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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琴娥：不想成为任何人的负担
石琴娥：不想成为任何人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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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9月的一个下午，石琴娥听到隔壁房间内“咣当”一声，正在伏案工作的老伴斯文因为脑溢血摔倒在地。
　　十几天后，正值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庆，石琴娥开始了独居生活。那一年，夫妻两人都是73岁。
　　斯文和石琴娥是搭档，作为北欧文学翻译家，两人曾经合作翻译了诸多北欧文学作品，其中包括《骑鹅历险记》、《萨迦》、《埃达》等等。如果读者对这些书名略感陌生，那么“安徒生”这三个字一定能唤起人们的童年回忆―2005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安徒生童话全集》就是出自石琴娥之手。
　　老伴去世后，石琴娥与斯文的独生女提出让母亲与自己同住，但由于女儿和女婿长期在新西兰驻外，石琴娥拒绝了这个提议，而是选择了在北京独自生活，继续她的翻译事业。
　　“我就觉得没有必要住在一起，互相都不要打扰。” 石琴娥对这个决定的解释简单明了：“我倒没考虑我今后会怎么样。我就觉得时间很短，好多事情都还没有做完。”
　　生活总得过下去
　　“跟一些大家庭的概念不一样。在我心里，只有我们三个人（老伴、女儿和我）才是一个真正的家庭单位。我老伴也有兄弟姐妹，但不都在北京，大家也没有太多来往。”
　　石琴娥的客厅放着一架从瑞典带回来的电子琴，本想着自己和女儿都能学着弹一弹，但最后谁也没时间学。于是石琴娥就做了个像钢琴一样的木头罩子把电子琴罩住，索性把这里变成了照片和奖杯奖章的展示区。全家福上共有五口人，石琴娥和斯文，女儿和女婿，以及一个在北京大学读国际关系专业四年级的外孙女。对于石琴娥这个年龄的老人来说，这是一个小得让人意外的家庭。
　　1954年，石琴娥与同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上学的斯文相识。大学毕业之后，两人双双进入外交部，很快就被派到瑞典学习瑞典语。两人1962年结婚的时候，唯一的庆祝就是在中国驻瑞典大使馆里包了顿饺子―据说，他们是在使馆结婚的第一对夫妻。
　　1962年，这对夫妻学成回国，斯文留在外交部工作，而石琴娥则开始专心从事文字翻译工作。平时夫妻二人经常就北欧文学进行探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北欧文学、戏剧和历史这三部分几乎被斯文和石琴娥两个人包了，因为研究这方面的人太少，几乎都是由两人写作编纂的。这倒是应了另一位著名翻译家叶渭渠生前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夫妇在工作上的亲密合作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叶渭渠和唐月梅是从事日本文学翻译的另外一对夫妻搭档，二人合译的《川端康成小说选》一直是日本文学爱好者的首选。
　　但夫妇搭档在其中一人逝去后，对另一个人带来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老伴走的时候，还在翻译瑞典作家斯蒂格?拉森(Stieg Larsson)的千禧年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玩火的女孩》，当时已经完成三分之二了。”上海99读书人出版机构在2008年初找到石琴娥，希望她能够翻译这部600多页的作品，石琴娥当时拒绝了，倒是斯文决定接受这个请求。“他看后觉得很少能碰到这么好的小说，与北欧文学里通常沉郁甚至枯燥的调性完全不同。他觉得值得介绍给中国读者。”
　　没想到这部译作就此成了遗作。斯文去世后，出版社希望石琴娥能够继续他的工作，把小说翻译完。“这对我来说太困难了，因为一拿起这本书就会想起当时看到老伴倒下的情景。所以之后的一年多，我都没办法继续翻译下去。”
　　由于翻译进度远远落后，出版社当时只得购买了台湾译本，在合同规定期限内出版了。“后来，我想这是他的遗愿，所以我还是继续把它翻译完了，去年底交了定稿。”虽然这个由《龙文身的女孩》《玩火的女孩》和《直捣蜂窝的女孩》组成的千禧年三部曲已经于2011年5月份由上海99读书人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出版并大获成功。但为了向斯文致敬，出版社决定在今年内出版斯文和石琴娥二人合译的版本。
　　“老伴刚走的时候，我特别不适应，哪怕是他生病，我都还有个人可以讲讲话，现在人没有了。但也不能让我去殉葬吧，生活总得过下去。”
　　现在，石琴娥每天仍然坚持工作4、5个小时。“我自己也有自己的事业，尤其是瑞典语作为小语种，这么多年来都没有一本汉瑞字典，这是很荒唐的。”作为一名语言学家和北欧文学翻译家，尽管北欧文学不像英美文学那样受到关注，但石琴娥总觉得自己有责任“干出点名堂”。
　　我不想是任何人的负担
　　石琴娥总是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的。
　　早上和下午各工作一两个小时，早上7、8点起床，晚上11点半左右才睡。睡眠不佳时就放任自己享受下自然醒。平时，除了编纂汉瑞字典、进行文字翻译等固定工作外，瑞典大使馆还把在京从事瑞典文学翻译的人组织起来，每个月石琴娥都要去给他们开会；有媒体约稿和采访，石琴娥一般都不会拒绝。
　　“因为独立不能封闭，要学会生活。”
　　她平时还会和年轻人一起聊天，和邻居一起散步，和老同事一起去吃比格比萨，会向外孙女请教遇到的电脑问题。
　　“我今年76岁了，这是很可怕的年龄吧！”石琴娥最怕的是像老伴一样突然倒下，身边却没人。即使这样，石琴娥也不愿意与女儿一起住。“他们目前毕竟在国外，客观条件不允许。但即使有可能，我也不希望和他们一起住。因为我总觉得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方式，我有我的生活方式，虽然总有一天我不再工作了，但我也会很好地安排我的生活。即使是我的亲生女儿，也多少会有一些代沟和难免的磕磕碰碰。”
　　在这个常人看来应该颐养天年，被儿女照顾的年龄，石琴娥自己住在一套两居室内，每天自己做饭，每周有小时工来帮忙打扫卫生。“小时工也愿意来我家，因为不炒菜不太动火，厨房好打扫。我经常会自己做一大瓶sauce（沙拉酱），然后把蔬菜烫一下，或是凉拌着吃，一般都是彩椒、苦苣。肉我只吃鱼，做法也就是清蒸。人老了血脂血糖都高，所以吃饭也简单。”
　　虽然石琴娥在年轻时从未独居过，但石琴娥的女儿却在十几岁时“被迫”独居了两年。“我们考虑工作太多，对子女多少就有点愧疚之心。从小她上幼儿园就是整托，结果到周六都没人去接她；在她上高中，甚至是考大学的时候我们都不在国内，她一个人在国内独居了两年。那时她才十七八岁。”
　　石琴娥觉得自己和女儿都是非常独立的女性。所以即使在她刚开始独居，被突然减少的经济收入吓了一跳的时候，也没有想过让女儿给自己补贴。“斯文的工资基本是我的两倍，我们一起生活的时候是花他的工资，把我这份存起来。”斯文去世之后，石琴娥一开始也有危机感。但在克服最初的恐惧感之后，她随后发现凭自己的工资，经济基本不成问题，“还有版税、稿费、讲课费这些收入。”
　　因此，每当女儿打电话来问她需要什么东西，石琴娥一律都说不需要：“现在女儿也不给我生活费，我自己足够花的，即使她给，我也不会要的。”
　　这些前卫的观点和做法从一位76岁的老人口中说出，让人感觉有几分诧异。“养儿防老”、“父母在，不远游”这些话显得那么不合时宜。
　　“我觉得谁都没有必要为谁委屈自己，这可能是因为我读了那些‘洋书’受的影响。”
　　石琴娥回忆起年轻时给她触动最深的一个场面，一次她和几个北欧人在一张桌子上吃饭聊天，其中瑞典人问席间一位岁数较大的冰岛女人是不是自己住，那个女人回答说她和儿子一起住。瑞典人问，你儿子多大，女人回答说20岁。这句话一出，同席的瑞典人和丹麦人就哄堂大笑起来。因为他们觉得孩子这么大了还和父母一起住简直令人无法理解。
　　多年旅居北欧的石琴娥有着极为西方的思维方式，“我认为家人也还是要保持一定距离的，这样反而会比较亲密。”
　　“我尽量不给女儿和社会制造负担，照顾我就会约束他们的生活。我不想因为我，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思路。我就希望国内能有些好的老年公寓，以后我能搬去那里住，平时我自己就很好，但万一我病了，这样就能够有人来照顾我。”
　　再来一次，依旧如此
　　用个时髦点的词来形容石琴娥，那就是“事业型女性”，尽管这位老人说起话来还有点小女孩似的稚气未脱。但在内心，石琴娥是极其独立要强的“大”女人，即使再选择一次，石琴娥也还是希望如此，因为她不想变成自己母亲那样的人。
　　“我母亲那一代妇女实在是太苦太苦了，新中国成立前妇女连‘玩偶’都不如。几乎所有繁重琐碎的家务都是她做，而父亲认为是他养活了全家，平时花钱买东西都是问他要钱，我母亲活得特别不自由。”
　　石琴娥的母亲一共生了11个孩子，才活了3个，生了五六个都是女孩，石琴娥的奶奶就觉得儿媳没用，但直到一个男孩终于降临，奶奶喜欢得不得了，就带走养了。“等于我大哥跟我们家是没关系的。等我奶奶去世了，又把大哥托付给我姑姑家。这些让我感觉如果一个女人没有自己的事业，没有自己的工作，你就没有一个独立的人格。”
　　1936年出生在上海的石琴娥已经记不清自己是母亲的第几个孩子了，只隐约记得自己有姐姐，但都未能活到成年。石琴娥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孩，从小在家里也不受重视，家谱中她这一代属“嘉”字辈，但石琴娥却没能得到这样一个正式的名字，父亲对此也不在乎。“我母亲不识字，所以她特别希望我上学识字。”但石琴娥直到8岁才上小学，“当时觉得女孩子只要不是文盲就行了，所以我们家里一直是供我哥哥读书。”这其实从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她好强独立的心态，“我又不比你们男的差，凭什么你能这样，我就不能？”
　　抱着这样的心理，石琴娥学习十分努力，但仍然在上高中时差点辍学。“当时家里没钱供我继续读，但幸好新中国成立了，学费就免了。”石琴娥在18岁时被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之后又去国外工作,“有点遗憾的是我没怎么回报我的家人。在我妈生命最后几年，我让她来北京养老，她是1991年苏联解体那年去世，当时是82岁。”
　　虽然与母亲的生命轨迹全然不同，但石琴娥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内心其实仍旧是愿意有个依靠。“问题是现在没有人让你依靠。虽然也有同学、同事、邻居，但不能一天到晚靠别人，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独立思考，独立处理问题的过程。”石琴娥现在仍然十分关心国家大事，每晚一定要看凤凰资讯台。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是新闻今日谈、凤凰大视野，还有时事直通车。
　　“我得让自己跟得上形势，但有的时候也觉得挺没意思，过去两个人可以聊聊对国家大事的看法，但现在没这么个人了，也不敢跟别人说，还是怀疑人们之间的信任。”
　　至于江苏卫视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非诚勿扰》，石琴娥偶尔也会看，虽然会怀疑节目是否真的能解决问题，“但我还是很佩服一些年轻人敢于去这样表达自己”。
&&& 来源: 全球商业经典 作者: 赵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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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翻译地址：上海浦东张杨北路2室 邮编：200137中国教授石琴娥获得丹麦“国旗骑士勋章”
人民网7月5日讯 最近，丹麦王储腓特烈亲自向石琴娥教授颁发了“国旗骑士”勋章，以表彰她长期翻译丹麦的文学作品并向中国人民介绍这些作品。今年是中丹建交，石琴娥教授翻译的安徒生全集也正值今年出版发行。
在众多丹麦政府官员的见证下，丹麦王储腓特烈在上海世博会丹麦馆宣布中国北欧文学翻译家石琴娥教授获得了“国旗骑士勋章”。
安徒生的童话促进了中国丹麦关系的发展
石琴娥教授获得勋章是因为她长期翻译丹麦的文学作品并向中国人民宣传介绍这些作品，她翻译的安徒生童话集最近已经出版发行。出席颁奖仪式的有丹麦大使馆代办姚朔仁、世博会丹麦馆总干事白慕申以及来自丹麦各大公司的代表。
丹麦大使馆代办姚朔仁说: “我们感谢石琴娥教授为了向中国人民介绍安徒生的作品所付出的努力。我相信随着此次出版发行，今后安徒生的童话会继续为中国人民带来无限的快乐和启示，并将促进中国丹麦关系的发展。”
学识渊博、对丹麦语了解深刻
石琴娥教授曾经长期在丹麦和瑞典的几所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所以她丹麦语的语言功底深厚，同时她对安徒生的作品有着深刻的理解。此外，石琴娥教授还曾经翻译过其他几位丹麦著名作家的作品，如卡伦 布里克森(Karen Blixen)、亨里克 诺德布朗德(Henrik Nordbrandt)、汉斯 柯克(Hans Kirk)。石琴娥教授经常在中国媒体上就安徒生的生平和著作参加讨论，她目前仍坚持在中国各地做演讲，介绍安徒生的著作。
中国儿童知道的第一个外国人的名字就是“安徒生”
150年以来，安徒生的童话对全世界的人们都有着特殊的意义。特别在中国，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对安徒生的童话都是耳熟能详。例如，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在今年中丹建交60周年的招待会上就曾表示中国儿童知道的第一个外国人的名字就是“安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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