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天人合一思想的现实意义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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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天人合一思想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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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观与中国人的思想意识
广义的天人合一观思想
作为物质的特殊形态，思想若被赋予时间和空间的概念，那么，高端的思想在空间上总会向低端传播的。高端的思想在时间上尽管最初的表述十分简单明了，但在岁月的长河里，随着她熠熠生辉地照亮后人的灵魂，又会被后人不断地丰富发展起来。“天人合一”的思想概念最早出自庄子的阐述，后来被汉代思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天人合一”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却回答了困惑人们多少年的根本问题：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那就是：我是特殊的物质，我来自物质世界，我将回归物质世界。我们知道自己父母对于自己的意义，但，广义的看，我们的亲生父母是天，是大自然，是物质世界！殊途同归（殊：汉字本义是斩首,断其首身而死），视死如归，说的是我们生命结束后的下一个过程：回家！真正的回家！生的时候我们依偎于大自然父母的怀抱，死了以后我们依然依偎于大自然父母的怀抱，何足惧哉？真正让人不好意思的应该是，当你结束了生命的旅程，回到大自然的大家庭的时候,你依然像你出生的时候一样，两手空空，毫无建树，白白浪费了你中了物质世界（生命的机会）最高的大奖。人活着的时候，总想更多的占有，这无可厚非。关键要看你想占有什么？现存的物质就这么多，你占有多了，别人势必就获取的少。这样就不和谐了。而在精神世界里，你可以用你的能力去无限的追求和占有。少取多予才是人类的楷模，物质上的最小化和精神上的最大化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用现在的汉字天来解释天人合一最简洁明了不过啦。天，里面有个大，大里面有个人，这叫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也是个广义的概念），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天里面要由人去大为发扬，但，天和人是统一的，一体的，不是随心所欲的，一在大之上就是说天和人是天包括人，人只能在按照天的规律在统一之下去发展发达。如果人非要自以为是地以人为主，不按天（自然）的规律办事，人大的把天桶破了，那天人合一就不是天了，而是夫了，那就只不过是逞匹夫之勇。逞匹夫之勇的人总是要吃苦头的。
几千年的思想居然与当今的科学发展观思想如此合辙押韵，更加印证了思想的穿越时空的生命力，说明能指导广大人民前进方向的伟大思想绝不是空穴来风。&&
诠释 “天人合一”
的哲学观　　&&　
哲学是开慧益智,开启每一个人心灵的钥匙；是感知与认知客观世界的望远镜与观察事物的显微镜；它决定一个人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也决定一个人的行为准则。哲学同样决定是一个政党的认识论和世界观，从而决定了他的最高纲领与行动纲领。　　
哲学是社会知识与自然知识的灵魂。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总纲。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是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用政治来取代哲学或政冶来统帅一切的观点是“喧宾夺主”，或者说是“本末倒置”。　　
哲学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感知与认知的思维方法，那么哲学包含有感知与认知的对象和人的思维，即客观世界与人的主观世界。主观理性思维方法有各种各样，虽有千差万别，目前归纳有以客观事物为认识论的主体“唯物论”
和以“唯书唯上”
与“唯利唯上”的“唯心论”。唯物论中有就事论事的经验至上的机械唯物论，它和唯心论者一样，以一孔之见，一种观点，即带著有色眼镜看世界；用一个模式，或一成不变的教旨、教条去格式化“生生而易”的的客观世界。机械唯物论与“唯书唯上”
和“唯利唯上” 的唯心主义主导了两千多年的国人思维。“唯书唯上” 的哲学主宰了“政治至上”中国社会；“唯利唯上”
则主导了发展经济的社会。　　
今日世界巳经造就的少部份人高速增长的高消费文明。它是以耗尽地球资源、牺牲芸芸众生的生存环境，绝灭物种为代价的。今日的文明，无论是野蛮的武力霸占或是在强权维护下的商品市场规则，均是掠夺地球资源的与他国他人资财的奢侈文明。唯上的政治专制与唯利的市场法则这两股绞绳，正绞杀著今天的人类。这些都是主导人类的哲学思维的错误。　　
主宰世界，征服自然，占有资源和财产，奴役驱使他人，称霸天下是政治家、野心家的人生哲学，他们不惜一地手段，追求个人的发展。谋求名利，金钱至上是不少人的人生哲学。这就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种族之间，国家之间分离与对立；这些恶果是个人主观世界与客观界的分离的后果，也就是哲学思维的错误而产生的人生观与世界观。统治者或主宰者运用武力与法律进行对他人他国的资源财产剥夺与掠夺。他们的发展是建立侵占他人与他国的利益的基础上,
是向自然贪婪地撄取、永无休止的掠夺。他们从未想到给他人他国和自然以回报。以致出现了永不休止的社会动乱和战争；也导致了生态危机，出现了大地沙化，水域荒漠化；物种因而大量的绝灭；资源、能源枯竭，洪涝地质灾害频频，恶性疾病层出不穷，致使人类面临着生存危机。这是主导人类的高消费文明，也就是奢侈文明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今天的人类在死亡与消亡面前，在未雨绸缪的时刻，尚不进行反思，若变本加励地一意弧行的话，从人类从地球上绝灭，出现地球史上的第六次物种大绝灭。而这一次比前几次来得更快更猛烈。　　
人类为挽救自己，首先要改变哲学思维，才能树立起顺于天道，合乎人情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也就是 “天人合一”
的哲学观。全球一体，共求生存，建立“天人合一|的阳光经济，让人类与自然和谐共荣。　　
“天人合一”
是中华文明的传统哲学观　　
“天人合一”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哲学观，它是中华文化发展永恒的命题。“天人合一”
的思想起源于农业生产，在农业生产中而形成的中华民族的世界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解读。　　
史前的“天人合一” 合于天
中华文明之始是伏羲创“八卦”。《》曰：“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正因为这样，《》才能“与天地准”，才能“弥纶天地之道”。“八卦”
就是“天人合一”的产物。“八卦”视自然界为一个整体，其中的每一卦有上、中、下三个爻位，用以表示上天、下地、中人通。天、地阴阳之变，人与天地之气交便成“天人合一”
之一体，以表示某一事物或现象。　　
文明的发展,“八卦”不足以表达人们所认识的事物。神农氏遂重卦而成64卦，那时神农炎帝生活在湘南衡岳之地，从事农牧生产。开门见山，便将“艮卦”
的重卦置于64卦之首故称《》。禹治水，分天下为九州, 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认为万物归藏于地，便将“坤卦”
置于64卦之首而称《》。西伯侯姬昌被纣王囚于羡里而演“易”。他认为推翻商纣的统治是受命于天，故将“乾卦”置于卦首，而为《》。孔子著“十翼”
注释《周易》而成《》。汉初整理《易经》而成《》。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经学博士” 而产现了“易学”，这就是“易”
的演绎过程。　　
朱熹称《周易》为卜筮之书。这反映了史前对天的崇拜文化，先民包括诸侯国君，蛮酋酋长认为人的一切活动，要顺从天意。收成的丰歉，事物的凶吉、成败，顺天意而定行止。这时的天是主宰人类命远的“天神”。人与天神的沟通是靠卜筮和卦辞才实现的。而卦辞是综合了千百年来先人各种生产生话经验而制定的，它传达了历史与自然各种信息。对天地崇拜，至今仍保存在传统的祭祀活动与庆典之中；在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梅山文化中将其更多的保承下来。　　
老庄的“天人合一”
在于自然&&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说：大道自然。老庄认为天，地乃自然之物，并没有什么神灵。它是由“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所产生自然界。后来的阴阳家将其解读为，一乃元气的太极，二乃阴阳之气，阴阳二气相交而生万物。事物的变化，“玄之又玄”曰之玄德，人与天地万物通，必需修道从求其道。修道之人必须“致虚极，致静笃”。求道之时，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小心谨慎，恐有失误。反对那些不知常，妄作凶的行为。在治世方略上主张绝圣弃智，无为而自化。在天、地、人的相互关系上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自然，杜绝人们自以为是，和“不知常，妄作凶”的行为。反对将个人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的人，更反对那些将政治强人与圣贤将主张、教条强加于社会与自然的主张。这是老庄“无为而治”、“
大道自然”的“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
合于“仁”& 从文王演”周易”
之前, 由天主凶吉的认识论到孔子时巳转向由人主凶吉的阶段。武王伐纣，周公姬旦制“周礼”
建立周王朝的典章制度，统一天下，稳定社会，安定民生，都体现了人主凶吉的思想。从西周的灭亡到孔子时，巳是“礼崩乐溃”
的春秋时代，天神的理念己淡化。应该说中国人的哲学思维这时己从神权的禁涸中开始解放出来了，才有诸子百家的文艺复兴。孔子及其创建的儒家思想就是突出的代表。　　
孔子以“明之不可而为之”
的坚强意志，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忙忙于丧家之犬，推行“克已复礼”和“法先王，兴故国”
的主放。到处碰壁，到五十岁时才知“天命”。从这时起他才得易、学易，并作“十翼”
注释《周易》而编成《易经》，开创易学的“义理派”，成为儒家义理派创始人。孔子学易之后，不再坚守某种信仰和教条，随时而变，后世称他为“时之圣人”。而他的义理学传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开创了“唯书唯上”的世俗哲学而形成为儒家“礼教”。孔子很少谈天道，更没有谈及天神。他的“唯天为大”，“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及“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在这里，“天”是道德权威性的最终依据。“天命”
是自然之属性。孔子以义理注释《周易》，而实现天人合一。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和宣扬“施仁政”。 子曰：“立已先立人”，“
达己先达人”，“己不所欲，勿施于人”。孟子在解释孔子的“仁义”与“仁政”
时说，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曰仁，羞恶之心曰义。行不忍人之政曰仁政。孟子说，仁义礼智四者是人之天性，人皆有之，故人性本善。人之善性是“天之与吾者”，又是“吾固有之”，因而在“仁、义、礼、智”上实现“天人合一”。孟子说，人性在于人心，故尽心则能知性。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而人之善性虽性相近，而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尽心乃勤于学习之心，求至善之心。孔子与孟子的观点是在“仁”
学上实现“天人合一”。　　
墨子的“天人合一”
在于“兼爱、兼利”
&&墨子说：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久明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必为之，天之所不欲则止之。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以其兼而爱之，崇而利之；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墨子·法仪》）。墨子理念中的天，是个道德高尚无所不在，无时不有，无所不能的人格化的天神。他在《》篇中更多地体现了这一观点。他以天神和鬼神的意志来推行其“兼相爱，交相利”
的主张。在爱自已的同时，也兼爱他人；在自己谋利的同时，也使他人获利，曰之相交利。在兼爱兼利的政治纲领下实现“天人合一”。　　
西方文明也主张博爱，但他们推行的是竞争法与斗争论。在人的社会活动中采取不惜一切手段，把别人击倒，取而代之，进而消灭之，使自己成为行业垄断者，天下霸主这种竞争法原自于而是以海盗式的侵略、掠夺行为；斗争是他们在抢劫中所形成的天性。“天人合一”以农为本的经济发展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农业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要实观人类社会的和平相处，和谐发展，而每一个人要有“兼爱、兼利”
的思想。树立利他人之事则为，害人、损人之事则止的行为准则。抛弃那些“竞争论”、“
斗争说”，才会达到天人合一的境地。　　
“天地合德”
是《易传》的天人合一观&
《易传》作于孔子《易经》之后，是研究“易” 的经典著作。它精辟地阐述了古代易学的精义。“生生之谓易”
就是其中之一。，生生而德是“易”的灵魂。“生生之谓易”，这是“易”的精髓，无论“变易”、“不易”或“简易”，都在“生”这个根本意义上得到了统一。所谓“穷神知化”，也是从这个“生”
字上说的。穷尽天地万物变化之理，也就是“顺天命之理”，是为了完成“盛德大业”，这就是“天人合德”。它是指向“天人合一”境界的。到了“穷理尽性而至于天命”的境界，就可以“顺天体命”（《》）、“乐天知命”(《》)了，也就是找到“安身立命”之道了。这是人的终极价值的实现，人生的意义即在于此。“顺天命之理”，完成“盛德大业”，这是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主体精神的发挥。乾天道之“健”，坤德之“厚”，君子皆具之，故与天地并立而为三。它不仅讲“修德”，而且讲“居业”,“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系辞上》），这种积极有为的思想，是《易传》的一大特色。但必须在“天人合一”的境界追求中实现的。天地之盛德，富有之大业是生生不息、万物繁庶。君子之盛德大业是“正德、利用、厚生”。在《易传》作者看来，人类文明就是在这种境界中创造出来的。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
是“天人感应”&
董仲舒为汉武帝时人。他向汉武帝提出了“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从此，中国社会进入了儒家一统天下和对文化专制的时代。他的王道乃三纲，奠定了纲常礼教，等制度的理论基础。他是封建专制的首席理论家。他的思想与主张出自于他那“天人相副”的“天人合一”。他的天人相副，不仅将皇权神化，而且凌驾于天神之上，而合法化。　　
董仲舒说的“天”，不是上苍的“天帝”。而是“天、地、阴、阳；木、水、土、金、火者九，与人而为十者，天之数毕也。”《》这句话的最后一个“天”字，即“人本于天”之天。人之本就在于这个全体之中。董仲舒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所以这种以人为副本之“天”，不过是具有人的意志的自然全体。他的“受命于天”，不是顺应自然的天，而是天要顺从帝王的意志。　　
基于天人相副，董仲舒认为，天与人交相感应，所以人的不道德行为都会从天那里得到赏赐或惩罚，而出现“天怒人怨”，降天灾以惩罚之。　　
董仲舒以天人相副为根据，提出“性三品”
和“三纲”之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这样，王道就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乃礼教的教旨“三纲“。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妻就完全成了一种等级森严、极不平等的主从关系。
　可以看到，董仲舒的“天人相副”思想，把帝王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把孔孟的伦理道德思想变成了贵贱主从的人伦关系学说。由他奠定了封建社会的“纲常礼教”。　　
张载的“天人合一”
是“万物一体”　　北宋理学家的“天人合一”是从孟子的“上下与天地同流”、“万物皆备于我”的简单朴素的论断，发展为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天人同构”思想。　　
第一个阐述事物对立的统一规律的北宋理学家张载在《》中写到：“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实际说的就是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张载还说：“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所谓“能体天下之物”之“大心”，也就是一种能破除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隔阂而能体悟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张载在《》篇中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由此出发，凡能体悟到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有息息相通、血肉相连的内在关系的人，便必然能达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天人同构 天人合一的境界。　　
程颢与王阳明的“天人合一”
是一体为仁&&&
在宋代理学家中，北宋人程颢第一个明确提出了“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论断。这就是说，人之至善的本性于“仁”，源于“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如手足不仁，气己不贯，皆不属己。故博施济众，乃圣人之功用。”（《》卷二上）这段话非常生动形象地说明了“仁”与“万物一体”之间的密切关系。凡保有“仁”之天性者，皆能与天地万物密切相与而为一体，故能爱人爱物，如同爱己。“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二程遗书》卷二上）程颢关于“仁”源于“万物一体”之说，显然是对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和张载所谓“天地之塞，吾其体”
之说的更具体而生动的申述和发挥。他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命题足以代表宋明理学关于“仁”的本体论的观点。　　
　明代王阳明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对人心与万物一体相通的内涵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在他看来，这“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是靠“心之仁”联系起来的有机整体，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一体之仁”。没有这“一体之仁”，人与天地万物之间彼此就会麻木不仁、痛痒无关。正是有了这“一体之仁”，才使“大人者”能“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此“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故一般的人也能“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甚至见自然之物，亦“必有不忍之心”、“悯恤之心”、“顾惜之心”。（《》）王阳明正是根据这种“一体之仁”的基本观点，强调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皆其昆弟赤子之亲”（《》）和“满街都是圣人”（《》下）的道德思想。一体为仁，视天下为一家，社会才能实现和谐。一体之人，见自然之物必有悯恤之心，自然生态也和谐共荣；一体为仁，才能实现天人合一。　　
王阳明对“仁” 的看重，给自已起了个“守仁”
的名字。　　
朱熹的“天人合一”
是“去人欲，存天理”。 南宋理学家朱熹发扬了程颢的“理在事先”
的观点，以孔孟之言作为理的终极。他编注“四书”“ 五经”
作为书院及蒙学的教材。通过教育，把孔孟之理传输到世代中国人头脑之中。后世的统治者则采用开科取士的办法，激励学子，弘扬孔子义理思想。逐渐形成“纲常礼教”。朱熹提出：去人欲，存天理。才能实现天人合一。
王阳明以“求至善”
来实现“天人合一”&
与朱熹同时的陆九洲、陆九龄强调“理不在心外，心即是理。”从而建立了“心学”。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也继承和发展了程颢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因而成了中国哲学史上“天人合一”说之集大成者。他认为人与天地万物一气流通，“原是一体”，天地万物的“发窍之最精处”即是“人心一点灵明”（《传习录》下），人心即是天地万物之心。是人心使天地万物“发窍”，而具有意义。离开了人心，天地万物虽然存在，却不能开窍，而没有意义。王阳明的“天人合一”思想使人与天地万物之间达到融合为一的境地，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为“天人合一”的主体精神。　　　
怎样实现“天人合一”，王阳明提出“求至善，存天理，致良知。在求至善之中，尊重客观即天理，以提高主观认识即致良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地。这就是王阳明的“天人合一”
的主张。　　
明清之际，“天人合一”的思想式微，王夫之虽多有“天人合一”之说，但他的“能所”的观点已包含了浓厚的类似西方主客二分的思想。　　
“天人合一”
是中医之道&&&
《》是古老的中华医学经典，是先秦之前的医书。它从天人合一的观点来阐述致病、生病与医病及强身健体的机理。人若不根椐自巳的身体状况，适应天气变化而衣著饮食就会生病，“天人合一“致身体健康是一般的常识，也是道家修道强身养生至高境界。　　
中华医学视人与周围环境为一个整体，人的各部器官为相关联的一个整体。并与气候病源等诸多外界因素进行综合诊断。它有别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并以固本原为基本出发点，进行综合诊治。如一种治乙肝的中草药秘方，就是开胃的药方。针炙的“头痛医脚”乃中医神奇之处，只不过巧妙地运用了“天人合一”
整体思维。　　
“天人合一”的军事思维&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时、地利、人和就是战争的“天人合一”
的哲学思维。它是战争成败的笫一因素，因而是军事战略家首选的战争原则。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是主导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解读。它反映了中华民族思维的发展进程。　　
首先是对天地的界定上，有由神到物的转变。在殷商之前的易学是卜筮之学。流传至今的各种祭祀活动，首先必敬天地之神。在宗教未萌之前，对天地的崇拜，以天地作为主宰人类命远人格化之神。他是道德的典范，由它们构建起道德法庭，以赏善罚恶。天地之德是人的行为最高准则。先人对天地的崇拜，制约著人类对自然，对他人的侵犯。也枸筑了中国史前的“三皇、五帝”
大同社会的文明，致使社会祥和与进步。随着私有专制社会的出现，由对天地的崇拜而转向对帝王，对权力，对金钱的崇拜；由天神主凶吉而转为由人主凶吉，而出现了诸子百家治世之说。而天地自然成为人类掠夺的对象。泛义的天的界定，有儒家以仁义为天，老庄以自然为天，墨子以兼爱为天，董仲舒以“天、地、阴、阳、木、水、土、金、火、九，与人而十者，为天之数。宋明理学以“天理”
为天的各种界定。也就是西方哲学的一个人主观认识之外的客观世界，人就是个人的感觉与认识的主观世界，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为“天人合一”
在天人关系上由人对天的崇拜到民吾同胞，物吾与之成为天人一体的整体思维，提出了“人人平等” 与“众生平等”
的理念。但未形成向专制挑战的势力。老子提出形而上的道即人们的主观世界与形而下为器即客观事物世界的哲学观念。二者合一乃“天人合一”，乃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怎样达到“天人合一”的境地呢？王阳明提出了“求至善，存天理，致良知”
的实践论。[注]　　
&&&&&&&&&&&&
“天人合一”新释　　
“天人合一” 是中国人的传统哲学观。虽然中国人对“天”
有不同的定界，我想还是引用西方哲学概念来定界“天、人”
概念。即一个人思维之外包括自巳身体在内的客观事物世界为“天”，一个人的主观思维世界为“人”， “天人合一”
就是人的主观认识要适应“生生而易”的客观世界。“天人合一”
是主观认识与客观世界的统一。这种合一就是与人合于德，与万物合于生，与日月合于明，与天地合于自然。　　
与人合于德
&&什么是道德，老子说：道生之，德蓄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其意是：万物生于道，畜养万物乃为德，使其生长、发育、成熟、结果，并培养呵护之。不将天下万物不据为已有，创造万物不自恃有功，养育万物而不是为了主宰他们，这就是至高的道德。王阳明说：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存天理，致良知。其天理便是“道”，良知就是德。哲学的观点不仅仅是恪守什么“仁义礼智信”
之类的格言或宗教的教旨教义，更重要的是在于养育万物，创造万物，为万物的生长创造有利的条件，即创业。在创业过程中，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存天理，致良知。那些为私利对万物占有欲，那些欲主宰万物乃至主宰世界的思想行为，以及不进行调查研究，奉行“唯书唯上”
与“ 唯利唯上” 世俗哲学的人，以侵占他人的利益为前提，以牺些地球的资源为代价，求得少部人的发展观，显然是违背了 “与人合于德”
的哲学观，其结果是天怒人怨。　　
&与万物合于生&
今日地球大千世界，物种千万，气象万千，在于繁衍过程之中“生生而易”。人类史前的地球，物种在不断地增加，其种群不断扩大，绿色葱茏，生态祥和，这就是“生生之德”。没有“生”，就没有世界。　　
& 物体的“生”
的条件，首先是他的种质资源，也就是有各自的遗传基因，这就是本源。其次是在它的环境（系统），也就是在他生长过程中的相应生态。生态是在生长地域的气候、水土、肥料及其关物种多元因素和谐状态。良性生态促使生物生长增殖。在这一系统中，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的物质生产是基础。众多生物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一条食物链，在食物链上构成的平衡，使他们维持一定的种群种群数量，以实现生态平衡。　　
以利为本的工业商品文明，使全地形成为一个整体（系统）。今天的这个世界，濒危生物急骤增加，物种大量绝灭，地球资源如石油资源的枯竭，当今社会赖以生存的石油经济的消亡，时日可数。能源危机，资源危机，生态危机，人类己面临着生存危机。这是几千年来人类的奢侈（高消费）文明自酿的恶果。人类的发展以毁万物灭众生为前提，结果是自掘坟墓。　　
万物的生在于适应生态的变化而增强内在刚健因素，促进自我发展。这也是人类史前的生生之道。而人类奢侈文明，一方面肆无忌惮地砍伐森林，侵占绿地、湿地，破怀生态环境，造成物种绝灭。另一方面，滥用科技手段，盲目引种，滥用激素和化肥农药和使用克隆技术，加速物种的绝灭。　　
人类无节制的生育，人囗爆炸性的生长，破坏了全球的资源物质的贮备及生产与消耗之间的平衡。每一个人生长生活必需有一定的物质消费量，其消耗总量必须与地球绿色植物的物质生产量相平衡。为增加粮食生产，放火烧山，围湖造田,从而绿色植被不断被侵占。耕地荒漠化，大地沙化，绿色植被的褪化，造物功能消失，食物链被摧毁，这是农业文明已出现的恶果。　　
工业商品文明不断扩大和刺激人的恶性，即色欲，情欲，土地、财产、资源、市场和金钱占有欲和称霸的野心。他们把恶性膨胀美之名曰“发展经济”。这种“发展”
是建立侵占社会公共资产，国有资源的基础上，是以牺牲大多数人的生存权益为前提，并以牺牲环保生态及国内市场为代价。市场经济，就是以刺激社会消费的游戏规则。难填的欲壑，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商品的无序生产，在“发展”
的盅惑下，项目分散及重复上马建设，各式各样，名目繁多的“开发区”，造成对土地资源，物产资源，环境生态及对人民生存权的赤裸裸的剥夺。　　
工业、市场文明造成的工业三废污染、热污染、农业污染和城市生活废水污染，使全球水域的变成没生命的死湖、死海，水生生态的恶化，水生生物从而绝灭，市场文明正加剧地球资源的消耗与恶化全球生态，如全球的温室效应，正威胁着人类。　　
工业文明市场经济的发展，它正毁灭生态，绝灭生物，正毁灭世界，最终毁灭人类自已。与“天人合一”合于生的哲理背道而驰。　　
与日月合其明&&
对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各种解读。有道家说：一为太极，二为阴阳，负阴抱阳，二气相冲而万物乃生。我的一种解读是，“道”乃黄道，其是日、月、星辰包抬地球运行的轨道。“一”是太阳，地球沿著黄道绕太阳旋转，昼夜交替，春去冬来，周而复始，阴阳互变，形成周而复始的气候，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而化生万物。阳光是地球生物所需能源与资源之源。只是阳光化生为物质资源，乃是万物的本源。绿色植被的光合作用，才出现朗朗乾坤，人才能日月合其明。　　
地球生物的器官组织，蛋白质是主体。生物的生命活动是各种蛋白质的代谢活动。可以说，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物。而太阳光中的紫外线能破坏蛋自质结构，杀死细菌等低等生物或使高等生物的皮肤发生癌变。在元古和太古期的地球，在没有叶绿素生物的地质年代，大气层因没有氧气而称还原型的大气层，此时没有臭氧层，紫外线直射地面，生命发生从而发生在深海。当绿藻产生之后，其光合作用生成的氧气进入大气层，才遂渐改变其成分而变为氧化型大气层。氧气在电离层中生成臭氧，逐渐形成臭氧层，其隔离了紫外线辐射到地表，生物才由海洋走向陆地，生物出现了物种在陆地的膨化期。在古生物进化史上，产生过五次物种大绝灭。其中第四次是由于近太阳系的宇宙大爆炸，导致臭氧层破裂，大量紫外线辐射到地表所致。在现代化经济中的一些化学品的生产和使用，如致冷剂氟里昂，已造成臭氧层形成了空洞并在不断扩大。若不遏止，会重蹈覆辙，加速了以人类消亡为特征的笫六次物种大绝灭。　　
大地砂化，沙尘暴频繁侵袭。试问在沙漠之中，在沙尘暴的侵袭之时，何以言与日月合其明。　　
工业及高消费生活的热污染所产生的地球的温室效应，全球气候变暖，冰川融化，周期性的气候因之而改变，生态随之而恶化。因海平面升高而消失的岛国，人类处于频繁高温热浪与洪水困扰之中，何以言与日月共其明。　　
与日月共其明，归根到底就是要优化地球生态环境。节制消费，减少对绿色植被，杜绝各种污染源。建立“天人合一”
的阳光经济。　　
与天地共自然&&
这里所指的“天”是大气层,
“地”就是地球上的生物世界，自然是自然而然的自由自在的状态。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法者有取自或依靠的解读。天地间的所有事物，都是在自然状态下生长发育，自生自灭之中。在生物在长达十亿年漫长的发展时期中，把一个天地玄黄,
大地洪荒的地球变成绿色葱茏，万紫千红，物种万千的世界，造就了丰富的物种基因种质资源，留下了丰厚的物产生态资源，贮备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资源，有效地保存了地球矿产资源。老子那时虽不知自然神奇造化和留下的无量功德。以他的睿智，在2500多年前就提出了人与天地即宇宙相生相依的总纲，就是“道法自然”。　　
自农业文明的产生，刀耕火种开始了对自然生态的破坏，私有专制下的少部分人的奢侈文明，加剧了对资源的掠夺和对自然生态的肆虐。在生态条件较为薄弱且文明高度发达的地方，出现了荒漠化与沙化，如巴比伦文明由此而消失，埃及金字塔被沙洲所包围，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已是荒凉的黄土高原。工业商品文明对全球资源的掠夺，对自然生态的破坏，真是罄竹难书，无以复加，巳使人类已面临着生存危机。人类所犯下的各种错误和罪孽深重，都是在谋私利的蛊惑下，在金钱和权利的诱惑下进行的。奴役他人，吞噬社会资财，称霸天下，这类主宰社会的人，主导了历史的发展方向。这些人以个人的意志取代了自然的心态，违背了道法自然的哲学观。　　
人类社会行为的转变，莫大于哲学观的转变。人类要走出死亡谷，必须建立天人合一的阳光经济。首先要树立与天地共自然的哲学观。要批判主导当今社会的马歇尔的“市场经济论”
和凯恩斯以消费促经济GDP增长的经济发展观。树立以生态资源增长的节约型的阳光经济。就是发展以农业为基础，生物工程为主导，以政府为导向的社会经济。把社会经济建立在太阳光能这一资源能源的基础之上，把科学技术的开发著眼于太阳光能及其二次能源如水力能、风力能、海洋能的转化利用研究上。保护海洋水生生态资源，建立海洋资源、能源生产基地。　　
转变社会人员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增强其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把个人生活的目的由追求个人高消费型转向社会服务型，把敬业尽责与乐于奉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作为全社会人员基本品德，并使之形成社会的风尚。　　
转变政府行政的职能，由为少部人谋利益的专制官僚权谋机构，变为建立阳光经济的协调机构；把治民、管民、驭民的法治转变为对官员的治法；把发展高消费的现代化城市的城镇建设，转向发展边远山区的生态工程建设；把消费型城市转化为生产服务型、阳光工业生产型城市；利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杠杆给城市消肿，减少消费人囗。　　
当社会的意识形态由主宰型变为服务型；社会生产由资源、能源的消耗型变为生产型；当社会经济由以消费为纲转入节约型经济；社会经济由石油经济转入为生物工程为主体的阳光经济的时候，人类才能说与天地共自然。只有“天人合一”的阳光经济的社会经济的建立，人类才步入“天人合一”
的时代。　　
& 从农业生产发生发展起来的“天人合一”
的哲学观，包含了人类社会的和谐与共融，还包括人与自然相生相依与共荣。　　
中国人的“天人合一” 哲学观，不同于由海盗、强盗发展起来的生存竞争而建立起来的“竞争、斗争” 哲学观。“天人合一”
哲学观认为“相交利”，而西方人的哲学是相交斗、相交竞争。处于和谐状态下的自我完善而刚健（天行建）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而西方哲学认为竞争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巨大差别。　　
以农为本是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的本源。　　　&　　
&“天人合一”的人文意蕴
在中国天人合一思想发展史上,张载超越了前人的思想局限,从气本论的高度和人性论的层面,阐发了独具特色的天人合一思想,合理地论证了天人之所以能够合一的问题,赋予天人合一思想深厚的人文意蕴。
　　天人合一思想萌芽于西周时期的天命论。春秋以降,天的人格神意义被削弱,一些思想家将天伦理化政治化后,作为形上根据,论证他们的伦理、政治理想的合理性与神圣性,典型的代表有墨子的天志、尚同理论,孟子的天人合德理念,以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等。但这些思想家都没有很好地阐明天、人何以能够合一,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留下了令人遗憾的缺陷。直到张载,才突破了前人依赖经验现象论证天人合一理论的局限,深入到本体层面,明确以元气来说明天、人的共同基础,从而更好地论证了天、人能够合一,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其中的神学迷信氛围。张载还通过自己的二重人性论、民胞物与思想,增强了天人合一思想中的人文意蕴。
　　中国哲学史上的天人合一思想尽管源远流长,但张载却是明确使用“天人合一”这个概念(名词)的第一人。而气本论的引入,则是他能够超越前人思想的理论基础。张载认为,整个世界不管是无形的太虚,还是有形的万物,都统一于元气,都是元气的不同存在形式:“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凡有皆象,凡象皆气。”(《》)气具有物质性的特征,它不断地聚散变化,产生出了万事万物。天由气化而成,“惟运动一气,鼓万物而生,无心以恤物。”(《》)而人同样由清、浊不同之气所构成。天与人具有共同的物质基础“气”。这样,张载就从本体论上说明了天人转化合一的基础。
　　在气化说的基础上,张载还把世界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内因。他提出“凡寰转之物,动必有机,既谓之机,则动非自外也。”(《》),这里作为内因的“机”,其实就是气的阴阳二端“循环不已”的交感作用:“游气纷扰,合而成质者,生人物之万殊;其阴阳两端循环不已者,立天地之大义。”(《正蒙·太和》)通过气化与阴阳的结合,张载不仅从本体上,而且从存在、发展方式上论证了天、人具有合一的基础。其实董仲舒即已提出“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以气之阴阳论说天、人。他还用自然界中的阴阳现象去论证社会中阴阳关系的合理性,主张“阳贵而阴贱”(《》),并将社会中的阴阳关系固定化。然而自然界中的阴阳关系,如上下、寒暑、南北等,都不是绝对的,董仲舒也承认它们是可变的,既然天人合一,何以在社会关系中,阴阳的地位却凝固不变呢?董仲舒对此没有说明。张载放弃了董氏的类比思维方法,转而从事物的存在和发展方式上寻找到了天人合一的基础,使他避免了董仲舒的理论困境,超越了前人的理论思维水平。故同样使用气、阴阳的概念,董仲舒的论证显得粗糙,而张载的论证却较为精致。
　　张载不仅从本体与存在方式两个方面说明了天、人合一的基础,还通过民胞物与和二重人性论思想赋予了天人合一思想丰富的人文内涵。张载认为,乾坤的交合运转形成了整个宇宙,天地赋予了每个人肉体和品性,所有人都是同一对父母(天地)所生育的儿女,而天地间的万事万物,和人类一样,也是同一对父母(天地)的儿女。因此,人与人,人与万物都是同胞和朋友,相互之间应结成和谐友善的关系,成为和谐共生的整体。当然,民胞物与思想的落脚点还是人伦关系。张载力图使伦理亲情渗透到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调节政治上的等级关系,使它在强调尊卑的同时也带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调节血缘亲情之外的人际关系,使其也带上关怀与同情。富于伦理亲情的人道精神,是民胞物与思想的鲜明特色,是张载天人合一思想中人文意蕴的重要体现。
　　张载天人合一思想中的人文意蕴还表现在他的二重人性论上。他认为气的普遍本质构成人与天地万物的本性,即“天地之性”;而“气质之性”,则是因稟气不同,体现在每个人身上的特殊气质。“天地之性”普遍而永恒,而“气质之性”则随气的聚散变化而变化不定,前者是后者的本源,后者由前者派生出来。“天地之性”虽是全善的,但“气之偏”会障蔽“天地之性”,使其中的善质无法完整体现,从而使个体出现良莠不齐的状况,这就是人性恶的根源。但张载又认为,“气质之性”不可能绝对障蔽“天地之性”,一切障蔽都只是暂时的,是由于不学习造成的:“天所性者通极于道,气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极于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学也。”(《正蒙·诚明》)
　　由此,张载提出“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正蒙·诚明》),而“善反”之法,就是学习,“为学大益,在自能变化气质”(《》),一旦变化了气质,就能回复到“天地之性”的全善状态。他鼓励人们将自己的“气质之性”转化为“天地之性”,因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同本于元气,而“气质之性”又出于“天地之性”,“天性在人,正如水性之在冰,凝释虽异,为物一也。”(《正蒙·诚明》)人能够具备“天性”正像冰必然具备“水性”一样,只要坚持学习转化,就能做到“恶尽去则善因以成”(《正蒙·诚明》)。张载提出二重人性论,解决了善从何来,恶从何来的问题,给人“反”善的信心与希望,并指出了由恶返善的有效途径,在自己的天人合一思想中,为人性善恶及伦理道德修养提供了理论依据。
　&&&&天人合一思想 对中国语言的影响
“天人合一”是易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些年来，学界谈论甚多，在一定范围内，它已经被作为易学甚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因此，弄清这个概念的本来含义，对于易学研究和传统文化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然而，要弄清这个概念的意义，不能根据我们当代学者对它的望文生义的理解，而应该求助于古人自己的言论。看一看，在古人的观念中，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含义。而要弄清“天人合一”的含义，关键又是弄清“天人合一”中的“天”是什么意义。
本人从《》中共找到二百余条明确表述“天人合一”的材料。发现“天人合一”中的“天”包含着如下内容：1，天是可以与人发生感应关系的存在；2，天是赋予人以吉凶祸福的存在；3，天是人们敬畏、事奉的对象；4，天是主宰人、特别是主宰王朝命运的存在（天命之天）；5，天是赋予人仁义礼智本性的存在。今天不少人把“天”理解为自然界，因而认为“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合一”的内容，则一条也没有找到。
本人现在把这些材料公布出来。供关心此事者研究、讨论。需要说明的是：1，这些材料本人只是粗略加了一些标点，未及推敲，也不想推敲。因为研究者都有相当的古文水平，也用不着我去推敲；2，略去了一些。所略去的，是那些重复的，或是观点已经明确、无须再重复引证的。好在《四库全书》现在不是难找的书，如对这个资料不相信，可以自己去查。
另一需要说明的是：最早使用“天人合一”概念的，现在所能查到的出处，是张载的《》。然而和张载同时的程颐就不认可，他说：“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依本人理解，张的“合一”，程的“无二”，其内容是说，天人同此一气，或同此一理，人的仁义礼智本性乃是天的赋予。在他们的著作中，这个赋予人以善良本性的天也是一个人们必须敬事的天，是一个可以和人感应的天，是可以给人以吉凶祸福的天。
再往前追溯，则此一思想的发明者可以归于董仲舒。董仲舒的名言是：“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在董仲舒那里，天是一个有喜怒哀乐的天，当然，也是一个主宰世界，可以和人感应、能够给人以吉凶祸福的天。
在董仲舒那里，“天人一”的“一”，是“一类”的意思。因为在董仲舒当时，由于自然科学新的发现，人们知道，物与物在不接触的情况下是可以发生感应的。比如磁石可以吸铁，琴弦可以共振等等。人们认为，感应的发生，是由“气”在做着它们的中介。同时人们还发现，以气为中介的感应，是有条件的。比如磁石可以吸铁，但不能吸铜；琴弦的共振，也是宫弦和宫弦共振，商弦和商弦共振。如同牛鸣牛应、马鸣马应一样。于是得出结论：只有同类的事物可以互相感应。董仲舒为了论证天人可以感应，首先需要论证天与人同类。这是天人合一的现实背景。
董仲舒论证天人同类的方法，叫做“天人相副”。即，人是天的副本，“拷贝”。比如，天是圆的，所以人的头圆；地是方的，所以人的脚方。人为什么有两只眼睛？因为天有日月；人为什么有四肢？因为天有四季；人为什么有喜怒哀乐？因为天有阴有晴。天有三百六十日，人的骨头有三百六十节。如此等等。类似的思想发展到宋代，就出现了明确的“天人合一”说。周敦颐的《》，邵雍的先天图，都被认为是讲述天人合一思想的代表作。那里讲的也是，人的仁义礼智本性是天所赋予的，人世的秩序是天的秩序的副本。
再后，天人合一思想就成为解读《周易》的基本思想，易学中，“天人合一”的概念多起来了；天人合一也成为解读古代其他经典的基本思想，在对于其他经典的解读中，天人合一的概念也多起来了。到今天，天人合一似乎又成为中国古代所有思想的核心，并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被赋予了它从来不曾有过的人与自然和谐、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等等意义。
《周易》在历史上和自然科学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纠葛。和天文、数学，和物理学的分支“音律学”，和医学、生物学，和古代化学，都有过纠葛。然而就本人所见的材料，则是应受批评着居多。在正史的天文律历志中，就可以找到不少用所谓“易数”去掩盖历法数据的真正来源的事例，也有用阳动阴静的所谓“易理”去否定天文学对日月视运动的观测数据的事例。而借助《周易》推动某项科学成就的诞生，或者推动某类科学发展的情况，则没有见到。近二十年来，所谓“科学易”的研究，其成果也可以说是“丰富多彩”，但未见这项研究能提出那怕一项确切的根据，说明中国古代某项科学成就的出现，某门新的学科或者分支的诞生，是由于《周易》介入的结果。或许，在“科学易”的研究者看来，中国古代这些成就是不足道的。所以他们从《周易》中，从河图、洛书中，从太极图中所找到的，都是外国人所发明的成就。比如二进制，比如相对论、互补原理等等。在某些“科学易”的研究者看来，凡是科学已经发现的一切，《周易》中早就有了。科学尚未发现的，《周易》中也早就有了，只等着我们去发现。因此，有人宣称，依赖《周易》，中国将称霸世界；依赖《周易》，将使二十一世纪成为中国的世纪。
“科学易”研究的成果之一，就是《周易》中的算命术也成了科学：预测学。于是，算命术就堂而皇之的混进了科学殿堂。而那位造谣说“党中央肯定了他”的所谓“易学泰斗”、实际不过是算命先生的邵伟华，他的代表作就叫做“周易与预测学”。可以说，“科学易”的研究，对科学的发展没见什么成效，倒是为算命术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学术保护。
“科学易”的研究者之中，有人认为用《周易》可以预测地震。十多年过去了，不见他们的研究有什么进展？也有的“科学易”研究者宣称，中医师必须懂得《周易》。也是十多年过去了，不知是否有中医师借助《周易》获得了新的成就。本人不懂地震学，也不是中医师。但对《周易》略知一二，深知《周易》没有这样的功能，也深信这样的所谓研究不会有什么实际效果。
1999年以前，“周易热”和“科学易”的研究，和伪气功，和特异功能热的发展，是同步的。一些特异功能或者伪气功大师，纷纷自称或被称为易学大师。一些所谓易学大师，也纷纷自称或被称为特异功能或者气功大师。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杨振宁教授讲话了。他说，不，不是这样的。《周易》中没有人们所说的那些科学成果，《周易》也不是促进科学发展的动力，甚至还起到了一种阻碍的作用。这对于长期沉溺于“《周易》热”、“科学易”氛围中的人们，无疑于石破天惊。于是引来了迅速而激烈的反对。有人甚至不无轻蔑地说，杨教授缺乏易学的基本常识。杨教授是物理学家，缺乏易学常识是非常可能的。然而许多自称为易学专家的人们，几乎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天人合一，但是他们是否弄清了天人合一是什么意思，值得怀疑。因此，他们不仅缺乏易学常识，更缺乏杨教授对于科学和《周易》相互关系的清醒意识，缺乏一个学者对待科学问题的那份真诚。
《周易》是促进还是阻碍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是个可以争论的问题。然而杨教授的讲话，对于二十年来的“《周易》热”，无疑是一种振聋发聩的声音。他促使更多的人去思考，去反思：《周易》对于科学究竟是什么关系？《周易》在传统文化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天人合一究竟是什么意思，它在传统文化中又究竟处于什么地位？进而，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对待《周易》和我们的传统文化。
&&&&&&&&&天人合一观
与中国古典建筑、园林美学思想渊源探微
导读：内容摘要以老、庄为代表的中国道家哲学思想的核心———天人合一观,具有天然的美学品格。它启示于人的至善、至美的境界,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境界;它对中国古典建…
内容摘要以老、庄为代表的中国道家哲学思想的核心---天人合一观,具有天然的美学品格。它启示于人的至善、至美的境界,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境界;它对中国古典建筑、园林设计所体现出来的美学思想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如天坛、故宫、江南典型民居、园林等,就充分展示了中国古建筑、园林设计的群体美、环境美、亲和自然之美,创造出一种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之美,体现了中国古典建筑、园林设计之美学思想的深厚文化底蕴......&
　　以老、庄为代表的中国道家哲学思想的核心———天人合一观,具有天然的美学品格。它启示于人的至善、至美的境界,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境界;它对中国古典建筑、园林设计所体现出来的美学思想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如天坛、故宫、江南典型民居、园林等,就充分展示了中国古建筑、园林设计的群体美、环境美、亲和自然之美,创造出一种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之美,体现了中国古典建筑、园林设计之美学思想的深厚文化底蕴。
　　中国古代的先哲以朴素的系统观念观察整个宇宙,《》云:“天地与我并存,万物与我为一”,是庄子“天人合一”的基本思想。《》提出“乐者天地之和,礼者天地之序。”即认为整个宇宙天地处于“流而不息,含同而化”的状态之中。意思是宇宙之气永远处于整齐、和谐、有序的运化之中,这与庄子所谓“通天下之气”是一个意思。
　　天、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天是相对于大地而言的。人站在地球上,月球是天空中的一个明亮的星体;若人站在月球上看地球,地球就是悬于天空、且比月球更明亮的星体了。若以人为主体,则人体以外的整个宇宙星空都是天,当然也包含我们周围的自然界。可见,人与天的关系实质上乃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认为:天与人原本就是合一的。道家就以“究天人之秘,合天人为一”为根本。《》曰:“天道与人道间,天人相通,精气相贯”。老子《》又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指明了人与自然的共同根源。
　　从人类起源看,人是大自然演变的产物,天人相应系指人体具有了自然属性。人与自然相互通融,万物处于阴阳相交、阴阳互补、阴阳合和的状态中。天体运动在生命体上留下深刻的痕迹与信息,天人合一思想告诉我们,人体就是宇宙全息的缩影。天体运行和谐有序,正常人的生命现象也是阴阳平衡、井然有序的。现代医学也充分证明,胎儿孕育过程,浓缩了人类亿万年的进化过程。
　　东方古贤的天人合一观,具有天然的美学品格。它启示于人的至美、至善的境界,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境界,之于生命如此,之于艺术也是如此。本文结合天人合一观对中国古建筑、园林设计建筑中所体现的美学思想作一探索。
　　建筑美学
　　代表古代人审美观念的中国建筑师喜欢富丽华贵、雍容大度的美,所谓泱泱大国之风。紫金城、阿房宫、长城、嵩岳寺塔、佛光寺、寄畅园、颐和园、布达拉宫等杰作,闪烁着中国古建筑的光辉。有序曲、有高潮、有尾声,空间变化极为丰富。不但从造型、空间布局、总体规划独具特色,而且作为中国古建筑美学的主导思想的天人合一观,在建筑设计中从多方位、多层次中得到充分的展示,体现中国古代建筑的深厚的文化底蕴。
　　对称美源于自然亦道法自然。
　　对称美是形式美的美学法则之一。人的形体是对称的,鹰、猛虎、雄狮、孔雀、金鱼、知了、蝴蝶等等无一不表现出对称的形态。人和动物之对称能给人以健康的美感,若不对称则给人以不愉快的印象。对称美源于自然亦道法自然。中国古建筑道法自然对称之美,无论是宫殿、庙宇、宝塔、桥梁、楼台亭阁等几乎都考虑到“对称”这一美学法则的应用。为什么中国古建筑能给人以美感呢?这是因为“对称”能给人一种平衡感和稳定感,这反映了人们在审美实践中的一种普遍的心理要求。
　　天象数字的应用。
　　天象数字在建筑中应用最多、最典型的可以北京天坛为例。天坛建成于永乐十八年(1420),当时天地合祭,故名天地坛。明嘉靖九年(1530)在北郊另建方泽(地坛),才改名天坛。
　　古代十以内的偶数称为阴数。奇数中的一是太极,三才是奇数之始。天坛几何尺寸严格采用阳数,象天地人之三,故阳爻称九。祈年殿运用天数和象征性数字处有殿高九丈九,屋檐三层,裕谷坊三层,殿顶周长三十丈(象征一个月三十天),外层十二根柱子(象征一天十二个时辰),中层十二个柱子(象征一年十二个月),外中二层二十四根柱子(象征一年二十四个节气),最内藻井下四根龙井柱(象征一年四季),全部柱子二十八根(象征二十八宿);殿顶四周三十六根枋桷(象征三十六天罡);?墙东门外有曲折走廊七十二间(象征七十二地煞)。天坛这一组天象数据和构成的完美的建筑艺术形象及其园林空间,充分说明了天人合一思想对中国建筑学的深远影响。
　　阴阳合抱溶于建筑之中。
　　老子的太极图(即阴阳图),最集中、最形象地代表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太极图表示宇宙两种对立力量(用黑白表示):它们互相共存着,同时又互相作用,相互转化着,由具有动态的曲线表示,阴阳两极并非机械限定,而是一种辩证的运化关系。
　　在中国古代建筑师看来,中国的空间概念永远是两种对立的力量和谐而又动态地共存于统一体之中:虚实、有无、大小、对隔、曲折、左右、色空、起伏、动静、刚柔、敛放等阴阳对立的力量始终处于一个互相对峙、转化、周而复始无限运化的关系之中。
　　佛教强调“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与空的对等,隐喻着物质世界与非物质精神世界的共存和相互转化。显然,佛教创造了一种富有人和自然灵性的“虚空”、“幻境般”的审美意识。而在老、庄哲学思想中,“有”、“无”代表着宇宙中相对立的实体物质与非实体属性的两个方面。任何事物不能只有“有”而没有“无”,或只有“无”而没有“有”。但在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哲学中,则侧重于对立事物中“阴”的融合力,强调“无”的功能。他们把“无为而自然”、“无为而无所不为”作为人生哲学,主张酷爱自然,在自然的无限空间中得以抒发自我心灵和自我满足。这种“无为”渗透在艺术中则表现为“神与物游,思与境谐”的审美意识。由此可见,“色空共存”、“有无转化”、“虚实相生”乃是中国空间概念的核心。它强烈地影响着中国传统的艺术观,也包含着影响中国建筑美学的审美意识。
　　在我国传统建筑中,大型建筑并不意味着庞然大物,而是一系列的虚实相间的庭院与由“间”组成的“幢”沿着某种轴线关系而组成的层层渐“进”(每进入一个庭院就称为一“进”)的建筑群。建筑设计中既要设计“实”,也要设计“虚”。这种虚实相间的层层渐进,充分体现了中国空间概念中“有无相生”的审美思想,气势恢宏的北京故宫是如此,水乡江南一些典型的民居也是如此。
　　群体美、环境美与亲和自然之美。
　　统一之中有变化,变化之中有统一,是美学的最高法则,中国建筑师在这方面有充分的考虑。中国古建筑无论从形式感、造型、格调、色彩关系、高度变化、线条变化等方面,总是从系统美学总体审美效果上创造群体和谐统一之美,强调与环境关系所造成的烘云托月之美,强调亲和自然之美。
　　故宫是一首凝固的交响乐:华表与金水桥就是这首交响乐的序曲,主旋律由天安门、午门逐渐展开,太和殿可视作交响乐的最强音,达到了乐曲的高潮。走到御花园,乐曲就进入尾声。到了地安门全曲圆满地结束。故宫还是一幅画,从任何角度看还具有绘画之美:整个围墙就是画框,画面富于节奏美、韵律美,错落有致的建筑群,从不同的角度看,都是一幅至美的建筑画。
　　中国建筑是内向的,收敛的,其欣赏方式不仅有静态的“可望”,而且也有动态的“可游”。人们在漫游画面中变化无穷,移步即景,情随境迁,从漫游中体会全画的神韵。
　　中国建筑特别重视建筑单体之间、局部与全局之间、建筑与环境之间所造成的美。每个单体只是作为全群的一部分而存在。例如,祈年殿也只有在松柏浓郁的环境中才有生命,太和殿只有在紫金城的森严氛围中才能造成一种神圣的气势;藏于深山中的古寺,深山因与古寺融为一体而变得更加神秘,古寺因深山的渲染衬托变得更加清净,给人以超尘拔俗宁静之美的审美感受。
　　中国建筑不仅重视近区的环境美,而且也注重与更加广阔的大自然的亲和关系,造成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过去风水先生要“观势”、“观相”,实际上就是建筑选址要充分考虑环境因素,应该说,这是颇具美学价值的调查研究。在自然环境中搞建筑要借助于引景、建景、借景,甚至运用对景等手法,把自然景色烘托得更美。天下名山僧占多。古代庙宇的造址,一般选在三面环山、一面空旷朝阳的环境中,既能避风,又能沐浴阳光。如北京的碧云寺、山东的灵岩寺、南京的栖霞寺、敦煌莫高窟等。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恒山悬空寺,背倚翠屏,上载危岩不在巅,下临深谷不在麓,倚山做基,就岩造屋,虹桥飞跨,殿宇悬空,构成惊险奇特之美。
　　以上数例皆为依山之势者,也有不少建筑傍水之姿者,或二者兼而有之,如长江的黄鹤楼,钱塘江的六和塔,洞庭湖的岳阳楼,昆明湖畔的颐和园等,如果不是依山傍水,这些华丽的建筑也就不能相映成趣、借景生色了。在依山傍水的自然环境中的中国建筑,“虽由人作,宛如天开”。自然与建筑二者的关系相伴相存的亲和关系,好像不是人为加上去的,而是地上长出来的。自然与建筑群体组成了一个更大的“群”,可见,“群”是中国建筑的灵魂。
　　中国建筑的特色主要是相对于西方欧洲人而言的。中国人与欧洲人在建筑文化的思维方式上具有明显的差异。
　　欧洲人重视形式逻辑,重视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建筑中这种明确的逻辑概念与因果关系也体现得十分清楚。如西方古典建筑中,将建筑的造型分解为可以理解的各种几何形体,并将它们符合逻辑地组合在一起。绝大多数的西方古典建筑都可以分解成一些简单的几何形体,在这些形体中,方就是方,圆就是圆,任何形体几乎都具有一定的几何形状。欧洲人喜欢在一些宗教建筑上饰以壁画:因为飞鸟都有一对翅膀,所以壁画上的能飞的小天使就合乎情理地安上一对翅膀,完全合乎形式逻辑的因果关系。
　　中国人似乎更重视辩证逻辑,重视事物的辩证统一,将事物的各个部分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彼此不可分割,因此,如上所述,中国建筑尤重群体效果,无论宫殿、寺庙、宅第的群体,还是园林设计、城市规划,均追求整体统一,造成所谓星列棋布、群星拱卫之势。中国人在宗教壁画创作中,无论是敦煌飞天,还是嫦娥奔月,就没有诸如翅膀之类的赘饰,只靠轻飘的自然姿态,随风飘动的衣带,跃然升空,充分体现中国人在处理艺术问题上的辩证逻辑思维方式。
　　在建筑的个体造型上,中国建筑似乎是有意识地回避纯几何的东西,建筑的屋顶、檐部、脊饰都是由一些不可捉摸的自然曲线构成,在艺术趣味上追求“离方遁圆”,这些都使得中国古代建筑在个体造型上迥异于欧洲古典建筑。
　　古代中国人与欧洲人在建筑理论上也是有显著差异的。古罗马的维特鲁特在“建筑十书”中提出了“实用、坚固、美观”三原则,欧洲建筑师对形式美的法则,诸如比例、尺度、均衡、韵律、对称等均有系统的研究,并在实践中运用这些美学法则。
　　上述形式美的法则,在古代中国建筑师看来,只是建筑理论的表面层次的东西,中国人对这些美学法则不仅在建筑设计中运用得十分娴熟,而且中国建筑师的着眼点在于更深的层次上:在于建筑群体的谐和,在于建筑整体与自然、宇宙的谐和,在于建筑与人类自身的谐和,在于体现出宇宙的秩序感与和谐感,从总体效果上给人以威慑人的气势感和感人的崇高的美感,创造出一种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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