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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网文[0号 京ICP证100780号和研究生们一起读《什么在决定新闻》《探索新闻》及《做新闻》
作者：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研究生
关于新闻产生和客观性的几点思考&
浙江大学新闻学09级研究生 瞿静
每一本书的阅读总是能收获很多，不过也总感觉自己作为一个新闻学的研究生汗颜无比，很多基础的东西在以前的学习中竟然都粗粗放过，以至在以后的学习中还总是以井底之蛙的视角夸夸其谈，只能惭愧惭愧再惭愧。
这本书写得很通俗易懂，但作为一个社会学家的研究还是给我提供了一个审视、研究新闻学的全新视角，也不得不承认从社会学一些中观理论入手来研究纷繁复杂的新闻现象，以及探讨新闻产生及其发展中的一些关键词，比从单一层面的微观现象入手要高屋建瓴，逻辑清晰许多，这也是我读完整本书后一个最深刻的印象，从其他学科的知识构架和理论入手可以为新闻带来独到的视野。
流畅和生动的文字也使我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完全沉浸其中，一边阅读也一边做了密密麻麻不少笔记，其中关于新闻如何产生，以及客观性原则的探讨引发了我之前从未有的思考。&
关于新闻产生的认识
我想，中国新闻专业的学生说起新闻，对陆定一“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一定义耳熟能详，也如烙印一般深深印刻在脑海里。在我的记忆中，这个定义就一直是一个疑问的存在，定义地如此简单，对新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描述太粗糙了，而在之后的相关书籍中接触的关于新闻如何产生，以及对新闻的认识总是囿于在微观层面的或是描述性或是简单阐释，总给人就事论事和过于实践化的感觉，以致于我只能在往后的新闻实践中自己慢慢建构关于新闻的定义。从舒德森这本《发掘新闻》的书中，我终于摸清了新闻发展的基本脉络。相比较舒德森对新闻产生的论述，我觉得陆定一和以后学人关于新闻含义的思考，基本的前设就是新闻等同于事实，新闻已经是社会存在一样先期发生了，然后再由新闻工作者去记录下来，只是因为个人主观因素的介入和道德水平的参差，新闻有真新闻和假新闻之分。如果以马克思哲学根本问题来说，新闻就是物质一样的真实存在。
然而在舒德森这本书中，我理解到的是新闻就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产物。它并不是一个物质般存在的事实或真相。新闻是新闻工作者（记者和编辑，尤其是记者）建构出来的，并由于职业的发展开始建构起一系列的道德标准，赋予职业想象的道德要求以期获得社会的尊重，因而对新闻真假之辩的探讨失去了意义，而且新闻一般因为无法避免个人主观性的介入而无法达到真正的事实和真相。新闻也不是一个单独的事实性社会现象，而是一个行业，一群工作者共同组成的社会群体现象，是一个微缩的社会样态。新闻的产生及其传播观念的兴起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技术共同作用的结果，深刻地带有时代的烙印，新闻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非一句话即可盖棺定论。新闻的产生深受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影响，是当时一种社会结构变动的反映，并浸淫于当时社会文化、制度的发展。自便士报引领起新闻商业化的发展之路后，新闻的发展（包括新闻内容和形式的变化探索）都是以读者的需求为直接动力，同时新闻的发展也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的一种印证和呼应，对其也产生或促进或消解的作用。新闻的产生与发展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技术这些决定因素之间存在双向的作用，同时也对读者的阅读习惯、知识结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而新闻也是一个相对特殊的行业，也就出现了很多力量角力于这一领域，使得近看新闻者总觉眼花缭乱。
新闻的崇高不在于是一种事实的记录，而是各个时代从业者在实践中迎合当时文化氛围和社会风气构建的职业想象和道德要求，作为一种职业获得社会认可甚至尊重的愿望。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一批批有识之士为了这个操作性强于理论性的行业赋予各种道德的原则，写下了一曲曲壮丽诗篇，也留下了诸多经典。
同时舒德森也解构了新闻媒体技术决定论的说法。关于新闻和技术的关系，通过书中的几个例子我们也很显然地感受到，技术并不能对新闻直接产生作用，只有当技术渗透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在这些条件的催化下才能对新闻产生作用，从而对新闻的制作产生影响与变化，但是技术对新闻产生与理念发展的影响作用不甚巨大的。（在本书中，可能因为还没有涉及到互联网技术对新闻及其传播产生的影响，所以在我阅读中我是这样感觉的）&
虽然舒德森没有给出新闻的一个公式化定义，但在本书论述的关于新闻产生的逻辑框架下来探讨新闻的客观性这一问题就显得很有意思，也更有意义。
关于客观性的几组关系的思考
客观性并不是随着新闻的产生而兴起的。它的风靡是在20世纪的30年代，相对19世纪20、30年代便士报的兴起，足足相差了一个多世纪。因而可以看出，客观性原则是新闻业发展到渐趋成熟时出现的。也许我们可以猜想，客观性是新闻业发展到一个阶段之后比较高的要求。从中国式定义来看，似乎客观性是新闻天经地义的原则，但在经过舒德森关于新闻产生的知识构建后，对于客观性的理解倒是更为深刻，也值得玩味了。
前面就已谈到，新闻的产生及其传播理念的兴起和一些列社会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客观性原则的提出也不例外。
当时社会经济政治趋向寡头化，先前的民主市场社会日渐消散其魅力，对于民主的虚伪和无奈占据了当时的主流思潮，越来越多的权力和控制聚集到政府机构、大型企业组织的少数人手中，对代议制的怀疑日盛。经济大萧条带来的对资本主义及其信念的信心缺失。在科学领域，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解构了一百多年对理性的盲目崇拜，达尔文的进化论破除了上帝创造人的神话。人们对科学日渐失去信心，而科学也在助长一种怀疑一切的氛围，科学领域的怀疑主义盛行，并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消费社会的到来，都市大众日渐代替以理性标榜的中产阶级所代表的公众，对于新兴公众的非理性的恐惧淹没了对社会民主的信念。泛滥的公共关系和宣传破坏了记者对事实的传统信念，由于事实可以被人为构建，对事实报道是一个主观化的过程，从业者们开始警惕事实的主观化趋势，并对各种机构提供的新闻稿产生日渐强烈的不信任感，最明显的是对政府行为的不信任。社会各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导致人们开始认识到世界的复杂与多元，对于简单事实的认可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变化。当时的新闻界弥漫一种只做记录，不做评述的行事风气。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记者编辑开始审视自己的职业，对日积月累的权威与社会尊重的逐渐消解，而且一战之后，很多记者编辑开始清醒认识到自己曾被用作枪手被裹挟进这场达到政府目的的舆论宣传中而未自觉，权力对于舆论控制的可怕。当时创造公共关系顾问这一新职业的伯奈斯也一再强调：公共关系顾问“不仅是新闻的提供者，按理说更是新闻的创造者”。同样是公共关系领军人物的艾维·李也说：“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事实，一切只是阐释。”有识之士们又开始自省，并开始认识到自己报道中不可避免的主观性，对于复杂多元的世界也不可能穷尽一种真理的认识。任何知识等主观性的片面都会导致报道事实的主观，并由此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而社会风行的怀疑主义也使得新闻业不再拥有魔弹论的传播功效，自身的知识精英地位和权威也在慢慢消解。客观性作为一种新的道德原则就这样以救世主的角色出现了。
这是我基本书本所理解的关于客观性分析，同时对其中几组关系可以说是破除了我原来不经思考形成的刻板印象。&
客观性与理性
经过本书相关知识的荡涤，我才明白客观性与理性不是相生相长的关系，反倒是相生相克的关系。正是由于20世纪30年代对于理性缺失的恐惧，对人类理性的怀疑导致了新闻界客观性原则的产生。这与我先前认为的是客观性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管见大相径庭。提倡客观性其实也不是为了回归理性，正是因为理性缺失，因而人们不再相信个人随意的带有主观的判断，因为那是缺乏理性做出的不值得信任的东西。所以人们开始强调客观性来认识世界，用客观性来消解由于缺乏理性对一切产生的怀疑。可以说客观性精髓是怀疑主义，对于一切都要问个为什么，而不是盲目偏信，对于一切事实的怀疑导致了人们对深层次的事实的挖掘和追求，不再满足浅尝辄止的“拿来主义”。客观性是基于人对于自身弱点（非理性）的一种认识，也是对我自我信心膨胀的一种警惕。当人类观察世界的可信度被怀疑地越大，进行验证的需求就越迫切，对客观性追求就越急切。而现代世界对新闻信息的依赖性很大，为防止人性弱点，对于现实的警惕性和客观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客观性与解释性报道
先前以为，客观性原则的要求产生了解释性报道，其实在这一组关系上，我又把两者本末倒置了。所谓解释性报道，就是对所做的新闻事实报道进行解释，这就不可避免地牵涉人为主观因素，原则上这与客观性原则悖道相驰。但是解释性报道却在客观性原则提倡的30年代风靡。这一表面的悖论下，其实解释性报道是可以在客观性原则的指导下满足人们对当下复杂多元世界的一种深层信息的需求。可以说，客观性原则可以为解释性报道划定一个合理的范围，进行相对能说服人的新闻报道，两者的配合可以达到相得益彰的效果。&
客观性与现实主义
在我通读本书后，对客观性的理解是，其是一种新闻职业道德的要求与追求，寄托了一代新闻人对自己行业的道德希冀。因而客观性不是基于事实基础对于新闻的一种操作化技术指导。客观性不仅针对新闻事件，应囊括基于事件的评论、意见等等纯主观性的新闻作品。因而，这同时也解构了我之前所认为的客观性即真相的误解。客观性等号的另一头不应该是事实，而是一种道德尺度。有人说，20世纪30年代提倡的客观性原则，是对19世纪90年代兴起的现实主义的回归。这好像又是对客观性的一种误解。在我看来，现实主义是对现实写作，即对事实的推崇，但当时社会条件下并未达到事实可以被建构，并且事实存在主观性的认识高度，因而会产生对事实的盲目崇拜，认为只要我所报道的事实，那我的报道就是真实，就是对真相的描述。其实不然，客观性正是对这种盲目自信的反思，是一种对主观性危险的深刻反省。客观性经过怀疑主义的熏陶，已经充分认识到事实被建构的普遍存在，并因为对人性非理性这一弱点的警惕，也充分认识到了对事实进行主观性解读带来的危害，破解了新闻真实的神话。因而，我理解中的客观性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道德要求，但依然可以用作标尺来衡量记者自身的主观实际情况。
由于篇幅有限，对本书涉及的关于客观性的争论虽有想法和讨论的欲望，但还是引而不发了。其中可能最被人诟病的就是客观性与保守主义之间一衣带水的关系，在商业化新闻时代，为规避风险和保住饭碗，不可避免地拿客观性做挡箭牌的事屡有发生；僵化的客观性也为政府的舆论控制提供了方便，但依然不能遮盖由水门事件等一系列揭丑运动留下的华彩，诚如本书作者一般，虽然不尽然认为客观性是一个完美原则，但是依然对其之于新闻业的推动抱有乐观希望，因为，既然真实性原则是不可达到的梦想，那我无从想象，要是现代新闻业不强调客观性原则，还有什么能为这艘舆论大船保驾护航。
也许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如何更好地把握客观性原则，在这一标尺之下，如何把握媒体与政府，新闻与政治的关系，应该保持的界限。同时对于客观性的认可不是一种被动的强加，而应该是一种主动的认可，只有这样，客观性才能在兴起接近百年之余依然活力四射。&
关于新闻的客观性
浙江大学新闻学09级研究生& 钱晓玮
《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整本书都在围绕新闻的客观性这一议题展开，通过社会学框架背景下的新闻业案例，梳理了美国新闻客观性规范从无到有的历史。人们认为舒德森这本书开创了新闻史与社会史的交叉领域，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历史的角度去理解新闻客观性的形成及其内涵，探讨行业和行业理念的发展史，。通过这本书，我们发现舒德森似乎在传达这样一种观念：美国的报业历史实际上就是新闻客观性规范的发展历史。这就证明了新闻客观性在美国新闻界至关重要的地位。
首先，新闻客观性其基本思想是对事实进行准确的报道，禁止在报道中直接、公开地采取带有撰稿人主观倾向的立场。新闻客观性一直是新闻界的一个重要法则，有人称之为“不死之神”。一直以来，围绕新闻客观性的争议一直存在，但在新媒体出现以后，似乎出现了一些新的思考方向。
从报纸这一最具代表性的新闻媒体入手，我们看到由于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兴起，传统媒体地位日渐衰微，报纸和广告额和销量日减，受众大量流失，报纸在新闻报道上的速度和内容优势远不及网络甚至电视媒体，人们更多地选择从网络上了解信息。在这一挑战下，报纸在新闻上的优势就集中在报道的权威性、深刻性以及言论上。李良荣先生曾表示，报纸今后生存的依赖就是具有其风格和独特思考的评论性内容，壮大专业性的评论力量是新时代下报纸生存的必要选择。的确，这是在新的技术背景下的必然趋势，但我们也从这一趋势上看到报纸这一媒体在新闻客观性历程中的回归，新闻由辨清事实和判断价值的尽量分离，又走向了二者的结合。而且，在这个信息爆炸泛滥的时代，经过整合、分析、评论的经过加工的新闻看起来更有吸引力，所以，即使是电视、广播甚至是网络媒体，新闻的评论性意见越来越受到重视。
如果说当时是传媒商业化催生了新闻客观性规范的话，那么现在也正是商业化带来了评论性新闻的发展。但另一个问题出现了，评论性新闻必然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倾向，那么，这对于新闻的客观性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我认为，新闻客观性规范的兴起，是针对当时美国报纸只代表某一党派的观点，而不中立的情况，而进行的基于社会责任和商业利益的考量。新闻客观性的最终追求，是做到无限接近事实和真理，公平，不偏不倚。带有主观意志的价值判断固然对还原事实具有风险，但并不是所有主观的言论都有害于事实的呈现。既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即使是不出现任何带有评论和价值判断的语言，新闻业同样可能因为作者个人的既定偏见、主观认识和知识结构的不同，通过选择材料、内容删留、刊登版面以及微妙的用词来传递评论性信息，真正的新闻客观性只是一个永远到达不了的彼岸，只是一个高高悬挂的指明灯，那么，也不必苛求新闻不能带有价值判断内容。
新闻客观性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避免媒体成为某一利益集团的喉舌，尽量避免受众被误导和欺骗。所以新闻媒体，只要不被政治或经济力量操控，可以自由地了解事实，自由地思考并表达意见的话，记者只要在尽可能全面了解事实的情况下，不事先倾向于任何群体，本着对社会和公众负责的原则，做出他认为最公正准确的判断，这就是客观性的体现。有人说，新闻客观性原则只是一个仪式，不必过多拘泥于形式，而应坚固其内核，新闻客观性应该是一种态度、责任。而其监督力量，只能来自于它的读者——公众。
这是一部调查性新闻史著作
浙江大学新闻研究所研究生 孟婷燕
迈克.舒德森的《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一书运用社会学的视角，在美国历史进程大背景下对新闻客观性加以解读，借此研究美国的新闻专业性和新闻媒介机构。本书跳出了传统新闻史研究的框架，从宏观的视角解释和阐述新闻客观性的缘由及其发生发展的过程。本书首先介绍了客观性产生的土壤和宏观背景，即19世纪初便士报的兴起与党派报纸的式微，以及导致这一改变的“民主市场社会”，此后，本书概括分析了19世纪80年代出现的两种主要办报模式，即故事采集和信息传达。后者至少在形式上更具备客观性的一些特点。然而，“进入20世纪头十年后，即使是《纽约时报》的记者也很难辨清事实和价值判断之间有何明显的区隔”。
可以说，客观性依然不是当时新闻报道的主流价值观。而两次世界大战则让学者重新思考理性，市场和民主。“非理性”使得人们不再相信主观，那些倾向于表达立场和观点的报道不得人心，新闻界重新审视客观性的必要。同时，本书还提到了公关对新闻报道地位的冲击。为了重新占领新闻报道的第一线，记者重拾客观性这一武器。然而，作者指出，记者之所以如此信奉客观性，一方面是因为想要这样做，必须这样做，另一方面，“在大众深深怀疑和无所适从情况下，他们需要一种逃避”。在舒德森看来，客观性其本省并非是为权威服务，而是“用来遮掩我们在凝视现代社会时，眼神所流露出的失落感”。最后一章，作者概述了二战以来出现的新闻管理批判文化与客观性之间的种种关联。结尾部分，作者语重心长，直指新闻工作者，无论客观性能至与否，都应该保持怀疑、相信和包容的心态，去为社会服务。
不可否认，本书与常规的新闻史著作大不相同，至少在视角上是大相径庭的。套用作者的思维，如果说埃默里父子的《美国新闻史》是一部解释性新闻史著作，那么，《发掘新闻》一书则是一部地地道道的调查性新闻史著作。
读完本书,有这样几个问题想与大家探讨：
一、作者在绪论中提出“新闻业作为商业机构，第一要务就是要生存，要求他们客观真的很奇怪”。在作者看来，既然是商业机构，就没有客观的必要，这是否意味着，客观性从新闻业产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一个伪命题呢？作者在第四章结尾的时候就指出：20世纪30年代的客观性虽然是一个很流行的新闻学专业价值观，但他刚一形成便土崩瓦解了。由于业界普遍相信主观性是无法克服的。因此，自从客观性诞生之初，他就是一个无法企及的神话。我概括了一下作者的对于客观性的一个认知，即，认为客观性这一价值观在美国新闻史发展过程中，其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若要批判，可以说，客观性以其形式上的客观掩盖了实质上的主观，若要从积极意义上指判，可以说，培养客观性本身的争议性的土壤，这一过程彰显着一种进步和发展。当然，最后作者指出，客观性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消极悲观情绪的产物，远不是积极主动的出击。可能最好的概括就是作者的那句“用来遮掩我们在凝视现代社会时，眼神所流露出的失落感”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
二、我非常惊讶于作者在阐释便士报兴起时候的一个因果分析。有点迷惑。即解释便士报兴起和党派报纸衰落的时候，作者提到了识字论。他认为，由于我们对彼时社会上人们的文盲率和识字的情况所知甚少，因此，他认为与其说识字率的增加刺激了便士报的发展，倒不如从当时探讨让人识字的诱因有哪些。从哪几方面来分析呢？报纸，书籍、绘画、文学、文化等的历史变迁来证明识字需求的增加与不断变化。事实上，包括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一方式的“本末倒置”。除了诱因，还有作为社会过程的学习阅读还涉及到政治经济权力的扩展。这样分析的结论是，需求论充其量是一个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这一说法有点混淆视听，因为我们都可以理解需求不过是其中一个可能的条件。感觉最后，对于这一个原因的分析，作者说了等于没有说。只是觉得他的思维比较特别。我发现，在本书中，作者处理一对关系的时候，总有一种倾向，即认为两者之间彼此相互影响。而不一定是A导致B这么简单。
三、在本书115页，作者分析非理性的时候，提到两个概念，一个是公众，一个是大众。说欧洲更倾向于用大众这个词，美国更喜欢用公众。大家觉得公众和大众有什么区别？
四、作者提出，客观性可以如此受欢迎，确实对新闻媒介有着很大的实用性。首先，解决媒介与社会，特别是媒介与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比如由于遵守这些客观性准则，新闻媒体就保持了自己的稳定性和保证了接近官方信息源而不必牺牲政治独立和中立的公众形象。第二，商业逻辑催生了新闻客观性，正如便士报诞生之时的情形，拥有商业头脑的发行人会为了获得大量潜在的读者群，而采用“公正客观”的新闻消息。第三，客观性是新闻从业人员抵御批评和“逃脱责任”的一种策略，通过这种“策略仪式”，“记者可以确立所陈述的事实的真假值，使自己免于编辑的责难和因诽谤而吃官司这样的危险，还可以使他们不必为报道中暗含的价值观或后果负责任。也就是说，新闻客观性，就其一整套操作法则而言，确实有着积极的一面。然而，这种形式上的客观是很容易被利用的，比如政府或者利益团体有意识的策划一起事件，新闻机构去报道，那么是不是在做帮凶呢？这是客观性操作无法抵制的，这才是真正危害社会的。如何让去避免？对此大家怎么看？
五、我感到很奇怪的一点是，最后一章大致谈到20世纪60年代，新闻客观性再次受到了巨大的社会冲击。政府对新闻日益普遍的管理以及新闻业自身的警觉，再加上60年代兴起的“对抗文化”促使并推动了对新闻新一轮的批评——客观性本身被指责为“扭曲事实”。可以说，客观性的内涵完全被解构了。既然从头至尾，作者都在解构客观性，正如我在之前提到了，他甚至认为客观性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绝望的挣扎，一种虚无。那么为什么最后作者还是坚持说客观性必须被坚持，否则新闻事业会更糟？我感觉他很矛盾。是否在内心深处，或者说得通俗一点，感情上对客观性还是很有好感的，有或者找不到更好的准则？还是对美式新闻民主的一种迷恋？&&
展宁：三味串烧
——读甘斯的《什么在决定新闻》、舒德逊的《探索新闻》及塔克曼的《做新闻》&
老师把两本书放在一起让我们读，盖因二者都以客观性研究为中心，探讨新闻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于此自然还要加上《做新闻》，我就一起写下。
1、新闻、社会现实、现象学：黄旦老师在为《做新闻》写的《新闻与社会现实》导读中把作者的思路大而化之，将三者的关系融于一文。学生初读时对建构主义路数完全迷茫，但在慢慢了解戈夫曼、吉特林框架理论和舒茨、伯格“现实的社会构建”现象学以及米德后再读甘斯又能看到其实证主义包罗万象后的空白，而塔奇曼用自反性和索引性将其填补。“了解传播必须置于活动当下的社会情境中”，建构主义路径能让传播研究与社会有更好的结合，舒德森写新闻史的方法不同于经典的埃默里版，从副标题“美国报业的社会史”和“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中可见一斑，将学科置于社会当中。另外，沿着建构主义走下去，难道媒介是人体的延伸，世界是媒介的延伸？
2、新闻客观性、新闻专业主义：甘斯对于客观性的思考与新闻的恒久价值和意识形态放在一起，甚至作为一种商业考量；舒德森则干脆将其视为理想，“用来遮掩我们在凝视现代社会时眼神中流露出的失落感”。老师在《迷思与坚守——反思新闻客观性》一文中对客观性理念做过梳理。也许这些“策略性仪式”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最大限度地保护天赋人权和公众利益并为新闻专业主义寻找一个标杆。如民主之于社会一样，客观性之于新闻业亦然，“在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和理念来替代之前，对这一理念保持适当的质疑意识，但同时又保持高度的尊重”。客观性既“为媒介创造生存空间”，为强势权力提供社会规范化武器，也“为弱势团体提供防卫武器”，这种平衡恐怕正是社会的最大需要。我看舒德森对于客观性的讨论精于解构，却未及深挖坚守“神话”的原因，倒是“维系民主”将其道破。
3、大众舆论、新闻客观性与民主：关于民主与媒体，民主与市场的关系前面几次已经讨论很多。始于李普曼，对于大众舆论推动的怀疑就没有终止，媒介批评一直兴盛。新闻工作者被称为“套子里的人”，新闻甚至被班尼特当作“政治的幻象”，客观性对于民主的损害也被提出，“新闻越是‘客观’，它成为官方机构纯粹的传声筒的客观性越大”。对于新闻生产过程的解构让新闻之于民主的影响更加明晰，甘斯多次提到新闻从业者“符号场域的管理者”功能，虽与“场域”理论有异，但应用于民主却可相通。新闻框架的作用在20世纪后成为了使社会现状合法化的工具，将民主原则运用于公民社会始终无法排除权力因素，也许这就是“没有公民的民主”？
4、新闻自由、自由：新闻自由似乎是书中不太明显的一个概念，但实际却贯穿始终，也是分析客观性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传媒为谁而自由？”，第一修正案本身就是暧昧的。自由的敌人似乎由“政府和市场”转向了“新闻生产流程、受众心理、现代社会规模”，民众的话语权利和媒体建构的话语权力归结于自由上的矛盾似乎不可调和。民众的认知能力能否客观？民众是否愿意接过媒体的解释权？现在看来，只能用新闻的客观性来规制。虽说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但是自由侵害了民主还是民主侵害了自由？
5、比附于中国。在读外国新闻研究时，虽时不时比附于中国，但不一样的社会语境下，任何社会学科只可借鉴，未敢轻易套用。也许甘斯一书的早期译法用在中国新闻业身上更为合适：“决定什么是新闻”。
读哈德森的《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
浙江大学新闻研究所研究生
从《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这本书的简介及其具体内容来看，该书把对美国新闻业的研究置于一个庞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以独特的社会学视角阐述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与新闻机制的关系。全书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突破了传统的关于新闻史的研究，把对报业的认识融入社会体系之中，以新闻的“客观性”问题为研究的主题，围绕着新闻专业主义的中心话题，探讨了美国新闻业“客观性”理念的诞生和发展的历史。
首先，哈德森“将‘新闻’的本源与政治民主化、市场经济扩张、城市中产阶级的崛起关联起来”。在他看来，客观性是始于“便士报”所创造的“民主市场社会”的文化环境。在19世纪30年代，随着政治民主化和市场经济范围的扩大，“便士报”以其开创性的特征突破了商业化报纸和党报低发行量的局面，脱离了个人和政党的控制，依靠销售和广告带来的收入使报纸出版的经济结构趋于合理。随着报业的发展，便士报发明了现代意义上的“新闻”，并以寻找“任何事件”新闻作为报纸的重心。都市中产阶层掀起的“平等主义”促进着新闻事业的萌芽，在这种民主平等思想的土壤中孕育着“客观性”的信念。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此时的“客观性”并不是当时新闻从业人员的核心理念，而仅仅是报纸为了生存所进行的一种报道策略，这一时期的“客观性”带有一种“形而上”的倾向性。
随之，哈德森在研究美国现代报业开端时，通过对普利策的《新闻报》和奥克斯《纽约时报》的对比来着重剖析了两种报道模式，即：倾向于娱乐性的“讲故事”模式与倾向于真实性的“信息模式”，并借此对比分析两种模式的不同来探索新闻史的发展规律，进而把论述的主题归结到了本书所研究的“客观性”主题。
其次，哈德森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转折点，新闻工作者和人们对民主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基础失去了信心，他们认为真实的信息的不可信任性，激发了主观报道的兴起及其报道的体制化。同时，记者从对事实的信任转向信奉一整套规章制度，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复杂化的新闻报道“客观性”理念，一战中的宣传和公关破坏了人们对事实的传统信念，“事实”在新闻中逐渐走向了没落。
最后，在文章的第五部分作者表述了自己的立场。20世纪60年代，新闻客观性再次受到了重大的社会冲击，政府与报社不再是合作伙伴，变成了政府的工具，新闻业的价值在于能否控制舆论。伴随着60年代“对抗文化”的兴起，促使并推动了对新闻新一轮的批评——客观性本身被指责为“扭曲事实”，调查性新闻报道在媒体机制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通过对本书的阅读和梳理，反观中国社会的传播学界及媒体报道对于“客观性”的认识，只是从理论上进行重复式的泛泛而谈，打着新闻应而且必须要进行“客观报道”的旗号，但并没有在现实的新闻报道中得以较好的体现，研究的视角趋于狭隘，不能有效地指导新闻实践。
有人说，“新闻专业主义就其本质而言是美国新闻业的一种意识形态。在这一意识形态之下，所有的歪曲、偏见和歧视都被一律贴上客观的标签。”在书中舒德森强调了新闻“客观性”的合理部分内涵并为之辩护，虽然感觉有些观点自相矛盾，但我们也应该从这种社会学的解读视角中得到某些启示，促进我国新闻理论的创新发现，以此来指导媒体的新闻实践。
新闻有理想吗？
——关于新闻客观性的一点思考
新闻所 栾玉波
当自己读完舒德森的《发掘新闻》和甘斯的《什么在决定新闻》，肤浅的感觉到为何这两本著作会被称为经典和经久不衰，因为它们所面向的和所关心的都是一直困惑着新闻传播这个领域内人们的心结所在。而从自己身置这个领域中就在试图理解新闻的理想——新闻的客观性何在，是不是真的存在这样的理想，因为这样的矛盾在现代社会中已经颠覆太多理想，或者新闻的理想是不是需要一种破旧立新的重构。&
什么是新闻？
在这里不是意图探究这个很宏大又悠远的概念，而是仅仅就一些现在岌岌可危的现实做一种类似剪影的思考，因为如果我们要找出它的理想或者说它的客观性的属性，我们无法回避这条路径。新闻并不等同于信息，唯心的说新闻并不是混沌初开的产物，而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而逐步剥离出来的硕果，它的利益关联性、异化和远端性使之存在被需求的可能，哪怕这种利益关联性微小到仅仅只能让人们多一点谈资或者多了解一点人们所不知道的东西。同时每天发生在身边的东西且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是不能构成新闻的，或者经常被拿来开玩笑的事例“狗咬人不是新闻，而人咬狗则是新闻”一样都凸显了这些特点。顺着这个思路那么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着无数的事件，那么那些能够构成新闻，这是由新闻的采集者来决定的吗？或者说被他们认为是有价值的那么就可以理解为新闻，而被忽略的或者说因为个人的喜好等主观因素而被摒弃的就不是新闻吗？但我们深知这些被遗忘的却也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从新闻的传播途径来讲，登上报纸（仅以这一途径举例说明）可以被人们广泛知道喝阅读的就是人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新闻，那么在采编过程（后文称为生产过程）就被排除在外的也就不能构成新闻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新闻是一个人为决定的产物，近现代出现越来越多的虚假新闻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新闻这个确实存在的事物需要一个定义的话那么可能这是一个极其冗长而繁琐的工作，在这两本书中作者也不能够给出一个明确的具有说服力的概念。&
什么是理想？
在这里我们所指的理想，更多的是指新闻的客观性，被人们一直所推崇有备受争论和质疑的理想。在《发掘新闻》中就已经提到了，在杰克逊时代新闻是被制造出来的，便士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随着政治民主、市场经济、中产阶级市民的崛起，新闻不过是从一个泥淖陷入另一个泥淖而已，因为在集权的社会里面，新闻是被统治者操纵的，无论欧洲还是书中的美洲框架，那么这种新闻本身毫无疑问一定会成为一种政治合理性的代言人，虽然它不会像政治寡头一样有着君权神授的托词，但是这种貌似客观的伪饰，丝毫没有让渡出民众的利益空间，仅仅是在关照民众利益的层面放在了极其细枝末节的地位。而当社会的变化发生时，只不过这种新闻的效用从赤裸裸的教化便成为了一种温润的洗脑，这样的观点已经在前面的课堂讨论中不止一次的被争论过。
从新闻的属性上看，新闻是有价值的，在美联社等垄断性传媒寡头的促使下，新闻被大量的售卖，那么这个价值到底是什么？我们不否认客观存在的事物绝大部分都是可以用价值来度量的，但是新闻的价值包括什么？新闻本身的价值？还是制造新闻所凝结的人类无差别的劳动呢？个人认为包含了两者，那么关乎新闻的生产制作就更可以被理解了，无论是指在《什么在决定新闻》中所提到的新闻室的制作过程，还是《发掘新闻》中现代社会商业对于新闻的改造，新闻都是可以被生产制作的，而且这一观点也被大多数现代人所接受。现在的人们不是在众多的新闻中寻找哪一个是客观的，而是在寻找哪一个才是更靠近客观事实的或者说更有信用的。新闻变成了商品，而新闻的理想也同样变得可有可无，变成了商品的一部分。连马克思的新闻观和价值理论都折射着这样的色彩——商品所具有的客观和社会双属性。我们继承了事实，在无从之下更好的办法就是试图寻找什么因素在主导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新闻的生产，那么甘斯从政治、经济、受众由背景决定的喜好和特征做出了分析。即便觉得传媒的寡头并不会直接的作用于新闻的生产过程，但是整体的社会氛围依旧在主导着，这样的结局。这又不得不回到经济上来，效率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成分，因为媒体已经被整个市场所包含，效率也是一根救命草，在无数的截止日（或者理解为审判日）的到来前，对于新闻商品的取舍已经不是新闻本身能够争取的了。
如果说新闻是被制作的，那么这些制作新闻的人自然的成为了客观性的一大壁障，正如舒德森所讲到的我们不能期望新闻的从业者也可以像律师和医生一样有着一种客观判断的环境和追求，因为社会的历史沿袭已经决定了这样的成分，我们如果可以像律师一样质疑客观是否就是公正的话，那么新闻的从业者在与这个社会的各个阶层的打交道的时候还能否保持这样的决断。在新闻的取舍、角度的切入、甚至观点的生发必然会融入制作者的主观因素，因为新闻的制作不是大机械化的生产，这条流水线是由层层思考组成的。两本书都明确的指出技术流、数字流的分析不是唯一的权威，既然新闻也是社会的产物，历史的沿袭和探究必然也能够得到新闻的本质，那么人在这样的探究过程中就不能够被忽略。&
从以上简要的分析中，个人试图在讲述新闻是不是真的存在理想呢？其实这样的询问即便在这两本书中都无法找到明确的答案，散落在文字中的观点更多的似乎也认同了新闻的理想是一种类似信仰的东西，它在不断的被社会的政治、经济、阶层的变化而影响着。个人更多的认为新闻并不存在理想，即客观性。放在现代社会的大背景中，既然信息社会也无法摆脱市场经济的洪流，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新闻独善其身呢？虽然不断有异样的发对声音，但是商业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主流，我们有要求新闻摆脱封建政治的桎梏，融入于社会当中，但是我们又要求在一个优胜劣汰的环境中，让我们的媒体秉持坚定地为民请命的姿态，而把生存放在次要的地位，这似乎在让人们选择是要一个有商业参杂的混合利益的媒介，还是要一个今天不知明天为何物的清高媒介。其实我们既然能够理解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历史阶段，那么这种对于新闻或者说媒介的影响也应该是一个历史阶段，如果我们能够给彼此一种宽容，在利益的博弈中保留足够的公共利益空间，那么新闻客观性的理想不妨成为一种追求的目标，这种理想化的意义在于，虽然我们无法得到，但是给人以方向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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