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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研究的若干热点难点问题（新版）（三）
文/韩钢&&&&&&&&&&
&&&&&&&&&&&&&&十一、七千人大会问题&&&&&&&这个事现在公布的材料不多。七千人大会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历史事件。可以认为，这是毛发动&文革&意图的肇始。&&&&&&&&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就原因讲，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直接原因，即毛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还有一个是深层原因，即毛何以能够发动起&文化大革命&。关于&文革&的起因，研究者有很多种分析，有人概括了十种说法。但是，这些分析和观察大都把两个层次的原因混为一谈了。我以为，就直接原因而言，恐怕还是&大跃进&失败以后中共中央高层的分歧，而这个分歧隐伏的起点就是七千人大会。有人认为，七千人大会毛同刘没有什么分歧。这恐怕不符合历史事实，实际上不仅有分歧，而且毛对这个分歧看得很重，一九六六年毛写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提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我理解是包括七千人大会的。&&&&&&&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作了一个书面报告、一个大会讲话。书面报告在谈到工农业生产减产、下降和目前的许多困难时，说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上和作风上的错误引起的。大会讲话说一九五八年以来的缺点和错误与成绩，全国总起来讲，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讲话特别举了他到湖南农村调查听到的农民的说法：&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提到了&三面红旗&，他说，三面红旗现在都不取消，继续保持；又说，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再来总结经验，那时侯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刘的话说的比较委婉含蓄，但听话听音，实际上可以听出某种程度上批评的意味，&&&&&&&刘的书面报告，按程序是应该经过政治局讨论以后再下发的，可这次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报到毛那以后，毛决定直接印发发会议讨论。据参加报告起草的《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张沛回忆，当时他就觉得这件事非常蹊跷：为什么政治局不讨论就发下去了？发下去以后就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报告对过去几年的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而关于后面十年的国民经济发展指标提得太低了。华东的柯庆施对报告关于形势的分析和提出的任务表示不满，说&越看越没劲&。报告起草委员会讨论中，彭真发言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第二天，陈伯达发言直指彭真：彭真同志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彭不得不作辩解。后来，这就成了彭真的一个罪状。林彪的大会讲话，更是袒护毛的错误，说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对于林彪的讲话相当欣赏。林一讲完话，毛就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会后不久，毛审阅林的讲话整理稿后批示说，林的讲话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毛还有一段看起来挺蹊跷的批语：&此件没有什么特殊秘密，可以和别的同志的讲话一同发给那些人看或者读给另一些人听。这个问题向党内中级干部保守秘密，不让他们知道、好好想一想、早作精神和物质准备，是极为有害的。&话里有话，&那些人&是些什么人？什么人认为要&保守秘密&？目前不得而知。据说，毛问罗瑞卿：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罗瑞卿回答，我作不出来。&&&&&&&对比刘少奇和林彪的讲话，两人的基调大不一样。而毛显然是相当欣赏林的讲话的。这不能不说是毛对刘不满的开始。&&&&&&&七千人大会后，毛去外地，刘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是中央高层的分歧凸显出来的半年。在对经济形势的分析上、对国民经济的调整措施上，毛泽东不满中央一线。联系到当时的国际共运大论战，毛对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统战部也不满。当时，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在对外关系上有一个长篇的意见书，主张在对外关系、对外斗争方面要讲究策略，后被批判为&三和一少&。中央统战部在一九六二年四月份和八月份开了两次会议，调整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关系，调整知识分子政策，被指责为&三降一灭&。这样，在毛看来，&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三降一灭&，整个党完了，大势已去。不仅仅是刘的问题，而是整个党的问题。他当时跟外国党代表团多次谈话，都讲到了这个意思，说&三和一少&是修正主义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修正主义国内纲领，这些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也就是他后来说的，一大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混进了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一九六七年二月，毛会见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时说得更清楚：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讲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毛说的&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形式、方式，显然就是&文化大革命&。&&&&&&&十二、&高饶事件&问题&&&&&&&&高饶事件&是中共执政以后党内高层第一次政治斗争，在当时和后来都发生过很大影响。中共中央对此事最早的定性是&高饶反党联盟&，&文革&中毛将这次事件作为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之一。八十年代作的《历史问题决议》，&联盟&和&路线斗争&的定性都改了。邓小平也明确说过，高岗没有拿出一条什么路线，确实没有什么路线。但是，反高饶斗争仍然是被肯定的。《历史问题决议》对高饶的定性是&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实际上回到了一九五四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结论。&&&&&&&迄今为止，相关文献的公布非常有限（《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有零星披露）。九十年代以来，有关机构编写出版的毛传、刘传、周传以及薄一波写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对此事都有篇幅不小的叙述。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高饶事件&的当事人或知情者一些口述史料，披露了一些过去人们不大了解甚至未曾听说的情况，如张秀山的《我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张明远的《我的回忆》，赵家梁的《高岗第一次自杀经过》、《高岗之死》。&二张&当年被列为高的&五虎上将&（张秀山、张明远、马洪、赵德尊、郭峰）成员，赵是高岗当年的秘书。另外，前几年出版的《杨尚昆日记》也披露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细节，史料价值较高。&&&&&&&学术界对&高饶事件&一直很关注，不时有著述发表或出版，坊间也有出版物流传，其中，前国防大学教授林蕴晖先生的著述很值得注意。近些年来一个较大的突破，就是不单把&高饶事件&视作一场政治权力斗争，而把它置于一个更大的背景下观察，即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前面说过，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在是否继续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否开始搞农业合作化等问题上，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发生了分歧，毛对刘、周不满。对刘的不满，主要是山西省委报告批语的事情，对周不满主要是新税制和一九五三年周在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的报告草稿。一九五二年底，政务院提出了一个新税制方案，是中财委的薄一波主持的。当时在税制上出现一些问题，一个是加工定货和经销、代销使得买卖关系减少了，政府的税收收不上来，还有就是私营企业的纳税税率过重，私营企业主有意见。中财委提出的方案把原来流通领域的税加到了工厂，还提出&公私纳税一律平等&。这个税制方案没有经过毛，就在一九五三年年初的《人民日报》公布了。新税制一出台，引起一些地方意见，在具体的税制环节上也有些混乱。毛对此很恼火，认为这件事没经过他，说他知道这件事还是通过报纸。毛一方面严厉批评薄一波，一方面对中央政府机构的领导体制作了重大更动。原来中央人民政府设立党组干事会，周是党组干事会书记，政务院各部、委、署设立分党组干事会，中共中央对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通过党组干事会、党组干事会再通过分党组干事会实施。&新税制&事件，是在政务院也就是周恩来分管的工作范围里发生的，因此，事情牵连到周。毛决定立即撤消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要求政务院各部、委、署的党组分别直接向中共中央请示报告工作。并且重新分工，计划工作和八个工业部由高岗分管，政法工作由彭真和董必武分管，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由陈云分管，铁路、交通、邮电工作由邓小平分管，农林、水利由邓子恢分管，文教工作由习仲勋分管，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只管外交工作（包括外贸）。这次体制变更和重新分工，其实是上收权力。恰好在这个时候，周恩来主持起草政协一届四次会议的政治报告，稿子在叙述建国以来的成就之后，写道：&以上这些成就，说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工人阶级在经济、政治和思想上的领导地位已经加强&。毛删去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的说法，几个月后又明确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提法。&&&&&&&毛一方面批刘、周，另一方面对紧跟他的新思路的高岗大加赞赏、重用。据张明远回忆，一九五一年十月，高岗写了东北农业互助合作的报告，毛&非常赞赏&，以后又不止一次批转东北局和高岗的报告，对东北的经验加以宣传。一九五二年年中调高到京，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当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指五个大区中央局主要负责人调北京工作，高的任职最为重要）。一九五三年中央重新分工，高分管计划工作，在政务院二十个经济部门中管了八个部（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一时有&经济内阁&之称。一批一褒，一轻一重，研究者认为，反映出来的是毛不再打算实行他本人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而要否定刘、周等人继续实施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的主张，将国家发展的轨道扳到他的新思路上来。高岗不过是明显看出了毛的意图才向刘、周发难的，他只是整个&棋局&上的一颗&棋子&。&&&&&&&除了对事件背景的重新审视外，史实方面最令人关注的，就是一些当事人或知情者的回忆使一些事实真相浮出水面。一个是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以后召开的东北高干会的情况，那次会议使得批判高岗的政治斗争在东北局无限上纲，抓&高岗亲信&和&以高岗为首的东北小集团&，招致同高有正常工作关系的东北局一些干部无端受到批判和处分；一个是张秀山在第二次全国组工会议的发言的情况，张本来是不参加这个会议的，也没有准备发言，只是写了书面意见。是毛泽东听说后，支持张去组工会议上发言，刘少奇事先也建议张发言，此事与高岗无关。至于发言本身，既符合组织程序，也没有攻击刘少奇的意思；还有一个是高岗自杀前后的情况。关于高岗之死，过去多有不实传言。高的秘书赵家梁对事情经过作了详尽回忆，文章刊发于《百年潮》二〇〇三年第七期和二〇〇四年第十一期。&&&&&&&&高饶事件&仍有许多史实不清而令人生疑，比如： 毛泽东既然支持、欣赏高岗，为何后来又要反高？有人说，主要是高同苏联的非正常关系引起毛的警觉。这种说法一来尚无文献档案证实；二来斯大林早在毛第一次访苏时，就告知了毛有关高向苏联总顾问科瓦廖夫散布中共高层有一个刘少奇为首的&亲美派&一事，如果真有警觉，毛为什么还在此后重用高？&&&&&&&高散布刘少奇已不为毛泽东所重视，毛打算让刘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来搞政治局等言论，是不是完全的空穴来风（因为毛让高搞政治局虽无从查考，然而刘少奇和周恩来后来的任职，却印证了高的说法）？&&&&&&&财经会议上高发难，毛泽东既未作制止，更无任何谴责。财经会议后，刘少奇约陈云一起到高岗处做自我批评，而高竟未表示任何意见。若无一定的政治压力，刘没必要登门检讨；高岗若不摸底数，又岂敢对刘如此无理。这些与毛当时的政治态度是不是毫无关系？&&&&&&&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毛为什么不出席？有研究者认为，本来，毛泽东提出搞一个增强党的团结的文件时，并未建议召开中央全会。后来毛建议开一次中央全会，又明确交待不要对任何人开展批评。这说明，毛对高的基本意图是&保&高过关。同时，毛又要刘也在全会上作检讨，以求得全局上的政治平衡。高攻刘、周，在政治上与毛一致，毛是否要&倒&刘、周，不便妄加猜测，但进行&敲打&则完全是事实。高的行动虽难说有毛直接授意，但是否一点瓜葛也没有？杨尚昆的日记透露，毛在与杨谈话前曾对高岗一事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对某同志若干个别错误的谈论曾发生错觉？在中共党内的最高层，由谁与高岗&谈论&过&某同志若干个别错误&，能使高岗&发生错觉&，因而引发出一场拱倒刘、周的非常行动呢？&&&&&&&由刘少奇主持的七届四中全会的进程，总体上是按毛泽东事先的指示进行的。稍有不同的是：会议开了五天（毛最初指示两天，后改为三四天）；发言者有44人（毛原意&说话人不要太多&）；对高岗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毛原意不开展批评）。与毛原来指示翻了个儿的是，在四中全会结束后，中央书记处决定立即分别召开高岗、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对证有关反对刘、周的活动事实，改变了毛泽东原来不让搞对质，不加深究的指示。如此重大的改变，若不是毛泽东本人的意见，刘少奇和周恩来是绝然不会擅自作主的。那末，是什么缘故促使毛泽东改变初衷了呢？ 这些（其实还不止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考证的历史之谜。&&&&&&&十三、&四清&运动问题&&&&&&&关于&四清&运动，学术界有不少研究，除了文章，国防大学丛进教授的著作《曲折发展的岁月》、萧冬连先生的著作《求索中国》，都有相当篇幅叙述&四清&运动的历史。今年，中共中央党校的郭德宏教授和他的博士生还写了一部专著《四清运动实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及毛传、刘传、周传也有一些文献披露和史实叙述。&&&&&&&&四清&运动的过程，相关著述的描述还是大体清楚的。一个比较为研究者关注的问题是，在&四清&运动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到底有什么样的分歧？&&&&&&&有一种说法，认为在毛与刘之间有两条路线。从一九四九年的天津讲话开始一直到六十年代，刘少奇一直有一个跟毛不同的路线，就是沿着原来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延续下来，跟毛是对立的。到&四清&运动时，这种对立终以正面冲突形式表露。&&&&&&&这种解释并不令人信服。不少研究者认为，刘没有一条自己的路线。如果说五十年代初期，刘还是延续新民主主义那一套思路的话，一九五三年以后，刘也改变了，跟上了毛的思路。在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上，当时的中共领导人认识都是一致的。后来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庐山会议、&反右倾&运动，刘同毛至少是基本一致的，没有什么分歧。&&&&&&&那么，刘是不是在这个时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路线呢？六十年代，刘对经济形势的估计、对经济调整所应采取的措施以及某些社会关系方面调整的政策，毛的确不满意。但是在&四清&的问题上，在对政治形势的判断上，在&四清&运动斗争的手段、政策上，刘并不比毛温和。史料显示，&四清&最早是毛提出的，而刘的态度也是非常积极的，后来中共中央成立&四清&、&五反&运动指挥部，刘还受命挂帅。刘对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估计比毛还严重，毛判断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手里，刘认为还不止三分之一。而且，在手段上，刘还采取了访贫问苦，扎根串联，撇开基层党政干部，由工作队领导整个运动等类似对敌斗争的做法。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刘少奇的主张明显彼此抵牾，相互错位，这怎么形成一条价值取向相同的路线呢？在大的战略上，当时的中央并没有一个什么刘少奇的战略、路线，中共领导人从根本上说都是按照斯大林那一套模式来搞社会主义的。针对&文革&中批判&刘少奇路线&的说法，胡绩伟先生八十年代感叹&可惜没有一条刘少奇路线&。&&&&&&&然而，正是在&四清&运动中，毛与刘的分歧越来越发展，以致在中央高层显露出来。有研究者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四清&运动的指向，刘与毛不同。在刘看来，国内问题主要出在地方特别是基层干部，刘说过要&追根子&，但也只追到地委一级。那些斗争手段，也是对着地方和基层干部来的。毛则认为，问题出在上面，&中央要出修正主义&。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毛同外宾谈话，多次说中国党内有修正主义，还说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另外，关于矛盾的性质，刘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叉；毛则认为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毛、刘的矛盾在一九六四年底一九六五年初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全国工作会议（这个会议名称很特别，在中共历史上独此一次）上终于引发了正面冲突。毛捅开了和刘分歧的&窗户纸&，说出了自己的打算：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次会议，毛下了打倒刘少奇的决心。五年后，斯诺问毛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到必须把刘&从政治上搞掉&，毛说：那就早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十四、&文革&发生的原因问题&&&&&&&&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原因，是&文革&历史研究中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一九八一年通过的《历史问题决议》和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对&文革&发生的原因作了解释：毛做为执政党领袖，极为关注党和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但是他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形成了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构想。毛将中共党内的不同意见视为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认为在追求公平、完美的社会主义的努力中受到来自党内领导层的严重阻碍，党内形成了独立王国或资产阶级司令部，因此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海内外研究者的分析则各不相同。有专家概括了十余种观点，包括&阶级斗争必然说&、&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说&、&封建遗毒说&、&毛泽东帝王思想说&、&奸臣祸国说&、&乌托邦碰壁说&、&群众反官僚主义说&、&中西文化冲突说&、&人性兽化说&、&&左&倾思潮恶性发展说&等等。此外，还有人从中国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国际共运的视角分析&文革&发生的背景。不同的诠释，既有官方公布文献档案十分有限而难以还原真相的原因，更有研究者出于相异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学术背景、知识结构乃至生活阅历而各自解读的原因。&&&&&&&国内著名&文革&史专家、《大动乱的年代》作者、国防大学教授王年一认为，毛发动&文革&，是要惊天动地、改天换地。因为中共八大以后，特别是六十年代前期，毛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对中央一线的工作越来越不满意。他认为中央一线搞了&修正主义&，他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异常激烈的手段、途径来实现自己的主张。&&&&&&&《&文化大革命&简史》作者席宣（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和金春明（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认为，&文革&是在&三个交互作用&下发生的，即&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交互作用、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交互作用、国际反修和国内反修的交互作用。这三个交互作用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现实生活中紧密结合，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形成一股难以抗拒的巨大潮流。毛既是这个潮流的带动者，又受着这股潮流的推动，不断走向极端。&&&&&&&从已经发表的著述看，国内多数研究者的分析同上述观点大同小异。而这些看法，差不多是《历史问题决议》结论的延伸和扩展。&&&&&&&国内也有另外的观点。已故王若 水先生就不赞同《历史问题决议》的解释，他以为那种解释只是批评毛在认识上陷入了一系列&误区&，而&文革&不是普通的错误，它错得那样荒唐，那样离谱，使人难以理解。绝不能说这样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王若水先生说这不是&判断失误&。他认为，从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开始，毛想当世界共运的领袖。斯大林逝世后，活着的共产党领袖中，没有一个人的威望能与毛比。毛具备充当国际共运领袖的条件，只有一点不够：苏联是超级大国，而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无法与苏联相比。因此下了决心，向苏联挑战。但是，&大跃进&失败了，从此毛有块心病&&&赫鲁晓夫的阴影&。闯了这样一场大祸，将来会不会有人要来算这一笔账？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使斯大林从神坛跌落下来，同样的命运会不会轮到自己头上呢？中国党内会不会有人学着赫鲁晓夫的榜样？这样的人可能是谁呢？六十年代他看出了刘少奇对&三面红旗&是有不同意见的，从这时起，毛开始想到用林彪换掉刘。所以，支配毛发动&文革&的主要是他的&赫鲁晓夫情结&。&&&&&&&许多人觉得，毛泽东那样好斗，表现了他非常自信，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王认为不完全这样。毛是看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结果是很糟的，正因为这样，他才那样害怕批评，那样害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的固执并不是没有看到自己的错误，而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是&左&的错误，为了证明这些没有错，他发动了&反右倾&；为了坚持&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都是正确的，他发动了&文革&；为了防止有人翻&文革&的案，他又发动了&批林批孔&、批《水浒》以及批邓小平。这就是说，为了证明第一个错误不是错误，就去犯第二个错误，又为了证明第二个错误不是错误，而去犯第三个错误。这样，越&左&越反右，越反右就越&左&，恶性循环，越搞越乱，终于无法收拾。&&&&&&&现居美国的高文谦先生的看法与王若 水先生不谋而合。高认为，斯大林死后，毛泽东终于&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触发了他充当社会主义阵营新霸主的欲望，与苏联一争高低。毛这种急于事功的乌托邦狂想和闯下大祸后，担心中共党内出现赫鲁晓夫式人物追究清算他的猜疑妄想，把中国一步步推向通往&文革&的灾难之路。&&&&&&&就海外的研究看，不少人把&文革&动因归于权力之争，是围绕毛泽东处理继承人（即接班人）问题而发生和展开的。有的研究者还分析了一九四九年以来毛泽东权威的变化，认为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八年毛的合法性权威得到完全巩固，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五年毛的行为在中共高层引起保留意见，但是没有遇到严重挑战，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一年毛在高级干部中引起重大怀疑，毛的权威真正遇到有限挑战是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六年。&&&&&&&近些年来，海外出现了另外的解说，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两个&文革&的说法。所谓两个&文革&，一个是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另一个是底层民众的斗争。前一个&文革&起源于中共高层的权力角逐，主要是毛泽东要利用人民夺回最高权力；后一个&文革&起源于民众同官僚的矛盾，主要是民众利用前一个&文革&来反官僚、反特权，争取自己的利益。&&&&&&&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罗德里克？麦克法考尔教授的观点。麦氏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目标是要解决毛之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有一个说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规划中国未来的一种尝试&。毛的目标是使中国成为一个虽然贫穷但却保持社会主义纯洁性的，更加平均的、更少特权、更加集体主义、更少官僚主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主要的是因为内在的指南&&毛泽东思想&&指引着他们奔向真正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所有人像一个人那样工作着。如何实现这个规划呢？麦氏认为，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毛首先要解决谁来接班的问题。在毛看来，假如那些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如国家主席刘少奇）接了班，那么中国就会&改变颜色&。因此，毛不得不清洗中共最高领导层，安排一个他能够绝对信任、会坚持他的路线并继承下去的新的接班人，这个过程，就是&文化大革命&。&&&&&&&我以为，&文革&发生原因的问题，应该从两个层面来梳理。&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因此，直接动因要从毛本身寻找，毛的思想、心态、部署、动作，是打开这把&锁&的钥匙，这是一个层面，它回答的是毛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问题；至于社会的、制度的、历史的、文化的、人性的、意识形态的那些因素，都是透过毛这个因素发生作用的，这是另一个层面，它回答的是毛何以能够发动起来&文革&，这个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等如何容忍甚至孕育、催生了&文革&这个&怪胎&的问题。&&&&&&&十五、中共九大报告起草之争问题&&&&&&&近些年来，关于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争论，逐渐为研究者注意，因为这牵涉到林彪同毛泽东的关系。有人甚至认为，这是林同毛在政治上分歧的开始。&&&&&&&事情大致经过是：毛最初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起草九大报告，林彪挂帅。陈伯达甩开了张、姚，单枪匹马自己干。后来，陈没有按照毛要求的时间交稿，毛一怒之下，要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另外起草，但是也没有叫陈停下来。用毛的话说，&两家各搞各&。结果，张、姚同陈发生冲突，张、姚指责陈稿是鼓吹&唯生产力论&，陈则认为张、姚稿是&伯恩斯坦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毛肯定了张、姚稿（毛自己也做了不少修改），否定了陈稿。而林则从一开始直到上九大主席台作报告，看都未看一遍张、姚稿。&&&&&&&有研究者指出，两个九大报告稿子的起草以及毛、林的不同态度，反映出毛、林对于&文革&运动的不同想法。在林看来，&文革&运动过去之后，还是要讲国家的经济建设，要搞国富民强，主张九大报告可以从人民、国家的角度去讲。陈伯达是根据林的这个想法去写报告的，所以拟定的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据陈当时的两位秘书回忆，陈曾经对他们谈过起草报告的主题设想：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抓生产了。陈还嘱咐秘书帮助他搜集这方面的资料，要各方面有关经济建设、生产方面搞得好的典型资料。毛对陈交出的稿子很不满意，认为没有把文化大革命的作用突出出来，对经济方面讲得太多，本末倒置，在政治上的分量不够。这种判断，从中共十大报告对林彪、陈伯达的批判可以得到某种反证。中共十大报告说，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林、陈的报告被中央否定了，而对毛主持起草的报告，林暗地支持陈公开反对，被挫败后才勉强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十大报告透露出三个信息：首先，九大有两个报告稿子，一个是林、陈稿，一个是毛稿（实际上是张、姚稿）；其次，林、陈稿主张九大以后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第三，林支持陈反对毛稿，结果林、陈稿最终被否定。&&&&&&&对于上述事实以及判断，当事人或知情者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首先，林彪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尚无公开的文献能够证明。最具体的口述材料，是林当时的秘书张云生的回忆。张回忆，林接受毛要他挂帅搞九大报告的任务后，一方面要陈、张、姚起草准备正式发表的稿子，另一方面找秘书们准备一个口头讲话（林的说法叫&拉条子&）。林说他这次口头讲话，还是用八届十二中全会讲的六个题目（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中国革命在世界上的作用；今后怎么做）。据张回忆，后来林在全会上的讲话，把秘书们按照他的想法准备的&条子&上的大部分内容都用上了。从这个情况，人们还很难看出林关于九大的讲话一定是讲发展生产。&&&&&&&其次，陈伯达起草报告是否与林交换过意见，有两种说法。吴法宪说，陈伯达写报告时天天跑到林彪家，商量怎么写，林讲了个大概。毛否定陈的稿子后，林很不高兴，因为陈稿是林、陈商量的。林的秘书回忆，林在最初曾经将陈、张、姚找到家里，谈话不到一小时，他们三人出来后，张、姚对陈说由他动手，需要他们可随时找。后来陈找没找过林，张云生没有提及。陈的两位秘书也谈到林约陈、张、姚商谈一事，而且透露林这次还表示委托他们三人代劳，报告内容由陈考虑，他自己就不多过问了。此后，陈还带着提纲找林商量过一次。至于陈花近一个月时间起草的稿子，则没有一个领导人看过。陈的儿子陈晓农编纂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依据陈的两位秘书回忆，并援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的材料（毛在中央会议上质问陈伯达：&你究竟什么人在搞（指写九大报告&&笔者注）？&陈答：&我自己一个人在搞。&），断然否定了吴法宪的说法。因此，陈是否根据林的意图起草报告，也还存疑。&&&&&&&第三，周恩来是否支持陈起草的稿子。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提供了一个过去不为人知的情况：林认为，&文革&运动过去之后，今后还是要讲国家的经济建设，要搞国富民强，主张九大报告可以从人民、国家的角度去讲。陈伯达为此曾经私下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表示支持。这样一来，林更加受到鼓舞，因为他知道抓经济工作还要靠周。但是，陈晓农编纂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同样依据陈的两位秘书的说法（即陈稿在交毛之前&没有一个领导人看过&），认为高的说法没有根据。&&&&&&&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共九大报告起草的争论，尽管史实还有待进一步澄清，但是多少已经折射出林同毛的不和。吴法宪回忆，九大报告由张春桥等人&另起炉灶&后，林说过：写什么就是什么，我林彪一字不改。九大报告，是林在会上照着稿子念的。张云生回忆，张、姚的三次稿子送给林，林一次也不看，一字也未改，顶多只让秘书讲讲毛对稿子修改的地方。有的研究者认为，林的不满显然不只是对张、姚，还包括对毛。这是后来毛林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征兆。&&&&&&&十六、&第一号号令&问题&&&&&&&关于&第一号号令&，&九一三事件&后，在中共中央下发的有关《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上是这样说的：&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彪乘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发布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这样的大事，竟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事情的经过是，一九六九年，中苏军队在黑龙江珍宝岛地区接连发生武装冲突，此后中苏边界局势日趋紧张。毛泽东提出&要准备打仗&。九月，中苏两国政府首脑商定于十月二十日在北京举行边界问题谈判。中共中央根据当时苏联方面的动向和一些情报，怀疑苏方将以谈判为烟幕，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因此决定在此前将在京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疏散到外地。周恩来留守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黄永胜指示负责作战的副总参谋长阎仲川组织一个前方指挥班子，进入指定位置。黄则带领军委办事组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刘贤权、温玉成等随同进驻。十月十五日，毛泽东离京去武汉。十七日，林彪去苏州。十八日，林彪做出几条指示，大意是：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十月二十日来北京，对此应提高警惕。为了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要立即疏散，各种重要装备、设备及目标要进行伪装和隐蔽，通讯联络要保持畅通，国防工业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部队也要做好发射准备等等。接着，由林彪秘书向在北京的总参谋长黄永胜作了传达。黄永胜向阎仲川传达林的指示。当天晚上，将&第一号号令&依次下达各大军区和海军、空军、北京卫戍区。&&&&&&&近些年，有关&第一号号令&，当事人和研究者都还有不同说法和看法，争论最大的仍在事实方面。争论的焦点在于，&第一号号令&事先是否报告了毛泽东。&&&&&&&当时随同毛泽东在武汉的汪东兴回忆，林采用电话记录的方式，于十月十九日用急件传阅给毛泽东，先交周恩来，由周转毛阅。汪将传阅件送毛，毛一脸不高兴的样子，说&烧掉&，自己拿起火柴点着了传阅件。当天晚上，周恩来打电话给汪，问毛看过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汪告毛已经烧掉，周惊诧未语。&&&&&&&林的秘书张云生则另有说法。张回忆，到苏州的第二天下午，林向张口述了六条指示（即上述介绍的内容）。张做了记录。当时，林让张赶快用电话传达给黄永胜。张问林是不是压一下再发出，林同意并让张给叶群（&林办&主任）看看。据张说，他向叶群提了两条建议，第一，像这样的重大问题，最好请示一下毛主席；第二，第六条讲二炮要做好准备，二炮是管按电钮的，一旦不慎，一次发射可能引起世界大战，因此对这一条应该加上一些限制词。两条建议叶都同意，而且向林彪作了报告。林同意，并说照叶说的办。叶向张云生布置，向毛报告由她负责，传给黄永胜由张负责。晚上七点钟，张将林口述的六点指示电话传给了黄。按张的说法，林是同意报告毛的，而且由叶报告。&&&&&&&据一个材料介绍，在北京的阎仲川是当晚八点钟左右接到黄的秘书电话，赶到黄处，听了黄的传达的。黄传达时讲得不够连贯、缺乏条理，有些地方黄还作些解释和补充。传达之后，阎仲川问黄如何向下传达，黄说用电话跟他们说说就行了。阎仲川考虑到必须确保首长指示传达准确无误，就要参谋按照他的口授，整理出一份电话传达稿，又加了个编号，吩咐下面把它作为&前指&开设以后的第一份首长指示，就从一号编起，叫&一号号令&。阎仲川要参谋将稿子送呈黄，但黄的秘书说黄已经服用安眠药睡下。阎仲川考虑距苏联代表团入境只剩十几个小时，所以一刻也不能耽误，便决定传给有关单位。时间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二十一时半。阎同时指示值班人员上报&林办&，时间是二十一时四十四分。&&&&&&&上述不同说法，引起研究者注意。有人对汪东兴的说法提出疑问：当时的中共中央文件称林彪是以电话直接向毛报告的，汪的回忆却成了经周转报；毛、林、周各在武汉、苏州、北京，如果林先打电话给周，周再形成&传阅件&，很难当天送到远在一千多公里之外的毛，况且，没有任何一份官方文件说过林给周打电话的事情。若毛真的&烧掉&林的电话记录稿，他并没有说明烧掉的原因，为什么就认定是毛对林的&一号号令&不满？即使真如汪所说，当时在场的只有汪，那么将此事告诉林（还有黄等人）的也只有汪，而毛对此事并无指示。叶群十月二十日在京西宾馆已经讲到此事，很可能是十九日得知的。那么，汪为什么如此急切地将这个引起林等人恐慌的消息泄露出去？汪是对谁讲的？怎么讲的？汪回忆称，林、黄等人知道毛的态度后，赶紧下令撤消了&一号号令&。此事纯属子虚乌有。&一号号令&发出以后，全军各部队一直在认真执行，各大军区、各军兵种不断有报告给中央军委，直到一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部队疏散的指示》，这一行动才告结束。既然毛反感此事，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听之任之，始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有研究者注意到，当年参与审理&林彪集团案件&的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图们与作家肖思科合著的《超级审判》一书，谈到一个情况：&两案&的决策者原曾想把&一号号令&问题作为林彪罪状写进起诉书，但感到证据不足。于是，调集十四名军队干部查阅档案，寻找证据。查寻结果，该书未做交代，但是却说到，决策者们一致认为包括&一号号令&在内的几个问题&定罪理由不充分&，因此决定&不列入起诉书内容&。后来，参与查阅档案者有人甚至曾向阎仲川透露，查到了林彪向毛报告的记载。&&&&&&&关于此事，八十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增订版有一个引人注意的修改。这本书一九八一年版本的叙述是：&同日（即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引者注），林彪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被毛泽东发现后制止。&修订后的叙述是：&同日，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做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抓紧武器的生产，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十八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这个&紧急指示&，引起了各方面的极大震动。&修订后的叙述同原来版本有明显区别，首先交代了这个号令的由来，同时交代了号令的基本内容和下达的程序，特别是删去了原来&借口&、&擅自&等带有价值判断色彩的说法，而做了一种中性的事实陈述。&&&&&&&二〇〇三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也肯定&第一个号令&是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国际形势的估计、针对苏军有可能入侵的估计做出的。毛传也没有用&借口&、&擅自&的说法，但是却强调林彪此举事先没有得到毛的批准，&自行&做出指示。毛传的根据，就是汪东兴的回忆。&&&&&&&顺便介绍一下，&文革&结束后，&一号号令&还被作为&迫害老一辈革命家和高级领导干部&的一个阴谋。许多出版物和文章都把当年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和老干部疏散外地，受到迫害，同这个号令联系起来。八十年代末，有研究者根据史料澄清了事实：疏散中央领导人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决策，周恩来主持安排并经中央讨论决定的。至于广大知识分子、干部和文教单位下放，是根据毛泽东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的指示进行的，在&一号号令&之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先后发出过相关文件或指示；况且&一号号令&只限于军队，根本谈不上是干部下放的&最后通牒&。文章来源：&学术批评网 &| &采编：刘杰 &| &责编：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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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艾滋疫情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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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耀洁&&&
&&&&&&&远在1984年北京中科院院士曾毅教授报导了医院血库的存血「被艾滋病病毒污染」；1988年河北省防疫站主任医师孙永德先生发现血库的血被艾滋病病毒污染之后，他大力呼吁，但河北省卫生厅，河北省委，直至中央卫生部和国务院等有关部门，负责国计民生的父母官们都置若罔闻，更没有采取对艾滋病控制的措施，反而为了致富，大搞「血浆经济」。&&&&&&&一. 大搞卖血致富 不管人民死活&&&&&&&90年代「单采血浆站」像春笋一样出现在大地上，仅河南一个省，官办血站二百多个，私办血站多不胜数，全国31个省市，没有一个空白点。这种情况更增加了艾滋病病毒传播与蔓延的途径，加上各种离奇的宣传：「卖血致富、有利健康，不得高血压」，欺骗无知的农民蜂拥而上，前往血站卖血，把他们推向死亡之路。这个极为庞大的弱势群 体，染上了病程漫长（会拖延十多年）的艾滋病，又是不治之症，这些地方的医骗子很多，他们不惜一切手段，用假药诈骗艾滋病病人的钱财，弄得他们贫病交集。他们又没有文化知识，没有写作能力，又不会说出道理，真是有苦难言。此时，官员们又使出几件绝招：将艾滋病疫情列入「保密」范畴，压制媒体对真实情况曝光，河 南省为此开除、驱走了十几名记者。同时阻止外来人进入爱滋村、调查瞭 解情况、或救助艾滋病病人和孤儿，并打压敢说真话揭露艾滋疫情的人们。&&&&&&&因此，全国爱滋疫情的真相被封闭了。十年、二十年过去了，迄今中国大陆的爱滋疫情真相仍未能大白于天下，国内外很多人只知道河南上蔡县文楼村有艾滋病病人，其实不然，全国有很多艾滋病受害者，怕歧视，不敢暴露身份。他们隐藏在茫茫人海之中，已成为鲜为人知的传染艾滋病的传染源。另外还有很多不被人知的爱滋疫情。&&&&&&&日在一次会诊中我发现一个因子宫手术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人，她输的是血库的血，我敏感地意识到库血感染的艾滋病病毒，不会只有这一个人， 她全家特别是她丈夫没有感染艾滋病，令人感到奇怪。此事又遭到省卫生厅官员的训斥，他说「就你们大惊小怪，哪有那么多艾滋病叫你能看见呢？」于是我开始了解艾滋病传播的情况。从此我对以往 相信的艾滋病吸毒传染，性乱传播的说法产生了质疑。又听说，中国艾滋病的感染途径与国外不同，病毒类型也不同，性传播机率低。其主要传染途径来源于「血浆经济」，而政府官员不敢承担责任，掩掩盖盖，花样百出，阴一套，阳一套，为了维护个人和集团的利益，保护自己与同伙的乌纱帽，不管小民的死活。见 & 妙语&十则:&&&&&&&1． 某省农村艾滋病病人问主管卫生工作的张副县长：&俺村因卖血感染艾滋病死这么多人怎么办呢？&&&&&&&&张副县长回答说：&人总是要死的，早死晚死不一样吗？死几个人算啥！&（2001年春，程彦军）&&&&&&&2． 我原工作单位的医院院长说：&厅里（指卫生厅）还未发现一例艾滋病病人，再有记者来采访时你就说河南没有艾滋病病人&。（日，国际艾滋日）&&&&&&&3． 河南艾滋病问题，只要封住高耀洁和桂希恩的嘴，就解决了。（2002年，河南省一次会议认为）&&&&&&&4．&管艾滋病孤儿干啥？他们父母造孽（指染艾滋病）死了，该他们受罪&。（2002年，某处级女干部 ）&&&&&&&5．&抓住高耀洁进艾滋村悬赏500元，其它陌生人奖50元&。（2003年河南全省各地都执行这一指令）&&&&&&&6．我们河南艾滋病问题，关你们湖北什么事？发动村干部打走桂希恩。（2003年，&论桂希恩教授下文楼村&）&&&&&&&7．某县官员说：&张大夫，没关系，过两年死完了就没事啦。&（2003年，张可有感，某官员同感）&&&&&&&8． &建议把艾滋病病人关起来，杀死，烧掉。&（2004年&国际艾滋日&北京名校的硕士生说。一位听到这话的女生反应强烈，她父母卖血供她上学，最后死于艾滋病。这位女生当场与那位硕士生争吵。此事传得沸沸扬扬。）&&&&&&&9．&不卖淫，不嫖娼，不吸毒，不会得艾滋病。&（2005年，防艾知识调查发现40% 的人如此说。）&&&&&&&10．河南艾滋病不是血传播，是共享针头传播的。（2008年，十七大北京会议，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采访河南&美女&高官所说）&&&&&&&以上十条&妙语&多数出自官员之口，言为心声，可见他们对这场人命关天的灾难持何种态度。他们对平民百姓的性命熟视无睹，只有权利至上，其龌龊可耻的灵魂昭然若揭。&&&&&&&二. 我的防艾救孤工作多年遭受打压&&&&&&&自1996年秋，我开始编写印刷预防艾滋病的数据。十多年来共印出120多万份，发往全国各地。同时，我又编写了七册有关预防艾滋病的书籍，发往各地50多万册，共出版一百多万册。这些费用包括邮费和外出的旅差费共花去一百多万元人民币。这些费用都是来自我的各项奖金、稿费和我的私人积蓄。我从未接受过任 何捐款。我为何不愿意接收捐款？因为处境险恶。1999年已发现当局对我很不友好。&&&&&&&2000年对我进行监视，盯梢和跟踪，同时监控我的电话和电脑。他们禁止我在大学讲台上作科普讲座，包括艾滋病知识。&&&&&&&2001年我开始救助艾滋病病人与孤儿，当局便禁止我接见记者，不叫我下乡调查艾滋病疫情，不准许我出国领奖。&&&&&&&2003年，当局利用自称&国宝&的退休工人，自制中药酒的骗子，把我告上法庭，虽然他败诉了，但对我仍持反对的态度，当局又一次禁止我出国领奖。&&&&&&&2007年，美国为我颁发「生命之音」奖，当局阻扰我前往美国领奖，动用50多名警察，把我软禁在家半个月。由于现任国务卿希拉莉女士的努力，中国放行了。他们马上找我，要 我到美国后以高耀洁的名义成立基金会，被我拒绝了。来美国时仍有人监视我，封闭我的消息等，因此把曾金燕（胡佳的妻子）气哭了。&&&&&&&在美国住了一个多月，很多人（其中有国会议员）挽留我常住美国，他们说：「为了你的人身安全，不要回去了。」我想本人工作在中国，那里还有很多艾滋病病人和孤儿，他们需要我，我 不忍心离开他们。于是，我又回到家。当局表面上对我很好，多次送我食品，还送常用物品和电器。其实不然，他们在我的住房前后安装了四个监视探头，来访者经常受阻，并且继续监控我的电话、计算机和信件。&&&&&&&2007年4月，国际天文联合会将38980号小行星命名为&高耀洁星&。这一消息被河南当局封闭了，至今我还没有收到任何证明。&&&&&&&2007年秋季的一天，省政府来了一个大官，他说：「徐书记（河南省委书记）让你写一本《河南艾滋病的今昔》。你可以先去上蔡县文楼村看看。领导说了、我们组织一个写作班子，只用你的带头、指导、签名就行了。」&&&&&&&我一听，其中大有文章，当场拒绝了。三天后他又打个电话，我还是没有答应写这样的书。但我明白了，对我这么好，其原因就在于想利用我替他们说假话，吹嘘来欺骗他人。由此可见，众所周知的&徐光吹&果真名不虚传。&&&&&&&2009年2月，美国国务卿希拉莉访华，要求2月22日见我，当局表面上同意。2月19日我到达北京，20日派一个已从中医学院退休多年的党委副书记赵 芬莉飞往北京，通过警方去堵截我。她估计我会住在曾金燕家，国保堵住曾家房门，不准任何人出入。其实我未住曾家。折腾了两天没有找到我，他们没有达到目的。&&&&&&&除权贵阶层之外，还有很多人关心我，拥护我，支持我。我到美国四个多月，很多人要来看望我，有华人华侨，美国白人，我昔日的学生，抗艾工作者。西密斯大学的王政教授，她受老朋友委托希望见我，来帮助我（我们从未见过面）。既有美国基层百姓，也有美国政府官员，其中包括国务卿希拉莉女士，他们都很关心我的生活与健康。我的三本书，在三个月之内都已发出版社，其中一本已经出版发行。我虽然身居异乡，精神并不孤独。我心里领受各位的善意，但我寄居同乡家中，不愿再添麻烦，故婉言谢绝诸位来访者。&&&&&&&近3~4年来，爱滋疫情出现的一些情况，输血感染艾滋病者日渐增多，官方宣传强调以同性恋，吸毒传播为主要渠道。但我目睹儿童因输血传染艾滋病者达几十人，成人因疾病，外伤和手术输血感染者更多。这些感染者中，年龄最小的周枫林只有10个月，他2006年6月死亡时才19个月。最大年龄的农民赵承月，74岁，2006年2月因&胃出血&在河南省人民医院输入血库的血，感染了艾滋病。难道说这些人也是吸毒和同性恋传播的艾滋病吗？&&&&&&&结合本人的调查，爱滋疫情严峻，很多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向我诉苦求助，仅2008年元月就达58人。这时我明白了，爱滋疫情在农村严峻，血站已转入地下。如今湖北省十堰市郧县孙家湾设「单采血浆站」， 组织山区上万名妇女前往卖血，每600毫升换168元人民币（见日《中国青年报》）。还有不少未揭露出来的血站。只要没人说，外面不 知道，官员们才能发大财，也才能保住乌纱帽。为此他们用了五种 &妙法&：&&&&&&&1.金钱收买，请吃请喝，送红包、困难救济、受灾赔偿等。&&&&&&&2.物质诱惑， 赠送食品、用物、家具、电器甚至楼房、汽车，公款旅游这一招最多。。。。。。&&&&&&&3.荣誉拉拢，奖励、晋升、提拔、党票等。&&&&&&&4.给脸色看，压制、打击、恐吓、监控、软禁，甚至造谣诽谤等。&&&&&&&5.最后一招，对以上各种方法不能制服者，编造个莫须有的罪名，劳动教养，刑事拘留，甚至关进监狱等。&&&&&&&这五种方法很灵，不少敢说真话的人在诱惑，恐吓中倒下来了，有的人再不说话了，有些「能人」一反常态，唱起了赞歌，好一个「太平盛世 歌舞升平」来掩人耳目。&&&&&&&他们说，艾滋病防治得力，现在，有限的「血祸」疫情已过去了。今后艾滋病以吸毒传播，性传播为主要的传播途径，卖血发财的官员们，政绩显赫！达到了维护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之目的。他们互相吹捧，互利互惠，大官高升，其乐融融，只要没有人敢说真相，互掩互盖，外界便无人知晓他们黑暗的内幕和艾滋病的真实情况。&&&&&&&在河南和外省各地，我可以举出许多人被五个&妙法&击倒了。我不想伤害他们，他们也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接受了这种现实。&&&&&&&几十年过去了，没有一个官员对造成大量死亡和感染艾滋病的「血祸」负责，假如有关人员不为钱权；假如有关部门不这么麻木不仁；假如有一点民生意识；假如不去尽力捂盖子，中国艾滋病不会泛滥到这个地步。这场艾滋病灾难死去多少人？只有天晓得。&&&&&&&三. 为三本书问世，我走出国门&&&&&&&2009年3月底，法国驻华大使馆一位女士来电话告诉我说：「法国给你发放妇女人权奖」。我说4月中旬我要去上海领奖，到时我们再说吧。她说好。谁知上海的颁奖会推迟了一个多月，误了法国方面的谈话时间，至今我还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日早上，我的电话又被当局切断。中午有朋友来接我，她说：「你走吧，又要出问题了。」于是中午饭也没吃，就乘汽车到了北京。三天后我去了廊坊市，半 个多月后我又去了四川，6月初去了广州，6月12日我住进了广州郊区的明朗村，此处很偏僻。本来我只想住一段时间，和去年躲奥运会一样，两三个月后就可以 回家了，免遭更多麻烦。同时可以把我手中的三本书稿修正完毕，发给出版社就行了。我多次想，一旦我遭遇不测，这三本书失去了历史价值，我对不起艾滋病病人和家属，特别是病死的人。&&&&&&&我进入「防艾、救孤」工作已十三年多！在坎坷的道路上，在艾滋疫区，不知见过多少艾滋病带毒者的磨难与贫困，病人的痛苦与呻吟，临死前的眷恋与泪水，家属们的悲哀，孤儿们的怨恨，还有被艾滋病魔夺走了全户人家留下的青砖瓦房（卖血钱盖的）。在野地里增加了许多的新坟。更多的是艾滋病患者在歧视和冷漠中过着非人的生活。当今之世，世风每况日下，自私贪婪，冷酷无情，已见怪不怪。&&&&&&&岁月不饶人，体弱多病使我力不从心。自2006年4月老伴去世，再没有一个家人帮助我的工作，子女们总怕招惹是非，更怕惹怒了赃官们的颜面和私欲。还有人看到我那几万元奖金而眼红？骗子们更是不停地骚扰我。。我孤苦伶仃，度日如年，若不是这三本书需要留在人间，我早该安息了！死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这是我真实的想法。我并没有任何心理障碍，而是被社会逼出来的思想。我不是艾滋病病人，也不是家属，只是凭我这颗普世良心，替这个艾滋弱势群体说些真话，做些实事。逼得我走到如此地步。&&&&&&&举个例子来说吧。官方悬赏五百元给举报我的人，（举报其它人赏五十元）。他们想尽办法拦阻我们进爱滋村。日，我和高燕宁教授，杜聪在艾滋病疫区双庙村，差一点被当地人抓住。我去艾滋病病人家中送东西，村干部站在屋顶上监视着。若把东西给这些村干部，病人就一点也得不到了。我往贫困疫 区寄东西（书籍、衣物）遭到当局途中没收。生活和行动被限制，电话和计算机被监控，外出被跟踪盯梢，甚至被软禁等，限制我的人身自由，迫使我的工作无法进展，只好闭门静心总结这十三年多的艾滋疫情见闻。&&&&&&&6月份，我得知谭作人先生调查四川地震死亡学生的真实人数，他的目的在于帮助弱势群体呼吁，却遭到许多阻力与打击，中国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逮捕了他。我与谭作人先生的工作性质类似，但我所做的范围广，人数多，时间长，影响大。谭先生的前车之鉴，我不得不提高警惕。我不是贪生怕死，我要把爱滋 受害者的真实情况整理成书出版，留给后人，做为历史的一页，否则我死不瞑目。于是我决定外出。这时我不知哭了多少回，我流的泪有时把枕头湿透。本人已八十三岁了，在世年日为时不多。为了将中国艾滋病疫情的真相告知世人，我离开自己的国家，飞越重洋，冒险远行，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高耀洁 2010年元旦于美国重整文章来源：作者授权 &| &责编：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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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民为什么可以要求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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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说到德州。刚看到新闻说，奥巴马获得连任后，66万美国民众要求独立。这些民众遍布全美50个州，以德州人最多。将近8万德州人提出，要把德州从联邦中分离出去。他们甚至在请愿书引用《独立宣言》，阐明他们拥有&解散当今政体&并建立新国家的权力。可怜的奥巴马还没从选战中缓过劲来就被这件事情弄的颜面尽失，德克萨斯州州长佩里也尴尬无比，赶紧发表了声明。
& & & &大家一定会好奇，为什么在自由的，有民主选举的美国，也有人要搞独立呢？其实，这就是美国&胜者全拿&的选举的弊端了，我在中就谈过这个问题。你想，如果你是德州的保守派，假如从今以后每年的选举，民主党都能搞定那几个摇摆州，你德州再怎么上下扑腾，充其量获得本州100%的支持率和票数，那又怎样？还不是就只有38张选举人票么？最终，民主党政府还是会一统天下。
& & & &这场选举，支持共和党的白人明显比上次2008年的选举多。可是，由于亚裔和西裔等新移民的涌入，白人的比例在逐渐在减少，选票的作用也就相应降低了。你不喜欢奥巴马，还能怎么办？大不了用脚投票，办移民，可是往东是大西洋，再过去是福利主义的欧洲，更加不自由，经济更糟糕。往西是太平洋，过去是大中国，对不起，社会主义不欢迎你，更不用提语言不通了。往南是古巴，巴西，委内瑞拉，一大堆搞社会主义的国家，保守派能喜欢么？
& & & &那德州人怎么办？奥巴马注定是要连任了，富人税要加的，不买医保是要违法的。要自由，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揭竿而起，脱离联邦。
& & & &也许有人说，这不是瞎胡闹么？分裂岂不是更违法？其实，独立或脱离联邦，还真有一定的法理的，从独立宣言到美国宪法，以及州宪法都有支持依据。
& & &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过美国的国旗？
& & & &在美国国旗上有13条杠，&50颗星。50颗星，好理解，代表50个州，那13条杠代表什么？13条杠其实代表了13个州。是当初美国从英国殖民地独立出来的那13个州。当时，美国的国旗不仅画了13条杠，还只画了13颗星。后来，每增多一个州，就加颗星，到现在才有了50颗星。
& & & &后来陆陆续续进入的州都是自愿的，是自愿与原联邦结盟的，当然按法理，也应该可以自愿离开。美国的宪法是拥有主权的各州缔结的契约,&联邦政府是各州的代理而已。如果联邦政府出现了违反宪法的条文，那么各州是可以自由退出的。
& & & &著名的法国学者，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也表示了类似的观点。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写道：&联邦是各州自愿缔约形成的，他们联盟在一起，既不放弃他们的国籍，也不屑为同一类的人，如果其中一个州选择退出联盟，联邦很难反对这种权利，联邦政府没有权利，也不能使用武力直接来维护联盟。&
& & & &除了托克维尔，支持美国各州脱离联邦有合法权利的权威人物还有，托马斯&杰斐逊、约翰&昆西&亚当斯、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威廉&绕勒。比如，独立宣言的起草人，美国国父托马斯&杰斐逊，在1801年的总统就职演讲时就说：&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想解散这个联邦，或者想改变它的共和体制，那就让他们不受干扰而作为对平安的纪念碑吧，因为有了平安，错误的意见就可得到宽容，理性就得以自由地与之抗争。&
& & & &美国学者汤玛斯伍兹的《另类美国史》书中写道，&弗吉尼亚、纽约和罗得岛，这三个州在签署宪法的时候，附加了一个条款：如果这个新政府变得具有压迫性，那么它们就可以从联邦中退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这三个州才加入了联邦。弗吉尼亚在1861年退出的时候，援引过该州批准宪法时的这一条款。但是，由于宪法也建立在平等原则上&&所有的州在尊严和权力上是平等的，没有哪个州比其他州拥有更多的权力&&因此，这三个州所援引的脱离权，必定同等地扩大到全部的州。&
& & & &众所周知，每年的7月4日是美国独立节。7月4日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建国日，而是为了纪念独立宣言在费城得到批准，而独立宣言是北美13个英属殖民地宣告脱离大不列颠帝国，宣告独立的纲领性文件。既然，当初可以从英联邦中独立出来，为何今天就不能从美联邦中，和平地独立出去呢？
& & & &事实上，美国历史也出现过南北分裂
& & & &在南北战争爆发前，林肯任总统，他主张废奴，实现人人平等。而南方各州要求保留蓄奴制度。后来意见不和，南北分道扬镳，南方7州组成美利坚联盟国，宣告脱离美利坚合众国。
& & & &南方不接受废奴法并非蛮不讲理，对他们来讲，废奴制度是涉嫌违宪的。按照1791年的宪法第九条修正案，宪法对某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否定或忽视由人民保留的其他权利。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宪法默许了各州保留蓄奴权。其次，《独立宣言》和宪法都要求保障财产权。如果当时，民众把拥有奴隶视为财产，黑人作为私有劳动力，那么宪法当然要考虑如何保障这种权利，废奴则意味着政府对私人财产权的强制。再者，美国宪法第十条修正案，&本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保留给各州行使，或保留给人民行使之。&当时，南部的总统杰斐逊&戴维斯就说，&宪法对脱离的问题是沉默的，而各州从未授权联邦政府镇压脱离行为的任何权力。因此，脱离联邦一如既往的是各州自留的权力。也就是说，我们各州应该有这种权利。&
& & & &当然，最后南方战败，南北统一。但这并不表示，当时南方的分离是不合法理的。
& & & &如今，德州爆发了脱离联邦的运动。最初这个运动是针对奥巴马医改的。奥巴马医改法案，最让保守派无法接受的是，该法视&不买保险的行为为非法&。显然，政府强制保险侵犯了个人正当的财产权和自由权，因为买不买保险是个人最基本权利体现。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美国民众反对奥巴马医改，而。美国政府权力是受到宪法约束的，国会是不能随意立法的，联邦的权力是有限的。按照宪法第十修正案，各州当然有权决定自己的保险制度。
& & & &这次要求独立的民众，都在《独立宣言》上签名。因为，在独立宣言中主张，&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 & & &既然联邦可以任意制定出不被民众认可的，甚至践踏公民的财产权和自由权的医改法案，作为德州民众当然是有权力反抗，甚至提出独立。而且，不管是德州宪法还是美国的宪法，没有一条提到，不允许德州脱离联邦。德州宪法中（1876年至今的），都明确申明，&所有权力都应该来自民众，民众可以按照自己认为的方式更迭政府。这项权利，民众永远拥有而且不可剥夺&&。
& & & &我们不知道，德州的独立运动将会如何发展，也许最后会不了了之。但是，从这些民众发出的呼声，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对自由价值的渴望以及对宪法和法律的尊重。美国的国父，富兰克林曾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国。&美国之所以伟大，也许正是因为这点。
来源：喷嚏网/选编：邓峰/责编：刘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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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性”文化值得被鼓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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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腾讯评论&&&
&&&&&&&导语
&&&&&&&昨日，网络流传出一封李彦宏写给百度全体员工的内部邮件，题为《改变，从你我开始》。李彦宏在邮件里，着重讲了自己的理念&百度要呼唤狼性、淘汰小资&。
&&&&&&&企业家宣扬&狼性&文化并不少见，可究竟什么是&狼性&文化？它又是如何在中国被传播、被接受的呢。
&&&&&&&01 &狼性&文化从何而来？
&&&&&&&国人自古就有托物言志的情结
&&&&&&&自古以来，国人趋向于以物言志，将某种精神特质和追求用有形的物体表达出来，所以，才有了古代诗词歌赋中&赋、比、兴&的手法，也才有了文人骚客们&寄情于物&、&物为心声&的境界。传统文化的底蕴似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今的企业家，使他们习惯于以物拟人、以物言情，最终导致了他们的仿生学情结。
&&&&&&&用一种动物的特征形象地表达企业文化，成为中国企业通行的做法，我们不妨将其称为&企业文化的仿生学情结&。除&狼&之外，经常被用来比喻企业文化的动物还有牛、虎、狮、大象等。
&&&&&&&任何企业文化只有被员工接受、认同才有可能转为实际的力量，企业文化的仿生学倾向，正体现了企业家&让员工容易接受、愿意接受&的心态。企业家们这样做，在心理学上讲，是成功的。
&&&&&&&华为和《狼图腾》加速了&狼性&文化的传播
&&&&&&&说狼性文化在中国的风靡，不能不提一本书&&《狼图腾》，不能不提一家公司&&华为。
&&&&&&&《狼图腾》自2004年出版以来，至今已经发行300万册，出人意料地成为了畅销书。该书以北京某青年在内蒙古草原上插队的经历为主，由十几个连贯的&狼故事&组成，对&狼文化&做出了描述和定义。该书出版发行后，备受好评尤其是得到企业家的赞许。海尔集团董事长张瑞敏就无比推崇《狼图腾》，认为&狼精神&是对企业文化无与伦比的超前认识。
&&&&&&&而华为，则是中国企业狼性文化的&始作俑者&。任正非将狼的性格融入管理文化，以培养出一批永远处于饥饿状态的&饿狼&为己任，&居安思危，不是危言耸听&，任正非这样告诫所有华为人。即使是在华为工程师因为加班猝死而引发的&床垫文化&讨论中，任正非仍然在内刊中回应&创业初期形成的&床垫文化&至今仍要坚持和传承，我们还必须长期坚持艰苦奋斗，否则就会走向消亡。&（床垫文化是指华为员工因为长期加班无法回家而携带床垫前来上班的现象）
&&&&&&&对企业而言，&狼性&具有三个特征
&&&&&&&概括起来，作为被企业家推崇的狼性文化，在他们嘴里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首先，嗅觉敏锐，善于捕捉机会。在大草原上，狼似乎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它们的主要目标&&羊或羊群，窥视着羊的活动规律甚至牧羊者的状况，一有机会，马上出击。商界，从行业的发展到战略的制订，从价格的变动到竞争者的动静，企业家认为无时无刻不需要这样&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狼性。
&&&&&&&其次，富于进取心和攻击性，且不轻言失败。狼袭击羊时，常常是死死咬住，不会轻易放弃。而且狼并不是咬死一只饱腹而已，而是在最短的时间里，能放倒多少就放倒多少。这种富有攻击性、贪婪、执著的精神反映了许多中国企业为争取生存而不顾一切的心态。
&&&&&&&最后是团队精神。狼很少单独出没，总是团队作战，所以才有&猛虎还怕群狼&之说。在竞争日益激烈的行业，团队精神的威力越来越受重视，这是中国企业尊崇狼性文化的又一个缘由。
&&&&&&&李彦宏说：&他们对狼性的三个定义，对现在的百度非常合适：敏锐的嗅觉、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群体奋斗&，说的就是以上这三点。
&&&&&&&然而实践中，&狼性&往往就成了老板&敲打&员工、希望员工拼命的工具
&&&&&&&尽管人们可以将&狼性&引申为各种企业发展的要素&&如李彦宏的&三点&，但在实践中，希望员工像狼一样拼命往往才是老板们最核心的目的。
&&&&&&&李彦宏把&狼性&文化的对立面定义为&小资&，他认为&有良好背景，流利英语，稳定的收入，信奉工作只是人生的一部分，不思进取，追求个人生活的舒适才是全部&的人就是&小资&。并明确喊出了&鼓励狼性，淘汰小资&。据说李彦宏还提出了诸如提前上班、延长工作时间等具体措施。
&&&&&&&而华为在2010年，让所有员工自己选择&做奋斗者，还是劳动者&，员工们被要求提交一份申请，&自愿&成为&奋斗者&。不提交者，则自动划入普通&劳动者&之列。二选一中，员工所要付出的代价各不相同&&&奋斗者&要承诺放弃带薪年休假，非指令性加班费；而普通&劳动者&则可以享此福利，但他们在考核、晋升、股票分配等方面则&可能会受到影响&。
&&&&&&&02 &狼性&文化其实不过是中国传统法家文化的变种
&&&&&&&&狼性&文化承袭了中国法家&法术势&的内核
&&&&&&&中国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给当时的统治者提出的建议就是要搞&法术势&。法，即靠严厉的规则约束人；术，即靠奖惩来诱导人；势，即靠威权来恐吓人。
&&&&&&&虽然后世的中国统治者自诩为儒家信奉者，但实际实施的就是法家这一套。而不管是李彦宏的邮件内容，还是华为的&二选一&措施，说到底也是在诠释这一套&法术势&。
&&&&&&&&狼性&文化建立在&令人恐惧比受人爱戴更伟大&的信条上
&&&&&&&斯大林说&令人恐惧比受人爱戴更伟大&，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就是靠&令人恐惧&实现了领导人的绝对权威和民众的绝对服从。
&&&&&&&中国的很多企业家也是这种&铁腕政治&的爱好者。正如知名博主和菜头所言&&大多数企业主依然在搞官场政治手腕那一套。第一就是玩威吓，动不动群发一个邮件。不是说&末位淘汰&，就是&减员增效&。意思是老子管着你的饭碗，你给老子小心一点。
&&&&&&&03 &狼性&文化的缺陷在哪里
&&&&&&&&狼性&文化能实施的前提是劳方权利薄弱
&&&&&&&人，都有双手双脚，手脚并用，他才有力量。企业中的员工，本来既可以用脚和老板谈判&&不满意我就走人；也可以用手和老板谈判&&员工之间抱团与老板议价。但中国的员工只有脚，却被捆住了手。
&&&&&&&而在国外劳方可以手脚并用，比如大众公司的工会可以要求下班后就别给员工发工作邮件，并和资方谈判达成。即便日本这种向来有员工视企业为家传统的地方，也有员工与企业谈判的&春斗&、&秋斗&。正因为中国的老板没有尝过各种&斗&，才敢大谈&狼性&文化。
&&&&&&&&狼性&文化有利于机械性工作，却未必适合创新
&&&&&&&&狼性&文化看起来有利于工作&&员工拼命干活，产出自然就多。然而员工的产出只是建立在&拼命&上吗？
&&&&&&&如果这一点能成立，那中国的企业早就该&雄霸天下&了。但事实上，中国真正能在世界上领先的企业主要是富士康这种加工企业，而创新型企业普遍落后。原因显而易见&&拼命与产出的正比例关系在机械性劳动中存在，在创新型劳动中却未必成立。学者郭宇宽在《从荷兰风车看&康乾的盛世&》中写道：荷兰人在300年前就发明了风车来碾谷子，而同时期的中国还在使用人力畜力。荷兰人的发明正是由于他们懒惰，所以他们愿意把精力用在设计制造风车这样可以节省劳动力的发明上。
&&&&&&&今天的荷兰人还是非常懒惰，&每天下午五六点钟，街上店铺就都关门了，几乎从来不会加班，在夏季的公园里，海边上，到处都是懒洋洋晒太阳的人&，但今天的荷兰无论是创新能力、人均GDP，还是人民幸福感，都在世界名列前茅。
&&&&&&&结语
&&&&&&&不妨把百度作为一个例子继续观察，看看&狼性&的魔力究竟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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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错在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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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曾有西方学者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在于权力斗争。金冲及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说，这个话是很说不通的，我们要问两个问题，第一，毛泽东的权力当时是不是受到什么威胁？谁能够跟他的声望与权力相比？不存在这个问题。第二，如果他真要消除某一个人的权力，那用不着发动&文化大革命&,刘少奇那样的地位，《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就站不住了。
文/金冲及&&&
&&&&&&&毛泽东的心理因素&&&&&&&&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发生，邓小平跟法拉奇的谈话里说了那么几句话，他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做了错误的估计。&&&&&&&&为什么毛泽东那时候提出要避免资本主义复辟，在他看来，头脑里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中央领导层中，对有的问题的看法也并不完全一致，大家都熟悉的包产到户，批判很突出的一条是&单干风&。当时有的同志提出的还不仅仅是包产到户，提了分田到户。大家知道包产到户所有制不改变，是管理制度的变化。分田到户，那就牵涉到所有制的问题。当然提出来的同志也是好心，也是作为权宜的临时措施，但这对毛泽东来讲，这可了不得了。当时国民经济比较快地恢复，毛泽东就感到原来有些人对困难估计得太严重了。&&&&&&&另外，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很多黑暗面。大家知道他很有名的一段批示，这些黑暗面要被作为一个阶级来打到。他批在什么地方呢？是当时农业机械部的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写了一封信，他说，我这一次到洛阳拖拉机厂去蹲点，我知道了许多以前从来不知道的事情，他说我们现在有很多老干部在我们取得了政权以后，他就处在当权的地位，他就可以利用特权为所欲为，这样发展下去社会主义的企业就可能会变成资本主义的企业。薄一波在信上批,这是个问题，它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者是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毛泽东就在这个上面批，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种状况不改变，&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最后必须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本主义打倒。&当时&四清&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大量的报告。当时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还有一个就是彭德怀再次上书，他认为是&翻案风&。&&&&&&&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讲，毛泽东曾经跟她说了那样一段话，&我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他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文革&开始那一年，他73岁，他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想在他的有生之年，要防止国家改变颜色，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他跟阿尔巴尼亚一个代表说，&我的身体还可以，但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毛泽东和几个人讲，刚才讲的干部问题，现在干部那么多人，我们也不可能都认得，谁了解他，只有群众了解他，只有发动群众，充分来揭露，揭露来以后，在他看来，你是正确的，说一说也没有坏处，将来再重新出来。不好的，这样就可以发现，把它去掉。他还说，杜勒斯要把和平演变中国的希望寄托到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所以我们发动红卫兵，让他们年轻时候经过那么一场斗争，当时称为反修的斗争，他们长大了就能够知道中国如何避免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他是这样的一套想法，所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毛泽东犯了两个非常极其的错误&&&&&&&那个时候已经进行了&四清&了，搞过一些文化方面的批判了，为什么还要搞&文化大革命&呢？毛泽东认为，这些办法只是枝枝节节，他说&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在他看来，&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种方式。&&&&&&&但是，毛泽东犯了两个极其严重的错误。&&&&&&&第一个是他把问题的严重性，甚至问题的性质判断错误。&&&&&&&他把这些问题认为都是要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尤其是他认为他不在了，今后国家会不会变颜色，大家都熟悉的&516通知&里面提到，&混进了党内、政府内、军内、文化界的很多人都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分子，有朝一日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改变颜色。&实际上，这种看法完全是混淆敌我、混淆是非，把问题估计得太严重了。&四清&时就讲，看来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当时少奇同志还补了一句，我看三分之一挡不住。当时就把这个问题看得那么严重。&&&&&&&第二个是采取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应该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它的黑暗面，但这个黑暗面怎么来消除，这要靠发展社会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逐步采取措施，限制消除黑暗的东西。毛泽东当时发动群众，一开始可以让&群众来一个放任自流&。大家知道，没有正确的引导，中国6亿人口的国家，情况复杂，那可了不得。文化大革命期间，从我们的经历可以看到，往往因为在社会上，那时候是社会主义真正特权者人数很少，无非是待遇高一点儿，有的还有一点特权，一个是领导干部，另一个是高级知识分子，你现在号召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跟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下，以前凡是自己觉得不得志的，几乎都起来了。从我所接触到的事情来看，平时所谓的恩恩怨怨，都在&革命造反&的旗号下，来一下恶性的大爆发。在中国，如果不加引导的放任自流，搞&大民主&，是非常可怕的。而且野心家就可以在这个里面浑水摸鱼，制造很多事件。毛泽东的那个阶级斗争，想通过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把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等等，完全是错的，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这些错误认识，集中地形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另外那个时候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发展到了狂热的程度，也有许多年轻人是出于对他的崇拜而起来&造反&的。由于集体领导的破坏，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发展到个人专断，也使得党和国家难以防止和纠正错误，所以导致让悲剧的发展到达到一切、全面内战，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且非常严重。&&&&&&&&潘多拉的盒子&，毛泽东关不上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的档案保存得很完整。凡是他看过的文件，画过一道线的都保存着，而且附件都还在，人家的来信、报告，附件也在。那么多的档案看下来，我明白前面他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但有很多事情情况的发展，往往并不是他所预期的，甚至于有相反的。比如说时间搞多久。&&&&&&&我在档案中看到的，一开始毛泽东并没有想到会延长到十年之久，但头儿一开，只能是按局势的发展一步步滑下去，他也控制不住了。毛泽东最初的设想是搞到1966年底，到1966年8月，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在这一年10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说，这个运动才5个月，可能要搞两个5个月，或者还要再多一些时间。1967年1月全面夺权开始，他说现在两方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2、3、4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2、3、4月，或者还要长。全面夺权以后，各地的武斗愈演愈烈。&&&&&&&对于武斗，毛泽东很吃惊，他跟很多外宾讲，&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局面失去控制以后，时间越拉越长，到1969年要开九大了，他觉得这是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转折了，所以讨论文件时说，&文革小组不要加上，是管文化大革命的，文化革命快结束了，用常委。&但九大不久，九届二中全会又发生了林彪事件。第二年毛泽东又开始病得很厉害。&&&&&&&大家知道，高文谦写了一本《晚年周恩来》，他在序言里面讲，周恩来死了以后，毛泽东就要在中南海要放鞭炮，很多人一看，毛泽东丧尽天良，怎么能干这件事儿。问张玉凤，因为放鞭炮的是张玉凤。她说：大家看毛主席是伟大领袖，我们天天伺候着的只感到他是又老又病的病人，周总理是日去世的。去世后，毛报过一次病危。在那时候的1月底，当时北京没有禁止放鞭炮，中南海是到处响起鞭炮声，毛看着人家都回去过年了，说就你们几个陪我这个病人，你们也拿两个鞭炮去放放。高文谦说的仿佛也有根据，周恩来是1976年1月去世的，毛泽东是1月份说的让人在中南海放鞭炮。事情的性质都不一样。现在很多人搞这些花样，什么手段都有， &谎言说上一百遍就成了真理&。我看，中国人可能习惯了，只要是排成铅字的，就感到是真的，假定有很多人讲，觉得至少是无风不起浪，不会是凭空来的。文章来源：共识网&人民网文史频道 | 采编：刘杰 | 责编：李辉来源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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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民主群星的陨落——《“民主堡垒”群星陨落记》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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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锐&&&
&&&&&&&今年我已经吃96岁的饭了，精力体力大不如前，很少伏案握笔。前不久，李凌同志将他的书稿《&民主堡垒&群星陨落记》给我，并嘱写序言。我之所以应命，是由于这本大著中有我熟悉的人，主要描述了当代许多著名学者、大师的悲惨命运，所关注的问题恰恰是我晚年不断呼唤的&何时宪政大开张&。可以说，这本书是当代中国历史变局的一个例证。&&&&&&&当年领导云南地下党活动的省工委书记郑伯克，是我在中组部工作时的同事，又同住一栋楼的邻居（已经去世），他在云南多年，曾亲临联大指导工作，解放后就被打成&地方主义&，从一线退下，再没有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1939年夏，我到重庆参加南方局青年工作会议时（青委书记是蒋南翔），认识了袁永熙，他当时是西南联大党总支书记、省青委委员，刚从云南调到重庆南方局办的青训班学习。1941年，皖南事变后，全国白色恐怖，他奉云南省工委的批示从昆明到农村隐蔽起来，继续在个旧地区从事党的工作。随后奉南方局组织部的命令，1944年回西南联大复学，参与领导学生民主运动。他曾有过短暂辉煌，解放后，在团中央任学生部副部长、清华党委书记、校长助理。他的夫人陈琏（陈布雷的女儿）因他被打成右派而离婚，文革中自杀。&&&&&&&还有何功楷，也是&一二&九&运动后武汉秘密学联的成员。他的哥哥何功伟，在抗战初期被国民党杀害，延安开过追悼会，是我参加筹办的。何功楷在外交部工作，任过驻外大使。&&&&&&&1952年以前，我一直在报社和宣传部门工作，非常关心国家形势的发展，对国民党镇压民主运动曾写过不少文章。昆明的&一二&一&惨案，随后李公朴、闻一多相继遇难，是震动全国的大事。书中的统计数字说明：&一二&一&前，昆明的大学中只有党员20多人，运动之后发展到100多人，仅西南联大就有71人。西南联大存在的八年多时间里，曾在校就读的学生约8000人，毕业的本科生、硕士生3800多人，先后在校中学习和工作过的中共党员有206人。其中&一二&一&惨案中遇难的烈士有于再、潘琐、李鲁连、张华昌（于、张不是联大的）。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的有肖亮、刘国　（小说《红岩》中刘思扬的原型）、钟泉周、钱泽球、江文焕、荣世正，还有参加云南武装斗争牺牲的烈士吴国珩、曾庆铨、陈海、陈虞陶，共13人。大多数学生解放后在各种工作岗位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如马识途、宋平、王汉斌、彭　云、何东昌、何功楷、沈克琦、李晓等。有一位1940年在联大毕业的老教授、研究美国史的专家刘绪贻，书中没有提及。2012年5月，武汉大学为刘教授一百岁大寿开了庆祝研讨会。由于他坚决反对&用民本偷换民主&的&维稳&，以此压制改革，大家歌颂他为&百岁非毛派&，要力挺&刘绪贻精神&。我的贺辞：&关心祖国和人类命运，为实施宪政努力奋斗&，悬挂在大厅；还编入纪念文集《野老丹心一放翁》的首页，文集有近100人的文章，约120多万字，有很多文章是歌颂联大的民主自由，抨击蒋介石专制独裁贪污腐败的。由此可以看出，西南联大这个&民主堡垒&对最后战胜国民党所作的贡献了。&&&&&&&西南联大能够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堡垒，不仅是云南省工委领导了联大有战斗力的党组织，一批优秀党员和许多进步同学奋不顾身的英勇战斗；还有一支富有民主思想的校领导和教授队伍，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联大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成，后两校校长蒋梦麟、张伯苓都在重庆有兼职，不能来云南，校务由清华校长梅贻琦全权主管。梅的人品与个人修养极佳，从不轻易发言，成竹藏胸，言出必行，行必有方。陈寅恪如此评价：&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严谨，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梅的生活也很严谨，他将校长专用车改为公用车，自己尽量步行；每遇困难挺身而出，从不独断专行。清华成立之初就是民主治校，梅校长力主学术自由，抗拒政府政治控制的教育体制，学校有教授会、评议会和教务会议，最有发言权的是教授，被称为&教授治校&。梅视教授为大学的脊梁，1931年就职演说有这样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没有读过大学的华罗庚，入学考试英语差的吴晗，数学极差的钱钟书，都是他引进的人才。在云南时，梅校长对校内中共地下党的组织活动从不干涉，甚至加以保护，对国民党镇压学生行动时则予以抵制。&&&&&&&联大有一支出名的富有民主思想的教授队伍。著名学者、诗人闻一多遭国民党刺杀，引起轩然大波，激发更多知识分子站到国民党的敌对方面。罗隆基、潘光旦、曾昭抡、费孝通、向达、吴晗还有云南大学的潘大逵等，都是竭力促进中国民主化变革进程的。他们大都留过学，受西方科学、民主和宪政治国的影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专制统治深感不满。皖南事变后，一部分国民党参政员组成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就是为了促进中国民主变革的一次重要行动。西南联大的许多教授都成了民盟的高层成员。这当然也是联大成为&民主堡垒&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年坚持民主制度的人，未必接受马克思主义。如罗隆基，抗战前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就因为批评国民党统治下的人权状况，鼓吹言论自由，就大受迫害，要取消他的教授资格。他的政治思想，就是从英国拉斯基学来的政治学，在《新月》月刊上发表的文章，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作了直接的批评，如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的理论（现在罗的这种见解已经被学术界接受了）。这些教授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是极其真诚的、坚决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还可以说陈寅恪教授，我过去并不知道这位大学者，是上世纪80年代黎澍同我去钱钟书家拜访时，听钱谈到，解放初期，郭沫若写信给陈，邀请他到科学院第二历史研究所任所长。陈回信说：如要我当所长，这个所就不讲马克思主义，请你告毛泽东、刘少奇得到他们的同意。陈没有去台湾，一直留在广东中山大学，也没有北上。陈是史学大师，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陈是真正的家学渊源：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和父亲陈三立都支持维新变法，举办新政，遭到撤职。他的哈佛大学同学吴宓对陈的家世也极为佩服，在《日记》中称赞他&造诣出群，非偶然也。&&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陈寅恪认为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他曾经指导&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桎梏&当时指三民主义，后来指马克思主义。中央曾先后派章士钊、陈毅、周扬等人到广州劝说陈来京就职，陈一一谢绝。&&&&&&&这些当年反对国民党蒋介石专制统治的进步青年和精神独立的教授们，结合在一起，就成了&民主堡垒&，乃星空中璀璨夺目的群星。这种定性是完全正确的。&&&&&&&李凌这本书的书名是《群星陨落记》，它不是要写群星，而是要写群星的陨落。1949年之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被赶到台湾去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成了大陆的执政党。根据当年共产党尤其毛泽东着重宣传的，要建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这些民主教授和革命学生们追求的目标可说已经达到了，这不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吗。可是奇怪的是，就像天文学上发生的流星雨一样，群星乱落了！这一本书就是记下了这一页历史。&&&&&&&1949年以来，政治运动不断（有学者统计，大小40多次），这些运动不论叫做什么名字，都是&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都是整人的，首先是打击知识分子的。书中写到：当年受周恩来派遣到昆明做龙云工作的华岗，取得很大的成功，还一度化名在西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