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江西农业供给侧改革革

农业供给侧改革究竟怎么改_新浪财经_新浪网
  在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2016年和“十三五”时期农业农村工作指路。会议指出,要着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使供给数量充足、品种和质量契合消费者需要,真正形成结构合理、保障有力的农产品有效供给。现在,农业供给侧改革已经频繁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但是究竟什么是农业供给侧改革,怎么改,恐怕有些人还是不太明白。那就请大家跟随我们的文字,来认识农业供给侧改革吧。
  我的名片
  姓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目标: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使农产品供给数量充足、品种和质量契合消费者需要,真正形成结构合理、保障有力的农产品有效供给。
  途径:高度重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加快消化过大的农产品库存量,加快粮食加工转化;通过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减少化肥农药不合理使用、开展社会化服务等,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业效益和竞争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等农业供给的薄弱环节,增加市场紧缺农产品的生产。要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推动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底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要保稻谷、小麦等口粮,保耕地、保产能,保主产区特别是核心产区的粮食生产,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注意事项:充分发挥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在结构性改革中的引领作用,农业支持政策要向规模经营主体倾斜,同时要注重让农民分享成果。
动力:完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政策,为农业结构性改革提供动力。
  高库存、高成本、农业短板的形成原因
  高库存&&“两个前所未有”“三量齐增”
  具体来说,“两个前所未有”指,目前我国粮食库存达到新高,各类粮油仓储企业储存的粮食数量之大前所未有,储存在露天和简易存储设施中的国家政策性粮食数量之多也前所未有。
  “三量齐增”指,粮食总产量十二连增、进口粮食不断增加和社会粮食库存总量不断增加。
  库存高与托市收购和临时储备政策有关。值得关注的是作为三大主粮作物之一的玉米。在临储政策的推动下,玉米的比较效益明显,近年来玉米种植面积增加,产量也随之增加。2012年,在中国粮食总产量实现9连增的时候,玉米产量首次超过稻谷,成为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品种。据统计,年,连续3年启动的临储玉米收购累计收购量超过1.8亿吨,同期竞价销售成交量仅为3000多万吨,国内玉米库存不断增加,供应压力加大,阶段性供大于求的格局进一步加剧。
  高库存形成的原因还有深加工下游需求持续疲弱,玉米工业消费增长乏力;国内外玉米价格倒挂严重,玉米进口量大幅增加,下游加工企业为降低成本选择进口玉米替代品,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玉米供大于求的程度。
  高成本&&托市收购和临时储备政策
  同样以玉米为例,玉米于2008年首次启动临储,价格为0.75元/斤,随后于2011年、2012年、2013年连续提价,2014年跟2013年价格保持不变,处于临储价格最高位为1.12元/斤,至此累计提价49.3%。2015年,玉米临储政策进行调整,虽然仍然执行该政策但是临储价已经下调至1元/斤,即便如此也比启动政策之初提价33.3%。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认为,农产品成本高,出现国内外价格倒挂原因复杂,不能简单地说是中国农业生产成本的提高导致价格上涨,其中有很多因素都值得进一步去分析。他认为,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除了国内执行临储政策,提价速度明显高于国际市场的幅度,助推了国内外价格倒挂以外,还包括国际市场价格下跌的幅度超过了国内同期粮食价格提升的幅度、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上升、最近两三年的全球能源价格的暴跌导致货物海运价格的明显暴跌等。
  农业短板&&农业自身的特点
  农业是弱质性产业,且呈现比较效益日益下降的趋势。在市场经济中,人们更倾向于发展其他产业来获得丰厚收益。种种效应叠加累积,逐渐形成了一个不得不补齐的“短板”。因此应坚持问题意识,以协调发展理念补齐农业这条“四化同步”的短板和农村这块“全面小康”的短板。
  “供给侧改革”,通俗讲,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产品的竞争力。
  经济理论一般认为,供给侧主要有五个要素,即劳动力、土地及自然资源、资本、制度、创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曾表示:“当前,中国的问题既有总需求不足的问题,也有需求得不到满足的问题;既有产能普遍过剩的问题,也有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市场没有能够提供人们满意的高质量产品和服务。有一个数据可以说明这一点:2014年中国居民出境人数达1.17亿人次,据不完全统计,境外消费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从某种角度上可以说,中国内需不足,存在一定程度的假象。”
  供给侧五要素:劳动力土地及自然资源资本制度创新
  专家眼中的我
  农业供给侧改革是今年改革重头戏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日前表示,农业供给侧改革将是今年农村改革的大头。他说,今年还要推进粮食供给制度方面的改革,基本的共识已经形成,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市场定价、价补分离”。
  陈锡文指出,当前粮食问题面临一个突出矛盾是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存在明显的偏差。“进入以来这15年,粮食的生产结构上出现明显的变化:大豆的产量不断降低,但需求增长最快的正是供求缺口最大的一个品种;玉米的产量急剧增长,15年来翻了一番。增产的未必是需要的,减产的恰恰是需求必须满足的。”
  因此,陈锡文表示,2016年的农村改革在农业供给侧改革方面是一个大头,也是要解决中国农业在自己的道路上实现现代化、提高自身效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推进改革需探索创新农业支持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一方面是对于大众农产品进行去库存,调整粮食供给;另一方面,除了保障农产品数量充足,中央目标是通过政策改革等方式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具体包括降低成本来提高价格竞争力。与此同时,要在质量安全上满足消费者需要。”
  李国祥表示,目前我国农产品缺乏价格竞争力,农业生产成本高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租金高,近年来我国农村土地加快流转,租金成本上升速度快;二是人力成本高,未形成适度规模化经营;三是物化投入高,农药、化肥滥用现象严重。“要想解决这三个问题,首先在土地制度上,引导土地股份合作制,让农民以入股形式参与分红,调低人们对流转土地租金上升的预期;其次是促进农业机械化,以机械替代劳动降低人工成本;再次是提升农田施肥方式,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药、化肥的利用效率。”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味着不能完全延续过去的农业支持政策,当然也不意味着彻底抛弃粮食十二连增的所有支持政策,另起炉灶再搞一套支持政策,而必须对现有的农业支持政策措施有留有舍并作进一步改进。
  为了保护农民利益,我国曾连续多年实施托市收购,经过2014年的政策性收储制度改革,目前只有小麦、稻谷和玉米保留托市收购。根据去库存和降成本需要,今年小麦最低价收储政策基本稳定,而稻谷和玉米收储政策可能会作出调整,其中稻谷政策性收储范围和价格都有可能调整,而玉米收储政策调整的力度可能比较大。但是,稻谷和小麦一样,与新形势下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有关,确保口粮绝对安全决定了稻谷收储政策不会发生急剧改变,而玉米不属于口粮,且种植效益偏高,农民将玉米作为“铁杆”庄稼而不愿调减,国家必须显著地调整玉米收储政策。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探索农业结构调整新途径和发展方式转变新突破,相应的农业补贴政策也会显著地调整并进一步完善,其中在全国范围内归集粮食直补、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和良种补贴且归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可能性比较大,同时让适度规模经营新型农业主体能够成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一部分收益主体。国家在支持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同时也会十分注重农民能够共享发展红利。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家对农业投入的力度不但不减,而且还会出台政策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资现代农业建设和农村发展,这与其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明显区别。
  农业供给侧改革要完成五大任务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产业中心副主任信军表示,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农产品供求关系由偏紧向偏松转变也越来越明显,农产品市场价格结束了以前连续多年明显上涨的阶段,越来越多的农民面临农产品销售不畅问题,农产品加工企业感到利润微薄甚至亏损,农业生产资料经营企业也感到市场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目前,我国粮食国内国际供给量都有相对过剩的现象。故当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为高度重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加快消化过大的农产品库存量,加快粮食加工转化;通过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减少化肥农药不合理使用、开展社会化服务等,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业效益和竞争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等农业供给的薄弱环节,增加市场紧缺农产品的生产。
  当前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一是要以市场为导向,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真正形成结构合理、保障有力的农产品有效供给。面对国际农产品市场激烈的竞争,我国农业必须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国外国内两种资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尽可能地选择错位竞争战略,克服我国农业成本价格竞争劣势。二是要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充分发挥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在结构性改革中的引领作用。在畜牧业规模化养殖转型升级、渔业养殖布局结构调整、拓展水产品精深加工和营销渠道、种植业布局结构调整的同时,探索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推进马铃薯主食开发。三是要完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政策,为农业结构性改革提供动力。四是要优先保障财政对农业农村的投入,确保力度不减弱、总量有增加,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业是基础产业,推进农业现代化、破解农业农村发展中的难题,都需要财政的有力支持。五是要依靠科技创新和组织创新,科学地利用农业稀缺资源和有效地配置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另外,要拓宽流通渠道,促进城乡资源要素双向流动,积极探索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路径。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什么?
  中国人民大学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二级教授孔祥智表示,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不仅仅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法的延续,也是瞄准农业领域发展问题所提出的针对性、战略性举措。通过供给侧改革,能够找到新的农业发展路径,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四化”同步。当前,农业领域的供给侧问题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
  第一,土地制度改革。包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属落实,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改革、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和土地征收制度改革。作为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可以进一步激发广大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避免土地掠夺式经营;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培育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使他们能够安心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或者离开农业、农村;为农民工到城镇就业提供新的资金来源,从而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新动力。
  第二,农业结构调整。结构调整是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容。通过结构调整,促进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联动,能够减轻国内耕地、水等自然资源的压力,缓解经济发展和环境容量之间的矛盾;促进农业生产由以数量为主转向数量质量并重,更加注重效益,注重市场导向,更加满足消费者需求。这次结构调整的主体是近年来新型经营主体,即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包括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他们是商品农产品供给的主体,也是农业现代化的主体。而结构调整的任务也隐含着进一步促进这些主体的发展,提高其发展的质量,这也是结构调整的内涵之一&&农业生产的主体结构,即通过主体结构的改变推动供给结构的改变。
  第三,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根据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中,要确保稻谷、小麦等口粮的生产,既要保耕地,又要保产能,保主产区特别是核心产区的粮食生产。确保粮食供给包括粮食最低保护价格的改革以及现有粮食收储制度的改革。近年来,粮食领域出现了“三量齐增”的现象,即产量增、进口量增、储存量增,这是由于最低保护价政策和收储政策相互交织而导致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没有正确运用这两个政策工具的结果。因此,让粮食价格回归市场和让粮食储备回归市场是这次改革的中心任务。
  对于一个接近十四亿人的人口大国而言,粮食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但由于高度重视粮食生产而导致环境负担、经济负担过重也是一种不经济、不理性的行为。因此,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将会对粮食产业瘦身、强体,打造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中国粮食产业,进而提高整个农业的现代化水平。
  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虽然只有简单九个字,做起来却并不容易。特别是对于中国这个农业大国,必须考虑这么多农民怎么办?正如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是底线一样,保障农民的切身利益也是改革的重要基点。
  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增强有效供给。这就需要考虑到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很多例证已经显示出,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粗放经营、追求数量,导致产品质量偏低。而现实的情况是,消费者对于高品质产品的需求在逐步提高。所以必须认识到,农业的供给侧改革,就是要使农产品供给不仅数量充足,而且质量、品种也契合消费者的需要,真正形成结构合理、保障有力的农产品有效供给。
  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正如会议提出的,在实践中,应通过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减少化肥农药不合理使用、开展社会化服务等,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业效益和竞争力。当然,经营规模要适度,推进要循序,同时需注重让农民分享成果。要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推动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作为当前整个经济社会结构性改革的一部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政策支持、科技投入、模式创新等因素的必然存在。所以,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突出一个“变”字。因循守旧,没有出路;只有创新改变,才能实现改革目标。
  (责任编辑:高徽)如何进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农业当前面临的种种难题,需要社会各界齐心协力、群策群力,才能得到解决。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的热门话题,在农业方面,我们需要回答三个具体问题。
  第一, 什么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二, 为什么要推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三, 如何进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想就这三个问题简单谈谈看法。
  农业供给侧改革应着力于提高效益和国际竞争力
  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湖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业政策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方向,这就点明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涵。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两者既有内在的联系,也有区别。从内在联系看,两者都涉及农作物的区域布局、各类农产品(000061,股吧)播种面积以及产量变化等。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然也包括这一内容——对一部分供过于求的产品适当调减面积,减少产量;而对供不应求的产品则要扩大生产,增加供给力度——这是两者都要解决的问题。
  但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着力于提高农业效益和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是我们当前要认真解决的问题。围绕效益和竞争力的目标,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涉及数量的调整,更重要的是要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体制创新,即科技和体制创新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如果忽视了这两点,仅仅注重农作物播种面积和产量的调整,我们还是走不出目前的困境。
  效益和竞争力低是我国农业供给侧最突出的问题
  为什么现在要提出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和我们当前面临的形势有很大关系。
  从国内来看,过去12年粮食连续增产,粮食总产量从2003年的8614亿斤增加到2015年的12429亿斤,也就是说年度产量在12年中提高了3815亿斤。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然而粮食的产量、进口量和库存近几年都在持续增长,也表明我们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
  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提到,新形势下农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回顾近年来农业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我们要充分肯定这是多方面作用的成果,特别是政策对农业的大力扶持,以及农业科技人员及农民的共同努力。另外,我们也要看到过去的增长方式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突出的两个问题,一是农业效益不高,二是农业竞争力不强。这两个致命伤对下一步农业发展形成了很大的制约。
  总书记今年4月25日在安徽凤阳小岗村的讲话中提到,今后谁来种地,这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很现实的问题。这段话背后的含义就是,在目前的状态下农业效益不高。2015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1422元,人均纯收入为10772元。大体来看,农民的收入结构中,40%来自家庭经营性收入,40%来自外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17%左右来自转移性收入,剩下2%左右来自财产性收入。只占总收入40%的家庭经营性收入(4000多元),还需要扣除林业、牧业、渔业、家庭手工业、家庭服务业等收入,如此计算后,农民真正从土地上获得的经营性收入为3000多元。从去年公布的数据来看,农民工人均月收入为3072元,而一个家庭耕种5-6亩地,每年从土地上获得的收益为3000多元,平均每亩地收入为600-700元,辛苦耕作一年的收益只相当于外出务工一个月的收入。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面临一个严酷的现实——将来谁来种地?如果农业效益不高,将没有人愿意继续从事农业生产。近年来一些地方通过改革获得了成效,比如上海市松江区的重要衡量标准就是,家庭农场人均纯收入不低于当地城镇市民(上海城镇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5万左右)。如果能让农民收入不低于城镇市民,那么就能吸引到愿意从事农业的生产者。这就需要我们进行一系列的科技和制度创新。
  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强,表现在很多重要的农产品上,比如粮、棉、油、糖、肉、奶,甚至包括牧草、羊毛、天然橡胶、木材等等,无一不进口。这其中不全是我们自己生产不出来,而是我们生产的同类农产品价格远远高于国际市场,这是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比如,谷物和大豆的平均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30%-50%,如果没有关税配额制度保护,我们早就竞争不过进口谷物。因此,当前中国农产品面临的严峻现实是,我们种植的粮食由于价格过高而无人购买,甚至出现了“国产粮食进仓库,进口粮食上市场”的局面。
  正是由于出现了上述情况,中央认为,当前农业的发展要从增强农业的内生动力着手,从科技进步、体制创新方面找到新出路,才能使得中国农业在未来的发展中焕发活力,使农民获得更高的收入,并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加快制定符合中国农业特点的政策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认为有以下几件事是必须要做的。
  第一,必须恢复市场机制在农产品定价中的基础性作用,通过价格引领农业生产逐步形成合理结构。
  目前我国农产品出现的最大问题是,玉米产量严重过剩,大豆严重不足。造成这种结构失衡的原因很复杂,定价机制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这次玉米定价机制改革之前,2014年底国家在东北四省区收购玉米的价格是1.12元/斤,即政府从农民手中收购的玉米价格已经达到2240元/吨。但是近期玉米的进口到岸价格加上1%关税之后的完税价格才约为元/吨。国产玉米比进口玉米每吨贵500-600元,国产玉米自然卖不出去。于是,玉米库存不断增长,目前我们的库存玉米约有5000亿斤,已经超过了2015年的玉米产量(接近4500亿斤)。这和政府的定价机制有很大的关系。
  众所周知,中国是大豆的故乡,大豆产量、出口量历来位居世界第一,但是这个局面从世纪之交时开始改变。中国大豆产量的世界排名越来越低,现在我们已经变成世界第四,位居巴西、美国、阿根廷之后。2015年我国的大豆产量约234亿斤,但是进口量已经达到1634亿斤,比整个黑龙江省的粮食产量还多。目前我国国内对大豆的需求有80%以上依赖于国际市场,这其中也有价格因素。我国实行目标价格改革之后,东北四省区的大豆目标价格为2.4元/斤,合4800元/吨,但是进口大豆的价格目前约3500元/吨,比国产大豆便宜1300元/吨。所以国产大豆依旧没有市场,而且农民也不认可这个价格。目前全国大豆亩产量不足250斤,按2.4元/斤的价格计算,一亩地的产值才600元。如果种植玉米的话,按亩产1200斤、1.12元/斤的价格算,玉米的亩产值接近元,是种大豆的两倍,所以农民不愿意种植大豆,大豆的供需缺口将会越来越大。
  因此,让市场价格发挥作用,不仅需要考虑国内的农产品价格体系,还需要考虑我们是开放的国家,国内农产品价格也要和国际市场比,形成竞争力。2015年9月,国务院出台了对东北四省区的玉米收储制度改革方案,形成市场定价、价补分离的改革政策。虽然农民还不能预测玉米的价格,但是大家都预感,即使价格从1.12元下降到1元,市场还是无法维持,因为进口到岸的价格大约是0.75元/斤,如果我们的玉米价格高于国际市场,必然是有价无市,只有向国际市场看齐,玉米才可能卖得出去。基于这样的考虑,2016年春播时,东北四省区的玉米播种面积调减了3000多万亩(2015年的播种面积大约是2.1亿亩),大约调减了13%-14%。由此可见,市场信号一旦放出,便会立即发挥作用——不适宜种植玉米的地区很快退出了玉米种植。因此,让市场价格机制发挥作用非常重要。
  第二,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高生产过程中的科技含量。1956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了10年后我国的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目标,黄河以北达到400斤/亩,黄河以南到长江以北地区达到500斤/亩,长江以南地区达到800斤/亩;大豆的目标是达到260斤/亩。现在我们的稻谷、小麦、玉米亩产量可以轻易达到1000斤,玉米产量高的地区可以达到1500斤/亩。但是从《纲要》发布至今,已经整整60年了,大豆亩产仍不足250斤,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对大豆的科研投入严重不足。据了解,全球的大豆亩产量是370斤,我们现在是247斤。所以,如果大豆达不到亩产400斤,就会被其他农作物代替。不难看出某一产品的科技含量不高,就会被市场淘汰。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的方方面面——从科学研究到种植管理,再到收获、仓储、流通、加工——都应该增加科技的含量,只有科技进步,才能获得更高的效益。
  第三,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和社会化服务的主体,加快农业经营体系创新。这几年来,中央一直强调农村土地的三权分置,即清晰的所有权、稳定的承包权和活跃的经营权。我们不少人原来都认为,只要把经营权流转搞活,效益就会提升。但是现在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粮价下跌将直接打击种植大户。原因就出在地租上。因为地租价格非常坚挺,一旦农产品价格下跌,租地的农业经营者就会赔本。我去全国第二大粮食生产县吉林农安县调查时发现,农安县一年的粮食产量65亿斤,农民租用价格中等的土地来种植玉米,一公顷的地租是1万元,每公顷玉米每年能收成2万斤,按1元/斤的价格计算,毛收入可达2万。除去地租1万,购买种子、化肥、农药、机具等生产成本大约为7000元,因此农民一亩地的净收入为3000元,每亩地可净收入200元。如果玉米的市场价格跌到0.8元/斤,去掉1万元地租,剩余的收入不足以抵消7000元成本,种地就会亏损,无法继续种植玉米。可见,如果控制农民的地租收入,与我们强调的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说法相悖;如果让地租继续保持高位,则会让经营者无法持续。
  为了在土地承包者和经营者之间消化地租,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机制,农民们进行了创新,比如土地入股的农民股份合作社、代耕代种、土地托管等等。但最重要的是,扩大经营规模,形成规模经济——一种方式是经营主体不断地租地使自己经营的土地规模越来越大;另一种是扩大农业的服务规模,比如扩大农业机械服务的农户数量。后一种规模经营方式日益受到农民的重视和欢迎,因为其避开了地租问题,也与中国农村将在长期内保留相当数量农村人口的事实相适应。总之,培育新型农民,加快农业经营体系的创新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
  第四,营造适合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涉及的问题非常广。以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为例,只有让更多人真正离开农村,才能提高留在农村种地农民的收益。但是现在有2亿多农民进城务工,真正落户的却很少。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提高了1个多百分点,新增城镇人口主要有两批:一批是大学生落户;另一批是行政区划变动(县改区及乡改镇)带来的户籍变化,而实际进城落户的农民却寥寥无几。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需要重视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这条路要坚持走下去。但是地方政府对此并不积极,原因有很多。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即使未来城镇化率达到70%,农村人口仍占30%,即我们大约还有4亿多人口生活在农村。1949年的人口统计资料显示,当时的农村人口为4.84亿。2015年我国的农村人口是6.03亿,这个数字和1966年的人口统计数字相当。由此看来,中国减少农民数量的进程要不断推进,但是在时间上不能抱有过高的期望,不要不切实际地认为中国的农民数量会在短期内迅速减少。
  第五,切实贯彻中央要求,大力发展农村新产业,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在农村中创造更多的非农产业就业岗位,让农民更多地从农村的非农产业中增收,减轻农民仅仅靠土地增加收入的压力。
  第六,加快形成既符合国际规则又适应中国特点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这点非常重要,去年有专家学者提出,既然中国的粮食生产成本高,国家还要提供数额不低的补贴,农民获得的利润也很低,粮食售价还比国际市场高出很多。我们何必要种那么多粮食,可以扩大进口。这当然是一个思路,但一个现实问题是,这样就必须破除入世谈判中千辛万苦达成的关税配额保护协议。当时的谈判结果是,粮食进口关税配额量,小麦为963.6万吨、玉米为720万吨、大米为532万吨。如果进口量没有超过上述数字,按1%征收关税;如果超过了规定的配额,就要实行65%的高关税。据我了解,现在日本进口大米的关税是341日元/公斤,约合22元人民币,即对进口一斤大米征收11元关税。连日本都在保护本国农业,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早放弃?
  所以,我们应该把努力争取来的国际规则用好,并且要形成自己的特色。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农户数量多、经营规模小、经营分散。基于这些特点,我们要在财政、金融、科技等方方面面,加快制定符合中国农业现代化特点的支持保护政策。
  金融在农业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金融在未来的农业发展中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刚才提到的第一项工作是充分发挥市场在产品定价中的作用。我反复思考后认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金融。
  从2004年实施粮食最低价格收购和临时收储制度至今,农发行只向中储粮系统放贷,且统贷统还,以至于非国有系统、非中储粮系统的粮商拿不到贷款,他们就只有退出市场。要形成市场价格,得先有市场;要有市场,得先有市场主体;要有市场主体,得保证其能拿到贷款。如果在秋收之前不能解决金融机构如何向有资质、有意愿的粮食收储市场主体提供贷款的问题,那么今年所谓的“市场定价、价补分离”改革或许就会落空。
  中国农业当前面临的种种难题,需要社会各界齐心协力、群策群力,才能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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