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苏马非马”论是违反《党章》的
点击：111&&作者：周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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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最近十几年来，一些党校教授不认同四项基本原则、不认同党的历史和领袖、不认同党的最终理想，利用讲课的机会散布各种反党言论，构成了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道奇特“风景”，被爱国网民恰当地概括为“党校教授反党”现象。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严重破坏了党的团结，损害了中央权威，涣散了党内外群众的思想，对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危害极大。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周新城教授，长期以来致力于和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作斗争，写了大量文章，体现了一位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深厚的理论素养和一位老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赤胆忠心及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我们将陆续编发周教授这组文章，今天发出第四篇，敬请广大读者关注。
　　驳“苏马非马”论——周新城教授2015年批周天勇文章
　　最近读到一篇文章，提出了“苏马非马”论，主张把批判“苏马”作为&“正本清源、返本开新”的“主旨”。文章说：
　　“我们中国人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从前苏联特别是斯大林时期苏联经过整理、理解、取舍、发挥后的马克思主义，用斯大林的概念叫做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基本内容也是斯大林概括整理的，它与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大的不同，与列宁的很多思想也是不同的。”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几十年当中走了不少弯路，其中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问题，但主要的影响来自前苏联。也就是说，在这样一套苏式的以教科书为代表的意识形态里面，包含了大量的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以及附加在马克思名下的错误观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一直强调‘苏马非马’。古人说‘白马非马’，但是白马终究还是马，而‘苏马非马’倒是一个实际的状况。”
　　因此，文章认为，从改革开放伊始就提出一项基本任务：
　　批判“苏马”，“回到原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去”。
　　至于“原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什么，文章没有说，有意回避了。但他鲜明地提出“苏马非马”。
　　若依此论，我们从建党一开始接受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教条式的”、“附加了错误观点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也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要等他来“正本清源”，然后带领我们走上“原本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上去。因此，对“苏马非马”论就需要澄清、分辨是非了。
　　不得不说一下，“苏马非马”论者的这番话是违反《党章》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按照其说法，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斯大林概括的，歪曲了“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接受的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原本的马克思主义”。
　　这不等于说，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吗？这种论断表明其作者根本不赞成《党章》的规定。据我所知，作者也是中共党员。要知道，党员公开攻击《党章》，这是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的。
　　&“苏马非马”论涉及一系列问题：怎么看待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思想？怎么看待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以来直到改革开放近60年历史的指导思想？它们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要不要彻底否定，要不要走另外一条道路，即所谓的“原本的马克思主义”道路？这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原则问题。如果说苏联的指导思想是“非马”，我们接受的也是“非马”，应该清算，那就意味着不仅苏联共产党的历史、而且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都必须否定，我们不得不改旗易帜，走另外一条道路。
　　我们还是从理论上来分析一下，“苏马非马”论错在哪里。
　　我们先来看一看，党中央是怎样看待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是不是如“苏马非马”论者所说的那样，在意识形态领域“苏马非马”，苏联的指导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我国接受的也是“非马”，指导思想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总之，都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呢？
　　习近平同志日（也就是“苏马非马”论出现前一年）在新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社会主义思想从提出到现在的历史过程，经历了六个时间段，
　　“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
　　“苏联模式逐步形成”、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
　　是“六个时间段”的有机组织部分。
　　也就是说，无论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都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同的时间段，都是结合不同的国情和当时的具体条件，把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原则付诸实施的一种探索，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换句话说，就根本指导思想来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致的、一脉相承的，都是马克思主义。从习近平同志的讲话中，看不到任何“苏马非马”、我国也是“非马”的影子。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无论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还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150多年时间里，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取得了巨大进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成就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拿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来说吧。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由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引发了世界性反苏反共浪潮。这份秘密报告的特点就是在反对“斯大林主义”（也就是作者说的“苏马”，即附加了错误观点的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也就是“非马”）的旗号下，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妖魔化，彻底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当时，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回击了这股逆流，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做出了科学的分析。毛泽东明确指出，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绩是基本的、第一位的，不能否定。他说：
　　“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它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学。”“所以，要加以分析。”
　　他主张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
　　这一分析和评价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又重申了这一评价，他强调
　　“苏联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促进了苏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也为苏联军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提出“苏马非马”的人陷入了一种尴尬境地：要么不承认苏联取得的成就，这就违背了中央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评价，也不符合实际；要么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成就是在非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是“非马”的功绩，那等于说不需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无论怎么说都是说不通的。
　　有人从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推论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倒过来证明“苏马非马”。这就涉及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原因了。这里不可能全面阐述这个问题，我们只想说一点：我们党一再指出，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决定性原因，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推行了一条“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也就是说，更换了指导思想、改变了路线，才导致苏联亡党亡国的。
　　“苏联东欧的变化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证明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
　　这些话把问题说清楚了：苏联演变，不是因为“苏马非马”，不是因为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思想错了，而恰恰是背弃了苏联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造成的。
　　提出“苏马非马”的人，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历史采取了彻底否定的态度，这种对待世界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历史虚无主义是十分危险的。习近平同志指出，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最后‘城头变幻大王旗’只是一夜之间。教训十分深刻啊！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一路否定下去，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了。苏联的教训告诉我们，历史虚无主义是会导致亡党亡国的。“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这是屡试不爽的规律。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包括西方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民主派”，都是从抹黑社会主义实践、把社会主义妖魔化（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抹黑指导思想）着手，搞乱思想，制造动乱，乱中夺取政权的。提出“苏马非马”正好适应了敌对势力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需要，这是值得警惕的。
　　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理论，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1873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发表25年后写的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事事都去找“原本的马克思主义”，仿佛只要同马克思恩格斯书本里说的不一样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就是“非马”，这种思维，是典型的教条主义思维，才是地地道道的“非马克思主义”，这种路线，在革命早期给我党造成过重大损失，我党早在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时期，就深入批判和检讨过了。
　　顺便说一下斯大林问题。“苏马非马”论者所说的“苏马”，有时是指列宁主义，更多的是指斯大林的思想。“苏马非马”，说白了主要是说斯大林篡改了马克思主义（有时也说列宁篡改了马克思主义，但主要是说斯大林）。现在我国社会科学界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一说斯大林，那总是错的，无需论证。其实，我们党对斯大林做过科学的评价，明确指出：
　　斯大林的“一系列理论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文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
　　斯大林也犯过一些错误，他的“思想方法，在一些问题上，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陷入了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
　　从总体上讲，不能说斯大林的思想就是“非马”。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们党针对打着批判“斯大林主义”旗号掀起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曾经指出：
　　“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
　　不能说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思想非马克思主义，“苏马非马”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一下。有人说，
　　由于苏联的指导思想是错的，“苏马非马”，因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必须否定，而且“否定得越彻底越好”。我国的改革就是“去苏联化”，这才取得成功。
　　改革是“去苏联化”的言论，一度在我国学术界相当流行。乍听起来似乎有点道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确实存在不少弊病，我国的改革也确实克服了这些弊病。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这个论断涉及一系列问题，包括：怎么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去苏联化”的实质是什么？等等。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是结合苏联的国情，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付诸实施的一种探索。既然是探索，就会有成功的经验，也会有失误的教训，每个阶段的经验和教训，都是后人宝贵的财富。我们对前人的探索，应该继承成功的经验，扬弃错误的或不合时宜的东西，根据新的情况提出新的理论和措施。对前人的社会主义实践轻率地、简单地予以彻底否定，提出什么“去”和“非”，不是郑重的马克思主义态度。
　　改革的实质是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调整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毛泽东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再有矛盾的形而上学观点，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而且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它们最后都要体现在制度中。改革就是通过变革社会制度中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环节和关系，来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所以，我国改革要不要“去苏联化”的问题，说到底就是怎么评价苏联所建立的社会制度：
　　如果认为苏联所建立的社会制度根本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要彻底否定，那么改革就应该“去苏联化”；
　　如果认为它基本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只是局部不适应，也就是说基本肯定、局部否定，那么就不能把改革归结为“去苏联化”，而应该是坚持这种社会制度的正确部分，对其错误的部分或不适合国情与当前形势需要的部分进行改革。
　　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苏联所建立的社会制度。
　　社会制度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的系统。如果粗略地划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基本制度，它所体现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质的规定性，即与其他社会经济形态相区别的东西，这在整个社会制度系统中是第一位的、决定性的；二是具体制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具体体制、运行机制，它们是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在整个社会制度系统中是第二位的、从属的。我们在评价苏联的社会制度时，应该把社会制度的这两个层次区分开来进行分析。这是毛泽东告诉我们的分析社会制度的基本方法。
　　大家知道，上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回击反苏反共的浪潮时，为了科学地评价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第一次把社会制度区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后来我们常用的是具体体制、运行机制）。他明确指出，
　　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概括起来就是：政治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正确的，它反映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它具有普遍意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共同规律，也就是说，任何国家，只要是搞社会主义，都必须遵守和实行的。如果抛弃了（哪怕是抛弃其中某一项），那就不是社会主义了。
　　苏联的社会主义具体制度，则是苏联共产党结合本国国情，探索在当时苏联条件下如何具体实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产物。对于苏联建立的具体制度，毛泽东进行了具体分析。归纳起来，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正确的，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
　　第二种情况是在苏联条件下是正确的，但不能搬到条件不同的别的国家去；
　　第三种情况是即使在苏联条件下也是错误的，必须纠正。我们还可以补充另一种情况，即：有的具体制度，在当时条件下是正确的，随着形势的变化，不符合客观需要了，应该改革。
　　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正确的，具体制度则是有对有错，而基本制度是决定性的、第一位的，具体制度是从属的、第二位的，所以综合起来，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从社会制度角度看，基本是正确的，局部是错误的，“三七开”的评价是站得住脚的。
　　按照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苏联模式中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我们必须坚持，不能“去苏联化”，“去”掉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了；苏联模式中的具体制度（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则要做分析，其中错误的或者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必须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主张改革必须“去苏联化”的人，往往是把改革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他们提出，苏联的社会制度，
　　苏联的社会制度，政治上共产党领导，这是政治垄断，导致人与政权、政治的异化；
　　经济上公有制占统治地位，这是经济垄断，导致人与财产的异化；
　　思想上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思想垄断，导致人与文化的异化。这就是有名的“三垄断”。
　　改革就是要消除垄断、克服异化：
　　政治上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实行多党轮流执政、议会民主的制度；
　　经济上实行私有化，恢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统治；
　　思想上实行指导思想多元化，让资产阶级思想占统治地位。
　　这样的改革就是实行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全面恢复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套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的主张，也是“去苏联化”改革的主张。
　　“去苏联化”的改革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戈尔巴乔夫的遭遇早已昭示我们。殷鉴不远，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不应该忘记历史的惨痛。我们应该增强制度自信，保持理论清醒，坚定改革的正确方向。
　　（作者系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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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红旗文稿
“指鹿为马”者把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抛在一边，用捏造的所谓功能社会主义来批判、替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即他们诬称的结构社会主义。
　　我们党一贯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意识形态领域总体发展态势积极健康向上，主旋律响亮，正能量强劲。这是观察和评估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首先要看到的基本的、占主导的一面。但是，同时也要看到斗争复杂的一面，特别是那些干扰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错误观点，更值得关注。本文就四种错误观点作如下评析。
　　一、&苏马非马&
　　&苏马非马&的基本观点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斯大林时期经过整理、理解、取舍、发挥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马克思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与列宁的很多思想也不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里面包含了大量的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以及附加在马克思名下的错误观点;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接受的就是作为&非马&的&苏马&，这是造成中国革命建设失误的主要原因。所以，&苏马非马&论者认为：&从改革开放伊始就提出一项基本任务：批判&苏马&，回到原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去&。
　　在这里，&苏联模式&被篡改为&苏联马克思主义&。按&苏马非马&论的观点，&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是&教条式的&、&附加了错误观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改革开放前，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因而中国共产党也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所以要来&正本清源&，走上&原本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上去。主张这种错误观点的人，对于究竟什么是&原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却避而不谈。
　　我们知道，所谓&苏联模式&，作为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在苏联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历史形态，是社会主义共同本质特征和苏联民族特色的统一体。它既包括成功的经验也包括失败的教训。&苏联模式&的成功经验又分为两部分：一是具有基本的性质，在人类历史现阶段有普遍意义。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即我们称之为&十月革命道路&的东西。二是不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功经验。这包括两种情况：只符合苏联实际，不符合其他国家实际;只符合苏联当时的实际，不符合苏联后来发展了的实际。
　　历史上，《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将&苏联模式&中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概括为五个基本点，这五个基本点实际上是我们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最早的表述。后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将其概括成六条标准。再后来邓小平将其凝练为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这五个基本点是：(1)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共产主义政党。(2)在党的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夺权。(3)在革命胜利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度，消灭阶级。(4)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群众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奋斗。(5)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照搬别国的模式,走自己的道路，是我们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宝贵经验。突破苏联模式，开拓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毛主席《论十大关系》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绝大多数学者取得的共识。
　　二、&以儒反马&、&以儒化马&、&以儒淡马&
　　涉及儒学的思潮、观点很复杂，其性质各有不同，只有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对其性质做出正确判别。下面讲的情况只是其中的三种: 一是&以儒反马&，这包括国内的&儒化当代中国&怪论，国外媒体的歪曲;二是&以儒化马&或者&以儒归马&;三是&崇(以)儒淡马&。
　　1.&以儒反马&。&以儒反马&的基本观点和手法是，诬称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异族文化&，造成了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断裂和民族精神根基的缺失&，使中国失去安身立命之本，精神彻底丧失，誓要&儒化当代中国&。&儒化当代中国&论是一股封建复古主义思潮。这股思潮总的原则是要把中国演变成&儒士共同体专政&国家即&儒教国&。他们设想，&儒教国&的建制是&儒家议会三院制&：政府从&儒家议会&产生，对&儒家议会&负责。&儒家议会&分&三院&，即&庶民院&、&通儒院&、&国体院&。&庶民院&代表&民意&，其议员按一人一票的原则由民众普选产生。&通儒院&代表儒家圣贤理想和&天道价值&，其议员通过考试、举荐和到民间访查等方式产生。&国体院&代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其议员按血缘关系，从历代圣贤、历代帝王和历代历史文化名人的后裔(如孔子的后裔)中挑选，通过继承和任命产生。从而通过 &儒教国&议会和政府，实现对国家政权的掌握和控制。
　　儒化当代中国的主张者将实现&儒教国&的策略路线分为&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上行路线&即&在上层，儒化中国共产党&。&下行路线&即&在基层，儒化社会&。两条路线&双管齐下&，同时推进。实现&儒教国&的关键是：&用孔孟之道来替代马克思主义&。只要&有一天，儒学取代了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变成了儒士共同体，仁政也就实现了&。所以当代儒家对马克思主义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辱骂。此外，国外一些媒体的鼓噪也属于这一大类。
　　一个时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视。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些论述明白无误，坚持和发展了我们党长期的观点。
　　但是国外一些媒体借此大做文章，进行歪曲。诬称&马克思主义不灵了&，&中国社会&尊孔崇儒&的时代已经掀开序幕&，等等。
　　2.&以儒化马&。这种观点口头上表示并不反马，确实有些人也不一定自觉反马，但是他们的文章表现出一种倾向：自觉不自觉地以儒释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磨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锋芒。从思想实质看，其力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儒学化&，明显反映出用儒学代替马克思主义的诉求。这种情况虽然与第一种情况不尽相同，但是，如继续向前发展必然反马。
　　3.&崇(以)儒淡马&。有人总把马克思与孔夫子对立起来。如有人撰文说，20世纪一二十年代高调&打倒孔家店&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想倾向的典型代表。以儒家文化为指导也可以成功走向现代化，如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韩国、新加坡等国家。按这些观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入和传播时期，对封建复古主义的批判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孔学两种思想体系没有本质区别。
　　对这些错误观点，我们要做科学分析。
　　其一，不能说20世纪一二十年代批判孔学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倾向，相反，否定这个时期对孔学的批判所起到的思想解放作用才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始于1915年秋的初期新文化运动尽管在思想内容和思想方法上存在弱点，但是，如果没有它对封建主义正统思想&&孔学的批判，人们就不能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就不能为以后新文化运动中的左翼接受、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准备适合的土壤。如果没有毛泽东、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对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道统说&的批判，就不能捍卫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革命理论。还要指出的是，丰富的文献资料表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批判孔学过程中，并未否定中国的全部传统文化，且明确指出，孔学不等于全部国学。同时他们既未否定孔学的历史作用，也未把孔子说得一无是处。
　　其二，马克思主义与孔学两种思想体系有着本质的区别。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孔学的思想体系是什么?李大钊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中说：孔子的学说&&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我国著名史学家刘大年先生在《方法论问题》中说：孔学整个体系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血缘关系等级制度的封闭体系。
　　其三，儒家文化与现代化建设。且不说现代化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之分，就是从生产力角度说，以儒学为指导，也不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因为&孔学集中讲伦理哲学，而对社会生活的基础完全缺乏认识理解。&&这是孔学根本的弱点。照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缺少唯物论，没有经济学思想&。(刘大年：《方法论问题》，《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
　　中国古代史也说明，在中国曾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学，并没有帮助我们实现现代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处于支配地位时并不是中国最强盛的时期，而中国最强盛的时期恰恰是儒学的地位不占优势的时期。汉代前期的盛世，尊奉的是黄老学说，孔子并无地位。唐代是中国历史的光辉时期，盛行的是佛教，尊奉的是道家老子，儒学也不占优势。宋代最尊孔且创造了新儒学，可宋代最弱，徽、钦二帝竟被俘。南宋时期，理学&一枝独秀&，但还是被不尊孔的蒙古铁骑战败，亡于江南。
　　当然，孔学有其历史作用。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而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包含的并已融入中华民族精神的大量的人类智慧成果，在影响和塑造中国人，维系社会的长期稳定和有序发展，影响中国和世界未来发展方面，起过重要历史作用。李大钊在批判&孔子为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为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的同时，又指出，&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为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陈独秀也说过&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孔教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绝对承认之，而不怀丝毫疑义&。
　　今天，不能只看到孔学中的精华，不看其糟粕;不能把孔学提到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的高度;不能因从孔学中吸取精华就把孔学抬到比马克思主义地位还高、甚至替代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程度。不仅如此，对从孔学中吸取的精华，也要结合现时代精神、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实践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的需要，予以加工提炼，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三、&以西马释马&
　　&西马&概念，在不同著作里有不尽相同的内容。其中，作为西方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有一些很深刻、很有价值的思考，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择要吸取。
　　此处说的&西马&是专指以抽象人性论为理论基础，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主张。这种主张攻击马克思主义存在&人学空场&，即&见物不见人&，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
　　其一，这种&西马&论实际上是用唯心主义取代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它以所谓&超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超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自誉。
　　其二，这种&西马&论实际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质的规定性。它无限扩大马克思主义概念，把现代西方哲学和美学上比较流行的一些思想嫁接在马克思主义上，用折中主义的手法，把两种本质不同的东西凑到一起，伪造出形式主义的、结构主义的、弗洛伊德主义的、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等等五花八门、五颜六色的马克思主义。
　　其三，这种&西马&论还企图通过制造青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的对立，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差异&、&矛盾&，马克思与列宁的对立等等，企图肢解、毁灭马克思主义。
　　一些人以这种&西马&论为圭臬来判别、重释马克思主义，以&西马&的是非为是非。这种情况渗透到我们一些学科、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有的学科点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课开得很弱，在没有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缺乏科学分析能力的情况下，用主要精力去学习研究&西马&，以致阻碍了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概念的确立，严重影响了青年一代学者的成长。从一些公开发表的论文可以看出，大家都讲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对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各人所理解、认同的内容却很不一样。这种情况如得不到彻底纠正，长此以往，必定会反映到对我们立党立国指导思想的认同上，所以非常值得警惕。
　　四、&指鹿为马&，同时又&指马为鹿&
　　前些年，有人胡说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伯恩施坦、考茨基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毛泽东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等等。近一段时间，又有人抹杀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区别，蓄意将社会主义说成非社会主义，又将资本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指鹿为马&者的基本思路是，首先抹杀马克思主义关于判断一个社会的标准。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说：&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这就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性质是由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而一种生产关系的性质又是由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性质决定的。有什么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就有什么性质的社会。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所有制问题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恩格斯晚年还强调，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即生产资料公有制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
　　&指鹿为马&者把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抛在一边，用捏造的所谓功能社会主义来批判、替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即他们诬称的结构社会主义。按照功能社会主义，公有或私有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界限。私有制若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也属于社会主义。他们肆无忌惮地歪曲邓小平理论，说以&猫论&、&三个有利于&为灵魂的邓小平理论，是一种典型的功能社会主义。他们还以奥巴马来混淆&马&，称：&奥巴马竞选时，有西方人士评论他的主张说：这在欧洲叫社会主义，在美国叫福利，在奥巴马叫变革&。
　　我国宪法第六条规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我国宪法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指鹿为马，又指马为鹿的狂言，是违反宪法的，本质上是典型的民主社会主义观点。
　　面对错误观点(包括&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日，邓小平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一文中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出来讲话&。他强调：&思想战线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这方面担负领导责任的和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斗争的前列。&邓小平说：&一则批评本身的质量和分量不够，二则抵抗批评的气势很盛，批评不多，却常被称为&围攻&，被说成是&打棍子&，其实倒是批评者被围攻，而被批评者却往往受到同情和保护。一定要彻底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
　　重温邓小平这些论断，一切具有科学良知和历史责任感的专家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应该深受教育，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那样，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向种种错误思潮亮剑。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武汉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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