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现状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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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现状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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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大学教育制度也在不断的改革以适应信息时代的需求。我国现行的大学制度在形式和内涵方面与西方所实行的大学制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我国应该通过完善高等教育方式来不断的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
　　关键词：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现状；措施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大学制度的弊端逐步暴露出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逐步的加强了对于大学制度的建设和改革，但是在现代大学制度的实际建设过程中依旧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和弊端阻碍了建设的进程。
　　一、现代大学制度的科学内涵
　　现代大学制度是一种以大学学术性质为本质来确定大学生生存与发展的一套规范化体系。但是就我国现阶段的情况来看，对于“现代大学制度”来说并没有一个公认权威的概念，人们对于现代大学制度的认识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一些学者认为现代大学制度是在一个社会制度背景下对高等院校实行“外治”与“内治”相结合的制度。所谓“外治 ”即为社会制度下大学和社会的相互需求：大学需要国家的政策制度；国家需要大学的人才支持。而“内治”则指的是在大学内部建立学术自由、以人为本的教学管理体系。虽然国内学者对于现代大学制度的概念的认知有着一定的差异，但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却是确定的，即在政府部门的宏观控制之下，面向整个社会，实行民主管理以及依法办学的教学管理方法。
　　二、我国现阶段大学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制度的建立应该和社会以及经济的发展相互适应，这样才能更好的促进相关体系的健康稳定运行。传统大学制度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这种情况下就应该通过结合时代新的发展趋势，运用新的思想理念来改革现有大学制度，建立新型的大学制度。但是，现代大学制度应该建立在对现有大学制度存在的问题与总结的基础之上进行分析，以更好的适应社会需要。
　　2.1教育法规不合理、不完善
　　教育法规是现代大学制度运行的基础，完善的高等教育法规能够为现代大学制度提供更加强有力的法律支持。我国在九十年代末期陆续的推出了一系列的高等教育的相关法律，但是这些法律制度由于受到了当时的立法环境的影响，在当今的社会的运行过程之中存在着很多的弊端和不足。比如在199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一些规定缺乏严密性，对教育行政部门的责任与义务都没能作出详细具体的规定，同时也缺乏一定的约束力和可实际操作性[1]。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法》虽然赋予了高校各种各样的办学权利，但是却没有保证这些权利实现的相关措施，从而阻碍了我国大学现代大学制度的发展。
　　2.2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不平衡
　　大学的权力形式主要可以分为两种：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平衡是大学稳定健康运行的前提。两种权力相比，学术权力在大学之中的地位相对较高，学术权力是大学之中最为宝贵的权力。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制度之中，学术权力是大学之中最为重要的力量，而拥有学术权力的专家学者也是大学之中最为受尊重的群体。但是反观我国的大学建设，大学行政权力泛化以及学术权力削弱的情况非常严重。很多的大学之中，行政权力超过了学术权力，并且这种趋势在逐步的加重。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学之中“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思想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从而极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
　　2.3自主办学权利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
　　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础和前提为大学自治。现代的大学制度下，大学应该以独立法人的身份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并且履行相应的社会任务。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法中也规定了大学的独立法人地位，不过政府在给予大学自主办学权利的同时在收费、专业设置以及学位授予等问题上对大学实行了严格的控制，在这种背景下大学很难做到真正的面对市场实行自主办学。
　　三、促进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立的措施
　　3.1构建新型政府和大学的关系
　　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和政府构建新型的关系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重要，这种情况之下政府对于大学的管理力度也在逐步的加大。政府对于大学的管理方式可以分为两种形式：直接管理与间接管理。直接管理的方式主要是政府通过控制学校的人事权力与财政权力从而控制大学的发展方向；和直接管理相比，间接管理主要是通过政府拨款和投资的形式，来引导大学的发展方向，这种管理的方式给予了大学一定的自主管理权，打破了传统的政府和大学之间的隶属关系，能够促进大学学术自由化的发展。但是我国现阶段，政府对于大学采取的管理方式主要是直接管理的方式，这种管理的方式限制了大学的发展自由，极大地阻碍了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
　　因此，若想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现代大学管理制度，政府和大学之间首先应该建立起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而不是隶属的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附属关系。政府应该最大程度上的尊重大学的自主办学权利，避免对于大学办学的过度干预情况的产生。同时大学内部也应该弱化行政权力，逐步的强化学术权力。各级教育部门应该做到及时的转变角色调整职能，进一步的改善和创新管理的方法与策略。政府在今后的工作中应该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从宏观层面上对大学的教育工作进行管理，落实大学的独立法人地位，切实的保障其独立自主办学权利的实现，以及各项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的制定与改革工作之中。
　　3.2正确处理大学与社会的关系
　　大学是特殊的社会组织，在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过程中不仅要充分的考虑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更应该全面的认识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只有正确的处理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才能够更好的促进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当政府对大学采用直接管理的方式时，大学所面临的社会压力相对就会较小；政府对大学采取间接管理的方式时，大学所承受的社会压力就会相应的增加，这种情况下大学也需要社会参与进来帮助其进行内部的管理，从而使其更加适应社会的需求。
　　所以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过程中，大学办学一定要面向社会并且紧跟社会发展的趋势，通过社会参与的方式来完善改革内部的管理模式，比如建立实体性的董事会制度来增加社会对大学的管理；建立专业的社会中介组织来评价大学的学术质量[2]。
　　3.3重塑学术自由的精神
　　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精神核心，同时也是大学学术活动的权利与义务。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一定要依托学术自由的思想。基于这种情况大学就应该不断地加强学术民主建设，避免学术霸权行为的出现，提高学术研究的自主权，完善学术成果的评价体系。此外，大学还应该开展各种各样的学术活动从而使学术氛围更加的活跃，使学术自由的思想更加的贯彻和深入。
　　结语：
　　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是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大学发展所提出的要求。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应该对现行制度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挖掘与分析，并且结合实际的情况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才能够更好的推动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进程。
　　参考文献：
　　[1]王真真.加快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几点思考[J].中国成人教育.）.
　　[2]刘献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哲学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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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征稿通知近日，清华校长顾秉林在一次会议上称中国的大学校长是世界上最累的校长，此言一出，各种评论纷至沓来，有些中肯、有些挖苦、有些很理性的探讨中国大学校长的角色定位，不管评论的言辞是从何种角度出发，最终还是借由此开启了一个众人思考的话题：中国当下最需要什么样的大学校长？
中国内地大学的内部治理，目前还有一些决策权力、议事规则和运行机制不清晰、职责不当等问题。经常有这样的情形：一个教授要办件学术上的事，不知道该去找学校哪个部门；某个部处的办事人员就可以随意告诉来办事的教授“这是校长说的”、“副校长如何说的”；清华的研究院设了很多办公室，但它们是干什么的、未来如何发展，谁也说不清楚。我确实能感觉到，行政对学术事务存在过多干预和权力错位。导致中国内地的大学校长可能是全世界最累的大学校长。
中国的大学校长可能是最累的校长，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校园内部的一些治理结构，导致校长没有时间从长远需要、持续发展的角度深入思考。组织制度、决策过程不明晰，很多事情都需要讨论。如果哪一天校长也可以去打打高尔夫、喝喝茶，学校也就治理好了，因为那就意味着有了明晰的规则。
从体制机制建设的角度看，大学内部有很多事情要做，关键在于体制的设置和职责的划分。我们现在的体制设置是：谁的权力大，就眉毛胡子一把抓，校长整天忙于处理具体事务，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时间从长远需要、持续发展的角度深入思考。
大学的治理结构应该多样化，处理好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最近看了哈佛大学校长写的一本书。他谈到，大学中各方的权利与责任，应与其对大学承诺的轻重相对应。有知识的人应该有更大的发言权，而不是人人平等、每人一票。在大学里，有意识地杜绝利益冲突，有助于改善决策质量。
2.您认为大学校长们的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自身的学识休养和管理能力需要提高
现行的高校制度造成的
3.您认为中国内地当下需要什么样的校长？(可多选)
自身拥有一流的学识和高尚的品德
拥有独立的教育思想
管理严格，对学术不端零容忍
中学及中学以下
私企/外企成员
农民/农民工
这看何人作校长，如何做校长。不能说中国的校长比国外的累。很多学有所精且人品不错
的人被推上领导岗位，但实际上当领导是“非专业”，管理、带人都有力不从心之感。还有就是有些人爱把权，事无巨细工作狂，实际上是对他人做事不放心，不放权，本质上是不善管理。其后果就表现为整天累，就容易班子不团结，单位就容易出大事。
请问顾校长累在教学治理上，还是办学方向上？我看在处理人事上，行政事务上等很累吧。这可能要很长時间。一个学校是介决不了这间题的。校长们幸苦了！
我想信你说的是实话，你肯定也知道为什么累，怎么不见你呼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你知道吗？中国中学生的家长，中学的教师，中学生更累，更可怕的是累在对学生的摧残上，请你们这些“肉食者”谋谋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吧。我们的教育长此以往，会导致中华民族的萎缩。
大学校长应该捍卫大学精神 ,可大学的精神是什么，捍卫大学精神的校长有吗，充许校长捍卫吗，刘道玉是捍卫了，捍卫的结果是把自己捍了下去。
是啊，大学校长、教授都想当官搞行政，没听说大学校长还上课，每年收那么多钱不吃不高消费于心何忍，所以我认可加同情，中国的体制养育了那么一大批官僚主义的大学校长。
“横看成岭侧成峰”，中国的大学治理是一个处在巨大转型期中间的复杂系统过程，任何实质性的改革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关键是要找到恰当的切入点，不能期待万事俱备后“一蹴而就”，而是要不断地去尝试，也不要设想将改革做到完全、彻底，这是不现实的，因为条件还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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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要应对外部的管理，而在学校内部也不能省心，因为行政对学术事务干预过多导致了权力错位。顾秉林称：“学校一个部门的办事人员遇到教授来办事，通常马上会给教授回复：这个是校长说的，那个是副校长说的，都不能办。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大学校长都很累的一大原因，因为中国的大学没有明晰的决策方式，很多事情都要开会讨论。如果大学内部有了合理的规则，校长们不那么累了，就说明学校治理好了。”
“推崇等阶，唯官是重；攀炎附势，唯官是奉；俯首听命，唯官是从；行政至上，唯官至大。”中国的大学校长属于行政序列的高级干部，选拔有严格的组织程序，由上级机关任免，一般任期四五年。一旦当上大学校长，根据所服务院校的副部、正厅、副厅等不同级别，校长本人享有截然不同的政治和生活待遇。而在学校管理中，重点学科、科研项目等审批实权仍在上级机关，学校经费由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财政拨款，同样需要“跑部钱进”的大学校长不得不像其他官员一样对上负责。
几位中国著名大学的校长，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纷纷抱怨自己工作太累，事物性的工作太多。北大前校长许智宏说，中国大学校长“什么事都要管”，他认为这样“分散了我们很多精力”；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说，中国大学校长要管学生生活、学生住宿、学生食堂、教师住房、教职员工子女入托，这些“还必须得管”，不然可能就会出现不利于学校发展的事件；南京师范大学校长宋永忠戏称，“除了火葬场，什么都要管。”他认为，有很多不该管和不必管的工作要做。
大学校长是一个神圣的岗位。大学校长应当区别于政府官员，因为他领导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大学校长应当区别于一般教授，因为他不仅需要有学术权威、德高望重，更需要独特的领导才能。令人遗憾的是，如今我们一些校长的所作所为，不仅让知识分子的斯文扫地，而且堕落到贪官污吏的行列。有的校长在政府官员视察学校时，精心挑选和安排学生参加座谈，尽提些歌功颂德不痛不痒的问题，致使领导听不到真实情况。有的校长借招生和建设校园之际，大肆收受贿赂、贪婪敛财。
大学行政化导致对权力的崇拜
大学行政级别日益强化。近年来，不少大学先后成为“副部级大学”，其党委书记和校长成为副部长级干部。无论这一做法的出发点如何，客观上都强化了高校的官本位意识，严重制约了大学的改革和发展。公立大学的主要领导应由政府任免，但主要应从学者中产生。
国外的校长为什么不那么累呢？那是因为学校学术的事情，有教授们的自治；花钱的事情，要由校董们开会决定；引进哪个教授，需要教师开会民主决定。于是我们经常看到，校长想授予哪个卸任的总统名誉博士或客座教授的荣誉，教授们都能集体否决。我们的大学校长们累在哪里呢？累在把校长当官员了。
有的累是必须的，是其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在其位就得谋其政；有的是不必要的，比如出席商业活动。
理想中的中国大学校长应该是什么样？大学校长，首先是社会先进文化的代表，当社会出现失范的时候，大学校长和他的教授们要出来发警示之言；第二，大学校长应该是社会道德的楷模；第三，大学校长必须是大学使命和教育理念的坚守者；第四，他应该是一所大学学科宏观布局的总设计师，具体如何办好一个学科则是这个学科的教授与专家的事。
蔡元培时代，大学的校长是没有官阶级别的，所以，校长们便相对地不去媚官媚权。现在我们的校长都是有行政级别的，一般分为副部级、正厅局级、副厅局级三等，由于有了品级，有些校长便不大“安分”，为了使自己由副厅局升正厅局，便想着扩大招生规模，把学院升级为大学，在大学内建两级学院，申请建博士、硕士基地等，而其学术水准、教授水平则并未明显见长。另外，就是校长们常常把过多时间用在当地官场的应酬上，而不是整天“老老实实”呆在校内抓教育。
个好的大学校长就是一所好的大学。什么样的人可以称得上是优秀大学校长？相信刘道玉、李培根们提供了一个标准。他应该是具有某种坚定信念和意志力的人；应该是正直、真诚、执著、品德高尚具有人格魅力的人；是既能宽容又不失原则的人，甚或是有些威严、有些贵族气质的人；是热爱教育，喜欢学生，甚至会把年轻人称作“我的太阳”的人。而所有这些品质的凝结，就构成了青年学子心中所渴望的理想大学。
校长是大学精神的代言人
“教育是心与心的交流，大学校长是一所大学的精神代言人。”大学的本质，其实就是把一群极有创新思维的老师和一群极具创新潜质的学生放在一起，让他们互相激发。在这个激发的过程当中，可以给学生让他们终身受益的智慧和创造力。
审视中国大学的精神，会发觉这方面的不足，一些学校从教育的本质上思考很少，我做校长也反省过我自己，我对教育的本质思考过多少？校长关心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很多的指标，科研经费多少、获奖多少、论文多少，还有高校排名，做校长的压力也很大。有时不得不“屈从世俗”──这是李培根的烦恼，也是很多大学校长的共同烦恼。
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上个世纪初教育家辈出，而今天大教育家缘何稀缺？不愿做大学校长，却做了最好的校长。竺可桢在哈佛大学气象专业以优秀论文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甚至为此不无遗憾地放弃了多年前求之不得的参加国际气象会议的良机和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教科文会议的机会。在日记里，流露了他的遗憾:“十年校长，已成落伍之气象学家矣！”
中国一流大学在很多方面的确有创新和优胜之处，中国政府和大学也一直在努力对大学制度进行改革，期望与世界一流大学竞争。历史沉淀尚浅，这使得中国大学还存在一种“无秩序”状态，在学校发展和日常管理上没有形成稳定性、一贯性和内在逻辑性。中国要出现世界一流的大学，大学需要更多自主权和学术氛围，提高大学的研究整体能力水平。
在耶鲁大学，有些事情必须由“基层”决定，比如课程安排、项目设定、教师招聘这些问题，全由教授和学生们决定。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既尊重了学生和教师的意见，也可以使学校决策部门及时调整学术和管理方向。但是，在大学的整体发展计划上，莱温仍然坚持“自上而下”的方式。
一个好校长代表一所好大学，北大没有蔡元培不可能成为新文化中心；清华没有梅贻琦不会在短时间内声名鹊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好校长是大学的精神领袖，他们指引着学校，乃至教育发展的方向与潮流。美国哈佛大学作为世界顶级学府，其掌门人和教育理念在学界无疑具有指引作用。
汉尼诗说，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有助于他成为问题的发现者和解决者。斯坦福致力于培养学生用批判式的思维方式去考虑问题，让学生独立思考并学会提问，敢于向权威挑战。“我们不一定追求将学生培养成某一学科的专家，但我们注重学生必须具备广泛的综合知识和与他人合作的能力。”
美国校长努力与学生交朋友
如何接近位于象牙塔底层的学子，真正了解他们需求，从而进一步推动大学教育有效、务实地进行现代化改革，如今越来越为美国的大学校长们所重视。借助现代教育方式的改革和科技手段的进步，美国的大学校长们也在努力走出“象牙塔”，试图与学生拉近距离。
事实上，在担任校长的3年中，史蒂文已经想尽办法与学生们直接沟通：参加学生们的聚会；亲自动手帮新生把行李搬到公寓；给学生们的吃馅饼比赛做裁判；在篮球场边为学生比赛当啦啦队。甚至，他把家搬到了学校里紧邻新生公寓的地方。
校长们越来越认识到，与学生们面对面交流，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改进管理、服务和教学工作。马里兰大学校长说，与学生互动“能够让我保持清醒”。许多校长在采访中表示，拿出真心来对待学生，是当好校长重要条件。
1912年3月，蔡元培加入民国政府唐绍仪内阁，出长教育部。他与教育部次长范源濂既是搭档，也是朋友。关于教育，两人的观点可谓相反相成。范源濂认为：小学没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当前教育的重中之重是先整顿小学。蔡元培则认为：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从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从哪里来？所以当前教育的重中之重是要整顿大学。几番辩难之后，两人协调了意见：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教育部都须费大力气下大工夫去整顿。1916年1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
胡适的一生，当过两次校长。胡适上任后，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第一次在他的母校——上海中国公学，第二次在被他视为母校的北京大学。有意思的是，两次当校长都为政治原因而离任，这与颇具中国特色的政局有关。从表面上看，他是失败了；但是他所坚持的办学模式、教育理念、思想原则、文化追求，却是一笔丰富的遗产，值得仔细清理、认真研究、不断学习、好好继承。只可惜大家觉悟太晚，否则我们的大学不会办成这般模样。
梅贻琦儒雅、谦和。他虽工科出身，但喜爱音乐、书画和诗词，又通晓四书五经、史地和社会科学，洞悉人性的隐微。人称他是“寡言君子”，望之岸然，即之也温，对人和颜悦色。如遇工作中问题，他总先问旁人“你看怎样办好？”得到回答后，如果他同意，便说“我看就这样办吧！”如不同意，则说我看还是怎样怎样办为好，或说我看如果那样办会如何如何，或者说“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从无疾言厉色。1940年9月，西南联大的清华师生为他举行公祝会，纪念他为清华服务25周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送他一块“育材兴邦”匾额。
灿若星河的过往
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又要注重建设、尊重制度的北大精神。
马寅初之所以受敬意是他身上体现出来的知识分子品格。
中国知识分子历有注重气节的传统，不畏强暴，不媚时俗。
在诸多发达国家，一名学者，不管有多大的学术成就，一旦担任大学校长，就得放弃学术事务，专心做管理工作。因为，当校长不再从事学术研究，无法用行政权为自己谋求学术福利与教育福利时，他就能更好地行使行政权，而不去涉及教育权和学术权。但我国校长的“困惑”和“痛苦”，大多始于此：自己身在其中，利益与自己直接紧密挂钩。于是，校长们考虑的，可能不是怎样办好大学，而是怎样平衡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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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日热评排行俞敏洪：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
文/老俞闲话 （微信号：laoyuxianhua）我很喜欢读吴军的书，还买了他的《浪潮之巅》和《文明之光》送给新东方的管理者们，与他们一起分享阅读的快乐。吴军的书，文字简练优美，语言平实亲切，视角独特深刻，令人不忍释卷。今天这本《大学之路》亦是如此，但也有与以前的作品不一样的感受——从这本书中，字里行间，我清晰地感觉到了一位有着强烈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问题的深刻忧虑，而这也正是促使吴军写这本书的主要原因。吴军早年求学中国最高学府，后在美国一流名校约翰•霍普金斯深造，如果从进入大学的第一天算起，到他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离开学校，前后居然长达18年之久（1984年到2002年）。2005年开始，吴军一直参加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管理工作，先后担任了该校计算机系顾问委员会的顾问和工学院董事会董事。为了能胜任学校的管理工作，他一直在研究世界著名大学的教育经验，并和霍普金斯大学的校长、院长、系主任们和教授们定期不定期地探讨办学思路；他抓住工作中及应邀在美国各大学作报告的一切机会，与大学的毕业生、教授和在校生们交流，了解这些学校的一手资料，得到很多各大学不对外公布的信息，尤其是招生和提升教授的潜规则。最近几年，为了帮助自己的孩子找到一所喜欢的大学，他开始系统地研究美国的大学，并从女儿进入高中开始，带着她去走访了英国和美国的很多名牌大学。吴军观察一所大学，常常喜欢进到它们的楼里看看学生们和教授们在做什么，怎么做，注意观察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这样就增加了对大学的感性认识。除此之外，要想真正揭开一所大学的神秘面纱，吴军认为还需要从多个渠道，多个角度来了解它。他的信息渠道包括这样几个，首先是在这所大学当过教授、做过访问学者或者从那里毕业后在其他大学当过教授的人；第二类是这所大学的毕业生和在校学生，包括吴军在Google的很多同事，第三类是学生家长。中美两所顶级高校的学习经历，十年的美国名校管理经验，多年的系统研究与实地走访，以及建立在这些第一手资料上的独立思考与独到感悟，终于成就了今天我们手中的这本《大学之路》。从这本书中，吴军与女儿梦华如同博学而耐心的向导，带着读者边走边聊，通过一些美国大学的实例，介绍它们的教育理念和办学特色，和中国大学的不同；把他们所了解的十几所美国一流名校的特点和差异，招生的细节与择校建议，以及自己的看法和感悟，娓娓道来，让读者如身临其境；当然其中少不了各大学校的逸闻趣事和历史掌故，相信大家读来会和我一样大呼过瘾。我一直有一个个人的理想，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办一所中国最好的私立大学。在努力了十多年之后，因为种种政策原因，始终没有办法实现从无到有地去创建一所私立大学的愿望。2013年，机缘巧合，在我做新东方第20个年头的时候，接手了耿丹学院。所以我对于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大学，应该给年青人什么样的大学教育，一直在关注，一直在思考。在吴军看来，一所好的大学，应该具有四个角色。首先它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将那些有潜力有志向的年轻人培养成对未来社会有所贡献的人；第二，它是一个研究的中心，引领世界科技的发展，并且会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第三，它是一个新思想、新文化的发源地，推动社会的进步；第四，它是年轻人的家，是他们度过人生最好时光的地方。我非常认可这四个好大学的评判标准。可我们遗憾地发现，在中国的大学，能够符合这些标准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答案有很多，但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教育的“大道”迷失了。易中天在一次讲座中说：“我的口号就是今天的主题，不是‘望子成龙’，而是‘望子成人’。什么人呢？真正的人，就是八个字，第一真实，第二善良，第三健康，第四快乐。”我觉得易中天说对一半，另外一半是：如果一个国家不把人格平等、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作为教育的前提，我们也会教育出真实、善良、健康、快乐的奴才。大家应该知道美国南北战争，也都知道在美国实行奴隶制的时候，很多的黑奴，其实是非常真实、善良、健康、快乐地生活着。南北战争时期很多黑奴其实并不愿意被解放，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主人对他们很好，在主人身边很有安全感，主人给他们吃，给他们穿，给他们女人，生出下一代奴隶，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什么叫真正的自由，什么叫真正的人格。如果我们不把教育的本质说清楚的话，我们教育出来的人也许会成为真实、善良、健康、快乐的奴才，还不是奴隶。因为奴隶是被迫的，奴才是自愿的。可以说，我们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和造就拥有自由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的有能力有责任有担当的人才。大学应该如何去培养年青人的自由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从本书中，我们会读到很多值得思考的例子。耶鲁大学是美国大学中最崇尚自由的学校。越战期间，很多年轻人因为反战而逃兵役，美国政府要求各大学不准收这些学生。但耶鲁大学坚决抵制美国政府的要求，在招生时并不在乎申请人是否逃过兵役。它给予了学生们自己选择的自由，并且保护了那些反战的学生。耶鲁大学很清楚大学培养的是未来的领袖，因此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思考去把握未来，引领未来，而不希望用老人的观点禁锢年轻人的思想。因此，即使学校不同意年轻人的做法，它也要给他们自由并且保护自己的学生。在这一点上，耶鲁的教育者和中国民国时期的教育家蔡元培、胡适和梅贻琦等人的做法十分相似。由于联合国总部在纽约，因此每年有很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来哥伦比亚大学演讲，其中包括颇有争议的伊朗总统内贾德。伊朗被很多美国人看成是“敌人”，但是，2012年哥伦比亚大学不惜得罪纽约市长和美国政府，坚持给予所谓的敌人言论自由，邀请内贾德在学校进行了演讲。这一做法在学校里受到了很大的赞誉，并且被看成是自由派的胜利。大学为什么邀请这样一个有争议的人来“惹麻烦”呢？这不是为了标新立异，吸引眼球，而是大学认为为了培养今天的学生成为明日世界的领袖，它有责任让年轻人更全面地了解世界，倾听不同的声音。在历史上，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出了4位美国总统和30多位世界各国的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当然，要想培养年青人的自由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首先国家和大学应该有这样的理念，大学的教育者们本身就应该具备自由和独立的精神。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说的大学university一词，起源于拉丁语，意思是一种包括老师和学生的团体，它受到契约的保护，这个团体的管理是独立于所在地治辖权的。我们今天所说的学术自由，亦是来源于此。1158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腓特烈一世签署了被称为学术特权的法律文件，后来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予以认可。在这个文件中，最重要的有这样四项内容：1. 大学人员有类似于神职人员才有的自由和豁免权。2. 大学人员有为了学习的目的自由旅行和迁徙的权利。3. 大学人员有免于因学术观点和政见不同而受报复的权利。4. 大学人员有权要求由学校和教会而不是地方法庭进行裁决的权利。第二项权利是今天很多国家学生签证的历史的由来。第三项是今天学术自由的重要保障，没有这一条，大学就无法做研究。如今，当一所大学想努力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时，是否有充分的管理自由和学术自由至关重要。美国的教育界在1900年开始强调教育的学术独立和办校自由，并形成了教授治校的机制对这种独立和自由予以保障。吴军老师认为，教授治校，行政成本比较低，学校管理民主公正透明。更重要的是，教授们具有尊严和权威，不会成为政府官员们的附庸，不会跟着政府官员的指挥棒乱转，这样才能保证学术自由。这一点我非常认同。在美国，一流大学大多数是私立大学。它们从招生、教学，到科研和建设教授队伍等，在诸多方面皆不受政府影响，而是按照自己的办校理念行事。私立大学的独立性，使得它的管理和政府部门的管理几乎毫无共性，这与中国的大学完全不同。在私立大学里，各级管理部门和董事会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系一级的管理基本贯彻教授治校的原则；校、院两级的管理，则多少有点像私营公司，实行校长、院长负责制，并实行董事会监督的管理机制。可以说，在管理的有效性和灵活性上，美国一流私立大学是当今世界上所有大学里做的最好的。实际上，中国大学教育的很多问题，寻根究底都出在教育严重行政化这个症结上。坦率的说，唯上不唯下的教育行政化体系如果不有所改变的话，大学应该有的特质是很难发展起来的，因为大学需要独立的创新，需要独立的学术研究氛围，需要互相争论，甚至不留面子互相的探讨。所有这一切，当面对一个可以罢免你的官员，和可以罢免你的校长，你是绝对不可能做出来的。很多人只会想到，上面的人想听什么，我说什么。所以我认为这是中国教育目前遇到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很难解决。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因为这个事不仅仅关乎到了中国教育的现实，也关乎到了中国教育的未来。说了这么多问题，那我们的教育“大道”究竟应该怎么走？我个人认为，我们的教育“大道”应该以良知、理性、仁爱为经，以知识、科技、创新为纬，造就新一代人格平等、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的国民。除了获取知识和能力，大学教育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获得良知，培养理性，提高教养。从中世纪开始，直到今天，西方的知识分子成为了社会变革过程中一支最重要的力量。社会责任感让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不断地为建造一个公平、文明和进步的社会而奋斗。获得良知，并且在关键时刻表达出自己的观点，是大学教育的精髓所在。在我的设想中，耿丹学院培养的人，应是有精神气质的，对人平等相待，对社会、国家、人类都有担当，内心对自由、民主、平等绝对尊重，不论是学自然科学的，还是学商科、文艺，都需要具备这样的人文素质。因为我们光有知识、科技、创新，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过去天天在喊科技创新，却忽略了对学生良知、理性与仁爱的教育，以致于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身边的很多人已经变得如此自私，如此不关心别人的生命。北大教授钱理群曾经发文感慨，称“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我一向认为，一个只懂得向学生灌输课程的大学充其量算得上三流，而那些能够点燃青年学生内心火焰的大学才真正称得上一流。我们所需要的大学不仅能够提供给学生各种知识，培养全面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够培养他们自由的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能够鼓励他们不盲从权威，对任何事情都能够理性地做出自己的判断。我们很多家长一味地想要孩子们考高分、上名校、出国()，却很少关注孩子其他方面的教育。长此以往，我真不敢想象孩子最后到底会成为怎么样的一代，即使他们最终从名牌大学毕业，也很难想象会有多么大的成就，也许就会成为钱理群先生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吴军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些问题。他在本书中指出，现在哈佛和耶鲁都不强调考试成绩的重要性，因为他们认为培养孩子的各种优秀品质，比如拼搏精神、团队精神、领导能力、社交能力、表达能力、全球视野和社会责任感比成绩更加重要。比如，在过去的3个世纪里，耶鲁所培养的就是有社会责任感，有所担当的人，是具有刚毅而勇敢的耶鲁精神的未来领袖。吴军认为，如果中国的留学生在哈佛和耶鲁没有学到这些内容，就失去了在这些名校读书的意义。对于美国这些名校，如果不理解它们的精神，不仅被录取难，即使进了大学，也未必能学到他们的精髓。吴军研究发现，从90年代起直到今天，亚裔学生占了哈佛本科生人数的15%—22%左右，但是这些年来从哈佛走出去的，最后有影响力的校友中，亚裔的比例远远达不到这个15%。这说明，光有一个哈佛的金字招牌是远远不够的，成功是长期努力的结果。很多成功人士因为各种原因就读的大学都不是很好，但是他们经过长期的努力，远远地超越了那些所谓名校的毕业生。为了进哈佛而进哈佛和因为对知识的渴望进哈佛是两回事，前者的人生高峰在离开哈佛的一瞬间就结束了，而后者的人生在离开哈佛刚刚开始。在本书中，吴军多次强调通识教育的重要性，这也是我一直在呼吁的。美国不少综合性的私立大学本科生不分专业，在这些学校里没有工学院的学生或历史系的学生这一说，所有的本科毕业生拿的都是同样的学位，每个人的差异只是体现在他们最后关注的领域上。本科生们在三年级时开始确定自己的关注领域，当然还可以随时改变自己的选择。这在中国的大学里是难以想象的。实践证明，没有好的通识教育，一个人的事业发展就不会有后劲。那些以通识教育见长的美国名校，其毕业生往往能够取得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发展。我一直非常推崇梅贻琦的说法：“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因为一所好的学校，首先就要有著名的老师。我接手耿丹后，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让耿丹学院的老师变成一流的老师，一开始全校只要能有十个八个带头人就够了。让最好的老师给老师上课，先让老师的眼界得到开阔，老师眼界开阔后自然就让学生的眼界更开阔。而在研究了众多美国一流名校的吴军则反复强调，大学不仅要有大师，还要有大楼（好的硬件条件），否则大师的教育理念就无法落地生根。因为只有硬件有了保障，才能给学生请到最好的教师，提供足够的课程、图书和研究室，开展最新的学习和研究。读者在读本书的时候会发现，吴军只介绍了英美的一流私立大学，这是因为这些学校最能代表英美高等教育的精髓和特色。经常有家长和学员会问我选择学校的标准是什么，我的答案和吴军的高度一致——应该选择去那些经得住时间检验的著名学校，不是因为那儿有名气，而是因为那里聚集了很多优秀的老师和学生。英国教育家、牛津主教约翰•纽曼（John Newman）在一次讲演中讲到，“如果让我必须在那种由老师管着、选够学分就能毕业的大学和那种没有教授、考试，让年轻人在一起共同生活、互相学习三地年的大学中选择一种，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为什么呢？我是这样想的：当许多聪明、求知欲强、富有同情心而又目光敏锐的年轻人聚到一起，即使没有人教，他们也能互相学习。他们互相交流，了解到新的思想和看法，看到新鲜事物并且掌握独到的行为判断力。”纽曼的这段话，很好地说明了上大学的真正意义所在。为什么我们不仅要上大学，还要努力上名校不可？原因很简单，要与优秀的人同行。当然，如果没有机会上名校，也没关系，因为吴军老师说了，教育是一辈子的事情，我们不必担心输在起跑线上，因为世界上大部分人跑到一半就不会再跑了，只要你在自我教育的道路上坚持足够久，就一定能够成为那个笑到最后的人。（本文为俞敏洪为吴军新书《大学之路》所作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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