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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海佑悦读 第16天
本周悦读《社会心理学》
本章和前一章解释了我们社会思维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怪僻和谬误。事实上，这些实验并不是为了证明“这些错误多么愚蠢”（尽管有些实验确实很有趣），其目的只是想揭示人类怎样思考自身与他人。如果我们具有惊人的幻想和自欺能力，那我们的思维模式总的来说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幻想通常是我们将复杂的信息简单化策略的副产品。这有点类似我们的知觉机制，一般情况下会带给我们有用的信息，但有时又会带来错觉。本章节将通过众多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与动作，反思直觉的力量对人类判断力的影响，从而找出如何控制错觉、情绪和主观意识，对事物做出更有效地判断。让我们带着以下几个问题来探讨第三章的内容：
我们如何归因他人的行为？
我们怎样感知和回忆我们的社会生活
我们通过什么方式来判断他人？
我们什么时候会倾向于实现他人对我们的期望？
基本归因错误
图为：凯利的归因理论
三种因素——共同反应、区别性和一致性一会影响我们将某人的行为归结为内因还是外因。你要试着建立起自己的判断标准，就像：如果玛丽和其他许多人都批评史蒂夫（一致性），但如果只有玛丽一个人批评史蒂夫（较低的一致性），同时她又批评许多其他人，那么我们就可以做出内部归因（玛丽有些问题）。
对社会心理学家而言，最重要的研究课题是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每时每刻，我们内部的心理活动和由此发出的言语和行为，都取决于我们所处的情境（以及我们给情境所带来的改变）。研究表明，两种情境下的微小的差异有时会对人们的反应产生很大的影响。对于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同样是讲课，但在上午8:30和晚上7:00我会得到不同的待遇。上午8:30会有无言的注视向我问候，而在晚上7:00时，我却不得不拆散一个聚会。在每一种条件下都会有人比其他人更健谈，与其说这是个体的差异，还不如说是由不同的环境造成的。
归因理论的研究者发现人们在归因时存在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当我们解释他人的行为时，我们会低估环境造成的影响，而高估个人的特质和态度所造成的影响。因此，尽管知道在一天的不同时间上课会对课堂讨论产生不同的影响，我还是禁不住下结论说晚上7:00上课的学生比上午8:30上课的学生更加外向。
日常生活中的基本归因错误
当我们解释他人行为的时候，我们会犯基本归因错误。而对于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却通常用情境因素来解释。因此约翰会将他自己的行为归因于情境（“事情全都变得很糟，这令我很生气”），但艾丽斯却认为，“约翰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因此他总是不友好”。当涉及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通常使用描述行为和反应的词语（“当……的时候我会感到很苦恼”）。涉及到他人的时候，我们更经常用“那个人怎么怎么样”之类的语言（“他真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当妻子指出他们之间的关系出现危机时，他们会非常愤怒。
在实际生活中，那些有权势的人常常会主动提起一个话题并控制谈话内容，这往往会使其下属过高地估计他们的知识和能力。例如医学博士常常会被认为在其他许多与医学无关的领域也是专家。同样地，学生们也常高估老师的能力（就像前面讲述的实验一样，老师就是在他那所擅长的领域中的提问者）。然而当这些学生中的一部分人也成为老师后，他们会惊奇地发现，其实老师并没有想像中的那么有才气。
基本归因错误的原理是什么？
就像许多引发争论的观点一样，我们都会犯基本归因错误这一假设一直受到人们的批评。我们承认自己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种归因偏见。但在所有给出的例子中，这种偏见不见得就是“错误”，就像父母倾向于相信自己的孩子不会吸毒也不见得是正确的。我们倾向于相信真实的事物。
而且，在某些日常生活环境中（如去教堂或者参加面试）和我们先前提到的实验几乎是一样的：都有一些明确的规范限制。行动者比观察者更能意识到这些限制——因而也就容易产生归因错误。但在其他环境中——在家中或是在公园里——人们可以很自由地表现自我。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比旁观者更容易认为环境较少约束自己的行为。所以并不是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人们都会低估情境的影响作用。因此，许多社会心理学家都支持琼斯对基本归因错误的解释——行为是内在倾向的相应反应——对应偏见（correspondence bias)。
然而实验发现，即便我们清楚地意识到环境的作用我们仍会出现这种偏见——尽管我们知道在辩论中被指定某一立场并不代表辩论者的真实观点以及在测验游戏中的考官是有优势的。我们清楚地知道，有一种社会加工会扭曲我们的思维，但我们仍然受其影响。这或许是因为要评价社会环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比起仅仅将行为归结为个人的内在倾向需要花费人们更多的脑力。就好像一个繁忙者想的那样，“这也许不是做决定的最好依据，但这样做很容易，也让我有点时间去观察它。”
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过程是与环境相适应的（心理学家认为我们的偏见是为某一目的服务的，因为自然选择保留了那些归因偏见者）。将行为归因于个体的内在特性而非环境是一种有效率的行为。此外，我们的特性通常会引导我们选择自己的环境。像吉尔伯特和马隆提到的那样，银行家如果穿得很保守，可能是这种职业的要求，也可能是保守的人通常会选择这种职业。做出银行家比艺术家更保守的推断时，你正确的可能性很大。
归因错误的根本性在于它在本质上影响着我们的解释。英国、印度、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研究者都发现人们的归因倾向可以预测他们对穷人和失业人员的看法。那些将贫穷和失业归因为个人特质（“他们就是太懒、太没有追求了”）的人通常赞成政府的立场，并不同情这些人（图3-4)。这种特质归因将行为归因于人们的性格倾向和特质。这与那些做出外部归因的人有所不同（“如果你和我也住在那样拥挤的环境中，得不到良好的教育，经常受到歧视，我们会富裕吗？”）。法国的研究者比弗斯和杜波依斯报告，那些相对来说享有特权的中产阶级比起那些处境不利的人们更容易对人们的行为做出内在的解释。（他们通常会认为“你得到了自己所应得的”）。这也被称为情境归因——认为行为是由环境造成的。
如果我们意识到归因错误，这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吗？我曾经参加过一些招聘职员的面试。每一位应聘者同时接受我们六个人的面试，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提问两到三个问题。面试结束后我想，“这个人太呆板、太笨拙了。”第二个应聘者是我在喝咖啡时单独会见的，谈话不久我就觉得我们就像一对亲密的朋友。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我逐渐形成了她是一个“热情、有魅力、有意思的人”的印象。过后我才意识到基本归因错误，并且重新评价了我对这两个人的分析。我将他的呆板和她的热情归结到了他们的人格特点上；而后来我才发现，事实上，他们的行为差异更多的是因为他们所处的不同面试环境造成的。
我们怎样感知和回忆我们的社会生活
假设深夜一个小婴儿不断地哭闹，而一个保姆认为这时给孩子喂牛奶会让他肚子痛：“仔细考虑一下，比起婴儿来显然小牛更适合喝牛奶。＇’如果婴儿被诊断为发高烧，这会使保姆更加坚信是瓶装牛奶造成了婴儿的绞痛吗(Ross & Anderson, 1982)？为了证实这一假设，罗斯、安德森与其合作者事先给被试灌输了一条错误的信息，然后试图让这些被试来否定它。
他们的实验结果表明，一旦人们为错误的信息建立了理论基础，那么就很难再让他们否定这条错误的信息。每一个实验首先都给被试灌输了一种信念：或者直接宣称某个结论是正确的或者向人们出示一些轶事式的证据。然后，要求被试解释为什么该结论是正确的。最后，研究者会告诉被试真相以期让他们彻底否定最初的结论：那个结论是为实验目的而人为捏造的，而且在实验中给一半的被试提供相反的信息。然而，只有25％的人接受了新结论，大部分人仍然坚持对他们已经接受的结论的解释。这种现象被称为信念固若(belief perseverance)，它证明了信念可以独立存在，并且当支持其的证据被否定时仍会存在下来。
证据是有说服力的：我们的信念和期待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我们对事件的心理构造。就像科学家从创造某一个理论中获益，引导他们观察并解释事件一样，通常情况下我们的信念和预期也会使我们有所收益。但这种收益在某些时候是以一定的付出为代价的；我们成了自己思维方式的囚徒。由此，才会出现认为在火星上发现的“运河”其实是一种智慧生物的创造物这样的谬误。
有什么方法能够纠正我们的信念固着吗？惟一的方法是：解释相反的观点。洛德等人重复了对死刑的研究，并新增加了两种实验条件。首先他们要求被试“尽可能客观无偏见”地评价事件。结果表明，这条指导语是无效的，不管是那些死刑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在这条指导语下的被试与那些没有得到该指导语的被试一样存在偏见。当从相反的角度考虑这些问题后，被试不再像以前那样不客观地固执己见了。在安德森的研究中发现，通过解释与自己相左的观点也可能是正确的——为什么谨慎的人比爱冒险的人更适合做消防员——可以降低甚至消除信念固着。事实上，对各种可能结果的解释，并不一定就是相反的观点，会促使人们仔细考虑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构建关于我们自己和身边世界的记忆
你是否同意下面的这段陈述？
记忆就好比大脑中的一个储物箱，我们将各种材料储存在其中， 日后需要时可以再从中拿出来。偶尔，有些东西也会从“储物箱”中丢失，那时我们就说我们忘记了。
事实上，心理学的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在我们将信息存储在大脑的同时也就构建了记忆，因此记忆会引人许多事后的推理。它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以及我们现在的信念或者知识。就像古生物学家能够根据化石推断出恐龙的实际样子，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现在的感觉和解释将许多不连贯的信息整合起来重构我们的过去。因此我们可以很轻易地（无意识地）修正自己的记忆使其更符合我们现在的知识水平。
我们怎样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
将随机事件知觉为有联系的倾向往往容易产生一种控制错觉（illusion of control)——认为各种随机事件受自己影响。这是驱使赌徒不断赌博的动力。也是令我们其余的人为许多不可能完成之事努力拼搏的原因。
股票交易者同样喜欢由自己选择和控制股票交易所带来的“权力加强感”，就好像他们的控制比一个“有效率的市场”做得还要好。一个广告宜称网上投资“就是和控制有关的”。唉，控制错觉导致人们过度自信，同时，在考虑了交易成本后也会给人们带来经常性的损失。
情绪和判断
社会判断既包括有效但也容易出错的信息加工过程，也包括我们的感觉：情绪会影响我们的判断。我们并不是冷冰冰的计算机，我们是有感情的生物。一些最新的研究通过比较幸福和悲伤的个体揭示出了情绪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认知活动。不幸的人，尤其是失去了亲人或抑郁病人，倾向于显得无精打采，社会行为退缩，甚至变得很脆弱。他们也更倾向于自我关注和陷于冥想。只要没有完全绝望，抑郁的情绪会激发强烈的思索——寻找那些使个体的生存环境更可以被理解和控制的信息。
快乐的人正好相反，是异常的精力充沛、果断、有创造力和合群。与不快乐的人相比，他们更信任他人，更可爱也更有责任心。如果人们在商场购物时获赠礼品，从而一时觉得心情愉快，那么在一段时间之后的一个不相关的调查中，他们将报告说自己的车和电视都十分正常——如果你相信他们说的话，你会误以为他们的车和电视真的比那些没有获赠礼物者的更好。而如果心情阴郁低落的话，思维将会转向另一条截然不同的轨道。
我们的情绪部分地是通过将与其相关的经验带入头脑来给我们的所见所闻着色。在糟糕的情绪下，我们的思维也更抑郁。与情绪有关的思维可能会将我们从对其他事情的复杂思维引开。因此，当某种情绪被唤起——生气或好心情，我们似乎更可能在仓促间做决定或者根据刻板印象来评价别人，（除此之外，为什么要冒事后大动感情的风险去深入地思考一些事情，例如战争爆发的可能性？）
情绪对简单、“自动化”的思维的影响比对复杂、“有意控制”的思维要小。因此，福格斯在1993年就注意到，当我们评价与众不同的人而非普通人、解释复杂而非简单的人际冲突时，我们的思维更可能受到情绪的影响。我们思考得越多，思维就越会受情绪的浸染。
股市的自我实现心理学
1981年 1月6日的晚上，佛罗里达一个著名的投资顾问约瑟夫·格兰维尔拍电报给他的客户：“股价将暴跌，明天抛出。”格兰维尔的话不久就传开了， 1月7日成为纽约股市交易所建市以来交易量最大的一天。所有人都说，市值损失了400亿美元。
在大约半个世纪之前，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将这样的股市心理学比作当时由伦敦报界举办的选美竟赛。为了获得胜利，一份报纸必须在一百张面孔中选出六张，这六张同时也要被其他参赛报纸选中最多次数。因此，正如凯恩斯所写的那样：“每一个参赛者都不是要选出
他自己认为最漂亮的面孔，而是要选出那些最可能满足其他参赛者偏好的面孔。
同样投资者不是要试图选出满足自己偏好的股票，而是选择满足其他投资者偏好的股票。这个游戏的名称叫做预测他人的行为。正如华尔街一位基金经理的解释：“你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格兰维尔的观点，但那根本不是关键所在。”如果你认为他的建议会使其他人卖出，那么你会想在股价下跌更多之前尽快出手。如果你预测别人会买进，你现在就会快速买进以赶上股价的上涨。
股市的自我实现心理学在 1987年 10月19日星期一表现到了极点，此时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下跌了20%,在这个大跌的过程中，媒体和各种谣言比较关注对这一坏消息的解释。一旦报道出来，解释性的新闻故事可能会进一步降低人们的预期，使正在下降的价格跌得更低。当然这个过程也可以完全反过来，即在股价上涨时进一步强化这一好消息。
在2000年4月，动摇的技术股市再次验证了自我实现心理学，现在被称为“动力投资。”在连续两年热情高涨地买进股票后（因为股价在上涨），人们开始疯狂地抛售（因为股价正在下跌）。经济学家罗伯特·席勒(Robert Schiller）指出，股市如此疯狂地摇摆——“非理性繁荣”之后紧跟着暴跌——主要是自我造成的。
不做武断的决定
当我们解释他人行为的时候，我们会犯基本归因错误。而对于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却通常用情境因素来解释。社会心理学家通过归因研究普通人怎样解释行为，什么时候会将他们的行为归结于个人的特质，什么时候该将其归结为环境的影响？基本上我们都会做出合乎情理的归因。然而，在解释他人的行为时，我们却常犯基本归因错误（也叫对应偏见）。我们会把他人的行为更多地归结为内在的特质和态度，而很少考虑环境的影响限制，即使它们是很显著的。如果一个气球的运动是由我们看不见的风的推动所造成．我们不会认为它是有内在动力的。但人不是无生命的物体． 因此当一个人在活动时，我们通常轻视“环境的风”而集中考虑内在的动力。我们会犯这种归因错误，部分原因是当我们观察某个人的表现时，那个人就是我们注意的中心，而环境相对是不可见的。但当我们观察自己的行为时，我们的注意力通常是放在需要做出反应的情境上，这个时候，情境就是可见的了， 因此我们会对环境的影响更加敏感。
我们的先入为主会强烈地影响我们对事件的解释和记忆。在许多实验中，人们事先的判断会强烈影响他们知觉和解释信息的方式。其他一些实验在给被试提供信息之后会在他们的头脑中根植下判断或错误信念。这些实验揭示出，正如事前判断会扭曲我们的知觉一样，事后判断也会扭曲我们的回忆。我们都会选择性地注意、解释和回忆某些事件以支持自己的观点。我们的社会判断（social judgment）是一个融观察、期望、推理和热情为一体的混合体。
心理学研究者一直以来都在探索大脑信息加工方面的惊人能力。我们在自动、有效和直觉思维方面拥有巨大的能力。我们的认知效率尽管在通常情况下适应良好，但偶尔也会以出错为代价。既然一般情况下我们意识不到这些进入我们头脑中的错误，那么明确我们形成并维持错误观念的途径——“非理性的原因”——对我们就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我们经常高估自己的判断。这种过度自信现象部分来源于我们更容易描绘自己正确而非错误的缘由。另外，人们更有可能去寻找那些支持而非否定自己的信息。其次， 当别人给我们提供很有说服力的轶闻或甚至是毫无价值的信息时，我们经常会忽视有用的基准信息。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更容易回忆起（易得性）生动的信息。第三，我们经常在相关错觉和个人控制之间摇摆。在不存在相关的地方知觉到相关（错觉相关）和认为自己可以预测并控制随机事件（控制错觉）听起来很诱人。最后，情绪会影响判断。好的和坏的情绪会激起个体对与之相关的经历的回忆。情绪会给我们对当前经历的解释着色。通过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情绪还会影响我们做判断时思考的深度和效率。
社会认知研究揭示出我们的信息加工能力的确有很高的效率和适应性（“具有上帝的理解力！”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惊呼），然而却难以避免可预测性的错误和误判（“头脑里装满了稻草”，艾略特说）。对于高效判断的偏向使我们的直觉难以避免误判。我们相当容易形成和保持错误信念。我们容易受先人之见和过度自信引导．被鲜活的轶闻、甚至不可能存在的虚假相关和控制所说服，我们建构起自己的社会信念并继而影响他人去确证它们。生活从不会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些证据，下面请将你的智力调整到最佳状态来回答这些问题。”对社会信念和判断的研究揭示出：我们怎样形成和维持通常运作得很好但有时会令我们误入歧途的信念。
对骄傲和错误的研究是否会令人感觉不快？的确我们不但承认人类具有某些局限性这一确定的事实，而且赞同人类并不仅仅是机器这一更深一层的讯息。我们的主观体验是构成人性的材料——我们的艺术和音乐，我们对友谊和恋爱的享受，我们的神秘性和宗教体验。
当得知自己成功后，人们乐于接受成功的荣誉。把成功归结为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却把失败归咎于诸如“运气不佳”，“问题本身就无法解决”这样的外部因素！（原文） 社会关系就是意识与认知的不同角度而已，同频率会为沟通增益良多，提高沟通效率！
无孔不入。因为我们活在社会。人在江湖啊！必须遵守公认的伦理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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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 海佑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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