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诗写作”：普世性写作——以海子为例
大诗[1]写作，主要的诗人同样集中于第三代诗人，比如海子、骆一禾等，他们是对“后朦胧诗”的超越与突破，因而这种写作也是“思想性写作”。“大诗写作”，显然是“后朦胧诗”为主导的“思想性写作”的提升与推进，这种“思想”显然是诗歌、艺术、神话、哲学、宗教、真理、文化、审美、伦理等多维度的“综合”，他们在“后朦胧诗”的“思想性写作”基础上，跨越民族，走向人类，将诗与真理融合在一起，是一种更趋向灵魂高度的歌唱，充满了普世价值[2]，因此，本文将其称为“普世性写作”。
八十年代的诗歌话语从整体上来讲，是“抒情诗”[3]。本文认为，抒情分为两条“情感线索”：一条是由“朦胧诗”的积极抒怀（以隐喻为主）转向“第三代”“口语写作”（以转喻为主）“冷抒情”；另一条是由“朦胧诗”积极有效的抒情（以隐喻为主）再现为“后朦胧”、海子“大诗”等综合型特征的写作（以提喻为主），其诗歌仍旧抒情，但赋予更深沉的哲理思考。
一、“昌平的孤独”：为“大诗”作准备
孤独产生了诗歌。“由于诗人的探索本身的性质，他在他作为第一个发现者所进入的那个新世界里是孤独的，他感到的唯一安慰是人们归根结底要靠真实的东西生活，虽然他们也使真实沾染上了虚伪；但是唯有诗人能够使生活充实起来，在这种生活中，人们能够找到真实的东西。”[4]爱情对于诗人一样，永远是一个恒新的主题。海子很大的孤独来自于对纯真爱情的向往。海子写道：北方门前/一个小女子/在摇铃//我愿意/愿意像一座宝塔/在夜里悄悄建成//晨光中好突然发现我/她眺起眼睛/她看得我浑身美丽“（海子：《北方门前》）海子对于爱情曾经是多么地向往，爱情可以使我们摆脱焦虑，可是诗人终究要回到现实的境域中，“宝塔回到城市/车祸丛生//宝塔摸摸脖子/脖子莫非是别人的通道//木鱼儿，木鱼儿/大劫后的鼻音“（海子：《木鱼儿》）“宝塔”面对的仍然是死亡的气息。海子曾经朝圣到西藏，带着圣洁的气息和情怀去品味“高原红”。“木鱼儿”，难道不是为后来海子精神新生的一个道具吗？他成了“佛教文化”的象征。海子也经常在自家里做禅，但这些并不能消解海子精神世界中的困惑。他在企图发现与超越。
海子对爱情的看法，算《四姐妹》表现得最为彻底。诗人西川说：“海子一生爱过四个女孩子，但每一次的结果都是一次灾难，特别是他初恋的女孩子，更多与的她的生命有关。”[5]诗人的爱永远充满着悲情，也许这样的刻骨铭心之痛也成就了诗人本身。“夜里我头枕卷册和神州/想起蓝色远方的四姐妹/我爱过这糊涂的四姐妹啊/就象我亲手写下的四首诗”。“四姐妹”，在海子心里依然“光芒四射”，海子对她们没有埋怨，只是有些自艾自怨般的叹息，他多么希望“女神”出现：“我的美丽结伴而行的四姐妹/比命运女神还要多出一个/赶着美丽苍白的奶牛/走向月亮形的山峰”（海子：《四姐妹》）
四姐妹抱着这一棵/一棵空气中的麦子/抱着昨天的雪，今天的雨水/明日的粮食与灰烬/这是绝望的麦子/请告诉四姐妹：这是绝望的麦子/永远是这样/风后面是风/天空上面是天空/道路前面是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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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子：《四姐妹》
爱的叹息，在空中回荡，若茫茫月下、空空山中的回音。这样的诗境情不自禁地让我们想起了奥维德笔下的回声女神那“比命运女神”还要多出的“一个”，岂非回声女神Echo，她分明是“牧羊人”海子自身，姑娘们则成了促使他不断新生的“女神”。海子继续写道：“到了二月，你从哪里来的/天上滚过春天的雷，你是从哪里来的/不和陌生人一起来/不和运货马车一起来/不和鸟群一起来”（海子：《四姐妹》）他对世界真相的质询和《圣经》有着至关重要的关联。在《旧约》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雷”声，那是上帝对于“先知”说话，而在《新约》中，上帝对其独生子“耶稣”的话也是从“雷”中发出的：“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6]。而海子真正令人感动的正是他在从“母体”的文化中不断寻求“精神的突围”，对于母体文化的爱同样基于体认西方基督文化中具有悲剧和史诗风格的“太阳”崇拜。诗人在这儿成为中国的布道士，而向我们的传统作了一次最深远而又意味深长的道别。他“不和运货的马车一起来”，而是与普通人的生计与困苦一同来到这个人生世间，没有半点利益和功利的人生目的，甚至注定了他今后的救赎比他对于母体文化的转型更加艰难。“不和鸟群一起来”——周族的祖先后稷是和“鸟群一起来的”，“诞之寒冰，鸟复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吁，厥声载路！”[7]，这样的出现鄣显了中国传统对于伟大诞生时的宏象的描述，而且与“鸟”或者说类似于“鸟”的吉祥物相关联，标示着中国传统“母体文化”的“龙”何尝不是一种“大鸟”呢。显然，海子在这里歌颂的或者说要出现的将是一个能够品尝苦难的人，认同耶稣就是认同承受苦难的勇气。“我不能放弃幸福/或相反/我以痛苦为生”，正是由于这种体悟，使得海子由“失落”的爱情的苦痛转化为去追问生命与受苦的真实的意义，终于，在诗中狂暴式的喊出了“不能忘记，你是受天父差遣而来的！你本来是为受苦难的”。
在这里，海子沿袭了《圣经》里先知声音的语调：“I tell you the
truth”，“四姐妹”不仅是四个海子曾经相处的女子，而是对于现代人精神危机中的一种最直接的召唤。我们为什么远离和逃避苦难？海子于是先知般地告诉人们：苦难不可改变，死亡不可改变，辛苦地劳作之后是劳作者化为灰烬，不存在改变的希望——这是“绝望的麦子”，“永远是这样。”“天空上面是天空/道路前面是道路”。
无限地虚空意境呈现心灵的孤独与疲惫。“孤独是一只鱼筐/是鱼筐中的泉水/放在泉水中……拉到岸上还是一只鱼筐/孤独不可言说”。这是海子的《在昌平的孤独》。昌平，被苇岸说成“天明地静”，却被海子形容成“孤独”。在昌平的孤独，一半缘于爱情与欲望的孤独，一半缘于艺术上“大诗”的不懈追求与洞悉世界真相的内心孤独。
二、“以梦为马”：激情与良知
海子给我们沉闷的诗坛刮来了一股清新的风，也带来了中国诗坛的“酒神精神”。那恢宏的气度多少给我们贫困的精神界带来了一些动力。海子，像一只火红的“太阳”树立在我们的眼前：“天空远送的是一片废墟/我和太阳
在天空上远送/这壮观的
毁灭的无人的虚墟”，“天空即将封闭/身背弓前的最后一个灵魂/这位领着三千儿童杀下天空的无头英雄/眼含热泪指着我背负的这片燃烧的废墟/这标志天堂关闭的大火/对他的儿子说，那是太阳”（海子：《弥赛亚》）
海子，属于他“伟大的”中国诗歌。海子开拓了具有中国气派的诗歌传统，是基于普世意义谱写的激情赞歌。海子属于中国，但海子恰恰也能与西方文化融合，尤其是他那特有的精神认同与体悟，不无给我们这些细小的在世俗的境遇中行走的人以清醒的警示和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认知世界形式。1987年写作长诗《土地》时产生了这种转变，但他的这种转变一下子给了我们崭新的天空和大地，海子从抒情出发，经过叙事，到达史诗，他急切地渴望建立属于中国特殊情感体验的诗歌气派：东起尼罗河，西达太平洋，北至蒙古高原，南抵次大陆。这个渴望飞翔的人注定要死于大地。他勇敢地向前，引导我们向前。他对自身的身份的位移也日渐明显。海子的《祖国（或以梦为马）》，呈现了他诗歌中的明净与清纯的同时，也意味着激情与深刻。诗一开头，海子就向我们呈现了自己的不太明朗，他清楚地认请了自己的尴尬的身份：“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海子：《以梦为马》）海子则悲壮地向世人宣言：“万人都要从我刀口走过去建筑祖国的语言/我愿意一切从头开始”，他面对“母体”文化（华夏文明）不断的更新与兴衰，他必须将文化兴衰时代的精神消解与重构，从而创造一种新的生命感知与感悟形式；海子从尼采、卡夫卡的思想、莫扎特的音乐、托尔斯泰的伟大情操中去感受纷至沓来的外来文化，以及对于《圣经》的独特与惟一的精神认同，最终与中国的传统结合起来，将诗的语言进一步清洁和纯净：“万人都要从我刀口走过去建筑祖国的语言/我甘愿一切从头开始/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也愿将牢底坐穿”。
这是文化自身的裂变和殉葬。在这样一次的伟大的毁灭性的断裂之时，海子对于过去的追寻与探索只能看成期待与希望，他写道，“千年后如若我再生于祖国的河岸/千年后我再次拥有中国的稻田和周天子的雪山
天马赐踏/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选择永恒的事业//太阳是我的名字/太阳是我的一生/太阳的山顶埋葬
诗歌的尸体千年王国和我/骑着五千年凤凰和名字叫“马”的龙我必将失败/但诗歌本身以太阳必将胜利”（海子：《祖国（或以梦为马）》）“太阳”精神以“日月”的形式亘古呈现面前。
《祖国》一诗所隐含的精神信息是：诗人通过自我牺牲——在中国诗歌中从来没有这样彻底地体现出来——来完成祖国千秋万代的诗歌事业，其中包含了对死亡、尸骨的赞美，以及对创造一个再生、复活神话的梦想。
“一切写作之物，我只喜爱作者用自己的心血写成的。用你的心血写作罢，你将知道心血便是精神。”[8]对于海子，写作是一件神圣的事情。对于许多人来说，海子也许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对于已经领悟和即将感受海子诗歌魅力的人来说，海子是一个在世俗的年代里追求超越天堂梦想的神话，并且他以亲身的生命形式作了一次最伟大的思想践行：“尸体是泥土的再次开始/尸体不再愤怒也不是疾病/其中包含着疲倦、忧伤和天才”（海子：《土地&王》）尼采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写道：“人类的伟大处，正在它是一座桥而不是一个目的。人类之可爱处，正在它是一个过程与一个没落。”[9]海子成为人类的眼睛，一个壮志凌云的斗士，一个无比彻底的文化圣徒，诗歌王国的“诗歌之王”。他是在深刻领悟到“麦地”文化后的无奈时，做出一种艰难的选择。可是这样的选择没有让海子从世俗的生活中走向世俗的生活，而是成就了永恒。尽管这种母体文化对他而言同样必不可少，“村庄里住着/母亲和儿子/儿子静静地长大/母亲静静地注视”（海子：《村庄》）然而，“围猎已是很遥远的事/不再适合/我的血/把我的宝剑/盔甲/以至王冠/都埋在四周高高的山上”（海子：《农耕民族》）。但是八十年代末的文化危机开始暴露无遗，人们很快融入了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消费意识形态的功利主义的消费文化中，然而海子要拒绝的恰恰是这种文化上的短视，要坚守的是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诗所肩负的诗歌伦理理想，“我选择永恒的事业/我的事业就是成为太阳的一生”（海子：《祖国》）。
海子作为一个诗人，忍受着“昌平的孤独”，在没有任何现代通讯设备的生活中，他可以关门无数次自闭着审视与清理自己的思想。他清楚地明白：“人类是一根系在兽与超人间的软索——一根悬在深谷上的软索。”[10]所以他注定以疼痛的生命形式完成历史性与真理性的感悟与认同。我们在阅读他的诗歌的每一行文字，不难感受他的基于人性的“大爱”和对于“以梦为马”般“太阳”事业的热爱。
臧棣认为，“海子也许是第一位乐于相信写作本身比诗歌伟大的当代中国诗人。许多时候，他更沉醉于用宏伟的写作构想来代替具体的本文操作。”[11]海子的诗，可能就是真理的另一种呈现形式。他在用诗里的每一个凝聚着冷静和爱的文字表现着他对真理确认的过程与投入。
三、大诗：“麦地”精神与“兄弟”之爱
麦地文化代表了中华农耕文化，是母体文化，而兄弟之爱则源于西方宗教。而大诗的创作，正是基于这两种文化交融，诗与真理合一的话语实践。
海子在1987年5月所写的一首小诗《五月的麦地》：
全世界的兄弟们/要在麦地拥抱/东方、南方、北方和西方/麦地里四兄弟好兄弟/回顾往昔/背诵着各自的诗歌/要在麦地里拥抱
海子的“麦地”这一意象构成了独特观照世界的精神背景。“麦地这一物象在海子的诗中，也成为一种生命的蕴藏，成为一种孳生于此的生命现象对自己的出处和根源的感恩之情的疏导和集结。麦地中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呼唤，同时又是自然对人类宁静、慷慨的馈赠，麦地本身带有温和的母性意味，有着富饶、祥和与博爱的性质，而它的金黄色泽则无可置疑地具有一种高贵和庄重的美质。”[12]
海子一直宣称他的诗是“民族与人类的结合”。我们不无发现，八十年代我们不无发现，整个中国对于“他者”的“西方文化”有一种复杂的纠结。但历史的实践让我们明白，虽然我们对于“他者”因技术、制度带来了中国新的可能的时候，我们的生存质量也再一次向前推进。但海子是清醒的，他没有在这样的沉重的“礼乐”文明下被“同化”，相反却以近乎迷狂的精神情操审视和认同这样的日新月异的生命重构。以他身份中特有的“东方性”融合外来文化中“他者”，为新的生命形式唱赞歌：“这是新的一日/阳光从天而降穿透了海水。太阳/在我的诗中，暂时停住你的脚步“（海子：《弥赛亚》）
对于在“麦地”里海子而言，“太阳”的精神是热烈的、赤诚而又超验与果决。他憧憬着，“活在这珍贵的人间太阳强烈/水波温柔/一层层白云覆盖着我”（海子：《在珍贵的人间》）海子是农民的儿子，家庭的贫困成就了他的诗歌，也连累了他的诗歌。
海子，对于自己神圣的悲剧性写作与当时诗人所处的时代紧密相连的。“海子是中国坚持到最后的一位浪漫诗人”，“海子是新诗潮之后最为杰出的青年诗人。”[13]惟有心灵书写与纯真诗意，才能激活因为世俗生活而日渐式微的心灵。海子是用人类的眼睛去发现“世界”：“一共有两个人/穷人和富人”。“麦地”彻底消失了。海子在死前的第12天，就是3月14日凌晨写下了《春天，十个海子》，他带着忧伤和对生活新的刻骨铭心的“记忆”离开了我们：“在春天/野蛮而悲伤的海子/就剩下这一个/就是一个黑夜的孩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不能自拔，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中国农民的生存有如麦子的针芒刺激着诗人诗情和理性，他以赤诚的感谢之心描述着久别了的乡村，美丽的生命图景开始消解了这样的生命距离。“有时候我孤独一人坐在麦地上为众兄弟背诵中国诗歌/没有眼睛也没有了嘴唇”（海子：《五月的麦地》）。“麦地”就是这样的一种存活状态：“那里的谷物高高堆起，遮住了窗户/他们把一半用于一家六口的嘴，吃和胃/一半用于农业，他们自己的繁殖。”（海子：《春天，十个海子》）看到家乡无生气的生命存在。海子发出了又一次的生命质询：“你这么长久地沉睡究竟是为了什么？”用反问的语气质疑着生存境地回答着可能的意义：“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海子以诗歌的形式完成了对人生的哲学思考，并以自戕的激烈方式将生存这一人生命题还原到受难的诗学“母题”。
海子的诗歌理想就是写作一种“伟大的诗歌”，即“伟大的诗歌，不是感性的诗歌，也不是抒情的诗歌，不是原始材料的片段流动，而是主体人类在某一瞬间突入自身的宏伟——是主体人类在原始力量中的一次性诗歌行动。”[14]提到海子不能不提起朦胧诗后期的“史诗”写作。海子毫不讳言他的伟大的诗歌与杨炼、江河的关系。[15]“秋天深了神的家中鹰在集合/神的故乡鹰在言语/秋天深了，王在写诗/在这个世界秋天深了/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海子：《秋》）与海子写作关系较密切的诗人骆一禾与海子有着相似的“大诗写作”追求，诚如骆一禾写道：“在天空中金头叨斗鹰肉/我看到了现在/闪电伸出的两支箭头/相反地飞去，在天空荡中叨斗/火色盖满我的喉咙，一道光线。”（骆一禾：《眺望，深入平原》）但是，他们两个写作在精神气质与文本效果上有着较多的差异。海子诗歌过于紧张与密集。这可能也是导致海子个体生命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海子、骆一禾的写作，充任了这跨掉的时代硕果仅存的老式吹号天使角色。他们对人类诗歌伟大共时体有着更自觉的理解。对神圣价值缺席的不安，使之发而为一种重铸圣训、雄怀广被的歌唱。海子显得激烈、紧张、劲哀，有如冰排的冲击、有如烈焰的呼啸；骆一禾则诚稳、宽徐，有如前往麦加的颂恩方阵。”[16]
日，这是个令中国诗坛震惊的日子。在那个紫色的黄昏，一棵新鲜而富有生命朝气与活力的“太阳”在“给我粮食/给我婚礼/给我星辰和马匹/给我歌曲/给我安息”（海子：《无题》）的“麦子”长成的庄稼地里真的“安息”了。一个由农村走向城市的诗人死了，一个由安庆走向北京的诗人死了。海子用鲜红的生命形式为诗歌擎了一柱云雾般难以释怀的伤感和忧伤。海子的死，为中国当代诗歌话语涂上生命中最鲜艳的一抹血红。
由杨炼、江河等人的现代史诗书写，到昌耀与海子的大诗写作追求，这里面的审美与文化的关注点已经由寻根走向了人类的普世伦理追求。因而，从这个意义讲，大诗写作，在诗歌伦理上表现出当代诗歌书写对既有诗歌秩序与美学原则的“断裂”，这种“断裂”的话语实践，试图创造诗歌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的精神“神话”，一种积极的建构态度与实践精神。海子的诗歌不仅是书写的个体神话，而是诗歌话语的艺术神话。而“神话”的“断裂”意味着诗学建构的某种精神高度，也意味着这种话语的某种宿命，即诗学建构与意识形态之间对应关系的断裂，海子生活的时代开始出现反讽，那种保守主义立场已经被虚无主义立场所取代，而虚无主义则是“反讽”，显然反讽与提喻之间的断裂是海子命运悲剧的最主要原因。我们也同样感受到，文化危机的解除必然要由“隐喻”的话语来“转义”。
海子的诗歌整体上来讲，是“提喻”式的写作，但是他在向“隐喻”话语冲击，但最终没有能够完成他的诗歌理想。海子的“死”，预示着诗歌“神话”的消失，但是，海子的“大诗”话语却建构了诗歌难度书写的境界与高度。二十多年之后，海子诗歌之所以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说明了海子诗歌的独特魅力与精神高度。“神话”从本质上讲也是一种“象征”与“隐喻”思维，相对八十年代末渐成为诗坛主流的“反讽”话语写作而言，海子“大诗”写作也为我们呈现“隐喻”写作的可能。
四、大诗写作：普世性写作
有关“大诗写作”的论述，在当代文学史上较少被涉及，即使像专门的当代诗歌史也较少涉及，但是，八十年代晚期这一诗歌写作现象却呈现出来，并标出了诗人在精神追求与书写高度，它是一种带有综合素养与精神背景的高度、难度写作。杨炼早在《智力空间》中就对这种“综合素养”与“精神高度”提出要求：“智力的空间作为一种标准，将向诗提出：诗的质量不在于词的强度，而在于空间感的强度；不在于情绪的高低，而在于聚合复杂的智力高低；简单的诗是不存在的，只有从复杂提升到单纯的诗：对具体事物的分析和对整体的沉思，使感觉包含了思想的最大纵深，也在最丰富的思想枝头体现出像感觉一样的多重可能性。层次的发掘越充分，思想的意向越丰富，整体综合的程度越高，内部建设运动和外在宁静间张力越大，诗，越具有成为伟大作品的那些标志。”[17]显然，作为长诗的写作，显然是一种难度写作，而衡量一个诗的价值与意义，长诗也意识着某种“伟大作品”诞生的可能。
八十年代初早期的“长诗”写作，更多的是文化寻根意义上的思考，是一种转喻式的写作。与杨炼、江河等具有文化寻根意识的史诗写作到“第三代诗”极有影响的“新古典主义”、“整体主义”等带有史诗性质的隐喻为主的写作，最后发展为较年长且多年来一直从事诗歌写作与探索的老诗人昌耀与“第三代诗”海子倡导与践行的“大诗写作”（以提喻为主）。
昌耀在《昌耀的诗&后记》：“我是一个‘大诗歌观’的主张者与实行者。我并不强调诗的分行……也不认为诗定要分行，没有诗性的文字即便分行也未尝不配称作诗……诗美随物赋形不可伪造。”[18]昌耀的大诗观念旨归在形式，通读他的诗就发现他的诗形式炉火纯青，他是真正将字、行、节因素作为最强大的技术的诗人。
在昌耀看来，“艺术的根本魅力其实质表现为——在永远捉磨不定的时空，求得了个体生存与种属繁衍的人类为寻求万无一失的理想境界而进行的永恒的追求与搏击的努力（我视此为人的本性），艺术的魅力即在于将此种‘博击的努力’幻化为审美的抽象，在再造的自然中人们得到的正是这种审美的愉悦。因之，最恒久的审美愉悦又总是显示为一种悲壮的美感，即便是在以开朗的乐观精神参与创造的作品那里也终难抹尽其乐观的亮色之后透出的对宿命的黯然神伤。”[19]意境悠远的诗歌境界，一直是西部诗歌追求的原形，昌耀也保持着保存着对生命悲剧的思考，宗教感与悲剧意识构成了诗歌的精神背景，他的诗歌赋予了强烈的朝圣意识与宗教关怀，“昌耀诗中渗透着的哲学意识、地域意识，宗教意识以及对民歌刚劲质朴风格的刻意追求，对古典语词和西部口语的创造性运用，都无不有力地宣告着，他的诗从外到内、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式的，现实主义的。”[20]昌耀不断追求诗歌中的艺术美、民族传统与中国化的诗歌表述。他在评价同生活在西北的一位画家时说，“西部恢宏博大的文化精神早已渗透到他的血液、灵魂，成为一种与其个性气质、艺术信仰同构的关系，成为审美认同的基石。”[21]这种审美改变了过去那种描述性和直白明晰的抒情，而走向象征与隐喻基础的深情哲理感悟与沉思；他开始改变诗歌的单向浅层思维，而追求诗的多义性和朦胧性，他开始从对常态生活的描述，转向对宇宙和人生奥义的探寻。这就使他的诗从具象走向抽象，从而带来了诗的丰富哲理意味。然而，真正伟大的作品的诞生，还在于其诗歌中的“孤独感”，以及诗人对孤独感的认同态度，“孤独的人类幸有艺术做伴。艺术原是孤独的人类用以倾诉内心情绪、宽慰或内省的方式。艺术是灵魂的歌吟。而灵魂的歌吟恰是广义的诗的精髓。被这种‘广义的诗’所化育的一切艺术品类因之都获致不同程度的魅力。”[22]这种孤独感，为昌耀的大诗写作提供了很好的精神基础。
海子写道：“诗有两种：纯诗（小诗）和唯一的真诗（大诗），还有一些诗意状态。”[23]“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我不想成为一个抒情诗人，或一位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位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结合，诗和真理结合的大诗。”[24]相对于昌耀，海子在“大诗写作”的实践与理论的思考上，要显得更为丰富，本文下面将重点分析海子的大诗的成长背景与话语特征。
海子、昌耀等诗人坚守“大诗写作”话语实践，坚守诗歌的诗意与诗性本体精神，让诗歌回归到民族的文化与文学传统，回归大艺术、大生命、大世界、大灵魂。八十年代的海子与昌耀的写作情怀无疑开启的“大诗写作”方向，使中国当代诗歌有了某种与西文诗歌对话的可能。“大诗写作”成为当下诗歌写作的某种可能，仍旧成为一种积极的力量推动当下诗歌写作的历史进程。
参考资料：
[1]大诗，一般指印度古代文学中的长篇叙事诗，比如伽梨陀娑的《罗古世系》和婆罗维的《野人和阿周那》等几部较早的作品，以及后来的一些著名的长篇叙事诗。内容多取材于史诗传说，词藻和描写颇为讲究，在梵文文学中影响很大。诗的本质在抒情，就是那种生命力的涌现，再深入则是那种庞大世界秩序的构筑，我们称之为“大抒情”——这就是诗的终极含义：“大诗”。它既体现为诗歌对世界观照的精神高度，也指偏重于叙事性质的长篇叙事诗。
[2]普世价值，在哲学上，普世价值指一些有限的、所有人类都认同的观念集合在一起。也泛指那些不分畛域，超越宗教、国家、民族，任何一个自诩文明社会的人类，只要本于良知与理性皆认同之价值、理念。大诗写作，以海子的长诗写作为代表，在他的诗歌充满了这种普世伦理情怀，本文下面将重点论述。
[3]参见李志元《当代诗歌话语形态及其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作者认为八十年代的诗歌话语整体而言是“抒情诗”话语，而九十年代以后的叙事诗歌界定为“述歌”。
[4]（法）吉约姆&陈波利奈尔《新思想和诗人们》，杨匡汉、刘福春主编《西方现代诗论》，花城出版社，1988年，第107页。
[5]西川《怀念》，崔卫平主编《不死的海子》，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第24页。
[6]马可福音：第1章第11节。
[7]《诗经&大雅&生民》
[8]（德）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7页。
[9]（德）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8页。
[10]（德）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34页。
[11]臧棣《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文艺争鸣》，1996年第1期。
[12]李振声《季节轮换：“第三代”诗叙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5页。
[13]谢冕《一个世纪的背影——中国新诗》，《文艺争鸣》，2007年第7期。
[14]海子《一份提纲》，西川编《海子诗全编》，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896页。
[15]海子《伟大的诗歌》，西川编《海子诗全编》，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898页。
[16]陈超《编选者序》，谢冕、唐晓渡主编《以梦为马》，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6页。
[17]杨炼《智力的空间》，谢冕、唐晓渡主编《磁场与魔方》，前引书第126页。
[18]昌耀《昌耀的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423页。
[19]昌耀《诗的礼赞》，《命运之书》，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00页。
[20]沈健、伊甸《嗥叫的水手——昌耀印象》，《命运之书》，前引书，第370页。
[21]昌耀《宿命授予诗人荆冠》，《命运之书》，前引书，第324页。
[22]昌耀《诗的礼赞》，《命运之书》，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01页。
[23]海子：《动作（〈太阳&断头篇〉）代后记》，西川编：《诗全篇》，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888页。
[24]引文见“海子简历”，西川编《海子诗全编》，前引书。查看了海子的《诗学：一份提纲》、《我所热爱的诗人——荷尔蒙尔德林》等诗学论文，都未发现海子此句原文，只有《诗学：一份提纲》中海子表达了近似诗学观点，此处“简历”中的引文疑为编者据海子主要诗学观点提炼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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