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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权威支持(北京)　电 话：010-　传 真：010-page.3.郑和迷题和李约瑟难题的比较研究及其启迪(22000字)_历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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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迷题和李约瑟难题的比较研究及其启迪
之一。李约瑟在长期的研究中注意到了中国传统的科学和技术是一度居于世界最先进行列的【3】，然而后来中国在科技方面的落后就自然使他大惑不解。回答这个问题对于他完整地构建和反思中国科技发展史和是非常重要的。前一段时间，上海同济大学的江晓原教授和北京大学的吴国盛教授等一些学者均表述了一个观点，认为李约瑟问题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李约瑟难题是个伪问题，由是引起了各方面很大的反响和争论。他们的观点是，由于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现在意义上的科学，那又何谈中国科学在近代的落后于西方呢？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和西方科学（无论是古代形态的还是近代科学）二者本质不同，何谈比较？他们认为，李约瑟难题是因为站在西方文化中心论和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科学观的角度――即现代（近代）科学为自己设定的“普遍性”误区――上看问题才产生出来的一种徉谬。但是，这个看法只是否定了就前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进行中西比较的可能性，而没有否定中国古代有科学。因为，正如他们所言，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说法是基于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所以只要我们自觉转换视角，也就是说屏弃西方的科学观，而认为任何一套知识体系都是一种形态的科学，我们就可以说中国古代有科学，而且以一种“后现代”的形态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第一范文网 整理。“在西方，science也有此种用法。有人问荣格：‘为什么像中国这样一个聪慧的民族，却没有能发展出科学。’这差不多是半个李约瑟问题了。荣格回答：‘中国的确有一种‘科学’，其标准著作就是《易经》，只不过这种科学的原理就如许许多多的中国其它东西一样，与我们的科学原理完全不同。’【4】那么，如果中国古代有科学，而现实是中国古代科学的传统中断了，被迫接受了西方传入的近代科学知识体系，并且在此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中国的科学是落后于西方的，这就有个寻求解释的工作了。这样，即便我们因为科学有着不同定义而产生出了科学体系间的比较能否成立的问题而避开进行比较，也就是说不用“为何落后”的提法，而说为什么中国古代科学脱离的其自我发展的轨道而在近代为西方科学所“颠覆”，这样李约瑟问题就仍然是有意义的。其实这也与李约瑟表达该“问题”的时候用的文字是非常相近的，而并非对其之变通：李约瑟说的是“什么东西阻碍中国科学技术由经验科学向近代理论科学的演变，即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就是说中国传统科技在近代的断裂是如何出现的，而没有说中国传统科技为何在近代落后了，也就是说他的原话中并没有使用比较的概念。而把李约瑟问题理解为中国科技为何在近代落后了不过是对该问题的一种通俗表达而已，是不严密的。上述的围绕李约瑟问题产生的争论的问题在于太狭义地理解了李约瑟问题并纠缠于文字、概念之中，而没有注意到李约瑟问题真正的价值在于提示了一种现象，启发我们去考虑其中的原由。这就是坚持李约瑟难题的意义所在。就李约瑟问题的“真伪”提出的质疑还有以下两种看法：一是说李约瑟问题的出现是因为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中国古代领先的是技术，而非科学，且不论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三是个别技术领域的领先不等于整体领先，在中西方缺乏沟通和交流的古代，李约瑟难题式的整体横向比较没有意义。这两个观点，在澄清了前述的问题后就不攻自破了。对“郑和迷题”可以有这样几种问法，一个是为什么是哥伦布而不是郑和发现了美洲大陆（这里以发现美洲大陆为例，当然也可以问：为什么是麦哲伦而不是郑和实现环球航行？）？这是一种就事论事的问法，是在西方视角下的哥伦布等人航海“成就”的“启发”下提出的问题，多少有点形而上学的意味。这种提问意义并不大，而且实际在内涵上是指向下面要给出的第二种问法的。为什么说意义不大呢？其实可以问一句，郑和航海为什么一定要发现美洲？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在不经意间接受了西方对于哥伦布人的活动及后其果的观点，认为他阴差阳错地发现了美洲是一个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从而下意识地追问一句为什么不是郑和发现了美洲。其实我们关心的不是他是否发现了美洲这个地域，而是想问：为什么郑和航海活动没有对中国或地区的文明、历史进程产生更积极的影响？这就是郑和迷题的第二种问法。这个积极当然是指为什么没有带动中国和所影响区域较欧洲更早走向近代化和富强和过程，就象哥伦布航海对欧洲历史和文明进程的影响一样。这也应当说是比较突显郑和迷题的真正内涵的问法，由此才可以与李约瑟难题产生比较的问题。历史地比较（一）郑和迷题和李约瑟难题之所以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共同原因就是在强势的封建秩序下，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得不到正常的发展，因而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和传统航海事业均缺乏新兴社会力量的带来的创新活力，缺乏深刻的社会动力，特别是来自经济方面的动力。中国到了明代的时候，已经[转贴于:论文大全网 /Culture/history/06.html]...&&&&[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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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 17:36:16& 作者：徐凌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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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难题”的推理前提问题
“李约瑟难题”的推理前提问题
分类：&& 更新：&& 阅读：&&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原创
“李约瑟难题”的推理前提问题
&&& 内容提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冲破“先前阔”的文化阴影,以尊重科学的态度审视科技史项目,并通过客观的比较可以断定,中国古代科技史是一篇被误读成了“先前阔”的历史。它意味着,作为“李约瑟难题”的推理前提不存在,所以,对它的任何求解都毫无意义。否则,它将陷入欧布里德式的怪论之中。&&& 关键词:中国 古代科技史 误读 先前阔&&& 江晓原教授在《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年第一期上撰文指出:“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而这个“伪问题”的出笼,“也可以归为误读的范畴之内。”[1]江教授的这个论述大概是说,因为我们误读了李约瑟,所以也就误读了中国科技史,于是就出现了“李约瑟难题”这个伪问题。其实,从李约瑟本人和李约瑟雇用的写作班子,到我国当前的中国科技史教学与研究,又何尝不是以“先前阔模式”误读了中国古代科技史呢?这样的误读,由于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原则,使得我们不能清醒的认识我们的过去,以至于我们现在不得不重做一些实事求是、正本清源的工作。&&& “先前阔”的文化阴影&&& “先前阔”,最早出自鲁迅先生的文化批判小说《阿Q正传》。研读过这篇小说的读者知道,阿Q曾经拥有一个“真能做”的名声。但是,阿Q的“真能做”并没有改变他穷困潦倒的命运。因此,阿Q对他现实生活的贫弱是心知肚明的,只是讳言而已。至于他的过去,阿Q虽然并不清楚自己“先前的行状”(即自身的历史),加上“人家也没有留心”(即很少有人关心阿Q的历史),但他却很有信心地认为,自己先前曾经很阔。你看他:“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什么东西!”[2] &&& 这种“先前阔”意念的形成,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和文化原因的。鸦片战争、中法战争、还有“小日本”打败“大中华”的甲午海战,这些使大清帝国蒙受屈辱的战争,迫使自我封闭的中国封建王朝“与地面世界接触”(马克思语)。然而,就在这个“与地面世界接触”的过程中,中华文化术语词典中出现了“列强”这个词。一群被祖先崇拜的香火熏陶出来的书吏们,内心感受到了与列强的巨大差距。但是,为了求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他们只好通过求证祖上的荣耀来掩盖现实的贫穷与落后。这恐怕就是在中国造就“先前阔”意念的历史缘由和文化缘由。&&& 其实,要造成一个“先前阔”的文化假象并不难。以下三种方法都具有祖传性质,按照这些方法去做,就可以使本来落后的东西也能“阔”起来,并且“阔”得理直气壮。&&& 一、处阴休影法&&& 《庄子?渔父》在谈到孔子削迹于卫,伐树于宋,围于陈蔡而不知所失时,讲了这样一个可以掩盖缺点并使自己聊以自慰的经典方法:&&& “人有畏影恶迹而去之走者,举足愈数而迹愈多。走愈急而影不离身。自以为尚迟,急走不休,绝力而死。不知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愚亦甚矣。”[3]&&& 这个经典方法所阐明的道理是,要摆脱自身缺点的困扰,就是将自己的缺点置于别人的缺点之下(处阴以休影);要想自己不犯错误,就是什么事也不要干(处静以息迹)。否则,如果你拼命地去追赶人家,或者设法努力克服自身的落后和不足,你就会“急走不休,绝力而死”。&&& 显然,庄子的这个方法教会了我国不少从事科技史研究的人。由之,每当有人指出中国古代的科技史还存在缺陷时,马上便会涌出一批学者,试图努力证明西方的古代科技史也是有缺陷的,从而达到用别人的缺点来庇护自己的落后的目的。于是,“先前阔”的结论也就蕴于其中了。&&& 二、圣教同源法&&& 鲁迅先生曾经尖锐地批评过:“凡是读过一点古书的人都有这一种老手段:新起的思想,就是‘异端’,必须歼灭,待到它奋斗之后,自己站住了,这才寻出它原来与‘圣教同源’。外来的事物,都要‘用夷变夏’,必须排除的。但待到这‘夷’入主中夏,却考订出来了,原来连这‘夷’也还是黄帝的子孙。”[4]&&& 这种“圣教同源”的考订方法是形成“先前阔”意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1719年,英使马戈尔尼曾经带来一种“自来火”(安全火柴),它使一些缺乏见识的中国人惊异不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最初几年,我们还在把这个小巧的发明叫做“洋火”。可是,居然有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考证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早在北宋年间,中国人就已经发明了火柴。这种圣教同源的考据并不可靠,但是,很容易强化“先前阔”的意念。&&& 三、关门见喜法&&& 中国传统的说法是“开门见喜”。可是,要使自己处在“先前阔”的地位上,就只好“关门见喜”了。否则,一切至高无上的头衔、令人咋舍的荣誉、旷世空前的伟大成就之类,只要大门一开,也就未必可喜可风、可圈可点了。&&& 孔子的名声在欧洲的变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孔子是中国儒学的鼻祖。他一生“述而不作”。没有一篇中国古代文献典籍的着作权可以无可争议地归于这位“孔圣人”。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这位没有发表过一篇着作和论文,也没有什么科学建树和理论建树的游说教师,仅仅因为他矢志不移地致力于恢复周朝的道德传统(“克己复礼”)而成了“大成至圣先师”,并被尊为中国人的“万代师表”。近10几年来,他还获得了“中国文化的杰出代表”的授勋。这个被毫无根据的追授并鼓噪起来荣誉,使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努力白费了。“万代师表”尚且可以不发表任何论文和着作,这就难怪我们的大款、大腕和大官们可以自由地捞取“教授”和“院士”的头衔了。&&& 实在地说,欧洲人在没有充分了解孔子之前,曾经叹服过他的名声。但是,当《论语》之类的着作传入欧洲以后,孔子的声望反倒大降。德国着名哲学家黑格尔,在阅读了德文、法文和英文版的《论语》、《大学》、《中庸》之后,曾经这样评价过孔子:“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更丰富,而且更好。我们根据他的原着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5]&&& 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处在封闭状态,没有让学者“开门见喜”的现实条件。于是,大家都十分自信地热衷于“关门见喜”。&&& 凡此种种,使得“先前阔”成了中国社会一种挥之不去的文化阴影。&&& 以尊重科学的态度审视科技史项目&&& 在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方面,要摆脱“先前阔”的文化阴影,首先应该解决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理论上讲,科技史是关于科学技术本身的历史。不属于科学技术的东西不应该写入科技史,尤其不应该将本不符合科学发现或技术发明标准的东西肆意拔高。这个看似简单而且合理的原则,在我们日常的科技史教学和研究中却很难贯彻。于是,我国出版的不少中国科技史专门着作和论文,竟然被写成了“没有科学的科学史”和“不尊重科学的科学史”。典型的例子有,一位没有做出过任何发明的宋应星,仅仅因为他写作了《天工开物》,居然被写成了“伟大的发明家”;连球形大地概念(更不用说太阳系概念)都没有的沈括,居然被夸大到了“哥白尼式的科学家”的地步。从意识形态层面上说,这是不尊重科学的表现。从方法论层面上说,它是科技史研究中的项目审视问题。中国古代科技史之所以被误读成了“先前阔”的历史,就是因为人们在进行科技史研究中,没有按照科学和技术的基本标准对载入科技史的项目进行认真而客观的审视。&&& 希腊哲学家在摆脱神秘主义思想束缚的努力中,创造了两种至今有效的科学规范,从而为人类社会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一种是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完全形式推理规范”,后人亦称之为“几何学规范”或“几何学传统”,它要求人们把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建立在严格形式化推理的基础上。另一种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因果律规范”或“因果律传统”。它要求任何一种自认为科学的认识,必须清楚地阐明事物存在和演化的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因果关系不明确的认识不能算是一种科学的认识。人类所获得的全部科学认识都可以归为这两种规范中的一种。否则,是没有资格被称为科学的。既然所有的科学都是按照这两个规范发展起来的,只有符合这些科学规范的知识体系和知识单元才有资格被载入科学史。想必这是顺理成章的。&&& 根据因果律科学规范,我们不难判断,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说”属于科学,中国古代的“五行说”则不属于科学。&&& 众所周知,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说”是通过火法分析得到的,其因果关系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上是最明确的。恩培多克勒告诉人们,观察生树枝在火炉中燃烧的情形,树枝在燃烧时发热,喷出火焰,证明在它的里面含有“火”;烟囱顶部逸出烟雾证明它里面含有“气”;燃烧着的生树枝两端会鼓泡并嘶嘶作响,这就是“水”;灰烬具有重量、不可再燃烧性和干燥性,它被命名为“土”。将世界上所有的物体用燃烧方法进行分析,都会从中解析到这四种“元素”。由之,自然界是由土、水、气、火四元素构成的,就被认为是得到了普遍性的证明。虽然这样的证明非常朴实,站在现在的立场上看,把土、水、气、火称作“元素”也并不恰当,但它毕竟是科学史上最早也最充分的一次证明活动。尽管这个证明活动发生在亚里士多德之前,但它完全符合科学研究的因果律规范。因此,把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说”当作古代希腊的一项科学发现是有充分依据的。&&& 反之,中国古代的“五行说”不仅对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概念界定十分模糊,对“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也没有给出有充分说服力的因果关系论证,尤其没有像恩培多克勒那样用实验来证明它。所以,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把“五行说”供奉在科学的殿堂上。&&& 根据几何学规范,古代希腊和古代阿拉伯国家的科学家们曾经在数学、天文学、力学、光学等学科领域做出了不少重大发现。然而,与之相比较,虽然中国古代也曾经频繁地触及到了类似的学科主题,但是,其中符合几何学规范的科学成就并不多。&&& 以数学为例:&&& 尽管数学不是关于自然定律的研究,但是,所有的数学发现都是由符号语言系统,根据严格的演绎逻辑规则建立起来的。因此,没有严格可演绎性的数学发现不能算是科学的数学发现。根据这个判定,读者不难检核到这样的结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的所有数学发现都没有科学价值。其中,有的没有可演绎性,如“隙积术”;有的甚至是错误的,如“会圆术”。同样道理,细心的读者也能体察到,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给出的关于勾股定理的证明是充分的,而比它晚800年左右的赵爽在《周髀算经注》中用一个“弦图”对勾股定理所做出的证明,则少了一些基本的推理前提。如正四边形与直角三角形的关系和两个代数和的平方计算公式,是“弦图”所必须具备的推理前提,但是,在赵爽那个时代,中国数学史的发展还不具备这样的认识。因此,赵爽对勾股定理的证明是不充分的。&&& 为了使我们能够以尊重科学的态度来写科学技术史,研究者用科学的眼光去审视历史上的科学活动及其成就是完全必要的。就我们的科技史研究实践而言,笔者有如下建议:&&& 一、关于科学史:&&& 1、所有猜测,哪怕是非常天才的猜测,都不属于科学史。如宋代的廖禹在他的《金精廖公秘授地学心法正传》中说:“山体高耸宏大,由其根基盘踞,支持于下者厚重也。根脚之大,必是老硬石骨作体,非石不能胜其大。低小之山,必根枝迫窄,土肉居多。”这个说法,涉及了地壳的地质构造。从思想内容上看,它比较接近于19世纪末乔治?艾利(George Airy)所阐述的地质均衡原理。但是,廖禹的陈述是一个纯粹的猜测,不包含任何科学的说明和论证,不能与艾利的地质均衡原理等量齐观。鉴于这样的分析,地质科学史可以不写廖禹,但不能不写乔治?艾利。&&& 2、神秘主义不属于科学史。古代亚述、巴比伦、埃及、印度、中美洲地区和古代中国的许多科学活动,都曾经包含在神秘主义的文化之中。但是,所有的神秘主义命题,都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和严格的逻辑推理,其中尤以“天人合一”的东方神秘主义最为典型。因此,我们不能把神秘主义也算在科学之列。&&& 3、不具有普遍性特征的经验发现不属于科学史。对此,笔者经常举的例子是,“勾三、股四、弦五”属于经验,不属于科学;“斜边的平方等于两直角边平方之和”则属于科学,不再是经验。&&& 4、科学史不是器物史。我国一些科学史研究着作和教材,把器物中的圆当作科学中的圆,把器物中的直线当作科学中的直线,这是十分荒唐的。硬说某器物(如铜透镜)是按某种科学原理制造的,或通过对某器物的分析去“发现”其中的所谓科学原理,实在过于牵强,且犯有把经验拔高为科学之嫌。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把科学史写成器物史。&&& 5、逻辑上不充分的发现应该让位于逻辑上充分的发现。根据这个标准可以断定,中国古代把磁石磨成的磁针(compass)命名为“指南针”(south-directing needle)是相当武断的。事实上,我国古代先民在进行这样的命名之前,并没有充分证明过这种磁针是否具有普遍指南的特性,更没有地理极和地磁极的严格区分。指南针的严格意义是指向地磁极而不是指向地理极。众所周知,地球的磁极是移动的。当前的地球磁北极已经往西偏离了地理南极2550千米。按照现在的地磁极偏移量,在靠近南极的西径180o30@北纬86o30@地带测量,磁针将出现北偏东84o 30@的偏移量 ,即非常接近正东方向。可见,在没有区分地理极与地磁极之前,把磁针命名为“指南针”容易误导读者。&&& 我们应该客观地指出,第一个证明磁针在地球表面具有普遍极指性的科学家,是法国的佩里格里鲁斯(Petrus Peregrinus,又名Pierre de Maricourt,1240-?)。他于1269年将天然磁石磨成球形模拟具有磁极性的球形大地,然后用它来吸附铁磁针,发现了铁磁针沿着球的径线方向有规律的排列。这个发现证明了铁磁针普遍地指向地球磁极的特性。这显然是关于地球的磁极性与铁磁针的磁极性之间的相互关系最普遍也最科学的一次证明活动,是真正具有科学价值的发现。我国的科技史出版物,舍佩里格里鲁斯的实验而拔高沈括的记载,在造成“先前阔”意念的同时,破坏了尊重科学的基本精神。严肃的科技史家不应该让这种不尊重科学的风气继续下去。&&& 关于技术史:&&& 技术史的项目入选应该考虑以下一些方面:&&& 1、明确的技术知识权属。&&& 比如,富兰克林进行的电鸢实验是一种纯粹的经验冒险,并不能认为这个实验揭示了避雷针的原理。从严格的知识形态上分析,富兰克林进行的电鸢实验不具备关于避雷针发明的知识特征。因此,技术史家没有理由把发明避雷针技术的知识产权归于富兰克林。&&& 2、可靠的技术原理。&&& 张衡发明的地动仪,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可以被用来判断是否发生了地动(不一定是地震),用它来测量地震则明显不是一项原理上可靠的技术。人类关于地震测量的技术史,也没有按照地动仪的设计思想发展下去。因此,科技史把地动仪作为经验摸索的例子是可以的,但不能认为它在科技史上占有什么位置。&&& 3、被广泛接受的基本技术规范。&&& 尽管造纸技术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但是,我们现在所采用的基本造纸技术规范,包括打浆和漂白,依然是蔡伦改进过的造纸术的延伸。因此,蔡伦改进过的造纸术在技术史上的地位是当之无愧的。与之相比较,毕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技术则没有形成被广泛接受的技术规范。它在技术史上的地位大致可与张衡发明的地动仪相当,完全不能与德国发明家符藤堡发明的铸活字印刷技术相媲美。后者所创造的印刷技术,形成了一种技术规范,包括铸字、排版、版面美化和装帧,其中铸字、排版技术一直延续到了电脑排版之前,它的书籍装帧技术则一直沿用至今。&&& 根据这些标准重新审视中国古代科技史,不难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把中国古代科技史解读为“先前阔”的历史是不充分的。&&& 科技史的国际比较&&& 中国古代科技史是不是一个“先前阔”的历史,通过国际比较就可以比较清楚地判断出来。&&& 但是,笔者并不赞成以现在的国家概念来进行科技史的国际比较。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中,疆域和政体的变迁是经常发生的。现在的中国并不就是古代的中国。现在的“大中华”是以“大清朝”的地理概念为基础的,从前的“大中华”概念则不是这个样子。此外,如果蒙古国以1310年前后的蒙古帝国来写一部蒙古国历史教科书的话,以欧洲为主的金帐汗国,以西亚为主的察合台汗国,以两河流域为主的伊尔汗国,再加上东亚和东北亚为主的大汗领地,这个国家的历史差不多就是一部世界史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这样的分析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先前阔”,与这个国家的现实并不是直接相关的。它既不能给现实的国家抹黑,也不能给现实的国家涂脂抹粉。历史就是历史!尊重历史的历史学家应该具备这样一种基本的认识。否则,历史就是可以被随意捏造的变形金刚了。&&& 与其它文明相比,中华文明被公认为一种纯粹而又顽强自守的文明。若对这种文明进行更详细的国际比较,它似乎还是一种发育得比较晚,而且一直处在相当落后地位的一种文明。这一判断可能与我们一些习以为常的观点(这些观点源于我国历史研究的封闭性)形成了某种冲突。不过,我们可以从以下一些事实做出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判断。&&& 1、约旦河西岸的杰里科河谷文化比中国的裴李岗文化早1500年。&&& 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文化是公元前6000年的裴李岗文化。值得一提的是,裴李岗文化还是十分落后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然而,在约旦河西岸的杰里科河谷(Jericho Valley),曾经在公元前7500年(另一说为公元前8000年)建立了迄今所知最早的城市杰里科(Jericho),有保存至今的城市遗迹做证[6]。从文化特点上看,它最早使用了砖头建筑房屋和其它设施。人造建筑材料和城市的出现被认为是文明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具有历史坐标的意义。可见,公元前7500年杰里科河谷的先民们已经完全摆脱了新石器时代生产力水平的束缚。而比之晚大约3000年的西安半坡村遗址,还没有出现人工建筑材料。我国有据可查的城市文化源于春秋时代的鲁国。如果以这个文化特点为标志的话,杰里科河谷的城市文化至少比中国的城市文化先进5000年。&&& 2、土耳其的卡塔尔?胡雨克文化比中国的仰韶文化早至少1500年。&&& 公元前6500年,土耳其人的祖先在卡塔尔?胡雨克(Catal Huyük)建立了村庄。它比我国河南渑池仰韶文化约早1500年。仰韶文化与胡雨克文化都是彩陶文化。所不同的是,胡雨克文化中所使用的彩色颜料要比仰韶文化更加丰富多样。仰韶文化只有黑色和红色两种,而胡雨克文化则还有浅黄、浅灰、褐色、朱红、赭石等[7]。&&& 3、欧洲的文化发育比中国早而且更加丰富。&&& 在欧洲,32000年前即已进入旧石器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1000年,欧洲就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了。就现有的考古证据而言,欧洲比中国早5000年左右结束旧石器时代。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北非和西伯利亚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的遗迹。在西班牙北部、法国南部一些山洞的洞壁上还发现保存了距今13000年的油画(paintings)、白描(drawings)和雕刻(engravings)作品[8]。无庸讳言,我国考古界,还没有发现保存如此长久的中华文化遗迹。至于欧洲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的文明,如英国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300年的青铜工具的生产和青铜纽扣的发明,瑞典、挪威、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公元前3000年左右以集体农庄形式出现的农耕文明,芬兰公元前3000年的制陶业以及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600年间的“船-斧文化”(boat-ax culture),西班牙在公元前2000年出现的“金属加工文化”(metalworking culture),等等[9],我们更是望尘莫及。希腊的《荷马史诗》(Iliad 和Odyssey)创作于公元前850年,比孔子出生早300年,保存至今的雅典神庙遗迹建成于公元前478年(相当于中国的周敬王42年,鲁哀公17年),奥运会创始于公元前776年(相当于中国的周幽王6年,比孔子出生早235年,比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要早300年)。对于这些,我们只要稍微提及即可窥其豹斑。&&& 4、中美洲拥有与我国河姆渡文化同样悠久但更加繁荣的农耕文明。&&& 我国公众对美洲历史的印象是,在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和西班牙人)对美洲大陆的探险和殖民活动开始之前,美洲没有历史。这个认识是错误的,它是我国历史教学和研究依然封闭的一个特点。&&& 历史学家们相信,在北美、中美洲曾经有过悠久而繁荣的中美洲文明(Mesoamerican civilization)考古学家认为,这种文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000前。公元前11000到公元前7000年前,这里的居民主要从事狩猎与采集。公元前7000年左右,他们开始定居的农业生产。[10]考古发现表明,至晚在公元前1500年,北美洲的居民就已经开始种植玉米、大豆、番瓜、辣椒和棉花。这些作物品种进入我国的时间都很晚,大约落后年。完全有理由相信,中美洲文明至少拥有与我国河姆渡文化同样古老的农耕文明。现存于墨西哥的圣?洛沦佐的噢美克(Olmec)石头像,一丈见方,栩栩如生,至今完好,堪称一绝,竟是公元前1150年前(相当于我国晚商的帝甲时代,比司母戊大方鼎的存续年代早四个帝王时代)的遗物。我国素以陶瓷为荣,却很少有人客观地介绍过,考古学家在中美洲地区发现了公元前2300前的陶器和陶俑,与我国马家窑文化属于同一时代。在美国,靠近加拿大的大湖地区,考古学家发现了距今大约5000年左右的青铜矛;在新墨西哥州还发现了距今1000年左右的D形村落遗址(属Chaco文化)。整个村落的建筑设计包含了完整的给水与排水系统。据推测,这个古代村落可以住1400人。最高层的民居建筑有四层。无庸讳言,在我国迄今还没有发现这么完整而且历史悠久的村落建筑遗址。&&& 5、其它方面的国际比较。&&& ? 对应于中国古代的“六经”,我们可以举出荷马的《史诗》(公元前9世纪),希罗多德的《历史》(公元前5世纪),希伯来人的《摩西五经》(公元前6世纪)。这些作品,从出版时间、篇幅长短到历史影响,都超过了中国古代的“六经”。&&& ? 对应于孔子(生于鲁襄公22年,即公元前551年,殁于鲁哀公16年,即公元前479年),我们可以列举出欧洲议会制度的先驱、政治改革家梭伦、科学家兼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和希腊七贤,他们分别比孔子大80岁,29岁和60岁。此外,黑格尔拿来与孔子相比较的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106-43BC)是罗马政治家、律师、作家,他比我国传说中的华陀大360岁、比发明造纸术的蔡伦大至少160岁。还有,亚里士多德比军事家孙膑大31岁,比秦始皇大150岁。亚里士多德的着作,按字数计算,超过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前中国全部典籍的总和,其学科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更是秦以前的中国古代典籍所望尘莫及的。&&& ? 中医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始见于《黄帝内经》(成书于479-300BC之间,比欧洲的《希波克拉底文集》问世稍晚)。但是,在古埃及公元前2725年,比中国传说时代的黄帝和炎帝约早600年,曾经有一位叫Imhotep(平安莅临者)的医生,把诊断方法建立在了他所认识的生理学、病理学基础之上,创造了查(inspection)、问(interrogation)、触(palpation)的诊断方法[11]。这些比《黄帝内经》成书早2300年左右的诊断方法至今仍在世界范围内普遍使用。&&& 笔者以为,不用再做更多的比较,结论已经很清楚了:中国古代科技史并不是一篇“先前阔”的历史。可能五四运动前后我国学者的看法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状况,那就是:“中国古代无科学”[12]。&&& 联系到“李约瑟难题”,本文的这个结论可以使我们联想到古希腊斯多葛派哲学家欧布里德(Eubulides of Miletus )的一个逻辑怪论。这个怪论说:“你没有丢失的东西,你仍旧有。但是,你没有丢失角,所以,你仍旧有一只角。”[13] 显然,对于一个从来就没有长过一只角的人来说,要讨论它为什么会丧失一只角是徒劳的。欧布里德列举的这个怪论证明了这样一个推理准则:任何推理都不能在不存在的前提下进行。由之,如果我们不能确证中国古代科技史曾经拥有一只“先前阔”的角,则一切有关中国为什么会丢失这只角的讨论都是毫无意义的。&&& 参 考 文 献 &&& [1] 江晓原,被中国人误读的李约瑟,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年第1期,第63页。&&& [2] 鲁迅全集(第一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4页。&&& [3] 《庄子?渔父3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158页(下)。&&& [4] 鲁迅全集(第一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6页。&&& [5]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19-120页。&&& [6] Jericho,microsoft encarta encyclopedia delux ? (CDROM)。&&& [7] Catal Huyük ,microsoft encarta encyclopedia delux ? (CDROM)。&&& [8] Timelines ,Microsoft Encarta Encyclopedia Delux ? (CDROM)。&&& [9] 500BC,World History 2.0(CDROM)。&&& [10] 500BC,World History 2.0(CDROM); Mesoamerican, Microsoft Encarta Encyclopedia Delux ,(CDROM)。&&& [11] History Of Medicine,Microsoft Encarta Encyclopedia Delux ,(CDROM)。&&& [12] 任鸿隽,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科学,1915年第1期第8-13页;Feng Youlan(冯友兰),Why China Has No Scienc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1922, 32, PP237-263.&&& [13] (英)威廉?涅尔、玛莎?涅尔合着,逻辑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85年11月版,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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