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话语体系_网易新闻
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话语体系
用微信扫码二维码
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原标题：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话语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阐明了正处于大变革之中的中国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体系、学科体系与学术体系，实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基础与理论支撑。习总书记的讲话不仅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社会的变革需要思想的支撑，变革的实践依赖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学说，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律为对象，以实践为检验标准，不但可以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供理论解释和方法论指导，还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提供理论支撑。因此，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当前，中国已经历了30多年全面而独特的改革实践，承受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诸多的成就、经验与问题急需总结、归纳与转换。时代的发展急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也催促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理支撑，应当且必须承担起历史赋予的艰巨职责和神圣使命。
然而，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知识供给与理论支撑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其一，问题意识不清晰。现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多流于对问题的描述，或者是对政策的解释与论证，缺少对中国发展中具体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聚焦，导致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往往缺乏事实支撑，研究之路越走越窄，存在自我封闭的趋势。其二，边界意识不明确。概念与理论都有明确的条件、假设或前提来约束它们的使用边界。而当前诸多研究往往不尊重文本的原文，多空谈炒作论证概念，就概念论概念，无视概念产生的背景、适用的范围，从而导致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系统性、整体性与严谨性不足。其三，概念范畴的原创性、解释力不足。概念范畴是学科发展的基石，它们的形成依赖于学科的思想、理论与观点。当前马克思主义学科内生性概念不多，往往从西方理论体系中进口概念，同时又对舶来概念的适用条件不做深究与探讨，滥用西方概念。而事实上，西方各种概念的使命是为了诊断西方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并找到解决方法。若未加甄别地嫁接过来用于回答中国的社会问题，非但不能找到解决之道，反而会适得其反。总之，当前马克思主义学科的有效知识供给与理论支撑不足的现实，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大众化，使得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价值依托遭受诟病、空间拓展受阻、说服力欠缺。
破解马克思主义学科当下的困局，应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围绕中国社会变革中的问题，总结我们过去的经验和教训，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学科新话语体系的建设，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中闪放光芒，树立起民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
推进马克思主义学科话语体系建设，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实践。理论源于实践，又回归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的概念应由我们的实践经验来确定其内涵、确立其边界、规范其适用范围。脱离了经验的概念，只能是空洞的文字符号。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和把握，也需要通过实践来演绎完成，没有对历史事实的全面了解，就无法完成对概念的把握，就无从接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发展也必须依靠中国的实践，中国道路的每一次推进，都不是按照过去的理论和概念所呈现的既定轨迹在运行，而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历史中摸索前进的结果。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话语体系的构建必须立足中国发展实践的经验与教训，不断创新概念，依据新的概念框架对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并给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推进马克思主义学科话语体系建设，必须协调和贯通各种不同的话语层级。当下的中国有三种不同层级的话语：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日常生活话语，分别代表着国家民族的价值诉求、学界理性反思的价值诉求和个体根本利益的价值诉求。完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话语体系的构建，必须贯通这三个不同层级的话语。一方面，学术话语要能够及时地反映政治话语的变迁，并转换成日常生活话语，让人们能够及时了解和理性把握时局的变化；另一方面，学术话语要能凝炼日常生活话语，反思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推动政治话语的创新与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学科话语体系建设，应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前提之下，实现我们政治话语的理论化，学术话语的生活化，融入并影响百姓日常生活语言，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实现中国化、大众化，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说人们能懂的话，说能与世界沟通的话。
推进马克思主义学科话语体系建设，必须提升马克思主义话语的融通力。不同的话语体系承载着不同的思想价值观念，不同的思想，要在对话之中呈现其价值诉求，在传播中扩大其价值影响力。这对承载着马克思主义思想价值的话语体系尤为关键。当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亟待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亟需大众认同与国际传播，这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话语体系要冲破当前的话语壁垒，突破话语的自闭状态，在对话中掌握话语的主动权，在沟通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学科话语体系建设还需进一步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推广通俗度广、对话度高与逻辑性强的话语表达，学会用世界语言和通俗语言来讲述好中国故事。 （作者单位：海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作者：杨娜
本文来源：南海网-海南日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用微信扫码二维码
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加载更多新闻
热门产品:　　　
:　　　　　　　　
:　　　　　　　　　
热门影院：
阅读下一篇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打造中国学术话语体系
&&日08:34&&来源：
编者的话：近年来，“中国奇迹”、“中国道路”等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人们纷纷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奇迹”、“中国道路”等进行解读，但运用现有的学术话语体系包括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进行解读，难以得出科学结论。在这个背景下，如何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是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期“大家论道”刊发的3篇文章，围绕打造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主要任务、如何打造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等问题进行了阐述。
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诠释中国现代性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万俊人
近年来，如何打造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在百舸争游、百家争鸣的现代文明体系中，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发展不仅取决于经济和科技等硬实力，而且取决于思想文化资源的拥有及其表达能力等软实力，其中思想文化的话语权已被广泛视为攸关文明和文化生存发展命运的核心问题。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及其在现代世界文明对话中的表达能力，将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中华文化在高度竞争的现代世界中的生存与发展。
现代性视域中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问题
作为一个现代性问题的文化话语权问题，首先是由西方的现代化运动催生的。肇始于西方工业革命、市场拓展和殖民扩张的西方自由主义文化，逐步成为西方现代性的主流话语系统，并借助现代化的力量和优势迅速向全世界渗透，成为主导整个现代文明世界的话语。一个典型的例证是，直到18世纪还只是欧洲地方性语言的英语，经过19世纪英国的殖民扩张和20世纪美国的全球推广，已成为普遍流行的国际语言，成为可以用来获取世界上85％的知识信息的最具普遍传播力量的语言。如果说某种地方性或区域性语言的普及程度可以被看作该语言所代表的文明和文化的话语权，那么，以英美两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话语无疑是现代文明体系中最具宰制力量的话语了。
在西方现代性的全球扩张中，世界文明体系和文化话语体系被迫西方化、英语化，中华文明受到挤压甚至排斥。幸运的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我们最终选择了经过苏联传入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现代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话语，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社会主流力量的长期艰苦奋斗是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成为中国现代性的主导思想，首先面临着如何实现中国化的问题。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反复的实践探索和总结革命、建设、改革的经验教训，清醒地认识到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过深刻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创造性地开启了改革开放的现代化新路，开创并不断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它是中国学术话语体系需要着力总结诠释的首要问题。
打造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现实挑战
之所以必须打造中国话语体系，是因为某几个国家或区域凭借其经济、科技和政治、军事优势，长期控制甚至垄断着国际话语权，对其他国家进行压制和排挤，影响了国际经济政治文化正常秩序的形成。当前，西方自由主义的话语体系不仅操控着各种国际对话，仿佛成为现代世界唯一通行的标准话语体系，而且常常操控或者试图操控各民族国家、各区域或各国际组织的话语系统，以此来推行甚至强加其价值理念和信仰体系。当一些西方思想家公然断定“意识形态终结”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宣告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最终胜利。这种话语如同“历史的终结”的断论一样，充满着西方自由主义或西方现代性的傲慢。
因此，在打造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如何寻求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理解和认同是一个巨大的现实挑战。那些一直寻求话语垄断和话语霸权的国家或国际集团不会轻言放弃，而且多极化的世界本身也面临着如何开展多极平等对话的问题。在多种不同的话语、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秩序规则之间，如何寻求相互倾听、相互交流、相互理解并通过多极平等对话最终达成国际共识，是一个亟待解答的重大课题。
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诠释中国现代性
西方现代性并没有赢得最终的胜利。即使在西方世界内部，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信念也在动摇，其话语体系的可信度在迅速下降，“西方话语”的霸权地位终究不保。与之对照，与世界多极化趋势相伴随的国际话语的多样化格局已经形成，其中“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正在成为当今世界快速流行的新语汇、新术语，甚至是新秩序规则的重要参照元素。这一新趋势的出现，无疑给我国思想理论界提出了一个重大的课题和任务，那就是如何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诠释中国现代性。
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诠释中国现代性，要求我们树立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创造性地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方式和话语体系，包括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话语语汇、理论概念、语法逻辑和话语规则，以准确地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我们必须让世界清楚地了解并理解，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一条既不同于西方、又不排斥其他现代化模式的道路。它是包容的、开放的，也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它是现代的，也是基于中华文明和文化传统资源的；它是连贯的、有着五千年的光辉历史，也是创新的、需要在不断学习和探索中逐步改革完善。承担并完成这一重任，不仅需要我们努力探索和创新实践，而且需要我们不断创新理论和话语方式。同时，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我们还需要坚定地持守我们自身的文化话语，积极主动地展开与其他文明和文化系统的对话交流，在学习中充实自己，在对话中充分表达自己、丰富自己，而不能迷失于现代世界的众声喧哗之中，更不能满足于仅仅做西方现代性话语的聆听者和追随者。这是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的基本要求。
（责任编辑：张湘忆（实习）)
成果简介海外油气勘探风险效益　油气资源是国家经济社会安全的重要战略资源。自1993年…
常用社科查询库→　→　→　→　→　西方话语体系一“语”独大 需填非通用语种外译空白
我们这里还有许多空位（漫画）
种种原因使新中国成立初期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建立起来的对外翻译出版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目前在辞典方面仍然存在空白的语种就有10多个，这些语言空白点所在地，或者处于中国周边，或者与中国有密切的经济往来，其意义自不待言
1949年至今的对外翻译历史，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以英语为主的西方话语体系一“语”独大，由此带来两个难题：一是如何在与西方话语体系的沟通对话中传播中华文化及其思想价值，二是如何消除以英语为主的西方话语体系在向其他语言的再次传播过程中，对中华文化的误解甚至歪曲。如汉语中的“龙”在英译后变为“恐怖与邪恶”的象征，高贵典雅的“白鹤”在法译后变为“妓女”的代名词，再到“联产承包”“三来一补”等核心词因为没有相对应的词汇而无法翻译，类似问题贯穿着60多年的中译外历史。
破解这些难题的根本之道，是要有自己的对外文化传播战略布局，即确立以汉语为来源语的中译外多语种战略规划，包括核心话语的辞典建设、互联网多语种在线翻译平台、移动终端翻译软件开发等。这些都属于对外传播的基础工程，要由中国人自主完成。
以辞典建设为例，调研显示目前我国各个语种教学和使用的权威辞典有60多种，但至少有一半以上的语种还缺乏供外国人深入了解中国的百科知识类辞典，部分语种甚至还缺乏基本的工具书、辞书，不仅对该语种人才培养造成困难，也给该语种地区的人民了解中国造成障碍。特别是与我国签订了多项战略合作协议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由于翻译人才匮乏，这些地方的民众要了解中国，大多通过其他通用语种的转译，这就存在被以英语为主的西方话语体系曲解和误读的风险，对话语权建设、核心利益表达等造成伤害。
我们曾创造过十分成功的对外翻译高峰，那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将毛泽东著作作为中华民族摆脱西方列强殖民压迫的经验，向全世界广泛传播。老一辈国家领导人如周恩来总理亲自关心非通用语种能力建设。截至1966年，外译语种达到44种，不仅有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通用语，还有瑞典语、希腊语、印地语、越南语等非通用语，甚至连豪萨语、斯瓦希里语这些地区民族语言都有翻译；在全世界设有近百家专门翻译出版新中国图书的本土化机构，从北欧的瑞典、希腊、冰岛，到非洲的加纳、埃塞俄比亚，再到南美的乌拉圭、委内瑞拉，都能够见到中国出版的当地语言的《人民画报》和各种政治理论图书。
“文革”爆发后，大量外籍语言专家被迫遣散，非通用语种专业人才受到冲击，对外翻译出版一落千丈。改革开放后有所恢复，但仍然不够。特别是由于出版发行体制机制的变化，出版社无力顾及投入大、周期长、回报慢的辞书开发，大量非通用语种辞典在出版社经济压力大、编纂人才短缺、数字化能力不足等限制下，存在着印数不足、价格偏贵、更新较慢、普及度与影响力窄、数字化程度不高的问题，部分语种仅有外译中而无中译外，只有浅层信息而缺少深层文化，无力构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基本语汇体系与规范。
种种原因，使新中国成立初期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建立起来的对外翻译出版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1979年到2009年的30年间，我国对外翻译语种不到20种。一些曾经参与翻译《毛泽东选集》等政治理论图书的非通用语种人才陆续逝去，后继乏人，个别语种断档严重。仅辞典一项，目前仍然存在空白的语种就有10多个，如吉尔吉斯语（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哈萨克斯坦等十几个国家通用语言）、普什图语（阿富汗官方语言）、孟加拉语（孟加拉、印度和临近地区使用，使用人口1亿以上）、爱沙尼亚语（爱沙尼亚语言）、拉脱维亚语（拉脱维亚语言）、祖鲁语（南非第一大民族语言，非洲最流行语言之一）、亚美尼亚语（在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土耳其和中东一些地区也有大量的使用者）等。这些语言空白点所在的国家与地区，或者处于中国周边，或者与中国具有密切的经济往来，其意义与战略价值自不待言。
翻译是对外传播的桥梁，而包含辞典建设在内的语种规划布局是这座大桥的支柱。中国对外文化政策长期遵循平等交流、文化互鉴、尊重语言多样性的基本原则，这也是中国文化能够被世界各国人民接受的基本保障。因此，加强中译外的多语种战略布局，特别是以汉语为来源语对中国哲学思想、历史文化以及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行多语种的解释与传播，是话语权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在具体方法上，一是将多语种对外译介的重要性上升到国家对外文化传播的战略高度，尽早考虑人才队伍的年轻化、国际化，推动多语种人才和文化传播的战略性规划；二是在已经出台的相关规划中，将多语种外译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为非通用语种辞典、网络翻译平台等基础建设项目提供支持，完善多语种对外译介传播的基本资源体系；第三，通过普及、赠送、网络免费等方式让外国翻译家便捷获取和使用相关资料，帮助其不断提升译介水平，实现对外译介的公益性和普及性。只有让不同语言、宗教以及文化区域的受众尽可能多地了解到中国的第一手信息，尽可能多地体会中国文化蕴含的思想精神，才能让他们更广泛更深入地理解中国，避免对外文化传播过程中的“语言瓶颈”。（徐鹏飞）
本文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关键词阅读：
不做嘴炮 只管约到
跟贴热词：
文明上网，登录发贴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网易立场。
热门产品:　　　
:　　　　　　　　
:　　　　　　　　　
热门影院：蓝志勇：谈中国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的构建
日10:26&&&来源：
原标题：蓝志勇：谈中国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的构建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摘要］本文关注话语体系构建的讨论，从哲学层面和跨文化的视角，探讨了话语体系构建的本质和诉求。提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要注重构建既符合中国文化的特点和传承，又能够与世界文明有效沟通和交流的包容性话语体系，增强我们的对外学习能力和自我创新能力，拓展和增强自己的影响力。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C9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4)05-0033-06［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和北京市组织学习和发展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蓝志勇，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经济改革的成功和社会发展的进步，中国的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也越来越引人瞩目。如何有效与世界各民族沟通，特别是如何在与率先工业化并已经在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取得引领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沟通？拓展和增强自己的影响力？开始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领袖和知识群体关注的命题。讨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如何构建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用中国自己的声音和思维逻辑，“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经验…,” 增强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创造力、说服力、感召力，对内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对外讲好讲活讲深“中国故事”，提高国际话语权、影响力，增强文化软实力”［1］［2］［3］。
　　与此同时，中国的公共管理学科经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行政改革和管理制度建设同步发展的过程，从无到有，经历了重建、引进和大发展的阶段［4］，在200多个高校建立了公共管理系、所或学院。在全国至少五百多家高等学校中建立了公共管理类的本科。如何将中国的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与中国的公共管理实践相结合，互相促进、相得益彰，是中国公共管理学人面临的重要挑战。这些挑战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如何建立中国自己的公共管理学科的话语体系。
　　二、话语体系的深层次涵义
　　众所周知，近年来的话语体系的讨论源于西方社会后现代思潮的流行。话语体系指的是一整套表述一种思维系统的语言系统。 后现代思潮提倡在现代社会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打破或解构现代社会已有的禁锢思想和行为的固有思维体系和制度构建，重构思想语言的基本单元，解放和重构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达到更高层次的自由。 后现代思潮的关键词语包括“现代”（modernity）、 “后现代” (post-modern), “解构” （deconstruct）， “重构” （re-construct）, “话语体系”（narrative）、 “权威表述” (authentic discourse)、 “ 权利要求”（claim-smaking）、“多中心”（multiple centers）等等。 它核心目标是追求更深和更广泛的民意民主决策和民生的权利， 是思想家寻求对现代模式突破的一种理论路径［5］。
　　这一思潮，其实与人类自古就有的自我意识和对自我实现的憧憬有相通之处。在哲理上，后现代思想与中国古代的禅教思想（Zenism）同构。宋代禅宗大师青原行思提出了参禅的三重境界：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禅中彻悟，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就是说，禅把人对自然的认识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说的是人们在初次认知世界的过程中，学会了什么是山的形态，什么是水的形态，看到他们各自的表达形式，有了山和水的概念，并以这个概念为标准和原则，来衡量看到的山水。第二层的是 “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是观察者以先期学习来的固有的思维模式来观察新的现实。如果发现山的形态不是第一次看到的名山大川，水不像第一次看到的大江湖海，就认为这不是山，不是水。现实生活中有许多的不定因素，一切如雾里看花，似真似幻，似真似假，就像红楼梦中说的假作真时真亦假，山不再是原来意义的山，水也不是原来意义的水。 随之而来的有一份迷惑、彷徨、痛苦、挣扎和思考。第三层次是禅教的最高境界。“看山乃是山，看水乃是水。”这是认识的高境界，认知者对山水有了更高境界的理解，不以高矮大小形态认定山和水的特性，而是以更抽象和本质的特点来判断山、水的存在和表现形式。 不追求形似，更看重神似。因而看到不同形态的山水，都能认识。到了抽象和随心所欲的境界。 “人本是人，不必刻意去做人；世本是世，无须精心去处世”，这才是真正的做人与处世［6］。
　　“现代” 的思维处于禅的第一个境界，赋予了现实世界一个特定的形态和意义，说明现代有别于古代和中世纪，有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组织特点和价值观，有自己独特的社会结构和形态［7］ 。 比如说，现代社会追求人人平等，使用法理契约作为政治权力的来源，使用韦伯式的现代官僚体系管理组织，用市场和公司形式运行企业等等。“后现代” 的思维则处于禅的第二个境界。第一境界的标准不适宜了，很多现实不能被现代的结构和思维模式所包含， 因而有了逆反的情绪，要“解构” 原有的思维体系和核心构建，重构社会的思维体系和语言体系，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语言形式，重新表达。这就是“话语体系”之说的一种哲学层面的解释。“后现代”思潮认为，世间之事无所谓真假、无所谓对错，或者说，原有的真和假的定义是不对的，至少是不准确的，取决于表达的方式、表达的权威性和对应有权利的认可。因而要争夺话语的权力，占据表述的权威位置，或者说，创建多中心，争取不同中心的核心地位，掌握表述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对“话语体系”的控制，能够带来竞争的比较优势。
　　什么是话语体系本质？语言是思维的表达形式，话语体系的深层，自然是“思维体系”。语言也是文化的载体，不同的语言反映不同民族文化，有着不同的民族传承、历史和文化特征、蕴涵着不同民族对人生的看法，生活的方式和思维的方式，有不同的内涵 (lexical meaning or denotation)、外延 (connotation or cultural/pyschological meaning)、对比参照系 （frame of reference），并能引起不同联想 (associative meaning) 。 文化大师林语堂曾幽默地描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说：“英美人谈论服装是审美问题，而中国人谈论服装则是伦理道德问题。”说的是虽然都在谈服装，但各自联想到的问题是不同的。在一个特定的话语体系中，有特定的词，特定的意义，特定的场景和对词语的特定理解。要准确了解这一切，就需要对这一话语体系的完整了解，或者更准确地说，了解这一话语体系所反应的思维体系。 而跨文化的学习和沟通的难点，正在于此［8］［9］。
　　但是，跨文化沟通之所以可能，关键点不在差异，而在雷同。世界上没有两种语言是完全类似的，有差异和不同是正常现象。“但由于在自然环境和人心理上的许多相似之处，不同社会间还是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文化重叠（cultural overlap），或曰，文化共性［10］。 比如说，中文的谚语“一箭双雕”与英文谚语 “One Stone for Two Birds” (一石二鸟)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果要强调它们的不同，那么它们的表达形式、工具、目的还是有区别的，箭和石头自然不是一回事。 但如果目的是寻求它们语义中深层结构意义的共同点――事半功倍，那它们就是相同的。有一些语句的意思不在字面，而在寓意。 如，Dear John’s Letter (不是 “写给亲爱的约翰的信”而是断交信)， Hoe one's own potatoes 不是“挖自己的土豆”而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意思。还有一些类比，由于不同文化对动物的不同偏好，在运用过程中容易产生误解。比如，在中国文化中，狗虽然很忠诚，有“狗不嫌家贫”的褒义。但更经常是被贬义使用，如“走狗”，“哈巴狗,” “落水狗”，“丧家犬，”“狗养的”等等。 而英文中，狗（dog）更多地被认为是祥和的动物和人类的朋友，没有贬义的成分。但如果突然对一个不熟悉西方文化的中国人说，你是只“幸运的狗，”恐怕他是难以享受这样的赞美之词。
　　所以说，一种话语体系，对应自己的文化和思维系统，有自己独特的表述方式。在跨文化和跨语言系统交流的过程中，如何剔除误解，保留深层意义的准确沟通，是翻译工作的重中之重。
　　退一步说，即便在同一文化体系中，用不同的表述工具，也会有不同的效果。比如说事物之间的关系可以用语言来表述，有图形来表述，用数学公式来表述，或全息仿真模拟来表述。在这些表述的过程中，有的关系的描述失去和被省略了，有的更加精准，也有的被抽象和提炼了。所以，对话语体系的深刻了解，意味着对话语体系背后的文化、思想、技术方法的了解，也意味着这一话语体系在被使用的过程中能够达到它作为沟通交流工具的实在的效果。如果需要更多人了解这一话语体系，必要的工作或许就是让更多的人学会这种语言，这种表达方式，以及这个语言体系或表达方式系统背后的思维体系。在西方的殖民时代，殖民者不遗余力地推广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目的或许正在于此。强势的文化，会有系统哲学思想和话语体系，在跨文化的交流过程中会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主导跨文化交流的过程， 使大家不知不觉中都用这一话语体系来讲故事。
　　说到此，应该特别提及的是，“话语体系”与“话语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比如说，不了解话语体系的人是无法参与对话沟通并对别人产生影响力的；而了解话语体系的人并不一定会被赋予发言的权利；或是即使被赋予发言的权利，也得不到听众的共鸣和支持，产生不了影响力。话语权来自强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实力，话语权效果的最终实现要靠话语体系背后的强大的思想体系的支持，而狭隘的话语体系本身，正是跨文化沟通中需要突破或超越的语言现象和表述方式。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文化和语言中出现了许多相互学习和包容的现象。比如说，汉语中本没有 “雷达” (Radar）、“迪斯科” （disco）、“咖啡”（coffee）、 “色拉”（Salad）、脸书 （Facebook）, 但英文中有，表达的是独特的意思，汉语就借鉴过来，直接了解这些特有名词背后的意义。英语中本没有 Kowtow（磕头）、Toufu（豆腐）、Kongfu（功夫）等词，但汉语中有，所以也音译过去，直接使用。不同文化都追求和平，创造了和平鸽的形象 （dove of peace），大家都喜爱， 所以共同使用。所以说，构建话语体系的努力一方面在于提炼话语体系背后的思维体系，另一方面旨在努力突破传统话语体系的狭隘和不足，寻求开放有效的沟通方式，提高沟通效率。这才可能是达到第三认知层次，看山乃是山，看水乃是水。不重形态，只重本质，但意义明了。
　　三、构建现代中国公共管理的话语体系的挑战
　　中国的公共管理是一个相对新兴的学科，源于行政管理学科。其关注的是人类社会如何在理念的指导下，用制度、组织、程序和方法来处理好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 使之共同存在、共同发展的大问题。小到基层社团组织，大到国家和国际组织，都是公共管理理念、制度、程序和方法的应用所在。只要有文明的地方，就有公共管理。
　　中国历史上有关于行政管理的讨论。在古代，行政管理就是“行使政治权力”的意思，关注的是国家的管理和国家权力的使用。古代的帝王术、资治通鉴记录下来的许许多多的行政经验，还有儒家文化的道统思想和教导，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国家管理的思维和话语体系。
　　现代的行政管理则是通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逐步传入中国、并得到发展和延伸的。有两个分支，一是西洋版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政治条件下的现代官僚的思想。通过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引入中国，是主导晚清民主革命者推翻帝制的革命思想之一，影响了民国时代的行政方式和语言体系；二是十月革命后通过俄国革命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苏俄版的现代国家管理体系，影响了早期进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共产党人。在后来长期的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中，包括党指挥枪、农村包围城市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们发展出了一套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演进成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20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开始恢复与发展，大规模引入了现代西方公共管理的思想、理论、方法、词语和话语体系，形成对过去行政管理为政务后勤的理解的冲击。“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现代治理体系的提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将中国过去的经验、话语体系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与最新引进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公共管理改革的思想相结合的产物。被主流理论界概括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现代治理体系，反映的是中国近代革命以来理论指导思想的不断发展和调整、与时俱进的客观现实。除去少量学术界以纯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和少量非主流自成一体的理论话语体系，展现在我们面前就有至少如下三套较大的、不同的话语体系。一是以中国传统的封建道统思想为主线的帝王治国的话语体系，儒家思想或许可以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代表。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仁义礼至信的当官为民作主的视角出发，讨论国家管理。也参杂着中国文化中的其它思想派别的渊源，主要表现形式是历史古籍和民俗文化；二是以现代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条件下产生的官僚行政体系系统为基础的话语体系。通过学习西方的过程活跃在学术界，其中包括误译和非系统性的本土化改造。 三是以马列思想体系为原本，进行了中国化改造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思想系统和话语体系，这一体系中其实包含着不同的子系统，还需要进一步整理。复旦大学朱春奎教授通俗地将这三套话语体系简称为民间话语体系、西方话语体系和官方话语体系［11］。 这三大体系如何有效对接，形成可以互相对话和有效沟通的思维和话语体系，其实是中国现代公共管理的学者和实践者、或许还包括政治、社会、和哲学等领域的同仁们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需要理顺的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现代民主政治中的民主、民生、民权、正义、公平等价值理念之间的关系？ 什么是现代治理体系与西方现代行政官僚版治理和世界银行版的民主善治理论之间的关系？ 什么是服务型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与马列的国家是暴力和专政工具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 如何将学术讨论的语言与政府公文语言体系之间进行有效转换？ 如何将政府的公文语言与通俗的群众口语语言进行转换？他们之中的共同点在什么地方？他们中间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进行有效沟通？这些关系，有的已有正规的解释，但尚未深入人心 （如革命的专政政府和建设中的服务型政府的提法），有的基本还没有理顺 （比如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如何进行政府公文语言与学术研究语言之间的有效沟通）。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中国公共管理学界与实践界和国内与国际思想界的沟通和对话的效率。
　　举例来说，“干部作风建设”是党的领导人历来十分重视的议题［11］。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领导作风”并不是一个有普遍意义的规范学术术语。对应的英文词为领导风格（Leadership Style），其内涵是行为和决策的方式方法，并不牵涉到道德层面的内容。在中国的特定语境下，无论是官方的言论和文件，还是学者的理论研究,“领导作风”有更广泛的意思。领导干部作风，是领导干部在生活、工作、学习等过程中形成并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状态和行为，包括工作作风，学习作风、思想作风、生活作风等等，有道德和伦理层面的考量。所以说，在领导作风问题的研究上，东西方话语体系不尽相同。但是，话语体系的不同却不代表它们没有相通之处。在国际文献中，与领导作风相关的讨论一般出现在领导科学、行政伦理和组织文化几类不同的文献中。领导科学强调个人素质，领导风格；行政伦理探讨价值取向；组织文化注重组织的惯性思维、程式化的价值选择和对人际关系和行为方式的期望，是组织的个性特点。领导作风最终影响的是，组织文化、组织气氛和组织行为。从这个角度看，领导作风与国际文献中的领导素质和行政伦理之间有密切的相关性。使这两种话语体系对接和沟通，互相学习和借鉴，以理论丰富实践，以实践丰富理论。
　　但我们有的经验总结，往往不是往这个方向努力，不但没有，还在建立沟通壁垒，影响沟通效率。有青年学者曾撰文提到，三十多年来中国行政学本土化经历了一个趋强的发展过程,也积累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概念, 如压力型体制、锦标赛模式与行政逐级发包制、行政吸纳社会、分级制政策实验、公推公选与准行政竞争等［12］。事实上，压力型体制就是“科层官僚导向的自上而下”的体制、锦标赛模式就是“竞争模式”，行政逐级发包制就是“逐级承包制”，行政吸纳社会就是“全能政府”的概念，分级制政策实验就是“先期典型试点”、公推公选就是“民主选举”的一种形式。 还有一些可以提及的流行概念，比如“社会倒逼改革，”就是“民意推动改革”的意思。这些对比告诉我们，一些提炼出来的特点，其实并不特别，或是可以找到国际借鉴和经验。有不完全对应的地方，可以寻找共同点，已经广泛使用和约定俗成的用法，就探讨和甄别它们与学术语言的共性和差异，寻求最有效的表达，使之既能符合中国的行政现实，又能有效与国际先期的研究和智慧的经验接轨。这就要求学术界即对中国第一线的实践经验和语言有深入的了解，又对国际的先进经验和概念有深入的认识，起到国际与国内，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作用。
　　还有一个例子，也很有意思。英文中的Legitimacy 被习惯性翻译成“合法性”。而事实上，这个词的核心意思是“大众认可和支持的程度”。合法性在中文的意思是是否符合法律条文的要求。学者讨论“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问题时，国内的学者和领导就会觉得荒唐和不可接受。党的领导地位是经过多年的浴血奋战和艰苦奋斗，在长期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形成的，并写入了宪法。怎么还要讨论和质疑？这中间就是翻译和沟通的误解。如果提法是研究共产党在现执政阶段的“群众认可和支持度”，就会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执政效率的问题。类似这样的问题还不在少数。
　　四、构建现代中国的公共管理
　　话语体系基本原则通过以上讨论，我们能够认识到，要阐述清楚什么是现代中国公共管理的话语体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要构建一个新的话语体系更是难上加难。但不争的事实是，我们应该清楚认识到中国公共管理的话语体系事实上已经是一种存在。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党的领袖和党内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在现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在中国革命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官方文献中使用的话语体系。问题是，这一话语体系，随着政府部门行政官僚的增长、行文的规范和制度化，开始变异，逐渐适应了文牍、空话、虚化、程序化、意识形态化的行政现实，变成了官腔，与群众和民间渐行渐远，也逐渐与国际上常用的沟通方式拉开了距离。
　　有识之士开始感到与国际沟通对话的困难，在努力寻求既有民族和国家特点、又具有共性意义的话语方式。国际流行的新词新概念的运用，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中国本土文化的宣传，都是这一努力的表现。而中国公共管理现代话语体系的构建，就是改造、更新和提升现有的官方话语体系。
　　在这个改造和提升的过程中，有几个原则是值得关注的。
　　1尊重现有官方语言存在的现实，尊重前人的表达习惯，规范地使用字典上有清楚定义或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语言概念，尽可能不生造词汇或用看不懂、猜不透的新词来表达已有词汇的意思。语言的意义是在一定社会实践基础上约定俗成、逐渐形成、有实际内涵、并且能够引起相关的联想的。在沟通和表达中，使用大家约定俗成能够迅速理解的寓意，而不是随口而说，随时给自己的表达另定词义。语言的混乱必然导致思维的混乱，不尊重语言原有的意义必然导致沟通的困难。
　　2注意语言的内在逻辑。语言的内在逻辑并不是现有官方语言的弱项。长期的革命和管理实践，其实养成了官方文献注重语言规范，不乱使用概念和语汇的传统。比较需要注意的是要防止僵化和形式主义。但是，在我们这个迅速变化的时代，主流指导思想也在变化和与时俱进，如何将传统上的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与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实践相结合，其实是思想界的最大挑战。如何使话语体系得到普遍的接受和认可，需要将这一体系建立在良好的逻辑关联的基础之上。比如说，有知名学者在描述中国公共决策过程中就使用了“屈群策，集众思，广纳言，合意决” 的生动描述，说的是在做二五规划时，如何广开言路，收集群众意见，由专家集成，再听取各界的意见，最后形成决策的过程，准确而又创意。 但语言使用上不够严谨。这个行程决策的过程，从语言表达的秩序上是看不出来的。策，思，言之间是什么关系？谁是每一个行为的主体？谁的策？谁在思？谁在言？根据作者的解释，比较合乎语言规范的提法可以是：广纳言，集众思，细论证，合意决。先听，再集思，再求证，再决策。隐含的主体不变，都是领导层作为组织者来集思广议做决策。
　　3与时俱进，开放包容地吸收国际和国内生活语言中的新名词、新定义、新意义，作为丰富话语体系和行政实践的新鲜素材。新词的出现也往往是因为新技术、新的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新现象的出现而产生。不要拒绝，而是要有意吸收新话语、新思维，丰富现有的语言体系，达到话语创新与思想创新同步的境界 。
　　4包容国际世界和中华本土的民间话语体系，学说洋话、民语，使官方的语言现代、简练、直接、通俗易懂。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民间话语体系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新媒体时代，官方话语体系，西方话语体系，民间话语体系，加上它们之间互动衍生的新公知话语体系，共同形成当前的 “公共话语体系。” 这一公共话语体系来自于不同的源流，表现出 “主体多元化、诉求多样化，渠道复杂化，以及秩序无序化的特点 ［12］ 。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公共管理的系统话语体系，要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得各处之精华，显自身之独特的优势。
　　中国正处于从传统走向现代，从本土走向国际，让国际了解本土的时代。 打造一个规范统一、包容创新，利于有效沟通和相互学习的现代公共管理学的话语体系，注重它与国际概念的准确对接，有利于推动学科的发展，促进管理实践的提升，吸引国际注意力，形成国际影响力。而这个任务，重重地落在了这一代公共管理学人的肩膀之上。
　　五、结语
　　本文探讨了话语体系的本质及其与话语权之间的关系，提出构建话语体系的努力一方面在于提炼话语体系背后的思维体系，另一方面旨在努力突破传统话语体系的狭隘和不足，寻求开放、直观、准确、易懂、和联想丰富的语言方式，提高沟通效率, 追求高哲学层次认识境界，不重形态，只重本质。作为一个迅速发展和崛起的大国，中国需要不断学习国际上的优秀经验，充实和完善自己，也需要将自己的故事，以生动有效的方式，讲述给世界。作为引领中国改革的公共管理学科，需要有更新、更广博和更包容的话语体系，打造学科，发展理论，培养未来的国家和国际事务的领导人，促进管理实践和国家发展，形成跨文化影响力，贡献人类文明。中国的公共管理学人，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 杜飞进.积极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N］ 光明日报..
　　［2］戴焰军.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几个原则［J］.人民论坛2012年12期.
　　［3］ 程红波 文化背景下的英汉词语比较及翻译策略［J］.考试周刊2011年第91期.
　　［4］［8］ 刘鹏.中国公共行政学:反思背景下的本土化路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03.
　　［5］Fox, Charles and Miller, Huge. 《Post Modern Public Administration》［M］.1994.11. Sage Publication.
　　［6］ 禅宗精神――禅宗思想的核心、本质及特点［EB/OL］. http://wwwshaolinorgcn/templates/T_newS_list/indexaspx?nodeid=149&page=ContentPage&contentid=8921&contentpagenum=2.
　　［7］　蓝志勇，魏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顶层设计、实践经验与复杂性［J］.公共管理学报.20141.pp 1-9.
　　［9］ 陈庆元.数学可能是每个文明的共同“语言”［N］光明日报..
　　［10］ 张小曼；胡作友.英汉思维差异与翻译策略运用［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11］朱春奎.新型舆论生态下的官话困境［J］.人民论坛201312.
　　［12］ 胡威，蓝志勇.“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理论与实践的东西方对比分析［J］. 中国行政管理.201210
使用微信“扫一扫”功能添加“党员学习微平台”
(责编：万鹏、谢磊)
热点关键词
热门点击排行榜
12345678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