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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番始末(明)许进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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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番始末(明)许进 撰
官方公共微信二、《盛世危言》
　　郑观应的著作《盛世危言》全面体现了郑观应的思想精髓，它是中国思想界中一部较早思考中国社会如何从传统向现代转型问题的著作，系统提出了从政治、经济、教育、舆论、司法等诸方面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革的方案，如它主张在政治上建立议会式的立宪政体，在经济上主张大力发展民间工商业，建立现代工业，等等，对处于工业文明的强大冲击之中的中国社会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
(一)版　　本
　　《盛世危言》是郑观应在《易言》的基础上写成的，《易言》写于19世纪70年代，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郑观应的认识也不断加深，他在光绪十年(1884)从新加坡往槟榔屿途中，于日记写道：“晨起，披阅《易言》，觉昔日见闻，以今日证之，多未透彻。”(《南游日记》闰五月二十一日)光绪十一年(1885)1月，因太古洋行的索赔控告，郑观应被拘留于香港，5月下旬虽得回澳门，却过着隐居生活。这期间他贫病交加、怀才不遇，但仍不停思考问题，《盛世危言》一书就是他在这一时期以《易言》为基础辑著而成的。他在该书的《自序》中这么说，“自顾年老才庸，粗知易理，亦急拟独善潜修，韬光养晦，爰检旧箧，将先后所论洋务五十五篇，请家玉轩京卿、陈次亮部郎、吴翰涛大令、杨然青茂才先后参定，付诸手民，定名曰《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出版后，影响很大，版本约有二十多种，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多的一种书，大多数是坊间书贾为适应当时的读者需要而刊印的，这部分基本上是没有经过郑观应本人手订和同意出版的。经过郑观应手订的只有光绪二十年(1894)刊行的《盛世危言》五卷本、光绪二十一年的增订新编十四卷本和光绪二十六年增订新编的八卷本。《盛世危言》版本情况见下表。
《盛世危言》版本简表
篇数和卷数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三月
宏道堂刻本。书首即有“光绪件春付印”篆书六字。
正文五十六篇，附录、后记二十七篇。分五卷、五册。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此刻本极少见，它比一般通行的五卷本缺少四篇：正文《考试下》一篇，附录《训俗·天下四大宗论》、《防边下·行军以间谍为先论》、《铁路·中外铁路论略》。《盛世危言》是在《易言》基础上扩写和改写而成。写作时间主要为年间。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秋冬间
无出版处，排印。书首有“光绪仲春付印”篆书六字。
正文五十七篇，附录、后记三十篇，共八十七篇。分五卷、五册。
上海图书馆
无出版时间，估计也是甲午年冬
无出版处，排印。估计系郑观应自己印刷。
上海图书馆
个别字句与“甲午仲春付印”版有出入。
光绪二十一年(1895)乙未
上海古香阁铅印本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书首有“重印”二字，即根据甲午年冬排印版“重印”。
光绪二十一年(1895)乙未
上海赐书堂石印
三十七篇，分上、中、下三卷，三册。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即《易言》三十六篇本改名。《易言》中《论考试》所附《论洋学》篇改列为正文，故为三十七篇。
光绪二十一年(1895)乙未
无出版处，排印。估计系郑观应自己印刷
正文比五卷本增加四十七篇，附录、后记一百十三篇，共二百篇。分十四卷，八册。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对原五卷本各篇多有增删修改，个别篇重写
新增的四十七篇为五卷本定稿以后所写。
光绪二十二年(1896)丙申
上海书局石印
与甲午版五卷本相同外，后附十篇科技知识文章。五册
上海图书馆
光绪二十二年(1896)丙申
上海书局石印
六十六篇，分四卷、四册。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前三十七篇即《易言》的内容，后二十九篇，主要辑录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中一些篇章和李提摩太一些文章拼凑而成。
光绪二十二年(1896)丙申
上海书局石印
篇数内容与甲午版同。分六卷、六册。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
文瑞楼石印
篇数内容与甲午版同。
北京图书馆
排印在自强学斋治平十议书内。
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
无出版处，只标明“仿泰西法石印”
四十五篇，分六卷、六册。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比十四卷本新增的四十七篇少《铁路下》、《议院下》两篇。
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
剑南同德会刻本
篇数内容与十四卷本同。分十四卷、八册。
北京图书馆
黄缎封面，刻有“敬呈御览”四字，显系呈献给皇帝看的。
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
天保山房刻本
除正文、附录、后记与五卷本八十七篇相同之外，另增附录十七篇，分十二卷、六册。
南京大学图书馆
这个版本极少见，卷首有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春写的“序”。各篇排列次序与五卷本不同。
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
天保山房刻本
篇数内容与丁酉版《盛世危言补编》同，分六卷、六册。
南京大学图书馆
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
上海六先书局发兑
篇数内容与十四卷本同，分九卷、八册。
上海图书馆
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
上海著易堂精校石印
篇数卷数与十四卷本同。八册。
北京图书馆
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
图书集成局铅印本
篇数内容与甲午冬排印版五卷本同。分六卷。
上海图书馆
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
图书集成局铅印本
篇数卷数与丙申上海书局石印本《盛世危言续编》同。见本表(十一)。
上海图书馆
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
图书集成局铅印本
篇数内容与丁酉版《盛世危言补编》相同。见本表(十四)。
上海图书馆
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
待鹤斋排印本
正文和附录、后记等共二百篇。分八卷、八册。
上海图书馆
篇数虽与十四卷本相同，但篇名有变化，如增加《原君》、《自强论》等多篇，篇目排列次序比十四卷本变化较大，如《议院》在十四卷本列在第二十七篇，八卷本则提前到第二篇。
翰华阁书店铅印
分十五卷、八册。
南京图书馆
此书系郑观应大半生所写书札、企业章程等文章汇编，因此可称为“文集”。它不是前面的《盛世危言》的“续编”或“补编”。
　　注：《盛世危言》版本很多，此表未能尽收。“藏书处”如有两处以上，只注明一处。表中各版本按刊行时间先后顺序排列。
　　《盛世危言》(五卷本)有正文57篇，附录、后记30篇，共87篇。该版本的刊行时间在学界有一些争议：有学者认为，《盛世危言》写成于光绪十年(1884)，证据是该书的卷首有彭玉麟在光绪十年所写的“序”。但据夏东元考证：一方面，郑观应是在光绪十年7月13日才说《易言》“多未透澈”并打算修订重写的；而另一方面，在《易言》“自序”中，郑观应说：“不必谓言出于谁某，而但问合于时宜与否。应亦盛世所弗禁，大雅所不斥也 。”在他看来，切合时宜的言论即使是“危言”亦不应因为“盛世”而禁锢。彭玉麟的“序”写于“甲申冬日”，“冬日”即“冬至”，由此推，即是写于光绪十年12月22日。从时间上看，是郑观应意识到《易言》应修订重写的4个月后，其时，正是郑观应在8月中回到广东后即为援台之事去香港并一直在彭玉麟左右，其间，在工作之余，他一边考虑扩写修订《易言》，一边也有机会请彭玉麟为《盛世危言》作序。虽说当时《盛世危言》未写成，但作为蓝本的《易言》也可提供给彭玉麟作序。因此，《盛世危言》的写作应是光绪十一年夏郑观应从香港羁留解脱之后才开始进行的。
　　关于《盛世危言》的出版时间，有观点认为基于郑观应的“自序”写明是光绪十八年(1892)而推测该书是在光绪十八年出版的，但这种说法也有疑问，从此书的“序”和“跋”看：陈炽的“序”写于“癸巳七月”亦即光绪九年七月，杨毓辉的“跋”写于“癸巳暮春之初”，也就是同年春；吴广霈的“跋”写于“壬辰仲冬”，即光绪八年冬天，由此可以肯定，《盛世危言》(五卷本)的刊行时间应在光绪九年秋冬之后。此外，从一些观点的阐述也可作出推断，《防边下》附节录的《行军以间谍为先论》谈及间谍工作的重要性时说：“日本之欲图朝鲜，以扰东三省，蓄念于十年之前，其所规画岂无形迹之可睹？苟多派明干之人，广寄耳目，伺察情形，自可未事而预为之备，何至直待和议决裂，而始岌岌焉筹战守哉？且当兵衅既开之后，彼于我军之调赴何处，设防何地，无不留心侦探；而我于彼军之虚实，反有所不知，一任彼之蹈瑕抵隙，声东击西。我军即能坚守，不致丧师失地，而兵力已疲于接应矣。”这段话显然是在光绪十年7月下旬中日战争之后说的，因此也可推断《盛世危言》的刊行时间应在光绪二十年秋冬之间。但此说法也有疑问，据夏东元考证，后来他还见到《盛世危言》(五卷本)的宏道堂刻本，其内封印有“光绪甲午仲春付印”，还有存书者陈敏如所书的“二十年四月二十三日书”字样，但这个刻本比通行的五卷本缺了四篇(《考试下》、《训俗》的附录《天下四大宗论》、《防边下》的附录《行军以间谍为先论》、《铁路》的附录《中外铁路论略》)。由此可见，《盛世危言》(五卷本)最早于光绪二十年春刊行，光绪二十年7月中日之战开始后，又加入上述四篇排印成后来通行的《盛世危言》(五卷本)。该版本的篇名为《道器》、《学校》、《西学》、《考试》上下篇、《议院》、《日报》、《吏治》上下篇、《教养》、《游历》、《廉俸》、《通使》、《训俗》、《善举》、《藏书》、《公法》、《交涉》、《书吏》、《狱囚》、《女教》、《医道》、《税则》、《商务》、《技艺》、《纺织》、《农功》、《垦荒》、《旱潦》、《治河》、《赛会》、《铁路》、《电报》、《邮政》上下篇、《银行》上下篇、《开矿》、《铸银》、《禁烟》上下篇、《传教》、《贩奴》、《国债》、《建都》、《防海》上下篇、《防边》上中下篇、《练兵》、《民团》、《水师》、《船政》、《火器》、《弭兵》。共57篇，另有30篇“附录未尽之词及中外通人明体达用，因时制宜，援古酌今，有益世道之文”。(《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凡例)加起来共87篇。
　　光绪二十一年(1895)9月、10月间，《盛世危言》(十四卷本)问世。这期间，正值甲午战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郑观应救国之情也随之迫切起来，他说：“今中日战后，时势变迁，大局愈危，中西之利弊昭然若揭。距作书仅年余耳，而事已迥异，故未言者再尽言之，已数易其稿 。”该版本在五卷本的基础上增加了较大篇幅，对此，郑观应作了详细说明，指出新增正文有“《商务》二、三、四、五篇、《商船》上、下篇，《保险》，《商战》下篇，《纳捐》，《议院》下篇，《公举》，《日报》下篇，《铁路》下篇，《修路》，《练将》，《练兵》下篇，《民团》下篇，《海防》下篇，《边防》四、五、六、七、八篇，《江防》，《间谍》，《巡捕》，《典礼》上、下篇，《刑法》，《条约》，《交涉》下篇，《入籍》，《停漕》，《厘捐》，《盐务》，《旗籍》，《卫屯》，《驿站》，《限仕》，《汰冗》，《革弊》，《度支》，《僧道》，《盗工》，共计四十三篇”，并附录“未尽之词及中外通人救时之文”，两共百十三篇。统计二百篇。类分富国、强兵、开源、节源四大端，共十四卷，装成八本。(《〈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凡例》)新增的篇目主要内容涉及兵战、商战以及经济和科技发展等问题，尤其是针对甲午中日之战前后的形势和战争中暴露出来的弊病提出“救治之法”。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月，《盛世危言》(八卷本)刊行。这一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侵占京津地区，中国处于动乱之中。郑观应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对时局也有所感悟，因此就促成他再对《盛世危言》进行修订出版。该版本在《盛世危言》十四卷本基础上进行修订，但改动没有在《盛世危言》五卷本基础上修订《盛世危言》十四卷本时大，他只是在《盛世危言》十四卷本的基础上删掉《僧道》，增加了《原君》、《自强论》、《阉宦》、《户口》、《圜法》五篇，重写《学校上》、《学校下》、《边防六》三篇，增写《边防九》，把《议院》列在全书第二篇，其余就只是对一些文字进行修改。
　　上述三个版本的《盛世危言》均由郑观应手订，如果以五卷本为主，联系十四卷本和八卷本的内容进行研究，可以看到郑观应思想发展的脉络，有助于对其思想总体的系统理解。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卷本出版后至郑观应逝世，历经二十多年，《盛世危言》没有郑观应亲订新版本问世。本志按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的排列顺序，对《盛世危言》文章进行简要介绍。
(二)内容简介
　　《道器》
　　本文从《易·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发论，引述道家、儒学关于天地万物，道为根本的理念，用以解释天地万物之生成、发展，所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希望从“本源”上去把握、理解社会纷繁的事物，发现并抓住历史发展的规律，为近代中国所面对的“千年未遇之变局”寻找新的出路。文中，郑观应指出，“原耶稣传教之初心，亦何尝非因俗利导，劝人为善”，所坚持的与中国上古的“道”并无二致。只是到了后来，他的门徒“私心附会”才使“西人”“不知大道，囿于一偏”。中国本来既注重“大道”，也重视“名物象数之学”，由于秦汉以来中原战事不断，学人“循空文而高谈性理”，以致“堕于虚”而失之实，器用不如“西人”，一时被动挨打，其实这只是暂时的。郑观应认为，目前“西人”也已经意识到自己虽然在“一切汽学、光学、化学、数学、重学、天学、地学、电学”方面有所成就，但毕竟“无所依据”，器用虽好，却迷失了使用方向，他们最终还是要“由博返约”，回归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即中国的“道”所蕴含的“同轨、同文、同伦”的原则上来；而中国又将会理性地坚持自己对“道”的追求，更学习“西人”先进的器用，也必将自强起来，融进世界文明的潮流。因此，他满怀信心地说：“恭维我皇上天亶聪明，宅中驭外，守尧舜文武之法，绍危微精一之传，宪章王道，抚辑列邦，总揽政教之权衡，博采泰西之技艺。诚使设大小学馆以育英才，开上下议院以集众益；精理商务，藉植富国之本；简练水陆，用伐强敌之谋；建皇极于黄、农、虞、夏，责臣工以稷、契、皋、夔。由强企霸，由霸图王，四海归仁，万物得所，于以拓车书大一统之宏规而无难矣。”《盛世危言》八卷本篇后有增写附言，就“道”、“器”的辩证关系作进一步的引申，强调中西社会必将在“我师彼法”、“彼师我道”中走向“一道同风”的境界。
　　在《郑观应集》中，收有两篇《学校上》，一篇《学校下》。第一篇《学校上》在五卷本中原题为《学校》，因八卷本增写《学校下》，而将这篇《学校》定名为《学校上》。
　　《学校上》是郑观应针对国内教育状况而介绍西方各类学校办学方法的文章。郑观应先对设立学校的意义进行了论述，指出：“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其次，对中国教育的内容进行了批判：“书院之设原所以集士子而课以艺学，使之明习当世之务，而为国家之用。今日虽有书院”，“所作不过尘羹土饭，陈陈相因之语，于国家利病，政治得失，未尝一及。而天文、格致、历算等学，则又绝口不谈。其有讲实学，严课程，以文章砥砺，务为有用之学者，千不得一二。”郑观应还介绍了西方学校的收费、年级设置及教学内容。由于收费低，西方学生不分贫富，均能进入学校学习，“初训以幼学，间附数学入门、本国地理等书”。“院中生徒亦分数班。班有专师，有专教算学之师，有专教格物之师，有专教重学、理学、史鉴、舆地、绘画、各国语言文字之师。”学习内容则有“一经学、二法学、三智学、四医学”。此外，还有技艺院，学科有“汽机、电报、采矿、陶冶、制炼、织造等”。另外，还有“武学院”、“通商院”、“农政院、丹青院、律乐院、师道院、宣道院、女学院、训瞽院、训聋喑院、训孤子院、训罪童院、养废疾院，更有文会、夜学、印书会、新闻馆”。这样，学生们就能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专业。在年级设置上，西方学校按年龄把学校分成三等，“初学以七岁至十五岁为度，求粗通文算，浅略地球史志为准，聪颖者可兼学他国语言文字；中学以十五岁至二十一岁为度，穷究各学，分门别类，无一不赅；上学以二十一岁、二十六岁上下为度，至此则精益求精，每有由故得新，自创一事，为绝无仅有者”。最后，郑观应在文中针对中国教育中的存在问题提出通过大量翻译西方著作尽快普及知识的建议，“今中国既设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各堂，历有年所，而诸学尚未深通，制造率仗西匠，未闻有别出心裁创一奇器者，技艺未专，而授受之道未得也。诚能将西国有用之书，条分缕晰，译出华文，颁行天下各书院，俾人人得而学之。”只有这样，“以中国幅员之广，人材之众，竭其聪明才力，何难驾西人而上之哉！”正文后有附录四篇。第一篇为王紫诠广文《去学校积弊以兴人才论》，主要有四方面内容：其一，论述人才是决定国家强盛的因素。其二，肯定中国古代的教育内容对今天仍有意义。其三，指出中国教育存在的弊病。其四，提出解决弊病的方法。第二篇题为《德国学校规制》，文章介绍了德国学校的制度、课程设置、专业分科及各科的学习内容等。第三篇题为《英、法、俄、美、日本学校规制》，文章分五个部分介绍了题中所列五国的学校学制、教育经费、学费、学校人员配置、教师和学生数量、课程设置、各专业学习内容等。文末，郑观应总结道：“不修学校，则人才不出；不废帖括，则学校虽立，亦徒有虚名而无实效也！”第四篇题为《英、德、法、俄、美、日六国学校数目》因为与《西学》的附录《英士李提摩太〈七国新学备要论〉》第二段以下的内容完全相同，只存目。《学校上》有“附言”一篇，郑观应此借用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有关中日国力比较的文章，说明国家要富强着重在学习西方的办学、办报、建书库等三项工作，赞扬盛宣怀的办学做法，并主张学习俄国和日本的经验，“援照西法，广开学堂书院，认真讲求，较盛观察所设者规模宏敞，则各艺人材何患不出？自足与泰西争强竞胜矣！”第二篇《学校上》即为八卷本的《学校上》。本文除了阐述教育的重要意义和中国教育亟待改革的迫切性外，还介绍了德国和日本的学制、课程设置。在文中，郑观应还提出具体建议，一是“教育人才，文、武并重”，专设官员负责。二是聘请中外名家编写教材。三是各地筹款，各州县遍设小学、中学，各省设大学，鼓励自费出国读书者，“回国者准给凭照，优奖录用”。四是办工艺院，帮助贫民子女掌握一门技艺以谋生。
　　《学校下》中，郑观应抨击了中国小学教育的落后现状，师资水平低，教材、教学方法陈旧，使得“童子以读书为至苦，就学校如就囹圄，对师长如对狱吏，恒思半途废业，弃文就武”。郑观应认为，要改变这种现象，就要在教材、教学方法上进行根本改造，他建议：“初学蒙童每日授以方字，逐字讲解意义。不妨悉用土音，每日以识二十字为限。俟识二千余字，即选《二十四孝》、《二十四悌》、《学堂日记》、《感应篇图说》、《阴文图证》等书，先取目前有形之物，日用寻常之事，或俗语浅文，或韵言歌诀，使其易于索解，易于记诵者编为三百课，配以石印绘图。每晚为讲一课，随令还讲，即加句读，作为次日之生书。次晚背诵无讹再上第二课。每早仍添识新字，以满六千字而止。”第二年，读“各国人物风俗诙谐故事”。第三年，“择《国策》、《史记》、《汉书》等文理稍深，篇幅较长者，仍选三百课，随讲随读，兼温字义。”在这三年的学习后，“授之以四书五经，有不声入心通乎？其开笔联句之法：或函牍，或故事，或新闻，先由一、二句至三、四句，扩充至数十句、数百句。苟文理通顺自成段落，即谓之作文。”提倡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达到教学的目的。
　　《西学》
　　本文中，郑观应针对国内某些自命清高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现象，指出“今日之洋务，如君父之有危疾也，为忠臣孝子者，将百计求医而学医乎？抑痛诋医之不可恃，不求不学，誓以身殉，而坐视其死亡乎？”作为解决国内弊病的重要良方。首先，郑观应把西学分为天学(即算法、历法、电学、光学)、地学(即测量、经纬、种植、车舟、兵阵)、人学(即政教、刑法、食货、制造、商贾、工技)，认为西方学说“派别条分”，“无一不精”。而中国人对待西学“皆浅尝辄止，有名无实。盖总其事者，不精其学，未识师授优劣，课艺高下，往往为人矇昧，所以学生每况愈下，不如人”。因此主张：国家要强盛，必须做到“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 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然则欲与之争强，非徒在枪炮战舰也，强在学中国之学，而又学其所学也”。他还指出：“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知其缓急，审其变通，操纵刚柔，洞达政体。教学之效，其在兹乎。”《西学》的附录有三篇，一是《英士李提摩太〈七国新学备要论〉》，介绍英、法、德、俄、美、日、印七国的学校情况，其中包括学习内容、学生年龄、学校的数目、上各类学校所需的费用等等。在这篇附录后面，郑观应针对当时轻视西学的说法写了一段附言，强调当今中国面临千年未遇之困局，要解决问题，要“御外侮，固邦本”，就必须废时文，兴实学，重西学。要“广方言馆、同文馆”，“罗致英才”，把西方学说的精髓学到手。第二篇附录是郑观应写的《中国宜求格致之学论》，文章回顾了三代以来、唐宋以前中国重视实学的教育传统，又以西方为例，证明讲求格致之学的国家总是能走向强盛。强调必须“勤求典学，惟日孜孜，上下一心，励精图治，将见格物致知，穷理尽性，帑项不虞其支绌。庶几泄千古未尽之藏，宇宙永庆升平，不且巩万祀无疆之业哉！”第三篇附录是郑观应所撰《华人宜通西文说》，指出国人掌握西方外国语言，便于学习先进思想、技术，及与列强交流沟通，对本国有极大好处。
　　《女教》
　　本文是郑观应对女子教育问题的探讨。在文中，郑观应介绍了中国古代女子教育情况，主张学习西方女子和男丁同受教育的制度，建议把西方的有关教材译成中文，与中国的诸经、列传、训诫女子之书一起，因材施教，以培养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贤女”、“贤妇”和“贤母”。建议废除“裹足”陋习，“通饬各省广立女塾，使女子皆入塾读书。其美而才者，地方官吏赠物赠扁以奖荣之。各塾女师如能教化贤才，卓有成效，咨请旌奖以劝将来。”文末附言针对女子裹足陋习而写，强调裹足有违自然、伤害身体，应“永除此陋习也”。
　　《考试》有《考试上》、《考试下》两篇。
　　《考试上》反映的是郑观应有关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观点。郑观应考察了西方的考试选拔用人机制，建议学习西方做法，走学习、考试、取得文凭、进入选拔这一系列的程序，以选出各个岗位最合适的人才。他还对考试内容提出具体建议：首科考“一、考经史以觇学识。二、策时事以征抱负。三、判例案以观吏治”。再“挂牌招考西学：一试格致、化学、电学、重学、矿学新法。二试畅发天文精蕴、五洲地舆水陆形势。三试内外医科、配药及农家植物新法”。至于考官，必须是“大书院出身有执照为凭者”。在录取的标准上，郑观应提出，主考官在做鉴定时，应“论其艺而不论其文，量其才而不拘资格，精其选而不必定额数。即使制艺为祖宗成法未便更张，亦须令于制艺之外，习一有用之学：或天文，或地理，或算法，或富强之事。苟能精通制艺，虽不甚佳，亦必取中。如制艺之外一无所长，虽文字极优，亦置孙山之外”。除此之外，郑观应还对武科的考试内容和标准提出要求：“一试能明战守之宜，应变之方，深知地理险阻设伏应敌者。二试能施火器，命中及远，驾驶战舶深知水道者。三试制造机器，建筑营垒炮台，善造战守攻诸具者。一经拔擢，令入武备院、艺术院再行肄业，优给俸禄。武备院以收才力勇智之士，艺术院以收聪明技巧之才，惟必须读书明理，文字清通，方能入选。”为了更好地传播西方的先进科技，郑观应主张先建西学书院，教师由“精通泰西之天文、地理、农政、船政、算化、格致、医学之类，及各国舆图语言文字、政事律例者”担任，学生为十五至二十岁“已通中、外文理者”。经过学习、考试，“其历考上中等者咨送院试，考取后名 曰艺生，俟大比之年咨送京都大学堂录科，准其一体乡试会试。其有独出心裁，能造各种汽机物件，及有著作者，准其随场呈验，并许先指明所长何艺，以凭命题考试。此于文、武正科外，特设专科以考西学，可与科目并行不悖”。其次，郑观应还鼓励高材生出国学习，国家给予一定的资助，归国后也会起较大的作用。他认为，这几方面做到了，就能达到“天地无弃材，国家即永无外患”的目的了。本文的附录题为《法国激励人才说》，该文主要以己丑年法国对各行业的奖励为例，介绍法国对于在各自学科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才给予奖励的具体做法，文章对奖励的内容、标准、项目等各个方面均作了详细的描述，并建议我国仿效。
　　《考试下》是郑观应在对考试内容经过重新思考后而写成。首先，郑观应认为《考试上》中把考试内容分为文、武科和西学是“縻费而无实效”的，主张学习西方做法，把书院改成为“文、武各分大、中、小三等。设于各州、县者为小学，设于各府、省会者为中学，设于京师者为大学”。学习内容改为，文学分六科：“一为文学科，凡诗文、词赋、章奏、笺启之类皆属焉。一为政事科，凡吏治、兵刑、钱谷之类皆属焉。一为言语科，凡各国语言文字、律例、公法、条约、交涉、聘问之类皆属焉。一为格致科，凡声学、光学、电学、化学之类皆属焉。一为艺学科，凡天文、地理、测算、制造之类皆属焉。一为杂学科，凡商务、开矿、税则、农政、医学之类皆属焉。”武科分两科，即“一 曰陆军科，凡枪炮利器、兵律营制、山川险要及陆战攻守各法皆属焉。一曰海军科，凡测量、测星、风涛、气候、海道、沙礁、驾驶及海战攻守各法皆属焉。”其次，郑观应认为，西方在教育上、科技发展上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做法已在实践中得到证明，我国“步趋其后，较易成功”。在师资上，“由各省督、抚改择通中、西实学者以为教习”；分好科目，“人得以就其质之所近专习一业，或大成或小就，皆得蔚然兴起，为国家有用之材。”课程设置为三年完成，期满考试。注重翻译，“由西文译作中文，以西学化为中学，不及十年，中国人才无难与泰西相颉颃。”注重人才，使人才均能各尽所能，做到“政无不理，事无不举。”在郑观应看来，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向西方学习，是国家富强的首要因素。本文的附有题为《何沃生律师所著〈新政论议〉》的摘录。阐述学校对人才选拔的重要意义；建议细分学习科目；因材施教，广育人才；严格考试制度，使人尽其才。
　　《藏书》
　　本文郑观应回顾了中国的藏书传统，论述了“广置藏书以资诵读者”的重要意义，还着重介绍了西方各国的藏书数量和藏书馆的建制，特别是英国图书馆的运作情况等。针对中国的大多数藏书因战争而散佚，其藏书状况与大国的身份不符这一现实，建议“各直省督、抚，于各厅、州、县分设书院，购中外有用之书藏贮其中，凡外国未译之书，宜令精通西文者译出收贮。派员专管。无论寒儒博士，领凭入院，即可遍读群书。至于经费，或由官办，或出绅捐，或由各省外销款项科场经费。将无益无名之用度稍为撙节，即可移购书籍而有余。仍常年储备专款，分派员役管理，稽查所有新书，随时添购”。郑观应还指出，近代科学很多都是“暗袭中法而成”，但今天却在中国失传，而在“西域转存其旧”，与一直以来不重视藏书有关，如能“合天下之才智聪明，以穷中外古今之变故，标新领异，日就月将，我中国四万万之华民，必有复出于九州万国之上者”。本文有一篇附录，题为《西士〈论英国伦敦博物院书楼规制〉》。着重介绍了英国伦敦博物院的书楼，从建筑规模、藏书数量、可容纳人数、书桌设备，到创办时间、创始人、借书规则、读者年龄、书目查阅方法等情况。有“附言”一篇，介绍英国博物院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展示，认为对国家文化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关于议院的论述有两篇——《议院上》和《议院下》。
　　《议院上》反映了郑观应有关议院的认识和观点。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以西方议院为标准，论述上下议院的运作、功能、作用、议员条件、选举方式。他认为，议院是“公议政事之院也”。“欲借公法以维大局，必先设议院以固民心。”议院分上、下两院，“上院以国之宗室勋戚及各部大臣任之，取其近于君也。下院以绅耆、士商才优望重者充之，取其近于民也。选举之法惟从公众。遇有国事，先令下院议定，达之上院；上院议定奏闻国君，以决从违。如意见参差，则两院重议，务臻妥协而后从之。”在他看来，设立议院有许多好处，这首先是因为它能“揽庶政之纲领，而后君相、臣民之气通，上下堂廉之隔去，举国之心志如一，百端皆有条不紊，为其君者恭己南面而已。故自有议院，而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故断不至数代而亡，一朝而灭也”。其二，回顾中国古代以来的议政传统，指出在当今所处的形势下，“列国通商难拒绝”，更应恢复旧时的议政传统，在形式上学习西方，“先立议院，达民情，而后能张国威，御外侮”。“议院兴而民志合、民气强耳”。郑观应还对如何选出合格的议员提出自己的建议：借鉴西方经验，“议院为国人所设，议员即为国人所举。举自一人，贤否或有阿私；举自众人，贤否难逃公论。”“举主非入本籍至十年以后，及年届三十，并有财产身家，善读书负名望者，亦不得出名保举议员”。对于议院讨论的论题，每天刊出，“朝议一事，夕登日报，俾众咸知”。其三，反驳国内某些人认为唐宋以来中国即有议会的言论，论述设议院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郑观应指出：唐宋时代的“台谏御史”由于“爵禄锡诸君上，则不能不顾私恩；品第出于高门，则不能悉通民隐。而籍贯不可分，索行不可考，智愚贤否不能一律，则营私植党，沽名罔利之弊生焉”。现代的议员由于来自民间，“则草茅之疾苦周知，彼此之偏私悉泯；其情通而不郁，其意公而无私，诸利皆兴”，所以，“故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中国而终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议院上》有两段附言。第一段针对国内一些诸如“议政院宜西不宜中，宜古不宜今”的言论而写。郑观应介绍了世界上的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这三种政治制度模式，提出“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而且这种政治制度的国家“普天之下十居其六”，中国要富强，就要学习西方，实行这种政治制度。第二段附言是郑观应针对国内政治腐败的现象而写。郑观应在这段附言中描绘了官场上各种嘴脸，“畏葸者，同官互相推诿，不肯任怨，遇事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折锱铢，察及毫末，自负精明，不顾大局是也。敷衍者，蒙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只贪小利是也。颟顸者，徒具外貌，实无把握，空言塞责，不切事情是也。”最后指出，这些弊病不设议院无法解决：“是非设议院不为功！”
　　《议院下》是十四卷本所增，在八卷本中注明是“甲午后续”。本文是郑观应对《议院上》所论述的议院制度所作的进一步的补充。在该文中，郑观应首先对《议院上》的第一段附言作补充，指出：在世界上的三种政治制度中，君民共主是最理想的一种社会制度，他还以英国的强大国力为例证明这种体制的可行性。其次，郑观应在本文中回顾了西欧各国从原来的“以权势治民”走向君民共主的议会制度的历程，详细地论述了西欧的各国议会的选举运作模式，其中包括议员的年龄、身家财产、纳赋税情况等等。在文末郑观应点出本文的主题，同时也表明了他的政治思想倾向：“议院之设，原以示大公无我，上下一体也。西国以公议堂为政事之根本，既有议院，君不得虐民，而民自忠于奉上。”本文的附录题为《今古泰西诸国设立议院源流》，这篇文章全面回顾了西方设立议院的历史。其一，古代。郑观应对希腊、罗马、德多尼三国进行考察，描述了三国中几个主要城市的议政方式，其实已有了近代西方议会制度的雏形。其二，近现代。在上院方面，郑观应主要介绍了法国、葡萄牙、英国、普国、奥国、意国、巴西、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士、美国的上院情况，由此概括出“泰西各国上议院规制之大略也”。在下院方面，各国人数数量和薪酬各有不同，他还以英国、法国、美国、奥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瑞典、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为例，概括出“泰西今日各国下议院规制之大略也”。《议院下》的附论题为《答某当道设议院论》。这篇文章刊于八卷本，是郑观应答复盛宣怀的一封信，盛宣怀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中询问郑观应：“变法以何者为先？”郑观应这篇答复文章，强调设议院开国会宜先。在这篇文章中，郑观应对设议院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进行了详细阐述，并针对国内各种说中国不宜设议院的理由一一进行了反驳。《议院下》的附言题为《议院论》。详细论述了世界上三种政制模式，即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其观点也倾向于君民共主之国。
　　《公举》
　　本文是十四卷本所增，八卷本加上“甲午后续”。文章主要有三方面内容：其一，中国历代举荐官员的方式是“取士以科第，专尚时文”，后又实行异地为官，“近代设官之意，惟重杜弊，如以此省之人往彼省而筮仕，彼省之人来此省而为官，似欲阴胁其人，使不能赡宗植党，以厚施要结民心，又欲明制其人，使不能泄怨报恩，借公事愉快己意。控驭之法似为得宜，不知朘剥百姓，贻误地方，呼吁无门，最为下策。”因此，郑观应反对当时这种异地为官的选官方式，并认为只有公举才是唯一办法。其二，介绍西方公举状况，其入选资格包括财产、年龄、操守、学问等。举荐人必须“身家清白有产业若干”，参与选举者“须年在二十五岁左右，有产地于国中，品学兼优，操守廉洁者，方得被选。亦有但问其才力能否胜任，不必问其身家殷实者”。西方的议员“即民间之委员，由县而府，由府而国。而事之利弊，民之好恶，胥藉委员以达之。为委员者，将出其所学以济民之困，而养民之和。凡军国大政，其权虽决于君上，而度支转饷，其权实操诸庶民”。“至于陪审公正人员，亦向择于众百姓中”。其三，针对国内举荐官员机制方面的缺陷，主张学习西方做法，首先将公举的基础事宜做好，即办报纸、办学校，增加信息流通渠道，提高人民的议政素质，改革由保举人推荐官员的做法，“欲祛官吏弄权躁进钻营夤缘之习，当必自广开学校，教育人材，复行乡举里选之汝始。”
　　《原君》
　　本篇是八卷本所增，“甲午后续”也系同时所加。本文主要有两方面内容：其一，对历史上中西方的皇权制度进行了论述，在中国古代，帝王“以举国为私产”，“忘乎天之立君者何为，民之仰望于君者何事也。或借公而济私，或挟私而废公。为主者既各私其公，为臣者亦各私其私，君若臣皆得各擅其私利。而熙熙攘攘之民，遂交受其害，而不得复沾其利。”再看西方历史，“罗马之提挈群豪，拿破仑之鞭笞宇宙，固已囊括欧洲，几成大一统之雄图。惟以兵力压人，不行仁政，或数传覆裂，或及身俘虏。”在君民关系上，虽然先贤们对此多有论述，诸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等。现实中的君王“百计防维，全其权，固其私，为子孙谋。去古人利天下之心愈远而愈失。此所以治乱相寻无百年而不变”。其二，在君民关系上，提出帝王虽说是“万民之主”，但如果“水旱之灾不闻减膳，奇冤之屈鲜照覆盆。皆由此晏然之一念，而成此漠然之全体。此其病在君之不爱民。而民亦于束身免死之外不顾其他，以为兵戎兴败，司之者有武员；国社存亡，主之者有天意”。“积久而困兽铤险，显聚萑苻；外患纷乘，坐资奸利。亦由此冥然之一念，而成此恝然之全体。此其病在民之不爱君。二者交弊，转而为交害，此必至之势，无幸免之理也。”郑观应提出自己对君王的认识与要求：“为君者，毋曰竭天下万民之利以养一人也，而 曰溥天下之利以养万民，予一人分而给之，总而理之斯可矣。勤勤恳恳焉，日不及餐，夜不及寐，视天下万民之事皆己之事，视天下万民之身如己之身；尽地利，薄赋税以养之；设学校，择师傅以教之；天下有病民者吾斥之，天下有虐民者吾诛之；天下有爱民者吾亲之，天下有利民者吾显之。”做到这样，“自能上合天心，下合民心，天下之人惟恐其不克为千秋万世之共主。”本文的附言是为的日本名士深山虎太郎所著的《民权》、《共治》、《君权》三论，作为正文的观点的理论依据。
　　《自强论》
　　此篇是八卷本所增，“甲午后续”亦同时所加。在本文中，郑观应首先指出，中国要“求安图治”，就要自强，要自强，“非变法不可”。专制政治“究不如立宪政治之公”，“立君政治者，即君民共主之国，政出议院，公是公非，朝野一心，君民同体，上无暴虐之政，下无篡逆之谋。英、德二国驯致富强，日本变法借材异域，比利士、瑞士列入万国保护之中，遵斯道耳。”郑观应批评了当局虽然有一些变法举措，如“亲贵游历，科举改章；广设学校；考取优生，肄业泰西，各专一艺；讲武备，开议院；改律例；定商律、报律；开报馆；译西书；改官制；设巡捕；广邮政；维持圜法，广开矿产；行印花；用民兵；重农工；保商务；开银行；行钞票等事”，但其目的只是保住眼前利益，“志在敷衍，惮于改革，不求中外利病是非，只知安富尊荣，保其禄位。行政之人尤安于苟且，无论如何美政，由朝廷饬下督、抚，由督、抚饬下司、道，由司、道饬下府、县。府、县召书吏以一纸告示城乡，略加新名饰耳目，此外寂无举动矣。甚或前任所为，后任裁撤。虽创之费巨，成之日久，皆所勿恤。”针对这些现象，郑观应主张，应学习日本，尽快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才能改变目前“上下离心”的现状，实现自强的目的。《自强论》有两篇附录：一篇题为《胶报〈论普国中兴事略〉》；另一篇题为《薛叔耘星使〈变法论〉》，原为十四卷本《交涉下》附录，八卷本移作《自强论》附录，前篇是郑观应从报纸中选录的文章，介绍普国“破除旧制”，“刻意图新”，“凡民皆有自主之权”，而使国力增强、战胜法国军队、成为“地球中第一等强国”的历史，用作中国自强的借鉴，后篇再次强调变法图强的重要性。《自强论》还有节录两篇，第一篇题为《国民报·公义》，是郑观应从《国民报》节录的文章，探讨世界上一些国家的亡国原因，举了犹太、波兰、印度为例子，指出亡国的根本原因是“皆由其士民颓敝，不早振奋，膜视国事，故驯至受此惨辱而不能自立也”。提醒国人要有所作为，以免蹈人覆辙。第二篇节录题为《纯常子〈自强论〉》，文章认为：“吾愿论自强者当求所以然之故，勿为一二新论所锢，勿袭一二陈言而自以为得”，应当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五卷本原有《日报》一文，因十四卷本增写《日报下》，故将《日报》改为《日报上》。
　　《日报上》有四个方面内容。其一，回顾了中国历史上民情上下互通的方式，指出：“欲通之达之”，报纸才是最好的渠道。其二，介绍了西方报纸业界的繁荣景象，大小报纸有日报、月报、周报、半月报，按内容分涉及各种行业，“凡献替之谟，兴革之事，其君相举动之是非，议员辨论之高下，内外工商之衰旺，悉昕报馆照录登报。主笔者触类引伸，撰为论说，使知议员之优劣，政事之从违，故日报盛行，不胫而走。”“总各国计之，每一国有三、四千种，每种一次少者数百本，多则数十万本。出报既多，阅报者亦广。”对于办报，西方各国的政府都给予支持，“一、免纸税，二、助送报，三、出本以资之。故远近各国之事无不周知。”而在当时的中国，办报者都是外国人，这种现象应该尽快改变。其三，建议中国办报“概用华人秉笔”，报纸的内容应该“劝善惩恶，兴利除弊”。像西方报纸那样，“政事有何更改，兵制有何变迁，商务制造有何新法，足以有益于人者，精心考核，列之报章。大、小官员苟有过失，必直言无讳，不准各官与报馆为难。如有无端诋毁勒诈财贿者，只准其禀明上司，委员公断，以存三代之公。执笔者尤须毫无私曲，暗讬者则婉谢之，纳贿者则峻拒之。”“于本国之兵机，不宜轻泄；于敌人之虚实，不厌详明。”其四，论述了报纸对社会教化的作用。郑观应认为，有了报纸，“作奸犯科者明正典刑，报纸中历历详述，见之者胆落气沮，不敢恣意横行，而反侧渐平，闾阎安枕，此有功于除暴也。士君子读书立品，尤贵通达时务，卓为有用之才。自有日报，足不逾户庭而周知天下之事，一旦假我斧柯，不致毫无把握，此有功于学业也。其余有益于国计、民情、边防、商务者，更仆数之未易终也。”
　　《日报下》作为《日报上》的补充，主要探讨的是报纸的内容与作用及报纸主笔的素养，分两方面进行论述。其一，在西方，报纸作用极大，“上则裨于军国，下则益于编氓。如一乡一邑，凡公约条议各节，会议时诸员之言词举动，皆列于报章，详其得失，而民隐无不通，民情无不达也。”也因此“民心无不惬，民志无不伸也”。从内容看，报纸“凡有益于国计民生、日用行为、性命身心者，则无不录，录无不详”。其二，办报人的素质。对此，郑观应提出：“盖秉笔者有主持清议之权，据事直书，实事求是，而曲直自分，是非自见，必无妄言谰语、子虚乌有之谈，以参错其间，然后民信不疑。论事者可以之为准则，办事者即示之为趋向，使大开日报之风，尽删浮伪，一秉真肫。主笔者、采访者，各得尽言无隐，则其利国利民实无以尚之也。”他又对当时报纸主笔“泥守古法，多所顾忌”的现象进行了批评，指出：这些主笔“徇情面，行报复，深文曲笔，以逞其私图，与夫唯诺成风，嗫嚅不出，知而不言，隐而不发，皆为旷职。故中原利益无自而开，即民情亦不能上达，告谕亦不得周知”。国家要自强、要变法，就必须改变这种现象，要在“国中各省、各府、各州、县俱设报馆”。而报纸的主笔必须做到“明外国之事，达公法之情。地方有公事，如官绅会议，陪员审案等，则派访事人员亲至其处，援笔记录，务在真实详明。凡外国日报所登有关于中国时事，及新出火器奇技有益于国计民生者，皆须译录”。使报纸“持论公平”，并能为皇帝及政府提供参考，对于徇私舞弊的主笔，政府应加以严办。只有这样，“春秋之笔褒贬从心，南、董之风斧钺不惧，将见直道复行于天下矣。”本文文末有一段附言，以中日之战为例，揭露西方报纸不顾事实，诬蔑中国军队为“盗贼”无耻行径，深为国内没有西文报纸向外国读者澄清事实而感到愤懑，建议中国办西文日报，“择才识兼优者主持笔政。遇交涉不平之事，据理与争，俾天下共评曲直”。
　　郑观应讨论“吏治”的文章共有两篇，分别为《吏治上》和《吏治下》。
　　《吏治上》开篇指出：“地方之治乱，视官吏之贤否为转移；朝廷求治，亦视用人何如耳。”基于此，本文分三个方面论述吏治问题：其一，从中国的吏治制度出发，揭露其中的腐败现象。中国的官员是通过“科甲、保举、捐纳”方式进入官场的，一方面，“吏部铨选之章，率范之于掣签按轮之中，而不复问其人之贤否。”另一方面，官吏的“廉俸不足以养其身家，黜陟不足以励其志气。”以至“不肖者恣睢暴戾，如蛇蝎，如虎狼。即上司风闻参撤，而乡里小民之死者 已不可复生，断者已不可复续矣”。即使有一心兴利除弊的“廉吏”，也会遭受“上官掎之，同寅笑之，众庶疑之，必溃其成而后已。”许多官员“上朘国计，下剥民生，但能博上宪之欢心，得同官之要誉，则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君恩不足念，民怨不足忧”。其二，介绍西方的吏治制度。郑观应指出，在西方国家，“学古入官，量才授职，自何部何署出身，日久升迁，终于为此部之首领而已。爵可崇，俸可增，而官不迁移，故职既专而事无旷废，任愈久而识更精深。”“百僚升降权归议院，期会之令出自君主，选举之政操自民间。用土人或久居其地者为官，无回避本省之例。”西方官员的“俸糈优厚，人无内顾之忧；职任精专，事有难宽之责”。因此而能“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孜孜然日求有益于民，有益于国。其三，提出吏治改革的建议。郑观应认为，要祛除官场积弊，“非开设议院不可”，要“裁汰冗员，酌增廉俸，以渐通其隔阂，而渐化其贪婪。此自治之初基，亦即自强之本计也。夫天下虽大，其州、县不过千余，属牧令不过千余人，为上者合枢垣疆帅之才力精神，以慎选之，以严核之。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赏必当功，罚必当罪，循名责实，至正大公，则吏治日清，民生日遂，国本日固，国势日强”。“所谓天下得人则天下治者，此之谓也。”《吏治上》的附言内容较多，主题是介绍各国的吏治制度，内容有英国、法国的政治体制、受职的官衔、各级职能部门、公举官员的方式等等，文末提出建议：尽快采取措施，向西方学习，“派亲信之王公大臣，随带翻译，游历各国。丰其经费，宽其岁月，考究各国水陆军事、炮台、战舰、学校、商务、刑律。”通过改革吏治制度，实现“变法自强”的目的。
　　《吏治下》作为《吏治上》的补充，阐述了上层官员任用选拔方式，并针对官场的腐败现象，提出吏治改革的建议。在文中，郑观应指出：“督、抚为朝廷之腹心，官守之师帅，统属之贤否，全在督、抚公正廉明，平日留心察视，不为人所蒙蔽，然后能甄别确当。”他把官员分成三等：“其未试与已试而不堪用者为一等；廉明诚静，有守有为，足以胜任地方者为一等；贤能出众，著有劳绩，可理烦难之地者为一等；复将通省、府、厅、州、县，查明肥瘠难易之区，一一分别注明，择其清正勤能尽心民事之员，选以优缺，俾知瘠区不可规避，而美缺之不待钻营，则朴实者安分，而贤能者奋兴。吏治转移或在于此。”他又对官场的用人不善的腐败现象进行揭露：“朝廷下诏求贤，十数年来各督、抚所举皆门生故吏及业经简在帝心之臣，无一山林隐逸之士，负奇才而励品行，尚气节者终不得上进。无廉耻而善于钻营者竟得保举超升，惟知削下媚上，不问民生休戚，以讳言有事为解事，以苟且了事为能事，因循玩愒，相习成风。间有学西法图自强者，又苦于不能知人善任，不能集思广益，多为洋人所愚，安得不为各国欺侮乎？”对此，郑观应提出具体的改革建议：“今强邻日逼，时事多艰，正宜澄叙官方，安内而后可以攘外，亟当力为整顿，剔弊除奸，为百姓求贤父母，培养元气。督、抚、司、道以民事为重，府、厅、州、县亦罔敢不以民事为重？州、县不称其职，知府揭之于上司；司、道不称其职，督、抚立上弹章；督、抚不称其职，朝廷立予罢斥。整纲饬纪，除恶择贤，则一切病民之政皆不难扫除净尽矣。”本文的附言是郑观应因西方报纸对中国官员的负面评价而触发的感慨之作，对国家用人问题的种种流弊提出改善意见。指出官员应该“毋瞻徇私情，毋拘泥资格，毋党同伐异，毋泥古昧今，毋钓誉沽名，毋模棱两可，毋舍本求末，毋畏难苟安，置身家性命功名富贵于度外，斯即所以善保其身家性命功名富贵者矣。否则纵不遭斧钺于生前，亦岂能洗污名于青史？”《吏治下》所附截录题为《朱太守疏〈海防用人议〉》。主要针对海防边境人才匮乏的现实，提出应“严黜陟之典，开茂异之科，省文法之烦，行保任之法”。《吏治下》作为附录还收入纯常子的《吏治论》。从回顾中国历史上用人方式的沿革，针对“二千年来治日少而乱日多”现象，指出吏治改革的必要性。
　　“典礼”分为《典礼上》和《典礼下》两篇，均为十四卷本所增。
　　《典礼上》回顾了黄帝到周朝的有关历史，指出这一过程是礼仪由简到繁的发展过程，而到了秦汉，礼仪又“由繁而趋于简也”。到了今日，礼仪却又成了一系列繁文缛节，毫无价值。郑观应对当时的繁琐礼仪深感厌恶，他推崇西方在礼仪方面的简单真诚，指出：西方各国“臣下之见君上，不过三鞠躬而已，免冠握手而已，上下皆立见，无所谓一坐一跪也”。“至其僚属相见，友朋相晤，长幼官民之相接，皆不过一免冠一握手而已。”这也“暗合乎中国古礼之遗意者也。”他认为，如果缺乏真诚，所谓礼仪只是“虚文掩饰也”。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贫弱，从官方到民间热衷于这些“相见以伪”的繁文缛节有很大关系，因此，他在文中建议：“与其悦典礼之繁，共成一伪，何如从典礼之简，犹得一真。”
　　《典礼下》对《典礼上》的观点进行了补充，主要抨击了中国官场繁文缛节、阿谀奉承的风气。文章开篇就引用了古代圣贤有关礼仪的论点对礼仪进行阐述，指出，礼仪分古礼、今礼、世俗之礼，“吉凶、军宾、嘉、享朝、会盟，皆国家之大礼也。”但由于后来“礼教失传，礼意寖衰，徒见之于虚文外貌，而礼之本原不可得而知矣”。在郑观应看来，虚伪的礼节在今天，是国家的危难的前奏，“自有此烦文，是以卑躬屈节以为礼，而抗直之士断不收，自有此末节，是以有厚贿重赂而谓礼，而刚介之夫断不取。国家社稷之危危在此，上下民志之散散在此！”他还指斥“中国为高丽而与日本战者，徒为虚名”。为了进一步说明“行乎礼之真者，国之兴也不难；行乎礼之伪者，国之亡也亦易”的道理，郑观应还举了西方国家的有关例子，西方官员“大都任事者权尊，位高者望重，此亦与中国不相殊异。惟其出入起居，一切规模，往往乔野无文，简朴不饰，旁人见之不知其为官也。迨各事其事，各在其位，则出一令也，无不应之如响；创一举也，无不从之如流”。这与我国三代以上的君民关系倒有相似之处。而中国的高官出巡，随从众多，前呼后拥，“即州、县各官，亦莫不自张其威，一州一县彼独称尊，除见上司时不敢不致敬尽礼外，若在衙署，或下乡催科、踏勘相验等事，亦复扈从如云，威仪煊赫。以州、县亲民之官，且不能俯察下情，躬问疾苦，则封疆大员，更无论矣。即如各镇分司巡检，亦且夜郎自大，不肯纡尊降贵。中国之官，体制如此，则其异于西国者远矣。”可见，仅就官场而言，“中国之文有不如泰西之质者矣，中国之华有不如泰西之实者矣”。
　　《游历》
　　《游历》是郑观应针对国内对富强之理解为军火、铁路、制造、矿产、商务各业而忽视观念上的更新的一些言论而作。在文中，郑观应主张，对于朝廷来说，重要的就是正确的决策，而“欲求主议得人，非王公大臣游历外洋不可。”他还举例子做比喻，春秋时期孔子到处游历，“遂成素王之业。战国时仪、秦之辈，朝秦暮楚，掉三寸不烂之舌，声动侯、王。”因此，“运天下于掌上者，非假游历亦何由自成其才也。”此外，郑观应还介绍了西方国家对出洋游历的重视，他说：“泰西各国尤重游历，尊如世子王孙，贵如世爵将相，莫不以游历各国为要图。”通过游历，对所游之地的人文地理有所了解，“一旦有事，则举国之人胸有成竹，不难驾轻就熟，乘胜长驱。”他还以俄国为例，200年前，俄国也是“积弱之国”，但彼得大帝为了清除内外之患，“遍游诸国，访问利弊，延揽人才。归国后变通法治，振作工商，不二十年虎视一方，吞并弱小诸国，土地日大，兵备日强，卓然为欧西首国。”郑观应又提出了两方面的建议，其一，“中国体制所关，经费有限，纵不能如西例尽人皆可出游，莫如选择王公大臣子弟，通古今，识大体，年少而未当国者，派往各国考求利弊，探访情形。丰其资装，宽其岁月，与我国使臣相助为理。夫今日之少年，皆他年老成谋国之良佐也。一旦躬膺重任，建议兴事，皆有真知灼见，自决从违，不致畏葸无能，亦不致拘牵偾事矣。”其二，利用海军的数十艘大小兵轮，“派往各国游历，藉以保华民，张国势”，同时，了解所经之国的地理情况，做好记录，“果如此讲求研练，十年以后，中国内外文、武人才皆当辈出，决不致有乏才之患，亦何庸楚材晋用，雇募洋师，岁掷百万金钱，且为远人所窃笑也哉！”《游历》有一篇附录，即李提摩太的《亲王宜游历各国说》。该文对中国历代统治者的治国方式进行了探讨，“由是观之，古之天子诸侯，皆非终其身深居简出也。”只要是亲近民间、了解民情的君主，都能励精图治、有所作为。文章又从西方国家的经验出发对该观点加以论证，主张中国除了要尽快开海禁外，“朝廷亦遣亲王游历其境，以代时巡，目睹其政治，取其善者而为之，并遣英才子弟诣彼读书。久之必有驾西国而上之势”。《游历》的附言提出国家出资派出专门人才出洋学习，归国后，“验其日记功课，考以当面问答，切实不虚，而后用为总署司员，或储为使才之选”。认为这样的“游历”有助新型人才的培养，有助社会的转型。
　　《公法》
　　本文是郑观应对公法的理解和阐释。文章开篇就对公法进行了解释：“公法者，万国之大和约也。”“公法者，彼此自视其国为万国之一，可相维系而不能相统属者也。”可相维系者“有通使之法，有通商之法，有合盟合会之法。俗有殊尚，非法不联。”不可相统属者，即各国有独立之权利，“他人不能侵夺”。其次，郑观应针对列强对中国经济和文化的侵略，以通商为例，对中西地位不平等的现象进行了批判，并质问道：“如一国有利，各国均沾之语何例也？烟台之约，强减中国税则，英外部从而助之，何所仿也？华船至外国纳钞之重，数倍于他国，何据而区别也？中国所征各国商货关税甚轻，各国所征中国货税皆务从重，何出纳之吝也？外国人至中国不收身税，中国人至外国则身税重征。今英、美二国复有逐客之令，禁止我国工商到彼贸易工作，旧商久住者亦必重收身税，何相待之苛也？种种不合情理，公于何有？法于何有？”其三，郑观应提出建议，“税饷则例，本由各国自定，客虽强悍不得侵主权而擅断之。”并指出，可以“将中国律例合万国公法两两比较：同者彼此通行，异者各行其是，无庸越俎代谋。其介在异同之间者，则参稽互考，折衷至当。勒为通商条例，会立盟约，世世恪守，有渝此盟，各国同声其罪。”其四，郑观应认为，国力太强太弱都无法实行公法，太强者就是违反公法也无人能挡，太弱者被强邻所欺也无力抗争，所以，“公法仍凭虚理，强者可执其法以绳人，弱者必不免隐忍受屈也。”只有发奋图强，增强国力，“方可得公法之益。倘积弱不振，虽有百公法何补哉？”
　　《通使》
　　该文反映了郑观应有关外派使臣开展外事活动的观点。主要有三方面内容。其一，阐述使臣在对外交往上的作用。郑观应认为，自从中国和多国制定了通商合约后，通过使臣联络通气是双方交涉的重要一环，“按泰西公例：凡通商各国，必有公使以总其纲，有领事以分其任，又虑威权之不振，简兵舶往来游历，以资镇抚，而备缓急，事或未协，彼此悉心公议，或请各国官绅裁断，以期必协而后已。”而使臣作为国家的耳目，要对出使国的各方面情况有所了解，诸如“政教之隆替，民情之向背，俗尚之好恶，国势之盛衰，探听各国军务消息人员，某国现用何样新式轮船、铁舰、炮台、枪炮？炮台形势如何？兵官才能如何？”等等，“平日洞知各国强弱盛衰之故，如有战事，则措施自中机宜矣。用能事大字小，各协其宜”。其二，通过出访越南、金边、暹罗、新加坡等地取得的印象，指出须在东南亚地区派出公使，“联络声气，力求自强”。此外，为了保护外埠的商民，“令各埠商民捐资购置一二兵船，公使乘之出巡各埠，庶信息灵通，邦交益固。声威既壮，藩属不敢有外向之心。以兵卫民，即以民养兵，一举两得”。其三，使臣的素质。在郑观应看来，国家派出的使臣、参赞、领事、翻译、随员等必须“格外慎选”，“盖参赞为使臣之副”应“熟悉情形，洞明利弊，始能匡使臣之不逮，而措置不至失宜。翻译随员，则又使臣之喉舌手足也。凡事之大者，由使臣亲裁，小者必令其代理，或办署中案件，或与洋人周旋。至辩论公事，惟翻译是赖，曲直所关，轻重皆须得体”。“领事一官，关系尤重。华民百万，良莠不齐，小而钱债纷争，大而命盗案件，使臣之不暇兼顾者，调停审断，皆于领事是资。”选外派官员的办法是“以公法、条约、英法语言文字，及各国舆图、史记、政教、风俗，考其才识之偏全，以定去取”。他还主张：“自使臣以下各官，无论出洋久暂，务将所办各事，以及地方风土人情、国政、商务、工艺、土产，随笔登记，回国进呈，择要刊刻，以示天下。”而国家对于出使的官员“亦宜酌增公费，使之足用。一切车马服饰，皆不可过事寒俭，以壮观瞻，尊国体”。体现出“使臣之尊贵，国制之严明”。
　　郑观应有两篇文章论及“禁烟”，分别为《禁烟上》、《禁烟下》。
　　《禁烟上》针对鸦片危害中国的现状，郑观应深感忧虑，他用数字一一列举了近年来鸦片进入中国的数量以及鸦片对中国人民的残害，指出“犯法伤生，废时失业者，不下千百万人”。他列举日本的禁烟措施，“尝考日本与英国立约，鸦片土不得入境，例止三斤以配药之需。如违约，关口拿获全数充公，或竟抛弃于海。有闯关者，每斤鸦片罚洋十五元。”建议中国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文中提出禁烟建议：首先是通过招商，把鸦片生意归华商公司承办，数量“逐年递减，以五十载为期，即行截止”。但这个办法被“总署批驳”，据说是“殊于国体有碍”。另外对内的办法有二，一是定期限。“由各处地方官出示晓谕吸烟之人，限四个月内一律报明，报后以一年为限，一体戒绝。如逾限未戒，官则削职，士则褫衿，吏则革役，商则罚锾，兵则除名，一切下等之人则治其罪。既经严办，仍予半年展限，改过自新。倘再届期不改，立发边远充军，以儆效尤而除积弊。”二是编籍贯。“通饬天下，将食烟人户逐一查明，无论官商军民，编成烟籍，谓之烟民，照差役例，不准应试，不准当兵，不准捐纳职衔，不准充当绅士，平民不准与婚。其有秀才、举人、进士词林及现任官，已吸烟者限三年戒清，由族长或同乡官具禀地方官注销烟籍之名。如逾限尚未戒清，立即革职，不稍宽假。”郑观应认为，如果能够做到以上两点，就能彻底杜绝烟患。本文的附言是郑观应通过考察西方对烟酒科征重税的做法而作，指出，现时的洋烟洋酒税收太低，仍有较大的加税空间，同时，加征洋烟洋酒的税收，既可以减少国人吸食，又能增加国库收入。
　　《禁烟下》文中郑观应就禁烟问题提出三种策略：“无论洋药、土药，严定限期，一律申禁，中、外之吸食者绳以重法，一体戒除，策之上也。广种土药，以杜洋药之来源，目前既塞漏卮，日后徐申厉禁，策之中也。既不能禁洋药之来，又加征土药以自塞销路，吸者、种者，洋药、土药，一任其自生自灭，自去自来，惟图多收税厘，稍济然眉之急用，是为下策”。从文中议论看，郑观应似乎更倾向于“中策”。本文的附言详细介绍了土耳其的戒神豆之法以及政府花大力气禁神豆的过程，感叹：“夫土耳其曾以鸦片害人，而在己先受害于神豆，犹幸其主能力图整顿，国中大患得以顷刻洗除。奈何我堂堂大一统之中华，而禁令难申，竟出土耳其之下哉！”
　　《传教》
　　《传教》有两篇，一篇是五卷本的《传教》，另一篇是十四卷本的《传教》。五卷本的《传教》，是郑观应针对基督教传入我国后所产生的种种问题而作。文章开篇，郑观应介绍了基督教及其分支在欧亚传播的情况，同时也介绍了教会在欧洲许多国家干预政治和国家管理造成的危害。其次，郑观应论述了教会进入中国后出现的各种问题，由于教会的纵容，一些民间的奸猾之徒以入教为护身符，“作奸犯科，讹诈乡愚，欺凌孤弱，占人妻，侵人产，负租项，欠钱粮，包揽官事，击毙平民。”而教会“纵教民为奸恶，倚教士为护符，动辄挟制地方官枉法左袒，以屈抑良民，是非劝人为善，直助人为恶，既大失其传教劝善之本心，抑亦条约所必不能从者也”。其三，提出应在中国法律的框架内无论是否教民，平等地解决各种纷争。“总之，民教一律，务持其平，此本中国自有之权，教士何劳过问？至教士所至之处，亦应归华官约束，有干预公事，挟诈侵权者，立即咨请该国公使饬遣回国，以儆效尤。”郑观应还建议来华的外国人应该说汉语，读中文书，“讲伦常，明礼义”，聘请中国人教“国中子弟”，使他们“归吾儒教”。对于那些仗着自己入了教就“欺压平民”的奸猾之徒就让他们“子孙世世永为庶人，不许娶妾，不许应试，不许捐纳，不许充兵”。十四卷本的《传教》，与上篇有很多不同，有些段落系郑观应后来重写的，与上篇相比，语气较为缓和。文中除了介绍基督教及其分支产生、发展的历程外，还指出，教会进入中国后，一直受英、法、美等国的庇护，虽然大部分教民“诚信教旨，恪遵教规，安分守业”，但仍有一些奸猾之徒，借教会的庇护作奸犯科，但教士却只“听教民一面之词，不能灼知其奸伪，专为护持彼教计，因此偏袒，以至紊我王章”。而“平民受屈”，“群思报复”。“是故拆教堂，辱教士，民教斗殴之案，层见叠出。”郑观应认为，要使“民教相安”，可“先令华民入教者，开列姓名、籍贯，报明地方官，查无过犯奸恶之人，方准收入。而又编清册以备查究，揭实情以释疑惑，明大义以肃观听，别各教以免蔓延”。“凡遇教案秉公查办，勿延宕，勿推诿，勿畏葸，勿袒护。不必问其为民为教，必先辨其孰曲孰直，一以公平之心处之，斯远人无所藉口。”“再或会同驻京公使，剀切妥议，须保传教出入内地，各友必确守教规始准。为神甫有干预公事，挟权诈者，立请之公使，饬遣回国，以免贻害。如华官断案不公，亦即由各公使商请总署严查参革，藉昭平允，亦正本清源之一法也。”他建议学习日本的做法，“择公正教民与华教士代为传教，无须西人”。这样东来的宗教逐渐本土化，矛盾也将遂之化解。
　　《贩奴》
　　《贩奴》在八卷本中标题为《招工》。本文是郑观应针对国内出现的“卖猪仔”现象而作。有关“卖猪仔”的问题，郑观应在《救时揭要》多篇文章进行过评述和批判，在《易言》中也有专文论述，本文对此问题较以前的文章更为系统与全面。《贩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内容。其一，揭露了“卖猪仔”这个罪恶行当的操作方式，对被卖到各个不同国家遭受虐待的华工深表同情。“计每年被掠卖者累万盈千，其中途病亡自经者不知凡几！幸而抵埠，即充极苦之工。倦即加以鞭棰，病亦不许告假。日出而作，牵以铁练；日入而息，横受拘囚。逃走则有连坐之严法，处死则有水火之毒刑。求死不能，逃生无路。”其二，指出贩奴的行为是违反法律的，英国、美国，甚至澳门都有“严禁拐贩之议”，但“奸民诡计多端，有防不胜防之虑。勾通洋舶，诡称某岛某埠有地待辟，有事可图，及至中途，易船他适，愚氓入其网罗，永堕地狱。”其三，提出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进行正常劳工输出，其程序是：“查照公法与各国明订章程，如某地需工若干，必先报知中国公使、领事，查核所需人数，转报总理衙门，行知地方官，照章招致。中国派员驻香港、澳门及各要口。华工出洋先由船主开单具报，请华官登舟查验盖印，申报本省大吏，知照出使大臣，俟船到彼国之时，船主呈请华官照单复验，然后发与工主具领雇用，毋许虐待欺凌。或其地未驻华官，向有中国殷商为甲必丹者，或各会馆董事主之，复验后报明存案。本省大吏亦给发谕帖，予以经理之权。最要者宜由政府照会招工之国，事前不许苛虐，事后尤宜善待；华工之久历辛勤者，倘自愿旅于其地，准其入籍与土著同”。“华商贸易出洋与华工稍有区别，亦应先期报明，给凭查验，以免奸民假托，仍成拐贩影射之端，免彼族轻藐华民，有失中朝大体。”只要“因势利导，立法维持”，就能“正本清源”，使在国外的华工、华商的利益得到保护。本文的附录是吴剑华的《查视秘鲁华工记》。该文是作者随美国、日本、秘鲁出使大臣往南亚墨利加洲开办秘鲁使署的过程中所记录下的一路上的见闻，文章记录了在秘鲁的华工遭受虐待、生不如死的悲惨遭遇，在中国官员进行外交交涉时，秘鲁政府除了道歉却无计可施，借口说是因为秘鲁“俨类分藩割据”，其兵力强于政府。吴剑华想训练民团，进行讨伐，但遭到公使劝拦。因此，由于外交交涉达不到目的，“华工之受苦者如故”。《贩奴》的附言是郑观应读了吴剑华的《查视秘鲁华工记》的读后感，在文中，对于秘鲁政府对华工漠不关心的态度，郑观应愤怒地质疑：“秘政府托词兵少，未敢声罪致讨，何其与智利竟敢开仗？岂讨寮主则兵少，战智利则兵不患少乎？况寮主皆非土人，其敢于逞凶者恃本国之兵威，何不照会其公使严加约束？是显然欺我贫弱无兵轮保护耳。”指出，由于华工得不到保护，日后可能因“生计日绌，迫为彼族当兵”，“渐被笼络，诚恐日后以子之矛刺子之盾，祸有不堪设想矣”。
　　郑观应关于“交涉”的文章有两篇，五卷本有《交涉》一文，因十四卷本增写《交涉下》，《交涉》遂改为《交涉上》。
　　《交涉上》中，郑观应针对中外通商事务交涉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对策。他首先列举了在中外交涉中中西双方因地位不对等而产生的种种矛盾，“如杀伤、斗殴、焚毁、抢劫、占产、拐贩、债务、辛工以及碰船、碰车诸案，皆事之小者，关华民生计者也；侵越疆界，偷漏税款，违例便己，辟埠通商，以及传教建堂，游历杀伤诸案，皆事之大者，关君国安危者也。”由于双方不能适用同一法律条文，在冲突发生后，“我中国顾全大局，忌开边衅，官长多从迁就，士民谁敢抗衡？”对于外国人的“种种妄为，亦西律所必禁，公法所不容，只以中、西刑法不同，彼族反能趋避。遇有杀伤交涉事件，华官以华法治华人，抵命之外，更断偿银；西官以西法治西人，罚锾之数且从轻减。如华官稍持公论，执公法条约以争，西官即回护故纵，并薄罚而不加。”这种现象导致国内官员在办理洋务时“畏洋人而希图省事，即为多事之阶；愤洋人而务求取胜，反为取败之渐。间有熟读条约、稍谙公法者，又辄欲舞文弄墨，仗笔舌之小巧，以折其猛莺凭陵之气，抑又可怜可笑，多见其劳而鲜功矣。”要解决这些问题，郑观应提出三个建议，其一，选择合适的人才处理洋务交涉之事。“取才之法必察其人品诣端正，大节无亏，熟史书，谙政体，洞悉中外律例，而又经出洋周知彼国文字、政教、风俗，著论确有见地，存心公正，无抑中扬西之习，并无我中彼西之见者”。其二，编辑《中西交涉则例》，以便解决交涉问题时查对适用的法律条文。“以西律诸书亟宜考订，择其通行者照会各国，商同外部，彼此盖印颁行，勒为通商交涉则例。”他还建议，每年年终就把该年的案例编成书，“分送各国使臣及彼外部公览，兼发各省刑司，互相考证，庶枉直是非无能遁饰，洋人无故纵，中国亦少冤民矣！”其三，学习日本的做法，“设议院以通上下之情，执公法以制西人之狡，定则例以持讼狱之平，庶大权不致旁落，而强邻弗敢觊觎。”本文的附录是刊登在《申报》上的《中西交涉损益论》。该文从论述中美关系出发，指出两国关系是“今日美人之明明白白独占便宜，人知之矣；中国之糊糊涂涂，暗中被他国无事不独占便宜，人则未必周知也。”并进一步从各方面论证不仅驻京城的公使、领事以及在中国的外国游历者在待遇上都占尽了便宜，而且在贸易、关税、传教、医院设立都是外国人在中国占尽了便宜，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中国被“独屏诸公法之外”，以致“公法之便宜又为彼所独占矣”。指出由于中国本身在军事、器械以及用人方面的落后也是“中国所以大失便宜之处”。因此，中国“欲图自强”，一方面要发展船械制造，另一更重要的方面是在用人上，“用而当则得益，用而不当则失益。中西损益之所在，盖在此不在彼。”
　　《交涉下》为十四篇本所增，八卷本更加“甲午后续”标注。本文列举报纸上有关报道以及郑观应亲眼所见中国人在中外交往中受欺的“不平事”表示“此殆由西人藐视华人，因华人愚昧无知者多，各自为计，不知顾全大体，故易为西人所欺也”。基于“从来各国交涉之案，莫不视国势之强弱为损益”这种认识，郑观应认为，“我国亟宜变法，破格用人，幸勿拘文牵义，顾虑繁多，驯至一筹莫展也”。更要“与译署大臣会议，妥订一中西交涉合用之律例，不偏不倚，遇事持平办理，庶毋尔虞我诈”。这样，才能使“胥吏、差役、巡捕、包探皆无从舞弊，自能交欢于无间，弭衅于未萌矣！所有中、外教士，东、西商贾，均得安居乐业矣！”本文的附录为《薛叔耘星使〈变法论〉》，已见前文《自强论》。
　　《条约》
　　《条约》是十四卷本所增，“甲午后续”标注是八卷本所加。本文反映了郑观应对中外事务中条约订立的内容、方式等的认识。首先，郑观应认为，国势的强弱是决定条约对己方是否有利的决定因素，由于国力弱，“我国昔与外国所立条约，受害甚深，事事悉为人所掣肘。”无论是税单、厘捐，还是管辖、均沾、教务，都被洋人占了优势，在商务上，中外贸易的不对等现象更是比比皆是，“我国之货到彼国，则任彼重征，我国之人到彼国，则任彼抽税。较之日本与外国更修条约诚有天渊之隔，而彼尚云万难照允，往来辩论久无成说。”针对此现象，郑观应提出对策，其一是抵制，“通商之约必曰两国均益。今益于人而损于我，则我亦以损人益我者报之。其人如愿，则我以抵制者增我国所收于人之税；其人如不愿，则我亦以抵制者裁彼国所收于我之税。必使持平，方不至朘我而肥彼也。”其二是借鉴日本经验，日本的做法是：“一、请外人在日本居住者，必须由日国管辖。二、税务如何征收，皆系我朝自立主意，外国不得预闻，条约不能限制。三、有约之国通商口岸，我国均沾其利，不得畸轻畸重。四、我国政治外人不得干预。”郑观应建议政府向日本学习，修改条约，“以保利源”。本文的附言是郑观应对正文内容的补充。在附言中，郑观应引用了中、美两国的税则为例，指出，这些税则的制定明显是对美国有利而有损中国利益的，他建议中国海关修订条约，具体做法是：“聘深明各国税章、灼知洋货价值之人，并由商务大臣通饬商务局董，各将税则详细考究：何者我亏？何者彼利？何者应加？何者应改？一一核定，草本呈上总署，集议酌定。俟届修约之期，照会各国，指明应改条约，彼此各派洞明商务之使臣，会议妥订，以期彼此有益，而交谊可以永久。”
　　《入籍》
　　本文是十四卷本所增，“甲午后续”标注是八卷本所加。本文反映了郑观应有关入中、外国籍的事宜以及待遇的认识。在文中，郑观应先是分别介绍了入籍西方国家的条件和待遇，包括美国、英国、荷兰等，对中国人在国外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感到愤慨，指出：“华人流寓外国，为人所欺。其故初因不愿入籍，我水师又不足以卫商；继苦于不能入籍。而通商条约又未论及入籍之人。”他就外国人入籍中国的问题向政府提出建议：“外国人须入中国籍者，方准其在内地买地建屋，庶免滋事。如不入籍，除租界外概不准在内地置产。或有借游内地为名，或藉传教为说，买地置产，购货屯货，建造一切者，所置之业既在内地，即与入我籍之民相同，准其落户，惟必须归我地方官管辖，不得再远藉领事为词。如不愿入籍受辖治者，则可任其自去，不得购置产业。传教者自教堂住屋外，亦不得借名教堂广置产业牟利，兼并民地，致损碍于中国地方丁赋。”
　　《书吏》
　　本文反映了郑观应对官场中书吏现象的危害所作的思考，在《易言》中，郑观应曾专章探讨过这个问题，指出了书吏现象对社会的危害和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些想法，在本书的探讨中，比过去更为系统全面，尤其是在解决问题的办法上阐述得更加具体。本文分两个方面来论述这一问题。其一，描述了书吏在中国官场从上到下的办事方式及其所造成的危害，“今日书吏之权已属积重难返，内而六部衙门，外而督、抚、司、道，下而府、厅、州、县，以及盐务、税关皆有缺主。每缺或万余金，或数千金不等，营私卖缺，与本官无须见面，署中惟觅一办事者潜通声气，朋比为奸。”在办案时“有贿者从，无贿者驳。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惟所欲为，莫之能制。即使上司觉察，按法严惩，亦只能革署中办事之奸胥，不能斥外间把持之缺主”。官员调动频繁，对于治下的弊端，往往无法清除。其二，提出解决办法。一是借鉴西方通过考试发给从业“凭照”的做法，开设“律例”这一科目的考试，“每年一考，列前茅者仍须察其品行，然后准充书吏，锡以虚衔，厚其薪资。倘有颟顸不堪任事者，立予斥革；若其办事勤能持躬廉谨，则期满之日，本官加结保举，然后录用，若服官后有贪赃不法者，保举者坐罪。” 其次，由于官员不熟悉律例，以致书吏上下联手、瞒天过海，因此，必须“严定章程，凡司员到部候补时皆令轮班入值，熟读例案。一俟有缺，由堂官面考，择其律例精通、档案熟习、有为有守者尽先即补。然后一司之员必熟一司之例。遇书吏呈办案件，严加覆核，合则呈诸堂官，不合则是书吏故意播弄，即行斥革，不准再充，则鬼蜮伎俩必无所施矣。”这样，就能杜绝书吏滥用权力胡作非为的现象。
　　《阉宦》
　　本文反映了郑观应对他所深恶痛绝的中国独有的阉宦制度的批判。首先，郑观应在文章中回顾了中国历史上阉宦的产生、发展的过程，指出由此引致的阉宦干政、皇帝大权旁落等种种丑恶现象。其次，郑观应指出，五大洲各国都没有采取这种做法，中国的这种独有的现象，因此被各国轻视。他还以日本为例加以论述：“日本近在东邻，同文二千余祀，其国政教往往效法中华，而独于阉宦一事，则绝不趋步。其宫廷禁门以内，皆用女官承职，例取世家子年十六以上，入宫承值，有月禄之给。年二十以上则出而嫁之。禁门以外则用侍卫、羽林，类皆良家子承充，职同下士。故历久无宦寺之祸，此其立法之善，未容以外邦而轻视之也。” 其三，郑观应还指出，产生阉宦的这种做法是既违反天理又违背人性的，“奈何无罪之人，反听其绝人道，灭天纪，受蚕室之苦，为刀锯之余！”因此，他建议朝廷取消阉宦制度，“廓清”数千年的“痼疾弊政”。
　　《廉俸》
　　本文反映了郑观应对官员的工资制度的思考。关于这一论题，《易言》也有专章论述，相比较而言，本文的论述更为完整、充分。在本文中，郑观应首先介绍了西方的官员选拔及工资制度，指出：“人非本籍不能为官。选举之权操于议院。一县之中，有知县，有律司，有管库，有考帐，有查街，有捕头，执事人役除优给俸钱外，复有公费以给应酬，事无陋规，物无官价。即巡捕、下役每月工资亦数十金，余可概见。倘有玩忽章程，贻误政事，徇情受贿，越理取财，一经讦发，从严查办。”西方官员的工资比中国官员高，但西方在官员的纪律整肃上也比中国更严厉，在工资以外分文不能取。“故贪污坐赃之风，不禁自绝。”其次，介绍了中国官员的工资及公务情况，“我朝建官设禄，正俸之外，加以恩俸，常支而外，复给养廉，体恤臣工，无微不至。无如俗尚奢靡，物价腾踊，京外各官之廉俸入不敷出，数本无多，而又以丁耗划为军漕，绌于转输，扣俸折廉，所得无几。”因此，出现“克减军饷，侵蚀钱粮为津贴”，“或藉窝家坐赃娼赌私规，诈索乡民，欺矇长官”的现象，“探其原，实由支用不给，极其弊遂至流毒无穷。”其三，提出解决办法。一是整饬吏治，“所有文、武廉俸必照旧额倍给，并分别酌给办公之费，使无支绌之虞。若复有罔上营私，受贿枉法者，按法重绳之”。二是裁撤“一切陋规”，对“相沿已久、碍难骤革者，全数充公。”这样，就能使“民困纾而官方肃矣。”三是“裁汰冗官，将其额禄并归必不可少之员，则廉俸裕而操守自端，积习除而国帑自足。尸位既少，循吏必多，循吏既多，民生必遂”。郑观应希望通过这一系列改革，中国的官场能达到“上下一心，实事求是” 的境界。
　　《限仕》
　　本文是郑观应关于官员按年龄退休问题的探讨。本文开篇回顾了中国历史上官员退休制度的沿革，并对退休年龄提出自己的见解，在郑观应看来，“应试之年可以二十为准，则服官之岁要当以三十为定衡。其保举、捐纳两途亦当酌定於三十、四十之中，以三十五为服官之准。其列保之岁与夫捐纳之年，亦必以二十为限。保捐之后加以十余年阅历，而后任之以事，庶可有功。至致仕之年，当钦遵高宗定法以六十五岁为度”。“成大勋、据高位者，年至七十则当奏请致仕，朝廷赐金赏荫，准为予告老臣。或给全俸家居，岁时奉朝，请备顾问。”“督、抚以年七十为度，赐金趣休。司、道以下亲民之吏，则当以六十五为限。”“若夫武员，无论水师、陆军，其将领年过五十者概须退职归田。军士年届五十者亦罢遣不用。”对于那些到了年龄而不肯退休的官员，郑观应既给予一定的理解，又指出官员任用在制度上的弊病，这些官员“窃位苟禄，徒为子孙之计，印官衙署，非养老院堂也。乃如之人固安之乎？然而竟有觍然安之，而举世莫相非，亲友不相劝者，则由于仕途之滥，庸吏之多，恒产之乏也”。这些官员任职之前“或起自田间，或升自学校，或举自货殖”。“幸进多门，以仕代贾，出本无山，归则壁立，积弊至以官为家，群相尤效，而仕途始不堪问矣！”有的官员“初居下位，奔走艰辛，迟之又久，一旦得膺高爵，亲故阿谀，百僚趋奉，苞苴日进于门，声色竞起于后，甯有不自顾甚乐而辗转贪恋其权势者！”针对这种现状，郑观应强调，要从制度上进行管理，对官员“定年限，严甄别”。如果他们“自昧廉耻，国家要不得不全其廉耻，及年而罢，满任而归，示与屏黜不同”。本文的附言是吴剑华对《限仕》所作的评论，认为郑观应的文章“抉利弊于本源，入木三分矣”。又指出官场上充斥着弄虚作假的风气，要有具体的办法进行管理，如对官场常见的虚报年龄，亦可“饬令该管司员照其初呈报原文，止录官衔、籍贯、年岁，册用骑缝盖印之册档红格簿书之。每省归一档册，京僚亦另为一档册，编明页数，用作存查实据”。予以杜绝。
　　《汰冗》
　　本文是郑观应关于官场冗员问题的论述。在文中，郑观应批评了由于冗员严重而导致公帑大量浪费的现象，并就这一官场弊病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其一，漕督以下的官员太多，冗员严重，大部分职位可以撤掉。而且“今河运不可复，漕督、粮道更无所用。此外又有督粮同知，管粮通判、主簿之类，皆坐食漕规，不与漕务。又验仓收米者亦数十百人。如天庾正供招商承办，则海运委员均可裁撤，省费尤巨”。其二，河务方面每年开支巨大，“两河岁修五百万，实用不过十之一二耳，余皆河督以至兵夫瓜剖而豆分之。”如果并入地方，所设职位可裁撤大半。其三，盐务。“运使固不可省，至盐政领之督、抚已足，至运同、运副、提举、知事等官”，可有可无，“可移主簿、巡检驻札兼理盐事，但存运同一员为运使属官，驱策奔走可矣。此盐务中官必宜量裁者也。”其四，督、抚、司、道。郑观应认为，“凡与总督同城之巡抚，亦皆可省。”另外，可以通过合并的办法，“盖大省则督兼抚，小省则抚兼督，岁可节省廉俸、兵饷、役食银无算。如使各直省以布政司为主，又设按察司掌刑名、按劾之事，其实刑名不过视成例而已，按劾久无其实，可并之布政。各道本布、按之副，兵、巡、盐、粮各分一职，无非赘疣。酌中之法以三、四府设一员，所司之事上其成于督、抚。至郡、县皆以各设一副为限制。此督、抚、司、道各员必宜量裁者也。”其五，京官也太多，“自六卿、九列而外，亦有应行裁减者。”例如，“詹事府可归并翰林院，以副名实。科道为耳目之官，今设员八十”，“不如减额之半，而以内官之科甲，外官之司、道许其言事，殆不啻收八十人之效，未始非拾遗、补阙、询事、考言之一助也。”又如，“内外武职，王公、将军、都统之外，提督十三人，总兵六十二人，亦大官太多。”可以减掉一半，等等。总之，在郑观应看来，要真正做到“汰冗”，关键是要“首停捐纳，乃该官制”，他还就政府机构和人员进行了设计，“每道设一巡抚，上通章奏，下领知县，以四五品京堂及藩、臬之才望者充之。其知县升为四品，以给御、编检、郎员及道、府之爱民者授之。巡抚以下增置参议、参军、判官等员，以道、府、同、通改授。知县以下分设功曹、刑曹、户曹，而亦以州、县进士分补其缺。其余诸吏皆听诸生考充，渐拔曹，长行取郎宫。其上总督皆由巡抚兼管，各因都会以为重镇。使吏胥之积弊化为士人三老之乡官，各由民举，整顿疏通乃可为治。其京官则太常、光禄、鸿胪可统于礼部，大理可并于刑部，太仆可并于兵部，通政可并于察院，其余额外冗官皆可裁汰。”郑观应希望通过这种改革计划改变“度支告绌，库藏空虚”的现象。
　　《革弊》
　　本文是郑观应有关对官场存在的各种弊病的思考。在文章开篇，郑观应就指出：“为政贵在得人，其人存，其政举；其人亡，其政息者，此也。”但当时的官场却百弊丛生，郑观应概括了六种官场之弊。其一，士流之弊。“士子身入庠序，宜守卧碑。乃幸得一衿，即尔作横乡曲，鱼肉良善，抗粮不完，结党恃私，出入衙署，交通官吏，甚至与差役朋比为奸。差役恃为护符，张其牙爪，联作腹心。有利则瓜分，藉以讹诈乡愚。聚赌抽头，视为常事。”其二，官员之弊。“今之大、小官员，其出身而登仕版也，岂为朝廷乎？只为一己耳。”“甚至与丁书、胥役互相狼狈，倚为耳目，托为股肱、心膂。”其三，吏胥之弊。“贱等于奴隶，而权驾乎公卿，流品甚杂，心术最坏。”其次，差役之弊。“差役素无工食，专倚讼事以为生。”“天下乱之由来皆由此辈，所谓养百万虎狼于民间者是也。”他们利用繁多的条文进行舞弊行为，上下联手，颠倒黑白，以致“例愈繁弊愈甚，徒足为吏胥浚其利源而已”。其四，漕粮浮收之弊。官吏利用征税之机行舞弊之实。这可以通过“改定体例”，把“每岁征收钱粮必书细数，揭之大堂，俾众咸知。漕事既完，刷印《征信录》分送上司、各图绅士惟遍，如有不符，许其上揭”。其五，赋税不均之弊。“赋税不均，由于经界不正”，可以通过“先绘图，然后明定亩数。以一县之丈地敷一县之粮科，按亩均收，自泯偏颇，不得藉口田多丝毫增额”。其六，徭役差费之弊。“内地各省徭役之苦，民不聊生”， 有的省份的差役之费高得“骇人听闻”。郑观应建议“宜参酌除之。”除上述六弊之外，郑观应认为，还有两弊也需要革除，“一曰州、县亏空之弊宜除也。一曰贡物勒索之弊宜蠲也。”因此，郑观应主张，要国泰民安，就要革除这一系列的弊病，“今莫若亟为变通一切蠲除之，以培国脉，以厚民生，岂不幸甚！”本文所附节录题为《曹侍御〈奏直隶差徭勒派情形〉》，从两方面对直隶省沉重的差徭情况进行描述，其一，勒派差徭的现状。“州、县藉差为肥私之计，胥役视差为致富之奇，敲骨吸髓毫无顾忌。勒派之法不一：有按牛马捐者，有按牌户捐者。”甚至连驿路经过之处也“依样勒派”，“及至兵差过境，仍向有车马之户勒雇。”此外，还克扣赈灾款。“去秋水灾，哀鸿遍野，皇上轸念民依，拨款赈济。乃闻滦州、乐亭各州、县将赈银扣抵兵差，声言不足，仍向民间科派”。其三，一直有官员提出议减各地差徭的章程，这是整顿吏治的重要方法，文章建议政府“会同公正绅耆”，完善章程，断绝弊端。
　　《建都》
　　本文用对话的形式探讨了中国首都的位置在国防上的利弊以及对策。提出的问题有地理上的：“燕京距海仅三百里，中国都会距海最近者莫若京师。前代虽有海防，未闻海战。今日轮舟、电线绝迹飞行，即此一端已相判天壤。”还有就是边境上的威胁，“俄人鲸吞蚕食，战兵数万，距吉林才隔一山，战船泊于东洋，互为声援者又数十号，近复与日本同谋，结约吞并朝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