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写的人民 大写的人_中国作家网
大写的人民 大写的人
何西来　丛小荷
　　在这已经传承了60年、传承了一个花甲轮回的传统和方向中，人民始终是大写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今后仍将如此。
大写的人民 大写的人
　　看北京人艺的戏，半个多世纪了。自己也从上一世纪50年代末的毛头小伙子，变成了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新世纪过去了12个年头，连从小就看人艺演出的女儿，都已经人到中年了！
　　正是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我们不断接受着人生的和艺术的教育。我们一向把北京人艺的舞台当做自己的课堂，几代艺术家，都应当是我们的老师；虽少长有别，其闻道也，先乎吾，吾从而师之。正是由于他们的奉献与创造，北京人艺走过了艰苦卓绝，同时又是辉煌的、胜利的60年，赢得了举世公认的国家级戏剧艺术殿堂的荣名。所以，我们衷心地感谢他们，像所有从他们的创造中获得满足和启迪的观众一样。
　　戏剧史上，曾有“说不尽的莎士比亚”的名言。其实，在我们的心目中，北京人艺也是“说不尽的”。60年辛勤攀登，60年风雨沧桑，无论从哪一点切入，都有做不完的大文章。然而，我们最想说的，还是：大写的人民，大写的人。
　　人民，作为标识，像延安的宝塔山，像北京的天安门，像南京的紫金山，像西安的大雁塔一样，镶嵌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最耀眼的位置，当然是大写的。在人艺艺术家的心里，在万千观众的心里，都永远是大写的。
　　北京人艺从成立之日起，就是党领导之下的一块戏剧艺术的园地，在党中央和北京市委的直接关怀下，一直把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作为自己坚守不渝的方向。最初策划北京人艺建立的后来被尊称“四大巨头”之一的赵起扬，就是专门做党的工作的。这是一位口碑甚好的懂艺术、爱艺术、懂艺术家、爱艺术家的党的贴心的领导者。正是他，与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等泰斗级的大师们一起携手开拓，知人善任，敢于担当，奠定了北京人艺的艺术传统和方向。在这已经传承了60年、传承了一个花甲轮回的传统和方向中，人民始终是大写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今后仍将如此。
　　人民的生活，特别是劳苦大众的生活，他们的喜怒哀乐惊惧愁，他们的疾苦与希冀，永远是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从事创造的沃土和获得灵感的源泉。从剧作家，到导演、到演员、到舞美工作者，到配乐、道具、化装、灯光等全体演职人员。60年来，大家自觉坚守的正是这一点。北京人艺艺术之树之所以常青，原因就在这里。“人生大舞台，舞台小人生”。北京人艺的舞台始终与人民血脉相通，艺术家们的心，无时无刻不系念着国运民瘼。同声相应，回气相求。人们看到的是自己命运的真实呈现，得到的是人生的启迪、智慧和力量，他们当然会把人艺的艺术家看做自己的知音、知心、代言人，当然会热爱他们。所以，人艺的舞台并不小。
　　《龙须沟》是北京人艺的开基之作，剧作家老舍写的是北京下层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表现的是他们新旧社会两重天的生活对比。老舍是熟悉这个题材，熟悉他笔下人物的命运的。为了演好这个戏，在导演焦菊隐的指导下，演员们认真地深入生活，写深入生活的日记，写人物的传记。排演更是认真的，演出引起了轰动，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个戏的成功，是北京人艺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艺术风格的开山之作，是北京人艺演剧学派扬帆远航的启锚点。包括这个学派最重要的代表和奠基者焦菊隐在内的艺术家，正是从这里走向他们各自艺术人生的辉煌，并锲而不舍地朝着话剧艺术的世纪颠峰攀登。在这出戏里，人民当然是大写的。
　　仍然是由老舍编剧的《茶馆》，在更宽广的文化视野和政治历史背景下，深刻地令人战栗地展示了清末民初直到解放前夕几十年的以王利发茶馆为中心的各色人等的命运，特别是下层民众的悲剧命运。国运偃蹇，生灵涂炭，民不聊生，那个时代不配、也不可能有更好的命运。戏剧在三个老头撒纸钱凄绝人寰的低沉的吆喝声中，在王利发走向生命终点的自我了断中，落下了大幕，为那个黑暗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唱了挽歌。《茶馆》以其巨大的思想容量和文化历史内蕴，以其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成熟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攀上了上一世纪中国话剧艺术的峰巅，也是上一世纪人类戏剧艺术的最高成就之一、重要经典之一。有了这出戏，北京人艺演剧学派，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当之无愧的国际戏剧舞台上的风格流派。在这出悲剧的经典之作里，人民依然是大写的。
　　经过10年的“文革”浩劫，北京人艺以《丹心谱》而重新亮相于首都和全国的话剧艺术舞台。这部由苏叔阳编剧，由梅阡执导，郑榕、于是之等主演的作品，因为吹响了整个文艺界现实主义回归的号角，反映了人民群众在“文革”中，特别是“四五”运动遭到镇压后山积的愤懑情绪，还有对周恩来总理的怀念，而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导演梅阡是北京人艺现实主义风格的支柱性人物之一，他要求演员一踏上舞台，就要把生活带进来。什么生活？人物生存于其中的、真实的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这出戏的主人公方凌轩、丁文中等都是知识分子、医生，他们是人民群众中专司思考的部分。敏锐的观众，正是从人艺舞台上那嘹亮的号角之中，听出了人民的心声，听出了一个新的大时代到来的脚步声。
　　由刘锦云编剧，刁光覃、林兆华执导，林连昆主演的《狗儿爷涅》，是新时期北京人艺舞台上一出带有标志性的剧作。它的基本精神和艺术风格取向，仍然是现实主义的，然而为了凸现人物内心复杂、矛盾的层面，不仅吸收了中国传统艺术中写意的成分，而且大胆融入西方现代戏剧的表现手法。它是整个文艺领域文化寻根、文化反思在戏剧舞台上的先导性成功之作，形成我们称之为世纪文化反思大潮的先河。这出戏通过对狗儿爷个人命运的反思，在文化心理层面上展示了广大农民几十年间的历史命运，剖析了这一命运深刻的悲剧性。在这个戏里，人民(农民)依然是大写的。然而在扩展了的文化视野里，艺术家们不再把曾是贫农的狗儿爷和地主分子祁永年看做绝对对立的两极，而是以祁家大门楼在狗儿爷心目中所形成的隐秘然而根深蒂固的象征性情结，看出了两个人物在人性层面上的相通。从对人物单一的阶级典型的把握，进入人性深层的开掘和把握，至少从艺术上，这已经是人的大写了。从文化反思的角度看，《狗儿爷涅》与徐晓钟导演的《桑树坪纪事》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带有悲剧性，但《狗》剧更深邃些。
　　进入新世纪，北京人艺把陈忠实的《白鹿原》成功地搬上了话剧舞台。作为长篇小说，《白鹿原》的面世，要晚于《狗儿爷涅》和《桑树坪纪事》。《白鹿原》可以代表上一世纪我国长篇小说所达到的最高成就。它从根本上颠覆了以往居于主导地位的唯阶级斗争的叙事模式和极端的政治叙事模式，把前后绵延半个世纪的白鹿原上所发生的人物命运的沧桑变迁，还原到大的文化历史框架中加以展示。《白鹿原》从其面世之日起，就充满了激烈的争议。然而，这正是它的价值所在。北京人艺的话剧《白鹿原》，经过孟冰的编剧，林兆华的导演，濮存昕、宋丹丹等的演绎，用的是古老的关中方言，又引入了古老的老腔音乐和秦腔伴唱等元素，更加强化了原作的传统文化要素和厚重的悲剧感和历史感。《白鹿原》是世纪文化反思在文艺领域的经典名作。正是在对白嘉轩、鹿三、鹿子霖、黑娃、小娥命运的呈现、反思和拷问中，在对人性的剖析中，才真正从思想的层面上有了大写的人。
　　对于北京人艺来说，大写的人民和大写的人，是互相联系并且互为表里的。大写的人民，不仅表现在题材的选取上、普通民众形象的塑造上，而且表现在对观众的尊重上。因为为人民服务，在剧场，就只能具体化为为观众服务。没有观众，观众不买账，不欢迎，你这个剧院根本就无法生存，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呢？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不是简单地把观众放在看戏的位置，当做戏剧创作的旁观者对待的。在他们眼里，观众既是他们创造成果的欣赏者和价值论定者，更是创作过程的参与者、互动者。按焦菊隐的戏剧创作理论，他从一开始就把观众的创造包括在内，因此他要求演员的表演要让坐在最后一排的观众，看得见听得清。
　　人民，是一个变动的、历史的概念。但无论怎样变化，也无论在什么时代，人民都由其社会成员的大多数组成。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的实践，最终推动着历史的发展，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北京人艺的舞台上大写的人民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根据，即哲学的认识论的根据。
　　在北京人艺60年的创作实践中，对观众的重视、尊重，已经形成一种弥足珍贵的传统，在几代艺术家中承传不歇。他们注意做观众调查，收集戏剧演出后的观众反馈，还专门成立了北京人艺之友联谊会，办过《人艺之友报》。焦菊隐提出观众参与创造的理论，比西方现代接受美学的提出早得多，而且是作为话剧民族化的重要理论支点。
　　我们说，在北京人艺的艺术舞台上，大写的人民，大写的人，始终是处于最中心的位置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就人的社会性的一面说的。但人又是一个个活的、独特的生命体。无论从社会性的一面说，还是从生物的、生命的一面说，人性都是丰富的。只有把人性的无限丰富性呈现在舞台上，人才是大写的。
　　从艺术创造的一极来说，60年来，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按照现实主义的理论，从编剧、导演、演员到全体演职人员，都把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的形象塑造，放在首要的地位。一出戏是否成功，成功到什么程度，就看它有没有、有几个人物形象让人难忘。而整个作为演剧学派的北京人艺，它在20世纪和新世纪戏剧史上的地位，就是以它所成功创造的人物画廊为标志的，没有这个画廊，就不会有名震遐迩的北京人艺。同理，对于演员来说，他们荣名，也是由他们所成功创造的人物形象为标志的。比如，如果没有程疯子、老马、王利发、丁文中、魏勒等形象的成功塑造，就不可能有表演艺术家于是之(他自称“演员于是之”)；如果没有蔡文姬、侍萍、林达、芳西雅等形象的令人难忘，人们也决不会长久地记住朱琳的诗性表演；如果没有“大头兵”李国瑞、曹操、越王勾践等形象的独特面貌，刁光覃颇饶理趣并且干净洗练的表演风格也很难给观众留下难忘的印象；如果没有李白、曹植、焦大星、周萍、汉姆雷特典型形象的成功扮演，濮存昕也就不可能成为许多观众心中的偶像……总之，在北京人艺艺术家们的心目中，人民永远是大写的。无论是正面的人物形象，还是普通人的，甚至反面的人物形象，都是在大写的人的宗旨下被塑造、被呈现的，而艺术家们也是在塑造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的过程中，向着真善美的界域，提升着自己的灵魂，把自己变成大写的人。走出剧院的人，受到了心灵的净化与提升，也想把自己建构为大写的人。
　　大写的人民，大写的人！这就是纪念北京人艺建院60周年时，我们最想说的话。（何西来　丛小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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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工作室张嘉译：对《白鹿原》小说很熟悉，上学时就看过_凤凰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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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嘉译：对《白鹿原》小说很熟悉，上学时就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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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4月6日电 《白鹿原》题材多次被搬上银幕或话剧舞台，均引发关注。电视剧版《白鹿原》则汇集了张嘉译、何冰、秦海璐、刘佩琦、雷佳音等演员，将于4月16日在安徽卫视播出。
中新网4月6日电 《白鹿原》题材多次被搬上银幕或话剧舞台，均引发关注。电视剧版《白鹿原》则汇集了张嘉译、何冰、秦海璐、刘佩琦、雷佳音等演员，将于4月16日在安徽卫视播出。剧版《白鹿原》改编自经典同名小说，以陕西关中平原上素有“仁义村”之称的白鹿村为背景，讲述了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之间恩怨纷争的故事。剧中，朱先生对传统道德的坚守，白嘉轩的勤劳与自私，鹿子霖的望子成龙，白孝文的情感波折，演绎了两个家庭不同子孙，曲折的人生轨迹和命运归宿。值得一提的是，剧中主演白嘉轩的扮演者张嘉译，原本就是地地道道的陕西人，张嘉译也坦言，对《白鹿原》这部小说很熟悉，上学时就看过，接到这部戏时很激动， “不知不觉就用陕西话看完了”。剧中另一位主演秦海璐则透露自己曾为戏减重30斤，“进组之后发现全剧组都在减肥”。这无疑为她增添了更多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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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段恭让︱《白鹿原下》成书始末
【编者按】日，《阳关文学》编辑部特邀长篇小说《白鹿原下》的作者段恭让先生为“《阳关文学》读者交流群”99名文学爱好者做了题为《白鹿原下>成书始末》的精彩讲座，得到了大家的好评。现将讲座录音整理后刊发，以飨全国广大读者。《白鹿原下》成书始末文︱段恭让 &亲爱的《阳关文学》读者群的网友们：晚上好！今天晚上应成老师之约，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下》成书的过程。想起一九九三年的秋天，我也跟大家一样的兴奋，非常激动地崇敬地捧读了一本长篇小说，那就是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我当时是非常惊喜，终于有人写我的家乡了。写那个厚实的黄土墩子，那上面民国年间的故事。蓝田是革命老区，我从小就听到过许许多多的传说。等我在巨大的震撼里，读完这一部文学巨著，一个民族的秘史，我当时的心绪一落千丈，沮丧得无法形容。小说里的人物原型，我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许多故事，我小时候就听我的祖父给我讲述过，而朱先生的人物原型牛兆廉，还是我祖父读私塾的启蒙老师。家乡的熟悉的历史人物，山川风貌，风俗人情，事件民谣，审美审丑情趣等，甚至家具摆设，耕作农具的名字也全部写进去了。尤其是白嘉轩那一架弹花机，小时候我在我邻居家，凑近看见过它的出厂厂家名字的繁体字：湖北汉口制造。运营在我的家乡的这一台弹花机。主人就是西安东郊人。这个民国旧物，一直效力到六十年代。我着魔的相信它和白鹿原里的那一台，是同一个东西。小说里起义的蓝田县民团，其中一个营，就驻扎在距我家仅几十米远，那房子以后是饲养室，小时候，我就坐在饲养室热乎乎的土炕上面，听人说民团的往事。我还记得人说：民团一个当兵的，在后梁上解手，看见我村子一个在西安熬相公的人，为了体面，穿着借掌柜的长衫子，给误认为是有钱人，绑在民团里，经过村子里人求情，终于才把人放了，身上的几块银元却给拿去了。如此等等。就在这前后，我读到一篇评论。这个评论说：《白鹿原》以其巨大的文化價值和精神內涵強烈地回應了市場經濟體制下所出現的種種具有濃郁商業色彩的庸俗文學，以現實主義的視角和悲天憫人的情懷訴說了這個民族所曾經歷的彷徨與呐喊。它有如一幅激蕩、恢宏的歷史畫卷，以其凝重、厚實的畫筆，描繪了我們民族的思想意蘊與精神主體。我忽然感觉到一股子绝望：这一部空前绝后的长篇小说，把我和蓝田很多文学青年知道的家底故事，都写尽了写绝了。一巷子的娃娃给你一下子捂死了。捣枕捶床我为什么就没有想到写这些东西呢？站在家乡的伟岸的土墚上面，望着秀美的山川塬岭河&，我感到一股子透骨的悲凉：山川塬岭河啊，你白养育我了。家乡啊，刚满二十我在陕西日报发表半版处女作时间，你给我寄于怎样的厚望？我竟然给你开了一朵可耻的谎花。萧伯纳说 “文化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第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永远是田野上的唯一收获者，因此他的后辈只能充当拾穗者。更倒霉的，是那些愚昧无知的模仿者，这些人千辛万苦地重复收割和捆扎的全部动作，在空无一物的田野上。”多年以后，我的文学启蒙老师费秉勋先生也给我说过同样的话：“一切的成功，都是引领风气之先。”我彻底绝望了。那一部给我划许多道道，加了许多批注的《白鹿原》，终于，让我借给一个从来就是借书不还书的人。你忘记了，我也忘记了。放下了，彻底放下了。静夜扪心，倏忽间有一种对不起老家的感觉。其实，还是感觉对不起自家。我还是又买了一部《白鹿原》。像吸毒者拿着毒品没脸见人一样，背着人我以一种审度的目光开始重新阅读。反反复复不知道多少遍。和我感知里的家乡比较。但很快又放下了。愈读，愈觉得无路可走。几十年里放不下的，是我从小在火烧寨田间地头，饲养室热炕上听到的那些传说：东川某人当了县民团团长，抗日战争上了中条山。同村去的十几个都没有回来；修长平公路时间，挖出来许多瓮扣人也就是活埋人，都是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地下党；谁的枪法好；谁是土匪；村里谁跟着共产党谢华在南山干过；红色葛牌，浴血东川，不当土匪就活不下去的南山一带等等，那强悍的民风，扑不灭的反抗烈焰，如同大海的波涛，在我胸膛激荡。忽然间感觉里我又活过来了，你写你的秘史，我写我的传奇。我还可以正面叙写抗日战争从关中到山西引起的狂澜万丈的故事，我还有路啊！谢天谢地谢谢你，还是给我留下一条路。在我五十岁以后的一段时间，社会上历史虚无主义者横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推翻旧中国的浴血奋战，丑化抹灰,给英雄泼脏水。把一个与洋火洋蜡洋钉子相伴的民国，保长甲长鞭打绳捆庄稼人的民国，对外软弱可欺，对内残酷镇压的民国，吹嘘得天花乱坠。我开始翻阅多个县的史志资料，走访高龄人群，了解民国真实的百姓生态。“当时乍见惊心目，凝视谛听殊未足。”尤其是从父母祖父母跟前听到的老事，我小时候亲眼见过的曾经的民团团长，国军军官，土匪各色人等，为这一部小说创作打下牢固的基石。我要写出一部有历史厚重感，文化深邃感的作品。回顾历史，显然我们不是最后那一个馍吃饱的。写历史，无疑也是一个作家对于现实的特别的关照。创作这一部四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可以说我调动了我六十年生命全部的生命体验，生活经验，全部的阅历积累和写作技巧包括激情。白天黑夜，故事人物和我纠缠在一起。四十年代，国难当头，中国北方农村人与人错综复杂的矛盾，风起云涌的历史画面，舍生忘死的激情，刻骨铭心的爱，绚丽斑斓的乡情，我写得很顺利。是因为他们在我心里住得很久了。他们一个个像站在大幕后面急切等待出场的演员。要我用笔揭幕。李泽厚在《中国美学史》中指出：“中国艺术历来强调艺术在伦理道德上的感染作用，表现在美学上，便是高度强调美和善的统一。这成为中国美学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在家乡在一片英雄的土地上，很多的传说，都带着天然的英雄主义叙事美学的色彩。故事里的人物大都是以匡扶正义、蔑视权贵，扶弱济贫、讲大义，重言诺，名声高于生命，既不服压迫敢于作乱又以忠实宽容坦诚的形象屹立于世间。这些，也极大的影响着我的写作。我在继承民间传统的模式风格同时，也自然地融入一个现代人的意识，弥漫着一股子确认历史也拉动历史的欲望。什么是文学作品的哲学思考？我以为就是人类社会进程的追根溯源的自我追问和反思。我们回顾反思历史，不能仅限制在局部的视野里，对历史长河来一番追根溯源的考察。这个哲学追问，对于文学，就是深入地揭示生活本来面目。从历史与哲学的高度和宏大视野，认识历史发展规律之所然，说明历史为什么是如此而不是如彼。以彼之经验提供给此。这就是我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下》的灵魂所在。我有一种紧迫感，一种受命于天地的紧迫感。陕西出版社的编辑孔明先生，在百忙中间阅读了我的小说，立项通过以后，他和我商量小说的名字，我提出就叫《白鹿原下》，一是一个地域。二表达了对于白鹿原的崇敬之情。我是在沾名人的光吗？借壳上市吗？不。能种西瓜的地就能种冬瓜。我在另外一片原野收割。这名字里，是只有我知道的心结啊！在文学多元化也边缘化的今天，书，还是没有出成。大约半年以后，编辑遗憾的告诉我：就你的小说，要是陈老师或者贾老师的名字，一次我就敢印五万。我理解他的难处。但是，我确实跌进了凉水盆。想起写作的日日夜夜，除了我的家乡，我从蒲城县的历史资料上面，发现抗击日寇血溅中条山的英烈纪念碑，有蓝田人刘兴汉的名字，又从另外一个文献看到，纪念碑上面的刘兴汉没有死，是误录。我反复猜测这又是怎样一个故事？从凤翔县的历史资料里，看到当地一个土匪，带着马队，在山西横冲直撞，杀敌无数，为了弥补给养，回到家乡，给民国陕西省政府以贩卖鸦片名义枪毙了。高陵临潼长安的史志，又给了我多少创作的空间？小说以连载方式在网络出现以后，好评如潮，最后被全国近四十家网站盗版。最先看过小说的文友王宏民先生热情洋溢地写了《白鹿原下》的第一篇评论，认为它是我省继《白鹿原》之后的一部同样具有史诗品格的厚重作品。在关于《废都》的一部专题片评审会上，他甚至堵着出版社的编辑，推荐《白鹿原下》，并打算把我的小说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知道出版搁浅消息以后，他发出“ 秦人不识玉，自有识玉人”的感慨。我在心里说，唉，老哥哥，也不怪出版社！编辑一年几十万的任务呢，只怪咱不是名人啊！我深深地感觉对不起研究陈忠实的专家王向力先生，宏著《陈忠实的文学人生》作者之一，他向我打问家乡一个民国年间的事情，结果让我顺手牵羊写进我的小说。他在看到我以速写方式记下部分章节，就急切告诉我要细，要放大写。还有来自北京蓝田散人的文学评论：作者在第一部中，从一个偏僻的山村穆二疙瘩说起，在几十个个性鲜明的男女人物的塑造中，将抗战前后的陕西农村的风土人情，有声有色的呈现在了读者面前。更是以细腻的笔调，描写出这些土生土长的农民，在疾风骤雨，山河变色的大时代中的悲欢离合，血泪辛酸。浓厚的乡土气息，让人宛若行走在哪苍茫的黄土地上；撕心裂肺的秦腔，又将人吼得热血澎湃，思绪连绵。陕西，这个与四川一同未被日寇践踏的土地，并没有因为日寇的未进入而置身事外。和四川人民一样，他们的优秀子弟，带着传承千年的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背负着三秦人民的希冀与重托，挺着华夏民族铮铮的傲骨，跨过黄河，奔扑了抗战的前线，与侵略者进行了拼死的抗争。完了完了，出不成了。你们的关心付之东流了。已经有很多朋友告诉我：现在已经不是《白鹿原》出版的那个年代。时间就是金钱。出售书籍让人读，无异于谋财害命。这是我必须面临的残酷现实。动用国家资源，几万几十万出版文学作品，已经是过去的事情，在一切向钱看的背景下，出版商不得不比猴子精，比兔子胆小。比狐狸还势利。认名气名家，未名人哪怕是扛鼎之作，也不见得有好运。我平素从不鼓励年轻人喜欢文学，我知道它要命的穴道。我明白，我是这时代悲剧里最悲剧的哪一个啊！出版与不出版，死还是活？我选择了说出来，让伟大的民族精神永远活着。我要回去。我主观里要举一把火炬的烈焰回去。早在1975年，我就在《陕西日报》发表了小说作品；早在1983年，一纸通知，我成了市作协会的会员。“正销魂，又是疏烟淡月，子规声断。”迫于下岗辍笔。没有两年，我的名字在作协名单里都寻不到了。戏文里说：背时的穷秀才，卖了良心你才回来。我是背时的穷秀才，今天又回来了，为了良心才回来。在这中间，我大概是从1986年后在《绿风》发表最后一个组诗，停止写作近30年。小说的出版历时半年多，策划人张艾子先生也是《毛主席和他的六个亲人》的作家，告诉我说在编辑过程中，出版社有把握不住的地方，特地邀请了山东大学中文系的老师阅读参审。在焦急的期待里，我竟然感到一股子愉悦；责任编辑张潇先生在和我通电话时遗憾地说：你怎么竟然用这个方式出版这一部小说呢？不能参于推荐评奖，不能作为晋职务的依据等。我笑了。这些和我这个过了60岁已经退休的人有关系吗？2015年7月我拿着这本出版的书，心里非常激动，我当时写了一段话：我多灾多难的祖国啊，你是一只美丽的火中凤凰。一回回烈焰，一回回壮伟的涅槃。我要留给这个世界的是一部用真诚的心血写出来的作品，没有故弄玄虚的把戏。它是一个民族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这个历史节点上的铁血拼搏，是古国不息的生命烈火，是精神翻卷上扬的龙卷风。有深潭般民之哀怨，火山般民之愤怒，排山倒海般民之威势。更有布帛菽粟的民之缠绵，含辛茹苦的民之深情，舍生忘死思变求进的民之燥热。字里行间，充溢着历史学家反反复复说过的那八个字：载舟之水，亦能覆舟。为你熬煎，唯我情长。完成我对于文学和乡土一个的夙愿 。我心足矣！《白鹿原下》出版以后，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中国现代文学馆张元珂先生最早写了关于《白鹿原下》的文学评论，湖北师范学院大学文学博士胡光波也写了关于《白鹿原下》的文学评论。还有一些教授、作家等专业人士也写了文学评论。目前能见到的文学评论大概有二十二、三篇。在我自己来说，能听到这个反响，我还是很高兴的。参加了《阳关文学》群后，群里也有好多朋友邮购了《白鹿原下》。在这儿，借这个机会我向朋友表示感谢，希望大家多提批评。谢谢朋友们！整理人：成永军&日于敦煌【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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