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差别的团队合作能力普遍比西方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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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是不是很提倡团队合作?
最近看正义联盟和,这团队合作真心看着很爽
目前最成功,影响力最高...
在香港电影市场的贺岁档...
嘤嘤嘤哼,人家拿小拳拳...
一个春节从“胖”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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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是中国不会团队合作,只会互相"斗"
大到中国的官场,小到学校,都可以看到
组队才好下副本嘛,这点大家都懂的~
人多热闹嘛,也比较方便编故事,像是小虫和谁组队的话,几句吐糟就是一页纸了
其实这些故事早期也没啥团队合作,关键是个人故事讲多了.....然后混合在一起,聚合资源开始了
不是提倡团队合作,而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这样逐渐的,西方的编剧就对这种团队战拿捏的比较轻车熟路了,再看看日漫,经典的就是圣斗士,就算是团队战也还是一对一我感觉还是编剧实力和文化风格的问题
这个话题以前倒是看到过一篇讨论国内外网游区别的
中国人最喜欢群殴
说白了就像现在明星扎堆演电影一样,能够吸引不同的粉丝支持一部作品,结果是双赢。
团队其实好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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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有句话:每个中国人都是一条强大的龙,但是整体上却是一盘散沙。很多领域里,个人比赛,我们经常是冠军,但是团队比赛,我们往往进不了前十名。是什么样的传统文化思想让中国人的团队协作能力如此不可一击呢???一个国家要强大,没有团队协作能力,显然是不可能的。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单打独斗已经很难生存壮大了,必须要有团队的团结协作精神,才能让整体发挥出巨大的能力。很简单的道理,一根筷子很容易折断,一大把筷子就很难折断。现代的芯片集成度越来越高,才发挥出越来越强大的功能,单个芯片的功能是很有限的。中国企业也是很难成长为国际型的大公司,除了那些国家资本垄断的央企外,能够称得上国际大型公司的民营企业几乎没有。温州发展出很多的小商品企业,但好像还从来没有发展出一个类似沃尔玛家乐福这样的大型商业公司。中国的信息技术企业也是小打小闹的很多,很难发展出类似英特尔微软谷歌面书这样的大型公司。到底是什么方面的传统文化思想造成中国人的团队协作能力如此弱小呢?大家思考过这个问题吗?儒家,佛家,道家,诸子百家,各自都有哪些思想跟这个方面有关呢?欢迎大家一块来讨论讨论!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文化。从国际比较文化的角度看,中国是等级度较高的文化,西方是等级度较低的文化。在等级较高的文化中,每个人都想爬到较高的等级,这样大家彼此是对手,协作就差一些。而西方文化等级度低,相对平等,这样合作性就好一些。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体制。中国是官本制,经济上也是半计划经济。既然官管一切,大家都听一级一级的官的,有何团队可言?这个原因也许更重要,因为体制对文化的影响很大。
@gongqi-11 11:25:00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文化。从国际比较文化的角度看,中国是等级度较高的文化,西方是等级度较低的文化。在等级较高的文化中,每个人都想爬到较高的等级,这样大家彼此是对手,协作就差一些。而西方文化等级度低,相对平等,这样合作性就好一些。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体制。中国是官本制,经济上也是半计划经济。既然官管一切,大家都听一级一级的官的,有何团队可言?这个原因也许更重要,因为体制对文化的影响很大。-----------------------------你这分析得很有一定的道理。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有更多的意思。中国文化确实属于精英类型的文化,人人都想当皇帝,都想当第一名。但是事实上金字塔上的顶尖人物毕竟是少数,如果人人都好高骛远的争第一,往往是不现实的空想。中国文化对普通平凡人缺乏基本的尊重,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人人都不切实际的想当第一名,这就决定了很多人不具备实事求是的客观自省能力。与其说中国文化更高级,不如说更接近空想主义者,务虚而不务实。老兄提到的官本位思想,确实是一个很本质核心的因素。官本制从某种角度上压制了一定程度的活力。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上下级的严格官本位制度反而更容易形成稳定清晰的团队分工。分工很清晰,并不代表协作就很好。中国人只管门前雪,不管别人瓦上霜,确实也是一个协作思维很弱的表现。其实不管是永争第一的龙头思维还是官本位,都是急功近利和空想多于实干的思维。中国人的浮躁确实也是来源于这些传统文化思想的。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更是加强了这种浮躁心理。
@梦里熊痴 2楼 你这分析得很有一定的道理。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有更多的意思。中国文化确实属于精英类型的文化,人人都想当皇帝,都想当第一名。但是事实上金字塔上的顶尖人物毕竟是少数,如果人人都好高骛远的争第一,往往是不现实的空想。中国文化对普通平凡人缺乏基本的尊重,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人人都不切实际的想当第一名,这就决定了很多人不具备实事求是的客观自省能力。与其说中国文化更高级,不如说更......-----------------------------1)龙头思维和不尊重普通人都是等级文化的副产品。2)兄提到的团队精神和等级官僚制的关系的确很有意思。我的意见是,对于来自西方的团队精神概念,它本来是意思并不是军队那样的下级服从上级,而更多的是平等的团队成员之间的协作。这种协作由于平等关系,有利于发挥每个成员的积极性,对于大部分任务来说,可以起到1+1&2的作用。而军队的等级制度,一般认为只是在应对特殊任务比如战斗时的效率才比较高。3)兄说的市场经济加强浮躁心理的说法,我有一定同感,但也有略微不同意见。西方团队精神正是在市场经济中发展起来的,西方文化面向事务的特色(business oriented)也是市场经济的结果,但是这些似乎和浮躁没有绝对关系。我以为,浮躁心理的来源是半市场经济+官本制/等级文化这一对最糟糕的组合。等级文化要求大家往上爬,半市场经济的缺陷要求大家不顾一切地快爬,这样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兄说的结果。
多谢版主把标题给修正得更醒目!呵呵。欢迎大家一块来讨论这个很重要的文化建设性问题!
毛泽东对民主政制知行不合一的历史真相谁能真正跳出历史兴亡的周期律?答案是否定的。客观世界中,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都有一个由无到有,由弱到强,由强到盛,然后又经历由盛到衰,由衰到弱,最后消亡的过程,兴亡相随,是在普遍不过的事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同样遵循这样一个普遍的规律。任何想使自己的权力、组织、政党能够千秋万代,永远成为统治者的思想和行为,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事实都将证明,那完全是徒劳的,因为这是违背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 “人亡政息”、“求荣取辱”,谁能跳出这一历史兴亡的周期律?纵观历朝历代,都没有人能跳出这一历史兴亡的周期律。一人、一家、一组织、一政党,在取得成功、夺取政权之后,从古到今,无一例外地就是要巩固自己的地位、政权,并且都无一例外的要想做到“千秋万代、万岁万万岁”,但又无一例外地进入到历史兴亡的大轮回中,没有任何人、任何家族、任何组织能做到千秋万代,万岁万万岁!为何?因为 “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 “人亡政息”、“求荣取辱”,这一历史兴亡的周期律,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种客观规律基于人的本性而产生的。所以,想要“千秋万代,万岁万万岁”的思想和行为,是违反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的,所以,没有人能跳出这一历史兴亡的周期律。历史兴亡的规律是由人的思想行为范畴决定的,而人的思想行为范畴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人的一些固有本性,如私心、功利心、占有欲、不可遏制的各种非理性欲望、喜新厌旧的思维等等,在这些本性的共同作用下,体现到政治生活中,就表现为一个社会历史兴亡的周期律。因此,只要是人,而不是神来主宰历史,他们就很难摆脱人的本性束缚,那么也就难以跳出历史兴亡的周期律。也就是说,这种历史兴亡周期律时由人的本性引起的社会现象。承认这种客观现实,有利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每一个政党,能够正确的对待个人、组织、政党、政权的兴亡,少做、或者不做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事,更不应该用武力镇压的方式遏制普通民众对政权、执政者的自由选择。只有这样,才能让社会在一个相对平和的环境中不断前进,否则的话,兴亡事既然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那么,爆发摧毁旧政权的激烈革命的爆发那将是不可避免的。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有一段著名的“延安窑洞对”,探讨的是历史兴亡的周期律,有没有可能跳出这个历史兴亡的周期律?谁能跳出这个历史兴亡的周期律?1945年,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访问有什么感想。黄炎培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黄炎培指出,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他特别提到了“人亡政息”的历史现象。“人亡政息”,出自《中庸》。原文是:“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意思是周文王、周武王的政令都记载在典籍上。他们在世时,其政令都能得到执行;他们亡故后,其政令便停止执行了。也就是政令的贯彻因人事更迭而中断;政治局面因执政者的代谢而改变。毛泽东听了黄炎培的一番话,当即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十分赞同毛泽东的答话。事后还写下了自己对毛泽东答话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的。”黄炎培对数千年来,政权兴亡的历史总结是非常客观的,也对以毛泽东在执掌政权后可能出现的变化表示了担忧。而毛泽东以民主理念表现出的要跳出这种历史兴亡周期律的自信,让当时的很多人,包括黄炎培这样的名士来说,的确是倍受鼓舞的。然而,真的有人能跳出黄炎培所说的历史兴亡周期律吗?事实并不那么简单。
从建党88年、建国60年以来的情况看,毛泽东当年要跳出中国历史兴亡周期律的自信推断要实现,也是不现实的,还有很大难度。或者说,毛泽东的判断本来就不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首先,“人亡政息”这一规律已经在毛泽东本人身上得到了验证。事实上,毛泽东在位时,经过多年实践,确立了自己的治国理念和方针政策,称为“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他所确立的各项政策和治国理念基本上已经被彻底改变。在现在的中国,“毛泽东思想”已经基本不提,虽然还不时提到毛泽东,但那更多的只具备象征意义,已经没有任何实际导向作用了。毛泽东在位时,对体制内的官员们太过严厉,把他们当成了继续革命的对象,这为他身后“人亡政息”埋下了最大的隐患。从毛泽东身后的历史看,正是这些当时被他作为继续革命对象的体制内官员们,复出之后把他确立的所有方针政策全部废除,“人亡政息”的事实表明,毛泽东的自信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也是不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包括他个人的历史发展规律的。自邓小平让毛泽东“人亡政息”之后,确立了自己的方针政策和治国理念,现在称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吸取毛泽东被“人亡政息”的教训,对体制内的官员及其亲属后代,是倍加关爱。现在我们知道,很多高干子弟都成为了高官,没有成为高官,也已经成为一方富豪,或者至少也是个政协委员、什么理事之类的。具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根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高干子弟在亿万富翁中占91%的极高比例,那么,中、低级干部及其子弟们,在千万富翁、百万富翁中占的比例又是多少呢?还没有见到有人统计具体数据,但凭我们对周围有钱、有势的家庭和个人观察,这个比例一定不小!因此,这些体制内的群体对他是很满意的,所以在邓小平身后,虽然历经两代,仍然还在高举“邓小平理论”,没有出现“人亡政息”的结果。那么有了“邓小平理论”,就能跳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吗?恐怕也是困难的。因为高举“邓小平理论”的群体仍然只是体制内的获利群体,体制外很多利益受损或者获利很少的群体,早已对其产生了怀疑,并极力否定之。回顾邓小平主政以来三十年的历史看,体制内的人及其亲属后代们都非官即富,或者是又官又富,至少捞个什么委员、理事之类的做做,获得了巨大荣耀和财富,因此,体制内不会出现毛泽东式的“人亡政息”。但他们正在走向另一条不归路,那就是“求荣取辱”。的确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体制内的人在追求荣耀、追求财富上,可以说是捷足先登,业绩辉煌,举世瞩目,令普天下人无不仰视。然而,在他们追求、并获得非凡荣耀和财富的时候,体制外的人则表现了极大的不满,仇富、仇官正在成为普通民众的基本思维。他们取得荣耀和财富的事实,并没有博得普通民众从心中发出的赞扬,相反,他们正在被普通民众视为极大的耻辱。他们获得的荣耀,事实上已经被相当部分的普通民众视为的耻辱。他们获得的官职、财富和政协委员之类的物质占有、政治荣誉,并没有得到普通民众的认可,而是更多的增加了普通民众的不满和仇恨。一些偶然小事件诱发的打砸烧政府机关、警用车辆等等事实告诉我们,他们正在走向一条“求荣取辱”的不归之路。他们在不断追求财富、荣誉的同时,也正在不知不觉的把自己置于广大普通民众的对立面,也正在向“取辱”的归宿走去。贫富差距无休止扩大,将使“邓小平理论”也同样会有“人亡政息”的结果,“邓小平理论”也无法跳出历史兴亡的周期律。不过,这次让“邓小平理论”“人亡政息”的,不会是体制内的群体,推动其“人亡政息”的力量主要是体制外的,利益受到损坏的群体。从历史的经验看,这种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过程,也就是社会革命在酝酿的过程,也就是当权者由兴到亡的过程。虽然一些体制内的所谓精明人士已经感到了这种危机,并试图改变这一进程,但趋势一旦形成,逆转也是不可能的了。客观的看,组成组织、政党的仍然是人,而不是神,那么他们应该具有人的本性,因此,所作所为也难以跳出人的思想行为范畴。因此,其不能跳出中国历史兴亡的周期律,也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毛泽东之所以自信的得出:有了民主就可以跳出这一周期律的推断,一方面是他过高的估计了他领导的党的成员们的思想觉悟;另一方面,他没有考虑到中国没有实现民主的现实;再者,恰恰是“千秋万代”、“革命江山要万年红”、“要跳出这一兴亡周期律”的思想,阻碍了民主的实现,这种思想阻止了民众实施自由选择和有效监督的权力。没有民主也就谈不上民众对官员的监督。所以,毛泽东的自信推断,也应该是一个脱离实际的推断。实际上,任何所谓“千秋万代”、“万岁、万万岁”,那都只不过是脱立人类社会发展实际的空想、梦想了。那么民主了,就能做到一人、一家、一组织、一政党的千秋万代、万岁万万岁的执政当权了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观察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其执政当权的人和政党则是换的更快,而民主国家的相对稳定,则正是建立在执政当权的人和政党的相对不稳定基础上的。实际上,执政当权者的不稳定并不代表社会的不稳定,而执政当权者的稳定也不代表社会的稳定。民主国家中这种频繁的变更的好处,在于不会使矛盾累积恶化,因此,爆发激烈社会革命的可能性要小一些。回顾建党88年、建国60年来的历史,不难看出,要跳出“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 “人亡政息”、“求荣取辱”的历史兴亡周期律,恐怕也是很难的。毕竟不管他们是怎样先进、又怎样伟大的什么党,但他们的基本组成也是人,并不是神。既然是人,就会受到人的本性、人的弱点的束缚,那么也就无法跳出由人的本性、弱点决定的社会历史兴亡的周期律。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兴亡周期律的客观性,有利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每一个执政党、每一个执政者,正确看待权力更替,正确看待个人、组织、政党的兴亡,不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抵抗历史的潮流,从而诱发更严重的社会革命,引起更大的社会灾难。试问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风流人物,谁能真正跳出历史兴亡的周期律?过去、现在、将来,具难矣,原是人的本性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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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当一个旧的王朝开始脱离实际、脱离人民,也就开始了它的衰落。新兴集团顺应当时需要,起来造反,取而代之,建立新王朝。然后,慢慢嬗变,走向反面,新兴变没落,再被人民推翻。不断 打倒旧王朝,不断建立新王朝,循环往复,历经几千年,完成朝代更替。一九四五年七月四日,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做何感想?答曰:“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亲眼所见的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乃至一国家,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初时聚精会神,无人不用心,不卖力。历时长久,惰性发作,到风气养成,虽大力无法扭转。且无法补救。”,“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诤友黄炎培的“周期律”,引起毛泽东深深地忧虑和思考。七届二中全会上,印发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学习文件,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向全党、全国郑重宣告:共产党不学李自成。把建立和掌握新政权视为进京赶考,意味深长。进入北京后,毛泽东再邀黄炎培,深入研究“周期律”,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究竟如何跳出“周期律”?毛泽东思考、探索、实践了几十年。瑞金时期依法铲除腐败分子谢步升、左祥云、唐达仁。延安时期挥泪杀掉黄克功、肖玉壁。解放后忍痛枪毙刘青山和张子善。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在私营工作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所有这些,无一不彰显毛泽东惩治腐败的决心和信心。然而,这些举措只治标,不治本,难以跳出“周期律”。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触动了一些同路人。章伯钧、罗隆基等资产阶级右派公然向党要官、要权、要“轮流坐庄”,挑战人民民主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给经济建设造成严重影响,苏联政府毁合同、撤专家,更让中国经济雪上加霜,暂时的经济困难让党内外一些人对三面红旗发生动摇,倒退思想开始滋长,贪污、腐败是对党和国家机体的慢性腐蚀;复辟、倒退则是对国家机体的直接戕害。听之任之断然跳不出“周期律”“四清”或“社教”历经四年,仍然治标不治本。一九六六年,毛泽东时年七十三岁,近古稀老人再次发动文化大革命。文革中派系林立、矛盾重重,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逆水行舟,艰难异常,惊涛骇浪,险象环生。“无可奈何花落去”,毛泽东日薄西山,精疲力尽。“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慷慨之气,一去不返。“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岁了。人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它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办?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暮年毛泽东终究没能 跳出“周期律”,抱恨终生。“周期律”成为他不解的心结。
我以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文化重感性轻理性。实际上人与人之间要友好协作,理性比感性更重要。感性可以成为让人去做事的基本动力,但在实践阶段却更需要理性来作为做事的指针,更是人与人之间合作的纽带。吕坤说过:圣人得金气多者则刚明果断,得木气多者则朴素质直,得火气多者则发扬奋迅,得水气多者则明彻圆融,得土气多者则镇静浑厚,得阳气多者则光明轩豁,得阴气多者则沉默精细。气质既有所限,虽造其极,终是一偏底圣人。此七子者,共事多不相合,共言多不相入,所同者大根本大节目耳。这就是典型的以感性而非理性做事,很可能是出自吕坤在仕途上的经验之谈。不能不感叹,中国人太过于讲究这个“气”,忽视了以理性达成共识,结果是时刻都在“争气”,争到最后唯一的结果是大家都成了仇人,
推荐一本书《塞莱斯庭预言》,看过后可能会对“争气”现象有更深的认识
中西方的团体精神这个可比性伸缩空间太大。
18:31:00我以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文化重感性轻理性。实际上人与人之间要友好协作,理性比感性更重要。感性可以成为让人去做事的基本动力,但在实践阶段却更需要理性来作为做事的指针,更是人与人之间合作的纽带。吕坤说过:圣人得金气多者则刚明果断,得木气多者则朴素质直,得火气多者则发扬奋迅,得水气多者则明彻圆融,得土气多者则镇静浑厚,得阳气多者则光明轩豁,得阴气多者则沉默精细。气质既有所限,虽造其极,终...........-----------------------------老兄的说法也是很有道理的!太多的中国人更容易徇情枉法,人情味很浓,不按照规则办事,也是一种感性大于理性的表现。协作更需要换位思考的理性。中国人似乎在这方面非常短视,只想解决自己的事情就好,不管身后浊浪滔天。
19:27:00中西方的团体精神这个可比性伸缩空间太大。-----------------------------空间越大,可讨论的内容就越多,欢迎老兄谈谈自己的具体见解。
@梦里熊痴 2楼 你这分析得很有一定的道理。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有更多的意思。中国文化确实属于精英类型的文化,人人都想当皇帝,都想当第一名。但是事实上金字塔上的顶尖人物毕竟是少数,如果人人都好高骛远的争第一,往往是不现实的空想。中国文化对普通平凡人缺乏基本的尊重,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人人都不切实际的想当第一名,这就决定了很多人不具备实事求是的客观自省能力。与其说中国文化更高级,不如说更......-----------------------------@gongqi-11 13:50:001)龙头思维和不尊重普通人都是等级文化的副产品。2)兄提到的团队精神和等级官僚制的关系的确很有意思。我的意见是,对于来自西方的团队精神概念,它本来是意思并不是军队那样的下级服从上级,而更多的是平等的团队成员之间的协作。这种协作由于平等关系,有利于发挥每个成员的积极性,对于大部分任务来说,可以起到1+1&2的作用。而军队的等级制度,一般认为只是在应对特殊任务比如战斗时的效率才比较高。3)兄说的市场经济加强浮躁心理的说法,我有一定同感,但也有略微不同意见。西方团队精神正是在市场经济中发展起来的,西方文化面向事务的特色(business oriented)也是市场经济的结果,但是这些似乎和浮躁没有绝对关系。我以为,浮躁心理的来源是半市场经济+官本制/等级文化这一对最糟糕的组合。等级文化要求大家往上爬,半市场经济的缺陷要求大家不顾一切地快爬,这样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兄说的结果。..-----------------------------半计划半市场经济和官本位结合就已经造成今天的严重的官僚资本腐败了,如果要是实现彻底的市场经济和官本位的结合,那还不得回到国民党统治后期那样的恐怖局面啊!我觉得这个官本位的文化问题才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只是两种辩证手段而已,并无绝对的好坏,需要互补,才是科学的。
@梦里熊痴 14楼 半计划半市场经济和官本位结合就已经造成今天的严重的官僚资本腐败了,如果要是实现彻底的市场经济和官本位的结合,那还不得回到国民党统治后期那样的恐怖局面啊!我觉得这个官本位的文化问题才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只是两种辩证手段而已,并无绝对的好坏,需要互补,才是科学的。-----------------------------兄对宏观经济学的理解有问题。彻底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和官本位结合的。什么是市场经济?就是完全依赖看不见的手。什么是官本位,就是官的看得见的手。在概念二者上就是完全排斥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优劣已经很清楚了,这个连在中国理论上都是没有争议的。市场经济不仅对经济有好处,对老百姓也有好处。
11:03:32大家都知道有句话:每个中国人都是一条强大的龙,但是整体上却是一盘散沙。很多领域里,个人比赛,我们经常是冠军,但是团队比赛,我们往往进不了前十名。是什么样的传统文化思想让中国人的团队协作能力如此不可一击呢???一个国家要强大,没有团队协作能力,显然是不可能的。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单打独斗已经很难生存壮大了,必须要有团队的团结协作精神,才能让整体发挥出巨大的能力。很简单的道理,一根筷子.....-----------------------------思维方式不一样.....
@gongqi2000 15楼 兄对宏观经济学的理解有问题。彻底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和官本位结合的。什么是市场经济?就是完全依赖看不见的手。什么是官本位,就是官的看得见的手。在概念二者上就是完全排斥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优劣已经很清楚了,这个连在中国理论上都是没有争议的。市场经济不仅对经济有好处,对老百姓也有好处。-----------------------------你对政治和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理解不够深刻啊,所以才会出现对市场经济的盲目崇拜。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多种资本要素之间的流动转化而实现利润的再增值过程,这些资本要素包括人力资本,权力资本,材料资本等等。纯自由的市场经济就如同汹涌向前的盲目河流,而宏观调控的政策如同修建的河道堤坝,没有堤坝来规范河流,河流就必然会发展成两个极端(洪涝和干旱)之间的周期循环,经济危机的产生就是由于自由市场经济无法调整自身的盲目性造成的,必须要国家宏观调控来参与。政治调控是必不可少的,只是必须要用民主监督制度来制约权力资本的滥用,否则就容易形成官本位体制。这里就存在一个对执政者的监督和更替机制问题。西方也有腐败现象,只是人家有新陈代谢的更替机制来淘汰掉那些腐败的管理者。腐败的根源在于人性的贪婪一面,如同人性里的惰性一样是必然的,只能用健全的体制来制约。
梁漱溟先生《中国文化要义》第四章: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解答了楼主这个问题。我就不抄书了。
@梦里熊痴 17楼 你对政治和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理解不够深刻啊,所以才会出现对市场经济的盲目崇拜。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多种资本要素之间的流动转化而实现利润的再增值过程,这些资本要素包括人力资本,权力资本,材料资本等等。纯自由的市场经济就如同汹涌向前的盲目河流,而宏观调控的政策如同修建的河道堤坝,没有堤坝来规范河流,河流就必然会发展成两个极端(洪涝和干旱)之间的周期循环,经济危机的产生就是由于自由市场......-----------------------------先别讨论了。先看看书吧(政治学和宏观经济学)。因为无数学者早就讨论过了,早就有结论了。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可能有意义。不要学民哲从婴儿开始。
这个问题与中国人的社会制度有关!有人回答说梁漱溟先生《中国文化要义》第四章: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一节解决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只是言及了一些表象,没有谈到问题的实质!!!关于这个问题的现象场景:直接的可观察对象就是中西方的排队秩序!大凡是长子继承制度的国家,其排队的秩序都比中国人要强,日本与西欧社会的排队,多是直线,而中国人则是横线!哪怕只有两个人,人家也直线,而中国人则多是并列!因为中国人是多子继承制度,兄弟来到家庭的时间与贡献不同,但是分家时的地位却一样!大家均分,长子并不能多得!多采取抓阄的方法;而古代的欧洲与日本则是长子单独一人继承,其他的兄弟没有资格分家产!所以中国人没有先来后到的概念!没有等级制度的洗礼(西方经历过等级制度,现在则是强调人人平等!!!)在排队时自然一拥而上,没有规则!抢班夺权谁力量大就是规则!西方人知道人的平等,但是在排队时却是不平等的,有先来后到!这是铁的规则!如果将这一现象放到团队里面,就可以继续引申!人生来平等的,这是个人格问题,实际上生活中存在平等吗?人比人,气死人!说得够明白,如果有人否认这一点!他就是睁眼瞎!!!因为存在许多的不平等,家庭出身,父母境遇,国家与地区!很多人恨不能生在美国和澳洲!!!现实生活中不平等是常态!!!团队中,人的天赋也是不平等的!如果团队中的人认可这种不平等,众人从心底里将最为领导与能力者找到,其他的人在他的领导之下,那么才有可能形成一体化团队!欧洲与日本人很容易完成这件事情!欧洲人自然认可能力!不会搞阴谋来攫取可能的权力与好处!日本人则更是,日本长期实行年功制度,以先来后到为原则,自然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团队的形成与内耗!日本人在团队里很低容易形成一个“老大”,自然就会产生团队,有机的团队!(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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