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辞官现象折射官念之变_土豆_高清视频在线观看人民时评：辞官现象折射“官念”之变
原标题：辞官现象折射“官念”之变（人民时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让官员能上能下、能进能出，使有序流动成为新常态，人们就会以平常心对待辞官现象不为“良相”，愿为良医。日前，陈延武辞去湖南益阳政协副主席，抖落一身“副厅级”光环，当起了“陈老中医”。年过半百，淡然告退。官，本是一种社会职业，同医生、清洁工等各行各业一样，都是社会的需要。有许多一技之长的人，走上管理岗位，甚至弃“专”从政，把专业知识与精神带入了新的领域，当然，也可能会有“工作需要”和“个人兴趣”的矛盾。陈延武也曾在仕途奋斗，以求实现抱负。只是，蓦然回首，发现从医之心仍“在灯火阑珊处”，毅然离开，既是追寻个人梦想，又是对身份的重新定位。这两年，干部辞官已不新鲜。有为求圆梦辞职的，如北京市昌平区原区委书记关成华，重返大学校园，潜心读书、观察、思考。有想“自我掌控生活”辞职的，如浙江省平阳县原副县长周慧在辞职感言中说：“这一刻，仿佛云淡风轻。”有因为工资低辞职的，如四川古蔺县石宝镇原副镇长赵光华，吐槽工资仅够给孩子买奶粉、尿布，工作6年还靠父母接济。有不满足现状辞职的，如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原处长陈伟才，告别战斗20年的公安岗位，改任珠海格力电器副总裁。透过辞官现象，看到的是政治生态、社会发展的深层变化。辞官者之所以有此勇气，与改革深化、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紧密相连。回顾历史，体制内的人曾三次集中“溢出”。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一批公务员赶潮下海；第二次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改革开放步伐加快，民营企业政治地位提高，大量公务员再度辞“官”；第三次是2000年前后，政府机构改革精减人员，不少干部辞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为人才双向流动奠定了更坚实的社会基础。几天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获得通过。机关事业单位与城镇职工的养老金并轨，更加促使人们以平常心看待“官”与其他职业间的多元选择。辞官者的动机千差万别，但不能说完全与“为官不易”无关。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吏、反腐倡廉成为新常态。八项规定真落实，“老虎”“苍蝇”一起打，当官有权不能“任性”，更不敢腐败。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大环境下，过去那些认为当官旱涝保收甚至油水十足的人，发现领导干部很多时候属于“高风险低收入”的“弱势群体”，千军万马奔仕途的热潮自然会有所降温。
去职者渐行渐远，在职者应忠于职守。“官”作为一种社会职业，并无好坏可言，但如何为官，是有好坏之分的。为官一任，不能因制度严了就“在岗不在状态”。或会干不如会看，见风使舵，选择性办事；或会办不如会推，推诿扯皮，不办事、少办事；或善为不如善拖，拖延应付，马虎办事；或善管不如善转，尸位素餐，吃公家饭，干自家活。这些心态与行为，既与为民宗旨不符，也与公职操守相悖。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建立通畅的交流渠道，让官员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改革干部人事制度，让干部人尽其才，各尽所长。有朝一日，干部的有序流动，定会成为新常态。那时，再有辞官者，人们自会司空见惯、以平常心对待。
本文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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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处长辞官从教”的改革折射
文/本报记者吉祥
11月,临沂大学8位处长加8位科长辞官从教,引发的不仅仅是“太反常”的舆论喧嚣。
“减少1人的利益比增加10人的利益阻力大得多。”虽然临沂大学校方认为他们的成功是因为选择了一种阻力相对较小的改革方式,但仍然有人认为,我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信号来了。
曾高调改革却又销声匿迹的复旦大学,声称“即使不完善也要改革”的中南大学,还有突然爆出处长辞官从教的临沂大学,高校改革的步伐一直就在期待和争议中没有停下。
而几所高校的不同改革尝试,也是社会改革的一面镜子,镜子后面,折射的是各种各样的改革思想和世态。
镜子里,还应该刻上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的一句话:“宁要不完善的改革,也不要不发展的等待。”
“减少1人的利益比增加10人的利益阻力大得多”
在发酵了十余天后,临沂大学8位处级干部和8位科长主动辞官从教的舆论余波仍未散去。记者一拨又一拨地找到王焕全。这位临沂大学宣传部副部长面露难色:“能不能不要再采访8位处长了,他们想静下心来做科研。”
外界的持续关注,出乎王焕全的预料。
实际上,临沂大学早在今年7月份就开始新一轮专业技术岗位竞聘,10月就已完成。3个多月的时间里,一切进行得平静而低调。
不过,这场旨在“导向教学、导向科研、导向高层次人才”的改革,因为有8位处长辞官从教,在消息公布次日便占据了各大媒体的显著位置。
令王焕全印象深刻的是,那天处长从教的新闻正巧与“国考”撞车,“很多报纸封面的头条新闻是临沂大学处长辞官从教,而下面紧跟的大是千军万马赶国考。”
在临沂大学内部,这场改革被视为“内涵提升”的一项重要举措,外界则将其解读为高校打破“官本位”的典范,甚至有媒体评价“这是我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信号”。
在临沂大学人事处处长巩庆毅看来,外界的关注反映了深层次的改革难题“高校官本位问题太深了,改革不好突破。”
临沂大学静悄悄地扭转了高校长期存在的“学术与官位倒挂”问题,校长韩延明的表态可见其改革决心,“所有干部都是为教授搬凳子的,而不是指挥教授搬凳子的。”
巩庆毅说,为引导高层次、高职称、高学历人才转向教学和科研一线,临沂大学大幅提高了教授津贴与教学、科研待遇,四级教授岗位津贴每月平均比处级干部多20%,三级教授比处长多40%,特聘二级教授岗位津贴比四级教授高5倍左右,特聘一级教授年津贴一般在150万元到200万元,贡献特别突出者可赠300万元的别墅一套。此外,临沂大学还为教授配备工作室,规格高于处长办公室。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双肩挑”被严格制止,凡担任教授特聘岗位者,一律不能担任正处级行政职务,“不能既要当官又要谋求学术利益。”
改革产生了预想的导向作用,原资源环境学院院长于兴修、原纪委副书记刘兆明等8位资深处长辞官从教,这直接带动了8位正科级干部一起辞职。
信息学院年轻的正科级干部胡顺波辞职后,被聘为特岗四级教授,月收入一下子比正处级干部巩庆毅多了1000多元。“改革就是利益的再分配、再调整。”巩庆毅承认很多处长对这位年轻教授“有点羡慕”,但他并没有听到不满,“毕竟对于临沂大学来说,内涵发展是所有老师的共同愿望。”
尽管少有反对声音,但学校仍然表现得“异常谨慎”。巩庆毅说,最终形成的改革方案里,在增加教授待遇的同时,并未减少行政人员及普通老师的待遇,“存量不变、增量拉开、鼓励贡献。”他解释,方案吸收了其他高校改革失败的教训,避免改革进行一段时间后遇阻,“减少一个人利益的阻力比增加10个人利益的阻力要大得多。”
这位人事处长的改革感悟竟然暗合了中南海传递的改革信息。
11月21日,十八大闭幕刚6天,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说,为了最大限度减轻改革阻力,要善于在利益增量上做文章,在利益预期上作调整,同时稳妥推进存量利益的优化,调整改变预期利益,更加注重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使所有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应有利益。此次会议的内容和主题,会后被解读为“十八大后中南海向外界释放的改革信息”。
远在湖南的中南大学也正在进行一场“去行政化”的改革探索,不约而同的,他们也将存量利益优化作为减少阻力的重要手段。为此,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在改革过程中多次强调,改革不整人,而且要讲情意,“如果我们改革让人饭都没有得吃了,那宁愿不改。”
相比两年前复旦大学高调推出却偃旗息鼓的“去行政化”改革,中南大学的改革新政遇到的阻力也比较小,该校一位老师甚至认为:“不仅中南大学需要这样一场改革,整个中国高校都需要这样一场改革。”
“历史负担少,深化改革的阻力就会相对小”
如果没有8位处长辞官从教,临沂大学的改革可能不会引起这么大的效应,也不会被贴上“去官本位”的标签。
“毕竟以前都是几十个教授争着干处长,现在一下子8个处长辞职当老师,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临沂大学人事处副处长张洪高说。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教授却认为,不要看到8位处长转岗,就为去行政化叫好。他说,评价一所大学是否回归教育、学术本位,关键要看学校的教育与学术决策机制,是由行政主导教育和学术资源配置,还是由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负责学术管理、决策。“就这一点而言,虽然临沂大学有8位处长辞官从教,但并没有看到这所大学对教育与学术管理机制进行改革。”
毕竟,如果没有8位处长辞官,临沂大学改革也可以仅仅被看作“给人才开辟了一条业务通道”。
实际上,临沂大学大幅提高教授待遇只是改革的第一步。
临沂大学党委书记丁凤云透露,临沂大学已经开始推进“教授治学”。临沂大学已逐步放权给二级学院、科研院所,“把决策权、发展权、财产权、人事权、资产权这五权都放下去了。”在王焕全看来,这需要相当大的魄力,“二级学院院长人、财、物的权力都有了,可以自行管理科级及以下干部。”
作为与此对应的约束手段,临沂大学计划在各个学院建立教授委员会,学院院长不兼任教授委员会负责人,包括申报课题项目、教授评价、评选名师等事项,都必须通过教授委员会来决策。
为鼓励院长放权,校长韩延明主动退出了校学术委员会,主任改由学校公认学术水平最高的一位教授担任。巩庆毅认为,校长此举树立了榜样,“为进行深层次改革减轻了阻力。”
临沂大学教授委员会制度设计已经启动,目前正征集老师意见。该校理学院教授傅尊伟向本报记者表示,教授委员会作为改革的制度性保障,必将触动行政领导的利益,“如果教授的看法和行政领导不一致,就会产生博弈。”这位青年教授期待,教授的话语权能够得到肯定,“这能稀释官权,干不干处长就无所谓了。”
位列“985”高校的中南大学正在进行的改革,与临沂大学多有相似。根据校长张尧学推行的改革新政,以后二级学院在决定人事、学术、资源分配事项时,不能只靠院务会或者党政联席会来决定,而是要先通过相应的教授委员会。
为防止教授委员会变成小团体利益代言工具,中南大学还重新设计了教授委员会制度,规定教授委员会成员两年一届,届满后改选三分之一,委员连任不能超过两届。这样做的好处是,“委员们在制定政策时会有所忌讳,因为你这届搞得太过分了,当你在下一届不当委员时,别的委员可能也会整你。”
但改革越往深处走,遇到的阻力也必然越大。
2010年底,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高调宣布制定大学章程,进行去行政化改革,但推行却十分艰难。
按照这位“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的设想,《复旦大学章程》将划分和限定各种权力,包括校长的权力,他的改革同样规定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校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并强化了这两个委员会的权威,它们可以就某个问题召见校领导进行问询,甚至是问责。只是,这一系列改革设想很快陷入沉寂。
面对复旦的“前车之鉴”,熊丙奇认为,相比“985”、“211”高校,临沂大学去行政化改革相对容易,虽然“985高校、211院校的行动更具示范价值”。
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谈及高校改革时曾说,寄希望于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对大学制度进行大刀阔斧创新,并不现实。在他看来,名校缺乏改革动力,社会各界的关注也导致它们的细微改革都可能面临巨大阻力。
而临沂大学这所更名不久的新学校,其相对不出名反而成了优点。张洪高分析,比起北大清华,临沂大学没有它们那么错综复杂的利益,“历史负担少,深化改革的阻力就会相对小很多。”
(本文来源：大众网-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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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官现象折射“官念”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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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干部人事制度，让官员能上能下、能进能出，使有序流动成为新常态，人们就会以平常心对待辞官现象
　　　　　
　　不为“良相”，愿为良医。日前，陈延武辞去湖南益阳政协副主席，抖落一身“副厅级”光环，当起了“陈老中医”。年过半百，淡然告退。
　　官，本是一种社会职业，同医生、清洁工等各行各业一样，都是社会的需要。有许多一技之长的人，走上管理岗位，甚至弃“专”从政，把专业知识与精神带入了新的领域，当然，也可能会有“工作需要”和“个人兴趣”的矛盾。陈延武也曾在仕途奋斗，以求实现抱负。只是，蓦然回首，发现从医之心仍“在灯火阑珊处”，毅然离开，既是追寻个人梦想，又是对身份的重新定位。
　　这两年，干部辞官已不新鲜。有为求圆梦辞职的，如北京市昌平区原区委书记关成华，重返大学校园，潜心读书、观察、思考。有想“自我掌控生活”辞职的，如浙江省平阳县原副县长周慧在辞职感言中说：“这一刻，仿佛云淡风轻。”有因为工资低辞职的，如四川古蔺县石宝镇原副镇长赵光华，吐槽工资仅够给孩子买奶粉、尿布，工作6年还靠父母接济。有不满足现状辞职的，如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原处长陈伟才，告别战斗20年的公安岗位，改任珠海格力电器副总裁。
　　透过辞官现象，看到的是政治生态、社会发展的深层变化。
　　辞官者之所以有此勇气，与改革深化、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紧密相连。回顾历史，体制内的人曾三次集中“溢出”。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一批公务员赶潮下海；第二次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改革开放步伐加快，民营企业政治地位提高，大量公务员再度辞“官”；第三次是2000年前后，政府机构改革精减人员，不少干部辞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为人才双向流动奠定了更坚实的社会基础。几天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获得通过。机关事业单位与城镇职工的养老金并轨，更加促使人们以平常心看待“官”与其他职业间的多元选择。
　　辞官者的动机千差万别，但不能说完全与“为官不易”无关。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吏、反腐倡廉成为新常态。八项规定真落实，“老虎”“苍蝇”一起打，当官有权不能“任性”，更不敢腐败。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大环境下，过去那些认为当官旱涝保收甚至油水十足的人，发现领导干部很多时候属于“高风险低收入”的“弱势群体”，千军万马奔仕途的热潮自然会有所降温。
　　去职者渐行渐远，在职者应忠于职守。“官”作为一种社会职业，并无好坏可言，但如何为官，是有好坏之分的。为官一任，不能因制度严了就“在岗不在状态”。或会干不如会看，见风使舵，选择性办事；或会办不如会推，推诿扯皮，不办事、少办事；或善为不如善拖，拖延应付，马虎办事；或善管不如善转，尸位素餐，吃公家饭，干自家活。这些心态与行为，既与为民宗旨不符，也与公职操守相悖。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建立通畅的交流渠道，让官员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改革干部人事制度，让干部人尽其才，各尽所长。有朝一日，干部的有序流动，定会成为新常态。那时，再有辞官者，人们自会司空见惯、以平常心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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