现。而陈独秀却不满意这种做法，说群众运动过火，会刺激国民党破坏国共两党的合作。但区委却仍然坚持领导群众斗争。
1926年“3·20”中山舰事件和国民党右派提出“整理党务案”后，区委是主张坚决反击的。当时《工人之路》（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机关报）发表了许多义正词严的文章，批评国民党右派。而那时戴季陶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国民革命与C·P》，说共产党员“跨党”，是阴谋要篡夺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并且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陈独秀被这顶帽子吓坏了，他极力压制广东区委会的正确路线，坚持对国民党右派妥协让步。
　　（2）　关于武装问题。1925年国民党“二大”前，斯大林代表共产国际就指示中国共产党应搞确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十万人的武装部队，以革命武装来反对反革命武装。说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党应通过黄埔军校训练党的军事干部。广东区委从几方面执行这一指示：成立工人武装纠察队；成立各县农会领导的“农民自卫军”；派出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熊熊等同志到黄埔军校工作；培养党的军事骨干以争取和改造国民革命军。但陈独秀反对我党员做军官。叶挺同志当时做国民革命军的独立团团长，该团驻在西江的肇庆。广东区委经常派组织部长穆青同志等去检查党的领导工作。区委当时是十分重视独立团的武装力量的。由于受陈独秀反对党员当军官掌握武装的思想影响，因此当时在军队的党员中，也有人误以为做军官，就是“升官发财”，不肯去做。在军队中做“党代表”的，也不很明确代表谁？应该如何做法？
　　陈延年、周恩来、邓中夏、张太雷等区委领导同志是很坚定的。但当时是党的幼年时期，许多人缺乏党内斗争经验，也不完全理解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对资产阶级的策略。列宁的《两个策略》一书，是在1927年后，才作为党内教材。因此一些原则问题上的正确主张，遭到陈独秀压制时，便不能坚持。“3·20”事件和国民党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这些关键性的大事变，当时只从服从党纪出发，没有向党员作过详细分析报告。我当时也不了解这事，直到参加在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听到大会政治报告后，才详细知道这一事件的严重性。
　　二、十年内战时期
　　党的“六大”是在莫斯科附近召开的。我从莫斯科东方大学被调到大会秘书处，分配到广东代表团工作。大会闭幕后，我与代表团一起于1928年11月秘密回国。到香港后，我被留在香港任九龙区委书记，后调到党的省委组织部任秘书，以后又调任南方局秘书长。不久、又调到党中央交通局任华南交通站站长。1931年调去中央组织部，任中央巡视员，到福建、东北巡视工作。
　& 1、关于党的“六大”的一些情况
　　出席“六大”的广东代表团是各省代表团中最大的一个代表团，共有20多位代表，团长是李立三同志，团员有邓中夏、阮啸仙、杨殷、苏兆征、甘作棠、江惠芳、李成、何务光、曹俊兴、邝碧青、周秀珠、蔡畅、李富春同志等。
　　李立三同志不是广东选派的代表。到了莫斯科时，他才参加广东代表团，并担任团长。他是大会最活跃的代表之一。“六大”由瞿秋白同志作中央工作报告。当时的共产国际派主席布哈林来给大会做报告。他整整讲了一个星期，又翻译了一个星期。他的报告肯定广州起义是对的。但认为这是“革命高潮退兵的一战”。他认为中国革命任务没有完成，现在是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要积蓄力量，促进新的革命高潮早日到来。因此“退兵”一战不是意味着退却了，停下来了。
　　“六大”闭幕，接着是开共青团的代表大会。我也参加。以后我就帮助阮啸仙同志整理仁化县农民起义的资料。仁化是北江最早发展农民运动的一个县，阮啸仙同志曾直接领导当地的农会组织，朱德同志在南昌起义失败后曾领导起义的部队退到粤北，在该县作短期休整，以后才到井岗山与毛泽东同志会师。月间仁化曾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但由于未有执行正确的土地政策，没有做好发动群众，培养骨干等工作，很快就跨台了。此外，我还帮助整理海陆丰农民运动的资料，作为“六大”会议资料存入档案。&
2、中共旅莫支部的情况和“二十八个半”的由来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便有党员张太雷同志到莫斯科学习。以后被派去的党员，最初都进莫斯科东方大学。后来又有不少同志从西欧的法国、德国和美国转到莫斯科学习。1927年“7·16”武汉大屠杀时，有数艘苏联船适停泊在武汉。当时许多同志为避开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党组织就把他们撤退到苏联船上去避难。后来这些船便远载了这些同志和一批上海的同志开到了海参崴，然后乘火车到莫斯科。这些同志被编入东方大学的特别班短期学习，共有三千多人；加上孙大的学生，1928年在莫斯科的中国学生就达五、六千人。这些中国学生成份比较复杂。莫斯科的孙大，192
6年曾在广州、广西等地公开招生。凡想到苏联学习的人，都可以报名，参加考试，取录以后前往。所以除了各省党组织选送的党员外，还有不少是国民党党员。其中不少是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儿女（如蒋介石儿子蒋经国和冯玉祥等的子女也在内）。东方大学的学生，则全部是党员或共产青团员，是经过各地党组织选送的。
　　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按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到了苏联，本来就可以参加苏共的组织，与苏共党员一同过党的组织生活。但苏共却不执行这条规定，不给中国同志参加苏共党的支部过组织生活。理由是什么？学校党委没有给我们说明。因此这些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党员在1922年或23年后便成立了中共的旅莫支部。这个旅莫支部受中国共产党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和苏共党共同领导。旅莫支部的主要骨干，有些是以前从旅法支部转到苏联来的同志。我到莫斯科时，记得最初的旅莫支部书记，是王仁达同志，以后王调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便由武胡景接替。支部委员还有其他由中国去的工人同志。中国共青团也有团的旅莫支部。当时团支部负责人为刘琨（即赵毅敏）同志；支委有罗世文、曾涌泉等同志。党的旅莫支部的领导对培养中国党的干部起过很重要作用。支部负责人多是1923一一24年去莫斯的。但后来支部被少数有宗派思想的人所把持。他们对谁应该继续留在莫斯科，谁应该回国，都是由他们的喜爱来决定。武胡景任旅莫支部书记时，成为小宗派活动的头子。在1927年的一年，支部闹得很不团结，学校的领导和苏联党支部的领导，亦弄得没有办法处理，最后把武胡景撤换了。
　　“二十八个半”，是孙大的托洛斯基派讥讽王明等人而叫出来的。当时托派很会挖苦人。其实当时在莫斯科的中国布尔什维克，还有很多；他们拥护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党中央、拥护共产国际的领导、反对托洛斯基的反党行为。孙大的校长最初是拉狄克。他原是德国党的中央委员，留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后来成为托洛斯基派主要骨干份子之一，在孙大学生中散播托洛斯基的思想、主张，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因此托洛斯基派在孙大占了优势，影响很大。1927年11月七日，莫斯科举行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大会时，孙大的学生列队到红场参加庆祝大会。托派分子便预先带了反对共产国际的大标语横额旗帜。当他们游行经过红场，在各国大使等外宾的观礼台前时突然举起托洛斯基的画像和反对共产国际、反对斯大林的标语旗帜，高喊“打倒斯大林”的口号（其中就有广东梅县籍的梁干乔。此人原是黄埔军校学生，在广州考进孙大的。他在学校成为托洛斯基的信徒，反对苏共中央斯大林的领导。1928年他被派回国时，还保留党籍。回到香港时，广东省委仍派他到潮梅特委分配工作。但他却在潮梅发展托派组织。以后他离开潮汕逃跑到陕西，公开投到蒋鼎文部下，被任为政治部主任，成为军统特务）。当时斯大林等在主席台上，被弄得狼狈不堪。不久，苏共党中央撤了拉狄克的孙大校长职务（以后在反布哈林时，拉狄克被处决），改派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兼任孙大校长，在孙大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清党”。对中国籍的党、团员和国民党党员一个个进行审查，审查得很严。据说起初只有二十八个党员和一个共青团员拥护斯大林和米夫。因此托派就讥讽说：“孙大”只有28个半布尔什维克。我当时是在东方大学，没有参加“孙大”这次清党运动。只听“孙大”同志谈起这些情况。他们说：那“半个”，是指一位共青团员。是否这意思？我也不清楚。这“28个”当中，我记得的有：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王稼祥、何子述、沈择民、王丽（女）、张铁铮、陈昌浩、张琴秋（女，陈昌浩的爱人）、李竹生（曾做过中央组织局局长）等。米夫上了台，中国党的六次代表大会闭幕后对所谓“二十八个半”中国党员，先后送回中国。后来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利用反立三路线，以后又借口反对瞿秋白同志的调和路线就被提为党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国党的领导人。王明路线是极左路线，在党内搞宗派活动，对不赞同他们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的极左路线，使党遭受严重的损失和破坏。
　　王明回中国后，在反立三路线期间，在上海英租界内曾被捕，坐了几天牢。当时本来是党中央设法营救他出来的；反立三路线时，他却污蔑立三同志，污蔑原来的中央领导同志，打击立三同志。王明在莫斯科时，曾看过共产国际东方部长米夫对中国问题的报告文件。他回国后，曾向我们作过一个叫做《为中国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的报告；内容实际是背诵米夫的这一报告，但他当作是他自己的意见，完全没有提及东方部的指示。后来同志们才发现他是抄米夫的报告内容而写成的。3、年广东省委组织情况
1928年11月党中央分配我回到香港时，先在香港党的东区区委工作，以后任九龙区委书记（这时邓发做香港区委书记）。陈郁同志任省委组织部长。不久，我被调到省委任组织部秘书。这期间广东省委的领导成员如下：
1928年上半年省委书记先是张善铭同志。张出发海丰，被捕牺牲。继任的书记是李源同志。恽代英同志任宣传部部长，周天僇当宣传部秘书，省委秘书长张穆。
1928年下半年，李源同志在出巡中又被捕牺牲，书记由黄钊继任。组织部长仍是陈郁，恽代英同志六大后调中央工作，宣传部长由周天僇（代）、秘书长仍是张穆担任。1929年上半年，黄钊害怕白色恐怖，消极脱党，由罗登贤同志担任书记。陈郁同志到上海参加六届三中全会后，没有回来，组织部长改由卢永炽继任。
1930年初，党中央撤消广东省委机构，成立南方局，领导两广和东南亚各地（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暹罗、印尼、越南）的党。赣南、和闽西南的党，开始也属南方局领导，但不久就改为直属中央。1931年初罗登贤调到满洲省委任书记去了，卢永炽调任南方局书记。组织部长改为陈舜年，宣传部长改为林道文。林道文之前陈复同志代理过宣传部长。军委书记是李富春和聂荣臻同志。中央特派员贺昌曾兼管宣传部工作。秘书长张穆调满州省委，我接替他任秘书长。1931年我调任中央交通局工作后，由军委的秘书杨剑英同志继任南方局秘书长。妇女部长是蔡畅。南方局下面仍有海、陆、惠、紫特委和潮梅、西江、琼崖、南路、北江等特委。又有广州、香港两个市委。南方局成立不久，因执行李立三的极左路线，将党、团工会合并，成立行动委员会来领导各地暴动，招致本身和各地方党组织均先后遭受很大破坏。各地党的组织，受很大削弱。李立三同志在1927年十一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党中央曾派他到广东省委任书记，但只是很短时间。他在起义的总结中，错误地提出广州起义失败原因是由于知识分子党员的领导软弱动摇。他在省委领导机关中清洗知识分子出身的省委委员，将他们撤职下放支部，同时提拔大批工人出身的党员，如李源、卢永炽，罗登贤、邓发、甘作棠、黄苏等为省委委员。恽代英、王稼祥等一批人，被调到支部工作（恽代英后于1930年间调到上海工作，在上海被捕。国民党反动派起初不知道他的真姓名。被判了五年徒刑。1931年夏由于原党中央保卫局长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他知道恽代英同志在南京监狱坐牢，便向国民党反动派告密。恽代英同志因此在狱中被提审，改判死刑，在雨花台被杀。）当时极左路线对党员的政治生命，是很不重视。有些同志小有过错，就被开除出党。对黄钊、卢永炽等，未经较长时间斗争考验的工人同志，便派他们做省委书记、南方局书记，实际上是不称职的。黄钊原是九龙仓的管工。他本已结婚，但他任省委书记后，在机关乱搞男女关系。经过同志们的批评，他便消极离开党，仍回到九龙仓去当管工，不干革命了。卢永炽（又名卢德光），1930年在香港被捕，经党营救出狱，调到闽西任省委书记。在革命极度困难情况下，他将党交给他保管的一批黄金带着逃跑回香港。这事在党内造成极坏影响。
　& 4、党在革命低潮时期的艰苦斗争。
1928年后，革命处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这时在香港的党员有七百多人，多是参加省港大罢工、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的工人同志和海陆丰等地农村革命斗争失败后被迫逃出来的农民同志。他们到了香港，由党组织设法安排，分别打入工厂、企业、商店里工作。有些人则到香港政府英籍官员家里做“家庭工人”，叫“洋务工人”。有部分人到洋船上去当船员。当时党员生活都非常艰苦。因为还不断有同志被迫由内地逃到香港来而找不到工作，生活无法解决。那时党规定每个有职业的党员，都要负责帮助解决失业同志的生活，发扬革命互助友爱精神。对党的这一规定，大家都能自觉执行，连有家属负担的人在内，都无怨言。在轮船和酒楼饭馆里工作的党员，经常把顾客吃剩的菜饭收集起来，再煮热来带回给我们失业的同志吃。有许多同志到湾仔黄泥涌开山推泥车做临时工，所得的工资非常低微，只能够到湾仔“会食街”吃便宜饭。所谓“会食街”，完全是用各大饭店的残饭剩菜汇在这条街的小食摊上，露天卖给穷人吃而得名的。我们很多同志每天和穷苦人们一起到这里吃饭，五分钱就可吃饱。叫做吃“斗令”（“斗令”是五分钱的意思）这是广州起义失败后，到香港的大多数同志艰苦维持生活的办法。
　　在白色恐怖统治下的艰苦年代里，也有不少工人同志不顾个人的一切而勇敢地申请加入我们党的；如周楠同志和叶文征同志，就是在这时期不顾危险而参加党的。这些同志入党后，政治觉悟高，工作很积极，不怕困难和危险，一心为革命，后来被捕坐牢，绝不动摇退缩。这些同志和一批批前仆后继被捕英勇牺牲的烈士，革命精神都是令人非常钦佩的。这时香港党组织利用一切公开合法的条件来掩护党的秘密活动。有一位香港大律师&&&（英国人），家里雇用我们几个同志做工人，有工人房给他们住。因为是大律师的住宅，香港的侦探警察是不敢轻易随便进去的。我们就利用他们的房子做文件保管机关和秘密印刷所。我们经常在他家里的工人房里开会。这个大律师每年都要回伦敦休假。在他休假期间，整座房子都交给这几位党员工人管理，我们党便在这里办训练班。在香港半山的皇家花园附近，住有另一个二十多岁的香港政府女秘书。她用很低的工资雇用十多位中国人来侍侯她。这十多位工人多是参加过省港罢工的党员。因此她的家也成为我们秘密活动的机关。1929年以前，香港政府的法律是：如捕了我们的同志，一般第二天报纸便发表消息。报馆记者可以到警探处采访警察捕人的新闻，所以捕人的消息往往第二天便被登载出来。对被捕的政治犯，当时一般多是罚款，有些可以找律师辩护担保释放，有些则被驱逐出境，有些也判刑坐牢。香港英政府对政治犯、没有判死刑的。我们从报纸报导上得知党组织受破坏的情况。对被捕同志，也可以请律师进行辩护营救。如被香港政府宣判为解送出境的，如送去广州，用火车解送到了深圳，多数被广州侦缉接去；如从海轮解送到上海，湛江或汕头的我们设法在开船前，乘押解犯人的香港警察离船后，即帮助他改装用小船接他们逃走，多数能够安全脱险。我们还办了一家公开的《香港小日报》，由谭天度同志做督印人，公开发行。李六如、潘梓年等同志都曾在那里做过编辑。报上经常报导各地工农红军和各苏区根据地消息。有了这样的报纸，许多找不到党、失了组织联系的同志，都可以通过报纸找到自己的党、从而恢复了组织关系。另外我们又秘密发行党中央出的《红旗》。后来《香港小日报》终于给香港政府封闭了，谭度天同志也被捕、坐了几星期的牢，以后被驱逐出境。当时有一位越南的李志聪同志，经常给《香港小日报》画讽刺漫画，起到对群众教育宣传作用。李志聪后改名黄南，抗日战争期间，胡志明曾委任他做他的代表和国民党打交道。解放后他一直留在广州做教师，没有回越南去。在革命斗争年代里，不少越南同志与中国同志是并肩作战，一起坐牢、牺牲，高度发扬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
　& 5、李立三路线对广东党的影响。
1930年南方局成立后，积极执行立三路线。由于立三同志认为中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对大小城市不管自己力量如何，都要用暴动来推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他不承认“六大”决议指出的“处于两个高潮之间”要艰苦工作，密切联系群众，积蓄力量，以准备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他不注意秘密工作与公开活动相结合；不艰苦深入地到群众中去工作；不关心群众的生活；不与广大群众建立密切联系。那时经常搞游行示威叫做“飞行集会”，不顾主客观条件，不管群众的情绪，到处都是号召暴动夺取政权、将党、团和工会组织合并，成立“行动委员会”，而且还提出在香港也要立即进行武装起义，成立“苏维埃政府”。也不分城市与农村，不顾敌我力量的对比，结果完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李立三同志看不起农民群众，更没有想到要在敌人统治力量较弱的农村，艰苦地工作，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
　　当时在极左路线指引下，根本没有执行统战工作，没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甚至要党员完全脱离家庭，要求党员不要有什么社会关系。1929年中秋节，日本帝国主义者利用走狗奉系军阀张作霖企图武装夺取中东铁路，引起一场中东铁路事件的战争。李立三同志提出“苏联”是社会主义的祖国”，要“保卫苏联”。但这是群众还不能理解的口号。反动派便抓住这些来污蔑共产党是卖国的。群众不了解情况，又受到反动派的造谣挑拨，便也有人反对我们，以为张作霖收回中东铁路，是爱国的行动。国民党反动派的报纸煽动反对社会主义的苏联。当年的中秋节香港许多卖月饼的商店老板搭起排楼来宣传反苏，这些排楼都画着“杀肥鹅”的图画，煽动反对苏联。当时在立三路线影响下，党没有采取较好的斗争方法，来向群众宣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只是用幼稚粗鲁的办法，向卖月饼的商店投掷污物。用这样办法来惩戒那些反对苏联的月饼店老板，结果更引起群众骂共产党缺德，造成党的政治损失。立三路线经常要党员出来散传单、搞“飞行集会”、示威游行；还在传单上预告我们游行集会的时间，地点。结果使香港的警探知道我们的行动计划，预先布置好埋伏，使革命群众和党员被捕。因此群众便不敢接近我们；后来连党员也不愿参加这样的游行了，这使党的领导陷于孤立。许多工厂的积极分子被暴露，不是被捕入狱，就是被开除工作。回顾这些极左的幼稚行动，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是很有益的。香港政府在这期间派了一个侦缉队长谢安，专门来收买策反，破坏我党组织。他收买了一名叛徒（木匠工人），打进我九龙区的一个党支部，因而逮捕了我们不少同志。后来此人终被我们发现了。1930年我们组织“打狗队”，专门对付这些叛徒，同时也对付那些无恶不作的特务。由中央保卫局受训回来的邓发同志亲自带领“打狗队”的同志，在一家茶楼上处决了谢安。“打狗队”还镇压了另外一个混入青年团的叛徒。香港政府和广州反动派早已互相勾结，共同镇压中国革命。从这事件以后，香港英政府和国民党更进一步勾结，他们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香港当局拘捕了我们同志，名为驱逐出境，实际是把被捕同志解送到深圳便交给广州的侦缉，假手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我们革命同志，如广西红七军的俞作豫同志，省委宣传部的陈复同志；南方局大破坏时被捕的几十位同志和省委书记蔡和森同志等，都是这样被杀害的。
　　由于盲目行动，脱离群众，使大批同志暴露，机关连续遭到严重破坏，不但没有利用革命的好形势来扩大革命力量，反而使革命力量遭到很大损失。1929年时，在香港还有八、九百党员。到1931年夏蔡和森同志被捕后，省委和下面的党组织基本都被破坏了。所以，立三路线在党内统治时间虽不长，但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王明路线统治时期，广东的地下党，又继续遭到破坏，因而1933年以后广东党的组织就残存无几了。
　& 6、危害极大的几个叛徒、特务
1931年间，香港和九龙半岛间过海轮渡码头上，都有叛徒为敌人效忠，监视我们同志的行动。在几处大马路的十字路口，敌人也设有监视哨。当时在香港出现的危害极大的叛徒和特务有下面几个：
　　梁子光，非党员，曾任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认识我们不少同志。他在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作时，因贪污被清洗。“4·15”事变时，他引领国民党的侦缉队在广州捕捉我们大批同志，以后他在广州公安局做了侦缉队长，长期专门追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杀害我不少同志。
　　曾西盛，广东河源县人，原是党员，广东油业工会的负责人。他因一些个人问题，对区委职工委员会的刘尔崧同志不满。1927年“4·15”，他公开叛党，和梁子光勾结在一起，捕杀我们大批同志。刘尔崧同志就是他亲自捕杀的。以后他成为广东黄色工会的头子，利用油业工会招牌，还做了国民党的国大代表，一直到解放前，才逃台湾。
　　江惠芳，原是国民党的财政厅长邹敏初的儿媳妇，在广州第一中学念书时，混进了党，参加过广州起义，曾当过广东党“六大”代表，到莫斯科参加“六大”，回国后被选为省委委员，负责女工工作。1930年在香港被捕后被解送回广州，即叛变，出卖了南方局书记卢永炽，并破坏了南方局的秘密电台，以后还继续与广州侦缉勾结，出卖不少同志。解放后，听说她还混在广州某街道居委，1952年镇反中才发现，已把她镇压。
　　此外还有任省委内部交通员的莫叔宝和海员工会的陈兴国，曾任香港东区区委书记的黄才在1931年间先后叛变。莫叔宝是南方局大破坏的出卖者。黄才是破坏香港党基层组织的著名侦缉。广州解放时国民党留下的公用电话薄上还留下侦缉队长黄才公馆的电话号码。莫叔宝听说后来被国民党枪毙了。陈兴国是捕蔡和森同志的主犯，现下落不明。
　& 7、党中央、广东省委与中央苏区的交通联系
　　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一年，中央派贺昌来广东任中央特派员。这几年他有时回上海，但多数时间是在香港，在广东省委，后来在南方局工作。
　　中央曾派欧阳钦同志来过香港，在军委工作过。1930年，中央交通局长是吴德峰同志。当时在全国分设有长江、华北、华南三个交通总站。1930年底，中央调我到上海、后又派我回香港，建立华南交通总站负责站长，联系上海与中央苏区的交通。当时上海与中央苏区的交通路线有三条：
　　（1）　香港经汕头、潮安到大埔县的埔北区转入闽西苏区、再到中央苏区。这条交通线曾护送党中央大批领导同志和工人干部进入中央苏区，加强党对根据地的领导和扩大红军；运送大批通讯工具和药品，支援红军；又将苏区没收和缴获敌军的金银外币送到香港、上海兑换作为党的经费。这是一条有名的红色交通线，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和苏区的建立起过重要的作用。这条路线保持时间最长。在这条路线早期当过交通员的同志有卢伟良、曾昌明、萧桂昌、黄华（当时才14岁，后参加长征，英勇牺牲），王裕统、韦正业同志等。他们都很忠诚勇敢不怕任何危险，完成党交给他们的任务。
　　（2）　香港经广州、韶关、南雄至赣南中央苏区。这条线因经过广州检查很严，不易通过，很快就被封锁。
　　（3）　香港经越南海防河内到镇南关（现睦南关）到龙州、百色、右江根据地。这条线经常负责的交通员是一位由法国回来的山东老华侨工人王福田同志（别名叫老山东）。当时法帝国主义对越南的统治很严密，在进入和经过越南的人检查很严。但王福田同志因能讲一口流利的法国话，对党忠诚，灵活机智，所以他能胜利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
　　我们在这期间前后送去中央苏区的干部，有叶剑英、徐特立、左权、张爱萍、傅钟、李俊哲、萧劲光、刘伯坚、顾作霖、蔡树藩等，和后来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同志等都是经由汕头、大埔送去中央苏区的。叶剑英同志是1930由卢伟良同志护送，由汕头经饶平到闽粤边进入闽西苏区的。周恩来同志是在1931年冬由上海直接到汕头经大埔由萧桂昌同志送到中央苏区的。恩来同志在1925年东征时在潮汕常公开出席群众大会，所以认识他的人很多。为避免暴露，当时他留起大胡子，带上黑眼镜，穿起传教士的外衣，化装扮作一位牧师，因而平安通过。1932年九月、我在上海被捕，在南京坐牢，在狱中见到1933年被捕的萧桂昌同志。他告诉我华南交通线仍续继保存下来。又谈到他护送周恩来同志由汕到闽西路上情况。
　　从1929年起，广东党支援苏区扩大红军做了很多工作。我们把参加过省港大罢工的武装纠察队队员和参加过广州起义以及一些东南亚各地参加反帝斗争因而被驱逐出境或出狱的大批同志（有党员和非党员）能到苏区参加武装斗争的，以“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同学会”的名义，去联系组织起来，进行一段时间学习后，发路费由交通员护送到中央苏区和广西苏区去，扩大红军，担任红军中骨干。前后共送了四、五百人。这些人员中，亦有越南同志。
　& 8，我和胡志明的关系
　　胡志明同志1924年之前在法国时，便与中国旅欧支部同志一起工作。1924年他来广州任鲍罗庭顾问的英文秘书。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以“东方被压迫民族大同盟”组织的名义，经常在广州出席群众大会，并发表演讲。这时他叫李瑞，有时又用王先生、王山而的代名在广州活动。他后来在文明路现鲁迅纪念馆对面租下一间楼房组织“印度支那革命青年同志联合会。”除胡志明本人外，领导人还有武鸿英，胡松茂、黎广达、张云岭、李蒙、黄文欢等同志。阮良朋则是后来参加者。他们都是越南最早到中国来的一批同志。其中胡志明同志是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他们和越南国内群众和旅居中国各地的越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27年“4.15”以后，这批越南同志都被国民党李济琛拘捕。以后因他们是越南人，全被驱逐出境到了香港。1928年他们在香港找不到中国党组织联系。当时我在省委组织部工作。有一天，我在电车上忽然遇见一位越南人，他一见我便紧紧跟着我，我初以为他是特务侦探，即跳下电车想逃走。但是这人也跟着我跳下电车。我又搭上另一辆电车，他也跟随不舍，我只好镇定下来，他便坐到我旁边跟我谈起来，邀我去茶楼，他自己介绍是越南同志，在广州时常在同志会见过我，要求我介绍中国党的组织给他联系，并说明他是与胡志明住在一起，正在找中国党联系。但我记不起他，不敢相信他说的话。我说，我不知道这些情况。他便留下地址要求我派人了解联系。我回来把情况向李富春同志报告，又另派人从旁去观察和了解所写的地址情况，发现胡志明确是在那里，这才又派我去找他。胡志明过去就认识我，见到我，很高兴。将他们一批同志在“4.15”被捕后被驱逐来港失去党的联系的情况详细告诉我，要我代向党组织报告。我向省委报告后，李富春、蔡畅同志也去看过他。自此以后，恢复他们的组织关系，并报告党中央转报共产党国际建立联系。
1930年九月的一个“猴王”诞日，在胡志明同志领导下在香港九龙城召开印度支那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胡志明同志邀请我党派代表参加。省委便派我为代表，参加他们的大会。大会开幕是在九龙猴王庙对面的宋王台海边举行的，是利用九龙城猴王庙的“猴王”诞辰，群众拜“猴王”的热闹来掩护。越南的代表们便化装为拜猴王的人而在“宋王台”集中，十多个代表坐在几个大石头上举行开幕式。他们都是从越南内地来的。我不认识，而且语言又不通。故我通过懂中国话的越南同志翻译，致了祝贺辞后，没有参加他们的讨论，便退席了。胡志明同志因为目标大，那天没有出来参加。但会议是由他直接领导举行的。我在参加开幕的会议之前，先去他住处看他，表示祝贺，同时把我机关的一位女同志带去见他，假装他的家属，帮助他们租屋，安排代表住地（在香港租房子，一定要有女家属才能租到房子）。9，1931年我在党中央工作时的一些见闻
1931年初，我改调到上海，在中央组织部任巡视员。接替我任华南站工作的是中央派来的王弼同志。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是：
博古　　政治局委员、宣传部长。
沈泽民　政治局委员
陈　云　政治局委员
康　生　政治局委员
张闻天　中央书记处书记
周恩来　政治局委员、组织部长
李竹生　组织局长
黄　丽　组织处长、后继李竹生任织组局长
柯庆施　在中央组织部工作，常管上海工作
李富春　刚从香港调去上海，还未分配工作。
陈潭秋　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负责人
吴德峰　交通总局局长
　　别的还有很多见过面的人，但他们的名字一时记不起了。
1931年9月，中央苏区有几十两黄金要运出来，党中央派我和肖桂昌同志到闽西去运。我们经汕头到潮州，那天正是“九、一八”的第二天，报纸登载日军占我沈阳的消息，蒋介石下令张学良的东北军不抵抗，向关内撤退。我和肖桂昌同志一起由潮安乘轮船到了大埔县城，再到埔北的青溪交通站联系。当天适迂交通站负责人被当地民团逮捕，他爱人出来和我们联系，因情况变化，她提议由她先带肖过封锁线去闽西苏区，要我暂留在大埔县城等候消息，我们同意了。我便在大埔县城的木船上等了一个星期，因不见交通员前来带路，便回上海找到党中央。10月，中央改派我去福建福州和厦门做中央巡视员。我到了福州，见到陶铸（任福建省委的军委）和蔡协民、曾志等同志。当时省委机关受破坏，不久，省委书记罗明同志已到了闽西，省委委员邓子恢同志因病留在厦门鼓浪屿一家日本人开办的医院养病。福州、厦门均成立中心市委，分别领导闽北、闽南两地各县的工作。厦门市委书记是王海萍同志，宣传部长是许侠夫（他抗战时到了南洋，他参加托派，回到东江游击队搞反党活动，被我们镇压）。组织部长罗春雷是一位海员工人。福州市委书记叫陈子枢，组织部长是陈英才，宣传部长是黄孝民。厦门市委曾在1930年进行一次劫监狱斗争，将被捕的同志全部抢救出来。红军打进漳州时，王海萍、陶铸同志曾到漳州与红军联系。
　& 10、巡视东北
1932年4月，我任中央巡视员去东北巡视党的工作“九、一八”后东北党（当时叫满州省委）与中央失了联系。东北沦陷后，党中央决定在东北组织武装队伍在敌后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我这次去的任务，是恢复与东北党的联系，传达党中央发动武装斗争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指示。
　　当时大连对上海船的旅客检查很严，因此我决定先到青岛，我混在煤炭工人中坐船到大连。船一靠岸，群汉奸即上船叫全船的人排队检查。他们逐个盘问，问到我时听我讲的口音不是北方人，便要我伸出手来检查。见我手上没有硬块，一下子就被认出我不是工人而审问我。我临时编造说自己是福建人，是到“新京”找郑孝胥宰相寻职业的。郑孝胥当时做伪满州国溥仪的“宰相”，我知道他是福建人。这些日本狗腿子听我这样回答，，就说是自己人，可以到“新京”（长春）去。便将我放了！一场灾祸，就这样逃过了。
　　我到了哈尔疾，找到了满州省委，见到书记罗登贤同志和省委宣传部长何成湘，秘书长李抱一同志，团的省委书记何成德（何成湘的弟弟）、军委书记杨林（朝鲜人，黄埔军校毕业，曾到苏联和我同在东方大学学习）和冯仲云、杨一辰同志等，他们都出席省委的扩大会，我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省委作出了派干部去组织武装的决定。决定派去的干部中有杨靖宇（马尚德）、赵尚志等人。杨靖宇是河南人，学生出身，我见他时他刚出狱。他被捕前，是搞学生工作的。
赵尚志还是个很年青的团员，刚从学校出来（他的妹妹赵&&亦在哈尔浜学校读书）。
　　我与罗登贤、何成湘等省委同志（何解放后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交换意见后，便沿中东路到延边地区的海龙县、盘石县一带巡视，了解组织武装情况。当时东满一带党组织较好，群众已自发开展反日武装斗争。
　　这时候的东北，国民党军队被打垮了，溃散而成为散兵游勇。满地是土匪，当地人称为“胡子”。“胡子”多是破产农民。我和交通员怕乘火车被日本宪兵检查留难，便不坐火车，靠两条腿走路，又可借以了解东北敌后农村群众情况。从哈尔滨到吉林，我俩走了一个星期，沿途被“胡子”逮捕了二十多次。因为带我的交通员是东北人，会讲几句“胡子”话（土匪的行话），所以没有被杀。“胡子”扣留了我俩后，在他们行进中，迫着我俩在前面走，他们持枪在后面监视并指挥我们走路。他们过河不脱鞋子，要我俩跳到水里，让他们踩在我们肩上过河，或背他们过河。但“胡子”们还有抗日情绪，我们向他们宣传，争取他们打日本。我全身衣服给“胡子”换了好几次了，身上被搜得一分钱也没有。幸亏当地群众很好，我们每到一个村子，群众都给我们饭吃，天晚了就留我们住宿。东北农村的老百姓，对待关里来的同胞，据说都很好，很热情接待，见你有困难，就招待你食、宿。这是我一生难忘的一次艰苦冒险的旅行。为了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排除万难，坚持下去。
　　我到了东北最老的根据地盘石县的桦树沟，县委设在这里。这一带居民，几乎全是朝鲜来的“移民”。这里是长白山下，土地很肥沃。日本帝国主义者把朝鲜人赶来这里垦荒耕种，称为“移民”。那时当地中国人不了解朝鲜人受压迫的真相，说朝鲜人做日本人的走狗，是来欺压“大清国人”（当地人自称是“大清国人”，而不称自己是中国人。他们不知有中华民国，更不知道当时的工农苏维埃政府）。其实，受压迫的朝鲜农民很进步，他们深受日寇压迫，很容易发动起来。当时这里的县委领导人，和党、团员，全是朝鲜人。金日成同志也在这里，当时他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他在十三、四岁就从朝鲜逃来东北。当我去到桦树沟时，同志们知道我是省委介绍来的，都非常激动。热烈欢迎我们。晚上我住在村子里，群众自动秘密为我放哨保卫，还送米、送菜招待我们。当地朝鲜群众都种水稻，因土地肥沃，不用翻地，把谷种撒到水田里直播不用插秧就等收成。他们不种高梁玉米，每天吃辣椒大蒜做菜，生活很简单。
　　当我来到桦树沟时，这里县委已有七、八支步枪，这就是后来东北抗日联军最初时期的武装。领导人是一位李&&同志。“九、一八”后，当地的地主富农都逃到城里去了。群众正缺粮，生活很困难，我们便领导农民到地主家去打开粮仓借粮。群众初时有顾虑，不敢参加，但借了一次，没有遇到困难，就不害怕了。第二次借粮时，人更多了，我们还把地主的大猪，宰给大家吃。记得那天全村找不到一点盐，只好吃淡猪肉。大伙还是吃得津津有味。
　　当时我们在东北提出的口号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人民武装起来、保卫家乡、保卫生产！群众赞成和拥护这些口号。各村地主家都有枪，我们便发动群众向地主家借枪，保卫家乡，借枪我们都郑重地发还收据。因此，武装就发展很快，一个个屯子串联开来，到8月底我离开盘石时，已发展成为有千多人参加的部队了。附近的国民党部队、胡子队伍都派人来联系。我们决定分别团结他们，订了联合作战协定，共同对付日寇。后来大家便推选杨靖宇同志为队长，那时杨改姓张，大家叫他“张大个子”。他按照中央指示，依靠各县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用借粮渡荒，武装保卫家乡等方式扩大武装斗争。
9月间我又从吉林步行到沈阳，找到沈阳市委。当时与我接头的是一位在中学做教师的马玖千同志（马是云南人，于1938年改调到北京，在北京被捕，解送到南京判刑，与我一起坐牢），给我买了衣服改了装（当时我穿的一身“胡子”换给我的烂衣服和一双烂鞋，近视眼镜也被抢了。），便回上海。由大连出来没有遇到日本狗腿的检查和留难。那时日本人对离开大连的人，都不检查。
　& 11、南京狱中五年
1932年9月我回到上海，在中央招待所住了两个星期。组织部临时通知我去参加上海区委，汇报日本纱厂工人纪念“九、一八”一周年罢工的斗争情况。我出席这个会，在会上被公开征求党员时混进党的内奸出卖，和参加会议的十多人一同被捕。那天中央职工委员会的陈潭秋同志也与我在一起出席这个会，他因有事，先退席；他刚走开，特务们就来包围，他幸得没有被捕。与我一同被捕的那些人，刚被送到公安局就先后叛变了。国民党反动派又去抓了江苏省委的妇女部长帅孟奇同志。后来我与她一同被解送南京，在宪兵司令部被军事法庭判无期徒刑。陶铸同志则在1933年到上海时在上海被捕，后来与我们同关在中央军人监狱（南京水西门外），他也是被判无期徒刑。国民党对政治犯非常残酷。看守动不动就打人，甚至还给你钉上脚镣、我们在监狱受尽了折磨，后来我又患病，到出狱时，几乎不会走路了。监狱看守要我们去袜子厂织袜子，做完一个月给两三毛钱。可以用这些钱来寄两封信或买点盐和肥皂。出去做苦工（如倒痰孟、挑粪、帮难友理发等）有时可以偷到报纸杂志，或拿他们的铅笔、纸张等，可与难友传递消息。所以我们也宁愿去做苦工。在牢房里同志们都互相关心和鼓励，生活上互相照顾，争取一切机会互通消息，偷拿来的报纸杂志大家偷偷地传着来看。偷来的纸、铅笔大家用，（这些东西都是监狱里非常珍贵的，是不易得到的）。而且大家也知道同房的那些人是坚定的，那些人是有问题的。因此虽然没有正式成立党组织，但互相了解的同志互相信任。我们发明了一种特殊的联系方法，叫“打电报”。与隔墙的同志联系，便用敲墙壁。与对面房的同志联系，便从小窗口上用比手指。敲一下或比一指，便是A，敲二次或比二指，便是B，按拉丁化字母表排列下去，就这样用拉丁字母并成一个词，便可以当作通话，传递消息。这就冲破监狱的隔离封锁，组织联合斗争。冲破监禁我们的铁窗和重门。1937年夏，日寇侵占上海又进迫南京，日寇飞机天天来炸，当时监牢旁边也落了炸弹。我们在牢中知道形势严重了，但不知具体情况。这一年9月18日，我突然被看守叫名出去。我不知是什么一回事，自以为是送去处决。因为判无期徒刑的人，被叫名出去的总是有问题，不是被打，便是被枪毙。我随着看守到了办公室，见到有个戴青天白日帽章的军人走过来，和我握手，称我为同志。我不肯和他握手。后来听他说是周恩来同志派来的。起初我不相信，他说明了现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红军改为八路军，已在南京设了办事处。是周恩来同志派他来保释我的。就在这一天我被保释放了。比我早几天出狱的，还有王鹤寿、肖挂昌等同志。在八路军办事处，我们见到面，很高兴地谈了各人的情况，我才知是先出狱的同志把我病情向领导报告了，周恩来同志便先将我保出治病。
　　出狱后，我在南京只住两晚，八路军办事处便介绍我去西安办事处，又转延安。我到党中央组织部。见到陈云、李富春两位部长。他要我先到陕北公学任秘书长。经过中央部详细审查，认为我被捕后没有发现任何政治问题，就给我恢复了党籍。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会议期间中央又调我到组织部在延安城隍庙办的高干学习班（陈云部长做班主任），后在王德同志为班主任的中央的训练班一起学习了几个月。六届六中全会后，我被派回广东。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回忆
　& 1、从延安到广东
1938年冬（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央从延安派出60多位同志到华南各省发展工作，我是其中之一。离开延安时，我们穿上十八集团军的军官服、带上领章，坐几部大军车，浩浩荡荡的开到西安。到西安咸阳桥时，被胡宗南的检查站扣留了半天。同车的有谢觉哉同志，与检查站人员大闹，才放我们到八路军办事处。但胡宗南仍不许我们离开西安，后来由林彪（他当时是八路军129师师长，是带我们一同到西安的）出面向他们交涉，胡宗南只口头准许说可以经陇海路转到湖南。但实际却一天天拖延，不让我们走。我们认为等待不是办法，便改变主意，突然坐卡车越过秦岑，经紫荆关到老河口而到达囊阳。这一带的驻军都是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他们见我们是十八集团军，对我们都很客气，没有任何留难。我们到沙市时（当时武汉刚陷沦不久），正是新年，便在沙市过了新年；然后便渡长江到常德，转到长沙。恰是“长沙大火”后，原来八路军办事处的房子也被烧为焦土，我们一时无法找到党组织，我们的车队便停在公路上，想办法。后来我见到一位邮差，便试问八路军办事处地址，碰巧这位邮差是我党党员，知道我们是延安出来的同志，即带我们找到了徐特立同志（长沙八路军办事处主任）的临时住处。我们才得分别分到各省去工作。有30多人派到广东的，其中有些是“抗大”出来，有些是参加过长征的干部。我们以后又继续南下，到衡阳时，见到了叶剑英同志，他是长江局的负责人，向我们介绍了广东的情况并指示说：广东各地党组织刚刚恢复，你们到广东的责任首先是建党。在广东的抗日前线、在沦陷区要组织游击队打击敌人。但要注意在国民党后方，则不是搞武装斗争，要搞好统一战线。争取抗日爱国人士共同抗战等等，当时他提到韶关的国民党专员莫雄，便是我们团结的对象，是我们的朋友。
1939年初，我们到了韶关，30多位同志中有王均予、梁鸿均、涂振农、谢阳光和赵学夫妇，郭大同和李殷丹同志等，省委书记张文彬同志，也与我们一起回来。
　　这时广东省委设在南雄，书记是张文彬，组织部长李大林、宣传部长是和我一起回来的涂振农。委员有区梦觉、古大存等。博古同志的爱人张月霞同志，亦在省委组织部工作。
　& 2、年的东江概况
　　尹林平、饶彰风是广州沦陷前到东江的，他俩先进行筹备建立东江特委。尹林平同志为书记、饶彰风同志任宣传部长。我是比他们较迟才到东江的，我任组织部长。特委机关起初设在河源县城，以后改迁紫金县古竹墟。1939年二月间我们在古竹开了东江特委正式成立大会。当时紫金县只有几位党员，但古竹是大革命时期的老根据地，还有许多老农会会员。他们听到我们到来，热情欢迎，积极帮助我们。东江特委机关一直到1941年都设在此地。
　　紫金的县委书记是黎孟特同志，他的父亲黎雨楼老先生是地方上有名望的人，他同情和多方掩护我们。我们首先在这里和附近的观音阁、蓝塘地区，展开工作。并在古竹办了党员训练班，训练各县的党员干部。当时蓝塘圩小学有我们的同志潘小吾（解放后任广东省广播电台台长）做校长，发展了一批学生入党。在古竹附近的农村，我们用办妇女夜校和群众识字班的形式，在农村开展群众工作，在农民中发展党的组织。
1938年10月，广东国民党军队不抵抗，几天就丢了广州。当时十二集团军（广州沦陷前是第四路军）总司令余汉谋威信扫地，把司令部搬到翁源县的三华，后又和广东省政府一同搬到韶关。广东省委利用这个形势，把沦陷前成立起来的广东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队）组织扩大活动，吸收广州的学生和工人参加，总部设在韶关，总队长唐健、陈恩、余铭艳等同志。对东江、西江，也派出支队。抗先队为了取得合法活动地位、与余汉谋打交道。用第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的名义，每人每月由余汉谋的十二集团军政治特派员室发6元毫洋做生活费。这样，抗先队到各县就可合法地开展群众工作。到东江的抗先队员初是20人左右，里面大部分是党员，队长是谭家驹和林耀族同志，他俩都是中山大学的学生，到了东江先在河源集中，以后分成小组到各县开展抗战宣传活动，在特委领导下配合进行建党工作。团体是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在惠阳沦陷后，由香港的惠州同乡会、香港惠阳青年会、香港海丰同乡会等团体，在党的领导下联合发起组织的。新加坡、马来亚等地侨胞捐款、捐赠药物等支持他们回东江家乡进行战区的服务。参加的有归国华侨、香港的工人和学生。团员有部分是党员和党所联系的群众。总团设在惠州的西湖边张友仁先生的别墅里。张友仁先生是惠州很有名望的爱国民主人士。对华侨回乡服务热心支持，华侨回乡服务团起初只有惠阳一个团20余人，以叶锋同志为总团长，刘宣同志为付团长。以后在东江的博罗、河源、龙川、和平、增城、龙门等县，先后建立分团。在各县县委领导下，吸收各县的同志参加，团员扩大到200余人，深入农村进行抗战宣传工作，赠医赠药、自己编课本、办识字班、妇女夜校，并到各乡村的学校去做义务教员，有些还帮助群众修桥修路。这些活动，深受群众欢迎，因而能接近群众。抗先队和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到各县后，深入农村进行抗日宣传活动。这样就把我党的种子散开，把各县的工作打开，出现了1939年的大好形势。当我们初到时，对各县的党员进行了一次重新登记审查，全东江地区党员只有30多人，至1940年初，党员已发展为6000多人。
1939年底，全国政治形势起了新的变化。国民党反动派乘日寇集中力量对敌后革命群众进行扫荡镇压、暂停对前线进攻时，他们在全国掀起反共高潮。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提出要实行“溶共”“反共”，称我党为“异党”，“奸党”，到处捕捉共产党人和爱国抗战人士。韶关国民党省党部还搜查和没收进步书刊。在东江各县亦强迫抗先队将牌子拿下来，不准他们活动。博罗和惠阳两县还捕了华侨服务团的同志。我们党迅速转入地下，将各县较露面的党员，转移撤退，将原来的抗先队员，一部分能回学校复学的动员他们回学校复学，一部分派到别县农村做教师。许多同志隐蔽到乡村做义务教师，不领薪金。通过对学生的家访联系，进行抗日宣传。在农民群众中相继组织各种读书会，办夜校等方式，作为我们的活动阵地来团结群众。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与劳动群众相结合，为群众服务。因此党组织在农村群众中隐蔽下来，扎下了根。
　& 3、年东江特委所属各县情况
　& 1939——1940年东江特委属下各县党的情况，大致如下：
　　海陆丰中心县委是党员最多的县委。党员最多时一千多人。县委书记郑重（解放初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工作）和蓝奋才同志（大革命时期留下的老党员，解放后病逝）。陆丰党受海丰中心县委领导。海丰的党在学生中工作也做得不错，如县立中学（解放后改名彭湃中学）当时已经有几位党员做教师。海丰的小学也发展了一些党员同志。县委开展统战工作，对大革命时期有些反对过我们的绅士，我们也争取他们合作抗日。例如，海丰反动派要抓我们同志，但曾是反共的大绅士陈其尤（后来任致公党的中央主委）便出来讲话，说这些都是爱国青年，不能摧残。使国民党县党部有所顾虑。
　　第二个大县要算和平县。当时有党员&&人，县委书记先是罗响同志（现叫方华），后是曾镜湖（曾源）同志。罗响入党前曾经到江西找党，找到了江西组织，参加了党又回和平活动。我们到和平时与他接上了头。和平的统战工作，也做得较好。抗战开始，国民党和平县党部也有我们党员在里面工作，该县还最早办起党领导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进行战时生产，还出版油印的公开的报纸，宣传党的政策。
　　博罗的工作亦是较早搞起来的。1937至38年间，黄健同志就在这里活动，发展党组织。黄离开博罗后，由刘庸接替他的工作。我们到东江时，博罗国民党的县长黄&&（黄健的叔叔）正遇博罗沦陷，敌军进博罗城时，他来不及逃走，几乎被俘。由我们同志救了他，以后又帮他重建了国民党的县政府。他委派刘庸（刘庸后来到菲律宾工作。菲律宾沦陷时叛变了）做县教育科长，刘志远同志（现省民政厅工作）为科员（督学），任胡展光同志为军事科长，还任抗先队东江支队长谭家驹同志（1941年抗日战争中在惠阳牺牲）为该县的第二区区长。还有个别党员被委派做乡长。国民党博罗县党部书记长陈洁，是老同盟会员，当时已有七十多岁了。博罗沦陷后，他还穿上草鞋，与我们一起，向群众宣传抗战，要求与我们一同上山打游击。当时新成立的国民党县政府的县警队有五、六十支枪，由胡展光同志指挥。
　　博罗县城附近有一股以陈文博为首的土匪，约100多人。博罗沦陷后国民党县政府收编了他们。我们曾派十多个同志去该队做骨干。这个队伍后来发展到三百多人。1941年春，皖南事变，蒋介石在全国掀起反共高潮，国民党的东江游击指挥所长香翰屏发现这支队伍有我党员活动，便要陈文博与曾生、王作尧的队伍一同到惠州城百花洲集训，阴谋将他们全部缴械消灭。当时党发现这阴谋，曾、王两部坚决拒绝集训。但陈文博不听我们的劝告，将部队带进惠州城，结果全部被缴械，陈文博和胡展光亦被扣留，后又被递解到韶关枪决。这部队中有二十多人没有去集训，便由党员带领在博罗、从化的边界山区打游击。但在敌、伪、顽联合进攻下，我们的同志又和党领导失去联系，加上没有经验，结果亦全被消灭。&
1939年暑假，我们在博罗的第二区黄麻坡乡中心小学办了一个以东江华侨服务团团员集训名义的、各县派送的党员训练班，由杜埃同志做班主任。由于二区的区长是谭家驹同志，该乡乡长也是我党员，自卫队有十多条枪，也是我党领导的，掩护我们办这个班，办了一个月，没发生什么事故。
　　河源县以黄村为中心，那里是个山区，是大革命时代的老根据地，留下许多老农会会员，他们热爱共产党。该区又是以制造土枪出名的地方，我们选择这里做根据地，在农民中组织农民救国会。在青年中建立抗先队分队。群众工作做得较好。先建立党支部，以后成立区委和河源县委。1940年，黄村的地主和奸商把粮食运到沦陷了的广州，卖给日本人。农民救国会便领导农民起来禁止。由于粮食外流，当地粮价飞涨，一天长一个价格。群众对此十分愤怒，农民救国会便起来把运出广州的粮食没收，分给群众。结果河源县政府派出武装到黄村烧村捕人。农民救国会领导群众用当地的土枪抵抗。最后被打死了几个人，亦有被捕的。以后群众更加团结更加重视武装组织，将救国会的武装改为秘密活动。他们一直保留到解放战争，成为河源地方武装的骨干。
　　在河源县城我们还开设了一家青年书店，推销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和其他进步书刊，但不久便被国民党县党部强迫停业。
　　龙川县的县委建立较早，建立了几个乡的抗日协会，办了一间铅印的《龙川日报》，公开发行。（当时在五华县也有一间《五华日报》是我们党员主编的）。《龙川日报》是用国民党政府的名义合法出版，但由我们的同志主编。由老隆印刷工业合作社印刷。老隆工合的印刷厂、是我们办起来的。由抗先队的周匡人同志等用工合名义到香港买了一部印刷机，开办印刷厂。党派香港回来的印刷工人党员黄健华同志当厂长。龙川能办起印刷厂，除出版日报外还能翻印我党的一些文件。
　　抗日战争时期分布很广的工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工合），是由一位新西兰合作事业专家艾黎同志以国际联盟合作事业委员会的名义到来中国办的。他利用孙科的外甥&&&的关系，成立了“中国东南工业合作事业办事处”，他们到东江首先在和平、龙川办起工业生产合作社，后来发展到曲江，利用合作社货款，办了我们领导的工业生产合作社，搞战时的手工业生产，支援抗战后方，经济上政治上都起了很大作用。合作社团结一批手工业工人和香港、广州逃出来的技术工人，作为我们活动的阵地。解放后我才知道这位艾黎，是新西兰的共产党的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龙川的上层统战工作和学生工作我们也很重视。当时老隆是龙川县公路和东江水运的中心，是东江商业较集中的市镇，由香港运进来的货物多在这里集中，然后外运。老隆区的区长黄用书同志，是我党党员。通过他，进行了许多统战工作。在龙川和五华交界处的岐岭镇。我们办了一家黄华中学，全校教师都是我们党员。以后的后东特委机关便设在这间中学里。在校内设有收报机，每天收新华社的电讯和党中央的指示，供作新闻稿发给《龙川日报》。
　　五华县有六、七间中学，在东江各县中，五华是教育较发达的县。各中学都有我党支部，有的校长和不少教员，是我们党员。这里培养了党的不少干部。
　　五华的上山区亦是大革命的老区，是古大存同志的家乡。古老虽被迫不能留在五华，但在这地区，他的影响还很大。
　& 4、在东江特委工作时的几点回忆
1939——1940年间，我在东江特委工作，对建党工作是利用“华侨回乡服务团”和“抗日先锋队”的合法地位，把革命种子散在各县，一方面宣传抗日，一方面发展党的组织，同时搞好统战工作，争取团结地方的进步、抗战力量、开明士绅，开展我们的活动。抗先队初到博罗、河源、龙川时，国民党的县长都出来欢迎。到1940年全国反共高潮时，龙川河源两县的县长都暗中向我们表示“上级要这样做，我们没办法，你们走吧！以后我们做朋友”。博罗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陈洁、海丰的陈其尤和紫金的黎雨楼、惠阳的张友仁等在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政策号召影响下，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多方掩护我党的活动。这些爱国民主人士，我们都很尊重他，而他们对我们党的支持，使我们党的工作的开展起了很大作用。我们那时是把党的秘密工作与公开活动很好结合，利用一切公开合法的活动，掩护党的秘密工作。在国民党统治的后方，开展我们党的工作，一点一滴地积蓄革命力量，为争取广东全省抗战胜利和以后解放胜利做了准备。当年从特委到支部党员生活，都是充分发扬艰苦奋斗作风，我们大多数同志每月只发三元毫洋以维持生活。很多家庭较富裕的同志，放弃了安适生活，还千方百计从家里拿出钱来维持党的工作，全不计较个人得失，把个人的一切，贡献给党的事业。&
1941年初，党中央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将原来的广东省委改分为粤北和粤南省委。任命李大林同志为粤北省委书记，我为省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为黄康、付部长为李殷丹、统战部长为饶彰风、青年部长陈能兴、秘书长陈志华（又名严重，解放后任大连市付市长兼市委统战部长）。
　　省委机关设在曲江，省委有秘密电台设在始兴，和延安党中央、和设在重庆的长江局以及设在闽粤边的南方工作委员会的地下电台保持经常联系。
　　粤北省委、直属党的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领导。南委书记是方方同志、付书记张文彬同志，南委机关设在闽粤边的大埔县西河，后迁到埔东的百侯乡的农村。
　　粤北省委下有后东、前东，北江、西江四个特委，和曲江中心县委。
　　前东特委辖惠阳、东莞、宝安、增城、龙门、博罗和海陆丰等县。领导东江抗日武装游击队在沦陷区活动。特委书记是尹林平同志，兼东江游击队的政委。东江游击队的司令员是曾生和王作尧同志。
　　后东特委领导紫金、河源、龙川、五华、和平、连平等县的党。当时这些县是抗战的后方地区。特委书记是梁威林同志。
　　兴梅潮汕地区是属潮梅特委，直属南委领导。粤北省委与兴梅潮汕地委没有组织联系。
　　北江特委辖清远、英德、佛冈、从化和连县、阳山等县党的组织。当时日寇侵至清远的琶江口，因此北江特委有一部分组织在沦陷区。特委书记是黄松坚同志。
　　曲江中心县委管辖曲江、仁化、始兴、南雄、翁源等县党的组织。中心县委成立后，领导力量弱，照顾不到各县的工作，因此始兴、南雄、翁源三县县委后来仍直接与省委保持联系。南雄县委是较早设立的，1938年广东省委曾设在南雄，在这里办过党员训练班，培养了广东党不少骨干。
　　西江持委，辖广宁、四会、罗定、封川等县党的工作，特委书记是冯燊同志。
　　我是1941年1月才正式调到粤北省委工作的，这时国民党的广东省政府、省党部和余汉谋的第七战区长官司令部都设在韶关的城郊，这里成为几万人的新兴城市。有国民党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办的《大光报》，和国民党省党部办的《中山日报》和第七战区的《建国日报》。1940年以后他们天天宣传反共，称我党为“共匪”，严禁书店出售我们的进步书刊。我们也办过《新华南》，成立了新华南出版社，翻印出版了几种小册子（1941年新华南被迫停刊）。当时第七战区政治部编纂委员会主任许崇清，是爱国进步人士，所以任用我党党员黄焕秋和卓炯等一批同志。在曲江，我们还先后办了二十多家工业生产合作社。
　　朱德同志在南昌起义失败后，收集我们失败的部队撤到曲江、仁化、始兴一带活动过，在群众中影响很大。因此抗战开始，我们一到农村，农民群众热烈欢迎。在马坝及其邻近的农民中，建立了几个党支部。
1939年春，在余汉谋部的十二集团军中的政工总队和剧宣大队，我们党曾派了一批党员在里面工作。那时国民党军队放弃大片国土，军队不能打仗。我们提出巩固国民党部队，坚持团结抗战。国民党的北江专区行政专员莫雄，他办了一期干训班，曾请叶剑英同志去讲游击战术。我们派了一些党员到莫雄部下工作。
　　在学生方面，当时中山大学从云南迁坪石，文理学院迁到连县。抗先队被解散时，我们动员凡能复学的同志，都回大学去开展工作。在文化教育方面与国民党、三青团斗争中，把高级知识分子争取更多人到我们这边来。曲江中学的教导主任陈祥，是我党曲江县委书记。训育主任陈超及其爱人冯庸生也是我党党员。我也在曲江中学以教书为掩护。此外还有几个中学有我党的支部。在这些大、中院校中，我们和国民党、三青团展开很尖锐的斗争。
　& 6、粤北省委1942年被破坏情况
1941年间，曲江工业生产合作社中发现了特务。是江西特务通过工合关系到曲江的工合单位来活动的。省委曾通知党组织对此应引起警惕。1941年，江西省委在吉安被破坏，省委书记谢育才同志失踪。这一次事件后张文彬同志曾和我谈：南委准备派我去吉安恢复江西省委，但因和江西的党组织完全失去联系，情况不明，现在无法去，要我作好调动的思想准备。1942年5月初，蒋经国在赣南利用从江西省委被破坏的电台叛变的人供出的密码，发电给南委，假说前因省电台出了故障，中断联系，现修复了。因省委经济困难，要求南委给韶关的联络地址，以便他们派人来报告工作。南委方方同志接电后，却没有警惕。即复电给了韶关的联系地址，要他们派人前来。蒋经国得此回电便亲自带大批特务到韶关，找到南委驻韶关办事处，住进南委的招待所（设在船上）。等到南委组织部付部长兼南委派驻韶关代表郭潜出差桂林回到韶关时，便将他抓了。郭被捕后当天即叛变，带领特务捕了他所认识的大批的党员、和搜查了他所知道的党的机关，逮捕了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同志全家和南委驻韶关办事处负责人司徒丙鹤一家。那天我正由东江出差，回到韶关。第二天我到五里亭火车站，正巧碰上叛徒郭潜，由李大林家里出来，见到我，我又立即被捕。接着郭潜还带领特务在韶关大搜查几天，到乐昌捕了廖承志同志（当时是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是香港沦陷后回到内地由南委接待的），紧接着又到闽粤边破坏南委机关，捕了南委付书记张文彬同志和宣传部长涂振农等一大批人。当时在中山大学读书的黄焕秋同志有一位叔叔叫黄植南，是国民党新兵补训团的将级军官。我们通过黄焕秋同志介绍，租到他办的农场房子做我们机关，李大林同志就住在那里。李被捕后，黄焕秋同志很快就知道了，即报告省委秘书处转知各有关部门搬了家。所以省委机关的有关人员能及时得到转移。
5、南方工作委员会和粤北省委的成立及其下属特委的情况。　我和李大林被捕后，关在韶关孝悌路励群小学楼上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内，特务审讯我们时，每天都对我们说捕了谁、又捕了谁等，这都是郭潜叛变后所亲自捕来的，许多人在拘留室看到了，但张文彬和廖承志同志我却始终没有见过，解放后才知道江西特务把他们解到江西，张文彬同志牺牲在一个县的看守所里，廖承志同志则转解到重庆，后经党中央营救，以一名国民党的将级俘虏交换，回到延安（此事见廖承志同志写的纪念周总理文章，已公开发表）。我们在狱中想尽办法送信出去和党组织联系，报告我们的情况和敌情，掩护外面党组织的安全。使粤北党组织没有因为我被捕而造成任何的破坏。
1943年底，特务想利用我来破坏东江党组织，将我押解到惠阳。特务每天押我上街，由便衣特务跟随监视，企图发现地下党员因不知我被捕、仍与我打招呼，找寻破坏我党的线索。我只得在惠阳城马路上到处乱跑，迷乱特务，遇见同志，我也注意避开，不予招呼。有一次我挤到故衣摊的人群中，遇到党组织派来与我秘密联系的、以前相识的郑群同志（现任省林业厅厅长、省委委员）；他在特务未注意到的情况下，挨近我小声与我谈话，告诉我党组织准备帮助我逃走。此后我又找到机会见过郑群同志，并较详细地谈了敌情和我的情况。从此我与东江党组织秘密联系上了。我经过郑群同志又秘密见过特委书记梁威林同志和紫金县委书记麦任同志等。他们告知我布置接应我逃跑的计划。1944年1
2月底东江纵队派黄鲁明同志（原东莞县委书记）带领十多名便衣武装潜入惠阳，乘惠阳沦陷前夕的混乱时机，我跟着黄鲁明同志等绕道逃出惠阳，由小路到达东江纵队司令部的驻地坪山。我回到东江游击区，重新参加抗日武装斗争。
　& 7、有关东江纵队
　　抗战初（1938年间），叶挺同志（任新四军军长之前）回其家乡惠阳淡水，正遇上日寇在惠阳的澳头登陆入侵，长驱直入，没有遇到国民党军队的抵抗便占领广州。叶即号召他家乡的群众组织起来，武装保卫家乡，将自己的和同村的枪集中起来，组成一支保卫家乡的武装小伍队。后来叶离开家乡时，把这支小部队交给惠阳县委书记曾生同志领导。我们后来将这支小队伍扩大为惠阳新编游击大队。国民党政府被迫承认这是合法的人民抗日武装，承认曾生同志为队的领导人。该队成员多为华侨回国青年，其中有工人、也有学生，有不少是女同志。他们过去多是没拿过枪、没打过仗的。他们集结在坪山曾生同志的家乡训练、得到海外华侨很大的物质上的支援。1940年“皖南事变”前，国民党的余汉谋、香翰屏要他们和王作尧同志领导的东莞模范壮丁大队一齐到惠阳百花洲去整训，阴谋在整训中就地缴械消灭。党指示曾生、王作尧同志坚决拒绝集训。以后余汉谋便派了一个旅的部队到惠州，妄图消灭这支抗日武装。
　　国民党这个旅的队伍经过河源时，我们东江特委同志在河源遇见一位该旅的政工队员（原抗先队员），从那位同志口里得到了详细消息，便立即派人从小路通知我部队。他们得到消息后即决定向海丰县撤退，派人与海丰县委联系。两支部队到了海丰、惠阳边界地区时，国民党部队已追上来了，我部队因未打过仗，接触后受到一些损失，即撤退散开，转入海丰，得到地方党的大力帮助，将部队分散隐蔽起来。国民党以为将我们打散了，也不再追击。东江纵队史上称这一事件为“小东征”。后来得党中央指示，认为部队这次东征，开向海丰国民党后方的行动，行军方向是错误的。这就给顽固派一个宣传的借口，诬我们不是打日本侵略者。使我们在政治上处于不利地位。中央指示，我们应将部队转到沦陷区的敌后去，自力更生、自筹给养、大力发展。此后，南委还决定前东江特委书记尹林平同志兼任部队政委。总结这次“小东征”的经验后，重新将人员秘密转移到广九路两侧的惠阳、东莞、宝安三县的沦陷区集结，自设税站、自筹给养，积极消灭敌后的汉奸武装，打击敌伪，并放手建立群众组织和区、乡政府，帮助群众恢复生产，改善生活。沦陷区的群众当时正遭受日寇、汉奸、土匪的重重压迫剥削，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听到我游击队到来，群众万分高兴，在他们的支持下，1942年以后，部队得到大大的发展，并得重整旗鼓，成为华南一支抗战的人民武装。1943年十二月二日，部队正式定名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公开声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曾生同志的家乡坪山汤坑村开成立庆祝大会。
1944年7月间，我们建立广九铁路路西游击区的专员公署，选举谭天度和何定华同志为正副行政专员，同时建立各乡的人民政府和工、青、妇各抗日群众团体，帮助部队筹给养，动员群众参军，扩大部队，创办了军政干部学校，培训军队干部，建立各区、乡民兵，配合游击队作战。这时党中央批准成立了临时的广东省委，恢复了停止活动的粤北地下党各县的组织，放手发动群众。1945年又向东江北岸的博罗、从化、增城发展、扩大游击区，建立了1944年3月间，余汉谋派罗懋勋为惠淡守备区指挥官，集中几个团的兵力来“围剿”我们。顽军从惠阳向淡水集中，企图乘我们不备突袭坪山，消灭我东江纵队的司令部。这时我仍被关在惠阳城里。我得知顽军行动的消息后，将消息通知和我秘密联系的郑群同志，转知东纵司令部，做好应战准奋。当罗懋勋于四月底亲自带着顽军深入我坪山、沙鱼涌等地时，我游击队在各地做了埋伏，伏击顽军，并将顽军输送军粮的运粮船，在惠阳西江河上截击，给顽军以致命打击。国民党“围剿”完全扑了个空。此时日寇却由粤汉线南下攻打韶关，至1945年1月初，曲江、惠阳又相继失陷。失陷前罗懋勋的顽军早已闻风狼狈撤退，我部乘机向博罗、增城打击敌伪，得到大大发展。这时我部队约有5000人，并已建立海上支队，经常在沿海截击日伪的运输交通。我广九游击大队则深入九龙和香港，打击日伪，营救国际友人和爱国人士，以配合美英联军作战。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前夕，王作尧、杨康华同志率领一支北上部队，约1000多人（邬强支队）开到粤北，准备迎接由中原南下的王震部队进行南北会师。留下四个支队约四千多人由尹林平曾生同志指挥，在东江南北两岸的增城、博罗、从化、惠阳、东莞、宝安一带活动。东江纵队的军政干部学校，随司令部移动。干校由王作尧兼任校长，林鄂为教育长。我回到东纵后，党委即分配我任干校秘书长。干校的学员是东纵的各支队的班、排级干部，学习半年之后，仍回到各支队去负责。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回忆
1945年8月日寇投降。英军回到香港，国民党派新一军回到广州。汪伪军摇身一变，在各地地下冒了出来，伪军立刻变成国民党正规军，分布在广九铁路沿线向我军游击区压迫。
　　我们分布在东江北岸的游击队，在这一形势下、军事形势和以前大不相同了，游击区也给压缩了。因此日本投降后东江北岸的部队便退回东江南岸，进行整顿。临时省委决定抽调能到广州香港等城市工作的干部，到广州、香港去活动，恢复城市工作。部队进行精简，对不适合部队工作的人员，能到城市工作的动员回城市工作。1946年初，我从东纵干校改调到香港去做渔民工作，由香港党派到一个渔民合作社任经理。
1946年经过美国的军调小组的调解和谈判，国民党同意我东江纵队北撒3000人。取得党中央的批准。是年六月我得通知，立即辞去在香港的职务，回宝安县的沙鱼涌集中，等候北上。1946年六月，我们在沙鱼涌登上美国的三艘登陆舰北撒。上船时没有点名，实际参加北撤的人比些三千人要多。留下在东江各县的，是精干的战斗部队。有一部分战士复员，回他们家乡。
　　新一军后来曾进攻过我们留下的部队，并且还逮捕残杀我们不少复员的同志。1946年国民党把主力北调打内战。广东的国民党军事力量减弱了，我们在广东的部队又迅速发展起来。
　　在我们集中上船时，为防国民党袭击，在沙鱼涌周围我们留下部队分到各乡村布防，以防万一。北撒同志分搭三艘船，我在第一条船。我们到烟台登岸后，党中央华东局即分别将党员干部送到华东党校学习，部队编入华东野战军整训。到1947年在渤海的惠民县，东江纵队扩编为“两广纵队”。在解放战争中被打垮的国民党两广部队的俘虏人员，凡自愿参加我军的，都拨归两广纵队。曾生同志仍为两广纵队的司令。很多同志还调出来参加山东各县的土改。对新参加我军的原国民党部队的下级军官和士兵，我们亦进行诉苦的阶级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所以他们掉转枪头后即能参加解放战争，并英勇作战。
年，我由华东分局分配到山东省鲁南行署，在枣庄煤矿附近工作。这里正是电影“铁道游击队”活动的地区。我们与国民党的力量互相较量，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电影反映了当时的真实。随着战局的变化，以后行署由鲁南撤到鲁中，又撤到渤海地区。一年之内，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随部队行军转移，走遍山东大半个省。我带着家属行军深入山东各县的农村群众家里，和群众同吃同住。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守军纪，不损害群众利益，也深深得到群众的爱护和帮助。到两广纵队成立后，华东局又调我回到两广纵队办的俘虏军官团，专做中级俘虏军官的工作。对他们进行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进行甄别处理。经过耐心的教育，争取了一部分连排级俘虏参加我军；不愿参加的，都发路费遣散。这一工作做得很成功。不少国民党下级军官，起初不愿参加我军，我们都发路费释放，一个不杀，也不打不骂，不没收个人财物。有的人释放了，又回到国民党军队。但当他们再上战场和我们再次作战时，他们深知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首先带头举白旗缴械投降。他们向同伴宣传我军政策。有的军官被我们捉了几次，俘来教育后仍是释放，一连三、四次的都有，终于不肯再打。我在俘虏军官团工作半年，看到国民党军队在我军政策威力下，成为土崩瓦解的豆付军，在战场上一触即溃。1947年12月我在山东渤海地区和曾生、王作尧、林锵运等同志一起到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在西柏坡党的中央分局，见到刘少奇同志，由他亲自为我韶关被捕事件作了正式结论。当时我军正打下石家庄，中央分局组织部根据刘少奇同志作的结论分配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