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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网络快餐文化 经典文学与我们有距离
中新网杭州5月11日电(记者 江耘)早晨踏上开往单位的公交车后，李晨很自然的掏出手机看着前一晚看到凌晨的网络小说；午饭后，李晨习惯性的打开电脑的读书网站，继续看着网络小说；晚上躺在床上，李晨还是手机不离手，一目十行的阅读着，直至困意来袭。网络小说，如今已经成为李晨以及很多年青人生活的一种不可或缺的调味料。网络上也充斥着无数本各种类型的小说，“轻松，打发时间挺好。”李晨说。即使在大学的图书馆内，很多时候，一些经典文学少有人问津，更多的大学生们将目光锁定在演讲、营销、之道等类的书籍。“网络时代，经典离我们有多远？”从事文学方面研究的浙江工商大学党委书记蒋承勇不禁发出如此疑问。“经典离我们有距离，网络加速了我们的文化传播，但是人类在接受网络文化时，往往是快餐式的，浅尝而辄止。”蒋承勇表示，网络文学让人的心灵变得缺少选择，让接受者变得内心浮躁，而且在接受的过程中变得眼花缭乱。廖传勇是浙江财经学院东方学院汉语言文学的学生，今年9月他的首部作品《住在身体里的第三者》将正式出版。作为一名90后作家，他坦承，现在的年轻一代离经典文学的距离都较远。廖传勇表示，现代人其实阅读量很大，但是基本是看网络文学，不愿意阅读经典作品，“年轻人远离经典文学与高节奏生活有关，网络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网络小说更符号现代年轻人的生活方式。”蒋承勇认为，网络文学往往是非经典的东西为多，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养成，仍需要在经典的东西里面去找。
对此，廖传勇感同身受。廖传勇有一个习惯，对感兴趣的学科，会让老师推荐这一领域内经典的书籍进行阅读。“阅读经典可能会耗费时间，而且比较累，但是会在短时间内对我的文学积累有很大帮助，让我少走弯路。”“年轻人应该接受网络，把网络上正面的积极的东西运用好。但是不要认为在网络上什么东西都有了。”蒋承勇强调，经典的仍然在传统的纸质书籍里，“我们应该在纸质的经典作品里去寻找人类文化的根，来滋养我们的心灵，提升我们的境界，完善我们的人格。”“适度离开网络，回顾书本。”蒋承勇呼吁。网络时代，因为与经典文学的渐行渐远，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出担忧，网络会让中国整体阅读水平降低。陆建德以英国狄更斯为例，狄更斯的作品有复杂的句法，巧妙的幽默，词汇量也非常大，但仍能为英国百姓所接受，十分不容易。“那个时代英国人的整体文化水平是高的，我们需要反思。”陆建德表示，现在如果中国年轻人只能阅读简单的文学作品，即使有大学文凭，但是实际上文化水准是低的。“看过什么网络小说？呵呵，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对于记者的提问，长期阅读网络小说的李晨摸着手机笑道。“阅读熟悉的东西，一目十行，是一种本能性的东西，好像在跑步机上跑步的行为，实际对自己并非好事。”陆建德也给年轻人一些建议，有时候要去阅读一些不太熟悉的东西，读的东西你要遇到障碍，遇到障碍你要去消化它，面对与这样的文字的搏斗，这样的阅读最终是快乐的。由于年轻一代的阅读懒惰，陆建德有些痛心的表示，如果将 说成上个世纪的“”，对比如今的“80后”、“90后”，感觉很对不起他们。“‘80后’有的已过而立，世界上有些杰出的文豪，这个年纪段都已离开了世界。”不过，陆建德对年轻一代也持有乐观态度，相信他们当中能够出一些文学巨匠。不过，他乐观的前提是，当代的普及教育虽好，但要防止将国民的文学水准都教育到一个层次上，“文学作品应该是提升大家的阅读能力，而非将就。”作为“90后”作家，廖传勇在翻阅了很多同龄作品后承认，相比经典作品，他们的文字显得稚嫩。不过，廖传勇相信，社会舆论对年轻一代的批评同时也是一种鞭策和动力，相信再过一段时期，他们这代作家会出现一些有深度的作品和文字。“我们写的东西最终是要为这个世界带来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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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公共微信传统文化与文化自信
&&&&&&&&&&&&&&&&&&&&&&&&&&&&&&&&&&&&&传统文化与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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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后
一、近代以来对传统文化和文化自信的冲击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讲解传统文化与文化自信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讲究了传统文化与文化认同这样一个主题，我们在这样一个主题的时候说过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我们在讲文化认同的时候也涉及到相关的东西，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讲的时候能够唤起我们在这一讲所讲过的东西，这样更有利于我们理解文化自信所要涉及的相关问题。
讲文化自信，我们首先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提文化自信这个问题？今天为什么我们在很多场合都要讲我们要有文化自信？其实这个问题相对来说很好解答，因为长久以来，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不够自信，我们有着很强的一段历史是自轻自贱，不认同自己的文化、传统和道路，认为自己事事不如人，把自己的东西放得很轻，而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凡是外国的东西就比中国的好，这种不自信影响体现在很多方面，在很多人身上都有着很强的体现，这种文化不自信其实在知识分子身上比一般人体现得更为明显。
（一）从一个碑文说起
在讲文化自信之前，我想先讲两个问题，先从一个碑文和一座城说起。这个碑文是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如果大家有兴趣去北大、清华、南开、云南师范大学旅游的话，你会发现这四所学校有着一个要素是共同的，它都有着一块碑，这个碑是西南联大纪念碑，在北大这块北就在北大西门附近，就在校使馆的旁边，在清华，它就在清华图书馆的北侧，在清华的情人坡附近，在南开，它也在南开相对中心的位置。为什么我要提这块碑，因为这块碑背后承载着一个很强的故事，它承载着我们民族的一段历史。
我们首先来看碑文的首段，这块碑的碑文是由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上很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所作的，碑文的首段讲“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1945年抗战胜利，中国政府对日受降，日本投降。“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之变为时八年”，距1937年七七事变已经有了8年之久，中华民族经过了艰难的8年抗战才赢来了日本投降。“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1945年离七一八事变已经过去了14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冯先生在这儿详细地回顾了50年间日本侵略者对中华民族，对中国领土的这样一种蚕食侵吞，中华民族饱受着外来侵略的历史。当然，这块碑文的首段只是叙述了中日之间的一种侵略与被侵略的历史。
如果我们熟悉中国近现代史就会发现从1840年以降，中国的近代史当中充满的屈辱和种种领土被割让和蚕食的经历，1840年的鸦片战争，紧接着的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我们在中学历史上已经对这些战争熟悉得不能再熟悉。这些屈辱的历史使当时的有识之士和一些人进行反思，中国为什么承受着这样一种命运？为什么我们承受着这样一种不如人的状态？在有一些人看来，这样一种过错在祖先身上，他把怨气归结到祖先那里，认为一切都是祖先造成的，尤其“五四”以来，有一种激进的反传统倾向，他认为中国人之所以被侵略，之所以在很多器物、文化上不如西方，那是因为我们有传统，我们有孔子所代表的这样一个文化传统，才使我们承受了这样一种命运。这种想法是否正确，值得我们去反思。
我们可以看“五四”以来有哪些口号，如有人主张“打倒孔家店”，有人主张“全盘西化”，有人主张“废除汉字”，主张汉字的拼音化，都要用西方字母的文字，而不用汉字。更有一种主张是疑古思潮，对自己的文化大胆地怀疑，甚至否认。只要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的不符合某些原则，那就要全盘推翻和否认。更激进的是主张种族改良，从人种的体格各方面都不如西方人，连种族都要改良，这样一种反传统在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如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废除汉字、拼音文字、疑古思潮，还有大量地提倡种族改良的，都是知识分子提出来的，而在一般群众身上并没有体现得那么明显。这种疑古的反传统的思潮，对自己文化不自信，随着中国的近代史产生了一种顶峰和巅峰，但我们应该这样吗？我们真的需要把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所遭受的一些归结到祖先身上吗？我们真的要把所有的责任安到祖先头上吗？
我们接着来看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我们来看其中最重要的一段文字，冯先生在这段文字当中讲到，“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的天府”，中国是一个世界的古国，我们所在的这篇土地是东亚最富饶的一片土地。“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我们应该继承汉代、唐代那样一种先进的文化和传统，在当今世界上成为一种先进的文化。我们历史上并不是世世代代都不如人，我们在历史上的长久时期是领先于世界文化的，为什么我们在今天不行了？我们在近代遭受屈辱，反倒就要怨到祖先身上？我们应该绍祖先之遗烈，而不是怨恨祖先，那在冯先生看来，将来建国完成，我们怎么样？“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如果我们能够从历史当中汲取营养，而且能够在现今社会当中发愤图强，中华民族也应该可以屹立于世界之巅，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冯先生在这一段碑文当中提到了中华民族的独特历史，“盖并世列强”，当代世界各国列强，当时的列强，现在也好，现在同样是这样，“虽新而不古”，这些新的强国都没有像中华民族这样有着很悠久的历史，美国仅仅有200年的历史，而希腊、罗马这样的国家，古代很强盛的，几大文明之一的希腊文明、罗马文明有古而无今，它有古代的历史但却没有延续到今天。“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只有中华民族，只有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我们有着悠久的历史，又有着现实，我们在现实这种世界民族竞争当中，我们依旧存在，我们这个民族是新的，我们又有很强的历史。这是诗经当中所讲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们虽然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但我们有着新的历史使命。冯先生这段文字作于抗战胜利之后，他把民族在抗战胜利之后的那种文化自信，对自己民族的认同体现得十分强烈。
中华民族是一个苦难辉煌的民族，抗战期间一切反传统、否定自己的文化都是很弱的，恰恰是在自己最苦难的时候我们要回到传统身上去寻求一种滋养、团结和自信，而不是否定自己的传统。“五四”以来的反传统持续的时间很久，而恰恰在民族危亡之际，它体现的最为弱。这一时期大家都意识到文化传统对于团结全民族抗战的重要性。但是，抗战之后的一个历史时期，反传统并未中断，我们在今天上还依旧不够文化自信，我们否定自己的传统和文化，直到今天这种文化不自信的声音还很强，反传统的声音还很有势力。
（二）从一座城说起
刚才讲了一段碑文的历史，讲了一个碑文的故事，下面要讲一座城，这座城体现了文化不自信，我们否定自己传统的另一面。这个城市叫做安阳，当然我要讲这座城，我有些自私，因为我是安阳人，我本身是接受中原文化滋养的一个人，但我对我们这座城市的父母官却很着急，最近我们提倡旅游产业的发展，我们讲各个城市要发展旅游，安阳也不甘落后，也提倡安阳旅游文化的发展，我们就发展殷墟，我们就开始建殷墟相关的东西，弘扬殷商文化，我为什么对自己的父母官着急？我们在弘扬这座城市的历史，弘扬这座城市的文化，发掘其价值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没有被提上来，它与其他遗址、遗迹、古迹，最为重要的一个独特的地方没有被突出出来。我给我们自己这样一个城市有这样一个定义，它不仅仅是殷商的首都，它更是中国文化自信之都。为什么我要给这样一个城市，一个中国文化自信之都的定义？因为近代以来，1840年以来，不仅中国人否定自己的传统，西方人同样对中国文明的历史进行怀疑，甚至否定中国的悠久的历史阶段，否定5000年的文明。而安阳这样一座城市，恰恰它是对这样一种怀疑、这样一种否定的一个反驳和反证。这些年的考古发掘，很多人认为其考古发掘都可以跟殷墟去比拟，或许我们从单纯的考古学的意义上来说，其意义可以跟殷墟比拟，但从文化史上来说却不可以跟安阳殷墟进行同样的对等的比较。
我们可以举几部西方历史著作，今天外国有一部著作，关于全球历史，关于世界历史的著作在中国很流行，已经出了几版，北大出版社和不同的出版社也再版了很多次，这个书是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写的，叫做《全球通史》，在这部书当中，他承认商代，但却不承认夏代，为什么他承认商代？因为殷墟的考古发掘充分地证实了商朝这样一个时代的存在，它跟《史记》当中的很多记述是一致的，尤其从帝王世袭这个角度来判断是一致的，同样殷墟发现大量的考古器物，这些充分证实了商代文化的文明程度是相当高的。但是在殷墟发掘之前的一段时期，有些西方学者不承认中国的夏商周三代，认为中国的夏商周三代都是神话，都是中国人虚构出来的，中国人说有5000年的文化，都是中国人自己所构造出来的，你们没有那么久的文化，你们最多可以从春秋战国之后可以讲自己的文化，但是殷墟发掘出来之后，他们就不得不承认商代文化的存在。可以说，这个城市，这个殷墟的考古发掘对于我们的历史，它有着很突出的意义。它对于文化的证明和自信有着很强的意义。但今天西方学者，很多西方学者不承认夏代，不承认中国有5000年文明，有主张中国无夏论的一些学者，中国没有夏代。也有只承认中国文明只有4000年的，甚至还有一些学者依旧认为中国文明只有3000年。从最开始承认到2000年到现在只承认3000年、4000年，其背后都有一种对中国文明的怀疑，对中国文明历史的一种怀疑。殷墟发现就印证了《史记》对商代的记载，而近年来其他的一些考古发现又不断地在证成我们的文明，这是对文化怀疑的一个直接的反驳。
除了《全球通史》今天很流行的这样一种历史著作之外，还要举一些历史上对于中国历史怀疑否定的一些著作，如日本有一个学者，日本20世纪初期的一个学者白鸟库吉，他有一个作品是《尧舜禹抹杀论》，就直接否定了中国古史，否定夏商周三代更早之前的这些古代历史。而法国一位汉学家是马伯乐，他写过一个文献叫《〈尚书〉中的神话》，同样是否定《尚书》当中对中国文化历史当中的记述。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的“古史辨派”对自己古代历史的怀疑。
我这儿不想多介绍这些怀疑的历史，我将跟大家介绍一本书，也是一个文章，是今天清华大学李学勤教授所写一篇文章，后来他以文章的题目作为标题又写的一本书叫做《走出疑古时代》，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历史观点，现代还有很多中国人特别信服，而这种信服跟这种疑古思潮、对中国文化的不信心与否定是十分相关的。而李学勤先生在《走出疑古时代》这样一篇文章、一本书上列举了大量的新近的考古发现，以及从这些新近的考古发现去看待中国文明，看待中国人自己的历史记载。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
今天中国人受西方学者影响，有着文化不自信还体现在哪个方面？就体现在他认为西方人研究的中国历史更客观、更权威，而认为中国人自己研究得不够权威，中国人做的东西不够客观。但在这儿要说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承认西方史学家和汉学家的贡献，但我们要指出，任何一种历史研究，无论是西方人的历史研究，中国人的历史研究，我们穷根揭底地去看，其背后都有一种意识形态的问题，当我们去看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与观点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注意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如果我们不注意他们背后的诉求，仅仅把他们的观点奉为权威和神明，而不重视我们自己的研究，那我们在意识形态上就已经受了这些学者的引导，我们先天地就已经进了他们的疴旧当中，所以我希望我们在看待这种历史研究、历史观点的时候有一种客观的心态。
（三）近代以来传统文化面临的四次冲击
我刚才说了一块碑文，说了一座城，这块碑文和这座城背后的故事都是讲着我们近代以来各种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对文化自信上的一个冲击，如果我们简单地总结一下的话，我们会发现近代以来传统文化面临着四次冲击。而这四次冲击都与我们的文化自信有关，每冲击一次，文化就愈不自信一次，我们文化上多一分自卑，或对自己文化都多一份否认。而第一次冲击是清末到民初的政教改革。在这一次改革当中，尤其是1901年清政府颁布了《兴学诏书》，倡导全国建立新的学堂，这一次当中传统文化跟教育体制、教育就相分开。第二次冲击是“新文化运动”，“五四”以来的很多东西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知识分子层面严重地去否定自己的传统。第三次冲击是革命与文革，在文革时期毁掉了很多自己的东西，把很多传统的东西彻底否定掉。而第四次是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的诸多领域和问题上，我们在与西方比较的时候，我们同样是把怨气发散到祖先身上，同样是把一种文化不自信归结到祖先那里。我们认为我们经济落后，因为我们有着儒家文化，我们才有了我们的经济落后，但其实恰恰情况是相反的，情况恰恰不一样，这点我们在后边还会讲到。
我们这里只要提一个例子，是80年代有一个问题是被拷问的，是“东亚四小龙”，80年代亚洲经济有几个代表，我们称为“东亚四小龙”（新加坡、韩国、日本、台湾），很多人在讨论一个问题，“东亚四小龙”经济为什么这么发达？其实很多人来看，恰恰与他们背后所保持的中国文化特质，中国儒家文化特质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在同一时期，我们自己，很多学者却来否定我们的传统与文化，对传统自己进行一种大胆的批评与否定。
我们说近现代的疑古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近现代以来的疑古，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我们是可以同情地理解的？那一代学者身上承载着历史是今天中国人很难想象的，尤其是1840年以来诸次战争给那代学者造成的冲击不是我们今天仅仅读历史书这样的人就能够深切地体会到的，在那样一个时代救亡压倒一切，很多否定传统的这些学者，他身上都有着一种历史使命，是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要防止亡国灭种，防止中华民族成为一个被灭绝掉的种族，所以他们提出了一些方案，这些方案虽然激进，但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从救亡出发的，所以如果回到历史处境上来看，近现代的文化不自信或疑古，我们是可以同情地理解的。某些知识分子的做法虽然极端，但不得不说骨子里还是受到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如救亡，其实背后是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其实他在救亡背后提出的一些文化观念，我们结合传统的文化认同来讲，他是有着很强的中华民族认同在里边的。如果他没有这中华民族认同，他就不会有这么急切地对于自己文化改造的一种诉求。当然，方法是否得宜，方法是否合适，他自己的这种认同是否造成了对认同的解构，对文化自信的解构，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但近现代的所有救亡运动在潜意识层面依旧是传统文化发挥重要作用，是传统文化在潜意识心理结构上起作用的一种表现。
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
我们可以说文化自信，我们今天讲文化自信，我们同样也讲三个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重要讲话当中一再强调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也能够继续拓展和走好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他就号召今天在发展的时候一定要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道路奋勇前进。这“三个自信”都与传统文化所带来的文化自信是有密切关系的，无论是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我们都可以从传统文化身上去汲取营养。
不仅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一点，刘云山同志依旧强调传统文化和文化自信对于一个民族的重要性。刘云山同志在当宣传部长的时候曾经在《红旗文稿》当中发表过文章，他就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只有对自己文化有坚定的信心，才能获得坚持坚守的从容，鼓起奋发进取的勇气，焕发创新创造的活力。刘云山同志这篇文章当中有一点是特别重要的，他提出了两种面对于文化的心态，是自卑自弃与自大自做这两种倾向，而这两种倾向多多少少在今天的民间更多的是在知识分子圈子里体现得很强烈，自卑自弃者有之，自大自做者有之，而且都不在少数。这两种情绪是构成了我们今天文化自信的障碍，甚至影响了我们今天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去树立文化认同、文化自信。
（一）弘扬传统文化要避免“启蒙”与“神化”
我们可以把这两种心态用两个词语去概括，叫做“启蒙”与“神化”，主张启蒙的人认为一切的问题都是传统文化造成的，中国今天之所以不够发展和发达，是因为我们启蒙还不够，那中国人今天需要重新启蒙。而另外一波人却对传统有着一种神化的心态，认为我们今天传统割断了，我们没有体现传统，但只要我们把传统文化拿出来，一用就灵，只要传统文化一被用，我们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这两种问题是对立的，一种是极度否定，一种是极度自信。
我们可以去举例地看一下这两种态度在今天社会上的一些体现。如“去中国化”是启蒙的一个突出代表，今年习总书记在北师大访问的时候特别提到了“去中国化”的问题，他专门举了教材当中的删去古诗词这样一种例子，删去古诗词是对自己文化不自信的一种表现，认为自己理解不了古代的文化，这是一种侧面的不自信。而不仅仅地有着中小学教材当中删去古诗词的这样一种文化不自信的表现，有着这样一种启蒙的表现，这样一种心态在于学者，在于大学当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将学术自主权交给西方，认为西方研究中国文化，研究中国古代文史哲比我们更有权威，把整个的评判权完全交给了西方，认为西方才有权利说话，去评判我们自己做的学术研究，自己做的研究不算，应该有西方的认同才对，我们自己的文化也要西方人认同才行，这点在大学当中体现得很明显。而这样一种自轻自贱、自暴自弃的倾向在很多做人文学者的身上很明显。而在有些学者看来，一切都是祖先的错，我们要重新启蒙，如孝的问题，我们在文化认同上讲了孝的问题，孝是重要的伦理生活原则，可有些学者认为是因为孝，今天经济发展才不发达，就是因为孝，今天才造成了很多犯罪现象。这样一种态度和不自信恰恰是因为没有全方位地了解孝所代表的整个文化内涵才造成的。所以面对这样一种启蒙心态与“去中国化”，面对这样一种把学术自主权交给西方，我们要反思一个问题，到底是祖先的错，还是子孙的不孝，到底是因为我们有传统的因素，还是因为我们割裂了传统，我们才造成今天社会的种种问题。是我们对传统不够了解，还是别的方面？这个是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的。28：36
同样，“神化”传统还有很多表现，如盲目复古，在方方面面上主张要一切按照古人的来，而不能够结合现代去解决问题。他认为传统文化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这个是过分地自大和夸大，我们要认识到古代社会跟今天中国社会的一些差异，一些器物上的差异和领域上的差异。传统文化并不是能解决一切问题，我们尊重中华传统文化，我们也要借鉴西方经验，更要结合中国当下的文化实际、社会实际、经济实际。这样一种神化背后是对传统文化有一种急切的心理，它追求一种短平快的东西，这种短平快的东西是今天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个重要的障碍，它可能使我们走偏。而在这样一种心理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今天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出现了很多“神棍”，而这种“神棍”去迎合这样一种短平快的心理去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去敛财，去进行一些不正当的行为。这些都是由于对传统文化片面了解，对当下中国不够了解所导致的。今天弘扬传统文化要避免启蒙与神化。启蒙也好，神化也好，它都会导致一种不正确的心态，尤其是启蒙造成文化不自信，而神化造成一种亢奋的过分的文化不自信，当这种短平快发挥不了作用，但这种急切的心态发挥不了作用，但“神棍”被打倒的时候，那这样一种建构的虚拟的文化自信也会被解构掉。所以这样一种心态需要去审视地面对。
（二）理性和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前提
所以，面对传统文化，面对我们今天的文化自信，我们需要回到当代，同样我们要有一种文化自觉，无论是启蒙也好、神化也好，它都没有理解传统文化的真正内涵，没有理解当代，那是缺乏了对自己文化的某种自觉心理，自觉到文化的种种文化内核。
坚持文化自信要理性地对待传统，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认识到中华文化本有的内容，以及我们今天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当中的地位。神化与启蒙，无论是片面地否定传统文化，还是片面地自大，其实都源于一种无知的心理，源于一种知识上储备的不够，他生活在一种想象的世界当中，而没有活在一种现实的世界当中，他缺乏一种历史感。很多人在启蒙心态的时候，他有一种想象的西方和一种想象的古代，神化者如此，神化者活在一种想象的古代当中，很多坚持启蒙的学者，我们不能不说他对西方的学理和哲学不够了解，但他恰恰对中国传统无知，对中国当下无知，而坚持神化的那些人同样地对西方无知，而对古代仅仅是片面的了解，活在一种想象当中。比如说今天中国人随着经济生活的好转，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我们都说出国去走一走，我们到西方国家去走一走，去旅旅游，了解一下西方文化。但很多人跟的是旅行团去走，而旅行团走马观花式的研究能使我们认识到西方吗？很多人到西方走了一遭，就开始进行东西文化比较，进行中国人跟西方人的比较，认为西方人生活得方方面面比我们更好，认为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更优秀，而旅行团带你走的地方是经过筛选的，如果我们真正地要了解西方，不是通过片面的走马观花的了解，不是通过人云亦云的了解，我们需要去阅读西方真正的经典，了解西方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来龙去脉，我们更需要的是对西方的一些东西有着熟悉的把握，到西方生活过一段。很多学者在西方进行过一些访学，对西方进行一些研究，但他仅仅是在大学当中了解西方，他仅仅是作为一个学生了解西方，还没有深入到西方当中，但这就使他产生很多意见和态度，回国之后就带着想象的西方对今天中国的现实和传统进行一个评价。面对西方，我们是了解过了呢？还是仅仅听别人说过如此？我们是真正透彻地把握其本质，还是仅仅是听过？
所以今天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讲传统文化，我不会片面地否定西方，因为我要有一个界限和分寸，我们作为学者，首先要做到界限与分寸，做到一个自己知识上的一个边际，知道自己哪里是无知的。同样我们讲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去承认也好，否定也好，我们不要活在一个想象的古代当中，认为有些古代的就是纯粹美好的，我们也要看到，古代文化当中也有一些不太好的地方，我们古代历史也经历到一个波折，不是我们所有古代的都是好的，我们不能够片面地活在一种想象的世界当中。无知会导致一种“凡是”，什么样的凡是？凡是西方的都是好的，凡是古代的都是好的，凡是中国的都是不行的，凡是古代的都是不行的，这样一种“凡是”的心态是与文化不自信密切相连的，而这种“凡是”都是出于一种想象和无知。
我们说XXX是个好东西，今天我们经常面对一些外来的观念，外来的东西，我们会说“这个观念是个好东西”，“XX很好”，我们只要坚持这样一个东西，我们就能够解决中国问题，这个观念好像一用就灵，认为传统上的东西一用就灵，认为西方政治上的、哲学上的某些观念是个好东西，一用就灵。但这点特别重要的是，当我们听到别人跟你讲“XX是一个好东西”的时候，“XX是一个坏东西”的时候，比如有人跟你说“中医不是个好东西”或“中医是一个坏东西”的时候，别人跟你讲西方的某项制度“是一个好东西”的时候，“是一个坏东西”的时候，我们尤其要警惕，他是否告诉了你这个东西是什么，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只有充分了解了它是一个什么东西，我们才能够进一步地去评判和认识它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坏东西。
回到中国，很多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对中国当下的现实有很多悲观的东西，有很多认为事事不如人的东西，我们看到我们社会生活当中很多缺点，我们看到古人的很多缺点，我们看到今天很多缺点，但因为你生活在当中，你生活在中国，你生活在当代中国，你生活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脉络当中，越熟悉的人或对象，你越能看到其缺点，你看到其缺点就越是具体的，而陌生人的优缺点往往是抽象的。我今天说中国有什么问题，在发展当中，社会当中有哪些问题，我们往往是什么具体的，比如我们面对今天的环境问题，我们往往能说到它的具体的缺点、具体的表现在哪些方面，我们有些学者研究古代问题很透彻，他在谈到古人的不足时候也往往能够说到很具体的内容。但我们面对不熟悉的东西，我们说到的优缺点都是十分抽象的，用很多抽象的美好的词语加在他身上去评价，这恰恰是熟悉与不熟悉带来的东西。因为我们熟悉我们自己身边的人和物，我们熟悉当代中国，我们熟悉自己的历史文化，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它的优缺点。举一个生活当中的例子，谁对我们的缺点是最多？我们往往能举出我们最熟悉的人的缺点，我们父母的缺点，我们最好的朋友的缺点，而那些远离我们的人，我们往往指不出这么具体的缺点，孩子总是别人家的好，一个重要的原理是你太熟悉自己家的孩子了。我们要能够看到西方、古代当代中国具体的优点与具体的缺点，能说出一、二、三、四，说出它是个什么东西，能给出它令人信服的理由，这样才是一种理性的态度和有知识的态度，而不会倒向一种知识上的无知，这一点，理性、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前提。
什么东西是好东西？我不是说他说了一百遍，别人跟你反复地讲它是个好东西，它真的就是一个好东西，它在舆论上造成了一种舆论上的市场和倾向就是好的。我们读书，我们读传统，我们读这个社会，那我们首先需要理性地分析，全面地了解，而不是盲目地认同。面对传统文化，我们同样要有这么一种东西，要有这样一种态度。
（三）确立文化自信最大的敌人是历史虚无主义
确立文化自信最大的敌人是什么？我们面对文化自信最要对峙的一个敌人是历史虚无主义，何为历史虚无主义？是把历史抽象成几个原则或某个进程、一个单线的东西或完全否定历史，完全打断历史，片面地解读历史，遮蔽掉历史当中别的侧面，我们要看到历史的复杂性。近代以来，中国道路的曲折与挫折并不是像某些人说的那么简单，也并不是像某些人叙述的那么片面，整个历史是有复杂性的，有些人对教科书的历史叙述一味地叛逆，我们经过了中学、大学种种的教科书的叙述，很多人就不太相信教科书上的叙述，愿意选一些新奇的东西，但是他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在否定一方面东西的时候就走向了另一面，他走向了某种东西的粉丝，比如我们今天去看微博，去看舆论上有种种历史的粉丝，有近代史的粉丝、民国粉，当然也有很多古代史的粉丝，明粉、汉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粉丝？它恰恰是一种历史的复杂性的缺失，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的全体，回到历史的整体当中去把住历史的脉络，我们会得出别样的结论。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背后，我们在面对这些材料和档案的时候，我们要穷尽我们所能穷尽的东西，我们要用自己的理性从方方面面的材料上去看。比如当有人跟你说一段历史故事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他举的这一段材料是否有根据？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当下的历史叙述，当下的历史材料，我们往往找不到一手材料，而仅仅是一种传说，仅仅是一种没有史源的根据，这种大家可以从微博上的历史叙述当中看到，比比皆是。关于古代史也同样是如此，我们要能够从方方面面，从多阅读的角度去看待它，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们要警惕这种打扮历史的行为，这些通过打扮的历史往往会造成历史虚无主义。魏源说过一句话是“国可灭，史不可灭”，一个具体的朝代可以灭亡，但历史却不可以灭亡。一旦灭亡了这个国家的历史，其实是在深层上，是在从文化心理上解构了其文化认同，进而解构到其文化自信。
龚自珍也说过另外一个相似的话是“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今天很多历史虚无主义在建构历史故事的时候是一种有意识的建构，他在这种叙述和遮蔽的时候并不是完全地无意识的行为，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在读网上流行的时候特别要看到这一点。陈寅恪也说过“国可亡，而史不可灭”，我们今天要加强历史教育，我们今天确立我们的文化自信，我们确立我们的文化认同，我们要深入地了解历史，而不是通过一种粉丝化的极端化的态度去看待历史，不是我喜欢一个朝代，我就要做它的粉丝，它就是百分之百的好，我喜欢这个人物，我就遮蔽掉其他缺点。我喜欢传统文化，我就不能够让别人说其缺点。我喜欢历史某一时期，当别人跟我说它有不同的方面的时候，我不是一个偏听的态度，这是我们今天树立文化自信的时候切忌的一点，一个大的障碍。
（四）发扬和尊重理性首先要阅读经典
那面对我们今天的文化自信，我们要怎么样去发扬我们的理性，要尊重我们的理性？给大家提一点建议。首先，我们需要阅读经典。今天的人都讲阅读，有“世界读书日”，我对央视的“世界读书日”有一个不太认同的地方，“世界读书日”的时候央视总是鼓励我们多读书，但央视少说了一句是读好书，我们并不仅仅是以读书的数量来判断一个人的文化素养，我们更要在乎这个人读书的质量，读了哪些书，如果一个人仅仅地读了一些垃圾文化、垃圾作品、文化快餐，而不是经典作品，他读再多的书，那我们也不能说这个人有很理性的对历史的认同、对文化的认同和自信，他恰恰会产生出很多的偏见。而今天随着我们出版业的繁荣，这些有偏见的文化或一种遮蔽的文化在快餐文化当中表现得很明显。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我们管“快餐”叫做“垃圾食品”，而这种流行的快餐文化当中有很多文化垃圾。快餐文化，为什么快？为什么它薄薄的一本就叙述掉很多东西？其实它已经是别人嚼过的，而且是别人有选择性的嚼过的东西。而我们今天面对历史的复杂性，克服历史虚无主义，我们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确立我们的文化自信，我们需要阅读经典。
比如我们要了解孔子到底讲了什么东西，我们就要回到对《论语》阅读当中，也不是某某人单纯给你讲了一个论语就足够，他讲仅仅是一个入门，更需要的是你去读历史上的这些人对《论语》有哪些注释，我们要了解中国古代史，我们要从古代历史当中去汲取当下的教训，汲取对当下的意义，我们不要选择一些快餐，选择一些点的东西，我们要回到《资治通鉴》这样一种历史的阅读当中，我们去《史记》，我们去读《三国志》、《汉书》这样一种经典的作品，甚至我们可以读一些宋元明清、笔记小说这样一种经过当时文人去记述的一些材料。阅读这样一些文化作品有些困难，甚至在跟别人炫耀的时候，我们的数量也有限，但这样一种阅读是一种有营养的阅读，通过这样的一种阅读了解的古代，了解的中华古代优秀传统文化，更能够有助于树立文化自信，防止一种片面的态度。
（五）传统文化和文化自信要扎根中国现实
我们说今天我们都讲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有国学热，但近代以来，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几次冲击，改革开放之后，传统文化依旧面临着其冲击。80年代一个人要讲传统文化，一个人要做传统学问，他所面临的压力是很大的。但到了9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随着中国在世界地位的提高，随着中国在世界话语权的不断增强，国学热逐步兴起。我们逐渐地开始想要去回到传统身上以寻找文化认同。国学热其实是文化自信心的表达和现实需求。进入到新时代之后，90年代的文化热、90年代的国学热更多地体现在民间和浅层当中，而进入到新世纪之后，它却逐渐地浮现在了历史当中，特别是2008年奥运会，它融入了很多传统元素，击缶、传统的画卷，更为重要的是对《论语》的诵读，我们至今还能回想出奥运会开幕式的画面，让国学热进入到了一个比较普遍的阶段。而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把传统文化摆在了一个新的阶段和地位，而对于传统文化的思考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那在这样一种阶段当中，我们如何去看国学热？我们如何去看自己的文化自信、自己的文化自觉、自己的文化认同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我们更需要一种理性的诉求和理性的表达。
我们可以再去看传统文化与文化自信这样一个问题，今天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其实这样一个精神家园的建设是一种文化自信的树立，而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依托不是外来文化就能够解决掉的，中国人经过5000年的文明，我们经过这样一种历史，我们心灵当中有一些独特的东西，我在讲文化认同的时候已经讲过了，这些东西构成了内心当中的一种结构，它是根深蒂固的，而不是外来的东西就能够很短、很快片面地去改变这种心理结构。我们心理的这种依托，精神家园的建设，更重要的是要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我们来说更有亲近感，那些民俗性的东西，那些耳熟能详的东西就活在我们周边，它对我们来说是更为亲近的，子女之间的孝顺的文化、清明慎终追远的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来说是日用的，是亲近的，那我们更需要从它当中去寻找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的源泉。
文化自信不是盲目地拒斥西方，但应坚持的是中国主体，我们今天讲很多建设，我们要讲建设世界一流的强国，我们要讲建设世界一流的学校，但在坚持世界一流的同时，我们还要坚持中国主体，我们建设的是中国要在世界上是一流，而不是第二个美国、第二个英国这样的世界一流，我们要以中国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展现在世界各国面前，这个作为主体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不是抽象的中国，这样一个中国是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近代救亡与革命，近几十年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中国，不是一个被划归为一个符号的或抽象的东西，想象的非历史的中国，盆景式的中国，我们所面对的这样一个中国是一个具体的，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中国。
近代以来，中国饱经沧桑，传统文化虽然经历过多次冲击，但它一直留存在文化心理的底层，它在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机会重新焕发生命。十八大以后，这样的一个机会到了，冯友兰先生在写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在写自己的哲学著作《贞元六书》的时候，他认为当时的中华民族是贞下起元，从一个最黑暗的时期到一个光明灿烂的一个转折点。而我们今天中国处在一个由贞而亨的阶段，从一个生长刚刚开始到一个盛大的阶段，我们已经到迎来了中华民族走向盛大的一个时机，我们要坚定我们走向盛大的一个文化自信。我们要承认历史上我们对传统文化有过冲击，我们不是要弘扬传统文化，我们就要否认掉历史上的那些冲击，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片土壤不是传统文化的土壤，需要从外面，抑或从别的文化，抑或从传统文化的某处去嫁接来一个东西当成我们今天新的文化自信建构的一个东西。
这儿涉及到一个东西，这几年在文化界比较火的是“文化中国”的概念，它认为传统文化，中国大陆不如台湾，台湾比中国大陆保存了更多的传统文化，这在学者当中很流行，但中国大陆虽然有过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但在这样一种冲击和风雨当中所经历的传统文化，它是扎根的，它是接地气的，它是深深地植根于这片土地的，它知道这片土地的文化诉求、心理诉求和人民的诉求，经过这样一个扎根的传统文化才能够焕发出它全新的生命。而那种在外在的没有经历过文化风雨，没有经历过现代洗礼的，它更多的是一种盆景式的文化，这样一种文化很漂亮，但对于当下，它没有更多的作用。我们今天在面对我们的文化自信的时候，即使面对传统文化与文化自信的时候，我们还有一种悲哀、自卑，就是把自己摆得很低，认为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我们把跟我们这片土地同风云、共命运的这些人看的作用不那么地大，如冯友兰先生，很多学者跟着外来学者人云亦云，就认为冯友兰先生在1949年之后文化作用没有那么大。但恰恰是这一批饱经沧桑的接受过冲击的学者，他使今天在传统文化复兴当中有了一个新的可能，扎了一个新的根，我们要重新重视这一批学者的作用，这是我们今天讲文化自信要特别强调的一点。
中国及他的文化，就像是一个历经风雨的大树，传统文化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根和魂，越是经历风雨，这树根扎得就越深，越能在新时期展现出活力，这片土地生长出的东西才是最接地气，最有生命力的一个文化。中华文化的正统依旧在中国大陆。我们只有坚持这样一种文化自信，坚持一种理性的态度，我们才能够在今天让传统文化发挥出其作用，在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上找到一个新的方法和新的途径，才能够使今天中国在走向元亨的时候更能够走一条坚定的好的道路，我们更需要理性地面对历史和传统，这是我们今天讲文化自信特别要强调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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