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年炮打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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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年炮打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三）
第七章 年炮打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三）
第一节 批判彭真的二月提纲，发出“516通知”(二)
四、会外发表文章公开揭露彭真包庇右派大搞独立王国的反党活动
　　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解放军报》发表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毛主席经常告诫我们：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贯穿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思想和文化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可忽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敌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邓拓的《燕山夜话》，以及用吴（即吴晗）南（马南邨即邓拓）星（繁星即廖沫沙）署名写的《三家村札记》，充分说明了，在我们社会里，阶级斗争还是十分尖锐、复杂、激烈的。阶级敌人不仅从外部，而且从内部拚命地破坏和攻击我们。而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攻击的矛头，总是对准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邓拓是他和吴晗、廖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他们把持《前线》、《北京日报》以及《北京晚报》作为反党工具，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邓拓等一小撮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绝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一九五八年，我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总路线的指引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实现了全面大跃进。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战线上，以雷霆万钧之势，猛烈地冲击着资本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在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的情况下，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适应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地、富、反、坏、右的需要，在一九五九年党的庐山会议上，向党展开了疯狂的进攻。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给了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的回击，缴了他们的“械”，罢了他们的官，彻底粉碎了他们的反党阴谋。随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期间，由于连续几年严重自然灾害和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破坏，我国遇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这时，国内外阶级敌人幸灾乐祸，纷纷出笼，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又和它们配合起来，向党发起了新的进攻。邓拓这一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迫不及待“破门而出”的。
　　对党和社会主义怀着刻骨仇恨的邓拓一伙，从一九六一年开始，就抛出了他们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他们以谈历史、传知识、讲故事、说笑话作幌子，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含沙射影，旁敲侧击，对我们伟大的党进行了全面的恶毒的攻击。辱骂我们的党“狂热”、“发高烧”，说“伟大的空话”，害了“健忘症”。恶毒地攻击总路线、大跃进是“吹牛皮”，“想入非非”，“用空想代替了现实”，把“一个鸡蛋的家当”，“全部毁掉了”，在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竭力为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叫屈，吹捧他们的反党“骨相”和“叛逆性格”，鼓励他们东山再起。诽谤无产阶级专政，极力煽动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宣扬腐朽没落的封建道德和资产阶级思想，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邓拓甚至狂妄地叫嚷要我们党赶快下台“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都不要做，一切听从他们的“指导”，由他们来专我们的政。
　　请同志们回想一下，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者不是骂过我们“说大话”，“吹牛皮”，大跃进是“冒险主义”吗？不是赞赏过我们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足够的勇气”吗？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叫嚣，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对我们的污蔑和攻击，有什么两样呢！
　　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地地道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我们一定要抓住它，识破它，戳穿它，剥掉它的画皮，让邓拓这一小撮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统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欠债总是要还的。邓拓要想“瞒天过海”，要想“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是绝对办不到的。不仅邓拓滑不过去，他的同伙也滑不过去；不仅《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要铲除掉，《海瑞罢官》、《李慧娘》、《谢瑶环》，以及《长短录》中的毒草，等等，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都要一一铲除，毫不例外。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日报》在四月十六日以三个版的篇幅，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这个通栏大标题下，发表了一批材料，并发表了《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前线》、《北京日报》长期以来，为吴晗等人打掩护，现在突然“积极”起来，急急忙忙抛出这一套东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们是真的要“展开严肃的批判”吗？不，完全不是。这里面大有文章，大有奥妙。他们不过是借批判之名，行掩护之实，打起斗争的招牌，干着包庇的勾当。
　　《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把邓拓这样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店的掌柜，放在了小伙计的地位，把邓拓这么严重的问题，只是不痛不痒地说了那么一句。这不是对你们这位掌柜太委屈了吗？你们煞费心机地编制的三个版的材料，把那些次要的东西，什么“赞美长发”呀，什么“提倡养猫养狗”呀，什么“艺术越古越好”呀，什么“宣扬封建士大夫的闲情逸致”呀，什么“提倡封建迷信”呀，等等，等等，放在非常突出显眼的地位，占了大量的篇幅，而对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最主要的东西，只摘录了一点点，并且放在很次要的地位。你们这种避重就轻、大事化小的做法，究竟是为了什么？
　　《前线》、《北京日报》也做了一点所谓“检讨”，说什么过去发表邓拓等一伙人的文章，“没有及时地批判”，只是头脑中“有着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放松了文化学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我们读了你们这个“检讨”之后，正象你们邓拓所讲的，不禁使人“哑然失笑”。你们长期以来发表了邓拓一伙人那么多文章，放了那么多毒，搞得个乌烟瘴气，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仅仅一点“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够用吗？在吴晗反党面目大暴露之后，你们竟然还演出了一幕“周瑜打黄盖”的丑剧，发表了向阳生即邓拓对吴晗的假批判，把吴晗反党的滔天罪行，说成是什么“道德继承论”的学术问题，既为吴晗开脱，又保护邓拓过关。时至今日，你们还在继续玩弄花招，顽强抵抗。这难道是“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放松阶级斗争”吗？不！你们并没有丧失立场，你们的立场站得很稳，不过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罢了。你们并没有放松阶级斗争，你们对阶级斗争抓得很紧，不过是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罢了。
　　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这是个必然的规律。在我们内部揪出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是坏事，而是一件大好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污蔑和攻击，只不过是几个苍蝇嗡嗡叫而已，丝毫也无损于我们党的伟大光辉。我们要正告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你们早就向党向社会主义开了火。“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你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光明日报》发表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明辩真假》：
　　《北京日报》在四月十六日，以三版的篇幅，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这个通栏大标题之下，发表了一批材料，并发表了《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看样子轰轰烈烈，非常革命，并且好象是首先发难，对邓拓和他的《燕山夜话》进行批判。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阶级斗争是十分复杂的，我们必须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千万不要上当。
　　《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说，要“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展开严肃的批判”。这是真的吗？不是，这是假的，是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
　　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三家村”的一名村长，是他们一伙的一个头头。可是，编者按却不提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吴晗和廖沫沙早已被揭露了，不得不说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然而照《前线》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说来，好象吴晗是主帅，廖沫沙是“主将”，而邓拓似乎是一名小卒，他不过是稀里糊涂的犯了错误，不过是思想认识问题。
　　这是对读者的欺骗。
　　重新发表吴晗、廖沫沙和邓拓几篇文章的版面，和《（燕山夜话）究竟宣扬了什么？》这个材料，就是在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的意图下，精心编制的。
　　邓拓的《专治“健忘症”》，是一篇最恶毒的反党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恶毒地辱骂了我们的党。这篇文章早已引起一些同志的激烈反对。所以，《北京日报》不得不重新发表它，可是却用小号字作标题。请问：是这篇文章不“重要”呢，还是你们要缩小目标，瞒哄读者呢？你们的按语，为什么对这篇最恶毒的反党文章，一句话也不说呢？
　　《（燕山夜话）究竟宣扬了什么？》这个材料，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这就是：突出次要，掩盖主要，避重就轻，大事化小。
　　例如邓拓的《王道和霸道》这篇借古讽今的杂文，它是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邓拓自己也点了题，他讲什么历史上的“王道和霸道”，是要我们“找出经验教训”的。可是，《北京日报》却把它列到《全面美化封建社会制度》这个标题之下。这是为了什么呢？难道《王道和霸道》这篇文章是真正在讲历史吗？如果是讲历史，他说历史上王道比霸道好，怎么就是《全面美化封建社会制度》呢？文不对题，题不对文。所以如此，就是要把邓拓的问题“大事化小”。
　　《说封建统治阶级也知道爱惜民力》《艺术越古越好》《宣传封建迷信》之类的小标题，也都是把邓拓的问题“大事化小”的手法。
　　不过，乍一看也有象点样子的标题，例如《以古讽今，旁敲侧击》，可是这里摘的内容却很少，而小标题尤其奇怪，小标题一个是《讽刺“以空想代替现实”》，另一个是《讥讽所谓吹牛皮》。请问《前线》和《北京日报》，在这里你们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呢？为什么不肯标出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呢？“讽今”，是讽的谁呢？“侧击”又是击的谁呢？邓拓的“以古讽今，旁敲侧击”，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其内容多得很，为什么你们只摘录那么一点点呢？
　　很清楚，由于文化革命的深入，邓拓、廖沫沙、吴晗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暴露了，《前线》和《北京日报》才匆匆忙忙地扯起《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这面旗子，发表一批材料。所谓“展开严肃的批判”是假的；收紧阵地，实行掩护，才是真的。
　　《前线》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语，还装模作样地说：“在这一场斗争中，我们得到的教训是很深刻的。”什么很深刻的“教训”？
　　一曰：过去“我们放松了文化学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是“放松”了吗？不是，你们在前几年里放出了大量毒草，恶毒地攻击党，反对社会主义，批判这些毒草的稿件被你们扣压起来，不予发表，并且百般为邓拓等人辩护，在对《海瑞罢官》展开批判以后，你们又发表向阳生即邓拓的《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力图把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拉到所谓道德继承的“纯粹”学术领域中，力图把这场大辩论拉向右转，难道这是放松了阶级斗争吗？不是，这正是你们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对无产阶级加紧进行阶级斗争！
　　二曰：“本刊、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又没有及时地批判”。好轻松！只是没有及时批判吗？远的不说，直到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展开以后，直到今天，你们两个编辑部为什么还不对“这些文章”进行真正的批判呢？纵火者，事后说他的过错只是没有及时救火，这能骗得了谁呢？
　　三曰：“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是这样吗？你们并没有丧失立场，你们的立场很坚定，这立场就是资产阶级的立场。说“丧失警惕”倒有点象。你们错误的估计了形势，在前几年你们以为“时机”已到，大放毒草，在对《海瑞罢官》展开批判以后，你们以为可以滑过去，于是想尽法子包庇坏人。这样一来，你们的真面目，也就暴露了，这也可以叫作“丧失警惕”吧！
　　我们不能不问《前线》和《北京日报》，近几年来，你们究竟是无产阶级的阵地，还是资产阶级的阵地？你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是宣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你们究竟要走到那里去？
　　心里有话，不得不说；说错的地方，请《前线》和《北京日报》批评、指正。
　　一九六六年五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 马泽民 阎长贵 周英 滕文生靳殿良的文章：《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
　　从一九六一年以来，邓拓在《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对党对社会主义进行了猖狂的进攻。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当时即激起了许多同志的反对，他们给《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写文章，提出了批评。但是，《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却扣压起来，不予发表。
　　最近，由于吴晗、廖沫沙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的大暴露，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再也无法掩盖了。因此，《前线》和《北京日报》才匆匆忙忙地发表了《燕山夜话》的摘要材料，加了编者按。
　　《前线》《北京日报》的这个编者按，不提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所编的关于《燕山夜话》的材料，也是竭力掩盖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
　　我们认为，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我们根据自己的看法，也摘编了《燕山夜话》的材料，并加了按语，请大家加以对照、比较，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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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的党
　　恶毒地攻击东风压倒西风的科学论断，是“伟大的空话”，是“陈词滥调”：
　　“有的人擅长于说话，可以在任何场合，嘴里说个不停，真好比悬河之口，滔滔不绝。但是，听完他的说话以后，稍一回想，都不记得他说的是什么了。”
　　“说了半天还是不知所云，越解释越糊涂，或者等于没有解释。这就是伟大的空话的特点。”
　　“不能否认，这种伟大的空话在某些特殊的场合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在一定的意义上有其存在的必要。可是如果把它普遍化起来，到处搬弄，甚至于以此为专长，那就相当可怕了。假若再把这种说空话的本领教给我们的后代，培养出这么一批专家，那就更糟糕了。”
　　“凑巧得很，我的邻居有个孩子近来常常模仿大诗人的口气，编写了许多‘伟大的空话”，……不久以前，他写一首‘野草颂’，通篇都是空话。他写的是：
　　‘老天是我们的父亲，
　　大地是我们的母亲，
　　太阳是我们的褓姆，
　　东风是我们的恩人，
　　西风是我们的敌人。’”
　　“这首诗里尽管也有天地、父母、太阳、褓姆、东风、西风、恩人、敌人等等引人注目的字眼，然而这些都被他滥用了，变成了陈词滥调。”
　　“即便用了最伟大的字眼和词汇，也将无济于事，甚至越说得多，反而越糟糕。因此，我想奉劝爱说伟大的空话的朋友，还是多读、多想，少说一些，遇到要说话的时候，就去休息，不要浪费你自己和别人的时间和精力吧！”
&& 《“伟大的空话”》，《前线》一九六一年第二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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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东风压倒西风”这个科学论断，是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主席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提出来的。它形象地指明了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社会主义力量已经压倒了帝国主义的力量。东风，就是无产阶级和亚非拉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西风，就是腐朽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歌颂“东风”，憎恨“西风”，这是完全正确的。为什么邓拓却偏偏把“东风”是“恩人”、“西风”是“敌人”的说法，诬蔑为“伟大的空话”，诬蔑为“陈词滥调”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曾经煽动地说：“必须更勇敢和坚决揭露关于荒唐无稽的‘西风和东风’的竞争的教条主义理论。”在这里，邓拓同赫鲁晓夫唱的是一个调子。
　　含沙射影地攻击我们党的领导“自作聪明，看不起群众”
　　“人的智慧决不是无限制的。要想任何东西都知道，拥有无穷的智慧，那不过是愚夫的妄想而已，实际上绝对不可能做到。……有一种人看来好象很聪明，严格说来，只不过是假聪明或者是小聪明罢了，算不得真聪明，更算不得大聪明。”
　　“老子和后来的六国诸君，各执一偏，要么就主张绝圣弃智，否定一切；要么就凭着自己的明智，盲目自信，结果当然都不美妙。他们的毛病就在于不重视群众的智慧。”
　　“最好的计谋只能从群众中产生。汉元帝时的宰相匡衡，曾经在他的奏议中说：‘臣闻广谋从众，则合于天心。’……汉光武帝时著名的学者郑兴，也曾经劝告刘秀，要‘博采广谋，纳群下之策”。宋代范仲淹的儿子范尧夫，曾经劝告司马光说：‘愿公虚心以延众论，不必谋自己出。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这些古人的见解都很不错。特别是范尧夫所说的‘不必谋自己出’。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有的人常常喜欢自己逞能，自作聪明，看不起群众，不管什么事情总是要自己出主意，企图出奇制胜，而不接受下面群众的好意见。有这种毛病的人，如果自己不觉悟，不改正这种毛病，终久会有一天要吃大亏。”
　　《智谋是可靠的吗？》，《燕山夜话》四集，第十七──十九页。
　　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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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在今天，邓拓大谈什么匡衡劝汉元帝“广谋从众”，郑兴劝汉光武皇帝“纳群下之策”，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影射我们伟大的党，“自作聪明，看不起群众”。把这些话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诬蔑我们的话加以对照，就很清楚了。邓拓的话同现代修正主义者对我党的诬蔑，不是如出一辙吗？
　　污蔑我们党“自食其言”，“不堪信任”
　　“世上有病的人很多，……其中有一种病症，名叫‘健忘症’。谁要是得了这种病症，就很麻烦，不容易治好。
　　“得了这种病的人，……常常表现出自食其言和言而无信，甚至于使人怀疑他是否装疯卖傻，不堪信任。”
　　“明代陆灼的‘艾子后语’中记载了一个故事，可以当做健忘症的一个典型病例。他写道：
　　‘齐有病忘者，行则忘止，卧则忘起。其妻患之，谓曰：闻艾子滑稽多智，能愈膏肓之疾，盍往师之？其人曰：善。于是乘马挟弓矢而行。未一舍，内逼，下马而便焉。矢植于土，马系于树。便讫，左顾而睹其矢，曰：危乎，流矢奚自？几乎中我！右顾而睹其马，喜曰：虽受虚惊，亦得一马。引辔将旋，忽自践其所遗粪，顿足曰：脚踏犬粪，污吾履矣，惜哉，鞭马反向归路而行。须臾抵家，徘徊门外曰：此何人居？岂艾夫子所寓耶？其妻适见之，知其又忘也，骂之，其人怅然曰：娘子素非相识，何故出语伤人？’看来这位健忘者的症状，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地步。但是，我们还不能估计这种病症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大概总不外乎发疯或者变傻这两个结果。
　　据中国古代医书记载，……这种病的一个起因，是由于所谓气脉颠倒失常，其结果不但是健忘，而且慢慢地变成喜怒无常，说话特别吃力，容易发火，最后就发展为疯狂。还有另一种病因，则是由于脑髓受伤，一阵阵发麻，心血上冲，有时不免昏厥，如果不早治，必致成为傻子。如果发现有这两极化任何一种的现象，必须赶紧完全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勉强说话做事，就会出大乱子。
　　那末，对这种病症，难道就没有一点积极治疗的方法吗？当然不是。比如……在发病的时候，马上用一盆狗血，从病人的头上淋下去，然后再用冷水冲洗，可使神志稍清，……现代西医的办法，有的是在发病的时候，用一根特制的棍棒，打击病人的头部，使之‘休克’，然后再把他救醒。”
&& 《专治“健忘症”》，《前线》一九六二年第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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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这显然是一篇咬牙切齿地攻击我们伟大的党的杂文。查遍医书，从来没有说健忘症的症状是“自食其言，言而无信”、“喜怒无常”，“发疯”、“发狂”。更没有用狗血淋头和用木棍把病人打昏过去这种办法治健忘症的。明陆灼的《艾子后语》是政治讽刺小品，而不是医书。邓拓这里讲的是政治，而不是医道。这是铁一样的事实。
　　咒骂我们党的领导是“带汁的诸葛亮”
　　“带汁的诸葛亮是最要不得的。这个名目见于岳飞的孙子岳珂的《庭史》第十五卷《郭倪自比诸葛亮》的一条记载中。据称：“郭棣帅淮东，实筑二城，倪从焉。……议论自负，莫敢撄者。一日，持扇题其上曰：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盖意以孔明自许。……余至泗，正暑，见其坐上客扇，果有此两句，然后知所闻为不诬也。倬既溃于符离，撰又败于仪真，自度不复振，对客泣数行。时彭法传师为法曹，好谑，适在座，谓人曰：此带汁诸葛亮也。传者莫不拊掌。倪知而怒，将罪之，会罢去，遂止。”
　　“象郭倪这种带汁的诸葛亮，简直令人发笑，也令人发呕。然而，这也证明，冒充诸葛亮假装诸葛亮是吓不住人的，总会有一天要原形毕露，被天下人所耻笑。”
&& 《三种诸葛亮》，《燕山夜话》四集，第十二页。
　　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二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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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邓拓大骂所谓“带汁的诸葛亮”，说什么“冒充诸葛亮，假装诸葛亮”总会有一天“要原形毕露”，这到底是指谁呢？如果是指地主资产阶级，就不必这样隐晦。因此，它只能是在辱骂我们党的领导。
　　二、反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污蔑我们的大跃进是“吹牛皮”、“说大话”，在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有空的时候，看看外国的民间故事和寓言，益处很多。……如果有举一反三的理解力，那末，无论什么妖魔鬼怪，耍出多少花招，都将被你的慧眼一一看穿。”
　　“且看《伊索寓言》吧。比如，那上边有一个故事说：‘有五种竞技的人，平常因为缺少勇气，被城市的人所非难，暂时出外旅行去了。过了些时回来的时候，很说些大话，说在别的各城市屡次英勇地竞赛。在罗陀斯地方，曾跳得那么远，没有一个奥林匹克选手能及得上。他还说，那里在场的人可以给他作证，假如下回到那里去的话。当时在旁边有一个人喊道：喂！朋友！假如这是真的，你也不要什么见证，因为这里就算是罗陀斯，你跳好了！’”
　　“事实显然证明，说大话的只能胡吹牛皮，决不可能采取行动。直到如今，这样吹牛的人物，随时随地都还可以遇见。他们之中，牛皮吹的大小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其为吹牛则一。”
　　“这个寓言同样可以启发人们辨认出诡计多端的吹牛家，便于揭穿他的牛皮。
　　“与伊索的这个寓言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克雷洛夫的另一个寓言。他说：‘山雀飞到海上去，它夸口说，要把海水烧干。……，爱听谣言的人，听了迅速地传播开来的传说，首先就带了汤匙到海边去赴宴，去喝那丰美的鱼汤。’”
　　“马赫派夸大他们所谓‘心理要素’的作用，大吹牛皮。这同山雀要把海水烧干的胡说岂不是一样的吗？然而，马赫派自以为凭着他们的心理要素的作用，就能够为所欲为，而其结果，只能在实际的事物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最后必然要宣告马赫派的破产。”
&& 《两则外国寓言》，《燕山夜话》五集，第九一──九三页。
　　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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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恶毒地咒骂我们的大跃进是“吹牛皮”，在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了。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邓拓不厌其烦地大讲有“深远的意义”，值得“深思”呢？为什么叫喊直到今天，吹牛的人“随时随地都还可以遇见”呢？既然是讲故事，为什么又扯到马赫派的“心理要素”作用呢？大家知道，帝国主义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曾经攻击我们的大跃进是“说大话”，是“冒险的计划”，是“唯意志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诬蔑我们的大跃进是“升虚火”、“发高烧”，是“唯心主义”。请看，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记得，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时候，曾经提到刘备生前说过，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刘备对于马谡的了解，实在是很深刻的。马谡在刘备的眼里就是一个好说大话的人。说大话的害处古人早已深知，所以，管子说过：‘言不得过其实，实不得过其名’。这就是告诫人们千万不要说大话，不要吹牛，遇事要采取慎重的态度，话要说得少些，事情要做得多些，名声更要小一些。”
　　“据汉代的学者王充的意见，似乎历来忽视这个道理的以书生或文人为最多。王充在《论衡》中指出：‘儒者之言，溢美过实’。他的意思显然是认为，文人之流往往爱说大话。其实，爱说大话的还有其他各色人等，决不只是文人之流而已。”
　　“陆灼讽刺季孙氏嫉妒孟尝君能养三千食客，就胡乱吹牛说自己也有三千食客，可是经不住实地观察，一看就漏底了。陆灼写出这个杜撰的故事，其目的是要教育世人不可吹牛。”
　　“历史上说大话的真人真事，虽然有许多，但是这些编造的故事却更富有概括性，它们把说大话的各种伎俩集中在典型的故事情节里，这样更能引人注意，提高警惕，因而也就更有教育意义了。”
　　《说大话的故事》，《燕山夜话》五集，第八八──九○页。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一日。
　　“王安石是宋代革新派的大政治家。他有许多革新的思想，但是缺少实际知识和办事的经验。宋代张耒的《明道杂志》说：‘王荆公为相，大讲天下水利。时至有愿干太湖，云可得良田数万顷。人皆笑之。荆公因与客话及之，时刘贡父学士在坐，遽对曰：此易为也。荆公曰：何也？贡父曰：但旁别开一太湖纳水则成矣。公大笑。’在王安石当政时期，类似这样的笑话还有不少。这些无非证明，王安石有许多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特别是他很不虚心，这一点可以说是他的大毛病。”
　　&& 《多学少评》，《燕山夜话》二集，第八四页。
　　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四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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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邓拓反复地攻击所谓说大话、吹牛皮，并说，爱说大话的“决不只是文人”，而且还有“大政治家”。他这是讲历史吗？不是，这是借古讽今，这是妄想煽动人们反对党的总路线，攻击大跃进。
　　污蔑我们党在大跃进中不爱护劳动力
　　“早在春秋战国及其前后的时期，许多古代的大政治家已经知道爱护劳动力的重要意义。……他们通过自己的统治经验，却也发现了所谓‘使用民力’的‘限度’，实际上就是发现了劳动力消长的某些客观规律。”
　　“《礼记》《王制篇》写道：‘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元代的学者陈＠②注解说：‘用民力，为治城郭、途巷、沟渠、宫庙之类。’其实，用现代的话来讲解，这就是指的各种基本建设所用的劳动力。按照当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古人规定了各种基本建设所用的劳动力，大致只能占总劳动力的百分之一左右。现在看来，这个比例对于以农业生产为根本的古老国家是适当的。”
　　“晋国的狐偃为公子重耳策谋说：‘蓄力一纪，可以远矣。’一纪是十二年。当时狐偃伴随着重耳正走过卫国的五鹿，他就预言：‘十有二年，必获此土。’……从这个故事看来，象狐偃这样的人，在古代的历史条件下，总算是懂得积蓄力量的了。纪元前七世纪的古人尚且懂得这些道理，我们生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然就应该更清楚地懂得这些道理。”
　　“我们应该从古人的经验中得到新的启发”。
　　&& 《爱护劳动力的学说》，《燕山夜话》一集，第五六──五八页。
　　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日。
　　按：说古人“发现了劳动力消长的规律”，这完全是瞎说。又说“我们生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然就应该更清楚地懂得这些道理”，还要我们“从古人的经验中得到新的启发”，这显然是攻击我们在大跃进中、在基本建设和兴修水利中，不爱护劳动力。
　　污蔑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完蛋”了
　　“的确，任何巨大的财富，在最初积累的时候，往往是由一个很小的数量开始的。这正如集腋可以成裘、涓滴可以成江河的道理一样。但是，这并不是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只要有了一个鸡蛋，就等于有了一份家当。事情决不可能这样简单和容易。”
　　“明代万历年间，有一位小说家，名叫江盈科。他编写了一部《雪涛小说》，其中有一个故事说：‘一市人，贫甚，朝不谋夕。偶一日，拾得一鸡卵，喜而告其妻曰：我有家当矣。妻问安在？持卵示之，曰：此是，然须十年，家当乃就。因与妻计曰：我持此卵，借邻人伏鸡乳之，待彼雏成，就中取一雌者，归而生卵，一月可得十五鸡。两年之内，鸡又生鸡，可得鸡三百，堪易十金。我以十金易五ｚì＠③，ｚì＠③复生ｚì＠③，三年可得二十五牛。ｚì＠③所生者，又复生ｚì＠③，三年可得百五十牛，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以举债，三年间，半千金可得也。’
　　这个故事的后半还有许多情节，没有多大意义，可以不必讲它。不过有一点还应该提到，就是这个财迷后来说，他还打算娶一个小老婆。这下子引起了他的老婆‘怫然大怒，以手击鸡卵，碎之’。于是这一个鸡蛋的家当就全部毁掉了。
　　你看这个故事不是可以说明许多问题吗？这个财迷也知道，家当的积累是需要不少时间的。因此，他同老婆计算要有十年才能挣到这份家当。这似乎也合于情理。但是，他的计划简直没有任何可靠的根据，而完全是出于一种假设，每一个步骤都以前一个假设的结果为前提。对于十年以后的事情，他统统用空想代替了现实，充分显出了财迷的本色，以致激起老婆生气，一拳头就把他的家当打得精光。”
　　&& 《一个鸡蛋的家当》，《燕山夜话》一集，第七六──七七页。
　　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八日。
　　＊＊ ＊
按：我们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计划时，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扬言说，“有几分真实性，须要看看”；当我们遇到暂时困难时，他们又攻击我们的大跃进“失败了”、“垮台了”。邓拓在这篇杂文中说什么想入非非，“用空想代替了现实”，“一个鸡蛋的家当”“全部毁掉了”。这不也是攻击我们的大跃进“失败了”吗？这不是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一唱一和吗？（⑵⑶）
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过去的历史家，对于王道和霸道也有不少评论。用我们现在的观点，对于王道和霸道，究竟应该怎样看法呢？”
　　“（刘向）所著的《新序》《善谋篇》中写道：‘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礼义。’他在同卷的另一处又写道：‘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看来刘向是称赞王道，而不赞成霸道的。他把王道看做是由于人情和法律道德相结合的结果。这也有道理。因为《礼记》老早就写道：‘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这样说来，所谓王道，实际上就是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处理一切问题的时候，按照当时通行的人情和社会道德标准，在不违背当时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前提下，所采取的某种态度和行动，反之，如果不顾一切，依靠权势，蛮横逞强，颐指气使，巧取豪夺，就是所谓霸道了。”
　　“照我们现在的观点，用我们的语言来说，究竟什么是王道，什么是霸道呢？所谓王道，可以做一种解释，就是老老实实的从实际出发的群众路线的思想作风；而所谓霸道，也可以做一种解释，就是咋咋呼呼（按《北京晚报》上为“诈诈胡胡”）的凭主观武断的一意孤行的思想作风。不过，这种解释是不能强加于古人的，用这种观点去评论古人也是不合实际的。”
　　“但是无论如何，从古代的历史中，人们却也不难找出经验教训，说明即便在古代，王道也毕竟要比霸道好得多。《汉书》的作者班固，追述秦汉以前诸侯争霸的局势时，在好几个地方都对霸道有所讥刺。例如，他说：‘晋文公将行霸道，遂伐卫，执曹伯，败楚城濮，再会诸侯。’这使人一看就会感觉到当时要想做霸主的，到处树敌，多么不得人心！”
　　&& 《王道和霸道》，《燕山夜话》四集，第十三──十六页。
　　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 ＊
　　按：这是借古讽今，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篇文章。邓拓骂我们“依靠权势，蛮横逞强”，“不得人心”。请问：不得什么人的心呢？就是地富反坏右的心。无产阶级专政对地富反坏右，只能实行“霸道”，决不施行什么“仁政”；对地富反坏右施行所谓“王道”或“仁政”，就是背叛革命，背叛人民。
　　三、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吹捧他们的反党“骨气”，鼓励他们东山再起为被罢了官的户部尚书“李三才”辩护
　　“在北京的历史人物中，明代通州李三才的事迹，似乎久已被湮没了。这是研究地方史的人感到遗憾的事情。
　　最近我同史学界的个别朋友，偶然谈起此人。回来翻阅一些史料，才发现旧史家对李三才的评论颇有问题，应该重新加以研究。
　　李三才字道甫，别号修吾，明代万历二年进士，曾任‘右佥都御史’、‘凤阳巡抚’、‘户部尚书’等官职。他反对当时征收矿税的办法，并且积极支持东林党人。他是《明史》上的有名人物。
　　清初张廷玉等撰修《明史》，其中有《李三才传》。这一篇列传的末段，有几行带总结性的文字。它写道：
　　‘三才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抚淮十三年，结交遍天下。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其后击三才者，若邵辅忠、徐兆魁辈，咸以附魏忠贤，名丽逆案；而推毂三才者，若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刘宗周，皆表表为时名臣，故世以三才为贤。’”
　　“《明史》说李三才‘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这句话并不是好话。如果照这样说，李三才似乎是惯于耍手段，弄权术的人。可是，事实却不是这样。据明代《神宗实录》的材料，李三才于神宗万历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曾一再上疏，陈述矿税的弊害。他大胆地揭发了太监利用征收矿税的名义，大肆勒索，为非作恶的罪行。万历三十年和三十一年，他又一再上疏反对矿税，并且提议修浚河渠、建筑水闸、防治水旱。这些主张都没有被采纳，反而被‘夺俸五月’。这怎么能说是‘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呢？”
　　“因为多次上疏没有结果，李三才曾经请求辞官回家”。
　　“当然，在那个时候还出现了攻击封建黑暗政治的‘东林党人’，而‘三才与深相结。’因此，当时有一班顽固腐败的势力，极力攻击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党人，同时也极力攻击李三才。后来魏忠贤的一伙人，更把李三才和东林党人同样当做不共戴天的仇敌，那是毫不足怪的。
　　那一班顽固腐败势力，以邵辅忠、徐兆魁等人为代表，在太监们的嗾使之下，自然要大肆攻击李三才。他们攻击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诈似直，列具贪、伪、险、横四大罪’。甚至在李三才终于退归故里以后，他们还要把‘盗皇木营建私第’等罪名，加于李三才身上。这也许正是《明史》说他‘性不能持廉’的事实根据吧。但是李三才又一再上疏，‘请遣中官按问’，‘请诸臣会勘’，‘请上亲鞫’。看来他是理直气壮的，而万历的朝廷却不敢彻底查究这个事实。问题的真相如何，这不是很明白了吗？”
　　“从他生前死后的这些事实中，我们对于李三才的一生为人虽然不能认为全无缺点，但是，他总应该算是一个正面的历史人物啊。”
　　&& 《为李三才辩护》，《燕山夜话》五集，第一○二──一○四页。
　　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 ＊
　　按：李三才在历史上是个微不足道的人物，他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邓拓却说他是为民请命、为民兴利的好官；为他的被“罢官”辩护，还说他是“理直气壮”的。这是为什么呢？不难看出，这位李三才是海瑞式的人物，为李三才辩护是名，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是实。
　　宣扬郑板桥遭到“诬告”被罢官以后，满腔仇恨，“骨相难更”；号召人们学习他的“自作主人、不当奴才”的性格。
　　“歌吹扬州惹怪名，
　　兰香竹影伴书声。
　　一枝画笔春秋笔；
　　十首道情天地情。
　　脱却乌纱真面目；
　　泼干水墨是生平。
　　板桥不见虹桥在，
　　无数青山分外明。
　　这是我前年（指一九六一年）到扬州访问的时候，为怀念清代画家和诗人郑板桥而作的一首律诗。……明天就是他的诞辰，我想趁此机会对这位作家重新进行评价，似乎还是有必要的。”
　　“乾隆五年他被派往山东范县当知县，到乾隆十一年又被调为滩县知县。不料山东连年灾荒，板桥积极筹赈，得罪了巨绅大贾，被扣上了‘贪污舞弊’的罪名，罢官而去。”
　　“郑板桥在山东救灾工作中是很有成绩的，他完全站在人民的方面，为受灾群众谋利益，而激怒了封建官僚和豪绅地主阶级。……他们联合起来，捏造罪名，控告郑板桥假借救灾的机会贪污舞弊。清代腐败的统治阶级在处理这个案件中，完全听信了豪绅地主们的诬告。板桥见到情况如此，愤而辞职，他的上司也乐得照准了。因此，乾隆十七年的秋末冬初，郑板桥竟罢官而去。”
　　“从他罢官以后，直到七十三岁死的时候为止，所谓‘板桥体’，即板桥的思想作风总是越来越鲜明突出。首先在他的诗词中表现出来。这里只举他的沁园春一阕为证，词的题目就是一个‘恨’字，他写道：“花亦无知，月亦无聊，酒亦无灵。把夭桃砍断，杀他风景；鹦哥煮熟，佐我杯羹。焚砚烧书，椎琴裂画，毁尽文章抹尽名。…单寒骨相难更，＠④席帽青衫太瘦生。看蓬门秋草，年年破巷；疏窗细雨，夜夜孤灯。难道天公还钳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颠狂甚，取乌纱百幅，细写凄清。”
　　“我在这里……随手介绍一付未发表的板桥作品吧。这是《深山兰竹图》，它大约是板桥在山东范县时期画的。上面题了一首诗，写道：“深山绝壁见幽兰，竹影萧萧几片寒。一顶乌纱须早脱，好来高枕卧其间。”
　　“非常明显，这是他还在做知县而心里简直不愿做官的时候所作的，画意诗情完全一致。……把这个画中的境界和当时画家所经历的官宦生活做一对照，它的主题思想不是显而易见了吗？”
　　“据我所知，现在仍然有人在认真地学习‘板桥体’。但是，我认为学习‘板桥体’的最重要之点，是要抓住‘板桥体’的灵魂。什么是‘板桥体’的灵魂？我以为它就是在一切方面都要自作主人、不当奴才！”
　　“板桥曾经说过：‘凡作文者，当作主子文章，不可作奴才文章。’这句话非常要紧。他自己为了贯彻实现这种思想，所以特地刻了一方图章，文曰：‘郑为东道主’。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自己无论做什么事情，处处都以主人翁自居，自己踏出一条路来。”
　　&& 《郑板桥和“板桥体”》，《光明日报》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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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真是无独有偶。吴晗的《海瑞罢官》出笼以后，邓拓也忽然发出思古的幽情，“怀念”起被罢官的郑板桥来了。邓拓先在一九六一年作诗，继而在一九六三年著文，一股劲地为“郑板桥”的罢官喊冤，喊得那么愤慨，那么激动！读者只要把此文同吴晗的《海瑞罢官》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二者实在是异曲同工，都是在为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不平！
　　邓拓的画龙点睛之笔，是点出“板桥体”的灵魂是“自作主人、不当奴才”，号召人们抓住这个“灵魂”认真学习，“自己踏出一条路来”。恶毒！恶毒！邓拓不是在号召人们反对党的领导吗？摆着社会主义光明大道，却号召人们“自己踏出一条路来”，这条路不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路又是什么呢？
　　宣扬米万钟“为政清廉，关心民刑”，屡评时事，颇受中下层人民称颂，为此遭到罢官
　　“米万钟是一位很有学问也很有骨气的人。他的生平为人确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好处。他出生于明代隆庆四年，……刚刚二十五岁就中了进士，……第二年他就被任命为江宁令尹。不久以后，他奉命改任江西按察使。据称，米万钟为政清廉，关心民刑和文教事业，所到之处，颇受中下层人民和文士们的称颂。”
　　“由于米万钟平日鄙视魏忠贤及其同伙，并且屡次评议时事，他就成了魏忠贤的眼中钉。特别是魏忠贤的走狗倪文焕极力诬陷好人，当时被他陷害的有几十人，重的严刑拷打致死，轻的则被削籍夺职。米万钟也受到了削籍夺职的处治。”
　　“他在一幅白绫上写了一道诗题《烂柯山》的绝句，笔墨飞舞，毫无馆阁气味。他写道：‘双丸阅世怪他忙，为羡仙翁岁未央。假尔片时成异代，人天却比洞天长。’这一首绝句的意思是什么呢？这显然是反映他对于明代政治上风云变化出人意外的心情。”
　　&& 《宛平大小米》，《燕山夜话》三集，第三九──四一页。
　　《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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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此文是借米万钟这个亡灵，再一次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
　　为“李＠⑥”被罢官而鸣不平
　　“李＠⑥的遭遇很不好，正如郑板桥在写给他的另一首诗中所说的，‘两革科名一贬官，萧萧华发镜中寒。’当时李＠⑥早已被清宫画院里临摹古画的一班画师所排挤而离开了画院，到山东滕县当了一时期的知县，又被一班权贵人物所忌，以致解职，从此他就流落在扬州依靠卖画为生，成为扬州八怪之一了。”
　　“再看他自己的题诗，就更觉得这幅画的意境很深。这首诗明白地写道：
　　黄叶飘萧处士林，霜华不畏早寒侵。画鸡欲画鸡儿叫，唤起人间为善心。”
　　“诗意不但阐明了画意，并且反映了李＠⑥当时的遭遇和他的愤懑不平的心情。”
　　&& 《谈李＠⑥和他的画》，《光明日报》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四日。
　　按：又是一个罢官！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邓拓四次为被罢了官的人鸣不平，歌颂他们被罢官而不屈服的“反抗精神”，真是“运思独苦”！
　　四、狂妄地叫喊要我们党赶快下台“休息”
　　要我们党“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都不要做，一切听从邓拓们的“指导”！
　　“我想奉劝爱说伟大的空话的朋友，还是多读，多想，少说一些，遇到要说话的时候，就去休息，不要浪费你自己和别人的时间和精力吧！”
　　&& 《“伟大的空话”》，《前线》一九六二年第二十一期。
　　“健忘病者的症状……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大概总不外乎发疯或者变傻这两个结果。”
　　“如果发现有这两极化任何一种的现象，必须赶紧完全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勉强说话做事，就会出大乱子。”“需要请高明的医师指导，病家不要自己做决定，尤其是健忘病者本人切不要乱加干涉。”
　　&& 《专治“健忘症”》，《前线》一九六二年第十四期。
　　“山雀在牛皮吹破以后，只不过害羞地飞走了，这当然是幸运的；应该看到，在另外的情况下，牛皮既已吹破，受骗的人们就决不会轻易地放走吹牛的骗子。”
　　（《两则外国寓言》，《燕山夜话》五集，第九三页。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贾岛是当时范阳郡的人。……这一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属于幽燕之地，英雄豪侠慷慨悲歌，成了传统的风气。正如贾岛在一首题为《剑客》的五言绝句中写的：‘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这位诗人显然想借此来表达他自己的心情。”
　　&& 《贾岛的创作态度》，《燕山夜话》一集，第十六页。
　　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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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这几则材料，使我们进一步看清了《夜话》的凶恶面目。邓拓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决不是骂骂而已，而是要根本推翻。所谓“健忘病者”“必须赶紧完全休息”，这不是妄想把共产党赶下台去吗？
　　不是“书生空议论”，而是“力抗权奸”的“好男儿”
　　“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地间。
　　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力抗权奸志不移，东林一代好男儿！
　　攀龙风节扬千古，字字动心绝命词。”
　　&& 《歌唱太湖》，《光明日报》一九六○年九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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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邓拓近几年来大讲“东林党”，他还特别介绍了东林书院的一副对子，说东林党人读书、讲学都“有他们的政治目的”，说他们很有“骨气”。上面两首诗，宣扬他们的“力抗权奸志不移”的反抗精神，显然这也是有“政治目的”的。邓拓之流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中搬出东林党来，大肆鼓吹东林党的叛逆性格，给他们的一伙鼓励士气。
　　五、《燕山夜话》假介绍“知识”之名，行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实
　　“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及于政局”，是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种手法
　　“《夜话》在报纸上连续发表，而对于报纸方面的事情却几乎一点也不曾谈起，这是什么原故？难道你对于这一方面的事情不感兴趣吗？
　　熟悉的朋友向我提出了这样的责难，不禁使我哑然失笑。这有什么可说的呢？好了，现在刚巧有一封读者来信，要我谈谈林白水之死，这一下总算有机会谈到新闻方面的事情了。”
　　“辛亥革命以后，林白水在北京创办了《新社会日报》。他发表文章说：‘中国今日之政体，民主固善，而封建余威曾未少杀，欲谋芟除，计须十五年之努力。’有人说，从他写文章的时候起，到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恰恰是十五年左右，这一点也算是林白水的‘预见’吧。然而，他的文章据说往往是‘信手拈来’，‘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及于政局’，‘语多感愤而杂以诙谐’，所以特别惹起了一部分当权者的不满。《新社会日报》一度曾被勒令停刊，后来复刊的时候，他宣布：‘自今伊始，除去新社会日报之新字，如斩首级，示所以自刑也。’这便是《新社会日报》改为《社会日报》的经过。”
　　&& 《林白水之死》，《燕山夜话》五集，第一○五──一○七页。
　　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 ＊
　　按：长期办报的邓拓，为什么提起报纸方面的事情，会“哑然失笑”呢？这是值得考证一番的，一考证就会发现他因为办报时受了批评，而对党怀恨在心。
　　据说，辛亥革命后，在北京创办了一份报纸的报馆主笔林白水，他所写的文章往往是“信手拈来”，“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及于政局”。这难道不是邓拓的自白吗？邓拓“辛辛苦苦”，写了文章，如果读者不懂怎么办呢？因此，他需要借死人之口来表白一番，他讲的是瓦片，蜜蜂之类，但“归结及于政局”。这是一把钥匙，我们应该用这把钥匙去“打开”他的《燕山夜话》。
　　“夜话”大都“语带双关”，有其“政治目的”的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是明代东林党首领顾宪成撰写的一副对联。”
　　“为什么忽然想起这副对联呢？因为有几位朋友在谈话中，认为古人读书似乎都没有什么政治目的，都是为读书而读书，都是读死书的。为了证明这种认识不合事实，才提起了这副对联。而且，这副对联知道的人很少，颇有介绍的必要。
　　上联的意思是讲书院的环境便于人们专心读书。这十一个字很生动地描写了自然界的风雨声和人们的读书声交织在一起的情景：令人仿佛置身于当年的东林书院中，耳朵里好象真正听见了一片朗诵和讲学的声音，与天籁齐鸣。
　　下联的意思是讲在书院中读书的人都要关心政治。这十一个字充分地表明了当时的东林党人在政治上的抱负。他们主张不能只关心自己的家事，还要关心国家大事和全世界的事情。”
　　“把上下联贯串起来看，它的意思更加明显，就是说一面要致力读书，一面要关心政治，两方面要紧密结合。而且，上联的风声、雨声也可以理解为语带双关，即兼指自然界的风雨和政治上的风雨而言。因此，这副对联的意义实在是相当深长的。
　　从我们现在的眼光看上去，东林党人读书和讲学，显然有他们的政治目的。”
　　“既要努力读书，又要关心政治，这是愈来愈明白的道理。古人尚且知道这种道理，宣扬这种道理，难道我们还不如古人，还不懂得这种道理吗？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比古人懂得更充分，更深刻，更透彻！”
　　（《事事关心》，《燕山夜话》二集，第六○──六二页。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十月八日。）
　　按：邓拓告诉我们，“东林党人读书和讲学，显然有他们的政治目的”，东林党人说的风声、雨声，是“语带双关”，“兼指自然界的风雨和政治上的风雨”，意义“相当深长”。这是邓拓的自我表白。
　　煽动要用“漫画手法”，表达对“社会现实不满的情绪”
　　“古代的人已经懂得用绘画为武器，揭露恶人恶事，表扬善人善事。因此，以善恶对比为题材的绘画，就可以认为是中国古代漫画的一种表现形式。”
　　“但是，一般的说来，历来的画家们对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不但不能进行分析和批判，而且毕竟还不敢大胆地揭露它的弊病。于是有一些画家就选择了特别含蓄的表现形式，以表达他们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不满的情绪。”
　　“最突出的漫画，还应该说到所谓扬州八怪的作品。这些画家实际上都是当时南北各地不满于现实的文人，他们愤世嫉俗，满腹牢骚，不合时宜。因此，当时的人们称之为‘怪’，而他们自己也坦然以‘怪’自居。他们在这样的思想感情支配之下，画出来的东西，就必然非有一些‘怪’气不可了。在这里，就举罗两峰的作品为例吧。……他生平最爱画鬼，并且以画鬼而成名。人们都知道他的成名之作乃是《鬼趣图》，这可以说是古代漫画的典型了。”
　　“（我们）知道他对鬼的讽刺，实际上却是对人的讽刺。但是在当时的社会上，画家如果直接用漫画去讽刺那班活人，一定要惹祸；如果只是讽刺一些死鬼，就不至于有什么危险了。也许正是经过了这些实际的考虑之后，画家终于选择了以鬼为讽刺对象的这种漫画手法。”
　　&& 《古代的漫画》，《燕山夜话》三集，第五一──五三页。
　　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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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这里讲得很明白，“对鬼的讽刺”，就是“对人的讽刺”，就是用“漫画手法”发泄对社会现实的“不满的情绪”。“夜话”当然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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