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淮南的青春流年（长篇散文）
谁的青春不迷茫，但无论岁月如何动荡和变迁，保持最内心的那份淳朴、善良，做真实的自己，才是最为我们重要的——题记。
在读书的时光里，我有很多很多五彩斑斓的梦想。当一名老师，或是作家，都曾是我最向往的职业之一。天意弄人，二十年前，我被省警校录取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与当初的梦想越走越远了。
毕业后，我来到了淮南市，分配到了一个镇上的派出所工作。报到的那天，早晨下了一场暴雨。我拎着一只粗笨的木箱，从一个叫小方郢的偏僻小村庄出发，一路向北，从谢家集公安分局政工科拿到了派遣证后，一路打探，几经周折才找到了派出所。
到达的时候，雨逐渐小了，丝丝细细，钻进了身体，有一股彻骨的凉。
派出所是一幢红色的已有些沧桑岁月的两层小楼。
院子里野草疯长，参差不齐，像青蒿之类的几乎高过了成人的腰杆，雨水夹杂着浮尘中的煤灰，从大门口台阶处呼呼地朝外面流着，形成了一条黑色的小溪流。从大门进去有一条小路，路两旁的植物和杂草被雨水打的油亮，角落处食物皮屑、垃圾袋被狂风皱巴巴地吹在一堆。
几乎所有的房门都是关着的，也没有发现前来办事的群众。大概是这场无休无止的雨，缠住了人们的脚。好不容易敲开一扇门，几名治安队员正围在破旧的黑白电视机前谈兴正浓。我的突兀闯入，或许搅乱了他们的兴致。有一个高个子，很不友好地冲着我说，所长到分局开会了，你就在这里等吧。
我在值班室里，找了个位置，知趣地了坐了下来。我环顾四周，墙壁上，白色的墙皮已有成块的掉落下来，烙着时光的痕迹，墙角处的蛛丝网七横八纵清晰可见。地面上湿漉漉的，西南处的正上方，已被雨水浸湿了一大片，颜色灰黄，格外扎眼，还不时地有水滴落下来。他们又兴致盎然地继续着原先的话题，完全不觉我的存在。原来他们说的是一个煤矿工人妻子偷汉子的花边故事。那时候，关于性，我还是处于懵懂好奇阶段，对于我这样还未涉入社会的毛头小子，那些露骨的话，听得我面红耳赤、心惊肉跳。当时最真实的想法就是拎箱走人。
望着外面的天，阴暗沉重沉重，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一隅里，我又能往哪去呢。
接下来，我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派出所的一员。按照当时跟班老师的说法是，我为派出所这个大集体里注入了新鲜血液。
从此，便有很多人走进了我的生命里。
派出所处在矿门口500米处，上班的、下班的，每天都会有一群又一群的矿上工人从门口经过。我是个记性很差的人。我和他们陌生的脸孔来来去去，他们与我在所门口迎面相逢，擦身而过，用不了几分钟，陌生还复陌生，过客还复过客，即使是一天数次遇到，也是相忘于熟视无睹。
他们说着一些听起来永远稀奇古怪的方言。由于上井急着填饱肚子或赶回家与妻子温热，澡也洗得匆忙，往往凝结在睫毛上的煤灰还斑驳可见，像是专门描了眉，看起来总是让人觉得有些怪怪的。
《晏子使楚》中记录：“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但是淮南这座城市并不是很多人自然以为的淮河以南。如果你没有到过淮南，可能认为它一定位于“淮河之南”，这种看法当然是错误而可以原谅的，因为从字面上只能如此的理解。实际上，淮南市位于淮河中游，地跨淮河两岸，淮河就成了穿境而过的一条内河。对于有全国较大城市之称的淮南，境内能有这么一条著名的大河流过，算是它的福气。
中国的城市除了美食与方言各异之外，大都长得相似。喧嚣的都市灯红酒绿，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琳琅满目的商品，川流不息的车辆，嘈杂的鸣笛，闪烁的霓虹，五彩斑斓的大屏幕，红极一时的中外明星和歌手镶嵌在一张张华丽耀眼的广告牌上，处处洋溢着现代都市的浮华与时尚。好在我工作和生活的地方离市区还有一段距离，让我的清净还能找到一处安置的地方。
一个月后，所里从矿上为我要了一间职工单身宿舍，算是有了安身之所。屋子里有一张小小的木板床，一套破旧的沙发，有几处泡沫褥子已经张牙舞爪地露了出来，左墙壁上方张贴着一张中国地图和一张世界地图。买下一床薄可见光的被子，我就可以把身子丢到床上安然躺下了。至于吃饭呢，则到附近的小吃部来碗牛肉汤或者炒面胡乱应付，倒是省心省事省力省时。有一阵子，我总有一种恍惚的错觉，不相信自己已经工作了，我所处的环境跟我在合肥一中复读的情形竟那么似曾相识。
我在派出所工作不久，堂弟也来到了矿上下井，和我一样住在单身宿舍里。单身宿舍里有五排整齐的砖瓦平房。最北边的是五层楼，堂弟一家就住在三层。我偶尔去看他，每次过去，扑鼻而来的永远是刺鼻的浓重的油烟味。白天里的楼道上，也没有好光线，黑咕隆咚，晚上即使有灯光亮着，也显得逼仄、拥挤、窒息，甚至有些恐怖。这栋楼，居住的大多是成了家的职工，一家人挤在10多平方米的房间，几乎每家都将煤球炉子放置于通道中，加之堆放着一些闲置无用的家具，生活杂物，走廊俨然变成了一条狭长的杂物铺。在走廊里行走，你得小心翼翼，要是眼睛不好，说不定哪天会被绊倒，摔得个人仰马翻。
夏天，要不是到了睡觉的时候，几乎每户的门都是开着的。男人常常光着膀子，坐在桌子旁，桌子上面放有一碟花生米、几段黄瓜，条件好的，还会从外面的菜摊上捎带过来一盘卤猪耳朵、或是半只酱鸭，手里拿着我们那里最便宜的1块5一瓶的龙津啤酒，喝得面红耳赤。
宿舍里的女人多数是不修边幅的，有的甚至不抹胸衣，习惯性地穿着睡衣，隔着睡衣，乳房的轮廓似隐似现。女人的随意和对性感的无意暴露，往往成为一些好色之徒侵犯的对象，这个破旧的小楼里多年前就曾发生过两起猥亵妇女的案件。她们大多没有工作，职责就是照顾好男人和孩子的吃喝拉撒。男人喝酒时，她们总会守在身边，待到男人吃喝结束，女人则秋风扫落叶一般，将一些残羹冷炙疾风骤雨似得倒入到垃圾桶里，锅碗瓢勺统统放进塑料盆里。随后便叼上一只香烟，窜出门去打麻将了。
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寒冷，往往是白天阳光暖煦，一入黄昏气温就渐渐降了下来。每当满城湿漉漉的冷雨夜，我会钻进被窝，将所有的衣服全放在被子上。夜里，时常被冻醒，也被压得喘不过气，我把自己缩成一团，盼望着天亮。上班的闹铃骤然响起时并不怎么赖床，因为冷，那被窝毫不值得留恋。匆匆穿衣服，匆匆洗漱，匆匆出了门。
我住得平房和北楼之间的空地处有一棵高大的槐树。它是夏天这块院子里唯一的绿色。华盖如伞，昂首挺胸，像屹立的巨人。每天都有些孩子在树下玩耍，有老人或妇女呆在下面闲聊乘凉。我每天都要经过树下，在越走越近的距离里，我看到它洗尽纤尘容光焕发，旁若无人得气定神闲。一层复一层的槐花，兀自怒放，兀自芬芳。它无视我零碎急促的脚步，也无视那些往来的人，更不关心头上的天空是朝霞灿烂还是雾霾沉沉。似乎是，它独立于人间烟火之外，荣宠不惊，冷暖自知，自足而欢畅。
我有时候想，我要是一棵树，那该多好。
深夜，传呼机里发出蟋蟀般的声音,屏幕上现出一行字：矿山发生了瓦斯爆炸，速到所里。
我赶到矿上的时候，整个办公区灯火通明，有一波一波的人出出进进，形色匆匆。对讲机里有人在粗暴地骂娘，焦急的语气一听就知道是矿务局的领导人物。一排排的矿山救护车、警车、120急救车停在那里，警灯闪烁，照亮了整个夜空，给人的感觉就是一场大敌来临的架势。
我们派出所、分局治安大队、消防大队和矿上的领导、矿山救护大队的一帮人，几乎都是在第一时间赶到了事发地点。这时候，门口已聚集了不少人，而且像潮水般越聚越多，这些人大都是被埋在井下工人的亲属，有年轻的小妇人，有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老人，有稚气未脱的孩童。
几乎每一个人都表情凝重。矿上有专人现场负责接待安抚职工家属，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已安排了专业的救援力量，请大家务必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影响救援工作。
当我拿到井下作业人员的名单时，我的心变得更沉重了，阿周的名字赫然入目，他就住在我的隔壁。他刚从中国矿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不久，我们是在《淮南日报》年度优秀通讯员表彰大会上认识的。
后来，我知道他也是一名文学青年，写得一手漂亮的爱情诗。那时我特羡慕他，赶上他歇班的时候，常跑过去讨教写作心得，代价就是到矿门口来一碗“豪华”牛肉汤（有两种，便宜的为5元一碗，最贵的为10元一碗，10元一碗的被当地人戏称为“豪华”牛肉汤），顺带一瓶蚌埠大曲。那时，我刚读完《平凡的世界》，因为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一直想了解矿工们的生活，想写一写他们的酸甜苦辣。
我曾近距离地接触过他们：他们头顶安全帽，肌肤像煤一样的黑褐，眼睛犹如星光一样的闪烁，牙齿宛若瓷器一样洁白、光亮。一次，我跟着矿上的领导下井，给我的记忆是：他们看到我们走近，暂停了工作，安静地蹲或站的停在了那里。他们仿佛和周围的黑黑煤炭与机器融为一体，安静地看着我们走近又走远。有时，他们会送上一句问候和关心的话语，等我们离开了，就又剩下他们和四周的黑暗了。
矿上的工人多是来自于离开土地离开田间耕作的农民，这些从业者，年龄大都在二三十岁左右，他们身强力壮，是井下暗无天日的主角和没有观众的舞者。从家庭角度看，他们常常是上有老下有小，几乎是一个家庭的全部希望和信仰。从个体生命的角度看，他们有着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价值观。
我知道梵高在年轻的时候，曾以传教士的身份到博里纳日矿区给煤矿工人画像，他把目睹到的恐怖融进他的画意里，以示对他们的同情和敬畏。我也曾读过左拉的《萌芽》，看到他写过的旷工的愿望，那个让人流泪的愿望——希望出点事，出事就可以停工，就可以休息。
是的，他们的黑夜比白天多，常常是披着月色星光下井，待到上井时却又是暮色四起，一天到晚周而复始，几乎没有休息，很少有机会到乡下看望自己的父母，甚至连一场完美的性事都来不及。
派出所一项的重要职责就是维护矿区的治安稳定，我负责的辖区叫一小井，因此对煤矿也有了更为深层的认识。那里没有都市的浪漫，却有特有的激情，犹若那煤炭所散发出的熊熊燃烧火舌，有着独有的简单、纯粹，犹若那煤炭特具有的黑色；火舌和黑色，激发着对未来生活无限的美好憧憬……
作为救援指挥部的一名成员，我获得的信息是：矿井内由于发生爆炸，救援难度很大，特别是灾变区通风、供电系统遭到严重破坏，瓦斯浓度达到15%，随时都有再次发生爆炸的可能。
“我要是知道矿上会出事，怎么也不会撵你去上班的，我真是该死啊……”在现场，有一名女子一连两天都在自责和哭泣，直到哭干了眼泪，嗓子发不出了声音。据说这个女子和井下的男人自小青梅竹马，前年才来到矿上的。
“你爸爸不会死，他就是能舍下我，也不舍得你们啊，你们还小啊……”一名中年妇女抱着最小的孩子在现场劝着自己的孩子，突然间她大哭起来，撕心裂肺。她的哭像是一剂情绪的催化剂，救援现场附近的哭声一下子排山倒海般连成了一片。
有人晕厥过去，也有人瘫软在地，120的急救人员在现场显得手忙脚乱。
救援的日子里，我始终坚守在现场。每一天，我都心口发堵，好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大哭一场。兔死狐悲，何况我们是有着悲悯情怀的人类，那些埋在井下的生命是和我一样有着同样般芳华年龄的血肉之躯。他们是儿子、父亲和丈夫，他们身后有那么多亲人在期盼奇迹，在流泪、在煎熬。我记得作家刘庆邦说过，人看重血不看重眼泪是不对的，血你能随便用刀子捅哪儿都可以流出来，但眼泪你不到悲伤的时候就是流不出来。
一个星期过去，官方宣布停止救援。之后我再也没有去过那眼井口。但我仿佛看到了，救护员怀着沉重心情从矿井中抬出原本是鲜活的，一具具年轻的尸体。我又仿佛看到和听到了，遇难家属跪在地上，发出撕心裂肺、划破长空的哭喊声……
有时候，我在大街上行走，总会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是的，那多像和我隔壁的阿周。每每想起，他的那首熟悉的小调仿佛又在耳畔响起：“煤矿挣钱煤矿花，根本没钱寄回家。娶了老婆用不上，生了孩子管不上，买了房子住不上，青春撒在矿山上……”
如今，小镇的马路更宽阔了，大街上行人摩肩接踵，一辆辆车子霸道而过，卷起尘烟滚滚，果农菜农仍然躲着城管摆卖果蔬，看不出这里发生过矿难。小镇的遗忘速度是如此急猝，生死桥梁的突现与隐灭在世俗生活的奔忙与加速中，后者总是不费吹灰之力压倒前者。
就像一场本以为刻骨铭心的感情，也会随着光阴的流逝，淡忘在记忆里。
城市的冷漠，眼泪已经变得很坚硬了，放声大哭的一场，对很多人来说很多时候都成了一种奢望。
如果不是血肉至亲，谁会把一个人的死亡当成长歌一哭，念念不休，谁会愿意挽留住记忆，以回溯的方式去重现一个人的死亡？&
胡阿姨，是河东社区的居委会主任，也是我的寿县老乡，她的年龄要比我母亲还要大。胡阿姨是个古道热肠的人，她知道我是个外地人，在淮南没有家没有根。有一段时间，她一门心思张罗着为我介绍对象，她的热情甚至遭来了她小儿子的嫉妒，说胡阿姨什么家务懒外务勤。那时候，我还处在人生的青涩时光里，说到感情的事，总是显得有些木讷。没想到却被胡阿姨误解，认为我早已有了意中人。不善言辞的我，费了不少解释。
1998年11月的一天，胡阿姨打电话给我，说想介绍个女孩，有时间去见一下。我当初犹豫不决，后来还是碍于胡阿姨的面子，怕伤了她的热情，硬着头皮去了。那时的男女生见面，不需要鲜花和甜饼之类的零食，地点也往往会选择在女方或介绍人家，我也没有例外。不像现在的小青年会选择在富有浪漫情调的咖啡屋或茶馆。我像一名刚出校门的大学生，怀着忐忑的心情去参加应聘一样，机械地回答着对方家人的一些提问。现在回过头细想，当时的情形用搪塞更为恰当。我和她的见面时间不长，算起来还不足于一个小时，说了再见后仓惶而逃。
说实在的话，我对对方的印象还说的过去。她的原籍在安徽泗县，和我母亲的老家江苏泗洪近在咫尺，甚至节会时赶的都是一条街,说话的语气也颇为相近，给我以一种亲切。
等消息的日子总是煎熬的，内心纠结不安欲知道结果却又不敢知道结果，就像当年等待高考的结果一样，我的思绪存于巨大的矛盾中。
第四天上午，胡阿姨笑盈盈地来到派出所，说孩子，人家对你怪满意的，就看你的意见了。我不住地点头，把她送到派出所的大门。胡阿姨说她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就看你们之间的缘分了。
女孩子家住在李郢孜，自己在市区的一家制药厂上班，我们工作地相距较远，当时的淮南交通还糟糕的很，单趟的路程要得近一个小时。
那时候，通讯工具还不发达，而我们都处在最基层的岗位上，加班习以为常，所以和她的交流，或者说是谈对象的时间和机会是很少的，几乎一个月只能见到那么一两次。
中秋老家。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了父母。父母自然高兴地不得了，他们认为我也的确到了男大当婚的年龄了。说是有机会的话，就把女孩带回家让他们看看。
回到淮南后，我把父母的想法原原本本地向女孩的父母说了，她的父母还算开明，说就选个日子吧。
终于等到了女孩的假期，我和她一路赶到寿县老家。父母脸上闪着幸福的光芒，当时的情形是，能娶到城里的姑娘，那当是一个农村家族里一件多么荣耀的事啊！
父母杀鸡宰鸭，在灶房里忙前忙后，农家小院子里到处都飘着菜香的味道。中午时分，农村里那固有特色的棠梨树桌上大大小小放满了各种菜肴。伴随着亲情的温暖、爱情的温馨，我吃了人生中最幸福的一顿午餐。
下午的时光，我带着女孩在农村广袤的天地里看秋景。黄灿灿的稻谷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昏黄耀眼，田埂上的柿树上，已不见油绿的叶片，光秃秃的枝干上挂满了红彤彤的柿子，像一朵朵燃烧的红灯笼，时不时有鸟飞来，栖息在上面享受着这些美味。
夕阳挂在天边，倾吐着火红的余晖，使悠然的云朵镶上了一道金边儿，它像彩绸，又像锦缎。那晚霞在蓝天的怀抱里悠悠地聚散，仿佛是挂在天空中的一幅油画。对农村长大的孩子来说，乡下与土地是永远的精神家园。但当我久远的思绪，酣畅倾泻之时，另一种情怀却在心里、血液里、机体里蠕动，那就是我对童年时光的思念。乡情最易让人醉，我的情感常常沦陷。《赤足走在田埂上》、《外婆的澎湖湾》……那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又仿佛从久远的记忆时空中漾漾而来，总让人伤感这时光流走的太快太无情。
晚饭后，接到镇上的一个同学的电话，说他家中发生了急事，要我过去。镇上离我家不是太远，我骑上一辆摩托车，女孩不放心，说要和我同去。
农村的夜一向是诗意的，特别在秋夜里，有虫儿的鸣叫，要是有灿烂的星光和皎洁的月色，那是再好不过了。可我和女孩怎么也没有想到，那个夜晚我们遭遇了车祸。
我们回来的时候，已有十点钟，在一个叫杨郢孜的村庄拐弯处，一辆农用车像醉汉一样疯狂地向我们撞来，我们躲闪不及。车子与农用车撞到了一块，只听到一声剧烈的声响，我和女孩重重地摔在地上，我感觉到自己的大腿上有水一样的东西汩汩地向外流，我的潜意识还算清晰，我甚至还看到了农用车车主逃跑时的慌张情形。只是我不能动，怎么也说不出话来。我感觉到女孩把我急急地搂在怀里，大声呼喊着我的名字，泪水簌簌落在我的脸上，是湿湿暖暖的。我当时的想法至今难忘，我想我要是死不了，不管怎样，我一定娶她。也是从那直面死亡以后，我才真正意识到生命的可贵，并从此努力过好每一天，珍惜每一天。
第二天，我的同学开车把我送到了淮南。我在镇上的医院住了一个星期，期间，女孩一直看护到我出院。
1999年年初，我们的爱情功德圆满，修成正果。
光阴如水，一如既往……
婚后，因为辖区发生了一起命案，我放弃了婚假，主动请缨。不久，妻子的单位也因管理不善而宣告破产。老家已多年未见风调雨顺的景象，父母羸弱的身体透支着家中的所有开销。一切迫使我们这个原本拮据薄弱的小家庭不得不去面对现实，去承受风雨和各方面的困难。时隔半年，岳父、岳母搬进了临时居住的学校公寓楼，我们退了原来租住的民房，搬进了妻子的家。没有了工作，妻子整日幽幽不安，人也变得沉默起来。我鼓励她说，年轻是我们的资本，面包会有的，实际也是在鼓励我自己。
老人常说，搬家三年穷。我们又一次出去租了房子，因为我们的女儿出生了，按照民俗孩子出生不满月，是不能住在娘家的。我们居住的条件十分简陋，孩子是在八月天降临的。时值伏天，水和电平时很不正常。我们住的是楼房的最高层，大人和孩子起了满身的痱子和水泡，赶上停水的时候，还要到工房去挑。孩子的体质不是多好，夜间，不敢开电扇，只好用蒲扇来驱赶蚊蝇和燠热。好在一个新生命的降临，给我们这个小家庭带来的无穷的活力和生机，一切困难都显得无足轻重了。那年天气异常干燥，有接近三个多月没有下一场雨。作为农民的母亲怀着对土地的虔诚给孩子起了名字：思雨。妻子觉得寓意不深，改为思宇，以期女儿志向高远，有所作为。
为了改变现状，女儿入托儿所后，在亲戚的帮助下妻子在保险公司谋了份小差。我多次安慰她：快乐与幸福不是在于物质与财富的多寡，困难是人生的一大宝，学会了乐在其中。妻子很执着，认准的事，很难回头。
时光荏苒，一转眼十多年过去，保险公司的员工走了一波又一波，妻子却一直坚守到至今。用她们老总的话，这在保险业界是难能可贵的了。有时候，我劝她不要那么拼命。她却反过来劝我不要有那么多包袱，她说我们这个小家庭只是这座城市千万个家庭的一个小单元，你所有的喜怒哀乐只是都市里的一段小插曲，不会有人停下脚步去聆听，也不会有人去感悟你的灵魂之痛。刻意地去追求浮华与名利，那样你会生活的很累，你会遍体鳞伤、不堪一击。
时光老人步履匆匆，我与妻子仍然怀着注定无法释怀的梦，为之四处奔波。滚滚红尘中少了份浮躁，多了份淡然和从容；都市夜晚升腾弥散的暧昧和欲望元素曾是强盗，夺走我膨胀的强烈欲望和情绪，就那么头也不会决绝的走开。“你四处寻找的良驹有时恰是你身下的坐骑，但你不寻找就永远不知道珍惜。”游走在城市中，路过鳞次栉比的高楼，透视超级市场橱窗里的昂贵的货物，我豁然明白，在每一个清晨、白天、黄昏和黑夜，心如止水的思想境界和一切属于真实的东西才属于生活。
时光让我们从不懂柴米油盐的毛孩子，变成人情世故的老掌柜。太阳总在有梦的地方升起，月亮也总在有梦的地方朦胧。因为心中有梦，所以我一直向往远方。
人在路上，生活在当下，我和爱人做好了准备，一路披荆斩棘。
在小镇工作的时候，老家的人时常过来，多是些麻烦之事，你还不得不办，不办就是大不敬，不办你这孩子就是白眼狼，忘恩负义。好在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什么车子在淮南被交警扣了驾驶证，或者帮忙联系个学校，某某要到这边上个技校之类。
出乎意料的是，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小眼叔会给我电话，说是带她老婆到淮南看病，让我帮他联系一家医院。小眼叔，和我同庄。实际上，他和我之间从祖上寻源的话，估计翻烂了家谱，或可找到我们的血缘关系。庄子里的人，都喊他小眼，就是因为他的眼小，特别是在笑的时候，眼睛就合成了一条缝。按照辈分，我喊他为小眼叔，他的老婆我自然喊她叫着眼婶。
我跟领导请了假去接他。见到他时，风尘仆仆的小眼叔一家三口脚下沾满润湿的黄泥，鞋帮裤管上还粘了野草的枯叶。不用问，他们一定是赶了泥泞的乡村小路，来不及跺掉泥巴掸走草叶就挤上了开往淮南的汽车。
　　多年前，小眼叔和我的大伯家发生过纠纷，他和他的堂兄弟们撵上大伯的家，砸坏了大伯家的家具。那时候，我还在外地求学，知道这件事后，气愤难平。大伯一直对我偏爱有加，每年春节的时候，他总会背着兄弟姊妹，偷偷给我塞压岁钱，他一直鼓励我好好读书。那时候，大伯是我最尊敬的人。我于是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为大伯家报仇，甚至在放假的时候，我还跑到街镇上跟一帮小混混学“咏春拳”。
时光真是个好东西，它可以冲淡一切，包括仇恨。我在接小眼叔的时候，老是想着电视剧《霍元甲》中霍大侠的那句话：冤冤相报何时了？
既然人家找上门来，需求帮忙，可见也是无奈或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这样想了，我觉得应该竭尽全力帮助他。
那晚，我在街镇上的一家小饭馆要了包间。点了一桌子的菜，我明知这是一场浪费，我还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表现我的热情，消除我们两家之前曾有过的尴尬。我劝他们多吃点，用高涨的热情让他们感觉到这个城市还有一个可以安然坐下来吃饭聊天的地方。然而我感觉到，这种热情显得零丁而清冷，他们还是很拘谨客气，他家的孩子几乎不发一言，他一直拉着小眼叔的衣角，吃饭时也不曾放过，似乎是一放手，他就没了牵系，会迷失在这个左拐右拐迷宫式的小酒馆里。
饭桌上，小眼叔只是笑着，我分明看的到那是一份牵强附会的笑，不是出自于内心，只停留在皮肤的浅层，或许轻轻地用手一碰，就会掉到地上摔得粉碎。
他忽然将一杯酒端起，一饮而尽，大颗大颗的眼泪流了下来。他抽泣着说，安全（我的乳名），我知道我们家以前对不住你们。那时叔也年轻，不明事理。原谅叔吧！你是咱庄子最有出息的人，叔不得不找你。
说到出息，我很是自悲，充其量我只是我们那个庄子里唯一到城市里有个所谓固定职业的人。怎么说，我也算不上有出息的人。
我对他的仇恨瞬间几乎化为乌有。我分明感觉有一种故人自远方来的亲切。这种感觉来得太突然，来得莫名其妙，几近恍惚迷离。
有一点，我很清楚。酒后话多的人，要么醉了，要么情有所动。
在成人的世界里，每个人都会有一副面具。但我坚信，我的乡亲们不会，我相信他们的淳朴、憨厚和透明，否则，我失去家乡信念的根，我会像断线的风筝，像池塘里的浮萍无依无靠。
眼婶，坐在那里，仍是一言不发，安静的好像在另一个世界里。
小眼叔说，你婶子得了抑郁症。当初家里不清楚她得的是什么怪病，还认为眼婶年轻时是不是得罪了大仙黄鼠狼。不知什么时候起，她开始疑神疑鬼，莫名其妙地发脾气，像是中了邪似的，成夜成夜地不睡觉，行为诡秘。后来到镇上的医院检查，医生说可能是得了抑郁症。
我怎么也不会想到，眼婶会得这样的病，那可是高度紧张的城市人的专利病啊，就像十多年前，你说一个农村人会有高血脂高血糖，打死都不会有人相信一样。
什么抑郁症，在我们农村老家，人们对行为习惯异常的人，统称为疯子、神经病，谁的家里摊上这种人，大家都认为是前世作孽的结果。
第二天的检查，结果是，眼婶果真得了抑郁症。我找到主治医生，企图问明病发的缘由和治疗的最佳方案。医生说像这样的病例他见得太多，病因五花八门但多与刺激有关，有些刺激因素就潜伏在风平浪静的日常生活中，可全世界都找不到好办法，唯有依靠药物来稳控疗效。藏匿眼婶体内的抑郁因子，这些要重点盯控的上访群体，究竟长得怎样的奇形怪状，我无从知道。
医生大包小包地为眼婶开了一大袋子的药。我劝小眼叔一家人在淮南多居住几天，并想请他们吃一下享誉海内外的淮南豆腐宴。
小眼叔说，还得要走的，家里还有太多的农事。
我将他们一家人送到车站。时间还早，我就呆在车站里，我想目送他们离开。看到小眼叔不知所措的表情，对感谢的笨拙表达，我想到了父亲。
车子终于发动了，小眼叔一家人向我挥着手，直到他们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回来的路上，雨下得很欢。
在我的从警经历中，我在派出所待过9年，我不仅收获了爱情，也目睹过许多人间演绎的真情，每每怀想起青春里那段美好的时光，总会心潮起伏，不无感慨。
还记得辖区群众送给我的一面锦旗，它的背后是一个暖心的故事，时时提醒我，一生做个好人，做个好警察。
李郢孜火车站是淮南市的一个小站，也是众多运煤专线的始发站之一。附近的职工大都居住在小站附近，社区的名字很自然地与车站发生了某种联系，被冠以站后社区，当时我就是这个小区的社区民警。那几年，煤炭市场紧俏，称作“乌金”的煤炭，大批大批的从华东这座能源城被源源不断地输往各地。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那时在淮南，能在矿务局和火车站工作，算得上是一件十分体面的事。记得有一次到车站的一家居民家做客，谈起工作，我们年龄相仿、工作时限一样，他的工资却是我的两倍有余，着实让我羡慕不已。那段时光，每年的秋季征兵之际，不少火车站的职工子女都会踊跃到“征兵办”报名，以期退伍或转业后能分到火车站，谋份工作。
其中，小訾就是其中一员。小訾写得一手好字，字如其人，文文静静，俊气挺拔。就在入伍前的一天，他到派出所找我，说出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他从小是被人遗弃的。
好奇心、同情心并使，那天，我和小訾谈了很久。小訾说，养父是机务段的职工，18年前，车子途经安徽蚌埠段时，他在一节车厢里捡到了小訾。当时的他，被人放在一个空座位上，丢下的包裹里，还有一封信，大概的内容是：孩子，对不起，谢谢好心人。落款是：李皮鹏，.小訾说，在自己读初中、高中的时候，养父也曾带着他去过蚌埠寻找他的亲生父母，但最终未果。他说，自己越长越大寻找亲人的想法也就越来越强烈，还有一点，他实在想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为什么会狠心地抛弃他。
我最终答应，并表示会尽力帮他寻亲。小訾千恩万谢地离开了我的办公室。
年底的时候，小訾专门从部队寄回来一封信，向我汇报了他在部队里的工作表现，一并祝福我新年快乐，却只字未提关于寻亲的事，这倒反而让我有些惴惴不安。那时候，全国公安户籍管理数据库还没有实现联网。我虽然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工作，例如根据小訾被遗弃的地址，出生的年龄，推算他亲人的所在地和年龄，但最终一无所获。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件事也被慢慢地搁浅了起来。
99年的春天，我到蚌埠市参加一场警校同学的婚礼，宴席上除了几个外地的同学，其余都来自本市。我突然想到了小訾委托我的事情，于是便向他们请求帮助。临走的时候，我把我的通讯方式留给了在座的本地同学。回去后不久，他们先后打来电话，说压根儿就没有李皮鹏这个人，更没有符合条件的对象。
一晃又是几年，那年的冬天，出奇的冷，春节前夕，淮南下了一场很大的雪。记得刀郎的那首歌《2002年的第一场雪》就是在那年红遍大江南北的，大街小巷，广为传唱。一天，小訾的父亲给我电话，说小訾回来了。
这是一个很小的院子，但是很清爽。脚底踏着厚厚的落雪，我推开了院栅栏门走了进去。雪后初霁，冬日照亮了小院的各个角落。院子里没种什么植物，只有一棵高高的青松靠着墙耸入天空，仍旧透着青绿，让清冷的院子里有了些许的生动。
见到我，小訾的嘴角向上弯起一抹弧度，他的笑明晃晃地闪着青春的光芒。说话期间，我们无意中又说到了关于小訾寻亲的事。小訾说，找不到就找不到了，他们既然能狠心地丢下我，见不得也好。小訾说的风轻云淡，但在他的笑里我分明看到了一丝苦涩。当然我知道小訾还是心有不甘，因为谁都有着自己的内心花园，有着不愿与人诉说的悲哀。
回来后，小訾的那份苦笑，时时闪现在我的脑海里，定格成一幅画面，我的心里怎么也轻松不起来。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找到小訾的父母。
春节一过，我又一次来到蚌埠，在蚌埠市胜利路派出所同行的帮忙下，还是没有查到叫李皮鹏的人，但在张公山派出所辖区却查到了一个叫李海鹏的人，是一名中学老师。在进一步的查询中，我们发现他的爱人姓皮，这难道是一种巧合吗，李皮鹏就是李海鹏吗？
那个下午，我们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在龙子湖区的一所学校找到了李老师。我一看心里就有算了，李皮鹏就是李海鹏。一样的俊瘦，熟悉的举手投足，凭着多年的职业敏感和判断：此人就是李皮鹏。当我们说明来意的时候，他脸阴沉沉的就像下雪前的天空。最终，他说我们换个地点说话。
在一家茶社，服务员刚走，我们还没有说话，李老师嚎啕大哭，情绪一下子失控了，我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好说歹说才把他劝住。
李老师说，当年我和妻子意外地怀了第二胎，并在乡下的一家私人诊所偷偷将孩子生了下来，那时我正面临提升学校的副校长，这孩子属于超胎，因怕被人检举，万般无奈之下，便将孩子丢在了火车上。我们之所以留下李皮鹏的名字，是因为他是姓李和姓皮的孩子，我们这边有个习俗，在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喜欢将父母的姓氏带上，以期留下一条线索，留下一些想念。
“这些年，我们过得简直是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连亲骨肉都能抛弃的人，我连畜生都不如啊……”说着说着，李老师又一次泣不成声。
十多分钟，他哭哑了嗓子，泪也干了。他说，事实上，这些年我们也出去找过多次，几乎问遍了那列火车上的所有员工，可一直没有结果，我是罪人啊。
那晚，李老师和他的爱人都喝了很多酒，结束的时候，他的爱人哭晕了过去，好在大家一起手忙脚乱地叫来了救护车。
一个月后，我参加了小訾养父、养母与亲生父母的相聚。临别的时候，小訾的父母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跪在小訾养父养母的面前，重重地磕了三个头，嘴里喃喃说，老哥老嫂这些年辛苦你们了。转身又跪在儿子的面前，又要磕头，大家一起才把他夫妻二人扶起，两人又开始自虐般地打起自己的嘴巴来。
分别之时，五个人紧紧抱在一起，泪雨婆娑。
小訾最先停止了哭泣，说，老爸老妈别哭了，别像个孩子似的，好吧，我原谅你们了，毕竟这还有时代的错，好在还有岁月可回头，我今后是不会回蚌埠了，也不想影响你们的生活，否则的话，对养父养母也太不公平，你们要是想我，就到淮南，部队退伍我哪也不去了，淮南市是我永远的家，因为这里有着我的根，我的父母，他们需要我养老送终。
我微笑地祝福他们，并与他们道别，一扭头，不争气的眼泪像断线的珍珠一大颗一大颗地落到我的身上。为小訾的宽容，为小訾亲生父母痛心疾首的忏悔，为小訾养父养母的博大胸怀。
后来，我调了不少单位，一直把小訾家人送我的那面锦旗带在身边，放在我的柜子里，它会时时提醒我，群众无小事，你的一个小小善举，却是感天动地。
二十年前，我还是一名派出所的社区民警。我们派出所辖区有一家大型的煤矿，矿上的工人，来自五湖四海。在这个小小的镇上，你会听到带着各种口音的地方话。工人的待遇也相当差，常常是一家人住在矿上不足二十平方米的集体宿舍内，生活上更是捉襟见肘。
有一天，轮到我值班。整个白天我和同事接处了10多个报警，虽然都是些小偷小摸、婆媳不和、邻里纠纷的小事情，一天下来，也还是累得够呛。
熬到夜里十二点，我刚脱去衣服准备休息，突然听到有人猛击值班室的玻璃门。
开门一看，是两名矿上的工人在下班路上“捡”了个迷路的“哑巴”送来。那人剃着光头，穿着一件多年不见的黄大衣，脖子上挂着一只口哨，身上还落着些斑驳的雪花。他的手一直在抖，很冷。
接下来，我所有的努力几乎都是白费。
对我的提问和提醒，他的脸上始终毫无表情。最让人心烦的是，他时不时地将哨子放在嘴里，用力地吹。看来，他不仅是个哑巴，还可能是个智障患者。
深更半夜的，我只得将“光头”留在所里，并买来方便面，打来开水，把他安顿好。可“光头”并不领情。吃过饭后，他躺在值班室的沙发上，还时不时地吹起哨子。当同事要将哨子收起时，他就把哨子紧紧地捂在胸口，仿佛捂着一件价值连城的宝贝。
整个下半夜，哨声不时响起，搅得我心烦意乱。
第二天，所长说，你今天唯一的任务就是找到“光头”的家人。
小镇处在城乡结合部，有12个社区，这些社区东西跨度有3里多远，最头疼的是，小镇的住房凌乱不堪。要想打听出一个无名无姓的人，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跑了一个上午，却没有捕捉到一点线索。看到我失望的表情，所长说，不行的话，我们联系一下民政部门，把他送到市遣送站收容吧。不然如果他是外来人，我们到哪能找到他的家人啊？
我坚持不同意。凭着他的穿着，我坚信“光头”就是小镇的人，说不定他的家人也在四处找他呢。再说了，送到市遣送站，暂时的收留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
匆匆吃过午饭，我给“光头”照了一张相片，拿着这相片，我从河东到河西，从站后到新建，跑遍了所有社区。最后我还赶到镇上抓住了正在那开会的12个社区主任，让他们都来辨别一下“光头”。
随着社区主任们的摇头和摆手，我的失望像春天的高粱一样在一节一节地生长。好在最后的刘主任说，她曾经见过这个人，好像在河东的窑厂墙外，她记得他曾拼命地吹着哨子，所以记忆深刻。
刘主任的话，让我看到了希望，至少说明这个“光头”就是小镇的人。
然而，一个下午，还是没有任何进展。
晚饭时，我无精打采，可还得照顾“光头”。BP机时不时发出蟋蟀一般的叫声，我知道女友从市区回来了，可我又甩不掉“光头”。打电话向女友解释，话没有说完，她就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我正在思忖着寻找光头家人的办法时，突然从会议室里传出一阵欢呼声，作为一个乒乓球迷，我突然想起今天晚上有一场世乒赛四分之一的决赛。
“我们的矿上不是有电视台吗，在电视台上登上光头的情况，不就可以找到他的家人了吗？”我突然间醍醐灌顶。
电视台隶属于矿上的宣传部，宣传部部长是我的老乡，通过这层关系我很快联系上了电视台台长，并说出了事情的缘由。台长爽快地答应了。后来，我才知道，电视台接到“光头”的资料后，滚动播放了整整一天。
第三天下午，派出所来了一个面容憔悴的妇女，眼睛红红的，带有花色底纹的上衣上一些污渍清晰可见。和她一块来的还有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她把拇指放在嘴里，木讷地抓着母亲的裤脚不敢说话。
女人一看到光头，眼泪就汩汩地流了出来，一把将“光头”搂在了怀里。
“你这死鬼，你让我们一家人找得好苦啊！”女人几乎是泣不成声。好像是想到了什么，女人突然放开光头，转身一下子跪在地上。“真是谢谢了，谢谢你们！”我慌忙将她扶起，并将她的一家人张罗到会议室坐下。
女人说，光头是她10年前在上海打工认识的，相同的生活背景，两人一见如故，一年后便回到老家办了婚事。为了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在老乡的帮助下，他们来到了小镇上的这家煤矿。
虽然工资不高，由于“光头”吃苦耐劳，不沾烟酒，小日子算不上风生水起，但还勉强说得过去。可是天有不测风云，那年6月，井下发生了塌陷事故，死了很多人，三天过后，“光头”被人从井下救上来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庆幸的是保住了性命。
谁也没有会想到，“光头”从此失去了语言功能，人也变得傻乎乎的。除了他的妻子，他几乎认不出所有人，包括以前的同事。
女人说她带“光头”跑遍了省城的所有医院，“光头”的病还是没有好转，医生建议要从生活上慢慢引导，促使他的记忆恢复，这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方法。
没有了生活来源，女人只好出来做点小生意。她在矿门口不远的地方，摆了一个小吃部。
小吃部很忙，为了节省开支，女人既是“老板”，又是服务员，自然就少了对“光头”的照顾。为此女人很是苦恼。一天她突发奇想，为“光头”买来了一只哨子，让他吹，她想只要她能听到哨子的声音，就会知道“光头”不会离自己太远。
此后，在女人的小吃部旁，总有一个男人在吹哨子，女人听到这些哨声，心里就踏实了很多，工作也就更投入了。
就在三天前的下午，女人要到街上去买一些米面。临走时她告诉女儿一定要“看”住爸爸，可她一回来就发现“光头”不见了，原来六岁的女儿和小朋友们自顾自地出去玩了，竟忘了妈妈的交代。
女人说她当时都快急疯了，她发动了“光头”的老乡，找遍了整个小镇也未见“光头”的踪迹。后来还是他的老乡告诉她，电视台放了“光头”的消息，才知道“光头”呆在派出所里，所以就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知道来报警呢？
我只知道公安局是抓坏人的地方，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还管这些事。女人说这话时，脸上开始泛起浅浅的红晕，有点不好意思。原来是岁月和坎坷饕餮了女人的美丽。
“这么冷的天，你咋的怎么给他剃了个光头？”我不解。
“假如哪天他走丢了，我好说出他的特征啊！”
我恍然大悟。
女人临走的时候，自然是千恩万谢，一手拉着光头，一手拉着女儿。
我将他们一家送出派出所大院，突然看到“光头”转过身来，朝着我又吹起了哨子，“嘟嘟嘟”的哨音算不上好听，而我却觉得是人世间最美妙的天籁之音。
如今，我已经离开了那个小镇，在那里发生的事情，大多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唯独这件事仍留在心里清晰如昨，那哨音也时常响在我的耳畔。
是的，人世间，有的爱，虽是点滴，却时常温暖着人们的心灵。
一大早，女儿就嘟囔着嘴不愿吃饭。我问为什么。她说您这么长时间对我和妈妈好像缺少了微笑。
一个对世界懵懂未知的小女孩突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着实让我吓了一大跳。想想这些年工作调到了机关，买了住房，迈进了人们常说的狗日的中年，快乐却越走越远了。
岁月的流逝，埋在心中的真诚也在流逝，这是我内心的真实感受。在功利色彩浓厚的工作环境中，每个人都带着一副面具生活。这样不仅看不懂别人，甚至连自己都读不懂。一天到晚忙得焦头烂额，像一只忙碌的蚂蚁。其实，我总会莫名其妙地想，当下的人，远不及小蚂蚁生活的幸福和充实。
蚂蚁的幸福简单明了。人有了过多的名利追求，如何快乐得了。这可能就是我不快乐的缘由。
很感谢孩子的话，让我似有所悟。我请了一周的公休假。以前的休假总是要拖着沉重的行李，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回来后身心俱疲。而这次，我决定哪也不去，把家里好好打扫一番，购置一些花草点缀一下自己的小空间，给心灵一次放松。
中午的时候，做了几份精美的菜肴。美中不足就是味道差了些，但一家人吃的都还满意。那一刻，我们在房间的每个角落仿佛都能看到幸福的身影。打马而过的旧时光
总有一种情感叫人泪流满面，其实幸福就在自己的跟前，我们的错在于，有时为了追逐前方，而忽视了路边的风景。
下午三点钟的样子，我骑着单车，赶到龙湖公园南门，那是我市最大的花草集散地。
在一处卖花处，我看到一个卖花姑娘，年龄十八九岁的样子。旁边是一个老妇人，按照年龄来推算，这个姑娘应当是她的孙女，可我很清楚地听到小姑娘在喊她妈妈。
买东西因不知市价，所以也懒得还价，毕竟也不是常常逛街购物。我在摊前左拣右挑了几盆兰花和几束百合。而老妇人好像心不在焉，把弄着手中的养花肥料。
当我问多少钱的时候，老妇人才抬起头。没想到老妇人竟一下子认出了我。她说，这不是仇警官吗？我前些年听说你调走了，一直没能见到你，没想到今天会在这里遇到你。
我只觉得老妇人很是面善，在哪见过我突然间很难想起。为了避免一种尴尬，我还是装出了与之很熟稔的样子，热情地与她攀谈起来。
老妇人说自己的丈夫叫赵文普，前些年死了。说到老赵，一下子唤醒了我的记忆。
你是不是黄秀琴？
老妇人不容置否地点了点头。
当户籍警那段时光，老赵住在我的辖区一个叫老马山的地方。老赵一生坎坷，妻子死的早，孩子多，老赵一把屎一把尿地把孩子培养成人，直到他们成家立业。没想到孩子们并不孝顺，逢年过节子女们也很少有人过来看望。每当我下村了解一些社会治安情况时，老赵总喜欢搬一个桌子，泡一壶茶与我唠嗑一些家中的事。我是一个外乡人，心中也常有落寞，更能体谅到一个孤独老人的内心世界。所以也愿意和他聊天，内容无外乎于一些家庭琐事，当然也包括社区的治安情况。
后来下村工作时，去看老赵几乎成了我的“规定动作”。老赵也把我当成了他的知心人。我至今还记得那是一年秋天的某日，我正在派出所里值班，老赵满脸是血地跑到派出所。我一问，才知道事情原由。原因是老赵觉得自己身体不好，子女也不孝顺，好在自己每个月有2000多块钱的退休金，他想找一个老伴。却没想到遭到子女的一致反对，小儿子还将他的头打破。
那个年头，我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一听到这些，气就不打一处来。跑到老赵的小儿子家，当着很多人的面，将他的小儿子用手拷拷到了派出所。我义正词严地警告他，干涉老人的婚姻自由是违法的，更何况还打老人。我当时非要把他拘留不可。看到那阵势，那小子终于害怕了，一个劲地向我保证今后再也不会了。没想到老赵后来也为儿子求情，并原谅了儿子。我最终没有拘留他的儿子。后来的老赵的小儿子把老赵带到了矿上的诊所进行了包扎。没想到这件事后，所长还严厉地批评了我，说我是意气用事，原因就是按照法律的规定，那种情况下对老赵的小儿子使用警械是不妥当的。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我一直对此事记忆犹新。我始终对自己用手铐拷他小儿子的事，认为没有什么不妥。在生活中，我一直对不孝的人持一种恨之入骨的态度，我甚至后悔那天应当把他拘留才对。
后来，老赵终于找到了他的另一半，一个收垃圾的定远县妇女黄秀琴。老赵结婚的那天，虽然没有收到他的邀请，我还是赶了过去。礼钱是200元，是我当时工资的一半。老赵说什么也不肯收。我对他说，等我结婚时，您再加倍还我。老赵才无奈收下。那天，他的子女没有一人到场，来的人大都是他以前的工友。我走的时候，老赵夫妇把我送了很远。老赵握住我的手，眼泪流了出来。他对我说，多好的孩子，我老赵一生要有你这样的孩子该有多好啊。
之后，关于老赵又有一些事情发生，大多都已模糊，唯独还有一事记忆深刻。一天老赵又到所里找我，说自己和老伴捡垃圾时捡到一个小女孩。说自己年龄大，怕自己哪天走了，孩子没有着落，无人照顾，说想把孩子托付于我。我明白老赵夫妇的爱心，可我当时连对象都没有谈，更没有养孩子的经验。一个毛头小子养个弃婴，传出去不成一大新闻才怪。事实上，我倒并不在乎这些，主要的是在那种情况下，我没有条件也没有能力去照顾一个小孩。我建议老赵夫妇还是把孩子送到福利院去，可是老赵说什么也不愿意。
时光荏苒，转眼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因为老赵收养的孩子一直没有户口，学校也不愿接收，老赵又来找我。我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规定，你们是不符合收养孩子条件的，不符合条件，民政局就不能为你办理收养证，没有收养证，公安机关也就没办法为孩子入户口。
老赵一听急了，我看孩子可怜，难道收养孩子也错了。户口是公安局管的，我不找你公安局找谁？老赵的话虽然有些偏颇，但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孩子上学是大事，无论如何是耽误不得的。我向所长汇报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所长说处理一些事情，不能死搬教条，我们要按照以人为本的理念，妥善解决事关民生的问题。我跑到居委会、老赵的门邻家，调查报告写了满满几十页。分局治安大队特事特办、一路绿灯，孩子的户口终于批了下来。老赵夫妇欢天喜地，还专门让我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赵静静。
多年不见，没想到老赵已撒手人寰。黄秀琴说到这些，我们的情绪都充满了伤感。我猜想面前这个卖花的女孩就是赵静静。
黄秀琴说，老赵临走时要她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如果孩子愿意上学，要想尽一切办法供养孩子。赵静静倒也乖巧，知道自己家境困难，也从不与外人比较吃穿，现在已经是淮南师范学院的大二学生了。
临走的时候，黄秀琴说什么也不愿收下花钱，还索取了我的电话号码。她对着一边忙碌的赵静静说，这就是我常对你说起的仇警官，你上学的户口还是他入的呢，他可是你的恩人啊。
我的心里突然产生一种感动，也有一种不安。作为一名警察，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而别人却把你对他（她）的好，一些琐碎生活细节上的帮忙却永远铭记在心。
夜深了，我还在看书，女儿劝我休息，说要注意身体，我说你先睡吧。我端了一杯茶，看着眼前的百合花，想到了白天的事，一点睡意都没有。我为女儿对自己的关心，也为自己无意中的一些善举被人心存感激而幸福不已。或许美好的心情就是一种幸福。我想，每个人都曾走过别人的世界，家人也罢，朋友也罢，路人也罢，或短暂或久远，这世界如果有爱心，这世界就会永远美丽。
每个周六的上午，在我们的小区，我常常会与一个人不期而遇。她是一名蒙城籍60多岁收废品的老人。
那天，我清理出一些废旧书报。正好赶上她在楼下，对我送来的旧书报，她微笑着向前接着，并麻利的称重量，价钱也很快算出来了，一共卖了十五元五角。我说：“算了吧，这些不要钱的。”她迟疑了一下，像是不相信她的耳朵。我又重复了一遍。她说，那怎么行，你要是不要钱的话，这些旧书报我也不要了，并扭头欲走，我慌忙说那好吧。
真的，10多块钱，还不及一包烟钱。我之所以那样说和做，只是对卑微的一种同情和施舍，却从未想到会伤及到她的自尊。之后的一件事，更是让我很感动，就是卖完旧报纸的第二天早上，老人来敲我的门，说昨天回去的时候，发现在旧报纸中夹着一张卡片。她说她不识字，怕是重要的证件，就专门送了过来。原来那是一张报废的门禁卡。
后来这位老人每个周六都会准时到我们小区收废品，迎面的时候，我也会跟她打招呼。她说自己的孩子在外打工摔坏了腿，媳妇走了，她只得和老伴出来靠收废品贴补家庭。我很受震撼，我们的社会不乏有一群社会最底层的人，是离浮艳的享受和轻飘的快乐最遥远的人，他们的生存处境可想而知。可我们看到的他们呢？是坦然的对待着命运的中一切，不乏对生活的热爱，尽管他们很贫穷，但他们自食其力、不忘善良、坚守尊严。
每当见到她，我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抱病在乡下的老母亲。
母亲得了脑梗死。每天靠服下水解口服液、丹参滴丸、银杏叶片勉强下地行走。一天凌晨的五点多钟，我枕头边的手机骤然响起。电话是母亲打来的，她叫出了我的乳名后就不再说任何一句话，电话那头只听到母亲呜呜地哭，怎么劝也劝不住。不用说，母亲一定是听到了别人的传言，说我要辞职的事。
我只能劝慰母亲，别人的传言不可信，这个年头，做个公务员，是多少人挤破头的梦想。我一个农村孩子好不容易才鱼跳龙门，怎么会放弃呢？电话那头的母亲将信将疑，但最后还是相信了我的话。
事实上。最近，北京的一家报社副总给我过几次电话，欲要高薪聘我做编辑，我也一直在想着辞职的事情，想着跳槽。佛说，水到绝境是飞瀑，人到绝境是重生。或许我的孤注一掷才能改变我目前的窘状，才可以把整个家照顾得更好，当一个人能力低微，连养家糊口都异常艰难，若老是窝在一个地点无异于作茧自缚。
孤独的时候，我喜欢到湖边静坐，和湖水对话，寻找人生的真谛和答案。那夜，我跑到东津渡大桥，站在桥上，我眺眼远望，脚下暗流涌动，不远处有星星点点的渔火，灯光透漏着很深的寂寞，没有人可以理解，而只有望向世界尽头的悲凉。但那些光亮却分明是黑夜的眼睛，让我感觉我的未来还有梦还有希望。
我终没有辞职。第二天，我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我意气风发地去挤公交车，意气风发地上电梯，意气风发地刷门禁卡，然后意气风发地出现在办公室和同事们的面前。
我给那家报社的副总电话，他还没听我解释，便很生气地挂了电话。
对方的态度，反而倒让我如释重负，心安理得了。我突然感觉自己爱上了这个城市。是的，我得抽点空，审视一下我生活的这个城市，毕竟在这里，我依靠着这个城市纳税人的钱过了二十多年。
为了让孩子上学能够有一个好片区，不输在起跑线上。2007年春天，我和爱人从亲戚、朋友处东拼西凑借了10多万，作为首付，在市区购买了一套120平米的房子。
从房子交付到装潢完毕，两年之后，我们从先前居住的矿区老平房内搬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总算有了自己的家。搬到新家的时候，楼上的门邻还专门送过来一盆盆景。
素昧平生的两家人因为住在楼上楼下，就这么认识了。邻人的友善，让人心生温暖。远亲不如近邻，我们暗暗庆幸摊上了这样的好邻居。
楼上的一家，男人在矿务局保健院工作，女的是徽商银行田家庵片区的区域经理，女儿在读初中。
一年后，没想到，接下来的烦恼却来了。
楼上的女孩考入了淮南市的最好高中——淮南二中，这本是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可问题就在于此，为了保住这所学校在全市的霸主地位，学校每晚都要补课到11点，女孩回来时，正是我们犯困入睡之际。因为楼层的隔音效果不是太好，加之深夜的静，楼上只要稍稍推动凳子，天花板上就会传来隆隆的声响。每当听到楼上的声响，心烦意乱的，实在让人受不了。
我跟小女孩的母亲聊过天，她说小女孩成绩优异，爱好广泛，会唱歌、会快板书，而且文理科都挺棒的，至于上文科还是上理科，一家人都很纠结。
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我曾经就在楼下听她唱过《忐忑》和黄梅戏《女驸马》，像模像样的，颇有点范儿。
偶尔见到小女孩，她都会很有礼貌地向我和爱人，叔叔长阿姨短地打招呼。所以对于楼上的“噪音”，我们总是选择了忍之又忍。
几乎是每夜的11点半，楼上总会传来走动声，桌椅移动之声，窸窸窣窣，连绵不断。我们在不知道楼上女孩叫什么名字的时候，就叫她“小老鼠”。
去年的夏天，我的身体出了毛病，有一阵子呆在家里。每天晚上深更半夜，楼上的脚步声、移动物体的声音，都会如期而至，雷打不动地无限循环着。一连几天的失眠，我终于忍无可忍，在一天夜里，我有些恼羞成怒地敲开了楼上的门。
楼上只有女孩，她说她的父母都回乡下看她有病的奶奶了。
“我住你家楼下，你知道吗，你严重影响了我的休息！”
女孩个子小小的，长得干干净净，秀气白皙的脸上，小鹿一般干净纯粹的眼睛，有些怕怕地看着我。
我收回了凶巴巴的神情，我怕吓坏了她：以后晚上回来的时候，声音小一点。
她特别无措地和我说对不起，说下次我会注意的。
我见到她态度那么诚恳，便也不好计较，刚转头的时候，听见她在我身后小声说，叔，听我老爸说你是一个作家，我在作文方面，今后想向你请教。
我回头一笑，请教不敢，你要是不怕我误人子弟，有什么你尽管来问我。
这件事后，楼上每天晚上的声响终于小了很多，但时不时还有一些响动，考虑到女孩今后即将面临的高考，我再也没有上去说过什么抱怨的话。
2015年7月份中旬，我从北京学习回来，女孩已被重庆大学录取，父母奖励她外出旅游去了。从此，楼上变得安静起来，那只“小老鼠”的声响一下子销声匿迹了。
这无疑不是一件好消息。
好消息，还有一条，我的女儿也于今年6月份考入了淮南二中。女儿不愿住校，所以每天晚上回到家，也大概在11点左右，是楼上女孩这些年经历的继续翻版和演绎。
我的楼下住着一对老夫妻，老爷子是从矿务局财务科科长的位置上退下来的，老太太是矿务局第一中学的退休教师，一双儿女全在杭州工作。
之前，在我们还没入住这里的时候，曾与他们发生过一些言语上的不愉快。那是我们刚装修房子的时候，他们就经常跑到楼上唠叨我们，要么说影响了他们的中午休息，要么说一定要把卫生间的防水做好。还说，如果漏水，楼下要是有什么损失，你们必需负责。
对于前者的话，我姑且还能理解，后者我就有些气愤了，我想没有谁家在装潢房子的时候，希望防水出问题。对于此件事，我一直耿耿于怀。有时候见到这对老夫妻，我自然爱搭不搭他们。
大概是去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男子电话，原来是住在我家楼下的那位老爷子。他说我的电话是从物业处要来的，因为自己和老伴到杭州看儿女，回来的匆忙将钥匙丢在了杭州女儿家，现在进不了家，因为家中有备用钥匙，他打了110求助电话，现在110民警正在我家门口，希望从我家窗户翻进他家将门打开。
因为我正在开一场很重要的会议，加之以前对这对老人的不满，我很不友好地说我实在走不看，要么等到我散会再说。
老爷子说，110的民警正在楼下，希望我能理解，向领导请一下假。老人在电话里反复说着一些客套话，再也没有当初与我们说话时的那种盛气凌人之势，我的心还是软了。我说，我的确走不开，要么，我给我岳父电话让他过去。
下班的时候，我见到了楼下的老爷子。他一脸微笑地说，多谢你了，你看你岳父都那么大年龄了，上午还赶了那么远的路过来，实在不好意思。
自从那件事后，这对老夫妻不管什么时候见到我们，都和我们主动打招呼了，事先的那份隔阂似乎早不存在了。
楼下的这对老人很注重健康，我时常能看到他们经常从小区前面的山上锻炼下来，晚上也会在小区里大步流星地散步。
这些天，小区校车停靠站的路灯坏了，因此每天夜里我都在那里等女儿。昨天夜里，我在那里等的时候，正好赶上这对老夫妻散步从我身旁走过，因为没有灯光，想必这对老人并没有看清楚我。
“都11点了，估计楼上的‘小老鼠’快要回来了，每天晚上踢踢通通的，也不知道干什么，真是烦死人了！”老头子说。
“现在的孩子上学真不容易，成天背着那沉甸甸的书包，早出晚归，看了都让人心痛。三年时间一转眼就过去了，还说什么说，人家老岳父上次给我们送钥匙的事，你难道忘了吗？”老太太说。
“我只是想对楼上的说，稍微注意一点，我要是早睡的话，‘小老鼠’一回来，我一醒就一宿都睡不着了。”
“那也不要去说，楼上的这个女娃挺懂事的，每天见到我们，你听嘴多甜，听说成绩不错，上得是市二中呢！说不定我们这个单元今后会出个状元呢！”老太太嗫嚅着。
“看来这个家一辈子都得你当了！”
回到家，回想着这对老人的对话，我突然感到一种惭愧，之前，我们对楼上也有过怨怼。不曾想过，如今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正在给别人的生活带来影响，自己却全然不觉。突然之间，我对楼下的这对老人肃然起敬起来。
“胸中天地阔，常有渡人船。”人类不能离群独居，总是在社会中生活、成长，我们每天都会接触众多的人、事、物。包容，是一种美德、一种涵养、一种豁达，一种博大的胸襟和深邃的智慧。我想，一个有着良好道德修养的人，一个具有崇高魅力的人，必然是一个懂得忍让、善于包容的人，懂得体贴关怀他人的人。
这阵子，我一直坚持着徒步上班，美其名曰：为了锻炼。
　　今天一大早，我沿着环山路，再绕转到润水路，一路慢走。放眼望去，附近的田野尚还袒露着，有零星的雪花覆盖，但已散发出初醒的纯香；路边的荆丛在不知不觉中冒出了些许绿色，且有了青涩的气息。风拂动树上的枝条，眉眼含金，短茸含风。而在那些远远的山岗上，开始有了鸟儿的噪鸣，天色便变成含情脉脉的了。
　　突然才想起，已是春天了。
　　“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在我的故乡，人们习惯于把立春叫着打春。这一天，家族里上了年纪的老人，会从家里挑选出一只粗细均匀的木棒，敲打门前的椿树，以示春天来了，劝农春耕和祈求丰收，盼望着新年有个好兆头。
　　记得小时候，立春一过，阳光再需灿烂数日，我就会带上妹妹一起挎着篮子，拿着小铁铲，说说笑笑、蹦蹦跳跳来到田野里。沿着田垄，穿梭在返青的麦田里，仔细地寻找那些鲜嫩的野菜，荠菜、野苋菜、灰灰菜、小船、蚂蚁菜，什么地方有什么我们再熟悉不过了，决不会空手而回的。
　　挖野菜既是一种劳动，也是孩子们接触自然玩耍的机会。在田野里，我们喜欢挖巴根草吃，草根白白的、细细的、长长的、有节，放在嘴里嚼，那甜甜的味道，比今天吃甘蔗还过瘾。
　　当然，春天里捕鱼是必不可少的。入春后，冰雪融化了，小河里涨满了春水，淙淙地流着。我们脱下厚厚的棉衣，套上鱼衣（专门下河捕鱼的一种衣服）到河里捉鱼。有一次，我在河里摸到一条大川条子（一种野生鱼），便拿到锅里去煮，因为没有油盐酌料，煮熟的鱼自然是有些腥味，但我还是舍不得吃，谎说太难吃了，全给了妹妹。长大后，每每妹妹与我说到此事，都会含着泪花。她说，才知道这里藏着一个谎言。
　　乡下的孩子，就像一株小草，默默地，有着顽强的生命。妹妹上学时，成绩要比我好得多，那年夏天，故乡赶上了百年一遇的旱灾，在拮据的家庭经济条件下，她主动放弃了学习。在家里，打猪草、放牛、放羊，还有一些农活，妹妹总是忙在前头。
　　我上警校的时候，同学帮忙把妹妹介绍到寿县的一家缫丝厂上班。缫丝厂的工作强度不大，但时间很长，每天睡眠的时间，只有五个小时，常年也没有什么假期，工资少的可怜。妹妹总是舍不得去花，总要寄一些给我。我上班后的第二年，缫丝厂破产了，妹妹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妹夫。两人结婚后选择了到上海打工。
　　在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里，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的妹妹、妹夫，在城里只能从事一些又脏又累的工作。从包装工、装卸工到服务员、保洁员，换了一个又一个工作。我在上海有一些很好的同学，大家也试图给予他们一些帮忙，然而他们不懂电脑、不识外文，同学们也只能爱莫能助。
　　妹夫脾气倔强，有着卑微的尊严，为人却很慷慨。每年除去日常生活的开销，以及两个孩子的上学费用，到了年终，便没有什么积蓄了。加之他的父母去世的早，哥哥都在外地，一到春节索性就不回来了。
　　这样的情形，大概有七、八个年头。父亲忍不住给了妹妹电话，他说，我都是快70岁的人了，家里人不求你什么，春节时还是回来看看吧，要知道我们这样的年龄，你们看一次就会少一次的。老爸的伤感戳中了他们的心之柔软。从那以后，大凡赶上春节，妹妹一家即便是赶上风雪，也会风尘仆仆地赶回家中。
　　回家过年，那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春节期间，母亲仿佛每天都睡不上几个小时，厨房里、菜地里，屋前屋后，似乎到处都有她忙碌的身影，吃饭的时候，她总会变着魔术似的端上一桌香喷喷的饭菜。那些日子，父亲则会不停地抽着香烟，眯着眼，说一些农事，或是说一些所谓的“国家大事”，我们即使是不愿听，也装着很认真的样子，哄着他开心。
2014年12月24日，西方圣诞节的前夕，一个赋予很多人美好愿望的日子。早上8点多的时候，妹妹打来电话，说了一声哥哥后，便放声大哭起来。我第一时间便预感到不妙，因为妹妹一直是个坚强的人。果然，妹妹说妹夫突发大面积脑梗，医院已下了三遍病危通知书。我第一时间向领导请了假，和弟弟在晚上8点钟赶到了上海华山医院。
　　妹夫的病情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得多，他的半个身子已经瘫痪，唯一能动的就是身体的左半部分。躺在床上，嗷嗷地吼叫，左手在空中比划着，不时伸出两个拇指，大家谁也不清楚他想表达什么。直到下半夜，妹妹费了很大功夫，才明白妹夫所要表达的就是自己有两个孩子，自己已经不行了，让妹妹放弃对他的治疗。
　　妹妹说完，所有在场的人都哭了。
第二天一早，妹妹、妹夫的很多工友放弃了工作，从大老远的奉贤城郊赶到医院，大家来自五湖四海，有安徽的、江西的、湖北的、江苏的……大家你三百、我两百的应是将钱塞给妹妹。妹妹说什么也不要。一位长我很多岁的老大姐，抱着痛哭的妹妹，自己也哭了。她说，妹子，收下吧，这可是救命的钱啊。结果，妹妹哭得更狠了。
　　之后，妹夫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那些天，妹妹每天只能睡上一两个小时，人走起路来，飘飘摇摇的。五天后，医生找到妹妹说，你们还是放弃吧，基本上没有什么希望了，说难听点，如果接着治疗的话，也只能是人财两空。妹妹始终没有同意。无奈，院方下了“驱逐令”，妹妹与妹夫的家人无奈之下，花了1万块钱租了一辆救护车，把妹夫送到了淮南。
　　在淮南，医生同样束手无策，加之，妹夫没有购买医保，高额的医疗费用，让妹妹无法承担。好在，我在淮南的同学、亲戚和单位领导知道后，专门送来2万元现金救急。在医院里呆了些时日，我们决定把妹夫送到了他的老家。
　　妹妹、妹夫平时与人为善，有着颗悲悯心。街坊的邻居也被妹妹的不离不弃所感动了，隔山差五地会送来一把蔬菜、一袋面、几条鱼，让人感觉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为了减轻经济上的负担，妹妹利用房屋的走廊，摆了两张桌子，做起了小吃生意，对外专门卖水饺。经营的饺子，都是妹妹亲手包出来的，她几乎每天都要包到深夜。好心的街坊邻居为了照顾她的生意，常常过来，不问价钱，吃上一碗水饺，放下10元、20元就走，还有街上的大学生，放假的时候，相约赶过来为妹妹义务包饺子。
去年春节期间，我们一家去看妹妹。妹妹的家里来了一位远方的客人，是她在上海的工友。这位姓李的湘妹子年初二徒步三个多小时，翻越两座大山，坐上县城的客车，日夜兼程，一路风尘，于年初四的早上赶到了妹妹家。看到她疲倦的面容，妻子让她休息，她怎么也不愿意，围着厨房忙前忙后，我们反而倒像个客人似的。
　　有爱人的陪伴，有亲人的期盼和一些陌生人的温暖，经历过这些后，我想妹夫不会再有离开人世的想法了。因为，他已经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虽然他尚不能说话，不能起床，不能完全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留恋和对给予帮助的所有人的感恩。有一次，我从北京回来时，去看他，他竟朝着我微笑。我也微笑着，抚摸着他瘦如柴棒的胳膊，他瞬间泪流满面。
　　时光荏苒，2016年的春节快到了，我和爱人已经收拾好回家过年的行李。我知道妹妹是回不去了，也不知她何时才能和我们过一个完整的春节。但大家都不会怪你什么，你已经不容易了，有你的爱人，有你的孩子，他们太需要你的陪伴。很小的时候，你的一次小委屈，都会表现的惊天动地，而今，岁月的沧桑，已让你似乎坚不可摧。你的坚强，令我们感动，也感到欣慰。
　　午后，在单位的楼下散步。同事们三三两两说着春天来了。
　　在长长的小径上，微笑有了亲切的回声。阳光明晃晃地照下来，迎春的鹅黄久候在路旁。对面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小女孩，蹦蹦跳跳的迎来了过来，说，仇老师好。我仿佛一下子看到青春年少时，妹妹在春天的田野里挖了满筐的野菜，欢乐回家的情形。
　　小时候的冬天，妹妹喜欢习惯性呵着红红的小手，说自己不喜欢冬天，因为冬天太冷。
　　好在，今年的春天已来了！
　　你好，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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