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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大规模农场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发布时间： 9:08:00
发布者：bmnyj&马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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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7日，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北京校区举办的“2015第四届中国国际农商高峰论坛”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发表了关于中国农业的主题演讲。
　　韩俊认为，要放活农村土地的经营权，但是要防止强制农民流转，防止片面追求大规模经营，大规模的农场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以下为韩俊演讲全文:
　　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来参加第四届农商高峰论坛，去年社刘院长的邀请，我也有幸参加了
　　今天我们的主题非常好，开启现代农业新的时代。我们农业的发展面临着很多新的挑战，在中国我们把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总是放在一块来考虑的，农业问题它不像工业问题、商业问题，工业问题、商业问题可能主要是一个产业发展的问题，农业问题在中国既是一个产业问题，但更是一个农民的问题，我们任何一项农业政策，我们要考虑它对农民的影响，对农民的就业、对农民福利的影响。我们的农业现在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面临着很多严峻地挑战。
　　中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村必须富，这是我们制订三农政策一个最基本的遵循。现在讨论现代农业新的时代，从中国来讲我们农业发展新阶段在制订政策的时候，现在面临着两个最严峻的挑战:
　　挑战一，我们的资源环境约束，已经到了极限，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怎么能够来确保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特别是我们怎么能够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
　　挑战二，我们现在国内的农产品的价格已经全面地在逼近，甚至超过国际农产品的价格。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农业还有没有竞争力，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下面我可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首先农产品价格天花板封顶效应，现在我们必须要面对，这是到3月底的数据，玉米、大豆、小麦、大米的一些价格差距，国际粮食谷物到岸征税以后，到岸价格比我们要便宜很多，一斤玉米要便宜接近5毛钱，一斤小麦便宜3毛5分钱，一斤大米便宜5毛多钱，大豆现在已经没有关税配额的限制了，大豆已经大量地进来了。但是玉米、小麦和大米因为有关税配额的限制，配额以内关税很低的，但是配额以外关税是很高的，今后三五年我们还不必过于担心国外廉价的谷物能够冲击中国的市场，因为现在关税配额以外进来的话现在很困难，我们去年谷物自给率还是98%以上，大豆的自给率现在只有18%左右。
　　现在可能形势更严峻的是我们的油料作物、糖料作物，现在糖到4月份关税配额以内进口相当便宜，配额以外我们征了50%的关税，国外进口的糖比我们一吨还要便宜500块钱，你就没有办法了，它该进就要进了，这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我们现在奶业面临的冲击很大，荷兰农业部的官员参加我们的论坛，我问伊犁的董事长潘刚先生，在美国要收购一斤鲜奶大约是2块钱，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大约是2.6元，我们中国现在鲜奶一公斤成本价对农民来讲是3.7元，你低于3.7元农民可能就无利可图了，现在已经连续16周低于这个价格，我们一吨的原料奶粉生产成本比国外要高出1万多块钱。
　　去年我们才进了800多万吨，也就是说我们的谷物自给率还有98%以上，现在替代玉米的产品越来越多，因为玉米的进口有关税配额的限制，为了绕过关税配额的限制，这两年进口的大麦、高粱、玉米酒糟、DDGS是爆发式的增长。大麦过去是做啤酒的，现在大麦一半是用来做饲料，高粱主要是做饲料，我们一季度进口的高粱、大麦就达到了两百六七十万吨，我们去年光这些产品的进口起码替代了我们1000万吨玉米，现在玉米的库存最近两年大幅度地攀升。
　　中国现在有很多的议论（包括在互联网上），中国为什么进口大豆，能不能自己生产?我们想自己生产可能也没有那么多资源，中国面临最现实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既缺食用植物油，我们更缺饲料蛋白，进口大豆一方面是为了满足老百姓对事物植物油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我们现代畜牧业的发展，对优质蛋白饲料的需求。
　　讲到我们农业问题，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粮食安全是我们绕不过去的，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问题，中国粮食安全改革开放以来，粮食安全国际上有很多的评价指标体系，最近几年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发布全球粮食安全知识报告，中国每年都是排位很靠前的，相对于我们人均GDP、经济发展水平来讲，我们粮食安全的指数还是很高的，在107个国家当中排在42位，我印象中印度大约43位。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进口对国内造成的冲击是难以避免的，现在谷物有关税配额的管理，还有一些关税配额管理的产品现在还好一些，没有关税配额管理现在问题就比较突出了，我们现在奶业的发展处在生死攸关的时刻，特别是受三聚氰氨的冲击，阴影还没有完全散去，欧盟今年宣布取消实行了31年的牛奶生产配额的管理，现在主要是来应对新型国家的市场，尤其是中国的市场。新西兰这几年，因为中新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新西兰占全球乳制品市场份额已经达到37%，而欧盟只有31%，欧盟取消配额管理也是为了来中国市场和新型国家的市场，能够提高它的市场份额。价格的封顶效应这是一道坎，我们必须要过这道坎。
　　第二个问题，我们农业生产的成本，我们把它叫做地板，它抬升的挤压作用越来越明显，这一点非常清楚，过去农民种地不算劳动力的成本，现在劳动力的成本越来越高，现在农机、化肥，这些现代要素的投入越来越多，农业生产成本仍然处在一个快速上升的通道。
　　第三个问题，我们在谈论农业补贴，我们叫黄线，我们加入WTO的时候，我们对一些有关税配额管理的措施，我们还承诺了对农业补贴有上线的限制，我们上线加入WTO的时候，我们承诺我们的黄箱补贴不能够超过农业产值的8.5%，也就对生产和贸易产生扭曲作用的政府补贴，它是有限制的。现在我们有的产品已经过了黄线的限制了，但是这个黄线我们可以有很大的调控余地，比如说欧盟最近这几年就把它的黄线农业补贴，由700亿欧元调到了70亿欧元，我们也在研究欧盟这个经验。比如说今年我们一个重大的政策调整，我们对农业的补贴（种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进行了调整，调整以后我们就可以把上千亿以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过去是属于黄箱补贴，我们通过这个补贴跟农资价格脱钩，就可以把它变为是绿箱补贴，这个问题是一个潜在的挑战，对制订政策来讲，但是我们有很大的空间，我们的黄箱总得来讲还远远没有用完，今后黄箱转绿箱的空间仍然非常大。
　　最大的问题是资源，环境的红灯已经开始亮起来了，有些方面资源环境的约束已经到了极限，大家最关注的化肥问题、农药问题、塑料薄膜的问题。我们的化肥在全世界每公顷化肥的使用量处在一个最高国家的行列。比如说塑料薄膜的问题，光在新疆自治区使用薄膜的土地就达到470万亩，这些薄膜大部分是不可以降减的，现在新疆一亩地里残留已经达到16.5公斤，全国的平均水平要低多了，现在怎么能够用可降减的薄膜来替代现在不可降减的薄膜呢?这是我们农业环境治理一个很大的课题。
　　现在中国农业必须要过的一个关，我们要开启一个现代农业发展的新时代，我们必须要过的一个关，就是要转变我们的农业发展方式，我们长期以来农业发展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凭资源、环境，我们主要是追求产量的增长，现在我们必须要转到数量、质量和效益并重的轨道上来。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地提出来，我们要更加注重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注重农业的技术创新，更加注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转变农业的发展方式就是要把农业发展转到三并重上（数量、质量、效益）。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我们并不是要牺牲中国的粮食安全，我们粮食安全完整地政策表述是三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强调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核心是确保产能。
　　第二层意思，适度进口，我们有保、有放、有控，我们由于资源禀赋没有任何优势，我们还要适当地进口一部分粮食谷物和其他产品。
　　第三层意思，中国的粮食问题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它必须以科技来做支撑。
　　我们现在设定的政策目标，谷物要基本自给，过去叫粮食基本自给，粮食里是包括大豆的，大豆已经没有办法基本自给了，口粮主要是小麦和稻谷，要绝对安全。
　　现在为什么有人说国外的粮食很便宜?为什么不进口?农业问题、粮食问题本质上是农民的问题，我们经常说农民种粮食一亩地才赚几十块钱，你到农民那算帐，农民会告诉你，我现在种一亩粮食可以赚七八百块钱，农民现在种一亩粮食现金收入大概是754块钱，稻谷是939块钱，小麦是576块钱，玉米是794块钱，大豆只有476块钱，现在东北农民种大豆的越来越少。
　　农民在算他赚多少钱的时候，他是不算他的劳动力的，农村也不算他的地一亩地租金是多少，因为自己的土地，但是我们在核算成本的时候，既是你自己的地我也给你算租金，在美国也是一样，我们住自己的房子，给你算生活成本的时候也会给你模拟一下，如果你是租房子的话需要多少钱。
　　第一点，中国领导人为什么提出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里，这句话到国际上跟很多经济学家交流，跟国外很多政策制订者来交流，他是非常赞同中国提出这么一个政策目标，首先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13亿人口的大国，将来人口峰值是14亿以上。我们一年的需求量是全球粮食贸易量的两倍，毫无疑问，中国如果放弃了粮食基本自给的目标，对全球的冲击是很大的，全球资源配置的冲击很大。
　　第二点，是最核心的，中国现在农村还有6亿多人口，还有2亿人在种粮食，农民的生计和粮食是离不开的，而且他种地还能赚八九百块钱，现在国外的便宜，谁便宜我就买谁的，前提有两个，我们的城镇化必须能够吸收这些农民，这些农民是50、60、70农民，50岁、60岁、70岁的农民，都是老人，一大半都是妇女，70%都是小学文化程度，这些人我们城市能吸收他们吗?我们在分析劳动力的时候，不要把每个劳动力看作是同质的，劳动力不是同质的，现在农村剩下的这些劳动力很多是没有办法到城市的。我们要进口国外廉价的粮食，取消我们这一套关税配额的管理，前提是我们的农民能不能出去，不可能把我们的农民输送到国外去。粮食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的就业问题、生计问题。
　　第三点，中国作为一个13人的大国，如果放弃了立足国内，实现粮食自给的目标，我们对全球，很多经济学家讲，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政治家、决策者讲，包括联合国粮总组织官员也反复讲，这是对世界不负责任。相反中国解决好了我们13亿人的粮食安全问题，就是对全球粮食安全一个巨大的贡献。
　　加快构建一个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体系，我们的政策目标非常清晰，政策的工具也在逐步地完善，国务院已经通过了农业部牵头制订的农业科持续发展的规划，在这个规划里对农业怎么构建一个现代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产业体系，怎么解决我们农业环境方面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一些系统的政策，比如说我们的用水总量已经到的峰值了，现在用水总量要逐年减少，我们的化肥、农药使用量今后五年我们要实现零增长，我们的作物秸秆的资源化利用要大大地往前推进，现在中央财政已经支持，比如说在湖南对重金属污染研究的耕地实行休养生，在河北我们中央财政支持对地下水超采地区进行综合治理。总之我们的农业发展必须要转到资源的节约，环境有效和循环发展的轨道来。
　　现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我们从政策的角度来讲，我们必须要做好的一篇大文章，是推进农业结构的深度调整，这个课题跟我们工商界关系很密切，农业结构的调整不是多种一些菜、多种一些花，现在是要往深度进军、广度进军，要延长农业的产业链条，要开发农业的多种功能，要发展很多新的农业业态，要把农业潜在的价值，最大限度地挖掘出来。我们现在一个新的提法就叫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业是一产，农业产业最大的特点和一产和二产分不开，叫接二连三。农产品要加工，农业跟很多服务业又联系在一起，在日本和韩国有一个新的提法叫六次产业，农业是六次产业，它使农业具有综合性。
　　我们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特别强调要挖掘乡村生态休闲、旅游观光、文化教育的价值，要把农业跟旅游休闲、文化的传承紧密地结合起来。我前不久见到日本一位农民水产省的官员，他跟我讲了一个故事，澳大利亚的公使在日本的46个县考察完了以后，高度认同日本提出的农业多功能性，因为在东亚经济体（包括中国）农业具有很强的文化传承的功能，任何国家都是这样，这几年农业的多功能性越来越受到全球的认同。
　　现在我们中国农业面临的突出问题，我们核心是通过一二三产品的融合发展，我们要构建一个新的农业产业链，我们现在这个产业链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些二三产业和农民之间基本是两张皮的关系，没有长期的合同、没有忠诚和信任，比如我们的乳制品企业和养奶牛的农民就是两张皮的关系，没有真正建立一种协作的供应链。世界银行把农业供应链划分为三种（传统式、一体化的供应链），你自己养奶牛，自己做鲜奶、奶粉这叫一体化的供应链，协作式的供应链在全球（尤其是在发达国家）是非常普遍的，生产者、中间商、加工商和采购商有长期的合同，有信任、有稳定的关系、有共同的利益，这样要确保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成本就会低得多。
　　刚才吴老师也讲到土地规模经营的问题，我们制订三农政策最根本的一个理论依据就是土地施行农村土地的三权分置，所有权要明确是农民集体的，归农民集体成员所有，我们来把谁是集体的成员在法律上界定清楚，我们要稳定农民的土地承包群，只有集体的成员才可以承包集体的土地，工商资本是一种租赁关系，不是承包关系。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们要放活农村土地的经营权，土地经营的适度规模化是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这个过程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往前推进，我们现在土地流转率农民承包的土地，现在流转的比例已经高达30%，但主要还是在农民之间流转，现在工商资本流转的土地大约占到10%，这样的流转速度、比例在发展中国家，几乎是最高的，这就说明我们农村的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市场，在自动地发展、发育。
　　但是土地流转的进程取决于我们的基本国情，去年以来国家已经制订了两个政策性的文件，一个是关于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和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一个政策性的文件，今的4月份国家又发布了一个关于工商资本租赁农地，一个监管和风险防范的政策性的一个文件，基本的一个政策导向是有条件的地方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为主体的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但是要强调两个防止，防止强制农民流转，防止片面追求大规模，特别是超大规模。现在到地方看，一看就让你看个5000亩的、1万亩的，你到日本、韩国、台湾是很难看到上万亩的农场，大规模的农场不适合中国的国情。防止和纠正土地流转的非农化和非粮化，其实对农地的流转实行一定管制，即使在土地私有制的国家，这也是一个通行的做法，我们认真研究了欧盟很多国家，农地流转的法律。
　　比如说匈牙利，匈牙利加入欧盟以后花了十年的时间，匈牙利就研究整个欧盟的土地流转的一些法律法规，经过十年的时间匈牙利制订了它自己的一部农地流转法。
　　第一，这个法律的立法只有匈牙利的公民才有流转的权利，比如说奥地利的公民到匈牙利流转了上百万公顷的农地，到现在都不合法，法律不予以承认。
　　第二，流转有规模的限制，在匈牙利这样的国家你是搞粮食、畜牧业规模都有限制。
　　第三，程序非常地严格。比如说如果有他同村的农民要租这个地，他有有限权。
　　第四，你流转以后不能再转租，就为了防止投机。
　　我们现在对流转的管制和管理，跟欧盟一些国家相比还要弱，我们现在正在修订我们农村土地承包法（已经启动了）。我们现在这些政策性文件的规定，将来有一些会在我们修改的土地承包法当中会得到反映。
　　我今天本来是讲两个话题，一个农业强、一个农村美，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讲农业强了，农村美、农民富这是一个更高的政策目标，但是农业如果是萎缩了，如果农业在国际竞争面前不堪一击，如果大家因为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不必担心，完全可以靠国际市场来解决，农民自己都会到城里来找到他的幸福生活，这样可能就太简单了。中国在现代化过程当中有一点非常清楚，农业问题解决好了，农民问题解决好了，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我们就会有底气，我们整个经济的发展就会有很大回旋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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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美国与贸易政策研究所（IATP）所长Harkness博士来访，聊起美国与中国农业政策、品安全问题，感到有些问题有必要引起国人高度重视。　　我们的谈话集中到几个敏感问题：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虽然农业产量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但其质量却令人担忧。公民投资到健康和药物的开支比上世纪初大幅度提高，尽管在食品方面的投入略有下降，但这个代价是用国民健康换取的。还有一个现象值得警惕，美国药物商已经瞄准了中国肥胖人群，来推销他们的减肥药。　　病从口入，健康的身体需要健康的食品才能保障。目前，应用大化肥、大农药、添加剂、除草剂、农膜、转基因等新技术所实现的工厂化农业，在给农业生态系统带来威胁的同时，也将健康代价分摊到国民头上。一些国际农业垄断巨头如肥料公司、饲料公司、转基因公司、添加剂公司等继续在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兜售其产品。中国农业可能会因这些公司的“大举入侵”而元气大伤，因为我们的农业与美国有着本质的不同，主要表现在：　　第一，美国地多农民少，中国地少农民多。美国耕地面积稳定在28亿亩上下，而农民仅占人口比例的1.8%；中国耕地本来就少，现在还呈现减少趋势，但农民比例却高达70%。美国的劳动力平均占有耕地面积828亩，而我国只有4亩多。也就是说，美国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是我们的200倍。　　第二，美国耕地归农场主所有，适合大规模机械化作业，中国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开，以小户经营为主。一个美国农民可耕种多达3000英亩土地，化肥、农药、除草剂、转基因、灌溉措施、机械等都是美国农民的“常规武器”；而中国耕地分散，不适合连片耕作，但适合精耕细作，适合利用传统农业优势生产高附加值的有机产品。美国搞的是“懒人农业”，中国农民几乎是全世界最勤快的人群。但是，目前的严重现实是，中国农民正在丢失这种优势，大量使用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农业技术，省下时间纷纷进城去打工，国家的粮食安全面临挑战。　　第三，美国政府对农民的支持力度大，行业保护意识明显，中国不具备这些优势。农业是基础产业，很少发达国家指望这个行业能够赚钱，补助农民就变得“天经地义”。美国农民每户每年享受的各类补贴累计高达21万美元，农场主收入40%左右来自政府对农业的补贴。中国农业只是最近才取消了农业税，粮食直补的钱还不如生产资料涨价的部分高。另外，美国农民自发成立了各种行业组织，农业风险由银行承担，政府还有巨额补贴。即使如此，农民还与政府讨价还价，在这点上，中国农民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　　上述特点决定了中国农业不能走也没有条件走美国的路子。不幸的是，由于舍弃自身优势，引进发达国家的大农场模式，我国特有的基因多样性正在受到威胁。在引进国外新品种的同时，国产的优良基因正在消失，山东著名的寿光鸡，经美国品种改良后重量达5公斤，这样的鸡肉风味大大下降。转基因谷物和速生家禽家畜正在取代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培育的丰富的种质资源。到了对本土品种实施抢救式保护的时候了。　　小户型的家庭农耕模式目前虽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如土地面积小、土地所有权划分不明晰等，但是这种模式的文明优势也是十分明显的，这就是人多和农耕历史悠久，适合发展高附加值的农业产品，该类产品的工业化成分越少其价格就越高，这就是所谓的有机食品（严格来讲是生态食品）。只有这样，中国农产品才能与廉价进口农产品竞争。遗憾的是，由于没有对这个问题认真分析，造成了美国廉价的转基因大豆冲击中国市场，中国的安全放心大豆还卖不上转基因大豆价格的尴尬局面；日本天价大米和美国天价猪肉进军中国市场，就是对中国优势传统农业的极大讽刺。中国农业官员和科学家应当为此感到汗颜！　　对有着近9亿农业人口的中国来说，是国家的首要问题，一味吞噬小农户、发展企业主导的高投入农业不会把中国引上可持续的道路。中国农业是小农户还是大农场？中央的惠农政策和支农经费怎样花得更科学？是关系到新农村建设怎样搞、国家能否安定长久的重大现实问题。
(责编：赵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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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农业现状与出路
　　2016年的国际国内农业形势严峻
　　很多观点认为，2016年应该是中国经济下滑到底的一年，产能过剩的话题这几年也一直在讲。在中国没有完全开放农产品市场的条件下，以国内的粮食生产为主来保证国内的需求，如果粮食在短期内连续增产，就会出现过剩。1990年代出现过粮食四连增，曾经导致库存费用过高、财政补贴、银行占压等一系列宏观问题。
　　进入新世纪，当我们开始强调&三农&问题、加强农业投入时，又出现了粮食十二连增，是不是也会出现类似问题？同时，还有一个说法是：&三农&支出现在是国家财政支出的最大项，2014年已超过11300亿元，2015年进一步增长，大概每年有10％的增长率。客观来看，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和补贴都非常大。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国内农产品的生产成本的&地板价&（最低价）在国际价格的&天花板&（最高价）之上，这种倒置的结构很难持续。所以，由于长期的粮食过剩，无法再增加库存，从2016年开始要减少补贴，包括粮食补贴、化肥补贴、农药补贴等。这样就会产生连锁反应，粮食生产者的积极性很难保证，农资生产企业也会受到不利影响。
　　在国际形势上，我们与资源扩张性的大农场模式的国家（比如澳大利亚）陆续签了自由贸易协定，国内农产品的市场空间受到一定挤压，因为澳大利亚主要依靠天然资源的农产品价格很低，质量又好，而国内这种资本深化农业的产品价格很高。总体来看，2016年农业的国内、国际情况都是不利的。
　　&去工业化&趋势的加剧及中国农业困境的成因
　　纵观中国和世界经济，从2009年全球危机以来都出现了&去工业化&趋势，也就是国内说的工业出现了下行趋势。连带一个在农业上突出的表现就是，那些用工业化的模式改造农业的企业，目前的处境都不太好。
　　国际经验看，西方应对&去工业化&问题的策略是&代价转移&，就是向国外转移国内的经济矛盾。比如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进入金融时代的国家，从生产过剩转变为生产短缺和金融过剩，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矛盾，维持自己的旧秩序。
　　那么，我们面临的同样是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这全球三大资本的过剩问题；但却不能对国外转嫁成本，于是就在&三农&领域形成派生的问题。
　　金融资本过剩，表现为金融资本通过原材料和农产品期货投资加剧价格波动的方式，向农业生产者与消费者转嫁危机。产业资本过剩，表现为大量采用通过拉长产业链的方式吸收过剩产能，导致全球食物产量和食物热量的供给过剩，而生产者收益在食物支出中所占比例逐渐减少，也就是说，农民越来越难赚钱了。而商业资本过剩，表现为多重流通摊薄了利润，进一步激化了食品流通环节的恶性竞争。
　　这三大资本过剩共同导致了农民收入低、食品质量不安全、信用缺失、监管失效、食品浪费与贫困人群饥饿并存等一系列严峻问题。
　　认清世界农业形势及中国农业现状
　　在我们以往的农业教学中，使用的教科书基本是西方的，因此无法解释世界的农业形势到底如何。根据我们的研究，将世界上的农业经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前殖民地国家的大农场农业，即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现在很多人主张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要走大农场的道路。而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原住民人口大国，不具备搞大农场的客观条件。因此，今天我们讲全球化竞争，但农业是不能加入全球竞争的，除非另辟蹊径。
　　第二类是前殖民主义宗主国的中小农场模式，即以欧盟为代表的&莱茵模式&。因为大量地向外溢出人口，人地关系相对宽松，形成中小农场，也同样没有跟大农场进行竞争的条件。只要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欧盟国家的农产品也普遍没有竞争力，农民收入就会下降，农业自然也维持不下去。
　　第三类是以未被彻底殖民化的原住民为主的小农经济，即&东亚模式&。东亚小农模式因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因此唯有在国家战略目标之下的政府介入甚至干预，通过对农村人口全覆盖的普惠制的综合性合作社体系来实现社会资源资本化，才能维持&三农&的稳定。
　　但中国农业的现状是：一方面本来是东亚原住民国家，但又不实行&东亚模式&，而试图效仿美国的大农场模式，我们是原住民的小农经济，客观条件不允许我们去跟殖民地条件下的大农场竞争。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在农业政策领域以及企业战略上就会犯根本性错误。
　　农业产业化与不可逆的四大经济规律
　　农业现代化发展到现在，我们遭遇到的农业产业化问题是四大经济规律，是不可逆的。
　　一是&要素再定价&规律使农业的基本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等）现在已被其它产业定价了，不能再按照农业去定价，这就是现代农业的困境所在，农业产业化就失败在支付不起要素价格。
　　二是根据&资本深化&规律可知：农业产业化内涵性地体现着&资本增密排斥劳动&、同步带动农业物化成本不断增加。
　　三是根据&市场失灵&＋&政府失灵&规律可知：政府招商引资和企业追求资本收益的体制下的农业经营，都会造成&双重负外部性&&&不仅带来水土资源污染和环境破坏，也带来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正因实际上无人担责的&双重失灵&，遂使愈益显着的&双重负外部性&已经不断演化为严峻的社会安全成本。
　　四是根据&比较制度优势&规律可知：农业企业走出去遭遇很多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经验在话语权和制度建构权等软实力领域目前尚难以占据比较优势，很多企业原始积累阶段形成的企业文化不适应国际市场上更多强调&社会企业&的主流趋势，必然遭遇尴尬。
　　因此，在目前资本全面过剩的条件下，我们要及时了解世界范围内的农业企业都在如何改变，他们大都在强调改变过去的市场化发展模式，正在向综合化、社会化和生态化这一新的方向演进。这恐怕是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出路所在，需要我们给予足够的重视。
　　出路：中国的农业如何从1．0向4．0演进
　　因殖民化产生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在殖民化条件下才能将农业作为第一产业，这种农业1．0版现代化的作用，主要通过土地规模化获取更多绝对地租，借以形成剩余价值，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
　　那么，2．0版农业现代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用工业的生产方式改造农业，也叫做设施化农业、工厂化农业。中国现在则是农业产业化。即，要在规模化和集约经营的基础上，拉长产业链，形成农业的增值收益。二产化的农业应该叫农业现代化的2．0版，其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生产过剩。虽然二产化可以拉长产业链，产生收益，但是，农业劳动力的收入并不同步增长，农村并没有产生发展所需的金融工具的条件，由此造成三农金融困境，难以被体现工具理性的金融改革化解。同时，农业二产化又对资源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现在农业造成的面源污染大大超过工业和城市，是面源污染贡献率最高的领域。
　　我的建议是：已经进入农业的企业要注意培育非农领域的3．0业务。如果只在农业领域发展，我们很难以现有的资源条件和现有的价格环境产生收益。农业二产化并不是必然的，像美国、加拿大的农业并不进入二产化，而是直接进入金融化。中国农业二产化是设施化、工厂化，而美国、澳大利亚都是靠天然资源维持农业，没必要搞工厂化。欧盟、日韩则是设施化农业，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设施化农业国家，全球超过70％的农业大棚都在中国。
　　农业3．0是我们多年来提倡的综合性农协为载体的农业三产化，因为三产收益一般都高于二产。近年来甚至还有人借鉴日本提出的&农业六次产业&。早在2006年的&一号文件&中就强调了农业的多功能性，提出第三产业跟农业结合；2016年的一号文件则明确了农业要一、二、三产融合的指导思想。
　　第三产业和小农经济直接结合的可能性本来是有的，但我们二十几年的基层试验表明：因为第三产业的主要部门&&金融、保险、流通等，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都被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控制，如果不采行&东亚模式&，第三产业跟农业的结合就只能是旅游、养生、景观这些资源业态，所产生的综合收益并不高。因此，靠三产化解决&三农&问题，好处并不大。
　　农业4．0版是我们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提出的。一方面在手段上是要借助&互联网＋&，另一方面在理念上是社会化的、城乡合作的互动的、生态化的。当然，如何让农业体现出中央倡导的生态文明战略，这是下一步农业3．0版和农业4．0版要考虑的问题。
　　我的看法是，传统社会、特别是亚洲这种原住民社会，农业从一万年前开始的时候就是多样化的原生农业；当代强调可持续发展，也应该是农业3．0与4．0构成有机结合的社会化生态农业体系。
　　农业4．0确实需要与&互联网＋&这个工具密切结合，使用互联网加本地化的题材、景观、本地化的标志、休闲旅游等。其实，更大程度是要利用互联网内在体现的各阶层公平参与，实现市民与农民都能够广泛参与的&社会化生态农业&，而社会化生态农业本身又是中华文明传承之载体。也就是要进一步借助互联网工具，实现农业的&社会化＋生态化&。
　　原标题：中国农业的出路：从1.0向4.0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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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思明软件园二期-全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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