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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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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时代》内容简介：在2007年全国申报的作家作品中，河南省作家王剑冰的理论专著《散文时代》列入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项目。王剑冰用一
《散文时代》内容简介：在2007年全国申报的作家作品中，河南省作家王剑冰的理论专著《散文时代》列入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项目。王剑冰用一年的时间写作、整理，终于完成了这部30余万字的著作。此作重点评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散文的流变与发展。关注了近三十年间的散文创作，提出了散文结束了一个时代而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也等于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散文创作的总结。 　　著作涉及了活跃于文坛的数百位作家，对他们的作品既给予了肯定，也提出了不足。对于&大散文&、&新散文&、&小女人散文&、&先锋散文&等以及新生代作家，女性作家，新锐作家等话题，都有独到的阐述。作者还作为连续三届的鲁迅文学奖散文奖的评委，对参评与获奖的作品进行了评析与总结，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了提示。集散文家、散文评论家、编辑家于一身的王剑冰，结合自己的专长而论述，使得这部著作有了说服力与亲和力。 　　
&《散文时代》是中国目前较为全面又较为前卫地论述新时代散文的理论著作，有阅读价值、参照价值和收藏价值。“散文时代”里，抒情的吟唱依然在 | 新华网重庆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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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时代”里，抒情的吟唱依然在
日 10:01:05 　来源： 文学报
　　任何一个作家的写作，大抵都很难不受到其所处时代汹涌而至的主流思潮的重要影响。正如革命浪漫主义盛行的年代，其他的文学表达终被“雨打风吹去”。当下一切归于平淡和琐碎的“散文时代”，关乎诗性浪漫的抒情终不免成了不合时宜的苍凉的手势。而“诗”所象征的一切，也如作家蒋韵所说的那样，“似乎已成为遥远的绝响”。
　　事实上，在写作《隐秘盛开》之前，蒋韵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困境：作为一个从有着“诗一样的激情和迷狂”的年代走过来的作家，她保有并珍视那种为当下所稀缺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情怀。正如她在12月7日于浙江富阳举行的文学对话会上所说，他们这一代有很多人选择文学，不是一种选择、一种诉求，而是痴迷到把它作为一个信仰。“经历了那么一段乱世，当信仰破碎以后，文学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救赎、信仰，我把文学当信仰。”
　　内在于生命本能的这样一种信仰般的追求，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的写作不论从语言表达，还是从思想表现等方面都力求做到极致。所谓的浪漫主义和抒情性，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在这种极致的追求中生成。而文学在经历短暂的迷狂，并回归琐碎的日常之后，抒情也随之从高高在上的殿堂上退席，最终沦为“被背叛的遗嘱”，似在有意警醒以后的写作者切勿重蹈覆辙。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任何极致的表达都不免让人联想到那个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甚至是之前那个极端的年代。出于自觉不自觉的规避，从中撤退而出也就成了一种必然的选择。事实上，那样一种极致化的表达，也已经没法满足散文化的消费时代里极其多样性的需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福楼拜式的客观描绘，罗兰·巴特式的零度叙述，被奉为正宗而大行其道。
　　蒋韵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困境。经历时代的波折后，她回到文学写作中来，她被告知的总是这样的箴言：写作要注意控制自己的感情，语言要做到无比节制，惟其如此才不至于走向情感的泛滥。最初她的确是遵循这样一个信条写作的，但让她苦恼的是，她总感觉没法写出自己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后来我才发现，我痛苦是因为我为被视为公理的某种创作准则裹挟着行走，这样一种过于节制的表达，注定没法触及我最为真实的内心世界。”
　　也因为此，蒋韵意识到:“一个作家的独立性就在于他对自己内心的忠实，在于他是否能够刻骨铭心地将这种忠实呈现和表达出来。”于是，她固执地逆着时光行走，经过“隐秘盛开”的探索，义无反顾地回返到“行走的年代”。而她的逆行，与其说是一个人孤独的诉说，不如说是呼应了时代的暗潮涌动。事实上，重返、重新书写八十年代，正在学界和创作界展开。而蒋韵笔下的理想气质、浪漫情怀、个性精神，这些令人感怀的弥足珍贵的因素，正如评论家施战军所说的那样，反照着内心贫困的当下，更是闪射出璀璨的光芒。也因为此，蒋韵孤独的行走，不仅为她收获了奖杯，也让她走出了一片闪亮的景致。
　　而不能不注意的是，任何回返和重溯都是当下的，也就不能不表达着作者当下的理解。《行走的年代》写了两个女子陈香和叶柔，她们的爱情都是由一位叫莽河的诗人点燃的，但她们遇到的并不是同一个诗人，一个是真的莽河，一个是假冒的莽河。评论家贺绍俊由此感觉到，蒋韵讲述的这个复沓的、隐秘的故事背后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残酷的现实，我们的肉体和精神难以完美无缺地行走在一起。而在语言表达上，蒋韵事实上也没有背离节制的原则，她只是突破了对所谓“节制”的机械理解，从而做到了适合自己的节制的表达。由此，她的抒情始终没有走向滥情，而是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指向了更为深远的境界。
　　然而是否只有对特定时代的回返，才使得抒情的吟唱在当下成为可能？如果承认，任何极致化的表达都内在地蕴涵了抒情的因素，就像迥异于日常的荒诞叙事也能焕发出抒情的光辉，那么抒情从来都不应只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专利。在蒋韵的理解里，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古典文学母题的“乡愁”和“生命悲情”，因其极致化的表达和反复的咏叹而被赋予的超越性和象征性，成了我们文化基因中的东西，也天然地包含了浪漫的诗情。由此她质问道:“在经历长长的断裂之后，这样悠久的文学母题，难道真的就和我们今天的书写不再发生关系了吗？”（记者　傅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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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何丁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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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新闻排行王&&尧&&&&标签:散文丨时代丨转型&&&&来源:品位?经典杂志
　 　 编辑这一期杂志时我突然想到，《品位经典》其实就是一本“大散文”刊物，其中的文章都是“非虚构”。　 　 在文学的现实语境和市场、媒介、大众、俗世等更为贴近时，许多人把我们这个时代指为“散文时代”。其实这里的“散文”以及和它相对应的“诗”或者“史诗”并不是一种文体，而只是一种比喻。黑格尔在《美学》中提出“从史诗时代到散文时代”这一命题，形象地揭示社会从古典到现代的转换。我在以前谈论散文的文章中曾经说过将“诗”与“散文”截然分开的局限，现在相对诗的时代说我们处于散文时代也只是一种相对宽泛的比喻。　 　 在经历了从“史诗时代”到“散文时代”的转型之后，人文知识分子感受最深的转型期问题之一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我们在刚刚遭遇现代社会不久，“后现代”的部分征候便开始出现，一双脚还没有完全踏进现代社会，又被“后现代”缠住。在我看来，中国社会转型期产生的震荡远比西方现代社会转型时要剧烈和复杂，知识分子的分化、分歧和各自的内心冲突是在这一“中国问题”中产生的。　 　 我们当然不能多彩多姿的散文归于一途。朱自清先生在二十年代末《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中就作过经典性的描述：“但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实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理解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漫衍日新月异。有中国的名士风，有外国的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屈，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表现上是如此。”这就是“散文时代”的面貌和“散文时代”中散文写作者的作为。尽管“今非昔比”，但现代散文的诸精神并未失去其意义。以此作为参照，我们就不难发现，众多散文写作者并未真正理解何为散文以及散文何为。　 　 我期待《品位经典》的作者或描写或讽刺或委屈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而读者则在这样的文字中和名士、绅士、隐士、叛徒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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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人文知识分子论,内在于当前文学批评 　　跟踪阅读当前文学批评有七八年时间了,其结果可能就是《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2012）及其“姊妹篇”《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未出）.为了解决迷茫而写作,是我当时最清楚的一个写作动机,这一点在“后记”中提及.但直接动因不能成就一本书,深入进去,才觉得这是一个艰巨而枯燥的差事.你必须先放下你的个人性,论评对象的客观性才有机会凸显.凸显客观性就是对批评思想的有效凝聚,个案的话语意义才有可能突出出来.突出它们并把它们放回到晚近三十年来的整体批评格局中去,这是我的本意.即是说通过这样的微观观照,曲折地回应人们对“批评如何不能”之类的浮泛指责.事实也证明,到目前为止,多数指责也还停留在上帝式的独语层面.反过来看,这也恰好说明指责者并不真懂晚近些年来中国批评的真正状况：药方开了一大堆,对不对症,能否治病,他们并不关心.漠视批评本身,但又按耐不住骂骂咧咧的坏脾气,这是极其糟糕的一种学风.这一层面,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论”或者“文学知识分子论”是这部个案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没有对批评家主体的深入体悟,或者审视,批评问题就不会从根本改变；不凝聚当前个案批评话语,不注视有价值的个体性批评经验,文学批评研究的命题就是一个伪命题. 　　如此一来,谁能成为个案的问题,就构成了我检索晚近三十多年来文学批评经验的首要问题.现在的18章18个批评家其实是从25个批评家中遴选而出的,他们的批评思想、批评话语意识,最终凝聚于我认为的消费主义语境中的“思想批判”这个大体方向.也就是他们并不是封闭在文学理论惯例、“去政治化”、“纯文学”等流行话语框架内的书写,很大程度上,是他们起源于当今文学经验、事实,但绝不囿于既有文学经验和事实的视野的书写,使我自然而然地把论述的触角延伸到了消费社会人文知识分子何为的大问题.通过对“大问题”的观照、清理,最后再回到文学批评的本位,进一步论证言说今天文学有效性的问题.因此,这本书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逻辑框架：人文知识分子论是背景、垫底,文学批评思想和话语沉淀程度被最终凸显. 　　凝聚当今文学批评经验、思想,其实是给自己的批评活动寻找问题史—— 一个人、一代人,在“接着说”的基础上,都应该有自己的问题需要重点解决.这一角度看,这本书也可以视为是我用众多批评家探索成果浇我心中块垒的“问题之书”、“商榷之书”,以期引起我们这代人（“70后”前后）如何看待文学,以至于由此如何书写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的“思想共同体”问题的注意.否则,从语境因袭来说（事实也是如此）,这代人不是被“一体化”时代的强大吸力所收编,就是滑溜溜地、服服帖帖地臣服于消费主义所打造的现实秩序逻辑而不得清醒.找不到自我,何来批评?自我主体性视角缺席,何以提供时代的思想证词? 　　二、省思“国学热”、“传统文化热”,就是重申批评的有效性 　　在当前,文学批评不单是文学之事,它往往关涉到哲学、文化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等诸多学科领域.因此,立足于消费时代的历史语境,西方现代（包括后现代）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的一些著名学者如福柯、吉登斯、泰勒、伊格尔顿、鲍德里亚、鲍曼、波兹曼、麦克卢汉等,他们的学说及思想就成了我研究的背景性存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社会现状和流行文化现象,以及文学创作的普遍性问题,便构成了我内在于文学批评并透视批评家行为的重要参数.总之,我以为,认知我们自己的时代,认知我们所置身的社会现实,需要一些概念,也需要一些理论,当然,概念、理论和个人经验的有机汇合,是理想的视界.这是一个文盲与一个读书人同生存在一个时空,却有不同焦虑的根本原因,这是批评个案研究的另一深层原因. 　　第一,我对如今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持有深深的保留意见；第二,我对批评回到“文学理论”或“文学自身”也表示警惕.如此,文学理论之外学科的理论、不分族裔身份的理论家著作,也就构成了我建构并打量中国本土批评家的一个基本视野.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把当下经验主题化,把域外同时空的理论眼光与本土的进行检验性结合,产生积极冲突,再把它们理论化.就是说,这是在“中西转换”、“古今转换”之后,对批评实践到底怎样的一种检视,在“消费社会”这个具体语境,凝聚批评的微观经验,注视批评家的个体感知性体验,这是批评话语在“当前”中的生成路径,也是我做有价值的个案研究的深一层意思.当然,“本土批评话语”审视是另一部书的内容,这部书主要还是以“话语意识自觉”为首位的个体批评思想的聚焦,为的是留下这三十多年来中国批评,在众多路径上“接着说”而来的主要理论经验.在我而言,探照他者也即是释解我的困惑. 　　所以,我为什么对第一个问题持保留意见,对第二个问题也表示警觉呢?原因就在于,这两个方面的“知识”作为当前批评话语的直接经验也好,作为生成当前批评话语的当然理论来源也罢,它们一定程度上都是“四平八稳”的惯例.恪守这个惯例并不标志着你的批评,就一定是为着“我们”时代的文学及其文学现实而生的.“我们”时代的文学批评,已经经过“全球化”的心灵粗糙处理过,也已经经过消费主义思维、政治经济逻辑重新组装过.要问“我们”时代文学批评的说服力和有效性,就必然得有亲自下水、体验水之冷暖的身体性感知经历,而不是闭着自己的门造自己的车,抟塑些从学术到学术、从话语到话语、从知识到知识的所谓“化”来的“二手资料”. 　　有身体性感知加入,至少可以避免从“国学热”中转来的那种“寂静主义”,也可以警惕从“传统文化热”中拎出来的披着厚厚的民粹主义铠甲的“理想主义”.在我看来,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既不是“寂静主义”,也不是“理想主义”,是批评主体对当下政治经济的话语现实,进行更高一层次“文学性”聚焦、审视的当下性感知过程.这既是我在书中反复强调的,我们这代人在学术上究竟该如何论述我们的价值思考,该如何讲述我们时代的个体处境,该如何参与历史进程并反思这种现实秩序的问题.我们前面有启蒙思想、现代性思想资源,我们身后、甚至于弥漫于周身的有后现代性、娱乐至死主义者.那么,我们该如何转化前者,如何处理后者,也就是我们该如何在文学这个各种意识际会的平台上,突出我们自己对社会、现实,乃至历史的独立判断,并讲出我们的那个判断,一定程度上就是我们给这个时代留下的思想结果.相信我这样说文学批评,内在于当今现实秩序的人,是有所共识的.因为,我们都乐意过快乐的、幸福的和安静的内在性生活,但是我们的这些追求并不是“自在地”存在着的,它需要我们的争取.这是我把文学批评视为这种争取,并反过来严正透视它的核心原因. 　　三、凝聚感知性个体话语,是批评的自觉意识 　　说来话长,简而言之,是在“伪命题”中建立真命题.为什么呢?你所选择的并不见得就是所谓文学批评界公认的.因为,当某些批评家被反复地、“不厌其烦”地推到读者面前时,你可能正在躲避这种东西.原因很简单,一些被集体性关注的对象,其实多半是各种意识形态力量交织蛊惑的现象,这肯定是远离感知性个体体验的；而经过感知性个体良好体验沉淀的,又必然不全是显赫的、喧闹的问题.不要把问题异化成现象,必然要求眼光再往上走一走.于是,你便面对了一个恼人的东西,你要内在于“众声喧哗”的批评界,但还需对所谓批评界保持一定警觉.整体性批评格局与个体性批评便形成了.前者是个体性批评的视野,后者内在于前者而又突出于前者.写作过程自然比这样的抽象说法更难.这也是似乎每个个案都是“从头开始”,但结果又基本处在整个批评网络中的原因.坚持“一元论”与“多元论”、“历时性”与“共时性”,都必须慎用“比较法”.另外,如何突出“个体性感知”话语,本身就包含着汰除与筛选.包括对重复研究的筛选,和对重复理论的汰除,剩下来的是既可主题化的批评话语经验,又能突出于同一层面的可谓之为经过“沉淀”了一时段文学基本特征的个体-普遍性理论观念. 　　直接的一个结果便是,文学史家和以文学史家的思维进行的文学批评文本及学者,不在我的考察之内.为什么呢?我发现,文学史研究,不管是对现代文学还是对当代文学研究,他们不得不启用一个文学理论书写惯例体式——在主导性政治意识形态下“客观地”、“历史性地”评价作家和作品.这种思维对一个国家文学的整体性评价没有问题,但很难放进个体感知性的反思成果；另外,文学史研究所训练的思维,当面对新出现的文学创作现象时,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对个体进行剪裁处理,总容易把新经验与老经验进行“我们”与“他们”的划界,达到“他们”只有怎么样,才能符合“我们”式的规范目的.这样下来,“他们”中内含的对“他们”时代的反抗性思想不是被书写了,而是被消解了.文学史研究思维在“全面”、“总体”上长于文学批评,但文学批评在“片面的突出”上,在发现一个时代尖锐的有价值的声音上,无疑更接近于捕捉新思想的出现并呈现这新思想的特点.故洪子诚、陈思和、王晓明、董之林、丁帆、程光炜等文学史家只能暂时缺如.而进入考察范围的所谓文学批评家,比如刘再复、雷达、王德威、南帆、耿占春、陈晓明、戴锦华、王彬彬、李敬泽、李建军、郜元宝等人,个别人可能注重捕捉文学思潮的先声外,大多数其实都很注意对一个时段文学创作总体趋向的矫正和纠偏,而这种矫正和纠偏又多是以个体感知结果,即知识分子的良知判断,而不是以意识形态惯性来实现.这正是继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等经典理论界定之后,我所界定的文学批评家的概念,即在自我视角直接启用思想的知识分子,而不是转述文学惯例、发展文学惯例的专业技术专家. 　　我是反对政治经济话语的大白话,和消费主义话语的义无反顾的,就是说,我更倾向于欣赏有“私人知识”的批评家.意义在于,首先,我认为他们,当然还有很多未能作为个案的批评家,出示了他们在这个时代文学现实中的感知性思想,也是一种或几种知识分子声音的表达,用其中一位批评家的话说,就是把他们的“私人知识”公共化了.其次,他们已经有的批评实践,整体性地改变了批评方向,特别是在话语方式上,为今后批评积淀了理论的和经验的丰厚资源——批评话语恐怕需要进一步向个体“感知性体验”方向迈进,而不再是“大白话讲大道理”的模式.因为,“大白话讲大道理”并不适合如今的人心世界和文心世界.这是“内在性”过程中,批评必须先“内在性”的一个简单道理. 　　四、积极“影响”的断档,“我来说”并不充分 　　据读过拙著的朋友反映,我好像有意在剥离“影响”.这一点我得申明,我的研究,首先也要剥离影响,这是我必须先检讨的.也由此可见,剥离影响是个普遍性问题.但话说回来,一个没有受过任何理论影响的批评家,可信吗?可靠吗?“十七年”时期的“工具论”倒是没有太多的文学或其他学科理论的影响,但是那时候的文学批评却受另一个东西的影响——政治话语、政治季候.所以,我说的剥离影响后方显批评本相的说法,只指离开既有理论就无话可说的批评家；也特指没有既定理论蓝本就不知怎样阅读的更低一个层次的批评者.在他们那里,你看不到他们自己的感知,也看不到他们自己的人生,更感受不到公共意识声音之外的任何意义.如果把剥离影响无限放大,我们面对的只可能是批评的死胡同一条. 　　当然,莎士比亚之后的理论批评家基本都首先是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包括作家）,英国因有这个传统,而给世界文坛输送了不少大批评家；法国“五月风暴”之后的哲学思想家,把改变现实秩序的无望转向了改变话语秩序,福柯、巴特、波德里亚等都既是相互参照,又既是相互结构、解构,话语研究成了某种学术目的的隐喻.如此等等,都是影响的积极作用.中国当代呢?谁都想“我来说”,谁都唯有鲁迅话语资源是求,空白地带越多,批评的断层——相同命题的不能深入,恐怕越发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这是“影响”不充分的另一表征.另外,比如北岛的诗歌话语可谓改变了一代人言说自我、言说现实的方式,那时候的诗评家几乎集体地书写和论述,因此也突出了某一种强势话语必须需要解构的历史必然性,而“到语言为止”的日常生活诗歌话语,之所以近十来年来一直处在亢奋状态,就是因为没有一个突出的批评家对之进行彻底的清理,都隶属于大同小异的价值范畴.当耿占春突然以“失去象征的世界”进行整体性清理之时,我们才意识到,原来我们所拥抱的日常生活诗歌话语,只有来一次象征体系的检验,才能使无意义的日常生活诗歌包括日常生活本身,重新焕发意义的感召魅力,而这个感召魅力的建构,需要的不只是诗歌的书写努力,还需要在社会学视野中重新检讨我们的意义缺失问题.耿占春的言说,我以为足以使给日常生活诗歌赋予诗学合法性解释的众多泛价值论,进行一次整体性调整.“接着说”在这里显然比“我来说”更为重要. 　　这一角度说,批评既不是骂人,更不是贴金,而是一种思想状态的历史性存在.当我们回过头再去打量时,批评家已经做出的,其实早在“历史”中了.所以,我自谑地称小书为,通过“未完成的批评家”的研究,达到对“共同体”及“共同体文学批评”认知的目的.下一站批评的有效性究竟该怎样言说,只要批评家还在共同体中,这一站的“共同体文学批评”就会成为当然的“遗产”. 　　当然,我说这话的具体语境可能是,我当时强烈地感觉到了某种我十分反感的批评风向,这以年轻批评列队者居多.他们不是把批评视野置于现实秩序的内层,而是热衷于、“勇力”于指名道姓的谩骂.看到这种风向即将形成之时,我的一个强烈感受是,文学批评的门槛太低了,阿猫阿狗都可以站在那里指手画脚一通,可实际上并不十分清楚,文学批评再往深处走,究竟该针对什么.批评的程度低到了在中学生认知水平之下——应试教育阶段中学语文课堂上,其他的分析完,文章的最后,老师势必要来一个“社会根源”的揭露.当前多数的年轻批评者,基本不触碰“社会根源”,也更不知道该怎样讨论“社会根源”.总之,大家一团和气、一派安静,申报课题、撰写“叙事学”、“诗学”,安全地消费文学.常年呆在高校高墙之内,四堵墙一遮,管他春秋与冬夏,我是博士帽一戴照样过闹市.这大概就是富里迪《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书中所说的,文学教授变成既得利益的“小技术专家”的过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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