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派教育《高中作文导写教程》开发组供稿
妙笔，借助比喻、类比、通感，描绘得如梦似幻，美不可言。接着是虚写。作者回顾古代人观荷、采荷、戏荷，以古人之热闹喜悦，反衬作者自己的落寞、哀伤，既做到了虚实结合，大大丰富了文章的内容，又巧妙地揭示了自己隐密的内心世界，含而不露，晦而不涩。是一篇情景交融、文质兼美的散文。
朱自清先生的成功，是他提炼生活的成功。这来自他细致的观察、深入地感知、广泛的思考，来自他对校园景色（荷塘、月色等）的深入把握，源自他对母校的热爱，对国家、人民的命运的关切，以及他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表达技巧。
写景如此，写人亦是如此。我们的老师、同学、校工，乃至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有自己的穿着特点，语言、动作特点，个人爱好、思想境界也不同，如果说，世上没有相同的的两片树叶，那么世上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我们就是要发现这种不同，书写这种不同，特别是能够反映一个人性格的地方，如外貌、穿着、动作、口头禅、习惯、爱好等等，比如一篇《我的老师》的习作：
周老师的那张笑脸，酷似小朋友画笔下的太阳公公，让我们觉得好亲切！
在课堂上，周老师总是面带微笑地教我们解题，每当我们遇上难题时，他总是一边在黑板上演示解题的过程，一边口里念叨着他的那几句“名言”：“大的困难是没有的”，我们马上接下句“小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没有困难！你们看这道题不就解决了吗？”周老师的眼睛笑得”
眯成了一条月牙儿：“所以啊，面对困难我们要藐视它，才能够克服它！”说完他又发出了爽朗的笑声。我不禁惊叹，一道难题就这样在他手里解开了。
以后每当我遇到挫折时，总是学着周老师的样，口里念叨着他那句“名言”：“大的困难是没有的……。”你走进我们的学校，如果看到一位大个子，小眼睛，一脸“阳光灿烂”的中年男教师，那一定是我的物理老师——周老师了。
周老师是一位深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他外貌上的特点是大个子，小眼睛，一脸阳光灿烂，和蔼可亲。作者写出了老师的神韵。语言上的特点，突出写了他的口头禅：“大的困难是没有的。”学生们心领神会：“小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既写出了老师善于启发诱导、教学有方，又写出了老师的独特个性，令人感到亲切，给读者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写人就是要写出个性特点，乃至内在神韵，这是所写人物能够成功的先决条件之一。例如梁实秋写的《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作者追忆梁任公先生，记下他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次演讲，突出写了梁任公先生在外貌、表情、动作、气质上的特点，为我们描绘了梁任公先生的形象。要知道，作为近现代史的名人，梁任公受到许多人的尊敬和爱戴，毫无疑问也有许多人记下自己眼中梁任公的形象，梁实秋先生为何能格外出彩呢？就在于他不仅写出梁任公的外貌特点，而且还写出了梁任公谦逊而自负、才华横溢而情感外露的神韵。
这两篇例文，作者正是运用了观察——老师的外貌特征，感知——老师的言行举止，思考——老师的性情人格，点染——老师的神韵丰韵，来刻画老师。因此，发现新意，靠的是我们独到的认识、思考、审美，从而把感性的、表象的、个别的通过聚合、对比等思维形式，上升为理性的、共性的。这里的生活已不是原生活的简单记录、复制，而是有作者的审美、人格、写作精神贯注于其中。
以上是告诉同学们，如何从司空见惯中找到新意，写出特点和神韵，从写作的本质上来讲，其实就是选材的问题。
二、从繁琐细碎中悟出哲理
勿庸置疑，生活是繁琐细碎的，如果沉湎其中不能自拔，做人是失败的，作文肯定也是失败的。所以我们应该像鲁迅先生在《拿来主义》中说的那样：“放出眼光，运用脑髓，自稳派教育网
稳派教育《高中作文导写教程》开发组供稿
己来拿！”先占有，再挑选。通过分析、归纳，逐步形成较为深刻的认识，悟出生活素材中蕴含的道理；我们还要学会从不同的角度看材料，经过比较鉴别，去粗取精，找到“闪光点”，挖掘出其中隐藏的价值。具体地说，在搜集到足够的材料之后，经过整合、过滤，提取出真正有用的“核心”内容。
所谓整合，就是把材料重新加工组合：同类的、不同类的，或取其一删出其它，或根据材料自身的时空限制，重新“排列组合”，使它更典型，更精炼，更具代表性。所谓过滤，就是把材料精炼化，将可有可无的、太大众化的舍去。
这样提取出来的材料，就应该具有典型性、新颖性，而且能够紧扣中心，为主题服务，这样写出来的文章，就算不能十分精彩。
比如郁达夫的名篇《故都的秋》，北平的秋，可以写的景有很多，像八达岭的长城，灿若云霞的西山红叶，金碧辉煌的故宫、独特别致的大街、熙熙攘攘的人群……这些，作者都没有去写，而是选择了清寂的小院，落蕊的秋槐，衰弱的蝉声，淅沥的秋雨，随处可见的秋果，这些带有浓郁的旧北平特色，而又显得清冷落寞的事物。就是因为这些事物符合作者孤独、萧索的内心，符合“清、静、悲凉”的文章感情主线。
那么怎样把材料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为中心服务，从而由繁杂的生活素材中挖掘出哲理来呢？
首先，情景想象，链接素材。所谓情景想象，就是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再一次地“会闪”；或对还没有发生的事情，通过想象，把它描绘出来，以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但要注意链接的材料之间要有相同或相似之处。例如：对“为人提灯”这一材料的运用：
有一个肓人，晚上出门总提着一个明亮的灯笼，别人看到了很是奇怪，就问他：“你又看不见，为什么要提着灯笼走路？”那个肓人认真地回答说：“这个道理很简单，我提灯笼当然不是为自己照亮道路，而是为了给别人照亮，让他们能看见我，这样既帮助了别人，又保护了自己。”
在写作换位思考、双赢的智慧、帮人就是帮自己等内容的文章时，就可以用到文章中去。这样，显然比我们自己只见眼前、拼凑材料更能见出哲理性。
其次，跨越时空，组装素材。即是把相同或相似的人物、事件，按照一定的标准组合在一起，打破时空的限制，使文章内容显得丰厚而多彩，意蕴绵长。例如，面对不同时代的文化名人：陶渊明，李白、苏轼，他们虽有着不同的经历和自己独特的个性，但也有着一定的共性：陶渊明看破尘世，以菊自喻，彰显出不羁的品行；李白为得志而狂欢，但不沉溺于其中，不得志时，仰天长笑，与明月为伴；而苏轼，一生不合时宜，一次次地被贬，满腹经纶却不被重用，于是寄情山水，泰然自若。共同点：他们在世俗中，都保守着自己心中的那份操守，从不迷失自己的方向。当然，深入挖掘，还可以有更多的共性，写出很多立意高远，内容丰富的文章，从而以哲理性给人启迪。
最后还可以化用素材，为我所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写作文就是平时积累的一个展示，如果，多年的阅读积累不能在写作时用上，学以致用的目的就没达到。例如，我国古代诗歌名人辈出，名篇灿若星辰，后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又造出许许多多美好的句子来，比如，李清照化用屈原“魂魄毅兮为鬼雄”的句子写出了“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名句；宋代秦观化用杜甫曾的“一片飞花剪却春，风雨万点正愁人”写出了“飞红万点愁如海”。正如宋代朱熹所说：“古人作文作诗，多是模仿前人而作之，盖学之既久，自然纯熟。”这种模仿，就是化用。当然，化用的前提是阅读。我们平时的阅读，要从散漫的消遣式阅读转化为专注稳派教育网
猜你喜欢的内容。。。
……指导学生提炼作文素材的策略 从平凡的生活中去发现并提炼有价值的作文素材,是学生写好作文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功,也是作文 成功的关键。学生必须学会热爱生活,观察生活,......
……指导学生提炼作文素材的策略 从平凡的生活中去发现并提炼有价值的作文素材,是学生写好作文的 一项重要的基本功,也是 作文成功的关键。学生必须学会热爱生活,观察生活......
……指导学生提炼作文素材的策略 从平凡的生活中去发现并提炼有价值的作文素材,是学生写好作文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功,也是作文成功的关 键。学生必须学会热爱生活,观察生活......
……指导学生提炼作文素材的策略 从平凡的生活中去发现并提炼有价值的作文素材,是学生写好作文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功,也是 作文成功的关键。学生必须学会热爱生活,观察生活,......
……指导学生提炼作文素材的策略 从平凡的生活中去发现并提炼有价值的作文素材,是学生写好作文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功,也是 作文成功的关键。学生必须学会热爱生活,观察生活,......
……指导学生提炼作文素材的策略 从平凡的生活中去发现并提炼有价值的作文素材,是学生写好作文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功,也是作文成功的关 键。学生必须学会热爱生活,观察生活......
……指导学生提炼作文素材的策略 从平凡的生活中去发现并提炼有价值的作文素材,是学生写好作文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功,也是作文成功的关 键。 学生必须学会热爱生活,观察......
……指导学生提炼作文素材的策略 从平凡的生活中去发现并提炼有价值的作文素材,是学生写好作文的一项重要的 基本功,也是作文成功的关键。学生必须学会热爱生活,观察生活,......
……生活中获得写作素材的方法_小学作文_小学教育_教育专区。智课网 toefl 备考资料...如何提取这样的生活片段,如何把这些生活素材转化为我们的文章精华呢? 源自生活的......
……从生活中提取有价值的写作素材_初中作文_初中教育_教育专区。西塬中学导学方案科目...从生活中提取有价值的写作素材,进行写作训练。 如何搜集和提取生活中有价值的......
……从生活中提取素材_初中作文_初中教育_教育专区。从生活中提取有价值的写作素材 自读p210写作教材内容,划出关键句子。 1、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 2、......
……有了生活素材,还必须 对生活素材进行提炼,从而提 如何上好初中作文课贵州省普定...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 学生回忆范文的写作特点,也可以在学生作品中筛选出写得......
……生活是一座富 矿,生活里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写作素材,但生活的出色与平庸并陈,所以我们要从生 活中提取有价值的作文素材。 (一)生活鲜活,写点真实素材。......
……要写好作文,首先要写好生活作文。生活 是一座富矿,生活里有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写作素材,但生活的精彩与平庸并陈, 所以我们要从生活中提取有价值的作文素 ......
……从生活中提取写作的素材百色市右江区龙川镇平乐小学 教师 陆惠红 叶圣陶先生说过: “作文这件事离不开生活,生活充实到什么程 度, 才会做成什么文字。 古代教育家......
……小学生如何从生活中挖掘作文素材 摘要: 在小学学习中习作是小学生的难题, 缺乏写作素材是主要原因。 而生活是习作素材的主要来源,因此,指导学生参与生活,观察生活,......
……从生活中提取有价值的写作素材_初中作文_初中教育_教育专区。写作训练,从生活中提取有价值的写作素材。从生活中提取 有价值的写作素材桂林市阳朔县葡萄初中 林姣娥 ......
……从生活中提取有价值的素材 作文教案_初中作文_初中教育_教育专区。八年级作文教案:从生活中提取有价值的写作素材 训练目标: 1、能留意生活,细致观察,注重积累写作......
……升初一作文讲解之从生活中提取材料_初中作文_初中教育_教育专区。从生活中提取作文素材 初一作文教案教学课题初中作文选材技巧——从社会生活中挖掘材料 教学目标 善于......
……咱们班这次 作文中出现的一些优秀作文选段就是采用了从生活当中提炼素材的方法!...那么, 到底应该怎样运用生活素材呢?现在我们就结合咱们班级的几篇范文选 段一......
看过本文章的还看过。。。
您可能感兴趣。。。
最新浏览记录您所在位置： &
&nbsp&&nbsp&nbsp&&nbsp
哲学践行从理论走向实践的哲学运动——奥斯卡·博列尼菲尔访谈录.pdf 10页
本文档一共被下载：
次 ,您可全文免费在线阅读后下载本文档。
下载提示
1.本站不保证该用户上传的文档完整性，不预览、不比对内容而直接下载产生的反悔问题本站不予受理。
2.该文档所得收入(下载+内容+预览三)归上传者、原创者。
3.登录后可充值，立即自动返金币，充值渠道很便利
需要金币：100 &&
哲学践行从理论走向实践的哲学运动——奥斯卡·博列尼菲尔访谈录.pdf
你可能关注的文档：
··········
··········
--------------------------Page1------------------------------JOURNALOFNANJINGUNIVERSITY(phil咽呐v.Hummùties叫SocialSciences)l't3.2013·应用哲学研究·哲学践行:从理论走向实践的哲学运动一一奥斯卡·博列尼菲尔访谈录〔法〕奥斯卡·博列尼菲尔l龚艳2(I哲学践行研究所法国巴黎951∞江南京大学哲学系，南京21(阴3)摘要:哲学学者不能仅满足于了解哲学，不能太过于侧重描述，而忽略了哲学本身是一种思考与改变现实世界的活动，这正是哲学践行的重要方面。随着人文精神的发展，人们意识到，真正的教育不应该是让学生&学习，然后复述&，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简单地说出知识，而是要应用，要将知识外化出去，以使人类得到某种程度上的自主与自由。哲学教育的目的不是让学生机械地学习哲学知识，而应当是寻找&为何这样&、&如何改变&以及了解&你是谁&、&如何从事社会生活&等一系列问题答案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有效地思考。然而，人们常谈论的&思考&大部分缺乏实质意义。当人的头脑中充满了各种观念和想法时，便无法有效思考。&思考&这一概念在哲学史上之所以意义深远在于它是一种有序的东西。在思考时，个体有时需要增加内容以把脑中繁杂的观念整理出一个结构;而有时却恰恰相反，个体需要丢弃一些观念以使自己的思想精简、清晰。在哲学史上，相较于各个哲学家所坚持的主张，他们的方法论更值得重视，因为不同的哲学家会有不同的思维直觉，他们所建构的方法论能够为人类提供许多与思考有关的工具，对我们建构思想以及澄清思维都很有好处。苏格拉底的追问式对话法、辩证法、现象学还原法以及中国的老子思想等都是对思考很有帮助的哲学工具。实际上，哲学可以被用在任何地方，哲学践行工作者可以在各种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工作，在目前哲学践行发展的形势下，我们应当更多地鼓励人们认识、了解以及关注哲学的社会展现，将那种令人畏惧的学院派哲学逐渐转变为实用的、易于接受与应用的思想并带给社会大众。关键词:哲学践行;辩证法;现象学;苏格拉底;老子哲学践行(philosophicalpractice)是西方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场哲学运动，它既包括哲学的具体应用，又包括哲学应用的学理研究，这场运动开始于德国哲学家阿亨巴哈(GerdB.Achenbach)于198缸1年建立的第一家哲学践行机构。目前，哲学践行已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其发展蒸蒸日上，但中国学界对此了解不多。哲学践行的口号是&哲学就是做哲学的活动&(Philosophyistophilo皿phize)，这里的&做哲学&(philosophize)指的就是哲学践行(实践)。奥斯卡·博列尼菲尔(伽C缸Brenifier)博士是国际著名践行哲学家和儿童哲学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者，曾在法国建立了&哲学践行研究所&(lnstitutdePratiquesPhilosophiques)①，在法国以及世界各地一直致力于哲学践行工作。博列尼菲尔出版了30多本著作，这些著作被翻译为却多种语言，在世界影响甚大，其中有许多本被翻译成中文。-17日，奥斯卡·博列尼菲尔应南京大学哲①网址是htlp:llwww.pratilJl脯-phil酬phiqu四.四皿国--------------------------Page2------------------------------)学科会社·学科文人·学哲(报学学大京南学系、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之邀，对南京大学哲学系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并组织了多场讨论会与工作坊，反响十分热烈。为了让国内学界深人地了解奥斯卡·博列尼菲尔的哲学践行工作，我们对他进行了一场深刻而有趣的学术专访。一、哲学践行是一种批判性活动龚艳:您好，博列尼菲尔先生，我们很高兴能邀请到您来做访谈。您是世界著名的哲学践行专家，不过，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大家对您以及您的工作还不甚了解。在我们访谈的开始，您能大致谈谈您的教育背景以及您是如何走上哲学践行这条道路的，好吗?博列尼菲尔:好的。我经历过和多数哲学学者相同的哲学教育背景。我进行学术研究的起点是科学学科:数学与生物学，它们之所以对我的研究很重要，是因为它们包含了我感兴趣的东西一一科学。当代哲学有两个传统:一是欧洲大陆哲学，另一是英美分析哲学。例如，法国哲学二O偏向于大陆派系，而北美哲学则偏向于分析派系。有些学者喜欢将分析哲学称为科学的哲学，尽期三第年三一管我不喜欢这种称呼，但不可否认，它的确具有某些科学的方面
正在加载中，请稍后...《孙武的哲学思想》
孙武的哲学思想
第五章孙武的哲学思想在总结军事实践和战争经验的同时，孙武的兵法著作，又包含了异常丰富的、多方面的哲学道理。这些哲理，与军事行动有着密切的联系，故一般称它为”军事哲学”。由于军事行动、战争实践最需要实事求是，来不得半点主观臆侧，否则就会吃大亏；军事谋略和战争过程也最变化多端、错综复杂，需要有周密的思想方法，才能克敌制胜。因而军事哲学往往要比一般哲学更准确、更生动。军事哲学没有繁琐的论证、玄虚的猜测，它往往就事论事，在申述军事实践的过程中直接得出结论。军事哲学在当时的哲学论坛上独树一帜，具有与一般哲学不同的特色。下面谨对孙武的军事哲学，分为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加以阐述。一、朴素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孙武在战争中观察世界，其世界观是直觉的、朴素的。在他的关于世界的论述中，没有宇宙的起源、万物的形成等深奥难测的哲理。他只是感到世界是客观存在着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天神鬼怪的主宰，一切都事在人为；客观物质条件是事情成败的基础，人的主观愿望不能离开客观物质条件；世间事物都有一定的活动规律可寻，人们必须掌握和利用这些规律。孙武对世界的描述不加雕琢，与各种唯心主义思想划清界线，表现了明显的倾向性。
（一）没有天神鬼怪的主宰古代世界的思想领域，充斥着天神鬼怪的活动和各种迷信传说。孙武在其兵法著作中叙述军事规律和战略战术，避开与鬼神迷信的各种瓜葛，并与之展开不调和的斗争。《孙子·用间篇》谈到，战争取胜的一个重要条件在于“先知”。孙子接着指出：“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这里所谓“取于鬼神”，是指卜筮、祈祷之类的对鬼神的贞问、求拜；所谓“象于事”，是以其他偶然的吉凶之事拿来类比、推断；所谓“验于度”，是用日月星辰运行的位置、度数来测定祸福。“取于鬼神”、“象干事”、“验于度”，都是没有科学根据的迷信活动。此种迷信活动，是从世界上的事物皆由天神鬼怪在冥冥之中主宰这一观念出发的。孙武的“不可取于鬼神”的论断，否定了鬼神主宰世界的糊涂观念，指明要在战争中洞察一切，取得各种情报，只有依靠知道敌情的人。在《地形篇》中，孙子又论道：“故兵有走者，有驰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灾，将之过也。”他认为军队作战出现的六种失败情况，完全是由将帅人为造成的过错，而决非天神带来的灾难。对于“天”，孙子还特别作过解释：“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计篇》）这里的“天”，是处于自然状态的“阴阳、寒暑、时制”的交替运转，没有一点有意志的人格神的色彩。孙子辽提出，军队在作战过程中，必须“禁祥去疑”（《九地篇》）。这里所谓“祥”，即妖祥，也就是对吉凶的预兆；所谓“疑”，即疑惑士兵的关于祸福的谣言。这些妖祥谣言，无疑是有神观念的表现。孙子主张禁而去之，说明他对有神论的坚决摒弃态度。应当指出，春秋战国用占卜观察天象变化、星辰位置来预言吉凶祸福的事还相当盛行。如公元前555年楚师北上伐郑，晋董叔观察天象说：“天道多在西北，南师不时，必无功。”（《左传·襄公十八年》）公元前525年吴伐楚，楚“阳为令尹，卜战，不吉”。司马子鱼争着说：楚国旧例。”司马令龟，我请改卜。（《左传·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10年吴伐越，史墨根据星辰位置预言日：“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吴乎！越得岁（木星）而吴伐之，必受其凶。”（《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到战国时代，这种风气仍然不衰。《尉缭子·武议》说：“今世将考孤虚（日辰），占咸池（星象），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欲以成胜立功，臣以为难。”此言是针对时弊而发的。《汉书·艺文志》“兵家”中有“兵阴阳家”一类，据称：”阴阳者，顺时而发，假鬼神而为助者也。”可知这些“兵阴阳家”的著作中，掺杂着许多鬼神迷信的事。《汉志》著录此类图书，有“《师旷》八篇、《苌弘》十五篇”。师旷、苌弘都是春秋时人，他们又都曾以乐调或星辰来预测吉凶。上述图书，若不是他们自著，也一定是他们言行的汇编。兵阴阳家肇端于春秋时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孙武“不可取于鬼神”、“禁祥去疑”的命题，表明他对当时的迷信活动坚决排斥。与兵阴阳家分道扬镶，充分显示出他的军事哲学的战斗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特色。孙子军事哲学的这种无神论的观点，与当时无神论思想的抬头是分不开的。春秋时代由于生产和科学的发展，政治和军事斗争的激烈，许多思想家都感到，流行的关于天神主宰吉凶祸福的说法是不足取的。虢太史嚣曰：“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他把“听于神”的举动当作亡国之兆。周内史叔兴解释宋有“陨石”和“六退飞”的现象，说：“是阴阳之事也，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左传·僖公十六年》）他用宇宙中阴阳之气的变化来说明各种怪异现象，否认天神在预告吉凶，指出吉凶都是由人决定的。公元前524年，郑国发生火灾，有人建议祭神禳火。执政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他公然否定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上述这些带有无神论色彩的思想为孙武的军事哲学所继承、并加以推进和发挥。春秋后期，“五行”之说逐渐流行。原来在西周末年，周史伯就曾说：“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这里把金、木、土、水、火说成是构成“百物”的五种元素，就是所谓“五行”。《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郑游吉曰：“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杜注“五行”曰：“金、木、水、火、土。”《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载蔡史墨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早期的“五行”学说，用五种物质来说明世界的构成，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因素。但后来，“五行”学说逐渐变成了定向的“相生相胜”说，如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又胜金，并与人事吉凶联系起来，成为一种神秘主义哲学，这种神秘主义的东西大约在春秋末期已显露其端倪，故孙武在其兵法著作中强调：“五行无恒胜”①。即五种物质并无一定的“恒胜”规律，如水能胜火，但当火大水少时，火又能胜水，把水烧干。孙武“五行无恒胜”的命题，克服了神秘主义的色彩，反映了自然界的本来面貌，进一步表述了他的朴素唯物主义的世界观。①汉简《孙子兵法·实虚》通行本《孙子·虚实篇》“恒”作“常”，当是避汉文帝刘恒之讳而改。（二）依靠客观物质条件人们愿望的实现、计划的成功，是依靠客观物质条件，还是依靠天帝鬼神或修身养心的方法，是判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试金石。孙武的军事哲学在论述战争如何能够取胜时，十分注重客观物质条件。他在《形篇》中指出：“兵法：一日度，二日量，三曰数，四日称，五日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这就是说，土地的大小。物产的多少，人口的众寡，军事实力的强弱，决定着战争的胜负。孙武所说的“地”、“度”、“量”、“数”、“称”，都是客观物质条件。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孙武主张在战争之前要积极做好各种物质准备。他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形篇》）；“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变篇》）李签注曰：“夫善用兵者，守则深壁，多具军食，善其教练；攻其城则尚撞棚云梯、土山地道；陈则左川泽，右丘陵，为不可胜也。”张预注云：“便吾器用，养吾武勇，是立于不败之地也。”何氏注谓：“慎固其封守，缮完其沟隍，或多调军食，或益修战械。故曰：物不素具，不可以应卒（猝）。”显然，孙子所谓“先为不可胜”、“立于不败之地”、“吾有以待”、“吾有所不可攻”云云，主要是指的物质准备。孙武特别强调，在战争中要利用地形的特点，采取相应的战法，以制胜敌人。他在《地形篇》中说：“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他把地形分为六种，论述了各种地形应如何打法，然后总结道：“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在《九地篇》中，孙子又根据战争环境的特点，把地分为九类，再论述在这些土地上的作战方法。《孙子·行军篇》则阐述了军队处在山、水、斥泽、平陆等地形时，如何利用其地形特点进行攻击和防御。他着重指出：“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由此可见，行军作战，必须处处依靠地形的帮助。《孙子》佚文中还有这样一段话：“深草蓊秽者，所以逃遁也；深谷险阻者，所以御车骑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击众也：沛泽杳冥者，所以匿其形也。”（引自《通典》卷一五九）这同样是说明如何利用地形来作战。显然，在孙武看来，世界是一个客观的物质的存在，人们凭藉这客观世界的物质条件，才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
（三）掌握利用事物规律世界不仅是物质的、客观存在的，而且各种事物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寻。人们必须掌握和利用这些规律，才能顺利地进行各种活动，取得预期的效果。这是孙武的世界观所表述的又一重要思想。他在《火攻篇》中，论述火攻必须在“风起”的时候进行，并总结了“昼风久，夜风止”的规律。梅尧臣注曰：“凡昼风必夜止，夜风必昼止，数当然也。”这是孙武观察自然界所得到的结果。他进一步论述说：“凡军必知有五火（五种火攻方法）之变，以数守之。”这里的“数”即指火攻的技巧、规律。掌握规律，守候窥测，待时而动，乘机进攻，必能成功。可见在火攻时，掌握事物“变”化之“数”（规律）是多么重要！军队士气的变化亦有规律。孙子论道：“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军队指挥者必须掌握和利用这个规律，选择进攻的时机。“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军争篇》）这样就能顺利地击垮敌人，事半功倍。军队驻扎的地方对于战争的胜败关系极大，这里也有它的规律。孙于阐述：“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行军篇》）军队驻扎在高处、阳面，有水草而便于生活，地面坚实而不会塌陷，这样将士不会发生各种疾病，战争就必然取得胜利。军队在行进过程中，也要注意周围事物变化的规律。他举例说：“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这是因为上流有雨，很可能洪水爆发，如果不“待其定”而涉，就有被冲走的危险。他又说：“凡地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同上）这是因为上述处所有山崩、地塌、水没、泥陷，或被敌人围攻、堵截等危险。掌握了周围事物的各种规律，并采取趋利避害的措施，就能在战争中减少失误，顺利地达到战争预定的目的。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其上没有天神鬼怪的主宰：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依靠客观世界的物质条件；世界上的事物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寻，掌握利用这些规律可以顺利地导致战争的成功。上述这些思想，构成孙子军事哲学中朴素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虽然孙武的表述缺乏理论系统，他所总结的客观事物的规律也是肤浅的，但是他的这些思想在当时的哲学领域中具有明显的进步作用。他坚定地站在唯物主义无神论这一边，促进了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发展。二、从实践出真知的认识论孙武的军事哲学，不但形成了朴素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而且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关于如何认识事物的理论。孙武的认识论遵循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原理，与唯心主义的先验论相对立。由于密切结合战争实践，使孙武的认识论具有十分丰富而生动的内容，在古代认识论的园地上大放异彩。兹择其主要论点，阐述于下。（一）战争胜负可以预知春秋时代战争频繁，对战争胜负的推测成为当时的热门课题。一切唯心主义者把战争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天神鬼怪，他们或者占蓍卜龟、祭祀祈祷，或者以天象星辰、风向云状、声律歌谣来预言战争的吉凶胜败，大搞迷信活动。唯物主义者则与此相反，他们认为，战争的谁胜谁负，只要根据双方的客观物质条件和主观人事因素，就可以预知。孙武依据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论证了这个问题。在《计篇》中，孙子论述战争胜负的预测，要“经（度量、分析、研究）之以五事，校（通“较”，比较）之以计”。所谓“五事”，即“一曰道，二日天，三日地，四曰将，五曰法”。孙武解释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所谓“计”有以下七项：“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上述“五事七计”，都是客观物质条件和主观人事因素。孙武满有把握地说：依据这五事七计的分析比较，“吾以此知胜负矣”。显然，君民上下同心，将帅智勇双全，善用天时地利，军队众多强壮，士卒训练有素，法制赏罚严明，武器装备精良，这样就一定能够取胜。孙子还强调，在战争之前要在庙堂会议上进行“庙算”。他指出：“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战争的胜负可以用计算得知：计算周密，胜利条件多的，则能胜敌；计算疏略，胜利条件少的，则不能取胜。这里，孙武以一种科学的、根据客观条件而严密计算的方法来推断战争的胜负。《孙子·形篇》关于“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的论断，则是把土地幅员大小的“度”。农工各业物产多少的“量”，人口、军队众寡的“数”，国家整体实力强弱的“称”，作为判断战争胜负的依据。在孙子看来，战争的胜负是由“度”、“量”、“数”、“称”这些物质条件产生的，决定的。他甚至这样认为：“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铢和镒都是古代的重量单位。一镒为二十两（或说二十四两）。一两为二十四铢，可见铢和镒相差之悬殊。胜兵和败兵，因为各自的实际条件就有天壤之别。故双方交战就像镒和铢之相称，其胜负十分明显。在客观物质条件的基础上，主观的人为因素对于战争的胜负也至关重要。孙武列举了五种对战争胜负有重要作用的人为因素，指出：“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谋攻篇》）以上述五个人为因素预知战争胜负，这是孙子总结历史经验而得出来的。如公元前597年晋楚之战，楚伍参看出晋军之弊，曰：“晋之从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刚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帅者专行不获，听而无上，众谁适从？此行也，晋师必败。”（《左传·宣公十二年》）果然，在战争中晋军因指挥无方，大败而归。这就是楚国看出晋军弱点，“知可以战”而取胜的例子。公元前701年，郧联合随、绞、州、蓼诸小国将伐楚。楚莫敖屈瑕因患兵之寡而“请济师于王”。斗廉曰：“师克在和，不在众。”结果，楚以不多的军队“败郧师于蒲骚”（《左传·桓公十一年》）。这是“识众寡之用”而取胜的例子。《尚书·大誓》载武王代纣时的誓词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在牧野之战中，周武王以少胜多，很快击溃了商纣的几十万大军。这是“上下同欲者胜”的著名战例。公元前718年，郑与燕（南燕）战，“郑祭足、原繁、泄驾以三军军其前”，又使曼伯与子元率制人偷偷地绕到燕人之后。“燕人畏郑三军，而不虞制人”，于是，郑二公子（曼伯与子元）以制人败燕师于北制”（《左传·隐公五年》）。这一次，郑军“以虞待不虞”，因而获胜。战国时代，各国许多能干的将领，如齐的田忌、田单，赵的赵奢、廉颇，秦的白起、王翦等，作战时独立指挥，不受君主的干预，打了许多漂亮的胜仗。历史事实一再证明。“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孙武的论断是言之凿凿的。对于战争胜负的预测，孙武不求之于天神鬼怪和迷信活动，也不求之于内心的修身养性，而是遵循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从客观存在着的物质条件和人事因素中去寻找规律，总结了许多有益的经验。近代德国资产阶级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无论就其客观性质来看，还是就其主观性质来看，都近似赌博。”（《战争论》第一卷第41页）他认为，战争的胜负和“赌博”差不多，而赌博是带有很大的偶然性的。孙子根据主客观条件可以预知战争胜负的理论，显然要比克劳塞维茨高明得多，深刻得多。（二）从现象探索本质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凭感官的直觉所得到的认识，不过是一些片面的、表面的现象。这些零星的现象，不能反映事物的全貌和真实情况。仅凭感官的直觉得到一些现象的材料，是认识的初级阶段。“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8页）这样，认识就深化了，由只知事物的表面现象逐渐深入到事物真正的本质。孙武认识到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区别，也懂得认识有待于深化的道理。他在《行军篇》中列举了三十多个由表面现象探索真实本质的例子。他指出：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众树动者，来也；众革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年达者，樵采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车者，期也；半进半退者，诱也。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见利而不进者，劳也。鸟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族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也；粟马肉食，军无悬，不返其舍者，穷寇也。谆谆翕翕，徐与人言者，失众也；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先暴而后畏其众者，不精之至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谨察之。孙子所举的这些由现象探索本质的事例，有许多是非常有趣、耐人寻味的。最后一个事例，其实质可以说是“有诡计也”。但孙子尚不能肯定，因此他用“必谨察之”作结，可见他在探索现象与本质之间联系规律时的审慎态度。上述列举的由现象探索本质的许多事例，显然是孙武对历史实践经验的总结。如公元前615年，秦国伐晋，因久战不能取胜，决定退兵。于是，秦派使者于夜间告戒晋师曰：“两君之士皆未愁也，明日请相见也。”意即两国军队都不肯罢休，明日再行决战。晋臾骈看出秦军的真正意图，说：“（秦）使者目动而言肆，惧我也，将遁矣。”果然，“秦师夜遁”（《左传·文公十二年》）。由此事观之：“辞强而进驱者，退也。”孙子正是从这样的历史实践中获得了灵感。又如公元前684年齐鲁长勺之战，齐师被鲁击溃，但不知其是否真乱。待鲁曹刿登轼而望，看到齐师旗帜歪倒，才下令追逐。曹判事后叙述说：“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左传·庄公十年》）孙子所说的：“旌旗动者，乱也”，无疑是这一类历史实践经验的启示。把直观侦察得的敌情材料，进行思考和改制，以认识敌人的真实动向和企图，春秋时代已有许多人在进行这一工作。公元前555年十月，晋与鲁等诸侯国伐齐，齐师在平阴城（今山东平阴县东北）守御。齐君登山了望，畏晋师之众，高城脱身而归。接着，齐军也撤离平阴城。这时，晋师旷从观察得的迹象判断敌情说：“鸟乌之声乐，齐师其遁。”邢伯亦谓：“有班马（即还马）之声，齐师其遁。”叔向又告诉晋君道：“城上有乌，齐师其遁。”（《左传·襄公十八年》）晋国的师旷、邢伯、叔向从鸟声、马声、乌迹这些不同的感觉材料中，共同得出“齐师其遁”的结论。这说明他们在以表象寻求真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孙武所列举的一些以鸟兽的动态探得敌军实况的例子，即在此基础上提炼而成。同年十二月，诸侯之师在齐境烧杀抢掠，齐君十分害怕。太子光与大夫郭荣对齐君说：“师速而疾略也，将退矣，君何惧焉？”（同上）他们从诸侯之师行动迅速和略取财物的表象中，看到其“将退”的本质。果然，次年春天，诸侯之师撤退还归。孙子罗列的许多由表象探索本质的实例，即是吸取了历史上这一方面的丰富经验，进行了大量的归纳梳理工作，并加以创造性发展的结果。
上述孙子归纳的众多事例，告诉人们一条真理；依靠直觉观察得的表面现象是肤浅的、不可靠的，要正确认识敌情。必须透过表象弄清其真实本质。克劳塞维茨在论述战争的情报工作时，也有类似的议论。他说：“战争中得到的情报。很大一部分是互相矛盾的，更多的是假的，绝大部分是相当不确实的。这就要求军官具有一定的辨别能力，这种能力只有通过对事物和人的认识和判断才能得到。”（《战争论》第一卷第93页）他认为，对于战争情报，必须作一番辨别工作，才能获得真实可靠的东西，其所见与孙子略同。（三）开展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孙武深深懂得，在战争中必须开展调查研究，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他在《计篇》中一再强调，对于敌我双方的道、天、地、将、法等“五事”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等七计，必须“索其情”，把真实情况调查清楚。他用专篇论述在战争中使用间谍的工作，指出：“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的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用间篇》）他认为，使用间谍是一种特殊的调查研究方法，间谍的任务就是要“索知”敌情。在《九地篇》中，孙子进一步总结道：“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这里的“顺”，当读为慎；“详”为审查、观察之意①。孙武认为，战争中的主要事情，在于审慎地调查研究敌人的动态，然后集中兵力给以致命的打击，这就是所谓“巧能成事者也”。显然，此着成败的关键是“详敌之意”，即调查清楚敌人的意向。调查研究，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战争就易于取胜；否则，就必然失败。孙武对此有痛切的感受，因而在兵法中不厌其烦地再三重复论述。他说：“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虚实篇》）“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不知山林、险阻、诅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九地篇》，又见《军争篇》）孙子在这里强调，要调查了解战争的地点、战争的日期、诸侯的图谋、行军途中的地形等。为了取得有利的地形，还要“用乡（向）导”带路。当然，在用向导之前，预先应该对地利有个大致的了解。清初地理学家顾祖禹指出：“孙子之言，固以地利者，行军之本；而乡导者，地利之助也。先知地利，而后可以行军，以地利行军，而复取资于乡导，夫然后可以动无不胜。”（《读史方舆纪要·总叙三》）这段话，对孙子行军作战必须了解地利的理论，作了周密的诠解。在《谋攻篇》中，他总结道：“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了解敌我双方的各种情况，可以“百战不殆”；只了解敌或我一方，则“一胜一负”；敌我双方情况都不了解，则“每战必殆”。战争中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于此可见。
如何调查研究，去了解敌我双方的各种情况呢？孙子指出：“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虚实篇》）这里的“策”，即出谋划策；“作”，指攻击。诱逼敌人；“形”，郭化若《孙子译注》曰：“察明，作动词用”，即摸清地形；“角”，就是角逐、战斗。上述四句中的策、作、形、角，都是动词，指的实践活动。在孙武看来，只有策划去打击敌人，才能知道计谋的得夫；只有作多方面的探察、接触，才能知道敌人动静的规律；只有观测其形状、环境，才能知道是生地，还是死地；只有进行角逐、战斗，才能知道何处兵力有余，何处兵力不足。总之，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具体的、准确的认识。毛泽东说：“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毛泽①此句解释，自曹操至赵本学，各家注多误。近人易培基云：“顺详敌之意'，犹言慎察敌人之意耳。古书顺、慎通用多矣。”见《读杂记》，《国故月刊》）1919年第3-4期。陈启天进一步校正说：“按此顺字，当读为慎。古文顺字与慎字形近，因而慎顺二字混同，可互借用。慎，谨慎也。详，当读如字，审也，察也。”见所著《孙子兵法校释》第157页，中华书局1944年版。东选集》合订本第264页）孙子的上述论断，虽然没有用理论的方式表达，但应该说，他已基本上懂得“实践出真知”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孙武重视调查研究，特别是他强调只有亲自参加实践活动才能获得准确认识的理论，不仅与占蓍卜龟、向神祈祷以求问吉凶的神学观念相对立，而且与当时以老子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认识理论，也是迥然不同的。《老子》宣扬：“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四十七章）在老子看来，要知道天下的情况，要明了自然的规律，要认识事物的名称，要完成预订的计划，应该“不出”、“不窥”、“不行”、“不见”、“不为”。他拒绝一切调查研究，反对所有实践活动，甚至认为：“其出弥远，其知弥少”。这种把调查、实践和认识对立起来的做法，认为天下事物是圣人头脑里固有的观点，只能是自欺欺人。由此更可见，孙武主张调查研究去了解情况，强调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这种理论在当时思想战线上的进步作用，在春秋末年的哲学界处于领先地位。（四）用认识指导实践在调查研究、了解客观情况之后，必须把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去，才能检验自己的认识是否真实、准确。这是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孙武的军事哲学主张，认识就是为了实践。“知”是为了“战”；认识可以指导实践，“知”就能取“胜”。他说：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用间篇》凡此五者（按指道、天、地、将、法），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计篇》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军争篇》料敌制胜，知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地形篇》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故日：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
同上在上述一系列的议论中，孙子总是把“知”和“胜”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正确的认识能使实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从而把战争引向胜利。认识得少，胜利的把握就少；认识得多，胜利的把握就大。如果是知彼知己、知天知地，认识得全面而准确，那末胜利就会“不殆”、“不穷”，稳操在手了。毛泽东曾经对孙子“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作过分析，认为它“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66页）。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孙子这句话是包括了从实践得到认识，再按照认识去指导实践，亦即从“索”（或“作”）到“知”，再按“知”去“战”这样两个阶段的过程的。由实践获得认识的过程，不可能一下子完成。特别在战争期间，情况千变万化。临到决战的关键时刻，变化则会更快、更大。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认识也会跟着改变，根据认识所制订的付诸实践的原计划也要部分或全部地进行更改。这是认识进一步深化的过程。孙武指出：在战场上，要“践墨随敌，以决战事”（《九地篇》）。所谓“墨”，即指预定的与敌作战的计划。他强调，实施作战的计划要随着敌情的变化而变化，不可墨守成规，一成不变。这样，由实践到认识而制订的原计划（“墨”），随着观察得的敌情而不断更易，用这种灵活的计划去指导实践，“以决战事”，指挥者就能在战争中应变无穷，经常把握战争的主动权。
总之，孙武的认识论，根据历史的经验和战争的特点，把认识的来源、发展、深化紧紧植根于实践的基础上，又用从实践中来的认识反过来指导实践，指挥战争。不言而喻，孙子的这些认识论思想，在当时是异常杰出的，在认识论的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块丰碑。三、观察处理问题的辩证法在观察处理问题时采用辩证的方法，是孙武军事哲学中最精采的部分。这种辩证法，来源于战争的实践。因为战争的情况千变万化，最需要用科学的、辩证的方法去观察和处理；而辩证的观察、处理事物的方法，也最易在战争的环境下形成。孙武的辩证法思想，由于它是与战争实践结合在一起的，因而其表述十分生动，内容也相当丰富，值得认真探讨和总结。下面就孙武辩证法思想的几个主要观点分别进行阐述。（一）矛盾对立面的转化在孙武看来，世界上的事物都在不停地运动，始终处在矛盾斗争、迁移变化之中。他概括地说；“五行无恒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虚实篇》）物质世界的不停运动，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这就是它们往往形成许多矛盾的对立面。孙子在其兵法著作中，提出了一系列矛盾的概念，如强弱、胜败、虚实、利害、众寡、得失、安危、治乱、敌吾、彼己、贵贱、赏罚、勇怯、生死、存亡、饱饥、劳佚、动静、屈伸、开阖、迂直、阴阳、寒暑、昼夜、攻守、进退、迎背、行止、予取、巧拙、速久、专分、去留、大小、上下、左右、前后、深浅、轻重、内外、远近、险易、广狭、高低、长短、多少、有余不足，等等。
这些矛盾的方面，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它们既互相排斥,各具相反的属性；又互相依存，没有矛盾的一面，就没有矛盾的另一面。对于这些矛盾的方面，孙武总是把它们对举起来论述，如：（1）死生、存亡：“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计篇》）。（2）多少：“多算胜，少算不胜。”（同上）（3）巧拙、速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作战篇》）。（4）小大：“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谋攻篇》）。（5）安危、动静、行止：“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势篇》）。（6）专分、众寡、敌我：“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同上）。（7）高下、虚实：“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同上）。（8）远近、劳佚、饥饱：“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军争篇》）。（9）好恶、贵贱、阴阳：“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行军篇》）。（10）深浅、轻重：“入深者，重地也；入浅者，轻地也。”（《九地篇》）。（11）内外：“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火可发于外，无待于内，以时发之。”（《火攻篇》）。（12）昼夜：“昼风久，夜风止”（同上）；“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军争篇》）。
从上列十二条看，孙武对世间事物的矛盾对立面的把握，是十分娴熟的。他或者把矛盾的对立面连接起来叙述，表示两者必居其一；或者先分析一面，再分析另一面，形成鲜明的对比。它充分说明矛盾对立面普遍存在于自然界和社会事物中。矛盾着的对立面，不仅各以对方为自己存在的前提，而且又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矛盾的一面转化为另一面。孙武在论述治乱、勇怯、强弱、生死、存亡、胜败、留去、佚劳的转化关系时说：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势篇》。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九地篇》。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谋攻篇》。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计篇》。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虚实篇》。不难明白，“治”而不严，无组织指挥之“数”术，则必造成“乱”；“勇”而无谋，失去各方面的优“势”，没有胜利的希望，则必变成“怯”；“强”而无道，众叛亲离，实力大损，军“形”萎靡不振，则变得“弱”；投到“亡”地，大家浴血苦战，杀开一条活路，则能幸“存”；陷入“死”地，众人奋力拼搏，击溃敌人围攻，则可“生”还，如此等等。这里，矛盾的对立面。因“数”、“势”、“形”、“辅”、“听计”、“先处”、“后处”等一定的条件而互相转化，孙武看得十分清楚。对立面的转化，不能消极等待，袖手旁观。孙子主张，在战争中应积极创造条件，促成对立面的转化。他说：“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篇》）如何能使敌人的佚变成劳，饱变成饥，安变成动，孙武提出用两种方法，即“利之”和“害之”；”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同上）用“利”诱和“害”逼的手段调动敌人，就能把敌人的有利因素转化为不利因素。他又说：“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军争篇》）孙武告诉人们，在两军相争时，要故意走迂回曲折的路，并用小利去诱惑敌人；出发在人之后而迅速行动，兼程倍进，在人之先到达目的地。这样，敌人困判断失误而受牵制，我军又出其不意地占据了有利地形。施用如此的计策，便能使“迂”转化为“直”，“患”转化为“利”了。
春秋末年，由于社会的动荡，事物的变迁，矛盾的对立面可以互相转化的辩证法思想已传播很广。如老子就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交，高下相倾”；“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老子》二、五十八章）老子虽然懂得矛盾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及其转化，但是对待这种现象的办法是消极的。他提出：“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三十六章）上述方法，如果是作为一种弱者战胜强者的策略，当然是可以的。而老子把“柔弱胜刚强”作为一种必然的普遍的规律，使自己经常处于弱者的地位，那就不足取了。他极力宣传：“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二十八、六十四章）老子为了防止对立面的转化，主张不求进取，守在屈辱的一面，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做。事实上，老子以“守雌”、“守弱”、“无为”、“无执”的消极办法来防止对立面的转化，其愿望难以实现；而孙子用“利之”、“害之”、“劳之”、“动之”的积极办法来促成对立面的转化，其计划是切实可行的。（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活动要达到预定的目的，必须依靠客观物质条件。掌握和利用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但在同样的客观物质条件和事物规律性的支配下，如果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得好，活动的效果也会大不一样。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能超越客观物质条件，不能违反事物的规律性，可是能够在客观条件和规律性许可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的结果。孙武在其兵法著作中，一方面强调战争要依靠丰富的物资、强众的军队、天时、地利等客观条件，掌握军事上的各种规律（已见前述）；一方面又强调，战争中用兵者要机智灵活，善于攻守，运用谋略，勇敢无畏，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如他说：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地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形篇》。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虚实篇》。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同上。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军争篇》。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下集，兵合而不齐。--《九地篇》。以上论述指明，用兵者利用客观给予的条件，主观上又努力奋斗，就能演出许多威武雄壮的战争场面，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使敌人无法招架，溃不成军，达到“自保而全胜”的目的。在要不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一问题上，老子的学说又与孙子的思想成为鲜明的对照。老子强调：“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绝学无忧”（《老子》十九、二十章）。他排斥一切智慧、道德、技巧、学习，教人清静无为。老子又提出：“夫唯不争，故无尤”；“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八、二十章）他要求人们放弃一切斗争，以为这样就能没有烦恼，天下也就太平无事。辩证法的本质是能动的、变革现实的。老子主张废止人的一切主观努力、能动作用，这样就把活生生的辩证法窒息了。因此，老子的辩证法思想是不彻底的。孙子主张，在客观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要尽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取得对敌战争的出色效果。在这一点上，孙子的辩证法又要比老子高明、进步得多。
（三）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事物总有正反两个方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有利的一面，也有害的一面。特别是在战争中，情况更会这样。因此，看问题必须全面，才能对情况作出正确的判断，制定合理的行动部署。孙武在观察战争中的事物时，经常强调要权衡利弊，摸清正反两方面的情况。如他说：“军争为利，军争为危。”（《军争篇》）这里的“为”，作“有”解。孙武明确指出，两军相争，可以得利，也有危险。“利”可以占领敌国的土地，夺取敌军的武器、粮食，俘虏敌军的人员等；“危”则自己人员有伤亡，财物受损失，甚至全军覆没。在战争时，对这两种后果必须有充分的估计。孙子又说：“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作战篇》）用兵不能只想到“利”的一面，也必须想到其“害”的一面：比如劳民伤财。货殚力屈、覆军杀将、祸国殃民等等。对“害”的一面“不尽知”，看问题带有片面性，这样，对“利”的一面也就“不能尽知”。孙武总结观察问题的方法道：“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厉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九变篇》）它告诉人们看问题“杂于利害”的好处：看到有“利”的一面，可以对前途充满“信”心；看到有“害”的一面，则可以防备和“解”除“患”难。看问题必须考虑正反两方面因素的辩证法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是有其好的传统的。与孙武同时的老子，就曾说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五十八章）的名句，把祸可能带来福、福中可能有祸的关系分析得相当全面。战国后期的荀况，在论述“欲恶取舍之权（衡量）”时说：“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孰（熟）计之，然后定其欲恶取舍，如是则常不失陷矣。”（《荀子·不苟》）这里，把欲与恶、利与害、取与舍必须全面考虑，以及这样做的好处，都分析得清清楚楚。明代大政治家张居正也说：“享无全利，亦无全害，要在权利害之多寡。”（《张文忠公全集·陈六事琉》）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97页）上述许多论断，与孙子“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的思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孙武在春秋末年，已有关于考虑问题必须全面的总结性议论，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四）不同情况用不同的方法对付世界上的事物千变万化，战争中的情况更是这样。对于不同的情况，只有采取不同的对付方法，才能顺利地解决矛盾，克敌制胜，达到预期的目的。这是孙武的辩证法教给人们的又一哲理。孙武把战争时的地形分为九类，指出每种地形的处置方法：“是故散地，吾将一其志；轻地，吾将使之属；争地，吾将趋其后：交地，吾将谨其守；衢地，吾将固其结；重地，吾将继其食；圮地，吾将进其涂（途）；围地，吾将塞其阙；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九地篇》）散地指本乡本土，士卒危急时容易逃散，因此最重要的是坚定其意志；轻地是指进入敌境不深的地区，士卒恐惧易于轻返，故此时应使部队互相连属；争地为兵家必争的有利地势，为防止敌人来攻取，应分出一部兵力，进趋到争地背后，以资保护；交地为交通方便的地区，应谨慎守卫；衢地指与几个诸侯国接界的地区，应巩固与诸侯国的结盟；重地指深入敌后的地区，处于重地的军队最主要的是继续其粮食的供给；圮地为道路难行的地区，处于此地应迅速行进，不得停留；围地是进退路狭，敌能以少击我众者，处于围地应堵塞缺口，使士兵奋力拼博：死地是“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的地块，处于死地应对士卒“示之以不活”，以激发其战斗意志。对于战争中敌我兵力的各种情况，孙武也有一套相应的处置办法。他说：“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谋攻篇》）
他把敌我兵力的情况，分为“十”（十倍于敌）、“五”（五倍于敌）、“倍”（二倍于敌）、“敌”（与敌相当）、“少”（明显少于敌军）、“不若”（不如敌军之众）等数类，认为兵力十倍可以围困敌人，五倍则可猛烈进攻，二倍于敌可以分进合击，兵力与敌相当可对阵而战，明显少于敌人则应退逃，不如敌军之人多势众则应避让。孙武还制订了一个根据兵力情况决定攻守的大体方案：“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形篇》）曹操注：“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余也。”这就是说，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可采取守势，在兵力有余的情况下可采取攻势。①总之，用什么方法对付敌人，要根据兵力的具体情况而定。火攻也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孙子指出：“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火发兵静者，待而勿攻，极其人力，可从而从之，不可从而止；火可发于外。无待于内，以时发之；火发上风，无攻下风。”（《火攻篇》）这里，孙武列举了“火发于内”、“火发兵静”、“火发于外”、“火发上风”等各种不同情况，提出了不同的应付方法。对于武器的运用也应根据不同的情况：“远则用弓，近则用兵，兵弩相解也。”（《通典》引孙子语，见毕以《孙子叙录》）远处不能用兵器，近处不能用弓弩，兵、弩两者各用于不同的场合，可以互为解救。关于如何造“势”，孙子指出：“势者，因利而制权也。”（《计篇》）即根据如何对我方有利而制定相应的措施，没有千篇一律的、一成不变的方法。他在谈到用兵应取何种态势时又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孙武认为，用兵也没有经常的、固定不变的态势，必须因敌情的变化而灵活应变，这样才能制胜敌人。孙武观察到世界上的事物充满着矛盾，到处是一个个互相矛盾而又互相依存、可以转化的对立面；孙武又看到世界上的情况千变万化，不同的情况只能用不同的方法去对付，决不能固定不变、千篇一律。这里孙武已经隐约地猜测到了矛盾的普遍性，又认识到各种矛盾都有其特殊性；处理不同的矛盾，应采用不同的方法；矛盾的状况改变了，解决的方法必须随之改变。不过，孙武这些思维的表达方式，还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由此更可以看出，孙子辩证法思想的朴素、直观，而又丰富、生动的特点。四、孙武哲学思想的局限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思想，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科学知识的肤浅，以及剥削阶级的偏见，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许多缺陷。孙武的军事哲学当然也不能例外。这里，略举其主要之点分析如下。（一）过分夸大贤君良将的作用历史的发展主要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个别的英明杰出或昏庸残暴的人物，固然可以加速或延缓历史的进程，但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是广大的物质资料生产者--人民群众。在孙武当时，限于生产规模的狭小。历史发展的脉络还不清楚，加之剥削阶级立场观点的作祟。因而他在论述国家兴衰、社会变迁时，总是突出君主将帅的作用。他说“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作战篇》）“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谋攻篇》）他强调，战争的成功，国家的强盛，只要“明主虑之，良将修之”；“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火攻篇》）他在分析殷周朝代更迭的历史时说：“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用间篇》）对于殷、周两个朝代的兴替，他也归因于“明君贤将”的“以上智为间”。归因于伊尹、吕尚等个别杰出人物的活动。应当指出，孙武强调个别明君贤将在国家兴衰、人民存亡中的作用，是有其历史的原因的。在当时，有些明君贤将确实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有些昏君庸将对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如春秋初年的齐桓公，任用管仲改革，使国势蒸蒸日上，“一战帅服三十一国”（《国语·齐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论语·宪问》）；晋文公也任用狐偃等人进行“利民”、“教民”的改革，在城濮与楚“一战而霸”（《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战国时期的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同样使“兵革大强，诸侯畏惧”（《战国策·秦一》），奠定了秦国统一六国的基础；而赵孝成王听信秦的反间计，以赵括代廉颇为将，致使赵军大败，数十万之众降秦而被活埋。”赵前后所亡凡四十五万”（《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国家濒临覆灭的边缘。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讲，孙武的上述言论，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他过分夸大个人的力量，把“知兵之将”，说成“生民之司命”和“国家安危之主”；把殷周的兴起，说成是由于个别“为间者”之“成大功”，而不从经济、政治、军事和人心向背等方面去分析，这不能不是失之偏颇的。（二）贬低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在夸大明君贤将个别英雄在历史上作用的同时，孙武又极力贬低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他主张将军指挥作战，要“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九地篇》）。在这里，将军是独断一切的英雄，军中无论什么“事”、“谋”，“居”于何地，路经何“途”，都由他来决定；而军中的士卒（实际上是人民群众），只是一群“无知”、“无识”、“不得虑”的愚氓，听凭将军的摆布。孙武并把士卒比作“群羊”，认为将军指挥士卒，“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同上）。“群羊”当然是没有任何创造才能，只能听人驱使的动物。孙子还把士卒比做“木石”。他说：“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势篇》）孙子认为，把士卒象木石一样，放在适当的位置，就能造成对敌人的“势”：借助这股“势”而“转木石”，就能克敌制胜。这里士卒又成了任人安置转动的、没有任何思想意向的物品。不过，由于历史经验和战争实践的教训，孙武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看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他列举战争中应当通晓和熟悉的“五事”，其中第一件就是“道”。他解释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下畏危。”（《计篇》）民众与国君意愿一致，同心同德，生死与共，就能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保证战争赢得胜利。孙武又曾指出“上下同欲者胜。”（《谋攻篇》）这也是阐明同样的道理：下层的民众和上层的君主、将帅，和衷共济，同仇敌忾，是战争取胜的保证。孙武还告诉将帅，必须爱护士卒：“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地形篇》）显然，将帅对士卒态度的好坏，决定了士卒在交战中能否出力拼搏。这对战争的胜负关系极大，在谈到晋国六将军谁先灭亡、谁能成功时，孙武指出：赵氏制田宽，税敛薄。这样。“公家贫，其置士少，主敛臣收，以御富民，故曰固国，晋国归焉”（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吴问》）。他把经济上给民众以好处从而获得民众的拥护，作为国家强固、政权归属、兼并成功的关键。这里孙武已经朦胧地看到，人民群众在战争和社会变化的过程中有着不可小视的力量。孙武的历史观在看待帝王将相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个问题上，显然是存在着矛盾的：剥削阶级的偏见，使他过分夸大明君贤将的作用和贬低人民群众的创造力：而历史的经验和战争的实践，又使他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强大。在矛盾着的这两方面中，应该说，前者是其主要方面。在孙子那里，明君贤将是历史的主宰，而人民群众则处于被利用的地位。
（三）处理问题有时绝对化辩证法要求，观察问题考虑到多方面的联系和各种各样的可能，避免片面性和绝对化。孙武的辩证法思想是朴素的、直观的，他不能自觉地贯彻始终，因而在论述某些问题时，又表现出片面性和绝对化的倾向。例一，在速和久的问题上，孙武强调速胜，反对持久。他说：“其用战也（贵速）胜。久则钝兵挫锐”；“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兵贵（速）胜，不贵久。”（《作战篇》）战争中贵速胜，还是贵持久，要看具体情况而定。如果一个强大的国家去攻击一个弱小的国家，那当然是贵速胜；但是，如果一个大而弱的国家去对付一个小而强的国家，这就无法速胜而只能采取持久战的方针。更确切地说，应该在战役上取速胜，而在战略上取持久。只有积小胜为大胜，坚持长期作战，才能制胜强敌。孙武认为：“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实在是片面之见。例二，用单纯的数量来判断战争的胜负。孙武说：“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日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形篇》）军队的数量，只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条件。决定战争胜负的，还有其他许多条件，比如士兵的素质、将帅的才能、战术的巧拙、人心的向背等等。历史上有过大量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因此，简单地用“数”、“量”来推断胜负的做法，是缺乏辩证的观念的。例三，作战方法总结得过于机械、绝对。战争中采用何种作战方法，要根据各方面的具体条件而定。孙武总结的用兵“八戒”，如“归师勿遏，围师遗阙，穷寇勿迫”（《军争篇》），不问时间、地点、条件、敌我双方的情况，机械地规定一个死板的公式，这就违背了辩证法的原则。在春秋时代，已经有不少狙击归师、围师不缺、追迫穷寇而取胜的例子。因此，孙武所列举的这一类“用兵之法”的公式，只能是以偏盖全，把局部经验当成普遍规律的东西。
上述片面性和绝对化的弊病，主要是由于当时战争的规模还比较小，时间也比较短促，武器又甚为原始，作战的方法也不够多样，战争实践还处于低级阶段限制了孙武的视野；同时，孙武在思想方法上也存在着缺陷，他判断事物往往喜欢用全称的、必然的形式，在有些场合显得不够全面和细致。他虽然指出“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但对这一原则并不能贯彻始终。（四）杂有某些不科学的成分由于当时科学水平的限制，迷信思想的盛行，在孙武论述军事的著作中，也杂有一些违反科学的成分和属于迷信思想的东西。例如《孙子·火攻篇》中谈到“发火有时，起火有日”。对于起火之日，孙武阐述说：“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原来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把天球分为东、南、西、北四个区域，每个区域配以七个星座。其具体配置是：东方为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为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为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为井、鬼、柳、星、张、翼、轸。上述二十八个星座，即称为“二十八宿”。据古代传说，在这二十八个星宿中，有司雨之星、司风之星、司战之星等等。如果月亮在司雨之星宿，那末世界上就多雨；在司风之星宿，世界上就起风；在司战之星宿，则会爆发战争。孙武所说的“箕、壁、翼、轸”，传说都是司风之星，其中尤以箕星为最。故风神有“箕伯”之称。张衡《思玄赋》云：“属箕伯以函风矣。”（《文选》卷十五）应劭《风俗通义·祀典·风伯》条曰：“风师者，箕星也。箕主簸扬，能致风气。”《书·洪范》说：“星有好风，星有好雨。”《史记·宋世家·集解》引马融曰：“箕星好风。毕星好雨。”可见这种说法流传之深广。但是，箕星等四宿好风，是完全没有科学根据的；月在这四宿就是“风起之日”，更属无稽之谈。再如，汉简《孙子兵法·黄帝伐赤帝》篇论述黄帝伐赤帝、黑帝、白帝，汤伐桀，武王伐纣，皆用“右阴、顺术、倍（背）冲”的方法取得胜利，“大灭有之”。接着，便称赞“一帝二王皆得天之道”。孙子所谓“右阴、顺术、倍（背）冲”，是古代流行的在战争中讲究左右、阴阳、逆顺、向背等所处方位的迷信思想。这种讲究方位的迷信思想，同样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在战国时代受到尉缭、韩非等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批判。尉缭在分析黄帝所以能百战百胜的原因时说：“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尉缭子·天官》）韩非在阐述战争取胜的条件时指出：“龟策鬼神不足举胜，左右背乡（向）不足以专战。然而恃之，愚莫大焉。”（《韩非子·饰邪》）尉缭把“阴阳向背”与“人事”对立起来，韩非又把“左右背向”与“龟策鬼神”相提并论，认为“恃之愚莫大焉”，可见讲究方位上的阴阳、左右、向背，带有神秘的色彩，它与作战应占据有利地形的战术无关。孙子把月在“四宿”会起风之类的没有科学根据的传说。以及“右阴、顺术、背冲”会取胜之类的迷信思想，掺进了他的军事学著作，结果在他唯物主义无神论的世界观中蒙上一丝神秘主义的阴影。孙武的哲学思想虽然是朴素的、直观的，且存在着上述一些局限和缺点，但是由于它与战争这种最活跃的实践活动结合在一起，因此就显得相当丰富、深刻。这里同样闪烁着孙武智慧的火花，凝结着他孜孜探索的思维成果。他的“不可取于鬼神”的朴素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作之而知动静之理”的从实践出真知的认识论，“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等观察处理问题的辩证方法，不仅在当时的哲学界处于领先地位，而在整个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也是卓有建树的。本文由()首发，转载请保留网址和出处！
免费下载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