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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学派、论战、理“中国国际关系的理论自觉与中国学派”学术研讨会 听会记录（综合图文完整版）
&中国国际关系的理论自觉与中国学派&学术研讨会
年月日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层高研院会议室
编者按：年月日，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层高研院会议室，举办了&中国国际关系的理论自觉与中国学派&学术研讨会。该会由复旦大学国务学院的苏长和老师发起，云集了国内众多一线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问题研究的之名专家学者，其阵容之豪华，会议内容之充实，思想与风气之开放与前瞻，可谓国内罕见。这是我们中国的国际关系与国际问题研究者对于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的&中国学派&的一次大胆而有益的尝试，可谓壮举。我有幸参与其中，领略大家风范，着实让我振奋。该篇听会记录，是我与当日一同到会听讲的同济大学孟维瞻同学的听会笔记的结合，在此感谢孟维瞻同学细致入心的听讲与记录。同时，也十分感谢复旦大学为我们提供了如此好的机会与平台，让我们这些有志于投身到中国国关理论和国际问题研究事业的青年学子能接触到最前沿的思想和最活跃的学者，不胜感激。现将听会记录奉上，以飨读者。谢谢大家。
开幕式致辞
主持人：陈玉刚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
致辞人：林尚立教授（复旦大学副校长）
&&&&&&& 沈兰芳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总支书记）
第一节：主旨演讲：理论自觉与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
主持人：樊勇明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
、秦亚青（外交学院常务副园长，教授）：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
审美取向：中国的传统文化理念。方法取向：西方的理论方法。中国的文化资源非常丰富、软实力也很强。将来中国的理论一定是多元多样。我之所以坚持在建构主义领域持续耕耘，目的在于一是为中国的国关理论界提供多一种思维模式和思考途径，二是建构主义的很多方面有助于理解中国国关理论界的理论缺失。
自己在过去十年所作的努力，是在建构主义的路径下，将中国理念植入国关理论。依建构主义构建中国本位的国关理论，有三大理论支点：、过程本位：社会过程具有本体意义。我的研究是，将结构本体改为过程本体。过程是关系中的行为体的互动实践，它希望创造一种动态理论，认为世界是不确定性的，但希望研究的东西却是动态的。过程是不断的相互交融的关系。
、关系本位：以社会性关系为基本分析单位。我们应从个体向关系转移，可以以社会性关系为基本分析单位。西方主要研究的是个体本位。例如，现在我们都在讨论全球治理理论。规则治理很重要。我们可以探究&关系的关系&，指的是互动、互补、互生。我们强调观念的内生性。任何话语霸权都会产生一种灾难。（其他详见秦的那篇文章即可，《中国社会科学》上面有。）
、中庸本位：强调元关系，中庸辩证法就是把元关系的两个面看成和谐化的过程。以此可以突破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的思维模式。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研究员）：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
首先阐释理论自觉的必要性。理论具有相对稳定性，而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又是常常变化的。&三大滞后&&&理论滞后于实践，政府滞后于社会发展，认识滞后于信息技术发展&&使得理论自觉一方面很难，另一方面又很必要。这些滞后在相当程度上都是必然的。一般来讲，滞后的总是比较多。为什么中国的外交理论会滞后于实践？从学界来说，我们需要实践自觉与理论自觉。实践论非常重要，实践出真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外交实践是相当丰富的，需要总结和提炼。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是一个有争议的命题，我认为是有的，有人说没有。有人一直在研究，外交本体、外交认识、外交过程。我研究的是本体研究中的中国特色。实践是理论的尺度。首先我们研究者，应该直接参与实践，人民日报、新闻联播不看是不应该的，反而是很值得研究的，他们毕竟代表的是决策层的主流思想，不看是难以理解中国外交的。北京学者直接参与外交的机会要多一点，上海其实也不少，但我们主要还是间接参加的比较多。中国学者主要是通过调研等方式来间接影响决策。尽管有的事我们是无法参与的，如高峰论坛，但我们可以&虚拟参与&。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可以分为三部分：总体思想、战略思想、政策思想。总体思想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总体判断。战略思想是关于中国如何与世界的行为互动的看法。政策思想在中国有着独特的作用。尽管有的国家对&政策&不屑一顾，但我们中国不应该这样做，毛主席说政策与策略是党的生命，中国的机制有待于改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在中国尤其独特作用，比那些机制完善的国家还要明显。外交理论是兼具学理性和实践性的。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特点将会是：层次分明、相互联系、互相作用。
作为学者，要有三防：、要防止自己被实践，被人牵着鼻子走。不能美国人讲什么，我们就研究什么，例如克林顿提出了一个，我们全国就都去研究。实际上这是一个伪命题。我们中国学者在看问题的时候，一定要以我为主。、要防止以研究替代实践，不能闭门造车，把自己封在书斋里，总研究什么理论。、要防止不以实践来检验理论。
关于理论自觉：首先，在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我认为基层是创新的摇篮，必须时刻结合基层，在大学、研究机构等地方开展理论结合实践的活动。其次，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的建构，其重点应聚焦于总体思想上的创新。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缺乏&中长期外交总体战略&的大国，我们必须在把握未来世界发展新趋势，用前瞻性视角审视世界与中国关系，并以此加强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上下功夫。
在理论创新方面，我认为应着重做好以下几点工作：、继续坚持学习和消化，这方面仍需努力。2、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的构建相结合。中国外交特色理论，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结合国情、世情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新的意识形态，要结合人类社会发展前景，用前瞻性语言和战略性思维表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外交理论思想。、中外结合，继承与吸收并重。在这方面，特别要强调扩大外交决策的参与者，增加彼此的协调，提高国内外对中国外交的接受度。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自信源于自觉，不认真研究，不可能有自信。要用外国人听得懂的、能够对外国人有启发的语言。
、时殷弘（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西方经典思想、华夏古典洞察和中国当代理念
（说实话时老师这一段讲的真的很玄奥，他对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有关特殊主义思想的考察相当深刻，听得我有些云里雾里，不过总的还是把握了）
孟维瞻同学笔记：我主要讨论的是特殊主义。普遍主义比特殊主义悠久得多，也容易得多。普遍的与同一的相关联，如一神教。普遍主义强调人的本质所求，例如人权，它还规定了社会行为方式的原则。普遍主义在现在的典型，有自然法、科学等等。特殊主义，至少在西方历史上实践理性的要求很高，黎塞留就是典型，它强调事物的个性，兰克、伯克都是。特殊主义政治哲学更为久远。中国古典洞察有一些共同的特性。中国哲学反对教条主义、普遍主义和身心两方面保守主义，根据特定的需要和形势进行变革，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伟大的文化。自己声称好的，不一定对全世界其他地方好。普遍性和条件性产生了理论，把特殊经验全部抽象掉，理论要适应现实。不管怎么看，中国外交四喜是我们的思想源泉。任何理论，如果不想作为边缘，就要挖掘历史。理论不一定全部中国化，国际关系理论也是。理论有不同层次，最普遍的理论，是哲学，也是最简约的，就那么几条。它比较简约，因此适应范围也非常观点，但又非常单薄。较具体的，较窄，特殊性更强。因此可以有三类国家关系理论，最普遍的理论、主要是各个国家特色的或现代西方特色的理论、比较经验下的理论。中国的核心概念有德、伦理、礼，中国人很少谈&天命&，西方人的核心概念主要是一神教、英雄美德、古罗马的各种精神等等。此外，理论的范围应该是比较广的，不是说只有那几种东西才是理论。时还批评了《国际政治科学》，认为《国际政治科学》规定的理论的范围太狭窄，&&的东西总是很有限。时还批评了中国的欧盟研究，认为中国的欧盟研究对政治不够，既然是国际政治，就应该重视对政治的研究，目前都是局限在欧洲的法律条文、经济方面，缺乏政治研究的意识（他是就人大的欧盟现就现状来说的）。此外，不能让欧洲人的兴趣支配中国的欧盟研究。我们的理论的自觉意识很不够，不管是美国研究还是欧盟研究，我们的独立的自觉的意识都不够。我们的美欧、俄欧、中欧研究相当弱，不能光看欧洲的东西来透视欧洲。
我的笔记：特殊主义的世界观和政治哲学强调反对普遍主义、教条主义，它仅遵从于一个真理。特殊主义强调要依据特定的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来分析和考察事物，强调创新。现当代中国思想史上最大创新，作为当代中国伟大变更的最大创新，可以说是一种特殊主义，差不多最好的特殊中国主义。现当代中国对世界政治和政治文化最大贡献，大概在于毛泽东领导成功的中国革命，经由邓小平的成功改革得以继承并发展至新高度，并对世界产生巨大外溢影响和效用。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可以存在三种理论层级：，，。特殊主义让我们探索在的条件下创立有中国特色的成为可能。
第二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主持人：徐崇利教授（厦门大学法学院院长）
、倪世雄（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国化之路
中国学者参加了除了前两次论战以外的所有论战。很多方法都是在学派的争论中产生出来的。建立中国学派有三个需要、三个必须和三个坚持。
三个需要：、继续补课的需要。现在我们还得继续吸收和引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成果，这一点得坚持。、结合中国实际的需要。强调中国本位。、进一步与世界接轨的需要。
三个必须：、以中国的视角审视他国的研究；、以中国的话语对重大国际问题作出回答；、要有中国特色，以中国特色建立国际体系。创造相关的著作、建立相关的机构都是相当重要的，这一点必须要体现出来。
三个坚持：、坚持以马主义为指导思想，借鉴西方的理论也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要坚持以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结合的基本准则，我们这个学科理论性很强，也关系到国家、人类的发展；、要坚持以为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建立和谐世界作为我们的服务宗旨，中国学派应该服务于这个宗旨。
、唐世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寻求重大理论突破：中国只是一个案例（中国作为一个支点）
第一个我想说的是，关于中国学派是基于一定的西方引进的，我们每一个人只要生活在中国，就会将中国的经历深深地反映在中国理论中。我同意秦老师的说法，中国的理论都是一组理论，&中国学派&并不准确，但中国学者确实可以贡献中国的理论。
理论有四个作用。、所有的好的理论，都能提供深层次的解释作用都应该告诉我们现实世界背后的机制性的、因素性的解释。、理论确实可以指导部分实践，大部分理论无法先于实践。、大部分理论都可以给我们提供看待世界的视角，没有前人的东西我们看世界会非常吃力。、最后是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如大爆炸、对火星的探索。
什么是理论的突破？我觉得可以从三点来看。、理论突破不能是口号，必须要做给人们看，必须。、必须通过逻辑建构和解释来将自己的理论阐释清楚，要形成经得起推敲的理论逻辑结构和框架。、需要全球知识群体承认有新理论的提出，也就是要让新理论获得认可和&合法性基础&。
在寻求理论突破的时候，中国有什么作用？至少有两点可以讨论。首先，中国可以作为一个支点，这没有问题，、中国作为历史记忆、成长记忆，深深影响着我们的理解，很多时候是潜意识的（更多的是一种路径依赖）；、中国的现实需要是产生理论的重要动力，可以作为我们理论问题的出发点；、中国的经验是我们少数甚至是唯一的理论基础，不能把中国做为数据点与理论支点混淆起来。其次，是否需要追求具有普遍意义功能的理论。想做理论，数据点总是越多越好。如果分清了中国作为一个支点和一个数据点，就可以讨论是否可以发展普遍性的理论。如果只用一个数据点归纳一种理论，再用这个理论解释某种事实，就会导致循环论证。
为什么要追求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理论？社会科学都要追求有比较特点的东西。例如，有时你吃药，病好了，不一定是药的作用，可能是你的免疫力的作用，这就是一种比较。我们什么东西都应该读一点，尽管不一定都特别深。理论首先应该有一定的核心概念，提出一个标签，但我们又不能只停留在这个概念或标签上，而应该去理解这个概念或标签，这个是非常必要的，不能在几个概念那里转圈圈。核心概念之后，就应该是阐释、解释，如果你从中国作出的东西，却只去阐释中国，这就是会遭到质疑的。一旦你发展了中国的某些理论，但你却不去检验，就成了自娱自乐，应该尝试用他者的例子去检验。前辈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使命，我的同辈和晚辈的要求应该是：必须有冲击国内、世界重要期刊的勇气。如果你没有这个勇气，你就只能是自娱自乐。英文的重要性不一定，但你必须尝试这样去做，未来青年学者一定要这样去做。如果我们今年不能做到这一点，十年以后可能还会有这个问题。
最后，理论不等于外交政策。那么，理论能为外交政策干什么？好的政策需要好的理论的支持，作为一个学者，我们可以做三件事：、发展一些理论，用理论来分析政策，政策者也意识到理论很重要，学者可以提供一部分工具，这对政策很重要；、我们可以用理论来做一些关于政策的研究和评估，中国有丰富的经验，孙学峰的研究对现在的青年人很有参考价值；、影响和干预决策，在与决策者聊天时，某些思想会间接被他们纳入到他们的思维中去。
、李滨（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与当代国际关系
列宁对于当时世界形势的&战争与革命&的判断，与现在和和平发展主题有冲突。列宁当时阐述的帝国主义五大特征，在现在已经有了巨大变化。弄清这些变化，也是我们发展列宁主义和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益努力。这些变化在于：
、关于资本与生产的高度集中。列宁时代主要集中与国内，但当代主要表现为国际化生产，这二者的性质不太一样。
、关于工业与银行资本的融合，过去主要是国内，现在都已经是世界范围了。
、关于资本的输出性质和意义，当代与列宁时代完全不一样，列宁时代的资本输出带有很大成分的转嫁矛盾的因素，而当前的资本输出会加深国内矛盾，与列宁时代正好相反。
、关于瓜分世界的垄断联盟。过去的垄断联盟都是国内的，当代的却是通过国际组织规制复杂的、相互结合在一起的。
、关于世界领土的瓜分。今天不存在瓜分世界领土，主要是瓜分世界市场。当今没有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美国可以以组织、规制协调他们的关系。尽管它们有矛盾，但主要是利益的协调。反世界秩序的力量碎片化。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方法是对的，但结论在今天不适用，需要我们继续发展和创新，以适应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趋势，解释这种趋势，在此基础上形成我们看待世界的新观念，构建中国国关理论和外交理论的新想法。
、张建新（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关怀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同样存在普世价值观。、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观。马克思强调社会中的各种对立，强调各种矛盾，但他也强调人类是从地域性历史走向世界性历史，特别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恩强调人类、民族、国家都是从地域性存在走向世界性存在。《共产党宣言》中主要展示的是未来世界的和平形象，而不是斗争，但途径是阶级斗争。
、高度关注不发达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还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他是要改变资本主义不平等的分配方式，建立未来没有阶级冲突、没有阶级对立的世界。人类最终的走向是追求平等。这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目的，是一种终极的价值观。
、马克思在某种意义上提出了&历史终结论&，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远在福山之前。
刘鸿武：中国对非洲的政策不同于西方，因此应该从中国提炼出来不同于西方的理论。
时殷弘：从古代到当代，中国有两个传统。一是中华帝国，这个帝国尤其有特殊性。一是近现代中国，强调思想独立、政治独立。我们这个巨型中国，一是要维护国家统一，二是追求国家独立。孙子兵法反映了中国的民族特色，就是&压低成本&。我们应该具体地去看历史，就可以看到一个丰富的中国。将这个视角就可以运用到经济学、国际关系理论。
金应忠：中国的理论要让人家记得住、信得过。很多我们自己的学者的自己的理论，未必能够做到这一点。现在需要一个转折，既需要说得清楚，也要让别人记得住。中国应该把自己要说的理清楚，跟外国人形成共识。现在是我们的转折时期。
李少军：中国学派现在还是进行时，不是完成时。中国的学界发展，现在我们缺的是方法。没有方法不行。然而，方法解决了，中国学派也不一定产生。光是综述不行。要提出对当代世界的解释。对当代中国重大问题，你应该提出自己的思想。什么时候中国学者能提出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基点，中国学派才能诞生，而且这个思想还应该被国际学界所认可。应试教育不行。
时殷弘：当代世界潮流不仅仅是一个。马克思讲的全球化是政治经济学的，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马克思一辈子讲一句话，就是解放。仅仅有市民社会，不是解放。马克思与启蒙学派的区别，才是研究马克思的关键。马克思考虑的最多的问题，是争取社会正义。说马克思是&历史终结论&并不正确。
第三节：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起点和知识体系构建
主持人：范蔚文（上海人民出版社副总编）
、刘鸿武（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教授）：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体系构建：以中国的非洲学研究为例，关于非洲研究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相关性问题
理论都要有理论产生的温床。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起点在哪里？现在所有的理论都是地方性的话语。中非之间可以构成一个国际社会，东西方之间价值的碰撞，非洲是一个舞台。建立中国的非洲学问题，可以提上日程。
、陈志敏（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体系构建：以中国的欧洲学研究为例
中国的欧洲研究趋势：经济研究到全面的研究、国别研究到欧盟研究、个体研究到整体研究。与非洲研究不同，欧洲研究一上来就是理论。总体上来说，我们还是接受较多，发展较少。福利国家、可持续发展理论就是我们的经验。研究对象要有自主性。尽管在多极化、多边主义、全球治理方面我们有共识，但是内容却完全不一样。统一中的多样性。大国与小国关系问题可以多加研究。我们要看，欧洲是一个个例，还是代表了一个趋势，在我看来这两点都不是。应该结合二者。
、金应忠（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秘书长）：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起点
中国不是说没有理论，有理论，只是理论还没有形成体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可以追溯，可以延伸。我们应该研究自己的逻辑起点。中国国关理论的逻辑起点，基本有以下几个：、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思想以及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国际关系问题的论述；、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关于处理国际事务和外交事务的经验；、近几十年来在吸收和借鉴国外优秀国关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自身关于国关理论的看法以及中国看世界的看法。
、孙吉胜（外交学院英语系系主任，教授）：国际关系理论的跨学科研究：以国际政治语言学为例
国际关系还是一个比较滞后的学科。女性主义、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在文学、语言学领域的研究程度，远远要比国际政治学中的这些概念要深。很多国际关系的概念，都是从其他学科里面借用来的。借用其他学科的知识，可以扩宽我们的研究范畴。语言研究的发展，经历从静态研究语言本身，到动态地研究语言与社会关系等的过程，人类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义学都是重要的分支，也可以给我们提供借鉴。语言哲学、语用学、句法学，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反映的比较多，例如言语行为就是重要一点。规则建构主义就是在言语行为概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语言与身份的建构、语言与规范、语言与话语、语言与对外政策，都是将两个学科结合的成果。今后的研究议程，可以是：将语言作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要素，语言具有本体论意义；也可以将语言学研究成果直接引用到国际政治研究中来，可以从宏观层面看语言文化与中国国关的关系（从我的口译教学中看出，中国学生犯的语言翻译错误，很有相似性，说明中国人的思维有共同性，与西方不同，这种不同是我们研究的一个方向）。中国的话语建设还并不是很成功，如果结合语言学，我们可以借鉴心理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如话语传播、主导话语，信息加工、图示、最后到话语形成，等等。还有助于形成话语权，如有关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在建立一个新的理论时，如何更好地提出一个概念，让国外学者更好地接受（为什么美国学者提出的概念那么容易让全世界接受？中国有所欠缺）。规范、规则的发展与退化，语言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很多冲突都是由语言引起的），也可以是研究方向。
问题解答：
秦亚青：国际政治规范研究存在&好规范&的偏见。详见秦的学生的那篇《规范退化》的文章即可。
主持人：李滨教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黄仁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初探
我认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有三个来源：1、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政治哲学；2、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可以分为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和我们本土的马克思主义，毛历来是主张和平的，周历来是主张让的）；3、西方优秀经典思想和理论。
我们的核心概念必须包含上述三个部分。中国的官方语言有很多也是国际理论的一部分。我认为，当前中国特色国关理论体系的精神内涵，仍然可以用&和平、发展&合作&来诠释。
、和平。和平都是有妥协的和平，是可以控制的和平，和平与稳定大于一切。和平不应排斥冲突与和平，和平能够将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因此我们的和平不是理想主义的、空想主义的。我们应该对和平内涵进行更进一步的界定。中国应该做到冲突可控，因此和平就存在。
、发展。中国目前的发展效益早已外溢，中国的发展范围目前已经超出了自己可控的过界了。当今中国发展的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中国的发展在当前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主要在于：①过去三十多年来在发展方面积累起来的经验，在现在成了未来发展的障碍，也就是说，过去我们用来发展经济、社会的那一套办法，由于之前所说的发展环境的变化，而难以再适用了；②我们的发展所形成的巨大的竞争力使他国感到压迫。③发展的世界性后果，即我们认为自己的发展未伤害别人，但别人却认为中国伤害了他们。无限制、超高速的发展已经成为了一种负面因素（中国的发展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贡献，还是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冲击？）。
、合作。我们在谈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体系内的主导国家的合作时，应该注意这两点。①要尊重普世价值。要尊重人家说的人权、民主、自由等价值，否认就会被认为是站在这些价值的对立面，我们的政权和国家就会被人说成是恐怖国家，不利于我们新时期外交和国关理论的形成。②应对共同威胁。反恐、气候变化、食品安全、跨国犯罪&&各种全人类的共同威胁的应对都要有我们的身影，向外提供公共物品是获得大国地位的合法性基础之一。
、徐崇利（厦门大学法学院院长）：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理论视角下的国际体系变革
分析问题的角度：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兴起，国际法律制度的变革。
对现行国际法律体制变革的总体判断：基底难被重构。
基本原理：、国际法律制度是国际制度的一种特殊类型。
、国际法是权力、利益、观念的综合体。
、国际法律制度的构成：原则（）+规则（）。
国际法律过程：权力、利益和观念之间的关系互动过程，可视为如下过程。
↗软权力&观念&原则↘
权力&&&&&&&&&&&&&& &&&&& 国际法
↘硬权力&利益&规范↗
↗软权力&观念&原则&【基本特征】↘
权力&&&&&&&&&&&&&& &&&&&&&& &&&&&&&国际法
↘硬权力&利益&规范&【具体内容】↗
现实分析：
↗西方国际&软权力&观念&原则&[基本特征]↘
权力 &&&&&&&&&&&&&&&&&&&&&&&&&&&&&&&& &&&&&&国际法
↘新兴国家&硬权力&利益&规范&[具体内容]↗
西方在软实力和基本观念、原则层次仍占有优势，新兴国家目前的努力集中于通过硬实力来改变具体规则的方面。
在政治、经济、环境领域，西方国家和新兴国家在国际法和国际体系的变革方面的博弈过程可以被理解为以下形式。
对立：西方人权发展中主权
缺失：原则的对立造成没有共同利益，缺乏规则制定的动力
该领域内的国际法制度是分裂、发育不全和缺乏具体约束的
接合：西方共同责任发展中有区别责任，接合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形成：合作的共同利益，原则接合
全球公共产品的共有；解决成本分摊问题的共识
搭配：西方经济自由化发展中的发展性
发达：广泛的共同利益使得规则的制定较为容易
经济领域尤其是贸易领域的全球治理是目前世界上最成功的全球治理领域
结论：在国际法制度的变革和国际体系以及全球治理体系的变迁中，新兴国家的作用和地位正在日益上升，在规则层面，越发有利于新兴国家，在制度构建的过程中，新兴国家是制度的维护者和促进者。
、李少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双重身份与理论应对
中国的双重身份困境：发展中国家新兴超级大国？以往的关于国际体系的研究，都较为空、虚。如何将国际体系与外交联系在一起，这是我要研究的问题。我的定义：单元互动构成的整体。我认为国际体系不止一个，而且有很多。一个国家会受到不同体系的不同影响。身份决定了一国在体系中的角色。随着中国越来越强大，中国的角色是否会改变？（中国是强大了，但如果看人均，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这样的话，如果用大国来界定中国的身份，就会导致分析出中国要按照权力的逻辑行事，因此中国处于两种身份的困境，我们必须处理好自己的这种困境，而且必须明确，中国必须将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的角色）。
中国在体系层次上的选择：就权力体系来说，中国是防御的、内向的。国际制度主要体现的是合法性问题，目前中国正在选择加入越来越多的国际制度，中国可以用制度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观念结构上：就观念的体系来说，这主要表现在舆论方面，一是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二是中国的身份认同。国内外舆论的评价与看法的总和构成中国的国际形象。如果中国在国际关系中能树立好的形象，就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中国外交三形态：、实力外交。我们要以实力为后盾参与国际权力互动，以确保中国的和平发展为宗旨，通过展示实力来确保问题能够被置于可控框架内进行解决，而绝非滥用力量。尽管中国是一个坚持和平发展的国家，但还是常常会威胁他国，这一点会决定他国对中国的政策，中国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国际环境。关于中国的军力建设，我们还是需要发展，但还是会有一些紧张关系。中国进行军备建设，不在于发展哪种武器，而在于是否能够与他国建立互信关系。我们应该做的是，用实力确保领土问题能够在谈判范围之内，台湾问题也是。
、制度外交。在制度外交范畴之内，中国应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各种国际制度面前，中国的态度应是早加入比晚加入好，主动加入比被动加入要好。
、公共外交。公共外交的目的是在舆论层面上改变中国的形象，光教汉语、中国文化是不行的。
、陈玉刚（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授）：国际体系变革与中国的国际秩序观
（由于时间关系，陈老师只讲了前半部分，即国际体系变革，后半部分中国的国际秩序观没有讲，实在遗憾！相信后半部分的内容一定会很精彩，如有机会再去听陈老师讲吧。）
可以从范式的角度理解国家间关系。西方的范式性国际体系的变迁过程如下：地域性的国家间体系（城邦体系）&古代帝国体系&西方封建领主制国家间和国际体系&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体系&超国家治理体系（但仅存在于某些方法，如货币等，不是全部）。
体系变革的三种历史观：1、本质主义历史观（或曰本质不变论），认为任何历史时期国际关系的本质都不会变）；2、循环历史观，尤其是霸权稳定论和权力周期理论很强调这种体系的循环；3、进化历史观（或曰进化变迁论），认为体系与生物进化一样，也在不断向前推进进化。
、潘忠岐（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中国传统概念与国际体系变革
关于体系结构问题，应该从两个层面来看，一个是物质结构，一个是社会结构。这可以帮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世界的发展。两个结构是同时作用的，有时二者同步作用，有时二者又有错位。但大多数时间是错位的，少数时候二者是同步变化的（如苏联解体）。例如，过去的德国、日本尽管在物质上有发展，但观念方面的发展有缺陷。（将物质主义范式与社会性成长结合，纳入到体系变革与秩序调整的思考框架内。）
关于东西方体系的比较：在东西方交融之间，东西方存在两种体系。东方是等级制，西方是主权关系。二者存在同质性与异质性。中国古代存在&利&与&礼&，&利&就是物质关系，&礼&就是社会关系。东西方在物质和社会结构方面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东方主要表现为包容性、稳定性；西方主要表现为差异性、排斥性。西方是通过对权力的制约和管理实现稳定，东方是通过对权力的克制来实现稳定。中国的礼制是由内而外地推广，这种方式其实与西方没有区别。例如，我的一个学生正在研究&道家的&无为&与战略思想&，尽管有困难，但我认为很值得做。（将东西方体系做有效比较。）
通约性与不通约性，这个问题不重要，因为这会使我们陷入可以与不可以的困境。西方的推理、因果逻辑思维，可能并不适用于我们的研究，秦亚青说的中庸研究方法可能比较适合。（将传统概念与现实国关理论结合。）
、谭秀英（《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执行主编）
最后，即将退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执行主编谭秀英老师也做了简短发言，回顾了自己在《世经政》杂志的工作以及《世经政》这些年来取得的成绩，并表达了对中国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研究学界的殷切期盼和美好祝愿。与会的部分老师也对《世经政》的工作及自己与《世经政》的不解之缘发表了感想。在此向谭老师致敬！（我也很想在这本被誉为中国社科类期刊No.1的杂志上发表自己的文章，努力吧~）
总结人：苏长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外交学系教授）
由于时间关系，苏老师的总结改为了简短的致谢。同时我们也非常感谢苏老师和复旦大学为我们提供的这一次宝贵的机会。
本篇听会记录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愿与大家共勉，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