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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专业胡正荣、陈卫星理论传播学与传播史考博参考书-考博分数线-专业课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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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传播政治经济学》下编&&读书笔记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反思与更新
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反思。反思和修正与否定是有区别的。修正是提供较小的改善，提供一种新视野而没有实际的改善。而否定则抛弃了本取向的基本假设，以截然不同的观点加以替代，或是以根本的方式加以转变，如功能主义者对行为主义者的批评。反思介于修正和否定之间，起点是以批判的态度承认这一取向的核心原则级多元诠释。所谓批判就是更深入的了解这一取向和它的不同派别，比较它们之间的异同，并将它们与另一些理论取向再做对照。第二，反思需要该取向有必要的自我意识与自我反省的能力，能够检查自身的根本的认识论和概念基础。
传播政治经济学应该对自己的理论即认识论多加关注。现实是有感官观察和解释行为共同构成。我们的目的是要使认识论航向保持在相对论与本质论之间。
与认识论取向相结合，本体论强调社会变迁、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社会变迁无处不在，而结构与制度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因此找出过程的特征比将制度冠以特定的名称更可取。因此，作者提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实质框架，并找出三种进入过程。作为起步的过程的商品化，即将使用价值转换为交换价值的过程；分析进入空间化，即空间与时间的转化，或者说制度的延伸过程；最后进入结构化，即社会能动力量形成结构的过程。
上述过程协助建立政治经济学的架构。
商品化指的是将使用价值转换为交换价值的过程。这个过程以多种方式延伸到传播产品、受众及劳动等社会领域，但很少学者注意对它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空间化的过程包括全球化或是全球范围内传播产业的集团化，也包含产业的重新组合及它们在多个层面的整合。
结构化是指结构是由社会能动力量相互构成的过程，也就是说，即时结构是构成过程所必需的媒介，它也还是由能动力量所形成。
本章描述对传播政治经济学进行反思的实质内容，我们从商品与商品化开始。原因：商品化的过程描述了资本主义如何完成它的目标，即资本积累或者说价值通过使用价值向交换价值的转换而得到实现。其次，本章仿效马克思讨论商品的形式，指出正是通过“庞大的商品堆积”，资本主义才表现了自身，这是它最通常的具体表现。最后，必须调整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概念平衡，偏向把大量的注意力放在生产和分配商品的商业制度和商业结构以及规范这个过程的政府机关上。因为传播研究过分关注分析内容和理解内容，而忽视了产生传播产业结构的原因。
亚当·斯密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区分了产品的两种价值，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商品是特殊形式的产品，其生产主要围绕着交换过程而进行。商品化是把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的过程。
马克思《资本论》从商品分析开始，因为他发现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最容易看到的形式，是它的最直接的表现。资本主义表面上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但马克思发掘商品的表象究竟代表了什么，揭示凝聚在商品形式中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认为使用价值不仅限于维持生计的需要，还延伸到社会建构的范畴。但是关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有人认为，马克思倾向把使用价值视为自然天成，而各种使用价值是多重决定和相互构成的，一方面是社会建构的使用价值，而另一方面来自特定的社会安排（也就是生产交换价值的市场）的价值。
因此，商品化和传播的关系具有两个普遍的意义。第一，传播过程和传播科技对经济学中的商品化的一般过程起了推动作用。例如，制衣业。第二，整个社会的商品化过程渗透到传播过程与传播制度中，使这个过程中所出现的深化和矛盾也对传播这种社会产生了影响。
从商品化的一般过程开始，再探讨它与传播的关系。商品化的一般过程从生产开始，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和生产工具，销售所得大于原始投资，产生剩余价值。马克思认为这就是剥削的过程，商品使剥削的关系具体化了，使它看起来天生如此。商品具有双重神秘化，其结果是社会过程的产品有了自己存在的地位，有力量塑造社会生活。
商品化的过程使决定产品价值的标准由产品满足个人与社会需求的能力转变为产品能通过市场带来些什么的过程。
因此，这里必须把商品化与商业化和实体化区别开来。商业化过程的涵义比较狭隘，它特指在受众与广告商之间创造一种关系。我们将商品化视为涵义广泛的过程。实体化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它常常与商品化混合使用。最后，我们必须保持商品化的原始意义。
传播的商品形式
传播政治经济学一直致力于描述并分析影响传播商品的生产、分配与交换的结构形式，并主要考察国家如何规范这些结构。当政治经济学分析商品时，它倾向于关注作为商品的内容，其次是媒介受众，对传播业的劳动过程却分析的很少。——时代-华纳的电影商业化的过程。P142
内容的商品化
政治经济学家思考传播的商品形式时往往以媒介的内容为起点。他们认为传播的商品化过程涉及了讯息如何被转化为可在市场买卖的产品。——讲了资本主义社会新闻的生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这个生产过程实现了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实现的程度取决于劳动者、消费者、资本市场等众多因素。
就劳动者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了绝地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创造过程。前者指延长劳动时间，但工资不变；后者指通过更加严格地控制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这种策略成功与否，取决于劳动者的反抗能力，而劳动者的反抗又取决于劳动者的组织力量和社会一般条件（如资方是否有能力使用新的工人和新的技术代替原来的劳动了）。
资本也试图控制消费者，采取一系列策略，最终取得“自然”的地位，成为理所当然的产品的提供者。这些手段包括营造市场垄断地位或控制寡头垄断的协议，用广告塑造公司与产品形象，以及通过增加产品的品种等等。因此，剩余价值的实现依赖与消费者的抵抗能力，而消费者能否抵抗同样又取决于消费者组织的历史以及一般社会条件能否提供替代的产品与服务。
最后，剩余价值实现的程度还取决于资本市场的情况，特别是取决于资本的成本，因为有了资本才能替换劳动者并且扩张商品形式。（如从报纸形态到收费的有线电视新闻频道）
以上系统地勾勒了通过传播内容制造交换价值的过程，传播研究往往关注内容成为商品的问题，然后去辨认内容的商品性质和它的意义的关系。研究结果认为，传播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因为它除了生产剩余价值外，还制造了符号与形象，其意义能够塑造人们的意识。
大量研究证明了这个取向的价值及结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媒介主要是通过生产反映资本家利息的讯息，通过不断支持整个资本或特定阶级集团的利益来扩展商品生产的过程。但加汉姆和斯宾塞提出了另一些研究方面，他们都认为传播研究过于强调媒介产品的意义或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加汉姆批评那些放弃经济学分析而采纳“自主的论述”的人，但他也关注“传播的消费者模式”来研究讯息，研究讯息的意义和意识形态，但却没有充分地将大众媒介当成经济实体来研究。大众媒介不仅是商品生产的直接场所，也通过广告媒介在经济体系的商品化过程中起作用。
这里不是说意识形态不重要，而是意识形态的作用在生产过程中被彻底整合了。而某些政治经济学者却简单地将生产过程视为意识形态的工具，或者如某些结构主义者及后结构主义者一样认为生产过程是自发的，是与意识形态分离的。
因此，加汉姆指出了媒介商品化的两个方向：直接生产媒介产品和运用媒介广告完成整个经济的商品化过程。斯宾斯与此不同，他认为受众是大众媒介的主要商品。
根据他的说法，大众媒介的构成过程，就是媒介公司生产受众，然后将他们移交给广告商的过程。根据这个观点，受众劳动或受众的劳动力是大众媒介的主要商品。
斯宾塞论点的更广泛的意义：他认为媒介商品化过程三位一体，媒介、受众和广告商是连结在一种有约束力的相互关系中。这种观点还扩展了媒介商品化的空间，使商品化不仅包括媒介公司出版报纸、制作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电影等直接过程，而且把广告商或资本一般也包括进来。斯宾塞试图通过证明商品化过程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媒介为资本主义经济生产了受众，而不是生产了意识形态，来挽救唯物主义者对媒介的分析。——“受众劳动”的概念更可取，它在指出媒介产品是共创的方面是正确的，但是它忽略了这个创造是在资本控制的决策体系中进行的，资本控制了生产、分配和交换的决策过程的大部分细节。
资本积极建构受众，但受众也会决定如何用自己的力量来建构自己。但受众的力量的行使，即使不是全部，也大致在资本利益所设定的框架内进行。因此，资本和受众在媒介接触方面的冲突推动了商业广播的扩张、广告时间的调整、测量及监控受众活动的过程中新技术的采用、按片与按频道收费电视的引进等等；与此相反，受众开始使用非法的卫星接收器、解码器、录放机以及使用遥控器跳过广告片等等。
总的来说，斯宾塞论文的基本内容值得肯定，指出媒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盲点。
控制论的商品：内在的商品化
米汉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受众作为商品的问题，她的分析焦点是受众收视率的调查。她认为，交换的不是信息，也不是受众，而是收视率，因此，关于受众的数量、组成及媒介使用模型等资料的报告才是媒介系统的主要商品。她的研究特别有价值，因为她指向了商品化过程日趋增长的控制论本质。所有注意力都投向到底是受众、受众劳动、受众注意力、受众购买力、受众时间还是收视率是真正的商品的问题上，结果商品化过程中一个重要因素反而不太被注意。
商品化必然要运用测量手段来生产商品，并且要运用监控技术来追踪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过程。因此，收视率是控制论意义上的商品。比如收视率是电视节目商品化的重要元素，但它本身也是收视率调查业的核心产品。收视率调查服务很重要并不是因为它们就是媒介上，而是因为他们代表了媒介商品化过程的进步，也就是控制论商品的进步，他们起源于总体化的监督控制程序，运用了发达的传播和信息技术。
因此，受众收视率与通过自动收集的消费者购买行为的资料来生产并销售的商品一样重要。二者都是控制论意义上的商品。从销售到购买到融资，今天，所有组织都离不开信息商务。P147
通过控制论商品把商品化的建构过程，我们可以考察新的测量和监控技术如何扩展了媒介商品的生产。它们包括：按片付费的节目；“测人机器”与房间扫描器（用来监看人们选择的具体节目及收视时的注意力）；还有所谓的“智能卡”（用来刺激收看电视的人购买产品）等等。综合上述手段，就产生了新的产品，其形式是收视及购物报告等等
控制论商品是集约型商品化过程的一部分，因为它们是从特定领域的生产过程中提炼出来的直接产物。有线电视等。而现在的媒介服务通过把越来越具体的节目类型和界定得越来越清晰的受众相联系，强化了商品化的过程。如时代-华纳的“目标选择”系统，个人化刊物。“私生活是潜在的宝库”。——监控系统强化了商品化的过程，其方式是把由观众选择收集来的信息制造成畅销产品。
控制论的商品：延伸的商品化
延伸的商品化有许多表现形式，如经济发展的衰退与政治权力的右倾造成公共信息机构资金的削减，拥有市场权力的利益集团开始控制一切，像美国教室普遍引进了强制性的商业电视。延伸的商品化也包括公共空间的转变，从公园到私有的购物中心等。就连身体与身份也被商品化了。这些都显示出商品化的过程已经延伸到了另外的空间与行为。
政治经济学派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证明了国家与企业强权延伸商品化的过程。——关于霸权的讨论。
克劳福德以购物中心为例研究了这一过程的运作，商品化过程在购物中心里面是怎样运作的。——无限的共鸣有些夸张，但她提供了商品化过程的细致描述。
克劳福德的例子是位于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边界一次有益的扩展，那么另外两个倾向就不那么具有建设性了。
一种是将商品化和普遍性的社会互惠混同起来，他们认为，市场的建构与交换价值的发展更多的是深深根植于社会群体形成的总过程中。维布伦将这种观点推广运用到关于有闲阶级和工商业阶层的研究中，但他没有把一般性质的交换（如仪式行为）与商品化过程中的交换混同。
另一种是主张商品化形式的普遍性，取消了从使用价值向交换价值和货物生产转换的传统联系，而以符号的生产及符号价值的霸权取而代之。鲍得里亚与上述把商品化融入部落礼仪的取向相反，他提出“活跃的有丝分裂”说，在有丝分裂中实体和产生它的劳动过程在符号的自由流动的力量面前断裂并且消融了，所有的一切均被吸收到商品化的转换过程中。
鲍得里亚的论点对于商品化过程的意义：似乎他支持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商品以其无所不在的力量消除了一切异己，获得胜利。但政治经济学家提出了两点异议。第一，无论是出于现代主义者普遍混杂的修辞，还是来自后结构主义思维的必胜信念，商品化已经完成额论点都是片面的、本质论的，顺着这个逻辑只能得出宿命论，即在这个无所不包的过程之外再也不会有其他任何过程。它没有察觉到商品化过程的矛盾，也没有察觉到这个过程之外的非商品化过程。第二，商品的胜利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并不清楚，因为在鲍得里亚的分析中，商品这个术语的意义完全改变了。他用创造符号价值的概括化社会过程取代了商品化使使用价值转换为交换价值的过程。因此，他忽视了政治经济学的两个基本点——人类的需要和制度体系。商品化过程被简化为符号的自由流通。
劳动的商品化
劳动商品化的研究中有两种与传播研究有关的过程。第一，传播系统和传播技术的应用扩展了所有劳动商品化的过程，其中包括传播产业的劳动商品化。传播手段使雇主提高了灵活性和控制能力。第二，这是一个双重的过程，劳动是在生产货物商品和劳务商品的过程中被商品化的。
布里弗曼的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过程的转变。他指出，劳动是由构思和执行的统一体构成的，前者包括预测、想象与设计工作的能力，后者指的是实现它的能力。在商品化过程中，资本将构思与执行分离开来，将技术与执行的原始能力分离开来。资本将构思能力集中在经营管理阶层身上；另一方面，资本重构劳动过程，使之与生产点上的技术与权力的分配状况相一致。布里弗曼的著作引发了大量的经验研究与理论争辩，这类研究构成了库恩所谓的“标准科学”。
传播研究中对媒介产业劳动过程变化的分析较少。原因：对文化产业的关注，将研究对象置于消费领域，从而使研究焦点集中在受众与文本的关系探讨上；比较关注制度机构对媒介生产的控制以及它们对受众的影响程度。媒介产业自身仍然带有强烈的行业、专业及工匠的传统。
媒介生产有个人创造的特点，但是只强调个人的创造使复杂的生产过程被忽视，而不论生产过程发展的多么不平衡，媒介产业部门与一般经济部门的劳动过程越来越相似了。
组织传播研究和社会学提供了关于媒介产业的官僚主义结构和生产过程较好的见解。塔克曼、费什曼和甘斯等人的著作考察了官僚主义控制的系统如何经营管理复杂的生产过程，尤其是新闻生产过程。
这些组织研究为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富有经验的详细资料，但它依赖于唯心主义的基础，以一种行政本质主义来取代市场的经济本质主义。这些研究提醒我们应该立足于生产过程，强调政治和经济权力，尤其是要关注劳动的商品化过程，将媒介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商品化纳入理论中。
政治经济学文献已经朝这个方向走了几步，特别是对传播与信息新技术的引进进行了检验。这项研究强调的是工作的转型，包括就业模式和媒介与电信业中劳动性质的变化。
哈特的研究，他在政治经济学取向中采纳了新闻编辑室的文化史观，分析重点是新技术引进后如何完成布里弗曼所描述的过程（构思与执行过程）。以前的著作研究的是新闻编辑室的劳动过程。近来的某些著作特别探讨了新闻编辑室的劳动商品化现象，考察了新技术运用到本产业后造成的就业减少和编辑工作的调整。这些都是对劳动过程观点的具体运用，这个观点指出传播与技术信息的使用改变了构思活动的平衡，使权力从专业新闻工作者手中转移到控制技术系统的经理阶层手中。P155
米埃格的研究，他指出，媒介产品的类型、企业控制的结构和劳动过程的性质之间存在着联系。他指出的第一类商品是电视接收机和录放机等硬件，生产过程简单，很少有创造性的或工艺性的劳动者介入。第二类产品“视听产品”往往由艺术家独立完成，很难复制，所需资本投入也较少，往往由生产者或劳动者控制。第三类产品是既容易复制，有必须投入某种程度的艺术贡献。
米埃格详细解释了媒介产业中的劳动商品化，这个过程既是一般的政治经济学过程，也是受产品、产业结构、技术与非技术劳动力的需求三者之间的关系制约的过程。但是他受到三个类型概念方案的局限，其中第三类型有极丰富的多样性，同时，这种多样性正在消失，产业集中和劳动过程的理性化使第三类产品的特征慢慢向第一类产品的特征转变。
关于国际分工和劳动者国际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有了起步。对国际分工研究来自于要对生产进行合理解释，要对科技，尤其是电脑和电信传播科技克服了商业所受的时空限制从而带来机遇进行合理解释。
私人与公共生活中的替代性过程
本书采取了现实主义的、兼容并蓄的、非本质主义的和批判的认识论，同时采取了强调社会过程与社会变迁的本质论立场。本章以商品化为开端建立了一个理论参照框架，同时也认识到所有过程的多重决定和相互建构。下面，本章将界定其他过程以及与它们相伴随的结构。
奥非提出的“行政再商品化”过程中国家角色的问题。他认为，经过经济的自由放任期后，必然会跟随解除商品化，以纠正完全依赖市场机制失败后所带来的不稳定与冲突。解除商品化是指国家制定政策和规划来保障社会角色（包括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经济生存，包括那些无法参与商品化的人。但这个手段不可能用政治手段长期维持，结果，奥非看到资本的回应，即再商品化。再商品化是要制定一套规划，强化劳动的市场价值，整合并集中跨国资本，同时允许那些经不起市场检验的人被排斥。但是，这些都是局部胜利，国家也必须为排斥付出代价，如控制犯罪和扩建监狱。
私人生活中的社会过程
商品化的替代性过程，大都与使用价值有关。私人生活特指面对面的互动过程，即哈贝马斯称之为“生活世界”的领域，或者现象社会学的交互主体性。公共生活与公民有关，它使人们聚集在一起交流思想，管理自己。在私人领域中，商品化的核心替代过程使友谊的形成，在公共领域中则是公民身份的形成。
我们应该怎样思考私人生活，个人身份与社会身份的问题，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市场领域之间相互建构的关系。私人生活中的过程与商品化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概念化。——吉登斯为思索私人生活提供了一套概念工具
政治经济学分析要批判地使用这些工具，思考资本主义制度中私人生活与商品化的特殊经历之间的关系，以及私人生活与自我和社会身份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充满冲突的领域，私人生活中的道德、性欲、美学过程与商品化相结合，同时，私人的、无序的商品化也为私人生活带来危机。我们不仅可以把危机描述出来，还可以确定抵抗的着力点。
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在考虑抵抗时面临两个问题：抵抗是怎么组织起来的，又是怎样表达的？——受众分析无可厚非，但把受众转换为重要的社会类别就会产生问题，
公共生活中的社会过程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传播，或者说“理想的言论环境”，为成功的公共领域提供了基础。他总结说，当前商品化的大众媒介以及消费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普遍扩张是造成公共领域衰落的根源。但是，他的公共领域中男性、资产阶级和白人压倒一切，因此，很难说这个领域是民主的或公共的。
有人试图批判的改善哈贝马斯的概念，强调公共领域是一整套原则，包括民主、平等、参与和公民身份。这类著作研究了如何利用报业、电信和电子媒介以及规范与政策体系来创造对立的空间，发展公共领域。传播研究也对公共利益这个概念感兴趣，对公共领域观念的延伸，超越了商业利益和消费主义。
关于公共领域的争论，力图开拓社会生活中有别于市场和商品化过程的替代性方向。但公共领域包含了宽泛的意义和立场，让人觉得公共领域是一个“幻影”，但没有公共领域的思想就“武装不足”。
问题是公共领域到底是什么？这才是这个概念的关键问题。我们倾向于把它当成一个实体，这样有助于我们理解市场和公共领域是怎样形成对立的。但是，我们并不能明确指出这个实体在哪里。
我们应该把公共的内涵界定为实行民主的一系列社会过程，也就是促进整个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决策过程中的平等和最大可能的参与，从而避免唯心主义的幻影论，有避免了将公共领域作为具体空间来捍卫的伪唯物主义。——身份的斗争，比如消费者身份和公民身份之间的斗争。
关于公共过程的说法比较抽象，但制度和结构就比较具体。但是制度和结构会产生官僚机构。因此，奥夫德海德的“自由空间”。我们把传播的自由空间划分为传统形式和新的形式，前者包括非主流的报纸和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后者如公共享有的有线电视频道和开放了一个电子聚会场所的计算机网络。但他们既不是自由的，也不是空间。
这些媒介提供了主要的反主流和非主流的传播形式十分重要，但是不平等的再现结构和围绕着阶级、性别、种族形成的不平等的等级结构又会通过什么方式被复制渗透到这些媒介形式中。因此，我们要寻找的不是自由空间，而是要在特权阶级中找到理想的社会形式。
最后，社会领域是从商品化角度出发的，也是从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相互建构的角度出发的。我们称公共媒体是公共的，主要是因为它是由特定形式的过程构成，而这个过程坚持民主胜于商品化。
总之，商品化是重新思考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入手点。商品化为社会过程设定了模式，但只能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过程的相互建构中才能设定。
本章讨论空间化这个切入点，这个词来自社会理论家亨利·勒菲弗，指的是克服社会生活中空间和时间限制的过程。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家来说，空间化有特殊的意义。原因：第一，传播过程和传播技术在空间化过程中占据了核心地位，贯穿了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第二，出于同样的原因，空间化在传播产业中尤其重要。
马克思《大纲》里一个很接近空间化的观念，他把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说成是“以时间消灭空间”。这指的是资本利用并改进运输和传播工具，减少了用于在两地间移动货品、人和信息的时间，因而空间距离作为资本扩张的限制的重要性也降低了。还有哈罗德·英尼斯试图在媒介形式、时间与空间、权力结构之间建立联系。
吉登斯的时间—空间延伸术语，探索时间—空间依赖关系的减弱，并建议集中分析作为弹性资源的时间和空间的增长。
哈维所说的时间—空间压缩与此相似。
卡斯特斯所谓的流动的空间，物理空间的重要性已经降低，他把传播置于空间化过程的中心，因为传播维持了分化与整合的动态平衡，并且他的空间观还保留了一个不同的权力意识。
梅西用联系的观点来解说空间，认为空间包括许多动态的社会关系，组成一种“权力几何体”。
以上他们的著作指出，传播政治经济学如果把空间化视为理解权力几何体和构成空间（特别是传播流动的空间）的过程之间关系的手段，会从中获益匪浅。
传播与集中：空间作为制度的延伸
一般说来，空间化探讨的是组织活动的地理延伸和制度延伸，而传播政治经济学所论述的空间化特别研究了传播业中企业权力的制度延伸。这个延伸主要表现在媒介公司的规模增长。政治经济学还考察了不同形式的企业集中。企业规模增长与集中是当代传播业的核心特征。
最简单的集中就是一家公司购买另一家同行公司的控股权。如《纽约时报》购买《波士顿你环球报》。对集中类型的传统研究把它分为横向和纵向两种。但是媒介集中是哪一种类型说不清楚，其原因是研究还不完善加上这个行业变化太快。
媒介集中的几种主要方式：
横向集中指的是一家媒介公司购买另一家媒介公司的主要股份，后者可能并不直接与前者的行业相关，或者其主要资金来源根本与媒介无关。——跨媒介集中。
第一种情况的典型例子是报纸购买了一家较现代化的媒介公司，如鲁伯特·默多克新闻集团购买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
第二种情况是媒介公司转向与媒介产业完全无关的公司或媒介公司被非媒介公司所吞并，如美国无线电公司购买赫茨出租汽车公司，或通用电气公司购买美国无线电公司。由非媒介产业建立媒介帝国——意大利芬尼维斯特集团由建筑业和房地产业起家的公司分别在大众媒介业和金融服务业建立了七个部门。
这种水平形式的集中造成了联合大企业所有权的产生和扩张，这种联合是不同产业的公司合并的产物。
纵向集中指的是在相同的产业生产线上多家公司的集中，使一家公司能够控制整个生产过程。MCA购买奥迪昂多剧院后，就控制了一家重要的电影发行公司，这也是向前的整合。也有向后的纵向整合，如《纽约时报》购买魁北克造纸厂从而扩展公司的生产过程。
如果能够很好的利用机会，纵向整合能使其经营更合理化，从而取得竞争的利益。这种形式的整合也是控制不确定因素的重要手段，让本公司不受外部市场不确定性左右。
在媒介产业中，时代—华纳公司是建立多层分工的先驱，处理《廊桥遗梦》的手法证明了这种组织形式的价值。图书公司、唱片公司、所属杂志报道并刊登广告、有线电视网制作节目，后来又拍成电影和录像带。
二次大战后的多国经营企业的加速增长是媒介产业的另一种发展形式。跨国媒介企业。（P174）一个明显的后果是是安东尼·史密斯称之为“巨兽”的时代—华纳、三菱、贝塔斯曼、新闻集团、芬尼维斯特、哈谢特、迪斯尼和索尼等集团的兴起。——超级整合财团。这些高度整合的联合大企业从内部竞争中获益，同时又收缩了外部市场的力量。但这样做也要付出代价，债务等，而且这种形式有巨大的灵活性，但它可能会导致官僚主义，阻碍创新部门的活力。
罗伯特·瑞奇提出这些公司正在同他们的国家断绝关系。他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目的在于保护“本国”公司的政策，到底为谁服务？许多公司的确不愿意放弃本国的根基，因为它提供了相当大的支持，它通过优惠的法律、规范和投资政策的形式，成为这些公司在敌对的国际环境中的坚实后盾。但瑞奇的问题重点不是这些公司的根基在哪儿，而是这些公司是否无论在哪里都能创造就业机会，生产社会有用的产品和服务，以及它们的商业行为是否受到规范，以符合公共利益？
政治经济学家对集中的各种形式都有兴趣，不过我们最主要的兴趣在于所有权，它是媒介集中的主要制约形式。所有权的集中限制了生产者和发行者的多样性，因而会限制传播和信息的流通，因此，对纵向的、横向的和跨国的集中形式的多样性研究往往从讨论产权集中的后果开始。P177-
怎样测量集中的程度，怎样评估其重要性，存在很大差异。
康潘等人认为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传统的反垄断定义，以市场占有率为标准；另一种是采取较宽泛的概念，以公司规模和市场中产品的多样性为标准。前者测量市场竞争程度，以市场为焦点，强调的是市场。如美国采取集中指数表示市场的寡头垄断控制程度。
另一种衡量集中度的标准比较宽泛，它仍然考虑市场，但将注意力转移到所有权集中度上，所有权集中后，企业就可以使用在一系列市场中运作的资源。另外，它分析的焦点从纯粹的产品多样性转移到差异性上。我们的注意力不再单纯局限于市场中渠道的数量问题上，而是转移到各个频道提供的内容多样性上。如一家公司垄断有线电视的所有权，同时为许多不同频道提供不同意见和一个市场中多家报纸的观点大致相同，这样，还是前者的集中程度小。
麦克劳林及安东诺夫提出传播产业的空间图。在他们的图中，一个轴线的两端是产品与服务，另一个轴线的两端是形式（渠道）和内容（文本）。他们的历史概述表明，成长的主要区域是图的中心，即产品与服务、渠道和文本汇合了。P181
伯特更是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制作出美国经济的拓扑图。他主要通过强调产品的有机和无机成分以及使用的科技是新是旧来试图确定商业活动的集合。
这些关于集中的观点虽然宽泛或狭隘，但主要的焦点都在所有权上，都把所有权当做最主要的测量标准。
另外，宽泛的标准也对企业董事会进行了分析。这个取向不是要考察谁拥有媒介，而是要画出负责经营这些公司的主要人士的关系图。对企业董事会的研究考察了董事会成员与共同的信托责任之间的联系。他们有直接的（同一个人）和间接的（两家公司都有第三家公司的董事）联系。媒介集中通过在相同的市场竞争中分担了相同的责任而得以延伸。集中就具有这样的特征，即相关公司的合作与计划既是机会也是责任，彼此的区别变小了，竞争也缓和了。——集中的霸权性质
最近，有些研究企业伙伴关系或策略联盟，它们也包括销售协定。电信公司、有线电视公司、娱乐集团和计算机公司进行联盟。P188
“策略联盟”这个术语也可用于另一种情况，即一个公司购买另一公司的若干股份，但未必控股。因为各家公司都想在信息高速公路中成为必不可少的参与者。
企业权力网络也可能通过销售协定而构成，各家公司通过这个方式结合，共同销售特定的媒介产品，如故事片或体育明星。《侏罗纪公园》和迈克尔·乔丹。
策略联盟的纯粹形式涉及到签订合同、协调合作，但却不涉及全部或部分的所有权合并，可以说开辟了企业实务的新天地。策略联盟创造了电子媒介史上最强大的公司之一：美国无线电集团。
资本过程的动态过程并不新鲜，变化，包括商业结构的变迁，一直在持续。不过，当前重新建构的浪潮中有几个方面显示出它与既定的模式有些差别。
首先，它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加速进行。企业集团重新建构的步伐，正式与非正式地结合与分离过程都在加快速度，越来越不稳定。
再者，通过这类活动进行空间集结时面对的限制少了很多。
还有，国家的角色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国家还是会介入，但是现在国家更多的是鼓励这类协定，而不是规范它们或入股参与。
此外，当今的联盟形式呈现最主要的传播资源使用者也被拉入联盟组织中。金融服务部门、传统工业企业（如通用汽车公司）、零售商（如西尔斯）以及资源公司，它们的传统业务是将能源流通的空间纳入特定结构，如今则把这种功能用于经营传播流动的空间。
空间化过程使权力转移，也重构了传播产业的版图。它以前偏向过度分化，现在差异正在消失。P192
在这个过程中公司采取新的组织结构，这个结构有两种能力，一方面掌握资源，另一方面又能灵活的应对变化的市场。经济地理学家戴维·哈维的“时间—空间压缩”——决策所需要的时间缩短了，运输与传播成本的下降使公司能够在更宽广、更多样的空间推广决策。企业必须使自己的结构更灵活，这样才能够快速转化成新的形式，满足变化中的需求。
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企业规模和集中化很重要，但它们只是理解传播产业转型的起点。——联系到南方集团
公司规模和市场控制仍然是集中的重要指标，但企业集团的重新建构也产生了新的集中形式，它们以生产者、供应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紧密联系网为基础。索亚认为，一面是分散，另一面是再集中。
除了企业集团的重新建构外，产业活动的空间类型的变化也促使我们反思产业集中的问题。
空间化研究指出，分析媒介集中要开拓新的思路。空间聚合和所有权聚合一样，都是商务集中的重要形式。传播与信息过程与产业对全球政治经济中的经济重构做出了根本性的贡献，这个经济重构的主要形式之一就是在商务的空间聚合中产生了经济权力的集中。
空间聚合研究和较传统的媒介集中化研究有一个共同点，二者都想在动态经济中考察动态的产业方式，所有权研究一直偏重于对产业内部的企业权力和它在社会领域中的拓展做出概述。
政治经济学如果更强调政治，必然会从中受益，这会使人注意到国家作为构成的角色，而不只是注意国家面对传播产业的反应角色。
空间化和民族建构都是政治经济过程。空间化既包括全球经济的生产逻辑，也包括经济决策的权力逻辑。我们不能简单地划分政治和经济的界限。
所有民族主义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认同以下理念：以本土对抗空间化的逻辑。这个问题以及对它进行探讨的意义，在规范这个概念中展露无遗。这些文献都坚持规范是政府对市场问题的反应。结果，大家辩论的问题是需要更多还是更少的规范。因此，关于国家在传播产业中的角色辩论经常变成在规范与解除规范之间的选择。
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强调民族建构角色的对此问题看法不同。政治经济学把整个社会领域视为一种规范形式。“规范学派”的皮耶兹所述，规范是在特定的社会领域中对矛盾倾向的调整。市场规范的形式和国家规范相对立，国家规范是国家扮演了影响社会领域的主要角色。解除规范不是规范的替代性选择，消除政府的规范并不是解除规范，而更可能是扩展市场规范。
政治经济学集中评估不同规范形式，思考国家的建构角色，也就是要研究国家如何积极主动地建构规范的形式。
第一个是商业化，也就是国家的规范形式取消了公共利益、公共服务及相关标准，而采取市场标准，建立市场规范。在传播业，商业化使得更加强调受众规模和广告收入。在电信业，商业化意味着建立并组织网络和服务。
第二，自由化指国家介入来增加市场参与者数量的过程，典型做法是引进竞争，或减少引进竞争者的困难，使更多具有传播竞争力的传播服务提供者进入市场。自由化的具体目标在于提高市场竞争程度
第三，私有化是国家介入而卖掉国有企业（如公共广播电视机构或国营电话公司）的过程。
最后，国家本身也在创造自己的团队协定或策略联盟，从而进入了不同程度的国家化。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欧洲联盟等。国家化在传播领域中显得格外重要，因为传播网络的跨国化有赖于国与国之间不同程度的协调。
商业化、自由化、私有化和国际化都说明了国家的构成角色。它们显示了政治经济学取向的价值，因为它的起点就是产业界与国家共同建构了调节与规范的形式。
这并不是说产业界与国家同等地塑造了传播结构与实践。产业界和国家都是推动传播发展的主要力量，二者的关系是相互建构的，又是多变的。产业界和国家都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核心，不应该把二者分离开来。最后，积极活跃的国家也并不能保证自己一定成功。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全球化指的是资本的空间聚集，它由跨国产业和国家主导，转换了资源与商品（包括传播与信息）的流动空间。结果是传播与信息地理学发生了实质的转变，某些空间及其关系得到了强调。
目前通行的全球化过程指的是空间变迁的当前类型。那些大权在握的人或组织能够支配政治经济资源，从而更充分地利用时空资源，能够转变空间的流通使之符合自己的利益。吉登斯指出，“时间—空间”的无限制扩张，它“提供了重新划分时间与空间的精确手段”。但政治经济学并不认为空间化是“现代性的后果”之一，因为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入手，它是根据阶级、种族、性别等界限来分配和集中权力，从而完成重新划分空间区域的过程的。
民族主义、地方主义和社会主义
全球化的神话也建立在对空间化的简华论的观点基础之上。空间已经转换，因此需要重新绘制地图来解释空间的流动，但是还有其他相关过程，包括反对过程。虽然资本主义核心国家掌握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巨大权力。但是资本主义还没有消除不同形式的阶级、帝国主义和民族，并且社会主义的原则仍然存在。
民族建构过程，人们促进和提高国家地位的规划之一是开发民族性的媒介、电信和信息系统。各国运用国家权力的杠杆并进行联合，创造大众的民主控制程序和公民身份，超越西方控制的市场。但是民族主义扮演什么角色，是具有进步性还是在退后都不好说，总是取决于各国的阶级力量与社会政治实务的组合状态。
抵抗西方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失去了社会主义的大部分特征，只能团结民族，在本地创造成功的西方资本主义形式。这个形式在文化层面上保留了反抗的身份意识，但这个文化层面也已经被包含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之中了。这在传播产业中造成的后果更严重。它意味着为创造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而进行的全球运动在衰退，甚至被迫放弃。这是一种过滤了社会主义内涵的民族主义。
我们的得出的结论是，民族主义是一种区域对抗的形式，它强调建筑在空间认同上的抵抗，反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使空间的差异日趋理性化和同质化，因此破坏了民族主义的的空间认同基础。但商品化和空间化的相互建构，使它们不可能阻挡全球化。
关于结构化，安东尼·吉登斯在他的著作中已有最杰出的的论述，试图用结构化的理论弥合这样的裂痕：有的理论突出结构，而另一些则强调行为和能动力量。结构主义理论在涂尔干、阿尔都塞等人的著作中，而行为理论则有韦伯以及现象学理论家如舒尔茨和伽达默尔。
吉登斯认为结构具有二元性，它既包括强制规则，又包括能动资源。结构化描述的是一个过程，结构在这个过程中由人类能动行为来组建，而它又提供了组建所需的“媒介”本身。正如，马克思的名言：人民创造历史，但却是在自己无法决定的条件下创造的。
结构化理论最重要的特色之一是对社会变革的强调。社会变革描述了如何被人的能动行为创造和再创造，而人类又如何以结构为媒介来行动。功能主义者、制度论者和结构主义者倾向将结构看成是已经完全成形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
政治经济学分析偏向强调结构，尤其是结构中商界与政府的作用，而结构化通过对能动力量、社会关系、社会过程和社会实践等理念的关注与包容，平衡了这种偏向。
结构化理论面向社会生活，直指有目标、有反应的人类行动，同时并不放弃去理解所谓的权力的“缝合”，正是它构成了社会行动。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太强调能动力量，把结构限制为一套运行规则和一个资源库，个体从中各取所需。他并未细究权力，对社会分析的批判也袖手旁观，涉足过广造成混乱，但他并没有做出更正，也没有提出明确的社会规则。他是从历史出发的解读，将难以建立超历史的理论。政治经济学结构化理念也接受这种历史性的特殊解读，但在接受吉登斯关于结构和行为二元论的一般观点的同时，给与了权力更大的分量，也吸收了社会分析的批判取向。
政治经济学对构成权力生产、分配与使用的商品、制度、实践及社会影响诸要素进行了持续的分析。为完成对权力的研究，政治经济学运用了适合大规模分析和宏观分析的概念与方法。P208
结构化理论对能动力量的强调，它通过考察能动力量如何在结构的、互动的、微观的权力层次上运作，扩展了权力的概念。对权力的研究不能只从经济上着手，也不应该忽视一系列微观的权力斗争。研究工具包括民族志、民族方法学、参与观察法及其他观察社会实践的方法。——重点不仅是社会性，还有微观性。
当前能动力量的观念极易诱导人们将个体引入社会分析之中，但个体化这个社会过程也有重要意义。“个体化”的概念来自波兰扎斯，指的是社会角色的重新界定（尤指劳资双方），他们是这样的个人主体：其利益与独特的人权、表达权、选举权及消费权息息相关。
当政治经济学将目光投向能动力量、过程和社会实践时，它倾向于聚焦在社会阶级上。——阶级的结构化，主要是阶级分化在持续。但结构化还有其他方面，包括性别、种族和基于公共议题的社会运动（如环保主义），它们与阶级分析互相补充又互相冲突，共同构建了传播社会关系的众多方面。
从结构理论这一应用点出发，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社会”：能动力量共同塑造了阶级、性别、种族和社会运动等关系，从而引发了结构化活动，其总合体就是社会。社会阶级是实在的，它既是社会关系，又是分析的工具。
结构化过程中还产生了霸权。
本章展示了如何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运用阶级、性别、种族和霸权等术语，也对它们进行了具体分析，目的在于扭转认为阶级等不过是媒介影响下群体种类的名目的观点。本章将它们作为描述传播实践中的社会关系的方法加以考察。
阶级一词的拉丁原文是“classis”，指的是罗马人中按财产划分的等级；16世纪在英语中意指按名利虚荣划分的不同门第，这个说法为维伦布赞同。
社会阶级的分类观的意思是对某一类人群进行界定，以他们的财产和或收入来衡量其经济地位，进而判断其社会地位。联系观则认为，人群基于在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关系而形成了社会阶级。从这个意义上讲，阶级是一种关系。最后，形成观，阶级是一种形成，意指在历史因素的作用下，人们逐渐发展了对自身处境的自觉认识，并随之发展了维护或改善这种处境的组织。根据这个观点，阶级的存在取决于人们在多大程度上为自己形成了一个阶级，而不是自己拥有了一个阶级。但是关于社会阶级仍有很多争论。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阶级研究主要从分类观的角度出发，揭示阶级权力的重要意义。这些研究展示了媒介精英们如何创造和再造他们对传播事务的控制权，分析了媒介精英们的阶级成分及他们内部的融合与分化。其次，有些研究对媒介资本家与其他精英阶层之间的密集联系网进行了考察。最后，有些研究集中考察了阶级统治在政策制定和规范工作中发挥作用的过程。
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精英统治的结构和过程。政治经济学还注意到了这种统治对阶级结构的其他部分的影响，例如，它讨论了阶级结构中传播资源享用权的分配关系。——传播等级体系
阶级分化对传播的影响可以从戈尔丁对收入（传统的也是最起码的阶级界定标准）与是否拥有电话、电视和家用电脑的关系分析中可以看到。数据显示，收入不同的群体，拥有这类传播物品的状况也必然不同。在美国和加拿大也是类似，这些社会的阶级特点在媒介的分享和使用中会有所反映，例如，在收入和拥有家用电脑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联。
20世纪80年代美国传播政策的变化也证实了阶级权力的强大。这反映在非商业性的电子媒介的发展中，如政府对公共广播的资助削减了。而对于商业电子媒介，美国政府已经取消了对广告时段长度的法规限制。除此以外，政府也放松了关于产权集中的法规，这甚至使得地方性垄断势力很容易就获得一个垄断市场所能负担的最高价位。
在电话业，福利计划的最大后果就是造就了一个永久性的“福利阶层”，在经济上和心理上，他们都永远得不到机遇，也永远得不到享用的权力。
在电子服务市场也类似，政府将政府信息资料商业化和私有化，放在网上，这样只有那些拥有电脑的人才有机会使用它们。
阶级权力也影响到了当代工作场合。在传播业工作场合，阶级权力是如何通过对体力劳动的瓦解和对其他工作者的监视控制来起作用的。对工作场合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失业和结构重组来进行的，对印刷出版业、广播电视新闻业、制作电视新闻的记者编辑们以及电信传播业的雇佣人数等，都造成很大的影响。
阶级权力在当代工作场所中表现为更加严密的控制。他并不是直接的强制，而是旁敲侧击。监管被看做是正常的企业行为在竞争环境中的延伸物。
阶级分析的分类观对自由多元提出了有力的批判，但是如果再注意一下三点，它的批判会更有力：首先，在分析中加入联系观和形成观；其次，将社会阶级与结构化过程中的其他入手点联系起来，包括性别、种族和社会运动，最后，把它与霸权的结构结合起来。
在性别问题上存在着“全社会的有组织的沉默”。政治经济学把性别作为社会阶级关系的一个方面进行研究，但政治经济学也还是没有尽可能地将它纳入自己的研究范畴。
我们该如何将性别纳入传播政治经济学，应当如何完成这个任务：
性别与政治经济学取向结合的紧密程度主要有：首先，结合最紧密的是那些以社会阶级作为入手点的理论，例如从阶级开始考察性别与权力的关系；其次是那些关注社会再生产中的性别问题的理论；最后是那些聚焦于性别与阶级双重性的理论，即研究父权与资本主义互构的理论。
传播学已经研究媒介和信息科技在帝国主义形成中扮演的角色，广泛地研究了帝国主义的问题，但对种族分化的研究很少。种族分化正是当代全球政治经济大势的多层体系中的主要方面之一。种族既是社会类别概念又是社会关系概念，它对国家和全球资源享用权的分散与集中，也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种族分类观探讨了种族分化在传播业中造成的享用权不平等。这些不平等方面包括：传播公司的产权和控制权；在媒介、信息传播业中的任职权；传播手段和信息工具的使用权；以及对少数民族的各种看法的媒介表达权。
享用权的种族分化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问题之一。传播网排斥了少数民族，就等于排斥了扩展消费市场的大好机会。
在种族与媒介问题上，分类观证实了种族对媒介享用权的各种形式都具有重要意义。而运用社会联系观和形成观进行的研究相对比较少。
围绕社会运动进行的分析，通过关注社会力量和社会行动，具有了超越传统社会类别的有利之处。社会运动能够成功，通常是因为它们能够超越特定的身份类别，以一种具体的利益或目标将身份各异的人团结在一起。
最近几年，以所追求的共同利益或共同目标来取得认同的社会运动引起了大量关注。除了女权主义运动，这些“新社会运动”包括环保运动、和平运动、健康方面的运动、性方面的运动等等，它们团结了跨越传统社会类别的人群，为关注非传统社会类别打下了基础。
社会运动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尤其重要，因为它已经影响到了传播的手段和内容。因为所有社会运动都要面对如何组织对内和对外传播的问题，并因此发展自己的传播战略和传播政策。
对于围绕媒介生产和媒介政策进行的社会运动，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本身也做了贡献。世界范围内的非主流媒介运动已经向主流的媒介形态、媒介技术、媒介传播的形象与讯息提出挑战。如人力密集的扫盲运动，街头剧场，非主流报纸、录像带和电影制作，卡通运动，公共有线电视计划，非主流电脑网络，录像带盗版，电脑黑客，等等。
社会运动的另一个成果是有组织地向统治性媒介政策提出挑战，尤其是针对西方跨国公司控制主要传媒生产与分配的状况所做的国际性的努力。还有大量的社会运动针对的是国内及地方性的政策制定过程，主要是追求产业结构、媒介内容、电波分配等的民主化。
霸权的概念在西方学术界获得显著地位主要是通过葛兰西的著作。霸权的控制更多的是建立在同意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对身体的压制上。霸权概念定位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两者之间。意识形态主要指的是对社会现实进行蓄意扭曲或错误再现来发展特定利益，维护权力体系；而价值观则是一些共同遵守的社会规范，联系着社会上身份、阶层各异的人群。霸权比意识形态更有力是在社会关系交织成的动态的权力几何体中有机地生长出来的。
杜撰传统是制造霸权的核心社会过程之一，而制造霸权的另一个方面，却是在传统之外寻找自己的生命，即个体化。个体化指的是，资本主义将集体的类别与身份转化为个人主体的类别与身份，从而消解了阶级、性别、种族及其他形式的能量集合体的社会力量。
霸权具体表现在人们广泛接受的一系列实际观念中，诸如：市场是生产型经济的支柱；投票选举是实行民主的主要手段；新闻的客观性就是在一个议题上展现两种观点，等等。
但霸权并不是不可攻克的壁垒。霸权需要广泛的、持续不断的形成过程，要让人们自愿接受统治阶级的观点并认为这理所当然。——“不平等的再现结构”，这给反主流的和非主流的霸权留出了余地。
政治经济学的两个主要任务是确定主流霸权不稳定性的根源和对反主流与非主流霸权所采取的各种形式进行评估。
资产阶级霸权还提出贫穷文化，它极端的发展就会成为种族主义的学术光环。
另一个大受欢迎的辩护理论是“垂滴说”，按照这个说法，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本来只有利于富人的经济体系和经济政策必然会向下“垂滴”，使整个阶级结构都能获益。
主流霸权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是：自嘲。电视就是一种自嘲的最佳工具，它通过愤世嫉俗的叙事者或叙事线索是受众得到安慰。
还有一种自我保护方式是：不直接保护。通过大量有吸引力的娱乐和信息节目转移公众的视线，进行间接防护。它在暗示观众：想些别的事更好，或是最好什么都别想。——我们的娱乐节目对我们的影响。
挑战边界：文化研究与政策研究
引言：界限
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超级理性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非理性主义。
我们在定位传播政策经济学时，一方面要把它与文化研究对比，另一方面要把它和政策研究对比。本章旨在从政治经济学出发，分别与二者对话，以期丰富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反思和更新的研究过程。同时，从二者内部及两者之间出发，指出它们的长处与缺点。
传播学内部分支的主要界限，包括行为学派和规范学派的区别，行政管理学派和批判学派的区别。最近政治经济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之间的区别又引起了大量关注。
现在公共选择理论或实证政治经济学等各种名称的研究取向已经在政策研究的核心地带占据了重要位置。其中，罗纳德·科斯致力于研究传播政策的核心课题。
文化研究是基础广泛的知识运动，它集中研究文本中的意义的构成，而文本的概念很宽泛，几乎包括了社会传播的各种形式。从一开始，文化研究就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研究者指出，英美文化研究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前者采取了更明显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普遍的政治立场。而美国的文化研究对美国文化的全貌（特别是文化的受众）做了非政治性的、肯定的评估。
文化研究对政治经济学的更新工作的益处在于它领导着对实证主义的广泛批评，强调知识的主体构成和社会构成。政治经济学与潘什克斯称为“主体的自恋”的文化研究划清了界限，也与采用专业化语言的文化研究划清了界限，最后，与热衷于考察消费的社会“生产”而拒绝研究劳动者和劳动过程的倾向划清了界限。
政治经济学也从政策科学的发展中获益。政治科学有两个重心：以国家为首的政治分析和偏重经济，目的是在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中推行新古典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根本上与政策科学的多元政治分析倾向划清了界限。政治经济学还抛弃了政策科学中把社会整体分析和引导社会改革的价值观建立在个人主义和市场理性之上的倾向。
他山之石：文化研究
文化不再限定于那些由精英创作的、多年来被尊为文化经典的作品。这个观点为正规的批判分析打开了娱乐和信息媒介的整个范畴，包括了电视情景喜剧、大发行量的通俗小报、滑稽浪漫故事、好莱坞大片等。文化研究把大量的生产和分配的素材同大众文化、大众作品区别开来，后者在相对民主的条件下（强调广泛参与和平等）为争取民主的目标而创作和流传的。文化研究著作难以接近，主要是因为限制在专业学术的读者范围之内。但文化研究提醒了政治经济学关于研究实质的问题，普通人追求着生活的意义，面对非他们所能控制的异化的力量，他们仍然在努力追求，这也是传播分析的根基所在。
文化研究的另一个贡献是扩展了批判工作，使它超越了阶级分析，包括了女权主义和那些新型社会运动所激发的研究。
文化研究对政治经济学提出了有益的批评，提醒它注意权力的地方性和交互主体性；它还指出观察法可以运用到权力研究中；除此之外，文化研究也直接丰富了政治经济学对权力的理解。同时它呼吁在研究中把全球性和地方性联系起来。
他山之石：政策研究
政策研究主要汲取了政治科学和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成果，对社会活动包括传播的不同过程进行分析与评估。最主要的公共选择理论，它既是实证政治经济学又是理性预期观。公共选择理论明确地把这门科学的坐标定为市场、个人选择和私人利益。
布坎南认为，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并非完美的各个市场，个体从中进行选择，参与进去，以实现个人效益最大化；正是在这个持续的过程中，社会秩序产生了。
政治经济学的回应
我们从传播分析的核心概念权力入手开始讨论。权力在政治经济学中，既是达成目标的力量源泉，又是社会层次体系内的控制工具。政策研究的核心政治倾向多元论则把权力看做政治领域内广泛分布的资源，所有个体都或多或少都能拥有。
政治经济学赞成在将全力视作控制形式的同时，也把它作为一种资源来考虑，但非常不同意整个政策分析中确定的权力的位置。政治经济学认为权力是一种结构化了的资源，同时它也是一种控制能力，用来反击挑战者，维护自己的优势地位。政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研究对权力的认识，在本质论上有实质性的不同。政策研究认为权力是分散的，是社会领域中起作用的众多力量之一；政治经济学则认为权力是凝聚了、结构化的，是塑造社会领域的核心力量。
文化研究也没有忽略权力，它从许多方面来考察权力，尤其强调它的个人性、地方性和交互主体性。但文化学者没有把权力放在思考社会关系的根本思维方式的核心上。同时，对结构的概念避而不谈，甚至反对社会与社会整体的提法。
政治经济学的回应重新肯定了社会整体理论化的价值。
政策研究和文化研究其实在媒介内容的多样性问题上看法相似。它们以各自的特定方式将多样性和多个性相结合。
政策研究把多样性等同于多个性。政治经济学则提出，不管生产者与分配者的数量有多少，它们提供的讯息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多个并不一定导致多样。政治经济学提出，如果不能保证多样性的提高，那么单纯增加媒介声音的数量只能一无所获，或者获益甚少。P251
文化研究在媒介政治的多样性问题上很接近政策研究。文化研究从受众观点出发，却得出了几乎同样的结论：媒介多样性不是一个大问题。它认为，信息和娱乐是多义的，受众可以对它们进行主观的多重读解和诠释，也就是说，受众自己生产了多样性，而不论现存生产者和分配者的数目是多少。
政治经济学家对政策研究做出了回应，承认增加讯息提供者可以增加讯息数量，也同意文化研究的观点，即对同一个新闻或娱乐节目不可能只有一种受众反应。但是，政治经济学仍坚持认为，透彻认识商品化过程如何影响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循环，对理解文化是十分关键的。
政治经济学并不否认生产的文本与读解的文本之间存在差异，它也不否认读者也创造意义的说法。但受众不是积极的，生产者也不是缄默的。不管“个人能自觉地、批判地评估媒介内容，我们应该为此浪漫欢呼”的想法多么诱人，它确实是有所不足的。
政治经济学除了接受文本多义和文本多重创作的观念，也认识到对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完整循环圈进行分析的必要性，并把这些都视为建构社会生活和实现价值过程中的核心环节。但政治经济学不同意说多样性是多个的自然产物，不管这种多个指的是媒介单位还是受众。并且受众的概念而并不是学术分析的范畴，它只是媒介产业自身的产物。
政治经济学对政策研究和文化研究所做的具体批评也提出了解决方案。尤其是对政策研究中的工具主义、国家主义和唯经济论倾向进行了纠正。政治经济学还认为应该在过分强调政治和过分强调经济方面之间求得平衡。
结论：重返阶级权力
本书提议建立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应当是：
从现实主义的、兼容并蓄的（即非本质主义的）、批判的认识论出发；
采取社会过程和社会变革无处不在的本体论立场；
发展建立在商品化、空间化、结构化过程之上的实质论观点。
这些就是社会行为在政治经济学框架中的坐标。社会阶级则是结构化过程的起点。阶级权力也仍是一个核心要素。
不管政治经济学和它的相邻学科有什么分歧，我们的研究过程应当使知识分子和文化生产者走到一起，而不是相互远离。我们应当建立共同的理解和共同的政治目标，去促进文化的民主化，进而促进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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