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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理解《易经》的语言文字及“隐性含义”？（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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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理解《易经》的语言文字及“隐性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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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汉语系统博大精深，其字词句的含义既取决于字词本身的意义，也取决于语法的组织结构形式和文章整体的思想逻辑，还要考虑语言运用的场合以及语言表达者本人的身份。这就难免会出现对同样一个词或同样一句话，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理解，更何况我们与古代社会时空相隔，如果不联系当时语言文字发展的状况与社会生活的实际，就极易对古代文献产生错误的解读。
周文王写作《易经》的西周时代（根据2003年4月出版的复旦大学教授杨宽所著《西周史》推测：文王受命之时在公元前1122年或前1056年），我国的语言文字那时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其文字含义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和标准，并没有一部可以让大家共同依据的字典，当时的语法结构形式还没有发展成熟而不可能有统一的规则，更何况当时诸候国林立，敌对国之间的长期封闭及山川阻隔更造成各自不同的语言文字表达方式，直到800多年后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才开始实行文字语言统一的即“书同文”，李斯、赵高、胡母敬等人写的学童课本中才开始有了语法的教学，由此可知文字发音、文字含义以及语法运用的统一是以后随着各地交流的扩大的文化融合才慢慢形成的，以至于直到公元121年东汉的许慎才写出了《说文解字》，对文字的形体、声音、训诂（字义）及其运用作了完整的解释。此时离秦统一中国相距已三百四十二年，距周文王受命时差不多是一千二百年。
基于上述语言文字变化发展的历史实际，要正确地解读《易经》，只能依据当时的历史事实与语言文字状况，依据自然与社会的常理，紧扣《易经》卦象、卦辞、爻辞本身的寓意、结构形式、逻辑关系及阴阳哲理去解密之。对《易经》字义的理解应以挖掘出土的西周时代的甲骨文、金文及玉石文、陶文为依据，同时要和《易经》卦象寓意及其特殊的语法形式相吻合。甲骨文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成文资料，从文字学来看，它比许慎的《说文解字》早了一千五百多年。流传到今天的古典文献，比如《尚书》、《诗经》、《史记·周本纪》、《逸周书》等，到底哪些靠得住，哪些靠不住，也须靠甲骨文才能得到印证。而甲骨文是从1899年开始被发现的，也就是说甲骨文被发现以后的近代史学、文字学研究成果才是我们解读《易经》最靠谱的依据。而儒家或道家对《易经》的所谓“权威”解释，如《系辞》、《彖》、《象》、《文言》、《说卦》、《序卦》、《杂卦》等等都不足为凭，事实上，这些解说在方法上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实证性，既缺乏文字字义的实证依据，也没历史事实和自然常识的实证依据，更没有语言文字学学理的基本逻辑和心理学的规律依据，没有依据的解易就像是没有线绳控制的风筝，它往那个方向飘我们横竖左右都吃不准，似乎永远都是对，也似乎总是不太对。如果说这些古老的解说里真有那么一些孔子的见解，那也只能说孔夫子当时掌握的史料并不充分，毕竟孔子生于公元前552年（鲁襄公二十一年），和周文王相隔500多年，孔子本人也的确感叹过文献不足。《礼记·礼运》记载：“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吾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
按照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的注解：《坤乾》，郑玄注为“阴阳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归藏》”，也就是说讲阴阳变化之书，在孔子时代保存下来的是《归藏》。而《归藏》是《易经》产生之前的著作，换句话讲，孔子并没有找到解释《易经》含义的西周时期史料。《尚书·多士》也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而今要正确地解读《易经》的语言文字，我们必须抓住以下七点：，
第一、我们只要假定周文王是一个正常的、有血有肉的聪明人，而不是神，也不是算命先生或弱智者，那么其语言文字就一定应符合正常的语言文字逻辑和思维逻辑。
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神仙？我想这是不言自明的，不管怎么说，至今人类没有任何人能拿出确确实实的证据证明神仙的存在。周文王不是神这是肯定的，大量的史料记载和出土文物可以证明这一点，他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也同样犯过许多错，他被殷纣王关在监狱里长达七年也和正常人一样无能为力，即使他能写出《易经》这样神奇伟大的作品也救不了自己，最后也只能通过手下谋士给殷纣王送美女珍宝行贿而得以释放。
既然文王是人而不是神，那么《易经》的语言就只能是人话而不是神谕，既然是人话，那么《易经》的语言文字就一定符合正常的语言文字逻辑和思维逻辑。虽然狱中的周文王为了避免监督迫害，借助了占筮语言的特殊形式，但这只是一种外在的文字包装或掩饰罢了，其内在的语言逻辑与思维逻辑一定是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理解的，因为周文王入狱之前就有三十八年的执政作君王的经验（周文王45岁时在他父亲季历去世后继承了西伯候的职位，直到82岁入狱），这种身份决定了他长期要和社会各种思想的人沟通交流，因此养成的语言文字习惯和思维习惯一定是能为大多数人接受理解的，决不可能是怪异难懂的。佛教《金刚经》的难懂，因为释迦牟尼虽贵为王子，但是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孤独地修行，不可能如文王一样就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与人们通畅地交流，这就决定了《金刚经》的思维方式与语言方式超越常规而让世俗之人无法理解。德国尼采的哲学著作《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之所以难懂，同样因为尼采是一个孤独思维的哲学家而不是广泛交流的公众人物。
而过去的儒家和道家学者解易，则往往把周文王无限地神化、美化和夸大，按这种“神性”的思维套路去理解《易经》，那些卦辞、爻辞自然就不是正常人的语言与思维了，字词之间也就不会有正常的语言逻辑和正常人的心理与生理感受表达了。读了《十翼》中那些解释《易经》的话，让人感到周文王要么是全能的上帝，无欲无求的道德君子，要么是弱智或神经病。
也许有人会说，那是因为人们认为《易经》是算命预测的工具，所以卦辞、爻辞语言与思维逻辑不正常是自然的。那我建议他去认真读一读殷商西周时大量甲骨文的占卜记录，那些卜辞中关于时间、地点、人物，所占何事，观察判断情况以及是否灵验的叙述语言逻辑是相当地明白通畅。凭《易经》卦辞爻辞与当时绝大多数卜辞通行的表达方式差异就可以断定《易经》原本不是文王占卦预测的记录了。
第二，要从当时语言文字发展水平的现实和卦象符号本身去理解卦辞爻辞。
1）关于卦辞、爻辞语法的理解。
我们要弄清《易经》的语言文字在当时的真正意义，首先要弄清卦辞爻辞文字之间的语法关系，这样才能把各个字词的意义完整地联结起来。周文王所在的时代是语言文字的初始时期，从考古发掘出的甲骨文及金文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语法形式并不规范完善，句子的主谓宾搭配都不完整，甚至仅仅只用一个字来表达很深很广泛的意义。文字之间介词连词很少，我们现在所通常运用的因果句、假设句、转折句、条件句等等还没有形成固定的文字表达程式。按我们现在的说法是“上句不接下句”，一句话说了半头就断了。这些现象都表现在《易经》的语言形式上，我们必须在字与字之间，句子与整体之间，文字与卦象之间，思想与历史事实及自然规律之间推理出其中的语法逻辑与潜藏的含义。
比如说：《屯卦》的“初九，磐桓，利居贞，利建侯。”“磐桓”两个字都是名词，一个是坚硬的石头，一个是能镇邪驱鬼的树，按常规语法没有办法讲，只有联系前后文和文章主题才可以判断出这是代指人坚定和无畏的两种品格。再比如《大壮卦》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前半句和后半句转换得非常突然，好象是在叙述不相干的两件事，但认真研究卦象整体思想和上下爻之间的意义关联，就明白这后半句是用一个比喻对前半句的问题进一步地说明并提出解决办法，真正意思就是：“团队中小人得势受到重用，而君子被闲置不用，团队正道规矩就危险了。对打破规矩、触犯纪律的人，要像对待冲破藩篱的公羊一样绑住他的角。”（详见《易经解密》中《大壮卦》解析）。
2）关于字义、词义的理解。
我们知道，西周时代被人们创造出来用以表达思想的字词数量是有限的，而文王要表达的思想却是异常地丰富多彩，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经常要用同样的字词表达不同的意义。而当时文字含义的表达并没有统一规范，一个字在当时的含义和在一千年二百年后汉朝的许慎《说文解字》中规范统一起来的含义往往是有差距的。据现有的记载，至少在周文王当时是没有字典的。中国现存最早的解释字义的字典是《尔雅》，它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门人所作，有的认为是所作，经后人增益而成。后人大都认为是时人所作，经过代代相传，各有增益，在时被整理加工而成。这就说明，在周文王时代，人们对同一个字到底是什么含义，虽不是每个人理解都有差别，但至少是并没有同一的依据标准，全靠约定俗成的心口相传或结合特定语言环境来判断。因此，对《易经》的字义理解，我们只能结合文王本人的实际，结合史实与自然社会生活的常识来判断，后人字典的规范化含义我们只能做为主要参考。
比方说《易经》中使用频率较高的“凶”字，各种字典一般都把它当作形容词，表达一种危险的状况趋势或风险等级。但在《小过卦》中出现了“初六：飞鸟以凶”的爻辞，飞鸟凭什么就是凶险呢？于是有的学者认为因为飞鸟没有遵循中道，好高骛远，不知收敛，所以发生了凶险或预示着凶险。《象》解释说是：飞鸟以凶，不可如何也”。飞是鸟的天性，有何中道和凶险可言？其实只有认真到大自然中去研究鸟的生活习性，就知道某些小鸟学飞是母鸟以凶狠的手段从树上推着逼着往下跳开始的。联系小鸟的生活实际我们才明白这个“凶”在此是用作名词的，表示凶狠、严厉的教学手段。“飞鸟以凶”真正含义就是“要以严格甚至凶狠的手段逼小鸟学飞”。（详见《易经解密》中《小过卦》解析）
再比方说《易经》中出现较多的“吝”字是什么意思呢？按现代规范化统一含义是“吝啬”或“耻辱”，用这个意思去解它在《易经》各种卦辞爻辞中不同含义的话，往往是解不通的，于是有的解易书中说吝有惜、恨、耻的含义，比“悔”程度高，接近“凶”，这是把“吝”作为占卜预测的一个风险等级标准来看的，是不求甚解不管原因只展示预测结果的敷衍和搪塞。其实，只要我们认真去阅读《易经》全篇，就会发现“吝”在不同句子和不同卦象里明显有不同的含义，但尽管含义有所不同，总的来说，这个字是用来表达人在不同情况下以遗憾为主的多种负面心理感受的，如忧伤、痛苦、耻辱、遗憾、紧张、着急、吝啬、某种危险感受等等都可以叫吝。这种情况的产生是因为当时人们还没有能创造出多种词汇来清晰细致地区分描述人的心理感受，故用某一个字来笼统的代指。尽管《易经》的字义有一定的变动弹性，但是我们还是发现它有大致的范围，表达负面含义的字决不会用来说好的方面。
《易经》字词的含义与句子的整体逻辑及卦象的含义是统一。有些卦辞爻辞的含义，我们要从卦象的整体含义、卦象爻象结构排列的原则及阴阳含义去推测判断，孤立地理解则可能不知所云。比方说：《大壮卦》的九二出现了一个“贞吉”，前后没头没尾，不知道为什么会“贞吉”，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了“九二”的意思就是阳爻线在阴爻位，知道了大壮卦主题思想是谈团队合作，同时联系这卦的“初九”是以批评个人英难主义开始的，那么“贞吉”的意思显然就是“阴阳协调行得正才会有团队吉祥的效果”
（详见《易经解密》中《大壮卦》解析）。
正因为当时字词数量的有限性，而文王思维的丰富多样性，所以周文王为了运用有限的字词句来表达丰富的思想，他会在不同语境和不同的卦象中给予同样的字词句以不同的含义，我们只能根据其前后语境与卦象象征去理解推测。比如“密云不语，自我西郊”这句话，在小畜卦中因为整个卦谈的是财富的原始积累，因此它的意思显然是比喻人的内因和财富机遇外因的关系，即雨水对于田园的关系。而在小过卦六五爻的位置，又出现了“密云不语，自我西郊”，因为这一卦主要是谈的青年学习成长，因此其意义就是某小有所成的青年名不符实，盛气凌人的态度（详见《易经解密》中《小过卦》解析）。
第三，要在站在文王本人的角度设身处地解读《易经》，而不要脱离作者身份，以“君子”之心度“王者”之腹。
周文王在入狱前是一个有三十八年执政经验的西周国国君，且怀有试图扩充势力拿下暴君殷纣王的宏伟抱负，他的身份与传奇经历决定了他拥有超越一般君王的思想高度与心胸境界，是英雄的思维天子的思维，更何况他智慧超凡，语言表达方式自有与一般人的不同。而他领导和接触人过各式各样的人，其话语方式必有领导人的大气、宏观、含而不露、留有余地的特点。
比如说，他不会是如许多儒家和道家解卦书上所解读的那样，满篇都是对“君子”的赞美和对“小人”的歧视，满篇都是君臣关系的敏感，满篇都对道德的强调。周文王身为君王，从某种意义上看，他的眼中是没有什么邪恶“小人”的，因为以他的贤明仁爱，下属应没什么人和他过不去，下面人也不敢和他作对，现有史料记载他的君臣关系处理得非常协调融洽就能证明这一点。因此，君子与小人的纠结、君臣关系的敏感都不可能是他在《易经》中思考谈论的重点。我猜想《易传》的作者程熙长期处在王安石与司马光两派激烈斗争环境中，介入朋党之争很深，为此曾两次遭贬。他心中对“小人”的万分敏感自然会移情到书中来，而造成对文王心理和思想的误读。
周文王的人生经历表明他是一个意志坚强，气魄很大，颇有激情的人，同时也是一个乐观豁达、能屈能伸的人。那么这种性格的人其语言文字的表达不可能是小心翼翼、谨慎柔弱的那种调子。这正如邓小平历经三起三落，中间好不容易毛泽东让他复出，面对不可一世的江青他也敢直言相对，这是由他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绵里藏针”性格决定的，很难变的。因此，我们解读《易经》卦辞爻辞的含义及感情色彩决不能脱离周文王自身的性格气质特征。
第四，要考虑到《易经》特殊的语言形式是作者身处监狱在受到严密监视的特殊写作环境下形成的。
周文王写作《易经》，当时是身处狱中受到严密监控的。据记载，他推演六十四卦的事被传到殷纣王耳中后，殷纣王就杀了文王的长子伯邑考将其烹成肉羹送给文王吃，以试探文王是不是真的圣人，在这样情况下，文王只好装糊涂吃了这碗肉羹后又悄悄到无人处吐掉，这才让殷纣王放心地认为《易经》不过是些疯子式的胡言乱语。正是这样的情形，文王才会故意将记载自己思想成果《易经》写得朦胧含糊，并借助占筮的语言形式来掩饰。
第五，要联系历史实际、客观规律和生活常识来解读《易经》。
《易经》的思想是极其丰富的，我们仅仅凭字词的本义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把握各个卦讲的是什么主题，回到实际生活和大自然中去观察思考这个主题在自然与社会生活中会是怎样的，会怎样发展变化，其内在的机理与规律如何，再回头来对比卦象、卦辞和爻辞，就会意外地发现书中没有直接表达出来的内在信息与联系，语言文字中隐含的意义就出来了。
比如说《渐卦》，这卦六段爻辞始终是在描述鸿雁的活动，句子中又穿插了几处讲女子不孕不育的问题，字面道理上很难将这些信息联在一起。于是我像做动物研究报告一样，专门搜集专业资料与信息研究鸿雁的习性、活动规律，以及她在历史上的传说记载，认真一思考，才发现所谓女子不孕不育的问题正是用来比喻讲鸿雁的生殖现象与规律的，时间点、地点与爻位对应的非常吻合。最后，才弄清这一卦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哲理寓言故事（详见《易经解密》中《渐卦》解析）。
第六，要把握语言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来解读《易经》思想。
一个人说话、写文章一定是有一定条理和逻辑的，何况《易经》这部宝典经过文王在监狱里思考打磨了七年，没有严密的思想与语言逻辑关系是绝对说不过去的。所以我们分析《易经》的字、词、句必须始终紧紧扣住前后上下及整体的关系，如果我们感到字义、词义、句义及整体思想出现不关联，那绝对是我们分析错了。因为我们按常识讲，一个人说话前言不搭后语，那么这个人不是脑子有毛病就是骗子。我们不可想象《易经》是这样的著作，文王不是这样的人，也没有理由这么做。
然而有人或许会反驳我道：《易经》是占筮的，占筮语言可以是脱节的。实际上，我们翻阅历史，发现占卜预测的人多半是大家公认的聪明人。他们分析解释占筮现象与结果也都是有条有理，力求让人信服的，翻翻历史这样的案例记载比比皆是。因此，占筮语言不可能前后没有关联。除非你到乡下请神汉“跳大神”，他会口吐白沫说一些鬼也听不懂的话，据说是神灵附了体。你看现在香港、台湾相士卦师哪一个不是口若悬河？左说右说都有理，让你无法反驳。中国民间地摊上的卦师个个都是口才了得的。以周文王这样的一流天才哲人，怎么会卦辞、爻辞之间没有深刻的内在关联呢？
我们来看看《屯卦》吧，这一卦六爻中先后三次出现了“乘马班如”，而且是在不同条件下讲的（六二，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这显然是是在谈一种现象，什么现象呢？直译是：四匹马拉的车，四只马走的配合不好。这样前后一连，再对一下卦象，就明白“乘马班如”的隐性意思很明显讲的就领导班子不团结问题，再想一想我们现实生活中领导班子不团结的最常见最关键的一些问题，就发现正好和每一段爻辞对住了，这样一拎主线，就发现字字句句都和主题对得上（请详阅《易经解密》解）。
以往的《易经》解读书大多在爻辞与爻辞之间，爻辞与卦辞之间、卦辞与卦象之间、爻辞与爻象之间看不出内在的逻辑联系，文理散乱，即使有联系也很勉强、很模糊，支离破碎，如同说梦。很多白话直译出来的语言如弱智者说的话，或者只能用于幼儿园教育或小学生启蒙。出现这种情况，只能证明解说者完全没有弄懂《易经》，是在胡编乱造。
第七，要把握《易经》语言的比拟、隐喻、借喻、借代、夸张、对比、联想、双关、推理、用典、格言、谐音等多种修辞手法，理解其隐性的含义。
西周时，人们开始大量运用隐喻比拟手法来表达思想感情，我认为其原因是当时语言词汇量太少，很多抽象的思想观念或细致的感受无法找到恰当的字句来表达，于是就借助隐喻比拟的手法来替代。这从《诗经》的语言表现中可以得到证实，如《关雎》、《蒹葭》、《硕鼠》等等。而《易经》中运用隐喻比拟手法比比皆是，常常整个卦象就是一个比喻或寓言。比如《小过卦》就是用小鸟学习的过程来比喻青年成长的教育，《鼎卦》就是用鼎来比喻干部，其中的“鼎黄耳金铉”就是隐喻刚柔相济的干部管理手段。在《无妄卦》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中，则是以一个小故事寓意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有复杂多维的关系。
实际上，《易经》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来表达复杂的思想。如象征、明喻、隐喻、借喻、借代、夸张、比拟、对比、联想、双关、推理、用典、格言、谐音等等。
另外，中国汉语的表义与其他国家语言表达的最大区别就是中国人喜欢在讲话和写文章中留下“隐性的含义”，或者叫“潜台词”。我们通常说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话中有话”、“锣鼓听音”、“含而不露”等等都指的是中国语言的隐性含义。这一点特别是在领导表态与用语尤为显著。周文王以君王的身份，同样在《易经》中透出这种语言习惯。比如《咸卦》九五“咸其脢，无悔”，直译是男女双方感应到了彼此背部脊柱两旁的肌肉群了，无悔。实际上，这句话是在暗示这对相爱的男女发生了性关系，应肩负起无怨无悔的责任与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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