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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至快速回贴【地缘政治65】解码伊斯兰5—伊斯兰教为什么会分裂？//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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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65】解码伊斯兰5—伊斯兰教为什么会分裂？//云石
云石：解码伊斯兰5—伊斯兰教为什么会分裂？【地缘政治65】
&　　经常关注伊斯兰的朋友，肯定对逊尼、什叶两派并不陌生。这两大伊斯兰教派厮杀千年，矛盾延续至今。　　为什么什叶逊尼有这么大的矛盾？在上一节《地缘政治64：》一文中，云石君已对两派分裂的原因做了介绍，简单点说，就是伊斯兰创教初期的两大阿拉伯势力：倭马亚家族和哈希姆家族为争夺哈里发位置爆发内讧，进而使伊斯兰教也分裂为倭马亚主导的逊尼派和哈希姆主导的什叶派。　　这是伊斯兰两大教派分裂的。但也仅仅只是起源而已。毕竟这种政治上的争权夺利什么时候都有，引发意识形态冲突也很正常，但随着争斗结束，获胜一方自然会凭借自身的政治权力，将这种意识形态分歧弥合。就当时而言，倭马亚家族战胜了哈希姆家族，建立了持续百年的倭马亚王朝。　　按道理说，什叶派就应该就此消亡才对。毕竟两大派别也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意识形态分歧，说到底争的就是谁家的人才是正统哈里发（皇帝）而已。既然倭马亚家族已经建立了王朝，那么什叶派再争谁是正统已经没有意义。　　但什叶派却没有消亡。　　当然，这也不奇怪，毕竟哈希姆残余势力仍在，什叶派还有存在的理由。但吊诡的是，一百多年之后，倭马亚王朝灭亡、哈希姆家族的旁支卷土重来，建立了帝国的第二王朝——阿拔斯王朝。　　按理说，现在什叶派终于咸鱼翻身了！但历史却让人大跌眼镜。因为没多久，什叶派就和这个哈希姆家族的阿拔斯王朝杠上，而阿拔斯王朝，却皈依了逊尼派，反过头来什叶派大加打压。　　这样的反转，简直不能用吊诡来形容了，更合适的说法应该是奇葩！毕竟，什叶派之所以与逊尼派决裂，就是认为出身圣裔哈希姆家族的阿里才是正统哈里发，而哈里发一职也应由哈希姆家族继承，这与逊尼派的解释截然相反。现在，哈里发已经回到了哈希姆家族手中，什叶派却又反过来跟哈希姆作对，这实在是太过不合情理。　　当然，什叶派也有自己的解释。按照他们的理论，只有阿里的后代才是合法的哈里发继承人；鉴于阿里是先知的侄儿兼女婿——也就是直系后裔，阿拔斯王室虽出自先知一系（也就是穆罕默德系）的哈希姆家族，但其祖先却是穆罕默德的叔父；故阿拔斯王室不具备合法的哈里发继承资格。　　不管怎么看，这解释也都太过牵强了些。毕竟当时离阿里去世已有100多年；更重要的是，由于倭马亚王朝对哈希姆家族的残酷打压，阿里的直系后裔早已在反抗倭马亚的过程中被斩尽杀绝！　　且不说阿拔斯王室业已掌握政治大权，仅就阿里后裔灭绝这一条来说，由阿拔斯王室继承哈里发也是完全说的过去了——虽然他们不是穆罕穆德—阿里一系的直系后代，但毕竟也是哈希姆家族的血脉。　　但什叶派坚决不予认可。鉴于阿里系已无传人，所以什叶派搬出之前抗争倭马亚时期出现的“隐遁伊玛目”理论，认为当年反抗倭马亚斗争中牺牲的最后一位伊玛目，也就是最后一个阿里系嫡传领袖，其实并没有被倭马亚势力杀害，而是被真主置于人所不知的地方，将来会以救世主的身份重现，在人间建立正义和太平盛世——当然，鉴于这位伊玛目只是隐遁而非死亡，所以哈里发的位置依然得由这位不知道在哪儿的隐者来做。　　从宗教角度而言，“隐遁伊玛目”是否为真，外人无法置评。但从政治的角度出发，现在什叶派居然拿这种混帐理由来否定阿拔斯王室的统治合法性，那阿拔斯不跟他们翻脸才怪。　　什叶派又一次沦为当权者的打压对象。而什叶派的厄运还不止于此。阿拔斯灭亡后，相继称雄中东的塞尔柱帝国、伊尔汗国以及土耳其帝国，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逊尼派，而对什叶派大加打压。　　谁当权都要打压，这什叶派的命运怎么就如此悲催？而换一个角度，历经这么多强大帝国的打压，什叶派居然没有被消灭，它又怎么有这么强的生命力？　　这其实要从中西亚的地缘环境来做分析。　　在之前的《地缘政治63：》中，云石君已对中西亚的地缘结构做了分析：　　在地缘结构上，中西亚的伊斯兰核心区分为小亚细亚半岛、高原、两河流域、迦南地区、伊朗高原、图兰低地等不同板块，各个板块实力差距并不明显。换句话说，伊斯兰世界缺乏强大到足以压制四方的主体核心地缘板块。
　　以两河流域为例。两河流域地处伊斯兰世界的中心位置，也是伊斯兰世界的最富庶地区，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为各个伊斯兰帝国的本部核心区，巴格达也成为早中期所有伊斯兰大帝国的首都。(云石公众号：yunshi911)但两河流域的体量有限，积蓄出的地缘影响力不足以辐射中西亚乃至北非的广袤土地。任何一个政权，想单单以此为根基控制整个伊斯兰世界，都是不可能的。　　两河流域是伊斯兰世界中相对最适合做核心区的板块。既然它都难当大任，其他的板块更不必说。　　只不过，虽然中西亚内部地缘结构四分五裂，但从整体上看，鉴于中西亚地处亚欧大陆中心，是东西方交流的中心枢纽。　　这一地位决定了，只要东西商路畅通，那中西亚沿线各板块都会获得巨大的收益，而政治上的统一，又是保证商路畅通的基础，所以凭借商业的驱使，伊斯兰将中西亚各地缘板块整合到了一起。　　但是，这种整合是有缺陷的：各个边缘板块之所以能政治上形成统一，并不是因为某个伊斯兰帝国有超强的实力，而在相当程度上只是因为政治统一能提高东西贸易效率，进而给自己带来更大收益。换句话说，伊斯兰的统一，相当程度是中西亚各地缘板块之间的主动合作，而非受中央的强力压制。　　这无疑是一种脆弱的统一。而这种脆弱，则意味着各边缘板块内部，都存在着不小的反中央势力。　　虽然东西方贸易的巨大利益，让大家愿意整合在一起。但问题是，贸易的收益并非全部，各地原有的农牧业，和东西贸易并无太大关联，也就是说，以此为生的部族和地区，并不会因为世界的大一统而得到什么好处。　　对这些传统农牧业势力而言，既然没有通过东西贸易得到好处，那对维系中西亚大，不仅也就没有兴趣，反而会心生反感——因为这种政治统一，使自己头上平白又多了一个主子。　　任何一股势力，如果其所获得的经济层面收益，不足以弥补政治上的损失，那么它自然而然会产生抵触和反抗。　　当然，如果够强够横，那么地方势力也不得不屈服——中国的古代王朝，就成功的压制住了四川、云贵、两广等等地缘结构独立，与中原关联不大的地区。　　但中国能做到，是因为中原所依持的长江——黄河核心区，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地缘板块。而两河流域却没有这么强大的实力，所以伊斯兰帝国们对国土的控制力远不如中原王朝。　　这就给了反对派一定的生存空间。阿拉伯地区还好些，但在伊朗高原，在中亚的图兰低地，总有一些边缘的地区和部族，受东西贸易的影响相对有限，所以不愿意被两河流域的中央政府统治。虽然他们的实力还不足以彻底颠覆巴格达的统治，但自成一派，不听中央号令还是绰绰有余的。　　在政治上，这些抗拒中央，相应的，在意识形态领域，他们也会与巴格达形成对立。　　倭马亚王朝时期，鉴于其是逊尼派，所以与其为敌的什叶派，自然就成为这些边缘势力的教派。而基于反对倭马亚王朝的共同政治诉求，哈希姆与这些割据势力走到了一起。　　但随着倭马亚王朝灭亡，哈希姆家族上位，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虽然哈希姆与边缘势力长期合作，但这种合作的出发点其实是不一样的：具体来说，哈希姆家族反对的，仅仅是倭马亚王朝本身，它的政治目标是以自己替代倭马亚家族，成为伊斯兰世界的统治者；而边缘势力反对的，其实是统一的帝国，他们要的是政治独立。　　当然，鉴于倭马亚王朝是伊斯兰世界的统治者，所以当它当权时，哈希姆家族与边缘势力的利益是一致的——反对倭马亚王朝，就是反对当时的阿拉伯帝国，二者其实是等同的。　　但随着倭马亚王朝覆没，哈希姆的阿拔斯王朝建立，它与边缘势力的分歧就出来了：鉴于阿拔斯王朝已经取代了倭马亚，成为阿拉伯帝国的统治者，他的立场自然就转变为维护世界的政治统一；而边缘势力的目标却是摆脱帝国控制，实现政治独立，这就与已经成为当下的帝国——阿拔斯产生冲突。　　这就是屁股决定脑袋！消灭倭马亚后，哈希姆家族自然而然的继承了它的政治遗产，致力于维护帝国的统一，如此一来，希望独立的边缘势力自然要加以反对，二者决裂不可避免。在意识形态上，边缘势力重提隐遁伊玛目，否认阿拔斯王朝的统治合法性；而阿拔斯王朝则皈依受绝大部分穆斯林尊奉的逊尼派，转而对什叶派和边缘势力大加打压。　　所以，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对立，绝不是因为表面上的关于创教初期合法哈里发的争议，其本质是主张统一的伊斯兰中央政府与寻求独立的边缘势力之间的矛盾；而再往深处究，则是中西亚各地缘势力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在宗教文化层面的反映。　　当然，鉴于逊尼派才是受绝大部分穆斯林认可的主流教派，所以在随后的历史中，任何稍具规模，有可能一统伊斯兰的政治势力都会选择逊尼。不仅出身什叶派的阿拔斯如此，突厥系的塞尔柱帝国、帝国和蒙古系的伊尔汗国同样如此————因为这样可以更好的获得伊斯兰世界的普世认同，以维护自身政治统治。
　　只是，这样一来，什叶派的发展就堪忧了——虽然不至于彻底灭亡，但影响也微乎其微。但在16世纪时，形势突然发生转折——伊朗的萨法维帝国将什叶派奉为国教！　　这是什叶派的历史性突破！萨法维帝国的选择，使什叶派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从此以后，什叶派一改之前数百年的丧家之犬境遇，虽不足以压制逊尼，但却也有声有色，与逊尼分庭抗礼。　　这就比较奇怪了。因为萨法维帝国也是强大且有志于伊斯兰的强势政治势力。既然如此，它为什么不效仿之前的阿拔斯、塞尔柱、伊尔，奉逊尼为宗呢？甚至，在萨法维帝国灭亡后，伊朗历经阿夫沙尔、恺加、巴列维和现在的共和国共四个朝代，依然坚持尊奉什叶派，这又是为何？　　这与亚欧大陆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密不可分。具体情况，云石君下节继续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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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化史 对外文化交流编（一）
作者：吴玉贵
第四节 唐朝与波斯、大食、拜占廷的交往
古代 中国 与波斯有着久远的
、交往的 历史 ，在唐代前期，这种继续得到了
，甚至在7世纪萨珊波斯灭亡后的几百年间，唐朝仍然与波斯流亡政权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在唐朝所谓的“三夷教”中，祆教是波斯的国教，而景教和摩尼教也与波斯有着密切的关系[111]。近年发现的大批波斯金银器、纺织品，以及活跃在唐朝境内的波斯人，所有这些都表明，波斯帝国虽然在唐朝前期就已灭亡，但是与波斯的交往，仍然是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的 内容 。
大食兴起于7世纪。随着萨珊波斯的破灭，大食帝国就成了唐朝西邻大国，并与唐朝保持了友好的交往，尤其是在阿拔斯朝迁都东方，并日益完善内陆邮驿制度之后，更是促进了大食与中国及东方各地的贸易关系。随着大食的东进，伊斯兰教也在唐代传入了中国，逐渐成为我国许多民族信奉的宗教，对 现代 中国文化面貌的形成 影响 至钜。
与波斯、大食不同，唐朝与拜占廷距离辽远，直接交往也并不频繁，相互间的了解往往并不真切，如《旧唐书》描述拜占廷的宫殿称：“其殿以瑟瑟为柱，黄金为地，象牙为门扇，香木为栋梁。”[112]一望可知，这种描述中有非常浓重的夸张成分，但正是这种理想化的传闻，为双方增进了解，促进交流提供了强烈而恒久的动力。
1．与萨珊波斯的交往
&&& 萨珊波斯(226-651年)是伊朗古代历史上的一个政权。萨珊波斯国很早就与中国内地的政权建立了联系。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左右，北魏遣使者韩羊皮出使波斯，波斯王遣使献驯象及珍物[113]。文成帝太安元年(455年)，波斯国又与疏勒等国遣使朝贡。此后，与西魏、北周、隋往来不绝。
&&& 太宗贞观六年（632年），萨珊朝末代国王伊嗣俟(Yazidjird Ⅲ)继承王位，未几，大食人开始大举入侵波斯，伊嗣俟与大食交战兵败，在唐高宗永徽元年(651年)，逃往木禄，被人杀害。历时数百年的萨珊波斯帝国最终灭亡。此后，伊嗣俟之子卑路斯(Peroz)避居波斯东境，在吐火罗的支持下建立了流亡政权。卑路斯向唐朝“请兵救援”，但是唐朝这时注意力集中在葱岭以东的西域地区，无意在葱岭以西与大食直接对抗，唐高宗婉言拒绝了出兵的要求。高宗龙朔元年(661年)，唐朝使臣王名远在吐火罗道大量设置羁縻都督府州时，以卑路斯所在的疾陵城设置波斯都督府，并以卑路斯为都督。高宗上元元年(674年)，在大食的侵逼之下，卑路斯在西域无法立足，入朝唐朝，并最终客死于中土。
卑路斯去世之后，唐朝册立卑路斯之子泥涅师为波斯王，客居长安。高宗调露元年(679年)，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和李遮匐背叛唐朝，与吐蕃联合攻击唐朝在西域的军事力量。唐高宗任命裴行俭为安抚大食使，以册送泥涅师为名，在途中袭击西突厥[114]。虽然裴行俭“安抚大食使”的衔号实际上只是虚有其名[115]，但是在高宗永隆元年(680年)左右，泥涅师最终还是在唐朝军队的护送下回到了吐火罗。据近年对吐鲁番出土文书的 研究 ，可知为了完成这次带有远征性质的护送行动，唐朝专门了“波斯军”，还特别颁发了《波斯军别敕》，波斯军兵员由蕃汉兵混合组成，除了兵募外，还有唐朝西州的府兵，最后是经护密送到了吐火罗[116]。泥涅师客居吐火罗二十余年，景龙二年(708年)复返唐，授左威卫将军，后病死于长安。
至少在8世纪上半叶，萨珊波斯余部仍然在吐火罗地区活动，而且与唐朝保持着密切的贡使关系。开元、天宝年间（713-756年），波斯流亡政权屡屡向唐朝贡献玛瑙、绣舞筵等物[117]。据《册府元龟》有关朝贡的记载，在此期间波斯向唐朝进献的物品主要有香药、犀牛、大象、猎豹等，甚至到大历六年(780年)，还有波斯国遣使献真珠、琥珀等物[118]。
波斯国残部的存在也得到了阿拉伯史料的印证，据泰伯里记载，回历110年(公元728-729年)，突骑施可汗苏禄在呼罗珊人的请求下，驱除粟特地区的大食军队，突骑施人在康国Kamarge附近的一个要塞，遭到了大食军队的顽强抵抗。为了促使守军投降，苏禄带来了伊嗣俟的后裔Khusraw。据信，Khusraw长期在吐火罗地区活动，号召恢复已经灭亡将近一个世纪的萨珊波斯的统治[119]。
萨珊波斯银币的流行，是中古 时代 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从4世纪起，萨珊银币就已在中国各地出现，截止1978年，至少已发现了49起，1200多枚。新疆、青海、内蒙古、陕西、河南、山西、河北、湖北及广东等地都有发现[120]。数量之多、分布范围之广，都是很惊人的。据传统 文献 记载，北周时期“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121]。这里说的“银钱”，主要就是指萨珊银币。这里就唐代遗址中发现的萨珊银币略作介绍。
中国境内唐代遗存中出土萨珊波斯银币最集中的是今新疆地区。在公元7世纪高昌国末年至唐代西州时期，新疆吐鲁番地区的墓葬中流行以波斯萨珊朝银币或东罗马金币敛葬的习俗，多数含殓于死者口中，或覆盖于两眼之上，敛葬银币多是卑路斯（459-484年）以后至库思老二世（Chosroes Ⅱ，590-628年）式样，尤以库思老二世为多，有的银币铸造年代与殓葬入墓年代相距很近，说明萨珊银币的流通是很迅速的[122]。1950年、1955年、1956年、1957年、年、1964年、1966年、1967年、1969年、1972年、1973年，考古者在今新疆吐鲁番地区多次发现了大量萨珊朝银币，其中相当多的部分都是在唐代遗址中出土的[123]。1978年，在新疆焉耆博格达古城也出土库思老二世银币1枚，埋藏年代约在公元7世纪[124]。
新疆之外，唐代遗址中发现萨珊波斯银币的地点还有陕西、甘肃、河南、山西等地。西安7区30号唐墓出土2枚波斯王库思老二世和1枚约当7世纪前半期的仿库思老二世银币[125]。在长安国清寺舍利塔中，发现了7枚波斯银币，其中6枚属于库思老二世，1枚属布伦女王（Boran，630-631年），这些银币是在天宝年间（742-756年）瘗入塔内的[126]。1988年，考古工作者在清理敦煌莫高窟北区第222号瘗窟时，在棺床草席下发现1枚卑路斯银币，可能是在隋末唐初，作为随葬品瘗入的[127]。1955年，在洛阳北邙山30号唐墓出土萨珊银币16枚[128]。山西太原金胜村5号唐墓出土库思老二世银币1枚，正面圆框外右角有鸟形戳记，是大食初期东部各省加盖的戳记，这枚银币应该是在6世纪末年瘗入墓中的[129]。
萨珊波斯金银器对唐朝金属制造业的影响，是唐朝与波斯文化交流的重要的内容[130]。早在五六世纪时，萨珊波斯金银器就已输入了中国各地。 目前 可以确定的波斯金银器皿主要有山西大同北魏封和突墓出土的银盘一件[131]，大同北魏墓出土银碗一件[132]，大同北魏城址出土银洗、银碗各一件[133]，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出土鎏金银壶一件[134]，广东遂溪出土南朝窖藏银碗一件[135]。此外，在中国还发现过几件具有浓厚萨珊波斯风格的银器，这些器物很可能也是萨珊波斯的输入品[136]。唐代以前中国的金银器皿制造业并不发达，包括外国输入品在内，总共发现者也不过数十件而已。而到了唐代，金银器皿的数量骤然激增，已的出土和收藏品已近千件，与前代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萨珊波斯对中国金银器皿制造业的大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唐代金银器皿中，保留了明显的萨珊风格。就器型言，唐代长杯忠实模仿了萨珊长杯的多曲特征，但是具有体深、敞口、高足等有别于萨珊波斯器的特点。在萨珊风格的影响下，唐代还出现了一些比较特别的纹样装饰。如萨珊器物上的动物形象多增添双翼，并在四周加麦穗纹圆框，即所谓“徽章式纹样”，这种饰样在萨珊银器上尤为常见。在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的所谓“飞狮六出石榴花结纹银盒”和“凤鸟翼鹿纹银盒”盒盖上的翼狮及翼鹿纹饰[137]，就明显属于徽章式纹样，而这类装饰在唐代并不常见，只出现在8世纪的几件器物上，是受萨珊波斯器物饰样影响的产物。后来，这种饰样在中国器物上产生了一些有趣的变化，首先是取消了圆框中的动物形象，代之以唐代流行的宝相花之类的饰物，稍晚一些的器物则进一步取消了圆形边框，8世纪中叶以后逐渐消失[138]。
萨珊玻璃器对唐代工艺的影响，也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较早输入中国的萨珊玻璃器是在湖北鄂城五里墩M121西晋（265-316年）墓出土的磨花玻璃碗。此后在北周和隋代的遗址中，都有萨珊玻璃器发现，在唐代遗址中发现的萨珊玻璃器主要有洛阳关林M118唐墓出土的细颈瓶，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中的凸圈玻璃杯等[139]。在敦煌壁画中，可以见到85件玻璃器皿的画图，其中可以认定为萨珊波斯或罗马进口的玻璃器皿为69件，占总数的80%，可知外来玻璃器皿是很受当时人们青睐的[140]。
在长期的经济、文化交往过程中，有大批波斯人进入中国，并具备了高深的汉文化修养，成为双方文化交流的使者。唐末五代波斯人李珣一家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李珣是唐代入华的波斯人后裔，即所谓的“土生波斯”。据载，当黄巢攻陷关中后，李珣的父祖在广明元年（880年）随僖宗入蜀，授率府率。率府率是东宫侍卫之官[141]，可知他的祖先曾经是充任宫廷侍从的波斯胡人。李珣的家族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与“香药业”的关系，一是高深的汉文化修养。李珣的弟弟李玹“举止温雅，颇有节行”， 是一位专门从事香药买卖的商人。后来以“金丹延驻”为务，因合和丹药费用不赀，晚年“家无余财，唯道书、药囊而已”[142]。李玹修炼长生之术，当与他从事药物贸易有关。不仅如此，李珣本人也写过一本名为《海药本草》的药物学著作，主要叙述唐朝的外来药物。香料和药物是唐朝进口的重要物品，而且主要由胡人经营[143]，李玹“以鬻香药为业”，李珣研究外来药物，必定都与他们的家族世代经营香药贸易有直接关系。
除了谙熟外来药物之外，李珣在历史上主要是以诗词知名于世。由他创作的《琼瑶集》，是已知最早的词人专集，在中国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琼瑶集》原书佚，但是在《花间集》和《尊前集》这两部著作中，收录了李珣的作品，《花间集》收37首，《尊前集》收18首，除去重收者，现存李珣词共有54首。又据《碧鸡漫志》，李珣至少还创作过“倒排甘州”、“何满子”、“喝驮子”（即凤台曲）和“西河长命女”等数首作品[144]。因为具有了高深的汉文化修养，李珣以宾贡及第[145]，成为少数取得进士资格的胡人之一。李珣的好友尹鹗曾戏谑他说：“异域从来不乱常，李波斯强学文章。假饶折得东堂桂，胡臭熏来也不香。”[146]可见李珣虽然诗名甚著，但是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他仍然被看作是波斯人。尤其令人称奇的是，李珣的妹妹李舜弦也是一位才情出众的女诗人。舜弦是蜀后主王衍宫中的昭仪，她创作的诗歌留传下来的有 “随驾游青城”、 “蜀宫应制”和“钓鱼不得”等，得到当时文人的赞赏[147]。李珣兄妹的，为古代中国与波斯的文化交流留下了一段令人难忘的佳话。
&&& 2．与大食的交往
&&& 大食(或称“大寔”或“多氏”)，是唐代对阿拉伯帝国的称呼。在阿拉伯帝国兴起之前，阿拉伯部落之一的塔伊部(Tayyi’)生活在与伊朗相邻的地区，波斯人称塔伊部为“Tachik”，并以此泛称阿拉伯人，“大食”就是波斯语的译音。
&&& 在伊斯兰兴起之前，古代中国就已经与塞姆语系的古代阿拉伯人发生了久远的联系。公元前64年，罗马人入侵今叙利亚等地区，取得了在这里久已流传的中国丝织品。公元97年，东汉西域都护班超的特使甘英，也曾到达此地。叙利亚东部沙漠中的绿洲国家帕尔米拉(Palmyra)境内出土的汉字纹锦，更是为时人啧啧称道。这些丝织品属于公元一世纪，纹样和织入的汉字与本世纪初斯坦因在新疆楼兰等地发现的丝织品类似或相同，属于汉代的绫锦、彩缯织物。4世纪时，罗马作家阿米亚·马赛林(Ammianus Marcellinus)曾经亲身参加过与波斯的战争，据他记载，360年左右，在幼发拉底河沿岸每年一度的集市上，有中国商品出售[148]。所有这些例证，都表明古代中国与塞姆语系民族地区很早就有了物质文化的交流[149]。
&&&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即大食帝国消灭萨珊波斯的同年，大食王?密莫末腻的使者也第一次到达了唐朝宫廷[150]。这位大食王就是阿拉伯第三任正统哈里发奥斯曼(‘Uthman)，?密莫末腻，是阿拉伯语Amīr almu’minin的译音，意思为“信士们的长官”，是阿拉伯人对哈里发的一种尊称，唐朝人用它来指称哈里发。阿拉伯使臣的到来，标志着唐朝与西域关系史的重大转折的开始，随着萨珊波斯的灭亡和大食帝国的扩张，大食人将逐渐取代波斯人，在中国古代东西交往的历史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 此后，随着大食势力向东、向北推进，唐朝与大食的接触日渐频繁，倭马亚朝(661-750年，即汉籍之白衣大食)及其派驻呼罗珊的总督不断派遣使节和商队与唐朝交好，开创了唐朝与西域交往的新阶段。750年，阿卜勒·阿拔斯(Abu’ l-’Abbas)灭倭马亚朝，建立了以阿拔斯朝(即汉籍黑衣大食)知名的阿拉伯政权。在阿拔斯朝统治时期(750-1258年)，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先是由大马士革东移到幼发拉底河中游的苦法，以后再迁到巴格达，然后又由巴格达徙至萨玛拉，每次迁都的用意都与开展与中国及东方各地的贸易关系有关。随着
中心东移，大食帝国与唐朝的关系更趋密切，造纸术等我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就是在这一时期传到西方的。
大食的东进，引发了中亚地区政治格局的大变动，被大食消灭或受到大食压力的国家或政权纷纷请求唐朝的庇护，如上文提到的波斯末代国王伊嗣俟三世之子卑路斯，及卑路斯的儿子泥涅师，都曾在长安避难。甚至在将泥涅师送返吐火罗之后，唐朝与波斯流亡政权的关系还一直持续到了8世纪下半叶。除波斯之外，西域的昭武九姓国和吐火罗故地各政权也都纷纷向唐朝请援，表示愿意与唐朝共同抗击大食东侵[151]。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由东而西，吐蕃由南而北，大食由西而东，三方势力在西域交汇。唐朝虽然曾在葱岭以西设立过羁縻府州，并进行过一些惩罚性的远征，但是总的来说，唐朝势力主要局限在葱岭以东的地区，并没有能够负担起保护葱岭以西中亚诸小国，抵抗大食东进的职责。
唐朝与大食在西域的唯一次规模较大的战争发生在唐玄宗天宝十载(751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呾逻斯(Talas)之战。天宝九载(750年)，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以石国王“蕃礼有亏”，率军征讨。当唐军到达时，石国王向唐军投降，高仙芝与石国王约和于前，又背约翻脸于后，将石国王俘虏，并交给唐朝廷杀害。石国王被俘之后，石国王子引西域“诸胡国”及大食兵，与唐朝安西的军队战于呾逻斯，结果唐朝安西的军队在呾逻斯打了一个大败仗。这次战役的结果，对当时西域的形势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与战前相比，大食与唐朝战后在西域的政策或实力对比都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152]。但是这次战役在东西文化传播的历史上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战争中，大批唐朝士兵包括工匠在内被俘往阿拉伯地区，被俘的工匠中有金银匠、画匠，汉匠能作画者有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有河东人乐?、吕礼[153]，而据阿拉伯古文献记载，被俘者当中还有造纸工匠，他们对中国造纸术的西传起了重要的作用。
&&& 与唐朝在西域丝绸之路东部沿途设立的完备的烽燧馆驿系统一样，大食帝国也在丝绸之路的西部设立了四通八达的邮驿系统，上文提到的阿拉伯地理名著《道里邦国志》，就是根据9世纪时阿拉伯邮驿档案编纂而成的，书中详细记载了由阿拉伯地区通往唐朝境内的呼罗珊大道，这条道路从巴格达向东北方向延伸，经哈马丹、赖依、尼沙布尔、木鹿、安国、康国，到达锡尔河流域，再进而到达唐朝控制的西域地区。完善的驿路系统保证了世界各地的物产源源不断地涌入巴格达，巴士拉学者扎希兹(al-Jahiz，776-868年)在他编纂的《商务的观察》一书中，具列了世界各地输入巴格达的物品，其中从中国输入的货物有丝绸、瓷器、纸、墨、鞍、剑、香料、麝香、肉桂，甚至还有孔雀等动物。《道里邦国志》也记载了中国输入阿拉伯地区的货物，计有白绸、彩缯、金花锦、瓷器、麻醉药物、麝香、沉香木、马鞍、貂皮、肉桂、姜等[154]。
与波斯类似，在阿拉伯文中，由中国传入或与中国有关的物品大都被冠以“sini”(中国的)，如肉桂作“dar sinī”，姜作“zajabib sini”，玫瑰作“ward sinī”，治头痛药作“shah sini”，烧制陶器的高岭土作“khaki sini”等等。凡是从中国传入的物品，大都被赋予了神奇的特性，如白铜(即“鋈”)，阿拉伯语作“al-kharsini”意思是“中国铁”或“中国箭簇金”，被认为是一种产于中国的罕见的金属，据称用这种金属制成的箭簇含有剧毒，中人即死；用它做成鱼钩，不会使海里的任何生物挣脱；铸成铜镜可以避邪；制成钟铃，可以发出响亮的乐音。著名的阿拉伯炼丹术士哈伊延·本·扎比尔(Hayyan b. Jabir)甚至专门写了一本名叫《中国铁之书》的著作，专门论述这种金属[155]。与流行于唐朝各地的许多外来物品一样，这些从中国传来的物品已经已经远远超过了其自身固有的价值，成了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的物品。
唐代最早亲历阿拉伯地区，并留下完整记录的是唐朝使节达奚弘通。《中兴书目》著录《西南海诸蕃行记》一卷，并解释称：“唐上元中（674──676年），唐州（治今河南泌阳）刺史达奚弘通撰。弘通以大理司直使海外，自赤土至虔那，几（凡）经三十六国，略载其事。”[156]达奚弘通出使事无考。此赤土即马来半岛西部吉打（Kedah）南部之地，虔那可还原为Kana，指阿拉伯半岛南部的Bandar Hisn Ghorah地方[157]。虽然此书全佚，但在残留的记载中保存了唐朝使臣直航阿拉伯的宝贵记录。
在唐朝与大食的交往中，值得记述的还有杜环写的《经行记》一书。杜环是《通典》的作者杜佑的族子，呾逻斯战役时被大食军队俘虏，在大食境内飘流10年之久，宝应元年（762年）附海舶返回唐朝。杜环根据他在大食境内流寓的经历及见闻写了《经行记》，留下了中国与阿拉伯交往的最早和早可靠的记录。《经行记》原书已佚，但是杜佑在《通典》时，在“边防典”中摘录了其中部分内容，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其中有些内容保留了关于早期阿拉伯风俗和伊斯兰教教义的最早的汉文记录，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如称大食：“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断饮酒，禁 音乐 ，人相争者，不至殴击。又有礼堂，容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座，为众说法曰：人生甚难，天道不易。奸非劫窃，细行谩言，安己危人，欺贫虐贱，有一于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战，为敌所戮，必得生天。杀其敌人，获福无量。率土禀化，从之如流。法唯从宽，葬唯从俭。”[158]为研究早期穆斯林风俗提供了宝贵资料。
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有一条著名的圣训，称：“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表明了阿拉伯世界了解中国的迫切愿望。与亲历西亚的唐朝人相比，东来中国从事贸易及相关活动的大食人要多得多。8世纪中叶，鉴真和尚在广州港亲眼见到过“大石国”（即“大食”）的商船，而阿拉伯人阿布·塞义德（Abu Zaid）也记载黄巢曾在广州杀害了伊斯兰教徒等12万人。田神功在扬州劫掠时，也杀了几千名“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159]。唐朝境内大食商人之多，可以想见。有名可查的大食商人除了《中国印度闻见录》中著名的苏莱曼（Sulamān al-Tājir）外，有曾在785年以前某时期从事与中国间的沉香木贸易的阿卜·乌拜达（Abū ‘Ubayda ‘Abdallāh b.al-Qāsim），八、九世纪之交，因从事对华居间贸易而致富的纳扎尔·本·来伊蒙（al-Nazar b.Maymum）等[160]。肃宗乾元元年（758），广州上报朝廷，称：“大食、波斯围州城，刺史韦利见逾城走，二国兵掠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161]唐代广州地方官员，一向以贪污贿赂、盘剥外国舶商著称。此前，广州都督路元睿就曾因掠取外国商船的货物，被蕃商刺杀[162]。所以这里所谓的“兵”，很可能就是拥有武装的大食商人。
来华的大食人中，有些长期居住在唐朝境内，具备了很高深的汉文化修养。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唐宣武军节度使卢钧向朝廷推荐大食国人李彦升，次年，李彦升宾贡及第，成为唯一取得进士资格的大食人[163]。
在与唐朝长期交往的过程中，大食的器物也传入了中国。唐代的伊斯兰玻璃器就是突出的代表。伊斯兰玻璃在历史上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所周知，在罗马时代玻璃制造业曾达到了相当高超的水平，当欧洲进入中世纪黑暗时代之后，玻璃制造也随之衰败。阿拉伯人在7世纪占领地中海东岸地区之后，继承了罗马精湛的玻璃制造工艺，并使之发扬光大，形成了玻璃器制造史上的伊斯兰时代。近年在西安法门寺唐代地宫中出土了约20件完整的玻璃器皿，为研究伊斯兰玻璃器和唐朝与大食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据研究，这些玻璃器除了一件茶托属于典型中国器型，数件素面盘无法确定产地外，主要都属于伊斯兰早期玻璃器。根据其装饰工艺的特点，这批玻璃器可分为四类，第一类为1件贴花盘口瓶，黄色透明，无模吹制成型。使用了伊斯兰早期地中海东岸非常流行的贴丝和贴花等热加工装饰工艺。第二类为6件刻纹蓝玻璃盘，使用了刻纹冷加工工艺。刻纹以枝、叶、花为主题，运用葡萄叶纹、葵花纹、枝条纹、绳索纹等装饰手段，再加上菱形纹、十字纹、三角纹、正弦纹等几何纹饰，构成了繁富华丽的图案。刻纹玻璃工艺与贴丝、贴花工艺一样，都是伊斯兰玻璃工匠从罗马继承的工艺，在伊斯兰早期曾盛行一时，但是鲜有完整器物传世。法门寺地宫的这批玻璃盘不仅完整无损，而且根据地宫帐，属于唐僖宗的供奉品，在咸通十五年正月入藏地宫，确切的时间记载更增加了它的学术价值。尤为可贵的是，这些刻纹玻璃盘中，有两件描金刻纹玻璃盘，是至为罕见的珍品，填补了对伊斯兰玻璃器认识的空白。第三类为2件印纹直桶杯，无色透明，壁面由五组花纹装饰而成，使用了模吹印花工艺，这种工艺也源自罗马，但伊斯兰模吹玻璃器器壁较厚，而且底部往往带有粘棒的疤痕。法门寺印纹直桶杯的器形和纹饰在伊斯兰早期玻璃器中是十分常见的。最后一类是1件釉彩玻璃盘。釉料彩绘是玻璃装饰工艺的一种，它是将易熔玻璃配上适量矿物颜料，研磨成细颗粒，加上粘合剂和填充料混合后，涂绘在玻璃制品的表面，然后加热而成。一般认为伊斯兰彩釉玻璃的
是在公元12至15世纪，9世纪的釉彩玻璃非常鲜见，所以法门寺发现的伊斯兰早期彩釉玻璃就更显其珍贵[164]。玻璃器易碎难存，传世品外，很难见到完整的出土器物，法门寺早期伊斯兰玻璃器的发现，不仅为唐朝对外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而且丰富了人们对伊斯兰早期玻璃工艺的认识。
&&& 阿拉伯金币也随着唐朝与大食贸易交往而传入了中国。西安西窑头村唐墓出土3枚阿拉伯金币，一枚标回历83年（武后长安二年，702年），一枚标回历100年（开元六至七年，718-719年），一枚标回历129年（天宝五至六年，746-747年）[165]。阿拉伯金币外，在中国还发现了阿拉伯人仿制的拜占廷金币。如西安土门村唐墓发现阿拉伯仿拜占廷希拉克略（Heracliue，610-641年）金币，铸造时间在公元7世纪[166]。1959年在新疆乌恰县以西的深山中修路时，在石缝中发现了波斯萨珊朝银币947枚，金条13根。银币中有97枚已锈蚀残损，其余850枚中，有库思老一世2枚，库思老二世567枚，阿拉伯倭马亚朝仿制库思老二世钱币，即所谓阿拉伯-萨珊式银币281枚[167]。特别有趣的是，在宁夏固原唐代史铁棒墓（咸亨元年，670年）中，发现了1枚非常罕见的萨珊阿尔达希尔三世（Ardashir Ⅲ，公元628-630年）金币的仿制品。一般认为，仿拜占廷钱币中没有银币，而在仿萨珊波斯的钱币中则没有金币，这枚仿制品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个例。据研究认为，这枚金币应该是7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之间，阿拉伯人部分占领萨珊波斯之后的仿制品[168]。
随着唐朝与大食交往的开展，伊斯兰教也在唐代传入了中国。上引《经行记》中，已经涉及到了伊斯兰教教义的内容，此外杜环还专门记载了所谓的“大食法”，称：“大食法者，以亲戚弟子而作判典，纵有微过，不至相累。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大（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不出纳，唯饮酒谑浪终日。”[169]陈垣先生赞叹说，在唐以后有关伊斯兰教的记载中，尚未见过如此清楚的论述。“所谓法，即教也。大食法，回教也。”[170]由于缺乏确切的资料，学术界对伊斯兰教传入的具体时间存在不少的争论，概括来讲有隋开皇（581-600年）说、唐武德（618-626年）说、唐贞观（627-649年）初说、永徽二年（651年）说和八世纪初年说等五种观点[171]。虽然各种观点分歧较大，但是一般都认为最晚在唐代时，伊斯兰教已经传入了中国。在现代中国56个民族中，有10个民族都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传入，无疑是唐朝与大食关系史上的最重大的事件。
3．与拜占廷的交往
拜占廷是人们对东罗马帝国的别称，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政权，东罗马帝国占据了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及外高加索等广阔的地域，由于东罗马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是在希腊古城拜占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通常又将东罗马称作拜占廷帝国。拜占廷占据了中、近东大片地区，与东方交往密切，在东晋及南北朝的史籍中，以拂菻、蒲林、普岚、伏卢尼知名。不同汉译名的出现，是由于用汉语转译各种不同的东方古代对东罗马帝国名称Rum的译音时形成的。6世纪后半叶，以争夺丝绸之路贸易为中心，拜占廷与突厥汗国往来频繁，进一步密切了与东方的关系。
唐代与拜占廷的关系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了发展，据载，贞观十七年（643年）拜占廷国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大食帝国的兴起和扩张并没有阻碍拜占廷与唐朝的交往。6世纪中叶以后，拜占廷继续保持了与唐朝的联系，唐人地理著述中也时见关于拜占廷的记载，7世纪后期以后，大食人攻占了叙利亚等地，但是新罗僧慧超在他的行记中，仍然将叙利亚地区称作“小拂临”，而将拜占廷保有的领土，即君士坦丁堡、小亚细亚等地称作“大拂临”[172]，拜占廷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 汉文文献中有关拜占廷与唐朝交往的记载较少，但是近世出土的大批文书和文物表明，作为丝绸之路西端的拜占廷帝国，在东西交往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上文中指出，近年在北高加索发掘出了大量的八九世纪产于唐朝的丝绸、汉文文书和唐人题材的绢画等文物，在新疆、内蒙、宁夏、陕西、河北、河南等地，都发现了东罗马金币。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在文书中条列人们名义上为死者陪葬的财物，葬于墓穴中，祈望死者携带这些物品到了冥间可以通行无阻。具列的内容虽然并不是真的陪葬物品，但是它却可以反映人们当时的经济生活的内容。这类文书通常被称为“随葬衣物疏”。据研究，在公元5世纪的随葬衣物疏中，冥财的内容只开具“铜钱”若干文、或笼统地称“黄金千两”或“黄金千斤”，而在6世经中叶至7世经中叶的一百年中，冥财的内容就变成了“金钱”若干文（枚）或“金银钱”若干文（枚），金钱不仅作为冥财，而且在高昌地区的
生活中，还被作为寄送信件的信物使用。
这些迹象表明，在6世纪中叶以后的一个世经中，拜占廷金币可能已经成了高昌地区流行的国际标准通货[173]。上文北周时期“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之“金钱”，可以包括拜占廷金币、印度金币及其他西域金币，但拜占廷金币具有标准货币性质，它的重要性当然在其它西域金币之上。传统文献的记载恰好可与吐鲁番文书中反映的高昌使用拜占廷金币的情况相发明。此外考古工作者在各地发现的拜占廷金币，也可以为拜占廷货币文化在丝绸之路的重要作用提供实物证据。
与萨珊波斯银币一样，拜占廷金币及其仿制品属于中国境内发现的最重要的东罗马遗物。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与和田地区曾先后发现过10枚东罗马金币（3枚为仿制品），其中有些就是在唐代墓葬中发现的[174]。此外，在内地唐代遗址中，也屡有发现。1979年，在陕西咸阳唐贺若氏（卒于武德四年，621年）墓发现东罗马查士丁二世（Justin Ⅱ，565-578年）金币1枚[175]。1981年，在洛阳龙门唐安菩夫妇墓发现东罗马金币1枚，为东罗马福克斯（Focas，602-610年）所铸[176]。1969年，曾在西安何家村唐代窑藏中发现东罗马希拉克略（Heracliue，610-641年）金币1枚[177]。
上文中曾提到过西安土门村唐墓发现阿拉伯仿拜占廷希拉克略金币，在中国内地发现的拜占廷金币仿制品远不止此。西安东郊唐陈感意墓中发现东罗马阿那斯塔修斯一世（Anastasius Ⅰ，491-518年）金币的仿制品[178]。西安西郊曹家堡唐墓中也发现拜占廷金币仿制品[179]。在拜占廷金币仿制品中，以宁夏固原南郊粟特胡人墓葬中发现的金币最引人注目。1981年，在唐史道德墓（仪凤三年，678年）发现的金币可能属于东罗马皇帝差诺（Zeno，公元474-491年）金币的仿制品。1985年，在唐史索岩墓（麟德元年，664年）中又发现了拜占廷金币仿制品。1986年，在唐史诃耽墓（咸亨元年，670年）也发现了仿制的拜占廷金币[180]。在粟特胡人家族的墓地中集中发现拜占廷金币的仿制品，再次证明了粟特商人在欧亚内陆贸易交往中起的重要作用。
此外，在敦煌文书伯3432“龙兴寺卿赵石老脚下佛像供养具经等目录”著录有“拂临样”银盏，伯2613“唐咸通四年正月四日沙州某寺徒众常住交割历”中也有“弗临银盏”，也表明了拜占廷或拜占廷式银器对敦煌的影响[181]。
随着相互交往的增多，唐朝人对拜占廷的了解也逐渐加深，有关拜占廷的内容甚至成了文艺创作的题材。如唐朝著名画家张萱和周昉都曾创作过“?林图” [182]，五代画家李玄应和王道求分别有“会茀林”和“茀林弟子”等作品传世[183]，而五代王商更是创作了“?林风俗图”、“?林士女图”和“?林妇女图”等反映拜占廷风俗、物产的画图[184]。现在虽然已经无从知晓当时创作这些图画的现实依据，但它的产生从特定的角度反映了人们对东罗马已经有了相当具体的了解。
&&& 此试将波斯、大食、拂菻向唐朝通使情况列表如下：
波斯诸国遣使唐朝表：
天宝一五至德初
合&&&&& 计
以上在西域各国通使唐朝表中，分为粟特诸国、吐火罗诸国、天竺诸国、波斯诸国等4个单元，分别对西域诸国向唐朝遣使情况进行了大致表述。必须说明的是，在这些表中只选择了部分西域国家，而且引用资料范围也很有限，肯定有不少遗漏。更重要的是，古代史书中对西域诸国的通使记载本身就是非常不完备的，如《册府元龟》称武德四年（641年）十月“西域二十二国并遣使朝贡”[185]，但是在现存载籍中，并没有见到有关西域国家在此时朝贡具体记载。根据现存并不完备的资料做出的统计数字，更多地只是反映出西域诸国与唐朝交往的一般趋势，而不是双方交往的实际状况。综合以上诸表可以看出，西域诸国与唐朝的通贡关系主要集中在8世经上半叶。此以盛唐玄宗统治时代（712-751年）为界，将西域诸国向唐朝遣使分为三个时期，试将各时期所占比例统计如下：
西域各国遣使唐朝比例表：
吐火罗诸国
&&& 由于距离和时间等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各地区在同一时期所占比例不尽相同，但是从以上统计中可以大体看出西域诸国与唐朝交往的一般状态。自唐朝初年到玄宗继位约一个世纪，西域各国向唐朝遣使数约占遣使总数的33%；玄宗统治时代约40年，但是平均占总数约60%，而8世纪中叶以降至唐朝亡国约一个半世纪，遣使数只占到不足10%，玄宗统治时代是唐朝对外交往的鼎盛期，更是唐朝与西域陆路 交通 的顶峰时期。转贴于论文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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