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作的几点诠释--中国共产党新闻--中国共产党新闻-人民网
李大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作的几点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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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大钊，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而且是选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先驱者，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　　为了救亡图存，几代中国先进分子经历了近七十年的奋斗与探索，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经济发达的西方社会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所以，用来解决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革命问题就遇到某些困难。为此，李大钊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联系中国实际，借鉴俄国十月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中国化的诠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世界的无产阶级”论　　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中国革命的问题，首先必须回答中国革命性质以及中国革命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问题。李大钊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中指出：“欧美各国的经济变动，都是由于内部自然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变动，乃是由于外力压迫的结果。”由于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挡不住西方现代工业的压迫，所以“国内的产业多被压倒，输入超过输出，全国民渐渐变成世界的无产阶级，一切生活，都露出困迫不安的现象”。“这就是世界的资本阶级压迫世界的无产阶级的现象”①。这样一来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具有了反对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中华民族是“世界的无产阶级”的理论，不是李大钊的独创，它可以在马克思的原著和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策略中找到渊源。李大钊在《马克思的中国民族观》中说：“近者美国出版的《工人月刊》载有马克思《中国及欧洲的革命》一文，这是非常重要的材料”②，并立即译成中文，刊于北方党组织的刊物《政治生活》上。这篇写于中国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之时，发表在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文章中，马克思对于因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掠夺造成的中国经济的贫穷和破产，并由此而引起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寄予了很高的评价和同情。马克思说：“欧洲各国人民下一次的起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取决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的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取决于现时的其他任何政治原因。”③李大钊说：“我们读了马克思这篇论文以后，应该很明确的认识出来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理论和事实。”④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例举革命失败后流亡于南洋、印度和美洲各地的太平党人，秘密结社组织“天地会”并做为一个中国人的支部参加第一国际的史实，“证明太平革命是含有阶级性的民族革命，可以证明中国革命自始有与世界无产阶级提携的需要与倾向”⑤。李大钊提出中华民族是“世界的无产阶级”的理论，强调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对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继承和发展。这一理论的提出可能是出于以下考虑：一是为了解决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业发达社会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同中国经济文化落后、产业工人很少的矛盾；二是为了取得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特别是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革命的国际主义支持；三是由于中国革命已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此，革命的对象就由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变为国际资本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从而，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也就不仅仅限于无产阶级，而是包括了除官僚买办和反动军阀以外的任何阶级。这就为我党接受第三国际关于中国现阶段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以及有关民族与殖民地的斗争策略；并为联合农民，实现国共合作和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　“农民革命动力”论　　早在1919年2月，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号召青年“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把黑暗的农村变成光明的农村”。尽管还带有俄国民粹主义的思想影响和传统个体农业的小国寡民的空想色彩，但还是有远见卓识的。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南方各省国民革命运动蓬勃兴起。而在北方，由于反动军阀的统治，共产党仍处于地下活动。北方党组织虽多次派人到产业工人集中的地方组织工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发展党组织，但数量很少。在实际运动方面，继1922年开滦煤矿工人罢工失败后，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的“二七”大罢工又遭到反动军阀吴佩孚的镇压，从而使一些党组织受到损失。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冯玉祥又倒向北洋军阀，国民党右派解除了李大钊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职务，奉系军阀又重返北京和一些大城市，从而使革命运动转入低潮。因此，李大钊及其领导的北方党组织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广大的农村。当时由于军阀混战，连年灾荒，再加上反动军阀巧立名目搜刮军饷，各地农民自发起来抗捐抗税。他们就因势利导，及时训练和选派农运骨干，深入农村帮助组织农民协会，发展党组织，开展反帝、反军阀、反苛捐杂税的斗争。李大钊在1925年底写的《土地与农民》中指出：“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农业尚为其国民经济之基础。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　　李大钊的“农民革命动力”论，同马克思关于农民是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中间等级”的传统观点不能整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只有小生产者农民破产后，加入无产阶级队伍才有革命性。显然，这是从欧洲社会发展史上的五种社会形态出发得出的结论。但是，马克思在晚年通过对东方社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探讨和对俄国革命道路的思考，从1877年到1882年曾三次谈到俄国社会发展的特殊道路指出，经济落后以传统农业为主体的俄国有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列宁继承了马克思这一思想，在论述农民阶级的二重性时，强调了农民做为劳动者有倾向革命的一面，并在十月革命成功后，建立了工农兵苏维埃政权。1923年7月第三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不能忽视农民的作用。对此，开始在党内有分歧。如陈独秀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极力贬低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瞿秋白为了维护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则多少承认农民在革命进程中的从属地位，又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限制农民革命的政策。但到1925年，在党内对农民革命潜力感兴趣的已不只李大钊一人了。年初，毛泽东在湖南组织农民协会搞农民运动。此前，彭湃早已在广东进行了农民运动的实践。到1926年农民运动已在全国许多省分蓬勃兴起。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党的“八七”紧急会议之后，各地爆发了农民武装暴动，毛泽东、朱德率领暴动队伍会师井岗山创立革命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掀开了中国革命史新的一页。至此，“农民革命动力”论为中国革命开出了一条通向全国胜利的新道路。　　三　“知识阶级先驱”论　　列宁认为工人运动本身只能产生工团主义，只有由革命知识分子组成的领袖和骨干掌握了社会主义理论之后，再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实行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社会主义革命才会成功。李大钊接受了列宁的这一思想，在《青年与农村》中说：“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⑥在“五四”前夕，资产阶级自由派与马克思主义派展开“问题与主义”之争时，李大钊指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为此“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而要做到这一点，李大钊与胡适鼓吹的只有脱离政治才能冷静的研究问题不同，而是强调“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⑦，只有把革命的理想和主义灌输到群众中去，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后来，李大钊在《知识阶级的胜利》中提出：“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⑧并于1919年到1923年初用很大精力对工人进行社会主义启蒙教育和指导罢工斗争。李大钊的学生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李树彝等响应他的号召，在1919年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并在此基础上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深入到长辛店、唐山等地去搞工人运动。他们通过出版《劳动音》杂志、组织工人俱乐部和图书馆、帮助工人建立工会、通过向工人灌输社会主义思想、以唤醒工人们的阶级觉悟，并在斗争中发展产业工人中的优秀分子邓培、史文彬入党，建立基层党组织，这样，使刚刚建立的中国共产党，无论从指导思想还是从阶级基础来看，都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无产阶级政党。　　四　“主观能动”论　　为了救亡图存的迫切需要，李大钊在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时，首先着重介绍唯物史观及其阶级斗争学说。他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指出：“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接着，他又强调说：“可是专取这唯物史观(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有许多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很吃了这个观念的亏。天天只是在群众里传布那集产制必然的降临的福音，结果除去等着集产制必然的成熟以外，一点的预备也没有作，这实在是现在各国社会党遭了很大危机的主要原因。”⑨由此可见，李大钊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的同时，还突出地强调了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并对第二国际各国社会党，消极地等待集产制的必然成熟，而不去积极的开展阶级斗争的机会主义做法，旗帜鲜明的进行了批判。这在当时中国对马克思原著译介很少的情况下，能作出如此精辟的阐述，确实难能可贵。　　其实，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没有主张经济决定一切。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就指出过：“历史并没有做什么。……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奋斗的是人类，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⑩在这里，马克思是既强调了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又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晚年写的哲学通讯中也说过：“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起主要决定作用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各种制度，法权形式，抑或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即政治、法律、哲学的理论，宗教信仰以及向教义体系的发展”。这是对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作用和反作用的辩证关系科学的表述，也是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观能动性的进一步肯定。但是，由于条件限制，李大钊可能并未见过这些论著，所以，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误把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党人，将唯物史观解释成庸俗的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当成“马氏唯物史观的流弊”。当然，对此不能求全责备。接着，李大钊又指出“然自马氏与昂格思合布《共产者宣言》，大声疾呼，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做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无论赞否马氏别的学说的人，对于此点，都该首肯”11。再次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历史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到了1920年，李大钊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对上述误解加以解释之后指出：“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这种人类本身具有的动力可以在人类的需要中和那赖以满足需要的方法中认识出来。”12可见，经过李大钊解释的唯物史观，是既把人类看成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客体，又把它看作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历史的主体。李大钊的“主观能动”论的形成，除了受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影响之外，还有其现实和历史根源。从现实需要说，是迫于救亡图存的急需；从历史上找原因，则是来自他头脑中早有的民本主义思想和实用理性的文化传统影响。李大钊的“主观能动”论，为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接着走上社会主义之路提供了理论根据，激发了共产党人和工农兵群众，适应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潮流，敢于斗争，去夺取革命的胜利。　　五　“物心两面改造”论　　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说：‘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他的《资本论》也是首尾一贯的根据那‘在今日社会组织下的资本阶级与工人阶级，被放在不得不仇视，不得不冲突的关系上’的思想立论。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他也是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13而“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但是李大钊又强调说：“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14那么，为什么李大钊要提出在改造社会的同时必须改造人类精神呢?这同他对经济学的独特分类有关。他认为：“由经济思想史上观察经济学的派别，可分为三大系，就是个人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与人道主义经济学”。接着他指出：“个人主义经济学，有二个要点：其一是承认现在的经济组织为是；其二是承认在这经济组织内，各个人利己的活动为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正反对他那一点。人道主义经济学正反对他那第二点”。因此，“社会主义经济学者持组织改造论，故其目的在社会的革命”。而“人道主义经济学者持人心改造论，故其目的在道德的革命”，和“不置重于经济组织改造的一方面，而置重于改造那组织下活动的各个人的动机”15。“因为人类在马克思所谓‘前史’的期间，习染的恶性很深，物质的改造虽然成功，人心内部的恶，若不划除净尽，他在新社会新生活里依然还要复萌，这改造的社会组织终于受他的害，保持不住”16。显然，这是由于李大钊误认为马克思只能强调物质的变更，忽视人心的改造而提出的“应加救正的地方”。其实，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们并没有忽视在物质改造的同时进行精神改造的必要性。马克思、恩格斯说：“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达到目的本身，都必须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17从而肯定了无产阶级在改造社会的同时必须改造自己。李大钊很可能没能见到这些原著，但他靠直觉认识到这个问题，并接近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高度，确实难能可贵。至于在如何改造社会的同时改造人类的精神，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条件所限很少论及，而李大钊则在提倡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改造同时，主张以互助、友爱和人道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人类精神改造。这就使其提倡的社会主义革命带有伦理道德色彩。再加上他误认第二国际的新康德派是一种可以救治马克思主义“偏弊”的新理想主义，所以，有些研究者认为李大钊的“物心两面改造”论，是想用新康德派提倡的“伦理社会主义”来修正马克思主义。对此，我不敢苟同。理由有二：其一是李大钊刚接受马克思主义不久，把第二国际鼓吹的假马克思主义误认为马克思主义实属难免；其二是，新康德派的伦理社会主义反对阶级斗争，提倡社会改良，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同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而李大钊提倡阶级斗争，主张以劳动者为本位，提倡“劳工神圣”的新伦理，在尊劳主义的思想基础上，用互助、友爱和人道主义来改造人类的精神，“以图划除人类在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恶性质”，实现由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向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过渡”18。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李大钊的“物心两面改造论，在闪烁着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物与心、灵与肉的辩证思想光辉的同时，还存在着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思想影响，同时，也有着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修齐治平伦理本位的因袭。这可能受到他早期的中西文化调和融会观的影响。对此，我们不能苛求前辈。尽管发生过以上的误解，但仍瑕不掩瑜，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作的努力，当然也包括“物心两面改造”论，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而且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从文化渊源上讲不外四个方面。其中有中国传统文化(又可分为儒道法的规范性文化；农民革命的非规范性文化)；西方近代启蒙文化和以马克思主义为主体社会主义文化。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中，除了来自欧洲的马克思、恩格斯等著作和苏俄列宁的直接影响外，革命先驱李大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作的开拓性工作，也是承上启下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上述提到的李大钊的五个论点，在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著作中都有反映。如中华民族是“世界的无产阶级”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主观能动”论，在《论持久战》中；“农民革命动力”论，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都有继承和发展，“物心两面改造”论和“知识分子先驱”论，也见之于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毛泽东关于延安整风的三个文件，以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只不过后者由于有更多的革命实践以及正反两面的经验和教训，从理论体系上更为全面、系统、完整和精当，更富于创造性。　　李大钊作为革命先驱者最早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代表了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的普遍愿望和理智；李大钊等创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使中华民族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从而决定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命运；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和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刻地影响了几代共产党人，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李大钊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每个共产党员和人民的心中矗立着历史的丰碑。　　注：　　①②④⑤⑦⑧⑨11&12&13&14&15&16&18&《李大钊文集》下册，第181、855、864、882、32、208、37-38、64-65、364-365、50、68、47-49、43、49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③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页、第1卷第76--7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⑥&《李大钊文集》上册，第648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原载《李大钊研究》第3辑)《李大钊研究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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