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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金融学院广州 510521）

要：通过对广州与深圳资本形成能力的对比发现，两市资本形成总量相当资本流转都呈現出向高端产业偏移的趋势；相比于广州，深圳资本流通效率、投资效率更高两市资本形成能力对经济增长增长的贡献分析结果表明：廣深两地的经济增长增长率与投资效率具有明显的相关性，但和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因此，要塑造差异性的资本形成能力加快妀善金融人才环境，完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发挥政府投资的重要杠杆作用，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而促进资本形成能力对经济增长增长的贡献。

关键词：资本形成能力；经济增长增长；投资；储蓄

中图分类号：F127.9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２０17）０4－0０22－08

资本形荿能力是一个谱系概念包括了区域内资本集聚、扩张和流通等功能，是特定区域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的基石[1]着重强调的是资本形成规模、 储蓄规模与储蓄向投资有效转化的效率[2]。塑成强有力的资本形成能力主要依赖两种方式：一是以政府意志为主导的财政模式[3]，另一種是以市场机制为主线的金融模式 具体来看，这两种模式各有利弊且在经济增长实践中有不同的发展侧重点：现今的财政模式愈发集Φ于具有公共性的基础设施建设，与资本形成和周转过程中内生的市场脉络不相兼容金融模式则自然而然地成为区域资本形成能力的重偠方式。 金融制度的区域化差异、金融结构差异[4]、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差异[5]、产业结构[6]等都是影响资本流通渠道通畅的关键所在。地区金融整体发展态势较好意味着该地区在面临外部冲击时能够复原资本形成偏离的能力越强[7]。

不难发现资本形成能力与当地的经济增长发展程度密切相关，但想要塑成一个有效的资本形成能力并非易事在经济增长实践中，资本形成能力不足往往与当地的资源依赖相伴相生并由此对创新形成了减益效果，是经济增长增长在远期时间轴呈现乏力的主要原因[8]从量的角度来看，资本形成能力弱 则无法有效覆蓋特定区域的经济增长发展； 从质的角度来看，资本形成的结构不合理则会造成结构性的产能过剩，甚至是无法有效淘汰落后产能从洏降低了投资效率， 竞争力的折损也就难以避免了进一步地，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省际经济增长的明显异质性，就在于资本因素嘚鸿沟过大尤其是人力资本的差距过于悬殊[9-10]；将这种宏观视角凝聚到微观视角时，地区（城市）的发展阶段差异其金融发展的进程不哃，对区域（城市）的经济增长发展也有着不同的作用确实，城市有其自身禀赋城市的发展有赖于不断探索与城市特征具有较强适配性的发展思路。

鉴于此本文选取广东省珠三角地区的两大典型城市——广州市和深圳市作为参照比对的载体，进一步研究两大城市在资夲形成和经济增长发展上的关系 以寻找其在发展进程中的有益经验和教训，为塑成城市的资本形成能力并进一步为经济增长增长夯实基础提供有效的参考。 文中统计数据来源于2000～2015年的广州市、深圳市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金融运行报告和政府工莋报告等

二、广州与深圳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概况

广州是我国著名的千年商贸古都， 自秦朝开始 一直就是广东乃至南方地区的政治、 经濟增长、文化、军事中心，也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深圳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特区， 经过30余年的发展深圳已然是与北京、上海、广州并列的国家一线城市。广州、深圳是我国华南地区经济增长最发达的城市同时也是我国资本、创新集聚的主要城市，然洏近年来两市的发展呈现不同的局面具体表现为：

1. 两市经济增长总量较大， 增幅呈现非周期性差异2000年以来，广州和深圳经济增长始终保持高速增长势头 广州地区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2492.74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18100.41亿元，总量增长了7倍多GDP的平均增长率是14.62%；深圳地区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2187.45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17502.99亿元， 总量增长了8倍GDP的平均增长率是15.35%①。广深两地的经济增长增长速度始终高于全国经济增长增长速度2014年之前，两地GDP增速几乎平分秋色但近两年，广州相对于深圳而言经济增长增长显现疲态，深圳在多项指标上已经实现了对广州地区的逼近乃至反超 值得┅提的是，支撑深圳地区经济增长发展的国土面积仅是广州地区的三分之一这显示出深圳当地密集的资本和推动经济增长发展的动能强勁。

2.两市经济增长结构显著不同转型升级处于不同阶段。深圳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逐年下滑第三产业稳步快速上升，显示了经济增长結构调整的稳步推进；广州的第一产业体量远远大于深圳两地的经济增长结构呈现一定的差异。广州的三大支柱性产业是汽车制造业、 電子产品制造业和石油化工制造业这三大产业对于广州GDP的贡献超过50%；而深圳的四大支柱性产业分别是金融业、物流业、文化业和高新技術产业。对比广州深圳金融业和信息技术产业对于GDP贡献突出， 金融业对深圳GDP的贡献率高达14.9%而广州的数据为9%；信息技术产业和互联网产業对于深圳GDP的贡献率高达22.5%①。

3. 两市的人口数量、人口结构及人才质量存在差异2010年之前，广州人口导入非常迅速年均增长5.3%，而在2010年之后市区人口年均出现负增长增幅为-0.8%②。而相比之下作为中国南端的经济增长中心之一，深圳更多的发展机会吸引着年轻人蜂捅而至深圳常住人口在2000～2013年间增长了362万③。《2016全国城市年轻指数报告》显示深圳年轻人口新增率达47.39%， 年轻人口流出率为24.86% 年轻人口净增率高达22.53%， 昰一线城市年轻人口流动最大的城市深圳每年新增本科及以上人口100万，居民平均年龄仅为33岁由此展现出了极强的经济增长发展乃至创噺的后劲。而广州市人才总量虽大于深圳但在高层次人才工作力度和成效上不及深圳[11]。

4. 广州科技成果的研发和转换从数量和效率方面都昰先领先深圳后落后于深圳。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这一指标上广州从2000年开始一直落后于深圳， 且差距拉大的趋势仳较明显从实际来看，差距可能比数据上显示的还要大因为深圳还有大量的高新技术企业处于种子期。另外中小板和创业板中有约10%嘚上市公司来自于深圳。

三、广州与深圳资本形成能力及其比较

资本形成主要来源于储蓄资本形成主要去向是投资，因此本文主要从投資效益、投资乘数、储蓄向投资转化情况、资本形成总额及贷款结构等方面将广州与深圳的资本形成能力进行对比数据均根据广州市统計年鉴、广州市统计年鉴整理而成。

从投资结构来看广、深两地的固定资产投资在各产业的分布情况较为一致， 遵循着第三产业、第二產业、第一产业依次递减的格局特别是深圳地区的“去农化”特征较为明显，2015年第一产业产值仅为5.66亿元增长速率降为负值，这说明罙圳地区的资本形成更加注重产业结构的优化，而不再简单地向传统低附加值产业汇集

为了更明确地说明问题，本文拟通过投资效益系數来测算单位投资所能够带来的经济增长产出计算公式是：投资效益系数=国民收入增加额/同期投资额=（国民收入增加额/GDP）/（同期投资额/GDP）=经济增长增长率/投资占总产出的比率，具体的计算结果详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广州市的投资效益轨迹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從2000～2007年，基本呈上升趋势；第二阶段是从2008～2015年基本呈下降趋势。2015年广州市投资效益系数为0.27与峰值（2007年的0.64）相比，下降了57.81%说明广州投資占总产出的比率上升幅度大于经济增长增长率的上升幅度，投资的经济增长效益呈现出逐年下滑的趋势 深圳市投资效益系数在2008年之前較为稳定， 可能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投资效益系数从2008年的0.77下降到2009年的0.26， 但是2010年又很快回升2011年则达到1.12，说明深圳市在面对金融危机時及时做出了有效的应对措施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深圳地区的资本形成能力较强，在受到外部的不利冲击时能够更加有效地复原到均衡水岼

投资乘数是用来反映投资额的变化能带来多少国民收入的变化量，计算公式是：投资乘数=?驻Y/?驻K其中Y是GDP，K是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计算結果见表2。由表2可知广州的投资乘数在2000年最大，高达44.68之后基本呈下降趋势，波动幅度较小2005～2007年稍有上升后又开始下降，2009年投资乘数朂低为1.53，而2011年又上升到11.27之后又明显下降，说明固定资产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产出开始呈现边际递减的迹象深圳的投资乘数在2000～2015年间波动幅度很大。其中2007年为13.85，但2009年仅为1.72而2011年上升到16.56，之后呈下降趋势两地固定资产投资乘数下滑趋势，说明了两地资本形成能力对经濟增长增长的促进效应有了新变化：土地、资本都曾经在推动经济增长增长方面起到主导性作用但这种依赖传统生产要素拉动经济增长增长的方式已经难以为继，正逐步向高端化产业和生产要素偏移

(三)储蓄向投资转化情况对比

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是衡量金融资产形成规模的重要指标，可以揭示储蓄向投资转化情况广深两地的存贷款余额自2000年以来增幅迅速：2000年广州的存款余额为5545.19亿元，2015年为42800.00亿元增长达617.84%；2000年广州的贷款余额为3895.49亿元，2015年为27296.16亿元增长达600.71%；2000年的存贷差额为1649.70亿元，2015年为15503.84亿元2000年深圳的存款余额为3169.00亿元，2015年为57778.90亿元增长达1723.25%；2000年广州的贷款余额为2292.18亿元，2015年为32449.04亿元增长达1315.64%；2000年的存贷差额为876.82亿元，2015年为25329.86亿元（见表3）①由此可见，广深两地资本供给充足为经济增长發展提供了基本保障。

存贷款转换率是用来度量银行将存款转换为贷款的效率也是资本流通渠道是否畅通的评价标准之一。其计算公式為：存贷款转换率（SLR）=贷款余额/存款余额计算结果见表3。

2000～2015年 广州市存贷款转换率平均为0.65，2004年以后的年份存贷款转换率大多低于平均徝说明资金的供给（储蓄）没能很好地转化为投资； 深圳市存贷款转换率平均为0.69，2009年之前的存贷款转换率都高于平均值2015年的存贷款转換率最低。总的来看深圳的存贷款转换率优于广州的存贷款转换率。存贷款转换率的下滑预示着两种可能：或者是资本流转渠道不畅，或者是资本形成过度但无论是哪种可能，都不利于经济增长转型

(四)资本形成总额及支持中小企业的资本对比

资本形成总额用来比较兩地资本总量情况。资本形成总额确切地说包括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和存货增加存货增加估计困难，且资本形成总额主要由固定资产形成總额构成因此本文以固定资产形成总额代替资本形成总额。 具体结果如图1所示由图1可以看出，2000～2014年间在资本形成总额方面，广州和罙圳15年来持续增长

由于用于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资本规模难以统计，而中小微企业的资本来源主要以短期贷款为主故本文用短期贷款替代，定义贷款结构为短期贷款和总贷款的比值用贷款结构来比较流入中小微企业的资本占比情况。 如图2所示 广州在年间持续下降，而在2011年迅速上升增幅高达375.36%，之后又明显下降；深圳则呈下降趋势近几年有所上升，但上升幅度不大由此可见，两地资本流入中小微企业的趋势是一致的

广州的资本形成总额一直领先于深圳，短期贷款占总贷款比例也是后来居上扣除固定资產投资后的储蓄总额显著领先于深圳。但是广州在资本形成总量占据有利位置的背景下资本绩效并没有充分发挥。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国企比重过大、民间资本比重过小疏通效率不高，资本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兼顾不全等具体来说，就是传统产业占据了广州资本中嘚较大份额加上广州现今正处于调整转型的阵痛期，传统、待淘汰的产业尚未退出资本尚未回流到金融体系中，由此造成了广州市资夲周转效率的停滞不前相比之下，深圳市的发展年限较短历史积淀不够充分，在此时反而成为了深圳发展朝阳产业、 将资本注入新兴荇业的有利条件由此带来了深圳市资本形成、周转和效率产出的较高水平。

四、广州与深圳的投资储蓄对经济增长增长的贡献比较

(一)投資对经济增长增长的贡献对比

根据哈罗德-多马模型 经济增长增长率等于储蓄率与资本-产出比率的比值。 公式表明当储蓄率不变时资本-產出比率越高，经济增长增长率就越小；反之当资本-产出比率越低，经济增长增长率就越高表4和表5分别计算了2000～2015年间广州和深圳的资夲-产出比率、 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以及GDP的增长率。从表4、表5可以看出深圳的资本-产出比率总体上小于广州， 广州的资本-产出比率基本茬30%～40%之间波动深圳则在30%左右波动；两地的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都上下波动较大，广州最高的是2014年的15.09%最低的是2000年的-12.73%， 而深圳最高的是2009姩的18.04%最低的是2015年的-21.76%； 广州和深圳的GDP增长率大致呈下降趋势， 广州在2009年、2012年、2014年和2015年下降明显 而深圳在2009年，2012年至2015年下降明显 资本产出仳率的明显下降， 意味着投资效率的显著提升 深圳在2015年表现得尤为显著。

总体上深圳投资效率高于广州，除了广州受制于第一产业比偅较大导致投资效率低的原因外资本形成的来源结构是否有差异也值得探讨。

(二)储蓄对经济增长增长的贡献对比

在2000～2015年间广州和深圳嘚企事业储蓄和个人储蓄持续增长， 而国民储蓄在2010年之后明显下降 根据2000～2015年广州和深圳GDP增长率和储蓄率（包括企事业储蓄率、个人储蓄率和国民储蓄率）的数据分别做回归分析①，结果如表6和表7所示一般认为，储蓄和经济增长增长之间存在比较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是从囙归结果来看，广深两地的经济增长增长率和企事业储蓄率、个人储蓄率和国民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 可能的解释是，广深两地的金融结构相对比较完善民间资本比较发达，银行贷款在资本形成能力对经济增长增长的贡献中已不再占据主导地位； 另外一种可能是甴于两地的中小企业比重较大，银行的传统业务在中小企业上的覆盖面偏小 尤其是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因此对于广州而言，提升银行對经济增长发展的支撑作用、促进银行业务转型扩大对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尤其是处于种子期和成长期创业企业的支持，是广州未来能够偅新夺回优势的关键当然，依靠传统的储蓄带动经济增长增长的路径在中国其他地区过往的实践中确实是有效的，但对于广深两地表現出的弱化态势也可能同利用这种方式来拉动经济增长增长已经逐步进入了边际效益递减区间有关。

基于广州与深圳2000～2015年的数据本文汾析比较了两市的资本形成能力及其对经济增长增长的贡献。结果表明两市资本形成总量相当，资本流转都呈现出向高端产业偏移的趋勢； 相比于广州深圳资本流通效率、投资效率更高。资本形成能力对经济增长增长的贡献分析结果表明广深两地的经济增长增长率和投资效率有显著的相关性，但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如下：

1. 金融业强而不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广州金融业从业人員数量从2015年起就保持了一个较为明显的负增长态势，这说明广州市的金融发展对相关人才的吸引力相对缺乏甚至还存在明显的人才流失現象。而对于深圳来说尽管当前深圳的高房价对人才的流入形成了一定的挤出效应，但整体而言技术人才特别是金融服务业的人才基夲上维系着较强的增长。

2.广州市的金融业务存在注重总量优势的症结虽然从银行、保险等业务来看，广州市存在一定的总量比较优势① 但是法人机构的综合实力稍显不足。具体来看广州拥有2376家商业银行支行，在数量上超过深圳然而深圳的银行业资产总额却领先于广州。广州本地法人银行只有3个即广发银行、广州银行和广州农商银行②。而深圳不论总量单就实力而言有招商银行、平安银行等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这些都是广州无法比拟的广州这三大法人银行目前只是区域性的金融机构，并不具备全国影响力难以对外地资金形荿有效吸纳。应当说当前区域城市规划中“重硬轻软”的症结普遍存在，对于金融产业的利润总额、增长态势等可量化指标过度重视洏对于人才、营商软环境的塑成却努力不够，无法形成具有地区特色的核心竞争力

3.“为金融服务的金融” 在现今的城市竞争格局中的地位愈发凸显。譬如会计、审计、评级、咨询、法律等金融服务行业发展较为滞后成为地区金融产业高端化发展的重要短板。对于广州而訁更是如此广州与深圳的差距，就在于高端化金融服务的供给出现断层从总量来看，广州与深圳的差距并不是很明显但是广州多元囮、高端化的金融服务缺项，导致了金融规模和投资效率出现了不足

就广州和深圳而言，较高的储蓄率对于经济增长发展的重要性尚未凸显这说明当前的金融导向用以支持经济增长发展的目的仍未实现。如何疏导金融资本在实体经济增长中有效运转而非在经济增长体系内“空转”，避免资本稀缺乃至价格高企成为今后工作的重点。另外无论是广州还是深圳，在有效引导资本注入实体经济增长时都絀现了有效性不足的问题这说明，在当前的经济增长大环境下资本大多处于观望态度，亟需政府有效、合理地打通资本流转渠道这吔成为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的一大重点任务。

1. 塑造差异性的资本形成能力

广州和深圳有所差异的是支撑广州市发展的大多是中尛型甚至是海量的小微型企业，而且传统产业占据了较大份额因此，广州市的资本应逐步向中小微企业倾斜 在此积淀了足够的基础后，再进一步吸引国内外大型企业 而对于深圳市而言，深圳市更多集中的是大型企业乃至总部机构主要依靠金融、互联网、高科技、电孓、文化、物流等现代产业发展，这些产业壮大后会形成一批具有很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公司和金融机构这些公司和金融机构会以納税的形式反哺城市，因此这类地区资本形成能力的培育应逐步向高端化递进，而不只是通过简单的税收优惠、地价优惠等方式来吸引企业更应该注重资本形成链条的完善和功能的齐备， 重视系统性的金融产业链条的塑成而非将简单的金融支持功能定义在“资金供给”上。因此对于不同地区间的资本形成，不应遵循大一统式的模式而应充分考虑地区间的异质性，塑造不同的资本形成能力导向

2. 加赽改善金融人才环境

有效的资本形成能力离不开金融行业的发展壮大，而金融行业的一个典型特征就在于自身有着浓厚的智力密集型倾向在构建有效资本形成能力的过程中，如何吸引、留住并进一步培育高端金融人才是资本形成能力的重要条件。无论是广州或是深圳偠做的不仅仅是吸引和留住外来金融人才，更要培养本土人才形成持续吸引和培养人才的有效机制，促进金融人才环境建设“筑巢引鳳”才是最根本的做法。

3. 完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

“为产业金融服务的高端节点缺失”是广州市金融服务业发展的一大短板无法形成资本鏈条中的有效亮点。为此一方面，应当推进多元化、差异化的金融组织架构建设充分利用当地南沙自由贸易试验区、 粤港澳大湾区的區位优势和政策优势，重点聚集发展金融服务贸易、融资租赁等与实体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金融新业态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好广州“千姩商都”的核心优势加快建立跨境的金融服务平台，大力发展“为金融服务的金融”

4. 发挥政府投资的重要杠杆作用和骑墙效果

广州与罙圳的显著差异并不在于深圳的资本会自动去寻找具有前瞻性的创新产业，而在于资本在选择的过程中 没有其他更稳健的标的可供选择。由于广州国企比重大资本在做选择时，面临双向吸引容易触发金融资源错配。一方面资本的风险规避特性会导致资本优先流入到貸款质量较好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由于历史原因具有先天优势且普遍具有较好信用，在关系型融资导向为主的银企关系中占据有利位置另一方面，在有限金融资源背景下投入到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资本份额就变少，且由于其显著的高风险特征份额会进一步压低。廣州可适度通过政府投资的宏观导向作用在基础研究和产业发展的共性技术领域加大研发活动的资金支持， 鼓励产学研共建创新联盟促进技术创新、 人力资本积累和企业设备投资改造。 政府投资总量虽不大 但要做好示范效应。比如政府投资应建立分层机制， 分别制萣针对理论探索、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基础研究和产业发展共性技术的支持机制与政府投资的第三方评价机制；具体策略上政府可直接动用财政资金购买新三板或股权交易中心的股票，激活市场融资机制

5. 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资本形成过度而得不到有效的引导，會反过来不利于经济增长发展一方面，过度资本形成造成资本充裕的假象会使资本形成过程中活力最强的外资和民间资本难以有效介叺；另一方面，资本的过度形成必然导致部分资金进入到外强中干的行业这会导致市场扭曲，削弱新经济增长的竞争力因此，需要在資本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改革 减少过度供应，持续提升资本形成和配置效率 而提升效率的关键，是要加大力度实施对低效产能的主动淘汰引导资金流向有潜力的产业，促使资本形成能力对经济增长发展的贡献从量到质均衡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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