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语言观和汉语观的更新--老牛史有为的博客--凤凰网博客
凤凰博报 坐看云烟起
你确定要删除此博文及其所有评论吗？
试谈语言观和汉语观的更新
《南开语言学刊》2013年1期（总21期），商务印书馆 试谈语言观和汉语观的更新——语言研究的当下与可能 史有为 1. 突破和更新认识上个世纪70年代，我们曾经在编写《现代汉语八百词》的时候议论过汉语研究突破的课题。当时，吕叔湘先生不在场，我们，包括李临定、孟琮的几个编写人员，都很有点激动，说汉语语法研究快要突破了。这当然是开闸之后最初的冲动。可是，我们并没有看到突破，而只看到随之而来的外来新理论如潮水般的涌入，看到一波波各种模仿的潮流，包括我们自己的模仿。接着，80年代我们又经历了一场“文化语言学”的浪潮，志在颠覆传统，高扬汉语特点。必须承认，这是一次冲击，是对传统语言学观念的冲击，提醒了人们，应该关注汉语的特点，应该做一次根本性的转变。虽然这次浪潮早已沉寂，但冷静而公正地评价还是需要的：说这是一次汉语个性启蒙显然是太过头了，那么至少也可以说这是一次对汉语个性的试探，对语言学界有所提醒，这应该是有益的。自此以后，我们又迎来了一批一批西方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研究汉语的潮水，我们在共性与个性的争拗中颠簸前行。上世纪80年代末，在笔者参加的一次座谈会上，有人提到语法研究将如何突破时，朱德熙先生当时清醒地说到：“容易的问题已经差不多都研究完了，剩下的都是难的。”这意思就是说：突破很难。这是对当时情势的一个冷静估计。什么是难的？哪些是难的？正是必须思考的。1992年胡明扬先生在为笔者《呼唤柔性》一书所作序言中提醒笔者：“但是也应该看到，要建立一种系统的新理论是很不容易的；条件不成熟，功夫不到家，即使金苹果杂在脑门上也很难创建出一种新的理论来。”这些话不但对笔者，对当时的一批年轻学者也都是一针见血的诤言。自那时到现在已经20年或40年，我们经历了浮躁的年代，至今还在延续。事实是，我们依然没有真正的突破。但是我们是否已开始萌发突破的萌芽了呢？的确，今天已经积累有几个“点”或“线”，也许可以说是突破的萌芽或嫩枝。这里有：赵元任关于汉语的单句是两个“零句”组成的复合句的论述；赵元任开创、朱德熙完成的词组本位，对汉语“句法”特质的揭示；王力对意合法和递系、连动结构等的创见。吕叔湘关于弹性面对缺少形态的汉语语法的阐述，对流水句、对音节影响句子等的揭示；在功能分类的基础上重新认识高名凯关于实词可否分类和黎锦熙的“依句辨品”问题；朱德熙先生创建的自指、转指等一系列新概念，以及创造性地提出“指称”与“陈述”概念；当代“字本位”的提出所引起的对汉语语法的冲击与反思，由此对“本位”的怀疑，以及对汉语本体的深入认识；等等，等等【1】。可以发现，我们已经有更好的研究基础：我们已经有赵元任、吕叔湘、王力、朱德熙等大家的基础；我们已经不断引进了许多新概念、新观念和新理论；我们已经觉醒、已经酝酿很长时间，中国研究者已经从“述”开始“作”。我们已经更新了多个研究手段，计算机与语料库，语音实验、心理-神经实验等新设备新方法已经开始帮助研究的突破。我们这一代已经开始学会沉静而不再那么浮躁。而受得艰苦、耐得寂寞正是学术创新的必需。但是我们仍需要面对现实：新老传统教育所带来的质疑勇气不足、想象力不足、创新意识不足与自主意识不足仍是我们亟需补强的课题。我们对外来的理论有了引进并借鉴的意识，但却常常缺乏充分咀嚼、准确理解，甚至有盲目崇信和照搬的情况。而后者常常与浮躁和功利相互影响、互为依托。这须要我们特别警惕。更新对汉语、对语言的认识，我们需要在赵元任、吕叔湘、朱德熙等当代前辈学者的基础上向外开拓，往深开掘，朝上提升；我们需要有更大的勇气冷静怀疑传统西方传来的学说（包括词类、包括整个语法框架）；我们需要在外国学派新说林立的环境下折冲樽俎，过关斩将。这又谈何容易！ 2. 人类和语言的多源可能对语言的认识也有突破的萌芽。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显著标志。语言起源应该与人类起源并行而同时。因为人类语言是人与类人猿或猿人的最重要、最关键的区别。关于人类起源问题，目前世界古人类学家争论的热点，最著名的有“单地起源”及“多地起源”两种对立的假说。“单地起源说”，出现于1980年代，认为现代人约于20-10万年前在非洲东部出现，并至少于6万年前进入东亚，到达现在中国的南部，并逐渐取代了亚洲大地上的古人，比如取代了北京猿人的後代。这是基于对现代人群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的分析的结论。但“多地起源说”认为：与基因证明相比，化石的证据更为重要【2】，因为它们更直接，更确实，更能说明问题。而基因所根据的遗传物质有相当的不确定性。科学家认为亚洲的现代人与亚洲的古人类之间确实存在连续演化关系，在中国看到的各时期亚洲人化石有一系列共同特征。很难相信我们现代人都是起源于非洲的【3】。1927年发现的距今68-78万年前的“北京直立人”，是北京地区在400多万年前以及150万年到300万年前能直立行走的人类化石的后裔。2008年1月中国宣布，2007年出土于河南许昌灵井遗址的“许昌人”古人类化石，距今8万—10万年。之前于1930年在龙骨山顶部发掘出生活于2万年前后的“山顶洞人”古人类化石。1973年又发现介于二者年代之间的“新洞人”，填补了“断档期”的空白，表明北京人有确实的延续和发展。另一组发现加强了多地区起源的论据：1979年和1989年中国科学家也相继在广西和云南发现人类化石，2012年中澳科学家研究命名为“马鹿洞人”，被确定为距今14 500-11 500年之间的石器时代人类。他们与先前所知的智人完全不同。他们既有几十万年前的古人类的特征，也有现代人的特征。他们是距今最近的古人类。更具有意义的是，1978年我们在河北省发现了泥河湾遗址。其中包括有100万年至200万年前的21处从旧石器到新石器遗址。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人类起源地。有专家认为，根据泥河湾石器进步的程度，说400万年前有了人类并非夸张。目前最大的遗憾是，尚未在泥河湾发现猿人化石，但相信一定会发现。北京人、许昌人、新洞人和马鹿洞人的事例告诉我们，人类有可能是分别演化（evolution，旧译进化）的【4】。泥河湾则进一步向人们昭示：人类不仅可能从东非的奥杜维峡谷走出，也有可能从中国的泥河湾走来。如果某群或某几群类人猿是分别在不同地域、不同阶段演化（evolution，旧译进化）成人类的话，那人类的语言也可能是分别创造并演化的，也就是多起源的。不同地域的猿人会出于生存交际的需要而各自独立发生出语言。人类（不仅仅是人类）为生存而必然需要通信。从猿到人演化过程中，通信在不断地优化。优化后的通信其基本要求是用最简单并可重复使用的形式去表达信息；可以区分已知信息和新信息。最初的人类必然会发展出满足这些要求的不同的初始语言。如果这一假设有理，那么如此发生的多种语言，当然就不能用同一个语言模式去完全解释。退一步说，即使人类及其语言是单起源的（这也极其可能），那十多万年的时间（一说15万年、一说11万年，等等）对最初产生的共同语言成分也早已消磨得差不多无影无踪，或者已经失去计算或统计价值【5】。语言起源和演化是如此复杂，我们不想绑在一棵树上，也无意代替人类演化学科来下结论。但事实的复杂性却逼着我们去更新认识，并冲击传统的共性观点及其研究。而唯一可以作为共性研究的不倒基础，只能是人类为生存和交际的通信要求，只能是人类的语言器官和大脑，只能是人类的心理和神经机制。以这样的认识去面对汉语，我们也许会有更新的想象，也会对现在发现的语言现象有更新的解释，而且不仅仅是语法。语音是最具自然性的。在这方面我们也会发现可以有新的想象与解释。比如：汉字的谐声偏旁告诉我们，在创造汉字的时代，似乎存在复辅音，“各”和“洛”，“每”和“海”，“史”、“使”和“吏”，“聿”、“筆”和“律”，就足以让人浮想联翩。对此，有人以复辅音解释，有人则反对，也有人主张这些字是双音节。然而，如果人类各自产生语言的话，初始的语音也就有可能更为千奇百怪。复辅音[pl]是两个辅音先后接合成的类型，假性复辅音[ts]则是两个辅音删除了部分阶段而融接的类型，还有的并非复辅音，却是多因子同起的类型，例如[?]，这个音可以解释“史”、“使”和“吏”的谐声关系。这个音在拉萨藏语中存在，在另外一些汉藏系语言和方言中也可以发现。像[?]这样的音还可以有多少个可能呢？这些音在国际音标中还很少，但我们根据汉字谐声偏旁是否可以给出更多的想象呢？那么语音学或音韵学呢？是否可以因此而有新的启发？ 3. 现实语言的多立面认识将人类语言综合起来看，语言是一种广谱客体，它从生理机制到神经机制，从声学到心理学，从物质到精神，又从自然到社会。语言又是多种类、多质地的。从语言发生和形成的角度看，语言有如此不同的系属，如此不同的语音质地和结构质地，还可能有非常不同的外语言和内语言。从历时角度看，语言有死去的古代语言，有现实的活生生的语言。从媒介质看，有口语的，有书面语的，甚至还有手语。如果语言有多个种类，有多种质地，多个立面，也就可能有多种研究角度和多种语言理论。它们完全可以共存互补。语言的各个方面，存在不同比重的共性与个性：在生理-神经-心理层面上，其装置（器质）与机制（功能）基本一致，具有更多的共性，但也存在因地域和社会的发展背景不同而会有少许不同。在物理层面上，其口语介质是完全共同的，而书面介质则往往个性显著。在人际层面上，语言可能更多的是个性的、习惯的，甚至是文化的。如果语言的确与人类一样是多起源的，那么语言的个性将得到更多的重视。即使语言是单一起源，十几万年的发展也足以让个性发展得更强大而多样。汉语仅仅是一个支，它的方言复杂性和差异性，也足以说明个性必须得到重视。汉语在世界语言中从词汇单位到句子单位，又到句法，都是特别具有个性的。当然我们也不否认由于各种语言都存在语言分节的性质而具有相当的共性。从另一角度看，语言归根结底是在交际与通信最优化的需求下的一种生理-神经-心理现象。即使语言是多地起源的，由于交际需求须要通信机制的支持，而通信最优化的需求又要求以精简的语音单位表现最多的信息，需要分化符号的信息表现功能，以达到最优通信与最优交际的目的。这些结果也会因符号和通信最优化的共同要求而具有相当的共同点。由此，人类不同起源的语言也会具有相当程度的共性。在这种情况下，语言的共性自然也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我们完全有很宽阔的空间各自从事共性与个性不同比例的自由研究。 4. 对接与接轨既然共性与个性是一对虽已部分证实但又尚需全面证明的语言性质。那么我们曾经高歌“接轨”就大可怀疑。因为当今西方语言学理论及其术语体系，也都是尚待证实和证明的假说。在尚未得到完全证实和证明之前就实行“接轨”，无非是把一个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的命题囫囵吞了下去。在科学研究上必须留个心眼，留个余地，多点质疑。当我们完全吞下西方理论时，当我们在这条路上已经走得很远时，那么“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结果就可能会落到我们头上，再回首，就会非常困难，代价会非常之高。因此，我们主张“对接”，保持自己的运转系统，尤其要保护历史上自源而自发产生的一些语言学架构，因为那些架构即使粗疏，即使还未发展成完善的系统，但却可能更体现本族语言者的语感，更符合本族语言的机体，更能反映本族语言的特点，也更可能发现新的更合于语言自身的奥秘。自源的语言学架构须要发展并优化，这既可以借鉴外来理论和概念来进行，也可以根据语言事实和自身系统的需要来进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回避也必然要与西方对接，在对接过程中调整，继续寻求最好的理论体制或优化途径。“对接”可以由双方各自采用解释术语的方法，也即一种“翻译”，也可以创造某些对接的术语，甚至创造一种适应双方的理论体系。这方面恰恰也是一项新的研究。打个不完全相当的比方，传统学术体系与西方学术体系，如同中医和西医的区分。只有保持中医传统的学术体系，才能发展中医，才能揭示西医不能或未能发现的人体奥秘。现代的汉语研究当然已经不可能像中医，但仍然有机会根据汉语自身特点来发展。我们既可以重新捡拾并发现古今学者对古汉语特点的点滴论述，构筑传统语言学架构，也可以在赵元任、王力、吕叔湘、朱德熙等大家开拓筑起的基础上，重新发掘传统的语言学因素，探寻更新之途。我们要警惕无分辨地追逐五花八门、层出不穷的西方外来新说，置前贤的汉语研究成果于不顾。所谓的普遍语言学（普通语言学）只有融入了非西方的自源语言学的成果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普遍语言学（普通语言学）。在语法学方面，我们得承认日本的语言学界有些方面做得比汉语好。日本的“国语”研究（即根据日本自有传统对日语语法的研究）保持了传统。而中国的古汉语语法体系已经几乎完全成为现代汉语语法体系的翻版。各个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体系早已复制了现代汉语研究体系，几乎毫无自己的民族语言的架构特色。而现代汉语及其语法的研究体系正是我们最需要反省的。在这方面，音韵学是一个值得我们骄傲的特例或榜样。中国的音韵学很早就领先于西方的研究体系，就像中国早就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土生土长的音韵学还非常幸运地保持至今，而且吸收西方来的新质继续发展自己和进化自己。由于这样的努力，音韵学始终站在世界的前列。在语法、词汇、语义等方面我们又该如何呢？我们传统的因子现在还留存哪些呢？这太值得我们深思了。因此，“对接”不仅是战术，更是一项立于世界之林的战略。 5. 应用可能成为另一种更高境界这是一个会引起争议的标题。从来的评论都是理论高于应用。但是，应用是理论之母。应用是学科、科学的初始动力。没有应用，就没有初始的理论萌芽。应用还是学科或科学的永远动力之一，没有应用的推动，没有应用在实践中遇到的难题，就很难开启或发现新的理论问题，也就没有理论的突破。而且，一切理论归根到底都需要面对应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不是唯一标准，那也是个重要标准。应用就是一种实践。应用，为外族人习得本族语的应用，为计算机学会语言的应用，都可以成为验证理论的标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应用在另一意义上具有比理论更高的境界。当然，理论和应用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境界，但又是互通的。应用只能在理论意识的支持下，才能成为更高的境界。我们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遇到的“你‘了’我不‘了’”，至今并未得到很好解决。汉语的“把”字句也始终教不会很多外国人。我们的语法规常常则一类推就错。为什么？这就启发我们，是不是我们的理论出了问题。汉语的语法也许是一种另类的法则，大不同于西方语言的语法。如果按照西方语法模式去研究汉语语法，那是肯定会南辕北辙，越走越难到达终点。因此，我们须要有理论意识，我们也须要有应用意识。至少在理论研究的时候，我们应该想想应用。在应用的触动下，我们的理论将可能更有价值，更有力量，更容易被应用。初始的语言学都是附属于应用的。西方的辩论和教育催生了语法学，但中国却没有，读经的难题却只催生出包括音韵、训诂、文字的小学，随后又追加了助词、虚词的学问，缺少了今天热门的“语法”一块。显然，对母语者言，汉语语法的核心是什么呢？在中国传统语言学里唯一能与语法相关的也许就是虚词以及语序。这是应用产生出的学术结果，是否这就是符合汉语的那种语法架构呢？暂时放下这一设想不管，无论如何，应用将会为我们更新认识做出极大的贡献。我们会为此准备着。 6. 关于语言学习机制人类的心理受到生理器质的制约，会具有大致相同的心理。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类的语言必然具有共同点，具有可沟通性。然而，至今为止的情况表明，人大概不具有乔姆斯基所说的先天的“语言获得装置”（LanguageAcquisition Device，LAD），语言基因FOXP2的发现也无法直接证明或证实其存在【6】。但是语言学习的“装置”（device）和“机制”（mechanism）却确实存在着，大脑的相关区域，例如Broca区和Wernicke区就是这个装置。它们是语言学习成为可能的生理-神经-心理基础，但却并非即“语言获得装置”。至于语言学习的天赋“机制”也是有的，那就是人在长期使用语言遗传而得的“语向自整理能力”（capability of self-arrangement forlanguages）【7】。乔姆斯基所主张的那种“获得装置”看似简单，它把语言学习变成了天赋的获得装置，却把所有的功夫留给了一套至今还弄不清的参数。如果这套参数存在，又何以解释二、三岁的儿童就能学会这些参数？因此，我们转向更为朴素的假说，认为人具有天赋的却又随年龄盛衰的“语向自整理能力”。它更能让人感觉到真实存在。我们也很难支持人类具有“语言知觉”的假说【8】，因为这同样不能在解剖学上获得证据。“语向自整理能力”则是一种机制，是由长期学习、创造并使用语言而在大脑发展出来并遗传下去的一种心理机制。如果这样的假说有理，那么我们将发展出一套很不相同的对外汉语学习模式，同时也会发展出一套大不相同的汉语语法理论和体系。这对解脱对外汉语教学的“语法困扰”将可能发生巨大的作用。 7. 语言学刊物：准备面对更新认识的现实与可能1）编辑架构的更新。当下我们处于信息时代，我们有着更快更真的传输工具，我们将面临编辑和作者新的互动方式，我们当然需要有相应的新编辑理念和编辑方式。我们还应当有新型或另类的刊物和编辑部【9】。但也应该警惕新工具带来的弊端。当我们设置了一个自动查询网址，让作者自己查找论文下落，以为“万事大吉”的时候，我们的杂志也可能“完事大吉”，因为这可能会割绝了刊物与作者的互动，从而无意中伤害了作者。网络时代，可能催生P2P，P2C的形式的发表。如果我们不是因为需要以“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数量”来取得学衔、职衔等的话，那么现在的许多刊物都可能有生存问题。我们必须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而谦虚的态度，必须更亲切地对待作者。2）关于书评和辩论。我们必须有交锋，有争鸣。真理和学术的发展不仅仅是在研究室中进行，更需要在互相碰撞中产生。争论，才能擦出火花，才能启发新思，才能完善学说。表面的和谐往往酿不出创新之酒。我们必须鼓励真正的而非吹捧或非走形式的书评，鼓励真正的争辩而非事先已有结论的交锋。编辑部必须抓住所有可能真正争鸣的学术机会。刊物也应该有更宽阔的胸怀，有认真的安排。3）论文的合格标准。当下的论文合格标准也应与时俱进，与传统的有所不同。现在，我们更需要逻辑合理的新思想，而非长长一串的文献，尽管这些思想有时会觉得异想天开甚至奇谈怪论。一篇论点奇异、缺少参考文献，但内部逻辑合理、论据充足、文字通顺的文章应该就是合格的，甚至应该予以特别关注。一篇有思想的但尚存粗糙而不完善的论文，远比面面俱到，滴水不漏但欠缺思想的论文更有力量，更有价值。丰富的参考文献并非判断论文的关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论文没有参考文献，赵元任很少列出参考文献，吕叔湘、朱德熙同样如此。因为，全新的思想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文献依据。参引类而非质疑类、反驳类的文献往往会限制思想，妨碍创新。要警惕论点趋同。趋同是杀伤创新的幽灵。4）关于英语提要。设置英语提要，起初的设想也许很好，为了沟通国际。但仔细想来，却是一种基本无用的摆设。因为需要看中文论文的人都会中文。只会英语的学者不可能看懂中文论文，也就不可能引用中文论文。那一点点英文提要甚至可能误导外国读者，为某些外国论文创造忽悠的机会。因为目前的英文提要常常不合英语，而且短短的几百字常常很难把核心思想交代清楚。而目前的刊物网络索引，可能更需要中文提要。因此，是否可以考虑：可以设立弹性的或自选的制度。至于英文标题和关键词，对国际交流和编制索引目录很有必要，需要保留。5）刊物的生命。刊物需要有个性，更需要有高质量的论文，这才是刊物的生命线。刊物的生命不是依靠论文体例的“一律”化，更不是所谓的国际标准化，也不是国际SCI评价系统【10】。现在中国刊物的同质化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和警惕：当我们过分关注论文体例“千篇一律”时，很可能也把刊物和作者及其论文的个性扼杀掉了。刊物就是杂志，杂志的特点就是“杂”，不是专著，用不着那么多的形式“一律”。现在每一种刊物都有自己独特的所谓“体例”，从章节序号到参考文献，让作者晕头转向，为符合体例而疲于奔命。为什么不为作者想想呢？如果赵元任、吕叔湘、朱德熙先生也被如此“一律”的话，他们曾习惯使用的“壹、贰、叁”等也将被“下岗”时，不知他们将作如何感想！如果为作者和刊物双方考虑，那么全中国所有的刊物可以在某些项目（例如参考文献的体例）上全部“一律”，而在某些方面（例如章节形式和序号等）基本放开，不要那么“一律”，难道不行吗？至于所谓的国际标准，本来就是由多国刊物个性互动而来。没有中国的刊物个性，如何完善国际的标准？对此，我们同样应该采取“对接”态度，而不是“接轨”。因为哪一种“轨道”更适合推动学术发展，更方便读者使用，还需要证实。我们的确需要匿名评审，但我们要清醒地看到目前的学术气氛，应该提醒评审人，注意论文有无逻辑合理的新思想。一篇安排欠缺但有新思想的论文是可以修改再造的。我们要小心，别把婴儿连同脏水一起倒掉。 【附注】[1] 沈家煊近来在吕叔湘、朱德熙论述的基础上提出汉语实词为“大名词”的见识颇具创意。对汉语就笔者而言，笔者受到这些前辈和师长的营养和鼓励，也曾提出“柔性”观念、汉语词类是句法词类以及“字-词”双元机制等认识。[2] 化石与基因研究分别代表了两个很不相同的学科门类，化石研究是体质人类学的课目，基因研究则是分子人类学的课目。这是两个完全不相关的研究领域，目前还很难统一在一起。因此，以不同学说去观察人类演化就可能出现不同的演化结论。[3] 目前很多人对人类起源持有不同看法。有人甚至认为人类或许不是地球本土起源，是外星人创造人类。有人质疑何以走出非洲短短15万年或11万年，就分化出黄种人，白人及那么多体质、相貌差异如此之大的亚种，质疑为何黑种人就不能生存于欧洲。目前已经可以肯定的是现在的各地区的人类已并非纯种，都有混合的情况。人类起源远非达尔文所言那么简单。据对约6万年前的澳大利亚人类遗骸提取出的线粒体DNA分析发现：在澳大利亚出现的早期现代人，其演化路线并非来自非洲。这似乎证明多地起源不但有可能，而且是现实。（可参看：）[4] 《光明日报》2012年10月29日第3版载永春所作《关于人类起源问题的哲学思考》 一文。文章指出“唯物辩证法认为，多样性是世界的本质属性，是世界发展进步的内在动力。从哲学角度思考，笔者认为多地起源说更符合辩证法规律。特别是运用上述理论分析中国人与其他人种在进化过程中身体特征的差异，中国人应该属于进化较早的人种，中国应该也是人类重要的发祥地。”作者参考了乔玉成《进化·退化：人类体质的演变及其成因分析——体质人类学视角》（《体育科学》2011年第6期），从五个方面论证以上观点：第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有机物发展中的每一进步同时又是退步”。毛发退化越彻底，进化程度可能越高。中国人是毛发退化最彻底的民族。第二，臀部越平其站立时间越早。中国人臀部较平，应属于站立行走较早的人种。第三，上肢短于下肢的比例越大，可能越早地脱离树居生活。黑种人和棕种人比例最大，白种人其次，黄种人比例最小。第四，作为信息手段的嗅腺越少的人种，可能进化得越早，因为语言可以替代嗅腺信息。而中国人嗅腺退化较彻底。第五，胃的功能越弱，牙齿越细而少，导致嘴越扁平，越可能更早使用火。中国人属于这一类型。从这五方面综合来看，中国人可能是进化较早的人类种群，中国可能也是人类发源地之一。[5] 2011年4月，美国《科学》杂志发表新西兰学者昆廷·阿特金森的一篇报告，认为，一种语言音素数量关联人类扩散至那一地区的时间，年代越早、音素越多。他借助世界语言结构图集，通过对全球504种语言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人类语言可能全部起源于非洲中部或西南部地区，时间大约在15万年前洞穴艺术开始阶段。与此针锋相对的是，2012年2月《科学》刊载了一篇复旦研究团队的研究报告。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李辉教授及其课题组与中文系陶寰副教授合作，收集了全世界95个语系的579种语言资料，每隔一个纬度、经度选取网点，研究其语音的复杂度，详细分析其语音多样性的分布规律，发现以里海为中心呈普遍下降趋势，离它越远，复杂度越低。他们认为，语音多样性的分布规律反映的实际上并不是现代人最初的起源过程，而更可能的是发源于亚洲中南部的人类第二次大扩张。通过与人类的Y染色体多样性分布规律对比分析表明，第二次大扩张可能发生于2万-4万年前，辐射到所有的大陆，并回流到非洲，形成了现代种族的主体格局。报告认为里海南岸是全世界语言的扩散中心。的确，世界上辅音最多的是1992年消亡高加索山区优必语，达到过180个辅音。但声调最多的是贵州锦屏县南部侗族语，可以达到15个；世界上元音最多的可能全部在中国南方，分别是偒傣话、南侗语、布央语三种。其中上海奉贤区金汇镇一带的偒傣话甚至有20个元音。对此，里海扩散中心假说又该如何解释呢？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语言集中得越多越复杂就越有可能是语言发源地。那样的话，巴布亚-新几内亚也曾经被认为是一个可能的语言起源地。而中国的云南以及南部缅、泰、老一带也是语言特别复杂的地区，是否也可能是语言起源地呢？看来这个问题，很难一锤定音。[6] 1998年英国牛津大学遗传学家AnthonyMonaco及其研究小组发现了一种“语言基因”（也称语音基因）FOXP2。该基因突变的的结果使肺部、喉部、舌头和嘴唇的肌肉运动可以微细协调，从而取得了其他生物所不具有的控制发声的器官。而且FOXP2可控制其他一些基因或靶细胞，控制人类与黑猩猩的大脑生成不同的蛋白质。其缺损甚至影响组织句子，也影响正确阅读、拼写、理解。正是FOXP2的作用，使人类的发音器官有了飞跃性的发展，使之发生了其它物种所没有的变异，这对口语的产生、对大脑主管语言的区域的发育，对智能演化程序的取得，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此外，后天的、环境的作用具有另一种决定性作用。（可参看郭智颖、张积家：《语言相关基因FOXP2的发现及对语言研究的启示》，《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121-123页）。由德国遗传学家斯万特·帕博（Svante Pbo）率领的小组与英国研究者进行了合作，着手追溯FOXP2基因的进化历史。他们在说，FOXP2基因关键的片断上共有715个分子。人类和小鼠最近的共同祖先生活在大约7000万年以前，从那时到现在，该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上只产生了3个不同分子。其中2个发生在约600万年前人类支系与黑猩猩分离以后，发生在20万年前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出现的时候。FOXP2的突变使人能够发出更丰富、更多变的声音，并为语言的产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见，语音是人类语言的基础。黑猩猩具有逻辑和理解能力，但就不能发出复杂语音，也就无法说话，无法进一步演化为“人”。（据该团队2002年8月14日发表于《自然》杂志网络版上的报告）FOX2还不是乔姆斯基的“语言获得装置”，它不是大脑内的装置，也不是语法的参数。如果有“语言获得装置”，那么我们还须继续去发现它。在此之前，语向自整理能力似乎更容易解释、更贴近人的感觉。研究又发现与人类声调语言有关的基因ASPM（abnormal spindle-likemicrocephaly associated）和Microcephalin。声调语言与非声调语言的发展过程，可能受到了基因影响。而它们又与操有无声调语言的人类种族有明显的关联度。如果这一发现确定无疑，那么这对语言多起源说又是一种可能的支持。类似“FOXP2”这样与人类语言能力相关的基因，这样的基因到底有多少？其中最关键的基因是哪个，是否就是FOXP2？FOXP2如何导致脑结构的诞生，而脑结构又如何导致语言的产生，需要我们继续研究。（可参看/v5995462.htm）[7] “语向自整理能力”是笔者提出的一个假说。这一能力更为贴近人的感觉，更容易证实和解释。它包括三种基本能力：言语理解能力（即言语形式与客体间的对应能力），语言规则的整理能力，不同语言、方言间的对应能力（也即一种基本的翻译能力）。（可参看史有为：《习得与语向自整理能力》，将刊于《对外汉语研究》第九期，2013，商务印书馆，北京）。[8] “语言知觉”也简称“语覚”，是儿童教育学家何克抗针对乔姆斯基“语言获得装置”（LAD）提出的一种假说。笔者认为该假说优于乔姆斯基的“语言获得装置”，但仍很难获得解剖学上的支持。（可参看何克抗：《语觉论：儿童语言发展新论》，2004，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9] 笔者参与创办的日本《现代中国语研究》在艰难条件下尝试了一些新的编辑方式。除匿名评审稿件外，还有如下一些特点：A.完全没有外来资助。B.刊物的编辑完全依托网络通讯。C.每个编委轮流担任执行主编。D.编委会内部平等民主，以协商求一致。编委会代表（相当于主编）担任协调者。[10] 我们在《文汇报》（，3版）上看到一则啼笑皆非的报道《没找“洋刊物” 麻烦一大堆》：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张学新从神经认知科学的角度对汉字加以研究，发现中国人在阅读汉文时，会出现一种特有的N200脑电波。而西方人在阅读西文时却没有。从而找到了区分中西文不同加工过程的一个关键指标。从而提出另一最高发展阶段“拼义文字”的结论。这一成果没有发表在不懂中文汉字的洋刊物上，而发表在国内权威刊物《科学通报》。这一合理行为却遭到某些同行对该刊物级别与可信度的的质疑。这些同行以“洋”为上，要不懂汉字老外审查才能放心。同时国内唯“SCI”为上，盲目迷信，以此作为评定职称等等的依据，几乎迷失了学术方向。报道指出：“近来，国内有多位院士在不同场合呼吁，中国学者发表的SCI论文‘85%是垃圾’，学术圈要对崇洋媚外的风气保持警惕。” 我们需要建立自己的“客观而自主的评价体系”，而“提高中文学术期刊质量，是重要一环。”张学新为此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公平审稿系统”，要求将一审、二审意见以及作者的反馈等信息、评审过程都在网上公布，以求透明和以理服人，防止徇私舞弊。这对我们的语言学刊物也具有启发意义。
有不一样的发现
<div class="num1_b" id="commend_num_
上一篇&&&&
下一篇&&&&
老牛拉破车
史有为，汉语研究者，常州人士，常异想天开，奋力赶上时代
博主最近发表的 10 篇博文
凤凰博报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