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春李海吴敏静 小说:否定普世价值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

真假马克思与恩格斯--信力建的博客--凤凰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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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马克思与恩格斯
&网络“反低俗”了,是因为网络捅了太多娄子吗?还是真的“很黄很暴力”;口放狂言的林嘉祥被称为党和人民的“很好的干部”了;八十几岁的人大代表申婆婆自豪地称从来没投过反对票了,是因为被河蟹了还是幸福了?有人玩躲猫猫挂了,有人的母亲被强制精神病治疗了,“好干部”成了倒霉蛋了……
这些都是发生在正处于“中华盛世”的神州大地,发生在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大国。这么说,倡导“言论自由”、严厉批评言论管制的马克思忽悠了中国人?或者,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误导了中国人民,是欺世盗名之徒?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和文艺圈里几位名人叙谈时,当被问及“假如鲁迅还活着会怎样”的问题时,毛泽东回答得很干脆:要么不啃气,要么被关到监狱里去。这话不由得让人心里发抖,毛泽东应该是马克思这个共产主义导师带出来的“高徒”了,那他怎么又忘了,马克思最倡导言论自由呢?如果马克思、恩格斯还活在中国,那会怎样?如果他们活在19世纪中后期,那个时候还是君主专制和皇太后(慈禧太后)专制的大清王朝,想像结果的空间太小,结果会毫无悬念,就像现在的代表大会选举一样。他们肯定要以“造反”的罪名被“斩立决”;更不用说他们活在北洋军阀和蒋介石当政的“民国”,那时他们难免会像李大钊那样被处以绞刑,像江竹筠那样被长期关押并遭枪杀;且不说他们活在“反右”、庐山会议和“文化大革命”那种“指导思想严重失误”的荒唐岁月里,那时他们或者会被打成“极右分子”锒铛入狱,或者会像彭德怀那样被打成“反党集团领袖”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或者会像张志新那样在临刑前被割断喉管。就假如他们活在现在这个被称为“中华盛世”的改革开放年代吧,他们的处境和命运会是怎么样的呢?
吴敏在《假如马克思、恩格斯活在中国》一文中引经据典,大谈特谈马克思所倡导的言论自由:
马克思是以“言论自由战士”的姿态登上欧洲论坛即政治舞台的,他在开始其社会活动的第一篇论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非常严厉地批评了政府的出版限制政策;紧接着,马克思作为《莱茵报》撰稿人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出版自由”,他出任该报主编后仍然坚持不懈地倡导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并同政府对这些方面的限制和封杀进行了顽强的斗争。马克思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基于以下理由:(一)出版限制和书报检查制度妨碍了对真理的探索。马克思认为,出版限制和书报检查表明了政府对自由地探讨真理将要得出的“结论的恐惧”,“是一种对付真理的预防剂”。(二)应该把思想的表现同行为区别开来,思想的表现本身应置于追究法律责任之外。马克思说:“凡是不以行为本身而以当事人的思想方式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公开认可。”“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我的行为就是我同法律打交道的唯一领域”。(三)出版自由是人民自我认识的形式。马克思认为:“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而自我认识又是聪明的首要条件”。(四)出版自由不会给社会造成有害影响,而出版限制、书报检查则损害和阻碍了社会的理性批评。马克思论证说:“从出版自由的本质自身所产生的真正检查是批评,它是出版自由自身产生的一种审判。检查制度是政府垄断了的批评。但是,当批评不是公开而是秘密的,不是理论上的而是实践上的时候,”“当它不是作为理性的利刃而是作为专横的钝剪的时候,当它只想批评而不想受批评的时候”,“难道批评不是已失掉它的合乎理性的性质了吗?”(五)否认出版自由就意味着否认人类自由。马克思认为,在出版自由这个特定自由遇到危险时,自由本身也就面临危险了,因为,“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马克思在完全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之后,仍然坚定地坚持上述立场和观点。这不仅表现在1849年他在法庭上为《莱茵报》所作的辩护上,也表现在1851年他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作为其文集的首选文章。即使在恩格斯晚年的思想中,坚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立场和观点也毫无改变。但是,假如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现在的中国,他们的上述立场和观点会是怎样的命运呢?大约是要被斥责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被屏蔽和“低俗”掉的吧?
马克思、恩格斯将“自由和平等”作为自己以及共产党人终生追求的目标。恩格斯说:“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即共产主义”。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非常明确地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编里,还将共产党人所要建立的新社会简称为“自由人联合体”。即使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主张实行言论自由、批评自由。恩格斯明确指出:“每一个党的生存和发展通常伴随着党内的温和派和极端派的发展和相互斗争,谁如果不假思索地开除极端派,那只会促进这个派别的增长。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消灭言论自由吗?” “在党内绝对自由地交换意见是必要的”。他还非常明确地提出:“党内当然必须拥有一个不直接从属于执行委员会(即党的中央委员会,引者注)甚至党代表大会的刊物,也就是说这种刊物在纲领和鉴定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些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 假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活在现在的中国,他们当然应该是共产党员乃至是党的领袖人物,但是,终生追求“自由人联合体”目标以及明确坚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立场和观点的他们,在时下的中国会面临什么样的处境呢?以下两种命运无疑在等待着他们:其一,被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教育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等“普世价值”批判者,叱责为是“对西方话语权的盲目崇拜”,是在“鼓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关系”,是在“要求彻底西化”,是“国际国内尖锐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反映。其二,必然要被叱责为是“没有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甚至很可能要加之以“分裂党”的罪名,把他们长期软禁起来。
现在,相信很多人都在怀疑,十月革命那声炮响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又“化”掉了哪些人民的权利呢?而我们现在宪法和党章里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还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吗?为什么现在国人“谈马色变”或“谈马一笑”,而西方依然尊崇马克思的思想,人人拜读呢?欧洲上空的幽灵,现在是否飘到了亚洲上空?可惜,泉下有知的马克思、恩格斯再有“愤青”情怀都敌不过薄薄的一副棺木,哎呀,幸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生活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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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和谐共生: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展的道路
& && & 香山气温下降,房间没有取暖设施,这个冬天还得下山找住处,今跑一天在国家行政学院侧门对面小区找到一间约8平米和人合租的房间。回山上看到朋友戴明朝、张晖明、朱建国三位传来的信息及告慰:
  戴君谓:习近平2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21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外方代表,第一次提出将“和谐共生”作为中国道路!算是你最好的生日礼物!
  发展道路:和谐共生 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绝不走国强必霸的道路。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将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更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及国际体系改革。中国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建设性力量。我们将继续抱着谦虚的态度,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理念和发展经验,包容并蓄,走同其他国家和谐共生的发展道路。( 北京晨报 )
  张君谓:我注意到“和谐共生”概念被引用,特别地有感受。说明老兄的近年多次呼吁和思想阐释已经被领导层关注并加以吸收,成为当今领袖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维度和语言表达。
  朱君前辈(中国第一代密码破译专家)谓:钱教授,你生日八大愿,一个思行 ,一个共生总纲,12条普惠价值观很重要。你的理想第二个甲子中一定会实现。相信这块土地也会清净,雾霾终将清除。
  其实,我在《中国:共生崛起》一书后记中提到六位有共生思想的省委书记(其中五位十八大后或进政治局,或调中央工作),中青网也在“第一届全球共生论坛在北京启幕”的报道中又提到李克强、刘云山分别在不同场合讲到“多元共生”“多样共生”(见《共生宣言》附录)。习近平在上月初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演讲中直接提到“多元共生”。
  加上“共生起源”(symbiogenesis)现象20世纪60年代被发现,经过20年学术论战至80年代末得到生物学、生態学界的普遍认可,以及共生理论在环境、建筑设计、教育、文化、经营管理、金融、社会工作、原住民权益维护等领域广泛应用,无不说明,共生思想,已经学界到高端人士中,已然作为一种伴随生態文明建设而来的思潮在全球兴起。
  特别是今年年初,我从朋友LLL得知新华社特稿《人民是我们力量源泉》把习近平去年7月7日在清华大学世界和平大会上讲的“谋求自己过得好,也必须让别人过得好”(可用英语Live and let live对译) 1作四个小标题之一,他当时就告慰我说,这不就是共生思想最简明的表达吗?至于习总什么时候直接采用“共生”这个概念,那要等国内外条件最适宜时机,所以,不管多么艰难,遭遇什么困境,你都要有信心。
  老实说,得知这一消息,对我心确有慰藉之功,为此,我很感恩!
  我很简单,人微言轻,念天下苍生舍家抛业,做的不过是一项“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工作。当共生的思想旗帜被最有影响力的人逐渐接过去后,我作为思想家的使命也就结束了,可以顾顾自己的小家和自身的生计了。因为我相信中国最不缺的就是阐释性专家,而我第一没有专家的资质,阐释的事轮不到我,第二我没有专家们聪明,我只会硬碰硬。
  当然,我希望并且相信,习李新政新气象,一定要而且能超越慈禧老佛爷以来历届中国领导者“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政治思维:只有当“和谐共生”(最好用“和恊共生”即心、力和而共生) 2的发展道路,以及“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同时适用于处理国内事务时,中国才真正成为一个当代正常国家。
  现特找出前年写给胡德平君的一封信《一国之内,也要讲和平共处》,请朋友们分享。
  分享前请允许我引述我曾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对中国草根与真正的政治家意味着什么?》写下的一段话:
  有人问,马克思主义是什么?
  答曰:简捷地说,马克思主义,对于草根和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就是毛主席从千头万绪中概括出来的那四个字:造反有理。
  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物质绝对匮乏,而是特权、垄断、操纵,所以,才会出现:
  五千年未睹之怪现象,足以让崇尚大同的孟子和向往小康的荀子双双抓狂 3的实况——最新流行打油诗:财政是爹,银行是娘,城管税务两条狼;电老虎,油霸王,公检法司大流氓。股市杀猪,楼市宰羊,敲骨吸髓最在行;教改垮,医改黄,越改越差越渺茫。高官亵女,二代嚣狂,花季少女轮下凉;夺土地,拆民房,即使焚身又何妨,只有被炸才惊惶。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就是反特权、反垄断、反操纵,就是普世正义、普世真理、普世价值;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实现方式,可以是暴力的,但事实证明不大成功甚至会走向反面,更可以是和平的,也可以是议会的,民主选举获得政权是一个方面,更扎实的是通过法律形式为多数人争得起点公平,比如通过《反特权法》、《反垄断法》、《反操纵法》、《行政许可法》和《国民事权法》这样的立法方式来实现。
  和恊共生(“和谐共生”),虽然经国家领导人提出,才刚刚开始,且还有个从用来处理国际事务,到用来处理国内事务的转变过程,亦即形成习惯的过程——众所周知能量转换需要过程,不过,请放心,人的精神体能转换及其自组织力积聚一过临界状态,即可望产生一种“磁场区域”,磁场区域一旦形成,就会产生全生態社会遍地开花的裂变效应——正所谓“生態统领,共生为魂”!
  所以,只有到中国用来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普遍适用于国内事务时,我的使命才能真正结束。但愿如此,当代中国人,大中华人——你、我、他,一起来,心手相握,释放信鸽子!中国梦,共生梦!
  下面,请分享《一国之内,也要讲和平共处》,我去找点东西填一下闹革命的肚子:谢谢!
  日于北京香山塔后身16号农舍
  一国之内,也要讲和平共处
  D.P兄长:
  接到你的电话非常高兴。那天我在《经济要参》朋友处玩,他请我到泽园饭店吃饭,居然和你前年请我吃饭是同一家饭店,且是同一个包房(里面有毛泽东手写的出差要注意的五个问题那间),本想去府上拜访并问兄长要本签名的《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再说三年了终于公开出版,也应当面祝贺一下不是吗?!可是家里没有人接电话,只好和小王通了个电话说明索赠书的意思作罢。
  我昨天收到一位退休的将军发来的邮件,转来陈奎元和张宏良两先生的两篇内容相关一表一里的“唱和”文章,并建议我“很值得批判”。当时,我回复他说:
  “将军,谢谢你转来文章,但我觉得不值得我来批判,一则肯定有人批判,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从1969年毛泽东找四位元帅讨论是否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后开始转向经济建设转向向美国示好(改革的必要性和共识基础,还可以从胡德平的《新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中披露的胡耀邦给毛泽东的信中得到佐证)时算起,已经四十多年了,任何倒行逆施都将不得人心,一定会有人写批判文章;二则我本人从1982年写完《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实质、由来和影响》长文后,不再写批判文章,而转向建设主义的立场了,因为历史不会留下空白,旧的东西再怎么不济,只要没有新的东西站立起来,你即使批得它体无完肤,历史还只好承认它。这是我读贝尔纳的《科学史》时得出的结论。我深知将军‘转弯子、改名子、拜孔子’的现实诉求,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带来的问题,要靠当代人自己勇于创造、善于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特别是文化创新、观念创新,还要有现实的成事智慧和大悲怜心,才能一步步加以解决。而不是继续趟在外国人(马克思主义或欧美工商文明模式)或古人(中国的古人,如先秦诸子或外国的古人,如希腊罗马诸贤)的创造、创新的温床上,复制、复制、再复制,且还不争气地为了‘选择复制’的不同,互相打架(已经为此打了一百多年了),甚至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恕我直言,陈奎元或张宏良先生写这种文章,也许有其现实利益或别的目的,但其行为本身就是懒汉思维,甚至是没出息的表现,这些人士思维方式上依旧在延续‘选择复制’的路径)。事实上,无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标签,民主社会主义的标签、新自由主义的标签、市场自由与政府管制的标签……都不能解决中国与当今世界的问题,只有老老实实的创造、创新,即使自己不创新,也要充分尊重别人的创新才能给这个世界以帮助,只有不偷懒的人,才能得到上苍的眷顾(所谓天道酬勤),完成对迄今为止人类创造的所有有意义的思想观念、制序法度与工艺文化的整合与超越。”
  刚才没事,还是浏览了一下这两篇文章,感觉还是有必要告诉兄长这件事,因为文中竟然公然点名批评胡耀邦,口气上还大有为十八后的治国方针定调的架式……这是我不能接受的,因为在我的感觉里,胡耀邦是中国当代执政党的良知。但细一想,这两篇文章一表一里,一唱一和,把他们的主张立场表露无遗,我感觉第一,陈、张两位作为中国公民,有发表意见这个权利,只是文中杀气太重,结果到底会伤了谁,恐怕还难说得很,也许他们过于一厢情愿;第二,如果说陈、张两位先生的立场在当前还有一小部分代表性,那这两位的文章一发表,不但不会增强持这种立场人士的自信心,而只会让他们感到沮丧,因为持陈、张二先生立场的人士已经没有再多的招术,已是“强弩”之末,离“中的”(解决当下中国问题)还在100步之外,即会掉下来。
  就象一位网友所言,张宏良先生何许人不知道,可位居高位的陈奎元先生拿着政府的奉禄、人民的纳税钱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可几年来,炒的都是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的冷饭,未见有多少新东西问世,中国的官员兼学者啊,不是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吗?”可创新在你们,何以如此难啊?究何原因,究何原因?实在让人费解。如此一想,我就更不会写批判文章了。但如果兄长真不知道中国当下竟还有这样的文章有持如此立场的人士,且直接点名涉及到耀邦,还是有必要知道一下,所以,才给你发了那条短信。现在,我把此两文一并转给兄长。
  老实说,我与左、中、右政治倾向的人士都认识一些,又都没有太多的关系,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不管持什么立场的学派或政治派别的人士,我都希望了解他们的诉求和真实立场,以及其中包涵的合理性和短板、软肋。这就是我写《中国意识形态空位期七派人士影响力分析与平行四边形理论及中国的未来》(2010.2)一文的由来。我的一贯立场,在2006年回答一个叫abc的网友提问时表达得很清楚:有署名abc的网友评论说:
  [“此文(指吴敏《中共‘一元化’领导的历史脉络》)较好,但深度还不够!为何战争年代,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为什么现在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腐败分子层出不穷?”我回答如下:答案很简单:革命战争年代,是讲政治、讲政权、讲阶级,奉行的是“斗争哲学”;要革命,就需要把人群分成敌我,以明确社会革命的对象;对敌作战,当然必须集中领导统一指挥,所谓“一切行动听指挥”,才有战斗力。而和平建设年代,则是讲经济、讲法权、讲生活,事实证明眼睛盯在现有财富的分配方式特别是采用“剥夺剥夺者”的方式上,并不能解决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发展和建设问题,所以奉行的应是“和解哲学”;因为要建设,就需要人人参与无分敌我、公平竞争与合作、和平共处、和谐共生,以确立社会建设的主体;经济运行千变万化,东西南北中千差万别,集中统一指挥势必与市场脱节、与生活脱节,特别是资源垄断权钱交易就势所难免,造成资产贡献率低社会交易成本高的非经济后果,所以,要建设,就要尊重生命的价值,让生产具体运营者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权力和能量,才有生活动力。
  因此,党也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与时俱进“自主创新”,以改变自己的存在方式——从领导一切、独行天下的革命党,转变成有所为有所不为并自觉接受宪法法律、公共舆论和社会各阶层监督的执政党。因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其宗旨和使命,决定其必须是“全民党”、“服务党”。而且,这还来不得半点虚情假意,搞“体用两张皮”、“明潜两套规则”,否则,党自身就会被逐步扭曲变形,以至走向人民的对立面,而前功尽弃。
  我主张,一国之内,也要讲和平共处。别什么好东西都永远是“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了。
  所以,同是中国人,地球人,同处一片蓝天下,同受一个太阳照耀,就不要再搞“不共戴天”了。我希望大家走向共生,中国和世界都需要走向共生,创建一个共生世界,大家都用“共生新思维”处理人、事、物关系。当下中国与世界遭遇的问题,都需要“共生新思维”才能求得正解之道。我正在自己做一份小众内参,就叫《走向共生(高端专报)》,发刊词《对内行自律共生大政,对外树负责善待形象》已经写好了,第一期主题“文风、官风、世风”快编辑好了,届时奉上请兄长一哂。
  你的大作,我还是要的啊。
  遥祝康乐!
  弟:钱宏日于上海开关居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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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关于“共生”概念的翻译,有两种翻译,一是英语、德语的symbiosis,二是法语的Co-naissance,Co是communicates的缩略,同时法国人也用symbiosis,而共生思想,在中文的意思,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史伯)亦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大道并行而不相悖”(周易),在当代简而言之,就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在世界观上即“一视同仨,和解共生”,在方法论或智慧论上即“道不同,亦相为谋”,总而言之:共生就是“谋求自己过得好,也必须让别人过得好”,翻译成英语,著名翻译家何兆武先生多年前就告诉我,共生思想可以用“Live and let live”翻译表达。
  2朋友向群今晨从英国来信告之:搜了一下英文报道中关于“和谐共生”的翻译,1、新华网:seek harmonious relations with other nations.寻求与其它地区的和谐关系;2、央视网:as well as the reform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也要…国际体制的改革;3、中央政府网,and will never seek hegemony,永不称霸;4、China daily:没提。说明国内这些外语翻译脑子里面没有共生这个词!“和谐共生”可以翻译为harmonious symbiosis,在医学和音乐方面有用此词,在社会方面还没见到;“和恊共生”可译为co-symbiosis,如同co-existance(并存),目前还没有co-symbiosis这个 用法,但是可能用起来。
  钱宏的意见,供方家参考:因为“和恊共生”这一动宾结构的中文短语或概念,有而且突出了“口”“心”“力”一致、恊调、沟通,所以用communicates中的Co作为前缀即co-symbiosis意译“和谐共生”(不直译为harmonious symbiosis),再通过出口转内销翻回来:“和恊共生”。
  3 孟子曰:上下交相利,国之危矣!荀子说:口言善,身行恶,国之妖也!
  4 同时请参阅《“维权节”:国家主权与人民主权相得益彰》、《共生新思维:和谐世界之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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