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江西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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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在江西的日子　
邓小平《我的自述》。②
《长征——一个前所未闻的故事》。③
杨世珠《瑞金纠正肃反和查田运动的回忆》。①
《长征——一个前所未闻的故事》。②
《长征——一个前所未闻的故事》。③
《长征——一个前所未闻的故事》。④
邓小平《我的自述》。调查了解情况，问群众对肃反有什么意见，现在这样搞肃反对不对”，接着， 召开全县活动分子和县区乡主要干部会议，“讨论过去肃反中的偏差”。⑤　　经过一个多月的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级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在掌 握了李添富等人的大量错误事实后，邓小平始下决心，下令拘捕了民愤极大 的李添富等人，释放了大批在押的干部群众，制止了乱捕滥杀的错误行为。 随即于 9 月底在锦江中学主持召开了瑞金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会议 内容是选举具苏维埃主席，健全县苏维埃机构，组织支援革命战争，纠正肃 叵偏差，公审李添富。”①这次大会是瑞金全县形势从人心惶恐、动荡不安的 危局转向秩序井然、稳定发展的枢纽。大会选举了黄正为县苏维埃主席，并 选出了出席全苏“一大”的代表，公审并严厉处置了李添富等人，为蒙受冤 屈的一大批干部群众平了反。②广大于群喜逐颜开，“全旦局面大力改观”（小 平同志语）。苏区干部群众纷纷称赞：“邓书记为瑞金人民除了一大害，如 果不是他来了，瑞金还不知要杀害多少革命同志！”③　　邓小平主持纠正瑞金“肃反”错误的做法，得到了谢唯俊和瑞金党内领 导人的支持，同年 12 月“来到苏区的周恩来也支持这种做法”。④1932 年 3 月，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在检查瑞金工作时，充分肯定了邓小平主政后纠正 肃“社会民主党”错误的工作成绩，并在《检查瑞金工作后的决议》中认为： “在肃反问题上，一般说，对于过去的错误，如随意捕人偏信口供使用肉刑 等，已有大的转变，??革命秩序相当建立。”⑤邓小平在果断、迅速地纠正瑞金肃“社会民主党”错误的同时， 又以很大的精力投入地方政权建设工作。一是深入开展上地革命。邓小平就任时， 正值瑞金第二次分田。他在深入群众的过程中，发现有的村采取“地主不分 田，富农分坏田”的做法，把该村的 20 多户地主、富农的地全部没收了。针 对这种“左”倾土地政策，邓小平向广大干群耐心地做工作，讲述“要给富 农以经济出路，给地主以生活出路”的道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一些 “左”的分田做法，但后来却被“左”倾领导者指责为“瑞金各地苏维埃对 于土地政纲执行得不坚决”等等。①二是发展农业生产。他和县苏干部一道， 大力组织耕田队、犁牛合作社、劳动互助队，兴修水利，开垦荒地， 恢复和 发展土特产品生产，开展对外贸易，建立消费、粮食合作社， 组织生产竞赛 等。三是大力培训干部。为了解决“肃反”后干部奇缺的问题，邓小平于 9、10 月间在县城同善社举办了一期干部培训班，有 60 多人参加学习，小平同志亲自讲课。通过培训，造就了如胡荣佳等一批优秀干部，为苏维埃的政权 建设输送了人才。四是严于律己，带头节粮。当时正处于敌人第三次“围剿” 时期，粮食极度紧张，邓小平领导全县人民开展群众性节省运动，号召苏维 埃干部节衣缩食，支援前方，并带头身体力行，每月最少节省 8 斤口粮。在 日常生活中，他也从不搞特殊化，与群众同甘共苦。有一次，金维映因病吃⑤
杨世珠《瑞金纠正肃反和查田运动的回忆》。①
杨世珠《瑞金纠正肃反和查田运动的回忆》。②
中共瑞金县委组织史办公室编《瑞金县组织史资料》。③
邹书春《邓小平在苏区瑞金》。④
《长征——一个前所未闻的故事》。⑤
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检查瑞金工作后的决议》，载《红色中华》第 16 期，1932 年 4 月 6 日。①
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检查瑞金工作后的决议》，载《红色中华》第 16 期，1932 年 4 月 6 日。不下饭，到南门岗买了点粉干来吃，邓小平知道后，严厉地将她批评了一顿， 责成她做书面检查。他说：你不能因为我是县委书记，就可以搞特殊化，不 行啊，同志！②在邓小平的影响下，瑞金苏区的干部自觉地保持了清正廉涪的 好作风。　　1932 年 5 月 15 日至 19 日，在中央政府直接指导下，邓小平等领导召开 了瑞金县苏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讨论了政治报告和县苏的工作报告，检阅 了扩红问题、财经问题、整顿赤卫军问题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的学习问题等。 这次大会“大受群众的拥护”，“得到了很大的成功。”大会之后，“瑞金 的各级苏维埃政府，将进一步的巩固，将成为强有力的苏维埃政府”。③开拓会、寻、安三县边区，建立巩固的红色区域　　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不到一年。1932 年 5 月下旬，因原会昌县委书 记古柏调江西省苏裁判部工作，邓小平调任会昌县委书记，任职一个多月。①　　1932 年 6 月，根据苏区中央局关于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党的紧急任 务决议的精神，中共江西省委决定建立会昌中心县委（亦称会寻安中心县 委），以加强对中央苏区南线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领导。7 月，在会昌 筠门岭倒水湾召开了会、寻、安三县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会上正式成立了中 共会昌中心县委，邓小平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兼任江西军区第三分区政 委）。县委机关设在会昌筠门岭笃下。②会昌中心县委上属江西省委（省委书 记李富春）领导，下辖会昌、寻乌、安远三个县委。会、寻、安的工作环境比较艰苦、险恶，正如后来小平同志回忆所说的：“三县都是中央苏区的边区，赤白对立很厉害，我们自己的武装每县只有百 几十人的独立营，人民武装（赤卫军）的枪枝很少，由于‘左，倾的经济政 策，商店大都关了门，财政经济也很困难。”③面对这种困境，年仅 28 岁的 三县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肩负重任，意志坚定地为开拓和创造三县边区的新 局面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政绩。——迅速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会、寻、安地外边陲， 没有一定力量的地方武装，是很难立足和巩固三县红色政权的。邓小平一上任就狠 抓地方武装建设，仅 7、8、9 三个月内，会、寻、安三县地方武装就发展到13568 人。其中，会昌游击支队 390 人，赤卫军 4970 人，模范师 2529 人：寻乌游击队 721 人，模范营 1239 人；模范少队 635 人；安远赤卫军 2267 人， 模范少队 520 人，工人赤卫军 35 人，游击队 262 人。在发展武装力量的同时， 邓小平和中心县委还率领地方武装攻击三县靖卫团匪、土围数十次，毙敌 100 余人，俘敌 200 余人，缴枪 350 余支。1931 年 11 月，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会、 寻、安三县县委书记、县苏主席、军事部长联席会议，根据“寻乌失守”的 情况，部署新的军事行动和扩大武装等问题，是年冬，邓小平、罗屏汉（中 心县委组织部长）亲卒地方武装配合红军独立三师，攻打闽赣边的乌鸦泊、 官丰、膳坑等地，消灭了细八哥、郭发贵、大头五等反动靖匪武装大部，恢 复和建立了当地的革命政权，打通了会昌与武北的联系。①②
邹书春《邓小平在苏区瑞金》。①
中共会昌县委组织史办公室编《会昌县组织史资料》。②
中共会昌县委组织史办公室编《会昌县组织史资料》。③
邓小平《我的自述》。①
《中央苏区会昌县两个月冲锋工作报告》，1932 年 12 月 21 日。　　——狠抓党的建设，纠正党包办苏维埃的倾向。在发展党的组织方面， 针对过去“拉夫式的拉老头子老实人”入党，以至“党内充满老年暮气”的 状况，“注意发展工人雇农苦力”入党。据 1932 年 7、8、9 三十月统计，会 昌发展党员 1638 人，寻乌发展 476 人，安远发展 590 人；在党的生活方面，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和《新党员训练大纲》，教育和改造党的基 层组织，“全县的支部和区委都改造了”，取得“相当的成绩”，尤其是“相 当的发展了党内的思想斗争、自我批评的精神”；在党的作风方面，开始注 意到“党对苏维埃领导很少建立正确的党回作用的领导”，“党包办苏维埃 的现象，虽有了不少的纠正，但仍然在许多区乡苏维埃表现出来”，②这种现 象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和思索，并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予以纠正。——深入进 行土地革命。自邓小平主持会、寻、安三县工作后，“土地斗争较前深入了。 许多的贫苦农民能起来参加分田与打土豪，现全县的土地正在进行重新分 配”。发动群众的工作，“有相当发展和深入”，“各乡都组织了调查土地 委员会与分田委员会”。在分田过程中，曾出现“拿富农也乱打，甚至打到 中农贫农身上去”的现象，①邓小平和中心县委都及时地进行教育和防范，使 三县的土地斗争得以健康地进行，大都在 1932 年底顺利完成。　　——扩红，优抚军属，推销公债。在扩红突击运动中，邓小平坚持做好 宣传动员工作，强调党团员、干部带头。反对强迫命令和欺骗、贿买等行为。 为此，会、寻、安三县的工会、少共和妇女等群众团体组织了宣传队、游艺 团、“提灯”大会等，动员青壮男子参军参战。仅会昌一县，1932 年 7—12 月就扩大红军 784 人。邓小平还亲自带领县委干部走访红军家属，解决实际 困难，各区乡普遍组织了耕田队，帮助军属发展生产。会、寻、安三县还响 应中央政府的号召，掀起了推销革命战争公质的热潮，并提前超额完成了任 务。第一、二期公债共推销 20 万元，仅会昌县就超额 8000 元。在完成推销 公债任务后，三县工人又开展了退还认购公债票活动，自愿无偿支援革命战争。　　——健全群众组织，实行赤色戒严，邓小平时边区三县的群众团体工作 也很重视，“改进和健全”了工会组织，指导订立劳动合同，维护工人的经 济权益；“重新整理”了反帝拥苏同盟；发动妇女“争取特殊利益的斗争”； 组织赤少队站岗放哨，实行赤色戒严，会昌一县当时就有 39 个步哨，49 个 查路票站。②——推行干部礼拜六义务劳动制度。“邓小平带领大家到桥东劳动，大家唱着歌：‘共产儿童团，实行礼拜六，帮助红军家，各做半天工。??’”①由于邓小平的倡导，三县苏区干部体察民情，密切联系群众，蔚然成风。 正当邓小平领导会、寻、安中心县委沿着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放手 大干的时候，“左”倾阴霾再次笼罩中央苏区上空。1933 年 1 月党中央“左” 倾领导者博古等人进入瑞金首府，立足刚稳，就大张旗鼓地在中央苏区开展 了一场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2 月开始反福建的“罗明路线”，3 月就反江西的“罗明路线”。于是，邓小平等人始遭厄运。②
《中央苏区各县革命竞赛工作报告之七——会昌县委七八九三个月报告》（1933 年 2 月 8 日）。①
《中央苏区各县革命竞赛工作报告之七——会昌县委七八九三个月报告》（1933 年 2 月 8 日）。②
《中央苏区——会昌县委十月十一月两月的工作报告》，1933 年 12 月 3 日。①
刘质彬《回忆会寻安中心县委和粤赣军区的一些情况》。坚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抵制王明“左”倾错误　　从 1932 年 7 月到 1933 年 3 月，邓小平在会昌担任会、寻、安中心县委 书记九个月后，被调到江西省委当了一两个月的宣传部长。在这段任职期间 内，邓小平始终坚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王明“左”倾错误进行 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终致被诬力“江西罗明路线”的主要代表，受到错误的 批判和打击。同遭厄运的还有担任江西省苏、地方和军队重要领导工作的毛 泽罩、谢唯俊、古柏同志。　　毛泽东同志在 1972 年曾说过：邓小平同志”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 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实践证明，中央苏区开展 的反对邓、毛、谢、古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是一场由“左”倾 领导者发动、矛头直指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错误的党内斗争。　　邓小平在 1931 年 1 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就对王明等人上台感到“震 动”，表示“不信任”；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则针对“左”倾领导者攻击 毛泽东领导的苏区“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谬论，大声疾呼：“大城市 上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他们讥讽“左” 倾教条主义者只是一伙“洋房子先生”，根本不懂得苏区的实际斗争。①邓小 平等人同“左”倾领导者之间的原则分歧主要是，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左” 倾领导者提出要“夺取中心城市和交通大道”，邓小平等人则主张向“敌人 力量弱的地方”发展苏维埃，肃清苏区内部的白色据点；在土地革命问题上， “左”倾领导者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邓小平等人则坚持按照 毛泽东制定的按人口均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解决土地问题； 在作战原则上，“左”倾领导青大反“游击主义”，主张脱离根据地到白区 作战，邓小平等人则坚持毛泽东倡导的“诱敌深入”的方针，伺机歼灭敌人； 在扩红、征粮、推销公债等工作中，“左”倾领导者无视苏区的人力、物力 状况，提出了“扩大百万铁的红军”等许多不切实际的指令性要求，邓小平 等人则认为应考虑边区的实际，不宜提出过高指标，党也不要包办代替政府 的工作，等等。邓、毛、谢、古的上述正确意见，都与党中央某些“左”倾领导人的主张大为相悖。这种分歧的实质，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以王明为 代表的“左”倾错误的尖锐对立。但由于“左”倾领导人慑于毛泽东的崇高 威望，不敢轻举妄动，便“指桑骂槐”，大反所谓“罗明路线”。这其中的 底蕴，正如李维汉（罗迈）后来回忆所言：“反‘罗明路线’无论在福建还 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他们反‘罗明路线，就 是要使毛泽东在地方、党里和红军里的威信扫地。”①李维汉的评论，非常清 楚他说明了“左”倾领导人大反“罗明路线”的用心所在。
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大体经历了三十回合： 第一个回合。苏区 中央局于 1933 年 3 月下旬召开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批判“纯 粹防御路线”，揭开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序幕。会前，苏区中央局机关 刊物《斗争》第三期就发表了《什么是进攻路线》的署名文章，点名批判会、 寻、安中心县委犯了“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同时“严厉批评”了江西省 委。3 月 31 日，在中央局代表的直接控制下，会议通过了《会寻安三县党积①
《为党的进攻路线而斗争》，载《斗争》第 12 期。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极分子会议决议》，声称：“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执行了纯 粹的防御路线”，“这是在会寻安的罗明路线”。②会议决定改组会、寻、安 中心县委和三县县委。会后，邓小平即被调离会昌，到江西省委任宣传部长。 第二个回合。在苏区中央局的直接参与下，江西省委于 4 月 16 日至 20 日召开了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开始在江 西苏区全面展开。会议指责邓、毛、谢、古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 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会议集中“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 对邓小平等入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严厉要求将这一斗争“转变 到实际工作中去”。③面对中央局“左”倾领导人的淫威，邓小平等人正气凛 然，毫不妥协，以共产党人的坚定立场和磊落态度，陈述了自己所坚持的观 点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当“左”倾领导人胁迫邓小平作“深刻检查”时， 邓小平坚定地回答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写的都是真话”，说完 “把腰一挺，不再作进一步的检查”，“决不向错误的判断低头”，“他支 持毛泽东的策略，在这一点上，谁也无法使他动摇”。于是，“左”倾领导 人便采取组织手段，对邓小平等人实行了错误的处置。5 月 5 日，经苏区中 央局批准，作出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 的决议》，指责他们“没有在党的布尔什维克火力面前解除武装”，强行撤 销了邓、毛、谢、占的领导职务，将他们调往县区基层担任巡视员和突击队 的工作。邓小平被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了“最后严重警告”的 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到乐安后“不足十天”，又 令“回到省委”，说乐安是白区，“怕出问题”。下久，又调到总政治部“当 了两三个月秘书长”，后又降为总政治部宣传干事，兼主编总政《红星》报。 第三十回合。9 月 27 日至 10 月 3 日召开的江西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 把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从党内扩展到苏维埃机关。会议要求党的火力 “要向着两面派和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肃清罗明路线残余”。①此后， 在中央局的督促下，江西苏维埃政权系统深入开展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 斗争，《红色中华》、《斗争》等报刊也发表文章鼓动，直到 1934 年 4、5月间敌人大举进攻根据地中心区域时，才被迫停止。　　历时一年有余的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给江西苏区的党和苏维埃 政权造成严重的危害，以邓小平力首的一大批坚持毛泽东正确路线的优秀干 部遭到错误的打击，江西省委、省苏亦受到错误的指责，会、寻、安等许多 中心县委，县委被“改造”撤换，给革命带来的损失是令人痛心和难以挽回 的。
邓小平在这场错误的党内斗争面前，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则立 场和态度。他虽然遭受到错误的打击和不公正的处分，但仍然对党襟怀坦荡， 忠心耿耿，忍辱负重，任劳任怨。在政治原则问题上，他不惧“左”倾领导 的淫威，执着地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从下妥协让步；在组织纪律上，他服 从分配，党叫于什么就干什么，从不挑挑拣拣；在实际工作中，他依然实事 求是，忠于职守，从不敷衍塞责。从 1934 年 6 月到 10 月，身处逆境的邓小 平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在总政主编《红星》报，采编、选稿、校对、刻印②
《会寻安三县党积汲分子会议决议》，（1933 年 3 月 31 日）。③
《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的总结》，载《斗争》第 12 期。①
《五次“围剿”决战前面江西省的代表大会》，载《斗争》第 31 期。等工作，大都一人承担，费尽心血。《红星》报办得丰富多采，生动活泼， 发行量达 17300 份，深受广大红军战士的喜爱，被红军战士称之为“战士的 良友”、“革命战争的一支有力喇叭”，对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建设作出了 出色的贡献。这一切，都充分体现了一十共产党人的坚毅顽强的性格和豁达 博大的胸怀，体现了把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相结合的崇高 品质。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邓小平是在乌云压顶的 情况下开始长征的”，①时年 30 岁，仍为《红星》报主编。到 1934 年 12 月 中旬，在党中央召开的黎平会议上，邓小平接替邓颖超，担任党中央秘书长， 随后参加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坚决拥护毛泽东出山主政。　　历史的实践证明：邓小平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四年多的政治生涯，是一篇 光辉而曲折的诗章。中央苏区时期的邓小平，不愧为中国共产党人为开创具 有中国特色的武装夺取政权道路集体奋斗中的坚强领导，不愧为党内坚持毛 泽东正确路线、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的杰出代表，不愧为坚持真理的原则 性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相结合的优秀典范。（原载《争鸣》1990 年第一期）①
《长征——一个前所未闻的故事》。： 邓小平在江西邓小平在庐山 尹超海　　俊伟诡奇、峰峦迤迎逦的庐山，不仅是驰名中外的旅游、疗养、避暑的 天都，也是中国五光十色的政治舞台。　　1961 年的金色秋天，在中国经济形势严峻的危难时刻，邓小平在这里留 下了世人瞩目的闪光足迹??毛泽东、周恩来三顾茅庐请“诸葛”邓小平临危受命赴庐山　　三年自然灾害和“反右倾”所带来的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使毛泽东主 席深为优虑，终于深有感触他说：“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现在是 退到山谷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决 定在 1961 年的 8 月 23 日至 9 月 16 日召开中共中央庐山工作会议。　　会前，毛泽东、周恩来在北京曾“三顾茅庐”，决定把党中央总书记邓 小平这位棉里藏针的智多星请上庐山。　　8 月底的一天，两辆伏尔加牌轿车徐徐驶进庐疗总院 267 号小别墅的庭 院。车门打开，邓小平神采奕奕地走了出来。他的夫人兼机要秘书卓琳和女 儿邓楠从后一辆小轿车里走了出来。当时担任庐山管理局局长的楼绍明带领会议第七接待服务组的同志，早已等候在这里。 楼局长上前紧握着邓小平的手，欢迎他说：“首长一路风尘仆仆，辛苦了。”“哪里哪里，我们给同志们添麻烦来了。” 楼局长向卓琳介绍了工作人员的姓名、职务。卓琳同志与他们一一亲切握手。邓小平询问“这房子原来是谁的，现在作什么用？” 楼绍明答道：“这房子原来是外国人的别墅，解放后都收归政府所有。现在作者干部休养的别墅。”　　邓小平爽朗地笑了一下，风趣他说：“那好嘛，我们既来开会，也在这 里休养休养。”邓小平停了一下，又问：“这山上与九江相差多少温度？”“相差 10 来度。”杨基友回答。 “怪不得，这里是驰名中外避暑的好地方。工作忙，我晚来了四五天。”小平赞扬说。　　楼绍明说：“听说毛主席和周总理在北京三顾茅庐请你这位‘诸葛亮’， 来晚了几天，就晚回去几天吧。”　　邓小平谦逊他说：“那是毛主席、周总理过奖了。我这段时间一直忙着 主持审查、修改三个文件，来晚了??”　　楼绍明向邓小平、卓琳介绍庐山的气候和周围的景点、建筑，当介绍到 对面是牯牛峰，南边是掷笔峰，八届八中庐山会议会址就在那里时，卓琳这 位文静、和善、常露笑容的夫人，摹然感到有股习习的凉风吹来，脸上失去 了刚才怡然的神色和笑容。她仿佛感到两年前那次庐山会议“反右倾”的硝 烟辽多少有点在空中飘弋。那次庐山会议，邓小平留在北京主持党中央的日 常工作，没有卷入这场历史性的悲剧中。杨基友以为卓琳累了，招呼说：“首长路上辛苦了，进屋先洗洗吧，马上用餐。” 楼绍明和女服务员把邓小平、卓琳、邓楠让进小别墅。毛泽东授意小平抓经济总书记语重心长为补台　　邓小平、卓琳、邓楠三人吃完饭，走进卧室，女服务员为他们泡好了庐 山云雾茶。不一会，会议秘书处送来了中央工作会议日程表和有关文件。　　卓琳收好文件后，叫邓楠到外间和服务员去玩，然后轻轻关上门，在邓 小平旁边沙发上坐下来，若有所思地问：“老邓，我有些心里话，不知道该 不该跟你讲？”　　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卓琳的内心思想，直率他说：“你不问，我也知道 你要对我讲什么，你是心有余悸，怕我这个邓老总走彭老总的老路，戴帽子 挨批，是不是？”　　卓琳关切他说：“前车可鉴。五九年那次庐山会议，张闻天没有听夫人 刘英的劝告，他搞外交工作却在会上大谈经济工作，讲了真话，结果挨了批 判。彭老总等人也戴上了右倾的帽子。这一次，你讲话也不要太直率了，别 也戴上帽子回北京。”　　邓小平不以为然地笑了一下，一口地道的四川口音，风趣盎然他说：“那 一次，听说有的人口袋里装着两篇讲话稿来庐山，一篇准备在彭德怀得势时 用，一篇准备在毛主席得胜时用。我可不是那种两面派的人。共产党人就是 要讲真话，我该说的还要说，大跃进过了头，违反了客观规律。”卓琳心怔了一下，扶正一下眼镜：“情况虽然完全是这样的，但你在会上不要说得那么重嘛。” 邓小平认真其事他说，“正因为问题严重，所以要说重一些，好引起全党的重视。不过，我是真诚地为毛主席补台，而下是拆台。”　　卓琳知道邓小平直率，真诚，刚中有柔，毛主席是相信他的，也就没有 多劝了，只是不无担优他说：“你看着行事吧。”庐山会议会址原称庐山大礼堂，建于 1934 年，是庐山解放前三大建筑之一，解放后更名为庐山人民剧院。1959 年，党中央在这里召开八届八中全会， 因而得名庐山会议会址。这座宏伟的建筑，室内富丽堂皇，外观充分体现出 中西合壁的特色，背倚葱葱青峰，旁临潺潺溪流，前面是一块开阔的停车场。 中共中央庐山工作会议就定在这里举行，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和省、市、 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场设在会址二楼的大厅里，桌子是从山 上的中小学借来的课桌，铺上白布，坐席是从各单位借来的藤椅，整个会场显得朴素、庄重。　　会议的前排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就坐，毛泽东主席坐在中间的高靠背藤椅 上，左边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右边是陈云、邓小平，后面的几排分别 坐着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会议讨论了工业、粮食、财贸和教育问题，重点是讨论研究了工业问题。9 月 5 日，邓小平在会上讲话，他既实事求是摆问题，又切实地、高瞻远瞩 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9 月 15 日，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讨论，中共中央批准和通过了由邓小平等 主持修改定稿的《高教六十条》、《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9 月 16 日， 中共中央又批准和通过了由邓小平主持修改定稿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 例》（草案）。这三个纲领性文件是我党在工业方面开始调整的重要转折和 使建国后高教工作的经验得到初步规范化、条理化的标志，对于当时全党战　　胜自然灾害，迅速扭转严峻的经济形势和指导今后的工业、高教事业的发展， 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邓小平对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做出了艰苦的努力 和卓越的贡献。 受灾害三年减产，民以食为天困扰中央领导总书记当机立断，粮食指标不能退过黄河　　会议期间的一天下午，快到吃晚饭的时间，邓小平忙着开会还未回来， 生活管理员杨基友趁这个时机征求卓琳的意见，打听邓小平喜欢吃什么菜， 准备第二天早晨派人去拿。卓琳满脸笑容地报了豆角、茄子、葫子、青菜、 辣椒和一点瘦肉之类的菜名。　　杨基友有点不高兴他说：“卓大姐，首长工作很忙，你报的多数是素菜 名单，营养跟不上，我们当生活管理员的可负不起这个责任。” 厨师在一旁 也附和说：“是呀，那白菜叶子有点发黄了，首长 也不让我们扔掉，用 开水泡泡，放一点盐、辣椒和味精，就咽稀饭，我也快成了做斋饭斋菜的厨 师了。”　　卓琳笑着耐心解释说，“你们爱护首长的心意我很理解，我比你们更了 解首长，这些菜都是首长最喜欢吃的菜，而且是很有营养的菜。”　　伏尔加轿车在踪陇的月色下驶进庭院，已经夜晚八点钟了，邓小平从会 场回来了。邓楠已经为父母盛好饭。邓小平端起碗就吃，打趣他说：“会开 晚了，肚子里闹革命了，这饭菜吃起来好香。”卓琳给小平碗里夹菜，微嗔他说：“你说好香，刚才管理员和厨师还提我的意见，说素菜多了，营养跟不上，弄坏了首长的身体，他们负不起责任。” 邓小平感激他说：“群众真好啊，他们吃不饱肚子，还惦记着我们。” 这时窗外浓荫复盖的松林里，秋蝉在噪鸣，连受三年的自然灾害使卓琳忧虑不安地问：“老邓，会议还没有讨论粮食问题吗？”小平回答：“快啦，讨论完工业问题就讨论粮自问题???” 卓琳关切地望着邓小平，意味深长他说：“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你作为党的总书记，要多为党和毛主席分优，为六亿五千万人民作主，把粮食问题解决好。” 邓小平推心置腹他说：“毛泽东主席在我们未来庐山前，就同周总理、陈云同志和我谈到粮食问题，明确肯定了陈云同志提出先安排好市场的意见，要把衣、食、住、用、行安排好。这是关系到六亿五千万人安定不安定 的大问题。吃完饭，我就起草一个关于粮食问题的发言提纲。”邓小平草草地吃完了晚餐，立即走进办公室，挑灯伏案，用铅笔在纸上疾书一份“粮食指标只能退到长江，不能退过黄河”的发言提纲。还提出了 解决粮食问题的一系列措施。　　手表的时针指到深夜一点钟，邓小平写完了发言提纲，感到有一点疲倦， 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便走到洗澡间美美地洗了一个热水澡。　　卓琳已经为邓小平准备了速可眠。他吞服了两片。不到半个小时，经过 一天紧张工作的邓小平，进入了酣畅的梦乡。 能工作会休息“四不三爱”传为美谈打麻将吃夜宵李、陶、罗、柯互不相让　　邓小平在庐山工作会议期间，生活上有“四不”和“三爱”的显著特点。 “四不”，即：不喝酒，不跳舞，不吃甜食，不抽烟。有一次，会议分配给 他两条内部供应的熊猫牌香烟，他说他不抽烟，让卓琳把香烟原封不动地退　　了回去。“三爱”，即：爱看书，看一些马克思、列宁著作，中国历史经典 书籍和中外文学名著：爱吃辣椒，连汤里也不错过放辣椒；爱打麻将。　　这是 9 月 15 日的夜晚，会议主要议程都基本完成，接近尾声， 参加工 作会议的中央及备省领导都挤出时间娱乐。邓小平酷爱打麻将、玩桥牌，早 就派卓琳和邓楠通知李富春、陶铸、罗瑞卿、柯庆施四个老牌友，晚饭后到267 号别墅“摸砖”。　　刚吃完饭，住在 250 号别墅的李富春就早早地来到 267 号别墅。接着， 陶铸、罗瑞卿紧随而来，柯庆施住在 110 号别墅，比较远，就来晚了一点。 卓琳乐得招前呼后：“李大哥、陶大哥、罗大哥、柯大哥，请进，请进。”——被请进会客室。 邓小平早已端坐在麻将桌的席位上，幽默他说：“打麻将，我可不讲啥子客气罗。麻将能使人思想敏锐。你们四个人，富春、陶铸、瑞卿先到有奖， 先上桌打，庆施晚来一点，要罚，坐在旁边看。”几句话引得大家哈哈直笑。 为人厚道的李富春，与邓小平结有厚谊，便说：“这次工作会议时间好紧张，也开得很成功，小平作了不少努力，三个文件一致通过，该奖该奖。” 邓小平谦虚他说：“你和薄一波也出了很大的力嘛，怎么光说我老邓一人呢。”　　陶铸也评价说：“这次会的确安排很紧，解决了不少重大问题， 现在该 放松放松一下。”颇有大将风度的罗瑞卿马上接上说：“要说紧张，台湾的蒋介石比我们更紧张。我们开会的第二天，他们就知道了，说中共在庐山召开高级军事首 脑会议，准备解放台湾，要捣掉他的老窝。你们说蒋介石紧张不紧张？”柯庆施会抓辫子，说：“我们在这里开会，台湾怎么知道的，一定泄了密。你这个公安部长有责任啊，所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经常抓??” 邓小平不以为然他说，“我看现在不要抓那么多，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 蒋介石让他紧张紧张一下也有好处嘛，其实，他并不知道我们会议的内容。现在开始打麻将！”　　后来查实，当时担任西藏自治区工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的张国华因路途遥 远，交通不便，没有按时报到，会议打长途电话催他来庐山参加会议，下慎 泄漏了消息，后来，这次工作会议保密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未作任何公开报 道。台湾当局如惊弓之鸟，紧张了很长一段时间。打了几圈以后，李富春打输了，柯庆施接上去打。牌桌上，邓小平常常是稳坐“钓鱼台”，稳操胜券不下“疆场”。 卓琳不爱打牌，却爱观看，为胜者助威称快，为输者鼓励打气，使得整个牌桌气氛非常活跃，卓琳总是笑容满面，和女儿邓楠热情为小平的老牌友 沏茶、削水果，提供后勤服务。夜深人静，猫头鹰在窗外的树林里啼叫，卓琳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深夜 11 点钟了。他征求意见他说：“我到厨房叫厨师给你们准备点夜宵。” 罗瑞卿直爽说：“我肚子是有点饿了，卓琳，你给我们准备什么好吃的？”卓琳笑着回答：“每人一碗简单的面条，你和柯大哥，个子大，食量大，另 烧一小碗红烧肉。”　　何庆施爱吃甜食，便提出：“我和罗大哥得到你的优惠，太好了，不过， 红烧肉里加点糖。”　　　　邓小平一边仔细观看桌面上打出的牌，一边开玩笑他说：“你们看，我 的夫人讨好起公安部长和上海市长来了，把我这个四川人和两个湖南人（李 宫春和陶铸）抛在一边，我面里什么也不要，但要放辣椒。”小平幽默的话 语，又引起一阵爽朗笑声。　　庐山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在生活作风上，廉洁奉公。他睡的床上用品， 如枕巾、毛巾毯等，都是要卓琳从北京自家带来的，从不动用会议的公用品。 三人吃的水果，或请人洗衣服，卓琳均如数付钱，尽量减轻会议的开支负担。9 月 17 日，会议结束后，邓小平就要警卫人员向第七接待服务组按标准实缴 了三人的全部伙食费，然后与服务人员一一握手，表示感谢后才离开。（原载《涉世之初》1992 年第 5 期〕在江西的日子里 毛毛　　十年动乱的历史，不会再重复了。回想往事，使人辛酸，使人激奋，也 从思考中得到力量。　　人们不会忘记林彪反革命集团那罪恶的“一号通令”。我的父亲，自从 被加罪为“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后，关押隔离已历时两年。这时他突 然接到通知，要被疏散转移到江西。当时我们这一家人已被“文革”的狂流 冲得漂零四散。哥哥被迫害致残，其余的兄弟姐妹都已下乡接受“改造”， 只有我的祖母（父亲的继母）一人留在北京。所以我的父母仅带上祖母，三 人于 1969 年 10 月 20 日乘一架专门押送他们的飞机从北京起飞，飞越被“史 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冲击得遍体鳞伤的半个中国，直到江西。由于长期关押， 他们对外面的政治形势发展所知无几，对这“一号通令”究竟是怎么回事尚 下清楚。但能脱离在北京那种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能重新与家人相见，无疑是令人高兴的。 到了江西省会南昌之后，三位老人先被带到一个招待所。一位省军区的“负责人”对他们训了一次话，叫他们“老老实买接受改造”之类。几天后， 他们就被送到了以后一直居住了三年多的地方。那是在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 原步兵学校里面，从南昌坐二十分钟汽车到望城岗，从步校大门进去，是一 条梧桐夹道的沙石马路，绕过原步校办公大楼，沿着一条红壤夹杂着石子的 小路走上一个小丘，即可看到一围比人还高的绿色冬青环绕而成的院墙。冬 青之内还有一圈竹篱。圆形院子的正中是一座两层红砖小楼，原为步校校长 所住。楼前四株月桂，楼后有一小小的柴房。楼上是两间卧房和一间起居室， 楼下有厨房、饭厅。另外几间则由派来监管的人员居住。这个步校在“文革” 中早已解散，现在偌大一个校园空无人用，十分冷落。原来的校舍、课室都 已残损不全，风雨来时，常可听到门窗撞击的响声。每当夜阑人寂之时，远 远望去，空旷的校园内只有小丘顶上老人居住的小楼灯光闪烁。三位老人很快适应了这种新的生活。他们互相体贴、照料，争着做家务活。三人中的壮劳力是时年六十五岁的父亲，所以那些清扫拖地、劈柴砸煤 之类的工作，自然由他来做。母亲身体不好，血压的高压常在二百左右，但 她下顾头晕病痛，抢着做最累最脏的活。母亲时常犯病，卧床不起。每当此 时，父亲总是力她端饭送水，细心照看。三位老人年龄相加已有二百余岁， 他们相互之间体贴、爱护、患难与共的情景，令人感动。我的祖母是四川嘉 陵江上一个船工的女儿。解放前兵荒马乱的生活，磨练了她那坚强的性格。 解放后，她一个接一个地带大了我们兄弟姐妹，几十年如一日辛勤操劳。“文 革”以后，她和我们几个孩子一起被扫地出门，从家里撵了出来。她毅然担 起全家在逆境中求生存的重担。在那风风雨雨的日子里，她受尽了屈辱、歧 视，但她坚强镇定，不畏艰难，成为我们几个孩子生活的中心。到江西之后， 她更是做饭、洗衣，努力替我父母分担忧愁。她一字不识，但一辈子生活际 遇的坎坷，使她养成了深明大义、明理豁达的性格。在那几年中，她能和父 母一样地保持那种平和远视的乐观气质，使这个新家格外得到了镇定与生 气。　　生活刚刚安顿下来，冬天已然来临。南方的冬季，又无防寒设备，冷起 来室内常常结冰。母亲的身体愈加不好了，甚至整日卧床不起。这是一个多　　么难过的寒冷阴暗的冬天！但三位老人齐心努力，克服了生活上的困难，为 了对付寒冷，父亲居然每日用冷水擦身。我想，只有精神上不畏寒冷的人， 才能战胜严寒。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严冬已过。一阵绵绵不断、下得人心烦意乱的春雨 过后，南方的春天一下子就来了！青草从红上中刚刚钻出，瞬间便连成了一 片。那满山的山桃花也都蕾绽花开。从窗中望去，在起伏的山丘上，一团团、 一片片，如云如烟。梧桐新叶初发，很快便浓荫遮路。雪白的桅子花沿路皆 是，馨香四溢。政治的风暴可以扫荡人们的生活，可以冲击人们的心灵，但 挡不住自然界这一片盎然春意。春光不可负，春时不能误。在我们的小院子 里，三位老人乘着春雨浸润的土地，拓出了一片下小的菜地，种上了白菜、 胡豆、辣椒、丝瓜、苦瓜等各色菜蔬。自有了这一片菜地，父亲每日总要抓 紧时间在园中劳作，挖土、施肥、浇水、锄草，常常干得大汗淋漓。随之而 来的是江西素有火炉之称的盛夏，真是烈日炎炎，酷热难当，但在三位老人 的精心耕耘下，在砂石地上开出的菜园竟然郁郁葱葱、果实累累，使人采之 不尽。在楼房后面，祖母还养了几只鸡。这几只小小的生灵似平特别招人喜 爱、善解人意。父亲在院中散步时，它们常常结队而行，跟在人后咕咕作声， 使小院里增加了不少的生机。那时因“走资派”的罪名，父母的工资早被扣 发，每月仅给他们发一点生活费。他们自己省吃俭用，还要节省一些钱以供 当时插队的我和弟弟作为探家路费之用。在经济拮据的时候，养鸡种菜，也 的确补充了一些生活所需。按监管规定，他们三人平时不得随便外出，不得与外人接触。在这个不大的活动天地里，他们的生活倒也很规律。父母二人每日上午到工厂劳动， 下午三人在园中耕作。晚饭后，清扫完毕、三人便围坐在一起听新闻广播， 然后父母亲读书看报，祖母就做一些针线补缀之事。父亲和母亲非常喜爱看 书。离开北京时，经过批准，他们带来了几乎全部的藏书。在那谪居的日子 里，父母抓住时机，勤于攻读。特别是父亲，每日都读至深夜。那几年之中， 他们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读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他书籍。对 他们来说，能有时间如此坐下来读书，确也是难得的机会。我们到江西探亲 时，父亲常给我们讲一些历史典故，有时还出题考我们，母亲也时常给我们 讲述、议论一些书中精辟之处。在读书中，他们抚古思今，收益不浅。我父 亲为人性格内向，沉稳寡言，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养成了临危不惧、 遇喜不亢的作风，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在逆境之中，他善 于用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一切，并用一些实际的工作来调节生活，从下感到空 虚与彷徨。在江西那段时间，他就主要用劳动和读书来充实生活，陶冶精神。　　1971 年在父母的申请下，我的哥哥被批准到江西与他们同住。我哥哥是 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文革”中因父亲问题的株连，于 1968 年被聂元梓 等开除党籍，迫害致残。几经辗转，被送到北京清河社会救济院。在那种拿 人下当人的日子里，象他这样戴着反革命帽子的残疾人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是 可想而知的。那时他身体十分衰弱，胸以下肢体瘫痪，时常高烧。他无权享 受大学生的待遇，自然没有工资。在救济院里，他每日只能躺在床上，用铁 丝编字纸篓一类的东西挣点零用钱，处境异常悲惨。父母在得知哥哥的情形 后，十分悲痛，不得不写信给中央，申请大哥到江西同住。在历尽劫难之后， 哥哥总算回到了父母身边。三位老人对哥哥的照料十分精心。母亲把全副的 爱倾注到儿子身上。她不顾自己身体不好，每日为哥哥端饭送水，日常料理　　都由她来做。父亲则给儿子擦澡翻身，做最重的活。祖母也总是努力做可口 的饭菜给他补养身体。哥哥自己也克服身体障碍，尽量锻炼自理能力。虽然 多了一个人就多了一份辛苦，但大家同甘共苦，互敬互爱，竟使生活热闹丰 富了起来。　　在我哥哥坎坷的境遇中，我要特别提起一个人，一个与我哥哥素昧平生， 但因路见不平而奋力相助的人。这就是北京外文印刷厂的王凤梧师傅。1969 年，王师傅随他们工厂的工宣队进驻北大，被分配负责我哥哥那个班的工作。 当时我哥哥已经致残。王师傅曾到校医室看望过他。凭着一股朴质的正义感， 王师傅对我哥哥十分同情，认为应给予起码的革命人道主义的治疗。在当时 那种政治气氛下，王师傅当然是无可奈何的。但以后几年之中，无论我哥哥 辗转何处，王师傅都坚持去看望，问寒问暖。哥哥去江西后，王师傅便不断 地向上写信、申诉。到北大，到市委，四处奔走，呼吁给我哥哥治病。在那 黑白颠倒的非常时期，能这样不顾政治压力，甚至不顾危险地为象我哥哥这 样处境的人说话，凡经过那个年代的人一定知道，这需要怎样一种正义感， 需要怎样一种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的胆量呀！从那时起，王师傅和我哥哥就结 成了患难之交。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我父亲恢复工作以后，王师傅一家人没 有向我们提出任何一个要求。我们全家人都十分感激王师傅在困难之时给我 哥哥的帮助。我们全家人更敬佩王师傅及他一家人那种中国工人阶级正直、 勇敢、纯朴的可贵品质。“文化大革命”的狂涛中，沉浮着各种各样的卑劣 小人，他们就象浪花边上肮脏的泡沫。但无论是巨浪，无论是泡沫，都永远 吞蚀不了、淹没不掉大海岸边黄金一样的沙粒。千千万万象王师傅这样正直 的普通的中国人，正是我们国家、民族于危难中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我的父母到江西后不久，在他们自己的申请下，被安排到新建具拖拉机制造厂参加劳动，这个工厂离我们的住处仅二十分钟的路。父母二人每日上 午到厂劳动半天。父亲作的是钳工。他年轻时在法国勤工俭学就做过钳工， 虽然时隔多年，他干起活来还是那样的认真、熟练。母亲则是做拆洗线圈的 工作。父亲当时是“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所以每日上工都由人持枪 押送，在工厂也是被实行“不许乱说乱动”的监督劳动。尽管如此，对他们 来说，这总是长期与世隔绝以后得到与外界、与社会、与群众接触的机会。 开始的时候，厂里的工人是怀着好奇的心理来观察他们二人的。时间一久， 两位老人的言行举止、劳动态度以及他们的为人，深深感动了工人们。工人 们对这个“大走资派”的隔阂逐渐消除了。共同的劳动生活使他们对他产生 了同情。随着时日的增加，工人们与我父母之间的情谊愈加亲密起来。工人 们在劳动中、在生活上时常关心和帮助两位老人。我记得，工人师傅常常送 给我们一些做米酒的酒药等生活用品，还帮我们磨米粉。父母上工的路上有 一段十分泥泞。父亲已是年近七十的人，难免步履不稳，有一次滑倒摔了一 跤。工人们知道了，立即悄悄地连夜把那段路修好了。还有一次，那是我弟 弟第一次从插队的山西回来探亲，一家人团聚真是高兴了一场，不久假期己 满，那天早上下小雨，送走了弟弟之后，父母亲照常上工。弟弟的走，无疑 使父亲十分难受。上工后不久，父亲突然面色苍白、冷汗淋漓，不能支持了， 工人们看到后，立即扶他躺下，拿自己的糖冲水给他喝，又照料着用拖拉机 把父亲送回家中。三年之中，我父母虽是在这个工厂里劳动改造，但工人同 志们却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关心和爱护。在工厂劳动期间，劳动的本身锻炼 了父母的体魄；和广大工人群众的接触，更使他们了解人民群众和当时的社会状况，并从工人同志中得到了最好的精神安慰和支持。在这几年之中，无 论刮风下雨，无论酷暑严冬，他们去工厂上工从不间断。　　值得记忆的是，就是在这个工厂里，父亲自被打倒以来，首次享受了一 次“政治待遇”——和工人一起听中央文件的传达。在江西那种被软禁的环 境里，政治消息极其闭塞， 1971 年 10 月 1 日，身为“副统帅”的林彪竟 然没有出席国庆活动，当时我们就感到十分诧异。 11 月 5 日，突然通知我 父母去工厂听传达中央文件。我们在家中等待父母时，因不知是福是祸，真 是急得坐立不安。好不容易等到中午时分，父母二人回来了。因监视的人在 场，他们什么也没说。母亲把我拉到厨房，用手指在我手心写了“林彪死了” 四个字。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但又无法发问。直等监视的人吃饭去了，我 们全家才聚到一起，听母亲讲述文件内容。父亲显得兴奋和激动，他只说了 一句话：“林彪不亡，天理不容！”随后，父亲向中央写了一封信，表示坚 决拥护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林彪的自我灭亡，在历尽劫难的“文 革”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事件，对我父亲的政治命运，无疑也具有深刻的 影响。　　自此以后，我们家的政治环境开始有了一些转机，生活待遇也较以前逐 步好转。林彪在江西的爪牙程世清倒台后，新省委白栋材、黄知真同志探望 了父亲，撤换了态度恶劣的原监管人员。于是我们的生活气氛变得轻松了一 些。不久，中央根据我父亲的请求，同意我哥哥回京治病。我送哥哥回京之 时，适逢 1972 年“五一”节前。一天，有个朋友告诉我，王震同志叫我去。 在此以前，我虽从未有幸见过王老，但久仰“胡子叔叔”的大名。当我到北 太平庄他的住地时，只见一位削瘦的老人急步迎了出来，一把握住我的手， 十分热情地问：“爸爸好吗？”当时我忍不住热泪盈眶。胡子叔叔详细地问 了我父亲及全家人的情况，他让我回江西转告我父亲，毛主席对我父亲是有 区别的，并说他自己要向主席及中央上书，让我父亲出来工作。胡子叔叔还 留我在他家吃饭住宿。自“文革”以来，从我成人开始，便历尽那非常时期 的世态炎凉，但此时此刻，在胡子叔叔这里竟然受到如此的关怀、如此的厚 待，实是令我感动万分。胡子叔叔在那种时刻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挺身出来 力我父亲说话，怎能不令人敬佩之至、没齿难忘呢！胡子叔叔的这种以正义 勇敢、豪情侠胆著称的品格、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回到江西把这 些告诉父亲后，父亲也是十分感动的。1972 年底，我的父母被安排到江西井冈山等地参观，父亲的老秘书，从二十岁起便追随我父亲、“文革”中受尽了磨难、当时正在江西干校劳动的 王瑞林同志获准随行同往。父亲一行游历了井冈山，凭吊了革命遗迹，重访 了瑞金等地，在赣东北的行程中，还参观了闻名中外的瓷艺之都——景德镇。 可惜，景德镇瓷厂竟为林彪、程世情一伙改成了制造什么“水陆两用车”的 工厂！车未造出，精美的瓷艺却几乎破坏殆尽。他们参观的时候，瓷厂的工 人们正在努力恢复瓷器生产。工人们热情地欢迎父亲一行，并送给他四个特 制的花瓶。我的父母十分珍爱这凝结了工人同志们心意的礼品。这四十美丽 的瓷瓶，随着我父亲经历了第三次政治起落之后，现在还摆在父亲的办公室内。　　在江西的这一段时间里，父亲有一个习惯，每天黄昏落日之前，总是十 分规律地围着我们那个小小的院子散步。他沉思不语，步伐很快，就这样一 圈一圈地走着，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那红色的砂石地上，已然　　被他踏出了一条白色的小路。我时常看着父亲，看着他永远那样认真、永远 那样沉静的神情，看着他向前迈出的快速而稳健的步伐。我想，就在这一步 一步之中，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意志，随着前进的每一步而更加明确， 更加坚定起来。这些思想的蕴育成熟，是否已为日后更加激烈的斗争做好了 最充分的准备呢？　　1973 年 2 月，中央通知我父亲回北京。在江西度过了整整三年多的时光 后，父母亲带领我们全家人于 2 月 20 日乘火车启程，踏上了返回北京的路程。 去江西之时，只有孤零零三位老人。离开江西时，竟有祖孙四代近十口人了。 我们全家人对这曾经羁旅三年之地，对那红砖楼房的小院，对江西的一草一 木、一人一物，都充满怀恋之情。　　车速飞快，汽笛长鸣，北来的寒风已然拂面。中国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 页，那更加激烈的、震撼每一个中国人心灵的政治动荡，就要揭幕了， （转自 1984 年 8 月 23 日《江西日报》）回忆邓小平在江西新建的一段日子——访问罗朋谈话录 熊敏　　梅飚 1969 年 10 月，邓小平彼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流放”到了 江西。或许是历史的巧合，邓小平下放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的“头”， 竟然是他 20 多年前大行山下的老部下——罗朋。笔者幸得机会采访了这位当时的见证人，听到了他真实动人的回忆。　　1938 年，我从广东家乡北上延安参加了革命。1945 年，曾在晋冀鲁豫军 区任政治部宣传部教育科副科长。从那时起，常聆听刘伯承、邓小平的教诲， 对刘、邓首长十分爱戴。解放后 50 年代，我在公安部武装民警局任副局长。1959 年反“右倾”，被下放到青海省劳动。1962 年调到江西，任江西蚕桑垦 殖场党委书记。“文革”时，江西蚕桑场改为人民公社，我再次彼作为“走 资派”打倒。“解放”出来后，调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任支部书记兼革委 会主任，可万万没有想到，历史再一次地把我和邓小平联系起来。　　一天，当时的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陈昌奉突然来到 新建我吃、住、办公三位一体的小屋，通知我：邓小平要到这里来。　　我很早就认识陈昌奉。我在公安部工作时他任武警山东总队队长，他因 曾是毛泽东的警卫员而闻名。在北京的时候，我曾问他：“你常去看主席吗？” 陈说：“主席很忙，我不好经常去打扰，只是他过生日时才去。”一晃 10 多年过去。自从我离开公安部去青海，与陈昌奉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如今两 人地位、身份已不能同日而语。很有意思，当我在新建见到他时，陈昌奉似 乎完全下认识我，一句寒暄的话也没有，他的谈话是指令式的。这可以理解， 他是省革委副主任，我是小厂长，互相“不认识”，心里反倒能平衡。地位 摆正了，谈话方式也就自然了。谈论就两入在场，警卫员没让进来。他说：邓小平要下放到江西，就安排在你们厂劳动。你要做好保卫工作，不能出一点问题。出了事，唯你是问。 外面的人不准接触邓小平，有情况打电话给省革委保卫部。邓小平的问题还 未定性，不要称同志，也不要叫邓小平，就叫‘老邓’??这么大一件事，谈话前后不到 10 分钟。这大概是“老公安”的脾气，干脆、利索，剩余的，你自己去领会。　　我久久不能平静，短短 10 分钟的谈话，足够我紧张的了。这是我根本没 有想到也不可能想的事，太突然了。我很激动，那天晚上一宿都不能入睡。 这一生中所面临的事很多，但恐怕不会再比这件事更重大了。我想了很多， 回想起 20 多年前在太行山区第一次见到邓小平时的情景，他那铿锵有力的川 腔仿佛还在耳际萦绕。人间沧桑，没想到干革命几十年，自己昔日的老领导 今日竟成了“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千头万绪，不管怎么说，我只想尽力去 做，最重要的是把邓小平保护好。　　第二天一上班，我们就开始布置“防范”措施。保密，是安全的最大前 提。“邓小平要来”，消息只能限于本厂，切不可向外泄露，否则就容易出 麻烦。全厂百余名职工，要做到保密，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召开了职工大会，宣布了“邓小平要来”的消息。规定全厂职工谁 也不能泄露，对老婆孩子也不能说，谁传出去就要严肃处理。还决定成立一 个党员保卫小组，做好防范保护工作。说来也巧，邓小平来厂劳动的前天，出了一个“小插曲”。我们将厂里谁也惹不起的一个“造反派”处理了。一次开会，那个“造反派”带头呼口 号，把“打倒刘”喊成了“打倒毛”。事出后，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机会”， 将他调离了新建县。这有利于邓小平来厂劳动保持厂区的平静。　　几天后，新建县一个有些身份的人跑到我们厂召开大会，作了长时间的 报告，大批特批“刘邓修正主义路线”，并要工人提高警惕。还向我们指示， 要严厉监管邓小平。　　我自然不能正面与这位头头顶着干。心想，你说你的，我有我的打算。 邓小平没有开除党籍，还是党内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在这种时候。自己 必须有主见，否则就难办了。　　当时厂里贴了许多标语和大字报，都是“打倒刘邓”的。邓小平要来， 应该给他一个平静的环境，于是，我们把标语和大子报全部清洗了。还组织 全厂来了一次卫生大扫除，整理厂容，并专门腾出了一间房子，供邓小平劳 动休息时用。　　说来有意思，我们这么搞“欢迎”，并没有惹出什么麻烦。也许因为邓 小平的问题尚未定论，所以上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时我也并没有往“欢 迎”这方面想，但却偏偏又这么做了，只不过是一种潜意识罢了。　　1969 年 10 月下旬的一个上午，邓小平和卓琳第一次来到工多少年没见 过面，今日相见感慨良多。我激动地握住了老首长的手。当然，邓小平并不 知道我曾经是“二野”的，在太行山时就是他的部下。陪同邓小平和卓琳一起到厂里来的、是省军区派来的一位干部老黄。厂里有 4 个车间，当时，安排邓小平和卓琳在修理车间劳动。 邓小平的主要工作是用挫刀把零件磨平。邓小平说，这个我行。 40 年前，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干过这活。虽然几十年过去，但如今做起来，仍像个老把式。周围的老工人见了邓小平做出来的活，都点头称好。 作为一厂之长，我时常走动于各车间。而这段时间去的最多的当然是修理车间了，因为邓小平在那里。开始，我担心老黄干涉，所以在邓小平工作处只是观看操作，偶尔说上两句。 我与老黄接触，刚开始有所“提防”。我当时想，不能与老黄弄僵了，否则他可能让上面把我调走，那样，谁将来接替我呢？又会发生什么事呢？在那种年代和情况下，不容易找到第二个与邓小平有特殊关系和感情的人 来。一天劳动，卓琳与一位女工谈话，说到开心时笑出声来。老黄不高兴。我打圆场说：“算了吧，老太婆了嘛。” 开始时，我和老黄互有戒心，后来相处得不错。正是由于这样， 老黄逐渐不防备我与邓小平的接触。久而久之，我还能够带儿子一块去邓家居住的 “将军楼”。　　1971 年元旦，邓小平一家在新建县团圆。邓朴方此时行动不方便，我们 为他请了一位阿姨照料生活。　　这些年来，邓小平难得心境这么舒坦。这时的他完全是一个普通的父亲。 我们到他家时，邓小平正系着围裙在厨房烧饭。见我们来了，他说，我现在 从车间到家里，都是一个劳动力啰。　　我们给邓朴方特制了一个床架，让他可以在床上运动。我问“这床架可 不可以？”邓小平说，好，这床架好。在那段日子里，邓小平把与工人一块劳动当成一种乐趣，作为生活的支撑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春雨绵绵季节，工作人员劝他不要去车间劳动，但 他却说：要去，我一定要去！　　1973 年，邓小平就要离开工厂去北京。我也接到调令去江西共产主义劳 动大学工作。我与妻子年丰到邓小平住处告别。卓琳高兴地拿出桔子、糖果 招待我们，我说：“厂里照顾不周，请原谅。”邓小平摆摆手说：很好，我 们在这里几年，麻烦你们了。他还站起身打趣地址了扯衣服，说：在这里劳 动，我心情愉快。这几年，人也胖了，看，衣服都穿得紧了。我说：“我也 要离开工厂去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工作。“邓小平说道：办学很好嘛。我调走后，原副厂长熊延禄接替了厂长职位。　　1975 年，熊延禄等人出差到北京。邓小平知道后，立即派秘书代表他去 看望大家。秘书热情地向熊延禄等人说：“小平同志很忙，脱不开身，委托 我来看你们。你们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或有什么困难，说一声，我给你 们办。”　　熊延禄感动他说，“小平同志那么忙，还这么关心我们。请您代我们向 小平、卓琳同志和他们全家问好。我们全厂工人、干部也都很想念小平同志。 大家祝愿他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邓小平没有忘记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的工人群众，在第五届全国人大期 间，他找到江西省委书记黄知真，向他嘱咐：你回去后，应该扶持一下新建 县拖拉机修配厂。1977 年夏，熊延禄又出差到北京。邓小平立即委托卓琳去看望。卓琳到他们住处时，他们已回南昌了，邓小平叫卓琳直接写信给新建县拖拉机修配 厂，代表他向全厂工人问候。卓琳在信中写道：“在你们厂三年劳动、学习 中，同广大工人和干部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你们“对我们的关心，使我们 感到难忘，每当提到那时情形，对你们总是十分惦念。”初访井冈 史爱　　　　　国 1972 年 11 月 12 日，初冬的一个星期夭，天刚朦朦亮，一辆灰 色的“伏尔加”驶出原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大院，奔驰在赣中大地上。车 上坐着“文化大革命”中被贬居新建县望城岗的邓小平。这是他下放三年多 以来第一次外出参观。“这次出来什么都新鲜”　　1969 年 10 月 18 日，在战备的名义下，一大批老干部被“疏散”出北京。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就被软禁在中南海自己住处的邓小平也是其中之一。10 月 20 日，邓小平偕夫人卓琳到达南昌，几天后被“安排”到新建县拖拉 机修配厂劳动，由一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改行”为一位早过了退休年龄的 老钳工。　　1971 年秋，“九·一三事件”后，笼罩在中华大地上那“文化大革命” 特有的紧张政治空气略有缓和，邓小平先后两次给中央写信揭批林彪集团， 并提出到江西老革命根据地参观学习的要求。几天前，江西省委负责人黄知 真来到望城岗，传达了中央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安排邓小平去井冈山等地 参观并顺便到泰和县考察农业机械化。邓小平欣然同意这一安排。197z 年 11 月 12 日上午，邓小平乘车途经素有“药都”之称的樟树镇，参观了江西盐矿和四特酒厂，实地了解工业生产的真实状况。 下午，邓小平一行到达吉安文际处，下榻于毛泽东 1965 年曾经居住过的“一号房”。交际处位于赣江江畔，门口是一条幽静的小街，吉安市名胜之一、南宋淳佑年间建成的“白鹭书院”便在邻近。 客厅里，邓小平与吉安地委（当时称井冈山地委）的同志交谈起来。听到主人那纯正的山西口音，他感到格外亲近，仿佛又回到曾经生活、战斗过的太行山区。　　他询问遂川、万安、泰和等具备有多少人口及其它乡情； 他回忆起宛希 先烈士，建国后第一任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和他在二野时的老部下张国华 将军；他不时表露出对老区人民的深厚感情。　　地委负责人向他介绍当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邓小平听着、思索着， 感慨地说：“好多年没有出来了，这次出来什么都新鲜。”当听到林彪企图篡改井冈山的历史时，邓小平两眼凝视着客厅门外的两棵大枫树，平静地说：“这是不可能的，历史还是历史，历史不能篡改，那 是‘左’的路线。”11 月 12 日，吉安交际处一号房的灯光，直到深夜还未熄灭。 “我原先认为邓小平同志文化大革命倒了霉，又在望城岗劳动了几年，身体会垮掉，见到他后还真吃了一惊，没有想到他的身体这么好，走路很快。” “他话不多，偶尔开个小玩笑。”在吉安军分区干休所的一栋小楼里，白云 旺老人这样回忆 22 年前接待邓小平的情形。“假的就是假的，真的就是真的”11 月 13 日上午，邓小平来到永新县三湾村。 在枫树坪，三湾的群众惊讶地看着正在参观的“东南亚外宾”。这位“外宾”身穿灰色中山装，脚穿一双旧黑皮鞋，身材不高，却很精神，偶尔流露出四川口音。他们越看越觉得面熟。 “邓小平来三湾了。”“昨天通知要来参观的‘东南亚外宾’，原来是邓小平。”人们奔走相告，从家中，从地头，群众自发地聚集到三湾招待所 的大门附近。用期望好奇的目光注视着几年来已销声匿迹的邓小平。　　邓小平也看到了这群纯厚朴实的“老表”们。虽然还只是初冬时节，但 山区已经相当冷了。可是这里的群众仅仅穿着一条单裤，衣衫褴褛且大部分 是自织的上布。在望城岗，邓小平从平日与拖拉机配件厂的工友们交往中， 已经了解到老区的条件仍很艰苦，那里群众的生活仍很贫困。今天亲眼见到， 邓小平的眼眶湿润了。他对曾经为革命作出巨大贡献的老区人民至今还这样 穷、这样苦，十分难过，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他的心头。　　“伏尔加”车在永新至宁冈的公路上奔驶。邓小平坐在车里，吸着烟， 默默无语地望着窗外。阴沉沉的天，夹杂着小雨，使人感到格外压抑。他深 深地吸了一口即将燃尽的香烟，摇下车窗，把烟蒂扔出窗外，一阵冷风带着 新鲜空气进入车内。邓小平看到沿途的村庄，处处仍是当年的旧土屋，只不 过随着岁月的流逝更添一层陈旧。　　虽然，1972 年邓小平头上仍戴着“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紧箍咒”， 一路上又是少说多看，可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面对自己的所见所闻，他 很难再保持沉默。在宁冈县茅坪，邓小平参观了湘赣边“一大”会议、八角 楼等旧址旧居。这些旧址旧居分布在与三湾相似的穷困的村庄中。在八角楼， 讲解员讲起林彪篡改“朱毛会师”的历史为“毛林会师”。邓小平插言：“假 的就是假的，真的就是真的。”参观毛泽东旧居后，邓小平又说：“当时蛮艰苦，革命真不容易。”　　　　　　　　看到农舍墙上保存的革命标语时，宁冈县的干部忙向邓小平介绍茅坪有 多少人家，有多少旧址旧居，这些革命标语是怎样保存的?? “老表们现在的生活怎么样？”卓琳突然问了一句。宁冈县的干部面面相觑，不知怎么回答才好。他们早已知道邓小平的认真是闻名于世的，也不愿对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说违心的话。 邓小平看到当地干部有难言之隐，平静地对他们说：“井冈山精神是宝贵的，应当发扬。”　　他还一字一句地说道：“我们的党是好的，是有希望的；我们的人民是 好的，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国家是好的，是有希望的。”临上车时，邓小平又语重心长地对宁冈县的干部说：“你们在这里辛苦。过去毛主席在这里于革命穷，现在还是穷，以后会好的。” 望着盘山公路上远去的小轿车，宁冈县的干部们久久地站在原地，心里回味着“以后会好的”话语。 黄洋界，毛泽东的一阕《西江月·井冈山》使其闻名遐迩。11 月 14 日，邓小平来到这里。 邓小平站在黄洋界，眺望远方。人说庐山的云海会使人在身临其境时有“不识庐山真面目”之感。井冈山那气势磅礴的云瀑同样壮观、雄伟，一会 儿似铺天盖地的大潮，一会儿似涓涓的细流，变幻莫测，千姿百态。　　井冈山，革命的摇篮。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罗荣桓、谭震林、 黄克诚、谭政、滕代远、何长工、萧克、宋任穷、陈正人等等，诸多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开国功臣、邓小平的老战友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而今有的已经 谢世，有的独处一方，有的仍在禁锢之中。到井冈山是邓小平多年的夙愿。　　1931 年 2 月，邓小平率红七军转战粤桂进入江西，到达距井冈山百余公里的 崇义县，这里已是湘赣根据地的外围地带。因江西的敌情尚不严重，他在此 告别红七军的战友，转道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与井冈山失之交臂。此后， 邓小平又在中央苏区工作，却一直没能上井冈山。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到 过江西，但因公务繁忙，仍未了却上井冈山的心愿，今天总算如愿以偿了。 他忘情于这个初访的浮想中。　　“首长，这碑文上毛主席的手迹《西江月·井冈山》，不是主席 1965 年重上井冈山时写的，而是郭老来井冈山后，在武汉东湖请毛主席手书，立 碑时按主席手迹临摹的。”讲解员的话打断了邓小平的思绪。“哦。”邓小平将目光转向纪念碑。“首长，1969 年林彪到井冈山时，他也题过词。叶群跟着也题词。” 听说叶群居然也为黄洋界题词，邓小平以一种不屑的口吻说：“她不在！” 八面山，井冈山党委书记程世茂和几个井冈山外事办的年轻人簇拥着邓小平在爬坡。一位细心的工作人员看到邓小平的腿有些不便，就机灵地砍了 一根小竹棍给他。邓小平高兴地接过小竹棍，敲敲腿，风趣地对大家说：“我 这一身零件除了这条腿，其他都是好的。”　　在去双马石的小路上，一位年轻人听说邓小平是第一次上井冈山，便在 路旁拔了一棵桔梗，介绍说红军当年在井冈山就是吃这个。邓小平接过这棵 桔梗，递到自己的鼻子前闻了一会。仿佛想起了过草地，整整七天七夜，大 草地上面野草无际，下面黑水弥漫，渺无人烟，气候变化无常，许多红军战 士倒下了，他们死于饥饿，死于疾病，死于误食毒草，死于沼泽之中。邓小 平面带对往事的追溯，严肃地说：“是的，这种草全国都有，红军长征时也 是吃这个，有些麻口，这个既可以充饥，又可以解渴。”年轻人用敬佩的目 光注视着这位革命前辈，有的还情不自禁地把桔梗放进嘴里细嚼，品味其中 的甘苦。黄洋界、八面山、双马石、硃砂冲、桐木岭； 大小井、黄坳、茨坪；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工艺美术厂； 井冈山的许多历史遗迹和景点留下了邓小平 的足印。井冈山的群众得知邓小平来了，都很兴奋，想方设法要见见他。井冈山党委也尽可能为邓小平在山上的活动提供方便，在参观、食宿方面作了认真 安排。直至今日，许多井冈山人都能如数家珍般地叙述邓小平当年寻访井冈山的珍闻轶事：“说草”、“吃鸡”、“评戏”、“诊脚”等等。 富有革命传统的井冈山人民与革命领袖心心相映。“文化大革命是‘左’了，被坏人钻了空子”　　池龙，泰和籍的老红军，空军通讯部原副部长。因得罪过吴法宪，在“文 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一人囚居山东。他只得把三个孩子送回泰 和，托付给乡亲们和当地政府。“九·一三事件”后，他龙回到北京。1972 年秋，他回到故乡，一来感谢乡亲们和当地政府，二来看看分别数载的骨肉。 他住在泰和县革委会院内的小客房里。　　11 月 17 日，池龙那军人特有的敏锐，使他感觉到今天来的， 住在小客 房另一端的客人，决不是一般的人物，因为当晚泰和县革委会保卫部派出了 两层岗哨。究竟是谁呢？池龙几乎一夜未眠。18 日一清早，他急匆匆地找县 委书记刘步山打听。当得知是邓小平后，他激动地对刘步山说：“我要见他，　　我熟悉他。” 刘步山也是一位老同志，“文革”前夕，他任泰和县委书记。在“文革”中受过冲击，很理解池龙这样老同志的心情。他先与卓琳商议了一会，随后 又设法说服了随行人员，便去告诉邓小平：“首长，有一位老同志想要见你。” 邓小平一听，很爽快地说：“好！来，来，来。”　　池龙见到邓小平，十分激动。立正敬礼后，上前紧紧握住邓小平的双手， 大声说：“首长，我是红一方面军的，在长征时经常看到你，当时我是通讯 兵。”邓小平仔细地端详着池龙，“哦，记起来了，是有这样一位小伙子。” 两人坐下来回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往事。刘步山也一声不吭地端起一张椅子，在门口坐下，不让别人来打断他们的谈话。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两个多小时，邓小平和池龙还在交谈。当池龙悲愤地诉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痛苦折磨后，邓小平冷静地 对他说：“文化大革命是‘左’了，被坏人钻了空子。”　　“林彪这个人不能说没本事，就是伪君子，利用毛主席抬高自“林彪垮 台了，我们党的日子会好点，就是有那么几个书生在胡闹。”　　邓小平见池龙有怨气，要他正确对待个人遭遇，不要纠缠于个人的恩怨， 要振作精神，把眼光看远点。“老首长??”池龙被邓小平的广阔胸怀和崇高的精神境界所感动，这位从枪林弹雨中闯出来的汉子流泪了。“主要看看农业”　　考察农业机械化是周恩来总理交给邓小平此行的任务之一。邓小平深知 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忍辱负重，昼夜操劳，真是鞠躬尽瘁，他希望能为 这位多年的战友加兄长分担点忧劳，作些力所能及的事情。11 月 17 日，邓小平利用这次初访井冈山之便，来到泰和县。当时全国农业机械化南方片现场会在泰和刚刚结束不久。 邓小平首先去了泰和县拖拉机厂，与厂里的干部交谈，询问小型拖拉机的生产情况。他从木模、翻砂、刨、钳、金工、装配等一个个车间、一道道工序都仔细地看了一遍。随后，他又去泰和县上田观看农用水田插秧机操作 表演。连日来邓小平在吉安地区走了几个县，相当劳累。可他不顾疲乏，踩 着泥泞的乡间小道，特意走上田埂，就近看插秧机表演，邓小平一边观看一 边说：“插秧机这个问题，世界都没有解决，连日本都没有解决好，关键的 问题是分秧不均。”回到招待所后，刘步山询问邓小平看了农田插秧机操作后有什么意见。邓小平说：“农业机械化是个方向，你们还要研究农业机械化。”当听说扩 大规模难，邓小平又说：“一件事总是由难到易。”　　在泰和了解农业机械化的问题之后，邓小平又决定再到农村去看看。像 从前那样，他要和普通农民、农村基层干部摆摆“龙门阵”。　　11 月 19 日清晨，邓小平乘车离开泰和具城，直奔吉安市禾埠公社军民 大队。　　在禾埠，市、社负责人问：“首长，你想了解什么？”“主要看看农业。” 邓小平简练地回答。　　小会议室里，邓小平饶有兴趣地听着市、社、大队的介绍，当听到军民 大队军民二队的粮食亩产是 780 斤，副业有养猪和作粉丝，邓小平用称赞的 口气说：“这个小队不错，副业搞得不错，农业也不错。”　　听完介绍后，邓小平又提议到田里、养猪场去看看。 邓小平在市、社负责人的陪同下，步行 2 华里来到军民村。 邓小平径直走到村旁尚未收割的稻田旁，拈起稻穗仔细看看， 点点头。 在大队猪场，邓小平问伺养员：“有多少头猪？”饲养员回答说共有 109头。邓小平不顾气味重，一个栏一个栏，一头猪一头猪地数着过去。邓小平 的认真劲又“倔”了起来。“怎么差了 9 头？”邓小平发现只有 100 头。饲养员忙说有 1 头母猪带着 8 只小猪在外面晒场上。听到饲养员这样解释，邓小平满意地笑了起来。 当地干部看到邓小平蛮高兴，临走时，向邓小平提出：“首长， 以后请再来。” “有机会再来。”邓小平摇了摇手，告别了闻讯而来的群众，乘车而去。　　1972 年 11 月，邓小平历时一周先后走访了吉安、永新、宁冈、井冈山、 泰和等县市。不久，他又去了赣南、景德镇等地。在江西老根据地这块革命 热土上，老表们很快地流传开“邓小平又出来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人 们急切地盼望着、期待着这一消息得到证实。　　情归中央苏区 高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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